第37章 克林頓訪華譜新曲！江澤民迎賓開紀元(8)
說到曆史，克林頓肯定知道這一悲劇的倒黴的始作俑者，兩百多年前奉英王之命前來中國覲見乾隆皇帝的英國特使：馬葛爾尼（又譯馬噶爾尼）。他懷著地球上兩個大國彼此通商共同繁榮的夢想，率領著一支滿載禮品（當然，清廷隻把它們稱為貢品）的船隊，遠涉重洋來到中國。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阻止他完成使命的障礙，既不是通商上的利益之爭，也非禮品的不夠莊重，而是一個簡單而又關乎榮譽的問題：叩頭。他如果想獲得皇帝的召見，必須按照大清朝的規矩行三跪九叩之禮。
對於馬葛爾尼來說，下跪叩頭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即使對自己的國君英王喬治三世，他也從不叩頭。不要說九次，一次也不會叩，隻能行單膝下跪禮。在他的一生裏，他隻對上帝雙膝下跪。於是經過兩天的思考，他鄭重地向清廷申明，他絕不會對別國君王行高過自己國君的禮儀，即使冒被處死的危險。對此，乾隆的答複極為簡單：“朕意深為不愜。”
表麵看，這是一次雙方缺乏了解的禮儀危機。然而實際上，幾乎所有後來的曆史學家都得出結論，危機的背後包含著更為複雜的文化原因。在乾隆看來，大清帝國作為世界的中心，接見一個來自蠻夷之邦的使節，已經是恩澤如山的舉動。而英國人居然對天朝世代沿襲的禮節提出異議，正是“夷性貪得便宜，待之愈厚，則其心益驕”的表現。而對馬葛爾尼來說，他是在捍衛英國的榮譽，捍衛自己國家賴以存在的價值――個人尊嚴、國家平等和自由交易的原則。盡管乾隆幾乎相信了朝廷重臣和王申企圖緩解衝突的蒙騙之詞：番夷的身體構造與天朝子民不同，他們因為沒有膝蓋骨而無法下跪，但還是感到怒不可遏。一個古老國家自古以來的禮儀，竟然要被一個蠻夷之邦的使節違背。
不屑說，英國使團的來訪最終以失敗而告終。皇帝沒有像英國特使所期望的那樣，在北京的金鑾殿接見他，而是借著在熱河給自己祝壽的機會，讓馬葛爾尼龐大的使團又多跋涉了幾百裏地，然後混在各國祝壽使節的隊列裏順帶接見了一下。當然，皇上並沒覺得這是一種懲罰，沒有把這些傲慢的英吉利番夷不加接見就打發回去，已經算是皇恩浩蕩了。因此，老皇帝決定不給英國任何通商的權利，甚至對英國使團帶來的幾船代表了當時先進科技的禮品（貢品？）也充滿蔑視，其中包括一次可以連射八發子彈的馬槍和天文地理音樂鍾。“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英國人的“貢品”隻不過是些“奇技淫巧”而已。遺憾的是，後來的曆史極為殘酷地糾正了乾隆的這一判斷，正是這些“奇技淫巧”，有一天變成了火炮和鐵甲快船，在四十多年後用戰爭敲開了天朝的大門。
此後的70年裏，天朝從天上掉到了冷酷的人間，幾千年建立起來的倫常道統，幾百年鍛造出的大清秩序，被一點一點地蠶食和瓦解了。大清朝無數次徒勞地試圖把門再關上，西方列強又一次一次持槍破門而入。這期間的每一個皇帝以及專權近五十年的慈禧太後，都在迷惑不解地追問：我們自己過得好好的，這些洋人為什麽總跟我們過不去呢？
於是一大堆迫使清廷開放門戶的條約簽訂了。既然簽了條約，那就按照條約規定做生意吧。不，這是一些強加給大清國的條約，是不平等的條約，必須一有機會就加以抵製。然而對於洋人來說，條約正好消除了力量上的不平等，用一種互相可以接受的常態來替代武力的肆虐。它製止了雙方力量懸殊的戰爭帶來的破壞性，回複到和平的邏輯上處理國家之間的事物。但在中國人看來，這是多麽地不平等。不過且慢，中華帝國過去同別人講過平等嗎？“大皇帝君臨萬國，恩被四表，無論內地外夷，均係大皇帝百姓。”因此，中國與任何蠻夷屬國之間的不平等，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現在，竟然有人把“平等”強加給了天朝，讓命定的未開化的附庸同上天指定的帝王平起平坐，這是多麽令人難以忍受的事情啊！太不平等了！
這一巨大的變故，打破了中國人一成不變的生活規矩，攪亂了中國人淡泊寧靜的思想。它把理性強加給了中國人，迫使他們放棄固守了兩千年的儒家道統，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中國人的幻覺。那時，有誰能預言這種做法會給中國帶來什麽樣的後遺症呢？顯然，中國人在靈魂深處受到了難以治愈的傷害，這種情形就像有人想用拳頭告訴一個性情孤僻的孩子，世界上並不隻有他一個人。這一傷害，曆經百年而不愈，隻要經人稍加煽動，立刻轉變為取之不盡的民族仇恨和反抗外來者的精神資源。這一可怕的力量，在中國現代曆史的進程中，一次次輕而易舉地擊潰了任何想按照西方模式進行現代化改造的企圖。仿佛一道符咒，中國人隻有通過起義、暴動、仇外和內戰，才能平複這一深深的創傷。
西方人呢？在1949年以前一直繼續按照他們的理性與中國打交道，然後一直繼續與這個古老的大國發生衝突。他們也在不停地問：這樣一個幅員廣大、有著輝煌的文化曆史、尊貴驕傲的國家，為什麽就不能順應世界潮流，與其他民族攜起手來，共同創造這個世界的輝煌，同時也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呢？他們的頑固不化和不可理喻的根源到底來自哪裏？怎樣才能改變？
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後的半個多世紀裏仿佛走進了怪圈。由於“條約”是不平等的，因此一有機會就應該推翻。另一方呢，由於堅信國家間的契約如法律般不可動搖，一經違反便必須由武力來恢複。於是戰爭聯綿不斷，於是條約也簽訂得越來越多，西方對中國的瓜分也越來越深入。然後再被中國推翻，然後再次帶來戰爭。就這樣周而複始，一個古老驕傲的帝國，在自己家裏持續不斷地上演著被外族掠奪的悲劇。
許多年過去了，事情果真如這道符咒所預示的那樣。盡管中國經曆了天翻地覆的變故和創痛，但今天我們回頭來看，情況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如果仔細研究一下中國與西方交往的曆史，東西方之間的誤解和衝突，似乎仍舊沿著曾經發生過的悲劇模式繼續重演。除了少數幾個文人和知識分子，似乎沒有人渴望真正的變革。中國的一切前進，似乎都是極不情願地被外來力量推動的，或是暴力革命的副產品。隻要不是迫不得已，中國總是希望把門再關起來，然後沉浸在天下第一大國的幻覺之中，沾沾自喜地過與世隔絕的生活。
這是一種什麽樣的力量和民族價值塑造的思想觀念呢？中國無疑是人類曆史上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帝國，它的領土在乾隆統治時期達到頂峰，覆蓋了從裏海到琉球群島、從貝加爾湖到暹羅灣之間的廣大地區。這遼闊的領土被沙漠、大海、萬裏長城、精神偏見和認為帝國是“天下唯一的文明”的堅定信念保護著。這片領土之外的人民則是一些粗野的蠻夷（當他們因為“向往”天朝的文明而來頂禮膜拜時除外），他們的精神尚未開化，思想充滿邪惡，他們之中如果有人來到中國，一定都是包藏禍心之輩，應該處處提防他們。另一方麵，所有沒奉皇上旨意離國的中國人，都應該永遠不再回來，因為作為天朝的子民，脫離了皇上的蔭蔽便無異於叛國。
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呢？他們認為自己的文化是最優越的，因為它代表了進步和現代性，也就是說，這一文化建立在科學、思想文化的交流和自由貿易的基礎之上。他們相信，未來的世界一定是一個全球範圍的貿易和交流的社會，隻有最能適應這一社會的國家，才有可能成為未來的主人，否則就會被文明拋棄。英國的做法，顯然旨在否認中國文化的有效性，認為不能同時存在幾種文明。英國的做法像中國人一樣具有排他性。世上隻有一種文明，即西方文明，一切人類都要向這種文明進化。英國既是這一文明的代表，也是推動它在全球實現的動力。
於是，英國忙於馳騁在各個大洋之間，而中國則用牆把自己圍住。英國鼓勵個人自由和實現天賦權利，中國維持嚴格的等級製度並強調集體利益。英國不斷革新和發現，中國滿足於輝煌的曆史。英國推崇自由往來，中國希望與世隔絕。總之，西方在不斷創造一個開放的社會，中國則繼續維持一個封閉的社會。正是這一價值觀上的衝突，導致了中國同西方國家之間無窮無盡的爭端。
同整個西方世界如此，同美國的關係又如何呢？
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百多年時間裏，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恩恩怨怨，幾乎成了國際關係領域裏一道最為複雜的風景。無論中國還是美國，一談起對方，都無法簡單地用一種說法概括。雙方相互充滿矛盾的感情，就像一對彼此既有好感又爭吵不休的冤家。
從好的方麵講，美國沒有像其他西方列強一樣侵占過中國的領土，而且反對（至少在口頭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侵略。“華盛頓對幾乎所有外國對中國的侵略都提出了抗議。”美國也是第一個退回部分庚子賠款的國家，並且督促清廷用這筆錢建立了中國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美國的傳教士在漫長的幾百年時間裏，除了隱忍和平地對中國人宣講上帝的福音以外，還在中國開展了一係列行醫和興辦教育的事業，為中國發展現代教育和西方醫學做出了很多貢獻。這些傳教士還翻譯和介紹了大批西方科學技術書籍到中國，培養了許多中國科學家和政治家。這些人裏最突出的一位，就是傳教士丁韙良（威廉？亞曆山大？馬丁），他畢其一生，幫助中國建立現代教育，被清廷重用，官至二品，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任校長。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積極支持中國抗擊日本的侵略，給予中國大量無償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戰後，美國不顧英國的反對，堅決主張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最終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但是，盡管有這些事實的存在，美國仍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的宿敵。美國是繼英國之後第二個從海上侵入中國的國家。鴉片戰爭後不久的1844年，美國就和清廷簽訂了《望廈條約》，確定了中美兩國的不平等關係。之後的一百年間，美國取得了與其他西方列強差不多的一切單方麵特權，還帶頭取得了多種新的特權。美國在華的勢力和影響不斷擴大，從中國榨取的財富也越來越多，並且不斷強迫或誘使中國人服從美國的旨意。直到1949年，這些特權才被取消，但是，美國又率領其他西方國家一道抵製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與台灣結盟，發動朝鮮戰爭，實行經濟封鎖等等。一直到1972年，出於冷戰的考慮，才決定與中國恢複關係，聯手抗衡蘇聯。時至今日，美國還被一些人認為是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策源地，海外敵對勢力的大本營。
甚至像費正清這樣權威的美國學者，也得出結論說，中國人對中美關係的看法與美國人的看法大相徑庭。美國人覺得跟中國的關係富於冒險性，令人振奮，而且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麵都有收獲。但中國人認為美國與中國的接觸是強加的，是來自外部的侵略，這種侵略是一種對中國的幹擾、汙辱和破壞。盡管中國人表麵上對美國非常客氣，但內心裏並沒有如美國人那樣，對美中友好抱同樣的熱情。美國的中國史專家韓德也指出，曆史上中國的領導人從蔣介石到毛澤東，雖然政治立場完全不同，但都認為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沒有本質區別，都是為了掠奪才來中國。
那麽，美國人又是怎樣看待中國人的呢？按一位美國學者的話說，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既智慧勤奮值得尊敬，又愚昧落後難以理喻。認為中國人的氣質是一種相互極為矛盾的混合，既有近乎永恒的穩定，又有沒完沒了的混亂；既有聖人般的智慧，又有強烈迷信色彩的無知和無法預料的極端；既有哲理般的平靜，又有爆炸性的狂熱。而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感情，也是一種矛盾的混合物，同情和排斥、慈愛和惱怒、友善與敵對、以及愛和近於恨的恐懼。實際上，美國對中國的這一“愛恨交織”的情感，幾乎可以在美國對所有中國問題的態度上體現出來。
即使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兩國間的深刻矛盾依然存在。中國人總是希望美國能夠先表示尊敬，給足麵子，不要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橫加指責，然後再來談友好合作；美國則認為中國既然一直在做危害美國利益的事情，如何能對中國表示尊敬？中國試圖告訴美國，我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或者解決我自己家裏的糾紛，並不勞你來多管閑事；美國試圖告訴中國，你一直支持那些和我不好對付的人跟我作對，或者邀我去你們家作客時隨便打孩子，而你又明明知道我反對打孩子，我如何能跟你作朋友呢？中國說，我是一個活了幾千年的老人，有著輝煌的青年和壯年時代。雖然現在我老了，但還是知道怎麽料理自己的生活。你隻是個乳臭未幹的毛孩子，有什麽權利來教訓我？美國的反應自然是，盡管我尊敬你，但是因為你太老了，所以才變成了頑固不化的人，不能接受新鮮事物，也跟不上時代的發展，正好需要聽聽我這個世界上最強壯的年青人的意見。
總之，雙方各執一理，互不相讓。如果說兩國是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之爭，毋寧說是地位尊卑之爭。而且正因為這一年齡差距，兩個國家幾乎少有的在各個方麵極端不同。從人口角度講，美國人口構成極為多樣化，中國則相對單一；從文化角度講，美國宏揚個人主義，中國崇尚集體精神；美國強調個人自由，中國堅持個人應當服從集體；美國人熱愛流動，中國人強調紮根故土；美國人推崇實幹，中國人推崇話語；美國人欣賞年青和激情，中國人尊敬年長和智慧；從政治製度講，美國極端強調民主與自由，中國一直傾向集權與控製；美國強調條文法律，中國依靠道德自律；從經濟角度講，美國富有，中國貧窮；美國鼓勵消費和投資，中國鼓勵節儉和儲蓄。對於如此不同的兩個國家，雙方的領袖在文化定位上如何把握，的確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因此，當克林頓把訪華的第一站放在西安時，他實際上明確地透露出一個信息，美國對中國的理解自克林頓始，進入了把尊敬和探究文化差異作為改善和發展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考慮的時代。這一舉動極不尋常，等於在過去幹澀單調的國際政治行為裏融進了情感因素，使之成為交往的正式內容，而不僅僅是談判之餘的娛樂活動。盡管它的意義還沒有引起專家們的足夠重視，但這一舉動對未來以至下個世紀中美關係的影響會非常深遠。
首先，對於一個美國總統來說，如果不是經曆過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反叛和反越戰運動，這樣的文化寬容和對價值多元尊重無從談起。老一輩的美國領導人很少能對中國文化有如此真誠的興趣。他們至多把這些遺產當作古跡來看待，不會設法通過這些東西去把握當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以及這些表象與傳統的聯係。這些傳統類型的西方政治家，盡管可以學會熟練地使用筷子，熱愛吃中國餐，甚至欣賞明式家具和傳統水墨畫，然而一旦到了談判桌上，立刻就會忘掉他的對手的文化背景和傳統烙印。但是，我們從克林頓的講話裏看到，他可以很自然地把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態度與他看到和感受到的文化曆史聯係起來，真誠地看待這些差異，同時堅持自己的觀點和價值，認真地與對方尋求達成共識的途徑，從而有效地把握住了機會。沒有這種把握，很難想象克林頓能夠如此成功地和江澤民通過辯論主持了一台史無前例的新聞發布會。
其次，西安之行充滿象征意義。國事訪問首站從文化古城開始，開外國領導人來中國訪問行程安排的先河。盡管江澤民主席訪美時也是先去的美國曆史城市威廉斯堡，但以文化城市作為中美領袖互訪的首站，則是美方先提出的構想。克林頓在上海接受中央電視台采訪時告訴記者說，我想由一個代表中國的曆史、中國的文化、中國人民的傳統形象的地方開始。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個人原因，因為我認為，如果你了解一個人的曆史，則對你了解這個人的現在和將來很有幫助。另外，我這樣做還因為我知道美國人民希望如此。對我來說這次訪問的一個重大目的是讓美國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國，讓中國人民更多地了解美國。這就是我為什麽首先到達西安的原因。
這種安排標誌著，國家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政治關係了，如果沒有文化上的理解和尊重，單憑權衡計算政治利益的得失，是無法充分實現互信的。沒有互信，自然談不到“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當然，馬葛爾尼205年前所遭遇的苦境不會再次重演（永無？），但兩手空空而歸的國事訪問，在今天的世界裏仍時常發生。
第三，西安按國賓待遇為克林頓舉行中國古代傳統的入城儀式，等於接受了美國兩百年文化代表的平等地位，表明中國真正放棄了乾隆皇帝二百年前與西方開始交往時確定的居高臨下屈尊俯就的位置，平等看待一切民族的文化傳承和精神思想的來源。
因此，當克林頓總統接過西安城門的鑰匙，邁著莊重欣慰的步伐走進十二朝的帝國之都時，他實際上挽著美國隻有二百年曆史的年青文化，第一次鄭重地與兩千年的文明站在了一起。那一刻，他麵對眼前這座古老城池，心中滿懷敬意，同時，他榮耀地站在那裏，代表著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因而也對自己國家年青而富於生命力的文化感到驕傲。他一定會想，如果能把這份對他人的尊敬和對自己的驕傲完美地運用到今後幾天的活動中，他一定能和這個偉大的國家一起，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第五節 北京：走開放大國之路（1）
幾乎很少有記者預料到，江澤民與克林頓的公開記者會竟然成為了一次亦莊亦諧的討論會。談到達賴喇嘛和西藏問題時，江澤民同克林頓都表示出特別的輕鬆和風趣。一位記者請他談一談故宮觀感，克林頓說：“精彩絕倫！”有七位北大學生對克林頓總統提問，內容涉及經濟、中美關係、台灣問題等方麵，有些問題極為尖銳，甚至具有挑釁的意味。克林頓表示，他對北京決定允許他在電視上和中國人民談人權問題，感到很驚訝。
克林頓訪問北京紀行
一、到訪之前
北京通往八達嶺長城的高速公路僅剩下一小段路麵還沒有鋪通，人們正在加班加點工作。一位工人說，即將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有可能通過他親手修建的公路登上長城。
沒有人正式通知這位工人，克林頓總統要經由這條路去攀登長城，從一張別人扔掉的報紙上，這位築路工人得知克林頓即將訪問北京，於是他自己便做了這個大膽的猜測。
對於馬葛爾尼來說，下跪叩頭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即使對自己的國君英王喬治三世，他也從不叩頭。不要說九次，一次也不會叩，隻能行單膝下跪禮。在他的一生裏，他隻對上帝雙膝下跪。於是經過兩天的思考，他鄭重地向清廷申明，他絕不會對別國君王行高過自己國君的禮儀，即使冒被處死的危險。對此，乾隆的答複極為簡單：“朕意深為不愜。”
表麵看，這是一次雙方缺乏了解的禮儀危機。然而實際上，幾乎所有後來的曆史學家都得出結論，危機的背後包含著更為複雜的文化原因。在乾隆看來，大清帝國作為世界的中心，接見一個來自蠻夷之邦的使節，已經是恩澤如山的舉動。而英國人居然對天朝世代沿襲的禮節提出異議，正是“夷性貪得便宜，待之愈厚，則其心益驕”的表現。而對馬葛爾尼來說，他是在捍衛英國的榮譽，捍衛自己國家賴以存在的價值――個人尊嚴、國家平等和自由交易的原則。盡管乾隆幾乎相信了朝廷重臣和王申企圖緩解衝突的蒙騙之詞：番夷的身體構造與天朝子民不同，他們因為沒有膝蓋骨而無法下跪，但還是感到怒不可遏。一個古老國家自古以來的禮儀，竟然要被一個蠻夷之邦的使節違背。
不屑說，英國使團的來訪最終以失敗而告終。皇帝沒有像英國特使所期望的那樣，在北京的金鑾殿接見他，而是借著在熱河給自己祝壽的機會，讓馬葛爾尼龐大的使團又多跋涉了幾百裏地，然後混在各國祝壽使節的隊列裏順帶接見了一下。當然，皇上並沒覺得這是一種懲罰，沒有把這些傲慢的英吉利番夷不加接見就打發回去，已經算是皇恩浩蕩了。因此，老皇帝決定不給英國任何通商的權利，甚至對英國使團帶來的幾船代表了當時先進科技的禮品（貢品？）也充滿蔑視，其中包括一次可以連射八發子彈的馬槍和天文地理音樂鍾。“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英國人的“貢品”隻不過是些“奇技淫巧”而已。遺憾的是，後來的曆史極為殘酷地糾正了乾隆的這一判斷，正是這些“奇技淫巧”，有一天變成了火炮和鐵甲快船，在四十多年後用戰爭敲開了天朝的大門。
此後的70年裏，天朝從天上掉到了冷酷的人間，幾千年建立起來的倫常道統，幾百年鍛造出的大清秩序，被一點一點地蠶食和瓦解了。大清朝無數次徒勞地試圖把門再關上，西方列強又一次一次持槍破門而入。這期間的每一個皇帝以及專權近五十年的慈禧太後，都在迷惑不解地追問：我們自己過得好好的，這些洋人為什麽總跟我們過不去呢？
於是一大堆迫使清廷開放門戶的條約簽訂了。既然簽了條約，那就按照條約規定做生意吧。不，這是一些強加給大清國的條約，是不平等的條約，必須一有機會就加以抵製。然而對於洋人來說，條約正好消除了力量上的不平等，用一種互相可以接受的常態來替代武力的肆虐。它製止了雙方力量懸殊的戰爭帶來的破壞性，回複到和平的邏輯上處理國家之間的事物。但在中國人看來，這是多麽地不平等。不過且慢，中華帝國過去同別人講過平等嗎？“大皇帝君臨萬國，恩被四表，無論內地外夷，均係大皇帝百姓。”因此，中國與任何蠻夷屬國之間的不平等，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現在，竟然有人把“平等”強加給了天朝，讓命定的未開化的附庸同上天指定的帝王平起平坐，這是多麽令人難以忍受的事情啊！太不平等了！
這一巨大的變故，打破了中國人一成不變的生活規矩，攪亂了中國人淡泊寧靜的思想。它把理性強加給了中國人，迫使他們放棄固守了兩千年的儒家道統，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中國人的幻覺。那時，有誰能預言這種做法會給中國帶來什麽樣的後遺症呢？顯然，中國人在靈魂深處受到了難以治愈的傷害，這種情形就像有人想用拳頭告訴一個性情孤僻的孩子，世界上並不隻有他一個人。這一傷害，曆經百年而不愈，隻要經人稍加煽動，立刻轉變為取之不盡的民族仇恨和反抗外來者的精神資源。這一可怕的力量，在中國現代曆史的進程中，一次次輕而易舉地擊潰了任何想按照西方模式進行現代化改造的企圖。仿佛一道符咒，中國人隻有通過起義、暴動、仇外和內戰，才能平複這一深深的創傷。
西方人呢？在1949年以前一直繼續按照他們的理性與中國打交道，然後一直繼續與這個古老的大國發生衝突。他們也在不停地問：這樣一個幅員廣大、有著輝煌的文化曆史、尊貴驕傲的國家，為什麽就不能順應世界潮流，與其他民族攜起手來，共同創造這個世界的輝煌，同時也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呢？他們的頑固不化和不可理喻的根源到底來自哪裏？怎樣才能改變？
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後的半個多世紀裏仿佛走進了怪圈。由於“條約”是不平等的，因此一有機會就應該推翻。另一方呢，由於堅信國家間的契約如法律般不可動搖，一經違反便必須由武力來恢複。於是戰爭聯綿不斷，於是條約也簽訂得越來越多，西方對中國的瓜分也越來越深入。然後再被中國推翻，然後再次帶來戰爭。就這樣周而複始，一個古老驕傲的帝國，在自己家裏持續不斷地上演著被外族掠奪的悲劇。
許多年過去了，事情果真如這道符咒所預示的那樣。盡管中國經曆了天翻地覆的變故和創痛，但今天我們回頭來看，情況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如果仔細研究一下中國與西方交往的曆史，東西方之間的誤解和衝突，似乎仍舊沿著曾經發生過的悲劇模式繼續重演。除了少數幾個文人和知識分子，似乎沒有人渴望真正的變革。中國的一切前進，似乎都是極不情願地被外來力量推動的，或是暴力革命的副產品。隻要不是迫不得已，中國總是希望把門再關起來，然後沉浸在天下第一大國的幻覺之中，沾沾自喜地過與世隔絕的生活。
這是一種什麽樣的力量和民族價值塑造的思想觀念呢？中國無疑是人類曆史上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帝國，它的領土在乾隆統治時期達到頂峰，覆蓋了從裏海到琉球群島、從貝加爾湖到暹羅灣之間的廣大地區。這遼闊的領土被沙漠、大海、萬裏長城、精神偏見和認為帝國是“天下唯一的文明”的堅定信念保護著。這片領土之外的人民則是一些粗野的蠻夷（當他們因為“向往”天朝的文明而來頂禮膜拜時除外），他們的精神尚未開化，思想充滿邪惡，他們之中如果有人來到中國，一定都是包藏禍心之輩，應該處處提防他們。另一方麵，所有沒奉皇上旨意離國的中國人，都應該永遠不再回來，因為作為天朝的子民，脫離了皇上的蔭蔽便無異於叛國。
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呢？他們認為自己的文化是最優越的，因為它代表了進步和現代性，也就是說，這一文化建立在科學、思想文化的交流和自由貿易的基礎之上。他們相信，未來的世界一定是一個全球範圍的貿易和交流的社會，隻有最能適應這一社會的國家，才有可能成為未來的主人，否則就會被文明拋棄。英國的做法，顯然旨在否認中國文化的有效性，認為不能同時存在幾種文明。英國的做法像中國人一樣具有排他性。世上隻有一種文明，即西方文明，一切人類都要向這種文明進化。英國既是這一文明的代表，也是推動它在全球實現的動力。
於是，英國忙於馳騁在各個大洋之間，而中國則用牆把自己圍住。英國鼓勵個人自由和實現天賦權利，中國維持嚴格的等級製度並強調集體利益。英國不斷革新和發現，中國滿足於輝煌的曆史。英國推崇自由往來，中國希望與世隔絕。總之，西方在不斷創造一個開放的社會，中國則繼續維持一個封閉的社會。正是這一價值觀上的衝突，導致了中國同西方國家之間無窮無盡的爭端。
同整個西方世界如此，同美國的關係又如何呢？
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百多年時間裏，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恩恩怨怨，幾乎成了國際關係領域裏一道最為複雜的風景。無論中國還是美國，一談起對方，都無法簡單地用一種說法概括。雙方相互充滿矛盾的感情，就像一對彼此既有好感又爭吵不休的冤家。
從好的方麵講，美國沒有像其他西方列強一樣侵占過中國的領土，而且反對（至少在口頭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侵略。“華盛頓對幾乎所有外國對中國的侵略都提出了抗議。”美國也是第一個退回部分庚子賠款的國家，並且督促清廷用這筆錢建立了中國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美國的傳教士在漫長的幾百年時間裏，除了隱忍和平地對中國人宣講上帝的福音以外，還在中國開展了一係列行醫和興辦教育的事業，為中國發展現代教育和西方醫學做出了很多貢獻。這些傳教士還翻譯和介紹了大批西方科學技術書籍到中國，培養了許多中國科學家和政治家。這些人裏最突出的一位，就是傳教士丁韙良（威廉？亞曆山大？馬丁），他畢其一生，幫助中國建立現代教育，被清廷重用，官至二品，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任校長。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積極支持中國抗擊日本的侵略，給予中國大量無償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戰後，美國不顧英國的反對，堅決主張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最終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但是，盡管有這些事實的存在，美國仍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的宿敵。美國是繼英國之後第二個從海上侵入中國的國家。鴉片戰爭後不久的1844年，美國就和清廷簽訂了《望廈條約》，確定了中美兩國的不平等關係。之後的一百年間，美國取得了與其他西方列強差不多的一切單方麵特權，還帶頭取得了多種新的特權。美國在華的勢力和影響不斷擴大，從中國榨取的財富也越來越多，並且不斷強迫或誘使中國人服從美國的旨意。直到1949年，這些特權才被取消，但是，美國又率領其他西方國家一道抵製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與台灣結盟，發動朝鮮戰爭，實行經濟封鎖等等。一直到1972年，出於冷戰的考慮，才決定與中國恢複關係，聯手抗衡蘇聯。時至今日，美國還被一些人認為是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策源地，海外敵對勢力的大本營。
甚至像費正清這樣權威的美國學者，也得出結論說，中國人對中美關係的看法與美國人的看法大相徑庭。美國人覺得跟中國的關係富於冒險性，令人振奮，而且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麵都有收獲。但中國人認為美國與中國的接觸是強加的，是來自外部的侵略，這種侵略是一種對中國的幹擾、汙辱和破壞。盡管中國人表麵上對美國非常客氣，但內心裏並沒有如美國人那樣，對美中友好抱同樣的熱情。美國的中國史專家韓德也指出，曆史上中國的領導人從蔣介石到毛澤東，雖然政治立場完全不同，但都認為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沒有本質區別，都是為了掠奪才來中國。
那麽，美國人又是怎樣看待中國人的呢？按一位美國學者的話說，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既智慧勤奮值得尊敬，又愚昧落後難以理喻。認為中國人的氣質是一種相互極為矛盾的混合，既有近乎永恒的穩定，又有沒完沒了的混亂；既有聖人般的智慧，又有強烈迷信色彩的無知和無法預料的極端；既有哲理般的平靜，又有爆炸性的狂熱。而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感情，也是一種矛盾的混合物，同情和排斥、慈愛和惱怒、友善與敵對、以及愛和近於恨的恐懼。實際上，美國對中國的這一“愛恨交織”的情感，幾乎可以在美國對所有中國問題的態度上體現出來。
即使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兩國間的深刻矛盾依然存在。中國人總是希望美國能夠先表示尊敬，給足麵子，不要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橫加指責，然後再來談友好合作；美國則認為中國既然一直在做危害美國利益的事情，如何能對中國表示尊敬？中國試圖告訴美國，我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或者解決我自己家裏的糾紛，並不勞你來多管閑事；美國試圖告訴中國，你一直支持那些和我不好對付的人跟我作對，或者邀我去你們家作客時隨便打孩子，而你又明明知道我反對打孩子，我如何能跟你作朋友呢？中國說，我是一個活了幾千年的老人，有著輝煌的青年和壯年時代。雖然現在我老了，但還是知道怎麽料理自己的生活。你隻是個乳臭未幹的毛孩子，有什麽權利來教訓我？美國的反應自然是，盡管我尊敬你，但是因為你太老了，所以才變成了頑固不化的人，不能接受新鮮事物，也跟不上時代的發展，正好需要聽聽我這個世界上最強壯的年青人的意見。
總之，雙方各執一理，互不相讓。如果說兩國是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之爭，毋寧說是地位尊卑之爭。而且正因為這一年齡差距，兩個國家幾乎少有的在各個方麵極端不同。從人口角度講，美國人口構成極為多樣化，中國則相對單一；從文化角度講，美國宏揚個人主義，中國崇尚集體精神；美國強調個人自由，中國堅持個人應當服從集體；美國人熱愛流動，中國人強調紮根故土；美國人推崇實幹，中國人推崇話語；美國人欣賞年青和激情，中國人尊敬年長和智慧；從政治製度講，美國極端強調民主與自由，中國一直傾向集權與控製；美國強調條文法律，中國依靠道德自律；從經濟角度講，美國富有，中國貧窮；美國鼓勵消費和投資，中國鼓勵節儉和儲蓄。對於如此不同的兩個國家，雙方的領袖在文化定位上如何把握，的確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因此，當克林頓把訪華的第一站放在西安時，他實際上明確地透露出一個信息，美國對中國的理解自克林頓始，進入了把尊敬和探究文化差異作為改善和發展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考慮的時代。這一舉動極不尋常，等於在過去幹澀單調的國際政治行為裏融進了情感因素，使之成為交往的正式內容，而不僅僅是談判之餘的娛樂活動。盡管它的意義還沒有引起專家們的足夠重視，但這一舉動對未來以至下個世紀中美關係的影響會非常深遠。
首先，對於一個美國總統來說，如果不是經曆過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反叛和反越戰運動，這樣的文化寬容和對價值多元尊重無從談起。老一輩的美國領導人很少能對中國文化有如此真誠的興趣。他們至多把這些遺產當作古跡來看待，不會設法通過這些東西去把握當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以及這些表象與傳統的聯係。這些傳統類型的西方政治家，盡管可以學會熟練地使用筷子，熱愛吃中國餐，甚至欣賞明式家具和傳統水墨畫，然而一旦到了談判桌上，立刻就會忘掉他的對手的文化背景和傳統烙印。但是，我們從克林頓的講話裏看到，他可以很自然地把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態度與他看到和感受到的文化曆史聯係起來，真誠地看待這些差異，同時堅持自己的觀點和價值，認真地與對方尋求達成共識的途徑，從而有效地把握住了機會。沒有這種把握，很難想象克林頓能夠如此成功地和江澤民通過辯論主持了一台史無前例的新聞發布會。
其次，西安之行充滿象征意義。國事訪問首站從文化古城開始，開外國領導人來中國訪問行程安排的先河。盡管江澤民主席訪美時也是先去的美國曆史城市威廉斯堡，但以文化城市作為中美領袖互訪的首站，則是美方先提出的構想。克林頓在上海接受中央電視台采訪時告訴記者說，我想由一個代表中國的曆史、中國的文化、中國人民的傳統形象的地方開始。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個人原因，因為我認為，如果你了解一個人的曆史，則對你了解這個人的現在和將來很有幫助。另外，我這樣做還因為我知道美國人民希望如此。對我來說這次訪問的一個重大目的是讓美國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國，讓中國人民更多地了解美國。這就是我為什麽首先到達西安的原因。
這種安排標誌著，國家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政治關係了，如果沒有文化上的理解和尊重，單憑權衡計算政治利益的得失，是無法充分實現互信的。沒有互信，自然談不到“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當然，馬葛爾尼205年前所遭遇的苦境不會再次重演（永無？），但兩手空空而歸的國事訪問，在今天的世界裏仍時常發生。
第三，西安按國賓待遇為克林頓舉行中國古代傳統的入城儀式，等於接受了美國兩百年文化代表的平等地位，表明中國真正放棄了乾隆皇帝二百年前與西方開始交往時確定的居高臨下屈尊俯就的位置，平等看待一切民族的文化傳承和精神思想的來源。
因此，當克林頓總統接過西安城門的鑰匙，邁著莊重欣慰的步伐走進十二朝的帝國之都時，他實際上挽著美國隻有二百年曆史的年青文化，第一次鄭重地與兩千年的文明站在了一起。那一刻，他麵對眼前這座古老城池，心中滿懷敬意，同時，他榮耀地站在那裏，代表著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因而也對自己國家年青而富於生命力的文化感到驕傲。他一定會想，如果能把這份對他人的尊敬和對自己的驕傲完美地運用到今後幾天的活動中，他一定能和這個偉大的國家一起，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第五節 北京：走開放大國之路（1）
幾乎很少有記者預料到，江澤民與克林頓的公開記者會竟然成為了一次亦莊亦諧的討論會。談到達賴喇嘛和西藏問題時，江澤民同克林頓都表示出特別的輕鬆和風趣。一位記者請他談一談故宮觀感，克林頓說：“精彩絕倫！”有七位北大學生對克林頓總統提問，內容涉及經濟、中美關係、台灣問題等方麵，有些問題極為尖銳，甚至具有挑釁的意味。克林頓表示，他對北京決定允許他在電視上和中國人民談人權問題，感到很驚訝。
克林頓訪問北京紀行
一、到訪之前
北京通往八達嶺長城的高速公路僅剩下一小段路麵還沒有鋪通，人們正在加班加點工作。一位工人說，即將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有可能通過他親手修建的公路登上長城。
沒有人正式通知這位工人，克林頓總統要經由這條路去攀登長城，從一張別人扔掉的報紙上，這位築路工人得知克林頓即將訪問北京，於是他自己便做了這個大膽的猜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