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克林頓訪華譜新曲！江澤民迎賓開紀元(4)
中美經貿關係的互補互利性為發展兩國合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礎。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最大的發達國家的互補優勢是任何其他雙邊經貿關係難以比擬的。兩國宏大的經濟規模，使中美兩國可以充分發揮各自的經濟優勢，在十分廣泛的領域進行合作。兩國在資源結構、產業結構、消費結構等方麵的差異決定了兩國的經濟和貿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越來越多的美國工商界人士認識到，目前中國已不僅僅是一個潛在的市場，而是一個巨大的現實市場，發展中美經貿合作的前景廣闊。
中美經濟的互補性決定了兩國經貿往來的互利性。進入美國的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給美國廣大消費者帶來了實惠，並為美國提供了30多萬個直接的高薪就業機會和上百萬個間接就業機會。而美國的對華投資既為美國企業拓寬了市場，也給中國帶來了經濟建設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企業管理經驗。兩國的經濟交流互有需求，互惠互利。
然而，中美經貿合作在某些非貿易因素的幹擾下，還受到一些不應有的限製。這種情況與兩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總方向是不相稱的。雙方有分歧是正常的，但如果站在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高度審視中美經貿關係，有些障礙和分歧是可以克服的。
以戰略眼光看待和處理中美經貿關係，要有大局觀，把積極維護兩國共同利益，維護兩國友好關係作為基本出發點。中美兩國關係能有今日的局麵來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那種動輒以貿易報複或貿易製裁相威脅的做法是短視的、有害的、不可取的。美國國會對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年度審議是冷戰思維的產物，有悖於時代潮流，在中美兩國提出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今天，就更沒有任何道理了。審時度勢、永久性解決這個問題，從而使兩國經貿再上新台階，才是明智的抉擇。
以戰略眼光看待和處理中美經貿關係，要有曆史感，理智地看待雙方不同的國情，以相互尊重、相互諒解、平等協商、求同存異的原則處理雙邊經貿關係中的問題和糾紛。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正處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曆史進程中。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平穩有序地開放市場，並要求在義務與權利平衡的基礎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和與世界經濟的順利接軌，有利於世界多邊貿易體製的完善和鞏固，也有利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符合中美雙方的共同利益。美國作為世貿組織重要的締約方，理應采取實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態度，推動雙邊談判取得進展，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發揮積極作用。至於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這是兩國經濟結構、發展階段、產品結構、貿易方式、統計方法和國際分工等因素的綜合反映，要正視造成這種狀況的複雜原因及其曆史必然性。更何況，中方已為擴大從美國進口采取了不少積極措施。在這種情況下，隻要美方撤消對華製裁，大幅度放寬高新技術對華出口限製，對華貿易逆差自然會大幅度下降。這個問題隻能靠中美雙方共同努力逐步加以解決。
以戰略眼光看待和處理中美經貿關係，要有市場觀，要采取相應的實際步驟，消除不利於發展兩國經貿關係的各種人為障礙。現在的情況是，中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規模很大，市場巨大舉世公認。美國企業界參與中國經濟建設投資的積極性很高，但在許多非經濟因素的幹擾下，往往與重大商業機會失之交臂。
當前，中美擴大經貿合作麵臨新的機遇。兩國政府和工商界對加強雙邊經貿關係的重要性都有進一步的認識；中美在經濟上已成相互滲透、相互依存之勢；過去雙方卓有成效的經貿合作提供了許多經驗；特別是中美兩國政治關係自去年以來有了明顯改善，為發展兩國的經貿關係開辟了良好的前景。人們有理由期待，通過江澤民主席與克林頓總統的北京會晤，將為兩國的經貿合作開拓更廣闊的天地。
發展中美在亞太地區安全領域的合作
中國是個亞洲國家，美國也一直堅持自己是個“太平洋國家”。應當說，在亞太地區安全和穩定的問題上，中美兩國有著廣泛的、重大的共同利益。
首先，兩國都希望看到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盡管兩國對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內容的理解、出發點和目標不盡相同，但一致的是中美兩國都不希望在亞太地區看到戰爭，不希望地區出現動蕩和危機。
其次，兩國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實現區域無核化這一重要的國際和地區安全領域有著共同利益。在緩和朝鮮半島和柬埔寨緊張局勢等具體的地區安全問題上雙方有許多共同點。
另外，亞太地區開展地區對話與合作有利於各國之間增信釋疑，改善關係。這既有利於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又符合中美兩國的長遠利益。
近年來，中美兩國為了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促進地區的發展，在安全領域開展了許多必要的和有益的合作，並取得了富有成效的進展。比如，中美兩國積極參與了朝鮮半島的無核化進程，同朝鮮、韓國一起啟動了“四方會談”；中美兩國同東盟各國一道參加了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巴黎和會”，推動和平協定的實施，為促進柬問題的和平解決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對於最近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顧國際社會反對，在數日內多次進行核試驗的行為，中美兩國政府均表示了堅定的立場，並積極發起關於南亞核問題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外長會議，協調國際社會對印巴核試驗的立場。
事實說明，作為亞太地區的兩個大國，中美在地區安全問題上開展對話合作，有利於兩國關係的改善和發展，有利於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和平與穩定。
當然，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安全與穩定方麵的對話與合作，也應正視矛盾，努力縮小分歧，以利繼續擴大兩國利益的匯合點和深化兩國的合作領域，尤其是應當在亞太地區安全的性質、目標和一些基本原則上達成更多的共識：
第一，在冷戰後，亞太地區安全應當是區域內所有國家的共同安全，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安全。在安全問題上，各國都有同等的需求和同等權利，必須對各國正當的主權和安全利益給予基本的尊重。把一兩個國家的安全利益建築在損害他國安全利益基礎上的觀念和做法是不可取的，是違背時代潮流的“冷戰思維”。
第二，亞太各國應當通過對話與合作來實現本國和整個地區的安全，而不靠一兩個國家的軍事實力或軍事同盟關係“保證”地區安全。從根本上說，亞太地區的安全靠的是地區內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靠的是各國間政治、經濟、軍事關係的改善和加強，靠的是各國為了整個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多邊對話與合作，而不是靠一兩個國家或雙邊軍事同盟的“保護”。那種把自己或兩國的軍事同盟作為整個地區安全“保護神”的意識和做法是錯誤的和有害的。“軍事同盟”之類在亞太地區存在已經有四五十年的曆史，它們的存在過去沒有使亞太地區幸免於戰亂，今後也不可能保證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第三，處理安全問題必須尊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兩國關係中雙方所確定的基本原則。一國領土完整和安全是國家主權的基本內容，是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係準則所賦予主權國家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亞太地區安全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和增進地區內各國的安全，並在此基礎上實現整個地區的安全。各種安全安排，不管是地區合作還是雙邊同盟，都無權損害主權國家的安全，都無權幹涉別的主權國家的內政，更無權將其安全合作的範圍“擴大”到別國的一部分。
第四，安全是相互的，地區安全領域的合作也必須是互利的。那種隻尋求單方麵的安全戰略目標，而不顧他方正當安全利益的合作是不能持久的，中美兩國的安全合作也不例外。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牽動著全體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是中美關係中最為敏感的問題，也是美國在同中國安全合作中不能回避的原則問題。
我們的世界已經並將繼續發生重大變化，亞太地區已經並將繼續改變麵貌。新的世紀即將來臨，中美兩國政府和人民有責任同亞洲各國人民一起努力，擴大合作，減少分歧，將一個和平、繁榮、安全、穩定的亞洲帶入21世紀。
繁榮的中國――全世界的期待
克林頓政府對華政策的主要課題之一，是實行穩定兩國經濟關係的新戰略。而這一戰略的核心，是削減在全麵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方麵尚存的貿易壁壘，並在將中國納入國際經濟主流框架問題上施加影響。
經濟問題在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中究竟是什麽位置，是理解兩國關係發展走向的一條重要線索。圍繞克林頓政府在對華問題上出現的一係列疑團，觸及到問題的本質，美國到底是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還是把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克林頓總統在就任之初，曾經對中國的人權政策采取嚴厲的態度。但是從1994年開始，美國采取了“對華接觸政策”。這項政策的目的，是要在經濟與安全方麵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而在人權問題及其他問題上不采取對抗態度，通過對話解決問題。
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來，美國那些批評中國人權政策的議員，每年都提出停止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法案，但是，每次都沒有獲得所需票票數的支持。從最近幾年的投票情況來看，可以看出國會中那些支持限製給中國以優惠待遇的種種嚐試的勢力，正在逐步縮小。最明顯的原因是，取消最惠國待遇將會打擊美中兩國的經濟。據調查，如果取消最惠國待遇，美國對中國產品征收的平均關稅就會提高到44%，這不僅會對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產生不良影響，而且也會使美國進口中國商品時的費用提高30%以上。
總而言之，可以預料，這對美國的進口無疑是一個殘酷打擊。另外，取消最惠國待遇還會導致中國采取報複措施，對美國產品增征關稅。這可能使從事向中國出口的美國商人蒙受更大的損失。
美國在對華關係中，貿易擴大與對華投資的擴大，使實用主義政治隨之抬頭。這表明多數美國國民的生活與中國經濟息息相關。進入90年代以後，兩國的雙邊貿易和美國對華投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雙邊貿易由1989年的178億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753億美元，而美國的對華直接投資的累計額（按合同計算），從1989年的39億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401億美元，大約增加了9倍。從貿易額來看，中國現在是美國的第六大貿易對象國；從進口來說，中國占第4位；從出口來說，中國占第13位。與此同時，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在不斷增大。據美方統計，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額，從1989年的62億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497億美元。
這種經濟關係的擴大很可能成為兩國發生新摩擦的原因。貿易不均衡是很可能發展成為政治問題的，特別是在可能引發美國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這種可能性更大。事實上，克林頓政府的確受到來自美國商界和企業界的壓力。
一個具體的呼籲就是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作為完全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的一個措施。許多人都認為，應該取消一年一度的最惠國待遇的討論，美國國會中正達成共識，認為這種一年一度的討論是毫無意義的，並提出了給予中國以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的法案。克林頓總統在上海之行中也鄭重承諾說，他將盡其所能，鼓勵美中兩國貿易關係的發展，並說，這並不是一句空話。就在他動身來華之前，眾院籌款委員會一致通過給予中國正常的貿易待遇――貿易最惠國待遇。他希望國會的其他機構也將盡快批準這一議案。如果不能繼續延長最惠國待遇將中斷兩國的經濟關係，美國就不能從中國經濟的增長中獲益。
支持延長中國貿易地位的立場得到了更有力的證據。其理由是，中國是惟一能夠帶領東亞擺脫該地區數十年來最嚴重經濟危機的國家。貨幣危機已經使韓國、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陷入災難，它們的鄰國也遭受了重大的連帶破壞。
在亞洲危機期間，中國成了一支穩定力量，現在依然是該地區經濟複蘇的關鍵。即使不給中國最惠國貿易地位，也並不能切斷中國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聯係，而隻能使美國孤立於世界其他國家之外。如果美國中斷中國的最惠國貿易地位，對中國產品設置壁壘，沒有哪個亞洲國家會跟著走，因為它們在經濟上太脆弱，不可能不受中國的影響。歐洲國家也會無視美國的行動而繼續同中國簽訂合同。其結果將使美國公司在世界最大的市場上處於嚴重的競爭劣勢。最終整個美國經濟將會受到損失，而不僅僅是“大公司”受到損失。
中國現在成為東亞地區的領導者，具有重大的影響。如果，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疏遠，雙方都會在政治上收到不良的後果，因為孤立通常會導致極化。疏遠也不能提供多少中國政治變革的動力。美國《商業日報》7月的一期，刊登了美國伊斯曼？柯達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喬治？費希爾的一篇題為《不要忽略中國》文章，作者指出，最惠國貿易地位其實也談不上什麽“最惠”。它是美國對除了極少數國家以外的世界所有國家實行的關稅待遇。美國為了履行貿易法中的一項現已過時的、方向錯誤的條款而繼續在每年春天將它同中國的關係置於危險之中，這在經濟上和其他方麵都有可能造成非常重大的損害。
貿易最惠國待遇問題並不是中美經濟關係的全部，當然更不是政治關係的全部。在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問題而進行的辯論，雖然有1989年的因素，但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更大的問題相關。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則是給予所有加盟國以最惠國待遇，因此美國進行的將中國視為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的討論，必然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密切相關。這一問題也許更具有實質性，也是中美兩國長期磨擦的焦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意味著遵守世貿組織的主要規則和秩序，通過國際市場公平競爭。但是，遵守世貿組織的主要規則和秩序不能是一句空話，關鍵在於是否有製度上的保證，如產權製度、關稅、信息的透明度、法製等等。中國在這個問題上近年來做了一係列的努力，但是仍然有人認為還仍然不能切實提供製度上的保證。最近，有些美國人士主張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樣，在世界經濟的框架之內，在國際貿易規則的約束下，中美的經濟關係將會對美國更為有利。可以在解決多邊爭端時能確立穩定的美中貿易。由於這一問題由來已久，克林頓的一次訪問，是不可能解決美中之間的分歧，以及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問題上達成共識，即使提出主要課題的要點和擬定加盟的日程表也是困難的。
實際上，克林頓政府所關注的，當然集中在實行穩定兩國經濟關係的新戰略上，但這個新戰略不如說是加強“對華接觸”政策的一部分。正如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訪問中國時所說，中國是一個正在增長的世界經濟力量，美國政策應把這一事實考慮在內。僅就與美國的經濟關係而言，1997年美中之間的雙向貿易，根據美國的統計資料，達到了750億美元。美國的在華投資，根據中國外經貿部的統計，累積價值達到174億美元。到2000年，估計雙向貿易會超過1000億大關，投資額會超過250億美元。中國已經是美國的第五大貿易夥伴，而且美國是僅次於台灣、香港的最大投資者。
在這些統計數字的背後，這一充滿活力、不斷發展的經濟關係，對美國存在著幾個真實的挑戰。
美國對中國存在可觀的貿易逆差。其實，貿易逆差的數字會令人產生誤解，在經濟上並沒有數字所表現出來那樣大的意義。美國對華出口一向被低估了，因為美國對香港出口的至少60億美元商品是直接轉口到中國的。除此之外，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許多商品是在香港大大增值的。最重要的是，中國出口的許多商品中約有75%的組件是從其他國家進口的。但是，逆差在美國產生了嚴重的壓力，就像在任何國家都會產生壓力一樣，逆差是政治上不能長期承受的。迎接這個挑戰的最好方法是增加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中國應該對美國的產品和服務開放更廣闊的市場，不隻是對高科技，也包括柑橘和小麥等基本產品。要在中國市場上出現更強大的美國貿易和商業，確保一個更加平衡的中美貿易關係，意味著中國要進一步開放市場，不僅要開放市場，而且要把中國的市場納入世界經濟的框架。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立場是：中國需要世貿組織，世貿組織也需要中國。美國宣稱他們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支持中國在重要國際組織中的一席之地。
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商業進入中國市場是有障礙的。在對華經濟關係中，美國尋求一個對美國產品和服務開放的市場，就像美國對中國的產品和服務一樣開放的市場，要求中國提供市場準入。
然而，競爭場地並沒有鋪平。美國認為，創造機會增加美國對中國的工業、農業和服務出口，就要減少和消除美國產品在中國市場上所麵臨的障礙。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僅會有利於消除這些障礙，對中國來說，也會有諸多好處，如刺激經濟增長，增加新的就業，全麵改進商業環境。更重要的是，將有利於中國的經濟改革。在一個很真實的意義上說，加入世貿組織時中國所承擔的責任，將補充中國的經濟改革計劃和內部重組。開放將提高效率，改善資金使用，提高發展水平。特別是服務業，將有助於運作更趨合理，為將來的商業成功提供支持。
在中國的外國企業不隻是貿易者和投資者，他們也是新的管理技巧和世界經濟係統如何運作方麵信息的傳播者。實際上，近十幾年來，國際市場標準的管理機製和市場機製潛移默化地進入了中國的經濟係統和經營管理者的觀念。
為了建立長期穩定的關係，促進相互理解是不可缺少的。中美這樣豐富而複雜的貿易關係需要持續的、高層的和建設性的商談。在最近的幾年裏，中國保護在華外國公司的知識產權體係方麵取得了很大進展，包括軟件、娛樂、製藥專利保護及其他領域，中國在接受知識產權國際標準方麵取得了很大進展，在關閉盜版、特別是盜版激光唱盤和激光視盤地下生產線方麵作出了巨大努力。
中美經濟的互補性決定了兩國經貿往來的互利性。進入美國的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給美國廣大消費者帶來了實惠，並為美國提供了30多萬個直接的高薪就業機會和上百萬個間接就業機會。而美國的對華投資既為美國企業拓寬了市場，也給中國帶來了經濟建設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企業管理經驗。兩國的經濟交流互有需求，互惠互利。
然而，中美經貿合作在某些非貿易因素的幹擾下，還受到一些不應有的限製。這種情況與兩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總方向是不相稱的。雙方有分歧是正常的，但如果站在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高度審視中美經貿關係，有些障礙和分歧是可以克服的。
以戰略眼光看待和處理中美經貿關係，要有大局觀，把積極維護兩國共同利益，維護兩國友好關係作為基本出發點。中美兩國關係能有今日的局麵來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那種動輒以貿易報複或貿易製裁相威脅的做法是短視的、有害的、不可取的。美國國會對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年度審議是冷戰思維的產物，有悖於時代潮流，在中美兩國提出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今天，就更沒有任何道理了。審時度勢、永久性解決這個問題，從而使兩國經貿再上新台階，才是明智的抉擇。
以戰略眼光看待和處理中美經貿關係，要有曆史感，理智地看待雙方不同的國情，以相互尊重、相互諒解、平等協商、求同存異的原則處理雙邊經貿關係中的問題和糾紛。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正處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曆史進程中。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平穩有序地開放市場，並要求在義務與權利平衡的基礎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和與世界經濟的順利接軌，有利於世界多邊貿易體製的完善和鞏固，也有利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符合中美雙方的共同利益。美國作為世貿組織重要的締約方，理應采取實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態度，推動雙邊談判取得進展，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發揮積極作用。至於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這是兩國經濟結構、發展階段、產品結構、貿易方式、統計方法和國際分工等因素的綜合反映，要正視造成這種狀況的複雜原因及其曆史必然性。更何況，中方已為擴大從美國進口采取了不少積極措施。在這種情況下，隻要美方撤消對華製裁，大幅度放寬高新技術對華出口限製，對華貿易逆差自然會大幅度下降。這個問題隻能靠中美雙方共同努力逐步加以解決。
以戰略眼光看待和處理中美經貿關係，要有市場觀，要采取相應的實際步驟，消除不利於發展兩國經貿關係的各種人為障礙。現在的情況是，中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規模很大，市場巨大舉世公認。美國企業界參與中國經濟建設投資的積極性很高，但在許多非經濟因素的幹擾下，往往與重大商業機會失之交臂。
當前，中美擴大經貿合作麵臨新的機遇。兩國政府和工商界對加強雙邊經貿關係的重要性都有進一步的認識；中美在經濟上已成相互滲透、相互依存之勢；過去雙方卓有成效的經貿合作提供了許多經驗；特別是中美兩國政治關係自去年以來有了明顯改善，為發展兩國的經貿關係開辟了良好的前景。人們有理由期待，通過江澤民主席與克林頓總統的北京會晤，將為兩國的經貿合作開拓更廣闊的天地。
發展中美在亞太地區安全領域的合作
中國是個亞洲國家，美國也一直堅持自己是個“太平洋國家”。應當說，在亞太地區安全和穩定的問題上，中美兩國有著廣泛的、重大的共同利益。
首先，兩國都希望看到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盡管兩國對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內容的理解、出發點和目標不盡相同，但一致的是中美兩國都不希望在亞太地區看到戰爭，不希望地區出現動蕩和危機。
其次，兩國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實現區域無核化這一重要的國際和地區安全領域有著共同利益。在緩和朝鮮半島和柬埔寨緊張局勢等具體的地區安全問題上雙方有許多共同點。
另外，亞太地區開展地區對話與合作有利於各國之間增信釋疑，改善關係。這既有利於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又符合中美兩國的長遠利益。
近年來，中美兩國為了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促進地區的發展，在安全領域開展了許多必要的和有益的合作，並取得了富有成效的進展。比如，中美兩國積極參與了朝鮮半島的無核化進程，同朝鮮、韓國一起啟動了“四方會談”；中美兩國同東盟各國一道參加了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巴黎和會”，推動和平協定的實施，為促進柬問題的和平解決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對於最近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顧國際社會反對，在數日內多次進行核試驗的行為，中美兩國政府均表示了堅定的立場，並積極發起關於南亞核問題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外長會議，協調國際社會對印巴核試驗的立場。
事實說明，作為亞太地區的兩個大國，中美在地區安全問題上開展對話合作，有利於兩國關係的改善和發展，有利於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和平與穩定。
當然，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安全與穩定方麵的對話與合作，也應正視矛盾，努力縮小分歧，以利繼續擴大兩國利益的匯合點和深化兩國的合作領域，尤其是應當在亞太地區安全的性質、目標和一些基本原則上達成更多的共識：
第一，在冷戰後，亞太地區安全應當是區域內所有國家的共同安全，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安全。在安全問題上，各國都有同等的需求和同等權利，必須對各國正當的主權和安全利益給予基本的尊重。把一兩個國家的安全利益建築在損害他國安全利益基礎上的觀念和做法是不可取的，是違背時代潮流的“冷戰思維”。
第二，亞太各國應當通過對話與合作來實現本國和整個地區的安全，而不靠一兩個國家的軍事實力或軍事同盟關係“保證”地區安全。從根本上說，亞太地區的安全靠的是地區內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靠的是各國間政治、經濟、軍事關係的改善和加強，靠的是各國為了整個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多邊對話與合作，而不是靠一兩個國家或雙邊軍事同盟的“保護”。那種把自己或兩國的軍事同盟作為整個地區安全“保護神”的意識和做法是錯誤的和有害的。“軍事同盟”之類在亞太地區存在已經有四五十年的曆史，它們的存在過去沒有使亞太地區幸免於戰亂，今後也不可能保證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第三，處理安全問題必須尊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兩國關係中雙方所確定的基本原則。一國領土完整和安全是國家主權的基本內容，是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係準則所賦予主權國家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亞太地區安全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和增進地區內各國的安全，並在此基礎上實現整個地區的安全。各種安全安排，不管是地區合作還是雙邊同盟，都無權損害主權國家的安全，都無權幹涉別的主權國家的內政，更無權將其安全合作的範圍“擴大”到別國的一部分。
第四，安全是相互的，地區安全領域的合作也必須是互利的。那種隻尋求單方麵的安全戰略目標，而不顧他方正當安全利益的合作是不能持久的，中美兩國的安全合作也不例外。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牽動著全體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是中美關係中最為敏感的問題，也是美國在同中國安全合作中不能回避的原則問題。
我們的世界已經並將繼續發生重大變化，亞太地區已經並將繼續改變麵貌。新的世紀即將來臨，中美兩國政府和人民有責任同亞洲各國人民一起努力，擴大合作，減少分歧，將一個和平、繁榮、安全、穩定的亞洲帶入21世紀。
繁榮的中國――全世界的期待
克林頓政府對華政策的主要課題之一，是實行穩定兩國經濟關係的新戰略。而這一戰略的核心，是削減在全麵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方麵尚存的貿易壁壘，並在將中國納入國際經濟主流框架問題上施加影響。
經濟問題在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中究竟是什麽位置，是理解兩國關係發展走向的一條重要線索。圍繞克林頓政府在對華問題上出現的一係列疑團，觸及到問題的本質，美國到底是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還是把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克林頓總統在就任之初，曾經對中國的人權政策采取嚴厲的態度。但是從1994年開始，美國采取了“對華接觸政策”。這項政策的目的，是要在經濟與安全方麵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而在人權問題及其他問題上不采取對抗態度，通過對話解決問題。
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來，美國那些批評中國人權政策的議員，每年都提出停止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法案，但是，每次都沒有獲得所需票票數的支持。從最近幾年的投票情況來看，可以看出國會中那些支持限製給中國以優惠待遇的種種嚐試的勢力，正在逐步縮小。最明顯的原因是，取消最惠國待遇將會打擊美中兩國的經濟。據調查，如果取消最惠國待遇，美國對中國產品征收的平均關稅就會提高到44%，這不僅會對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產生不良影響，而且也會使美國進口中國商品時的費用提高30%以上。
總而言之，可以預料，這對美國的進口無疑是一個殘酷打擊。另外，取消最惠國待遇還會導致中國采取報複措施，對美國產品增征關稅。這可能使從事向中國出口的美國商人蒙受更大的損失。
美國在對華關係中，貿易擴大與對華投資的擴大，使實用主義政治隨之抬頭。這表明多數美國國民的生活與中國經濟息息相關。進入90年代以後，兩國的雙邊貿易和美國對華投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雙邊貿易由1989年的178億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753億美元，而美國的對華直接投資的累計額（按合同計算），從1989年的39億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401億美元，大約增加了9倍。從貿易額來看，中國現在是美國的第六大貿易對象國；從進口來說，中國占第4位；從出口來說，中國占第13位。與此同時，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在不斷增大。據美方統計，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額，從1989年的62億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497億美元。
這種經濟關係的擴大很可能成為兩國發生新摩擦的原因。貿易不均衡是很可能發展成為政治問題的，特別是在可能引發美國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這種可能性更大。事實上，克林頓政府的確受到來自美國商界和企業界的壓力。
一個具體的呼籲就是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作為完全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的一個措施。許多人都認為，應該取消一年一度的最惠國待遇的討論，美國國會中正達成共識，認為這種一年一度的討論是毫無意義的，並提出了給予中國以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的法案。克林頓總統在上海之行中也鄭重承諾說，他將盡其所能，鼓勵美中兩國貿易關係的發展，並說，這並不是一句空話。就在他動身來華之前，眾院籌款委員會一致通過給予中國正常的貿易待遇――貿易最惠國待遇。他希望國會的其他機構也將盡快批準這一議案。如果不能繼續延長最惠國待遇將中斷兩國的經濟關係，美國就不能從中國經濟的增長中獲益。
支持延長中國貿易地位的立場得到了更有力的證據。其理由是，中國是惟一能夠帶領東亞擺脫該地區數十年來最嚴重經濟危機的國家。貨幣危機已經使韓國、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陷入災難，它們的鄰國也遭受了重大的連帶破壞。
在亞洲危機期間，中國成了一支穩定力量，現在依然是該地區經濟複蘇的關鍵。即使不給中國最惠國貿易地位，也並不能切斷中國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聯係，而隻能使美國孤立於世界其他國家之外。如果美國中斷中國的最惠國貿易地位，對中國產品設置壁壘，沒有哪個亞洲國家會跟著走，因為它們在經濟上太脆弱，不可能不受中國的影響。歐洲國家也會無視美國的行動而繼續同中國簽訂合同。其結果將使美國公司在世界最大的市場上處於嚴重的競爭劣勢。最終整個美國經濟將會受到損失，而不僅僅是“大公司”受到損失。
中國現在成為東亞地區的領導者，具有重大的影響。如果，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疏遠，雙方都會在政治上收到不良的後果，因為孤立通常會導致極化。疏遠也不能提供多少中國政治變革的動力。美國《商業日報》7月的一期，刊登了美國伊斯曼？柯達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喬治？費希爾的一篇題為《不要忽略中國》文章，作者指出，最惠國貿易地位其實也談不上什麽“最惠”。它是美國對除了極少數國家以外的世界所有國家實行的關稅待遇。美國為了履行貿易法中的一項現已過時的、方向錯誤的條款而繼續在每年春天將它同中國的關係置於危險之中，這在經濟上和其他方麵都有可能造成非常重大的損害。
貿易最惠國待遇問題並不是中美經濟關係的全部，當然更不是政治關係的全部。在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問題而進行的辯論，雖然有1989年的因素，但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更大的問題相關。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則是給予所有加盟國以最惠國待遇，因此美國進行的將中國視為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的討論，必然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密切相關。這一問題也許更具有實質性，也是中美兩國長期磨擦的焦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意味著遵守世貿組織的主要規則和秩序，通過國際市場公平競爭。但是，遵守世貿組織的主要規則和秩序不能是一句空話，關鍵在於是否有製度上的保證，如產權製度、關稅、信息的透明度、法製等等。中國在這個問題上近年來做了一係列的努力，但是仍然有人認為還仍然不能切實提供製度上的保證。最近，有些美國人士主張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樣，在世界經濟的框架之內，在國際貿易規則的約束下，中美的經濟關係將會對美國更為有利。可以在解決多邊爭端時能確立穩定的美中貿易。由於這一問題由來已久，克林頓的一次訪問，是不可能解決美中之間的分歧，以及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問題上達成共識，即使提出主要課題的要點和擬定加盟的日程表也是困難的。
實際上，克林頓政府所關注的，當然集中在實行穩定兩國經濟關係的新戰略上，但這個新戰略不如說是加強“對華接觸”政策的一部分。正如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訪問中國時所說，中國是一個正在增長的世界經濟力量，美國政策應把這一事實考慮在內。僅就與美國的經濟關係而言，1997年美中之間的雙向貿易，根據美國的統計資料，達到了750億美元。美國的在華投資，根據中國外經貿部的統計，累積價值達到174億美元。到2000年，估計雙向貿易會超過1000億大關，投資額會超過250億美元。中國已經是美國的第五大貿易夥伴，而且美國是僅次於台灣、香港的最大投資者。
在這些統計數字的背後，這一充滿活力、不斷發展的經濟關係，對美國存在著幾個真實的挑戰。
美國對中國存在可觀的貿易逆差。其實，貿易逆差的數字會令人產生誤解，在經濟上並沒有數字所表現出來那樣大的意義。美國對華出口一向被低估了，因為美國對香港出口的至少60億美元商品是直接轉口到中國的。除此之外，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許多商品是在香港大大增值的。最重要的是，中國出口的許多商品中約有75%的組件是從其他國家進口的。但是，逆差在美國產生了嚴重的壓力，就像在任何國家都會產生壓力一樣，逆差是政治上不能長期承受的。迎接這個挑戰的最好方法是增加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中國應該對美國的產品和服務開放更廣闊的市場，不隻是對高科技，也包括柑橘和小麥等基本產品。要在中國市場上出現更強大的美國貿易和商業，確保一個更加平衡的中美貿易關係，意味著中國要進一步開放市場，不僅要開放市場，而且要把中國的市場納入世界經濟的框架。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立場是：中國需要世貿組織，世貿組織也需要中國。美國宣稱他們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支持中國在重要國際組織中的一席之地。
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商業進入中國市場是有障礙的。在對華經濟關係中，美國尋求一個對美國產品和服務開放的市場，就像美國對中國的產品和服務一樣開放的市場，要求中國提供市場準入。
然而，競爭場地並沒有鋪平。美國認為，創造機會增加美國對中國的工業、農業和服務出口，就要減少和消除美國產品在中國市場上所麵臨的障礙。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僅會有利於消除這些障礙，對中國來說，也會有諸多好處，如刺激經濟增長，增加新的就業，全麵改進商業環境。更重要的是，將有利於中國的經濟改革。在一個很真實的意義上說，加入世貿組織時中國所承擔的責任，將補充中國的經濟改革計劃和內部重組。開放將提高效率，改善資金使用，提高發展水平。特別是服務業，將有助於運作更趨合理，為將來的商業成功提供支持。
在中國的外國企業不隻是貿易者和投資者，他們也是新的管理技巧和世界經濟係統如何運作方麵信息的傳播者。實際上，近十幾年來，國際市場標準的管理機製和市場機製潛移默化地進入了中國的經濟係統和經營管理者的觀念。
為了建立長期穩定的關係，促進相互理解是不可缺少的。中美這樣豐富而複雜的貿易關係需要持續的、高層的和建設性的商談。在最近的幾年裏，中國保護在華外國公司的知識產權體係方麵取得了很大進展，包括軟件、娛樂、製藥專利保護及其他領域，中國在接受知識產權國際標準方麵取得了很大進展，在關閉盜版、特別是盜版激光唱盤和激光視盤地下生產線方麵作出了巨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