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三進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輝燭千秋(4)
粉碎“四人幫”後，從中央到地方，忙於清理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一時無暇召開全國會議落實毛主席“2？12”批示。而且對如何解決知識青年問題，上上下下都需要有個重新認識的過程。1977年4月15日，國務院派出以許法同誌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國務院知青辦，清理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並領導知青辦的工作。4月21日，國務院知青辦正式通知各地，推遲召開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清理工作一直延續到當年11月。
為了統一認識，籌備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1977年12月12日到1978年1月13日，國務院知青辦召開了省、市、自治區知青辦負責人座談會，會議由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顧秀蓮主持，采取隻出題目、不回答問題的方式，主要聽取地方的意見。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永貴等接見了與會代表，李先念、陳永貴等還親自聽取了代表們的意見。
從座談會反映的情況看，當時從領導思想到社會輿論，對知識青年問題的看法很難分析清楚。由於這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一些領導人都不敢斷然表態，連直接分管這項工作的副總理陳永貴都說：“知青工作很複雜，我們幾個副總理一提起這件事就感到頭痛。”副總理紀登奎也說：“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養一支生力軍，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座談會反映的問題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一）還要不要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方向。社會上傳說紛紜，有些下鄉青年認為自己是“四人幫”的犧牲品，“打倒‘四人幫’，回城有希望”。有的說：“過去表示紮根農村是上了‘四人幫’的當，今後還是要爭取回城”。一些有影響的先進青年，也開始懷疑自己的路子是否走對了。城裏鄉下風傳：“現在不宣傳下鄉了，典型倒了，政策要變了，知青辦要撤了，上山下鄉快收場了”。
（二）招工政策引起思想波動。有的地方傳說今後不從下鄉青年中招工了，有的下鄉青年聽到這種傳聞竟蒙頭大哭，認為聽黨的話、上山下鄉吃虧了。有的青年點把飯鍋門窗砸了，要找社、隊幹部算賬，有的回城集體上訪。
（三）在清查運動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打擊麵過寬。有的地方一提下鄉青年，就認為都是“長角長刺”的，一說整頓青年點，就想整青年。內蒙古自治區有個旗把擔任基層幹部的100多名下鄉青年全部撤職；有的還把他們的行李給扔了，把炕扒了。
（四）管理知青工作的幹部普遍感到壓力大，心裏急。他們感到“吃不透上麵精神，說不服下麵群眾，受夾板氣”。有個地區9個縣、市知青辦主任都申請調動，要求幹別的工作。
大多數同誌認為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應曆史地現實地看問題，簡單地肯定和簡單地否定都不適宜。毛主席曆來強調做計劃，辦事情，要堅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按照這個方針辦事，正確處理好招工、招生、下鄉、留城等問題，可以把工作做活，路子越來越寬。“四人幫”別有用心，搞絕對化，把按國家計劃招工，說成是“拔根複辟”，把中學生直接上大學說成是“複辟回潮”，就是要破壞統籌兼顧的方針，打擊陷害堅持正確方針的鄧小平等老同誌，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野心。
座談會確定，由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會同中組部、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國家計委和財政、教育、農林、商業、公安、衛生、勞動、出版、物資等部（局）、總政，以及工會、共青團、婦聯組織力量，對存在的問題，分別由有關部門進行調查研究，提出解決的意見。同時建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參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辦法組織力量進行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對所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意見，報送國務院。會議對於需要調查研究的問題列了11條：
（一）關於如何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問題；
（二）關於城鎮中學畢業生的分配方向問題；
（三）關於安置下鄉知識青年的合理布局問題；
（四）關於下鄉青年的安置形式問題；
（五）關於推廣株洲市廠社掛鉤、集體安置下鄉知識青年的經驗問題；
（六）關於青年點的建設問題；
（七）關於對下鄉青年的培養教育問題；
（八）關於如何發揮下鄉知識青年作用問題；
（九）關於統籌解決下鄉青年實際困難問題；
（十）關於整頓安置經費、物資管理問題。
（十一）關於加強對知青工作的領導問題。
1978年3月27至28日，由有關部門及地方政府抽調30多人集中學習，然後組成調查組分頭下去調查。5月上旬回京匯報。
順應民心，上山下鄉亮紅燈
1977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結束。但是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和“兩個凡是”錯誤的影響，沒有能夠及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嚴重阻礙了黨的路線及時地轉到正確軌道上來。
在知識青年問題上，1978年以前盡管經過幾次大的調查研究，但從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來看，一直沒有突破禁區。1978年3月28日，鄧小平同誌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鎮容納更多勞動力的問題。現在是搞上山下鄉，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四川1億人，平均1人不到1畝地，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我們的第一步應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然後再解決從農村吸收人的問題。歸納起來，就是要開辟新的經濟領域，做到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其他領域也要這麽做。小平同誌的這一想法無疑是對知識青年問題的一個大膽突破，體現了政治家的偉大氣魄。
正是基於小平同誌把上山下鄉納入城鎮就業軌道這一設想，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準了農林部《關於調整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和辦公室管理體製的報告》。決定調整領導小組成員，並將國務院知青辦由農林部代管改由國家勞動總局黨組領導。4月30日，經黨中央批準，中組部任命許世平（曾任團中央書記、建設部副部長等職）為國務院知青辦主任，兼國家勞動總局副總局長、黨組副書記。許法、王廣義、沈寶英為知青辦副主任。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同誌在同國務院知青辦主任許世平談話時指出，最早提出插隊的是鄧小平同誌，是在60年代初那樣困難的曆史條件下提出來的。現在這條路走不通了。要逐漸減少下鄉，以至做到不下鄉，這是一個正確的方針，是可能做到的，你們的責任是講明這種可能性。知青安置去向，要主要著眼於城市。建議你們先抓京、津、滬三大城市。但仍然要下去一些人，下去要改進方法，少搞分散插隊，多搞集體安置。
7月19日，華國鋒在同胡耀邦的一次談話中，也表示同意小平意見，能不下鄉的可以不搞下鄉，每年花20個億，農民還不歡迎，認為是爭飯吃。城市要想辦法擴大就業門路。
根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思考和意見，國務院知青辦於1978年7月20日向黨中央、國務院呈送了《關於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方針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實際上是為即將召開的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確立基調。
在此之前，即同年7月4日至10日，國務院知青辦召集京、津、滬三市知青辦主任座談，研究了城市如何廣開門路，逐步做到多留少下的問題，3市認為經過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從1978年5月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對黨和政府撥亂反正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為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轉移黨的工作重點奠定了思想基礎。這次大討論也為從根本上解決知識青年問題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197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通知》。
《通知》指出，為實現毛主席要解決知識青年問題的遺願，會議將研究解決以下七個方麵的問題：
（一）深入揭批“四人幫”幹擾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罪行，肅清其流毒和影響，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係列指示，統一思想認識；
（二）研究如何廣開就業門路、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安置知識青年的問題；
（三）研究留城政策的調整問題，是否可以逐步做到少下或不下？哪些地方現在就可以不搞上山下鄉而自行安排；
（四）研究如何“統籌解決”在鄉的800萬知識青年，特別是1972年底以前下鄉老知青的問題；
（五）總結和推廣知青工作典型經驗；
（六）研究如何在下鄉青年中開展業餘教育和培訓工作，如何發揮他們在普及農村科學文化知識和科學實驗中的作用，研究如何整肅迫害知青的犯罪活動和保護知青健康成長的問題；
（七）研究知青工作的領導體製，加強辦事機構及帶隊幹部的管理問題。研究如何整頓思想作風、組織機構和經費管理等問題。
第一節 改革開放後人憶鞠躬盡瘁耀中華（2）
《通知》希望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抓緊組織力量，進行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把準備會議同推動當前工作結合起來，切實解決一些經過努力可以解決的問題。要加強宣傳報導，表彰先進，大造上山下鄉光榮的輿論。調查報告和典型經驗要報送國務院。《通知》還號召廣大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為高速發展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貢獻力量，以優異成績迎接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召開。
《通知》下達後，各地立即行動起來，領導同誌掛帥，進行了認真地準備，形成了大量文字材料。要開會的消息很快傳遍四麵八方，城鄉各界都在熱切地盼望中央作出順應民心的決策。
粉碎“四人幫”以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越來越突出，在當時的形勢下，怎樣做到穩而不亂的妥善解決，是困擾領導層的一大難題。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條路不能再按照原樣走下去了，逐步收縮、逐步結束，已成為共識。問題是下一步怎麽講法，怎樣走法？如果斷然宣告停止上山下鄉，本來城鎮的就業壓力就很大，大批下鄉知青再蜂擁返城，社會就業就難免釀成爆炸性的問題；如果仍然采取輪換式下鄉回城的做法，勞民傷財，就業問題沒解決、經濟上國家也承受不起。所以，思之再三，慎之又慎，對待知青問題形成的基本思路是，在堅持穩定大局的前提下，著眼於少下鄉或不下鄉，調整安置辦法，逐步地從根本上解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問題。
在中共中央10月7日發出開會通知前後，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有過3次深入地討論。
一、第一次討論
1978年9月12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紀登奎、陳永貴召集國家勞動總局、國務院知青辦、團中央等有關部門負責人康永和、許世平、韓英等討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政方針問題。紀登奎說，總的方針是要穩住，“逐步做到不搞上山下鄉”的提法要考慮。要在堅持上山下鄉的方針下，以求安定團結。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上，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也會給下邊造成困難。農場要穩定住，這也是個方針。
李先念說，前提是上山下鄉，但老辦法不行了，做法要改變，不然，“四不滿意”（指城市、農村、家長和青年本人），國家每年還要花20個億。
二、第二次討論
1978年10月9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主持國務院會議，就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呈送的《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匯報提綱》進行了討論。
李先念：對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個估計，把成績肯定下來。是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下鄉嘛！不把成績肯定下來就亂了套。下去1700多萬，還有800多萬在農村，事實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不肯定這一條這麽多勞動力怎麽辦？國營企業總的說是人多了，整個工業多了2000萬人。有些行業人不夠，特別是服務行業的人不夠。現實狀況是城市多了2000萬人，城市畢業生容納不了。關鍵在於多2000萬人，就多吃100億斤商品糧。糧食問題是涉及城鄉的一個很大問題，牽涉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全局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生產。把知識青年統統下去對不對？我看不對，管的多了，不管什麽人都搞下去。今後要集中管好190個大、中城市，那種認為隻有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曆來不同意。把青年搞下去，兩年再整上來，是“公公背兒媳婦過河，出力不討好”。如果說隻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那我們的黨就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而是貧下中農先鋒隊的黨。“四人幫”認為要消滅城鄉差別，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後把農民招進城。不從發展經濟著眼，城鄉差別怎麽縮小？
紀登奎：下麵都在等著，到了必須解決問題的時候了，再不解決會造成大問題。現在社會上有各種輿論，總的是說不下鄉了。動員單位不動員了，社會上幾百萬人安排不下，在鄉的幾百萬要回來。浙江、遼寧發生上千人鬧事。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對當前大好形勢會產生消極影響，所以要解決一下。要解決兩方麵的問題。一是城市還下不下？城市招工人數與畢業生人數平衡的，可不下。如青海、寧夏、甘肅、新疆、西藏、山東、廣西都可不下。需要勞力多，故意把人放下去，又把農民招上來，這是最糟糕的政策。二是在鄉的800萬怎麽辦？城市1000多萬人要安排，無論從商品糧還是城市就業分配，兩三年內都無能為力。一下子不搞上山下鄉了，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困難。另一方麵按老辦法搞也不行。所以方針要堅持，政策要調整，要使青年、家長都滿意。
康世恩：知識青年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就業問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實際上是全民就業。國家編製經濟計劃時，就應該有安排青年就業的計劃。過去上山下鄉的做法不等於就業，下去是為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是屬於教育範圍，不是從就業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補補不解決根本問題。三兩年回來了，農村也不缺勞動力。要解決問題就必須同發展生產與安排就業結合起來考慮。
胡喬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口號不完全，隻是一個地理概念。如果是去就業就要研究上山下鄉的就業問題。如果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不妥，那麽多農民不能建設？農村也不缺勞動力。上山下鄉實際是過渡的，不能說沒有目的，至少沒有歸宿。如果把插隊作為就業來處理，在群眾中通不過。解決這個問題要同教育配合起來，多數人不能升大學，所以就得有就業教育。
三、第三次討論
1978年10月18日，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匯報提綱》。出席會議的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在京政治局委員16人。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康永和、許世平列席了會議。會議原則同意《匯報提綱》中有關解決知識青年問題的方針和政策措施。
華國鋒：國營農場潛力大得很，但我們這套管理辦法不好。南斯拉夫搞“貝科倍”農工聯合企業，發展小城鎮，可以學。他們在沼澤地區把工農業生產搞上去了，那裏2.3萬多人，工農業總產值達到9億美元，利潤3億美元。我們的農場每年賠兩億多元。今後農場搞得好的，允許工資高一點，獎勵也高一點，工人可以拿到60-70元工資。實行按勞分配，好的要給提級，要給獎勵。現在的提級不是按勞動的好壞、貢獻的大小，而是按工齡長短，這個辦法要改變。好壞一個樣，怎麽調動積極性！像黑龍江、新疆那麽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都可以大力發展“貝科倍”。湘潭地區紅旗綜合農場是在丘陵地區發展起來的，那裏地不多，主要是開發山區，搞成梯田，發展桔子、茶葉，搞得也不錯。過去山東人闖關東，就是那裏有辦法可以生存。現在農場搞得不好，青年往回跑。一定要把國營農場辦好。
鄧小平：這個文件（指《匯報提綱》）提出的辦法是可行的，比較有利於安定。現在下鄉的路子越來越窄，總得想個辦法才行。例如，“三集中、一分散”的點（指下鄉青年集中住宿、吃飯、學習，分散勞動）可否想辦法搞衛星城鎮？彭衝同誌打算在上海周圍建10個衛星城鎮。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建衛星城市。東北、西北、西南輕工業都非常薄弱，市場上沒有多少東西，北京的輕工業也非常薄弱，要開辟新的行業、新的領域。輕工業是個大行業，過去我們考慮不夠。我們要真正解放思想、廣開門路。
不僅新成長的青年要就業，還有實現四個現代化以後工業上減下的人要安排。現在全國工業多2000萬人。鞍山現代化了，挖1億噸礦石，1萬人就夠了。1500萬噸鋼隻要兩萬人，加上服務人員也隻要5萬多人。各個工廠都要搞現代化，多餘的人怎麽安排，不廣開門路不行。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麽能容納那麽多人，主要發展服務行業。教育也是服務行業。要千方百計、大大地發展各種服務行業。我們有些行業還沒成為行業，有的行業還根本沒有建立。比如在美國的學生，高中畢業生進行一年職業訓練，我們還沒有這一項。美國的打字員就有400萬，專家、教授、作家都有自己專門的打字員，有的還配兩個。
中醫是我們的國寶，但是現在有絕種的危險。我看這一項就可以增加100萬人就業，要後繼有人嘛！應該允許老中醫帶自己的子女，傳授技術。
商業人員也可以增加很多。遼寧省解放初期有1萬多個商業網點，1958年減到8000個，現在隻有2000多個，太少了，很不方便。上海比較好一些，也還不算方便。
天津市那麽多窪地，可以開辟20萬畝鹽場，挖下去1公尺就可以了。北京那麽多水庫沒有利用，可以發展淡水魚養殖。山區可以造林，搞果林場，搞科學研究，搞農產品加工，不是可以容納幾千幾萬人嗎？聽說今年水果豐收，運不出來，爛了不少。為什麽不搞加工廠，就地加工。我讚成農、林、牧、副、漁、工業全麵發展。
對於辦知青農、林、副、工廠（場），我同意實行“三不”政策（指不征所得稅，不給統購派購任務，不上交利潤），允許他們積累，擴大生產。要想辦法把路子搞寬一點，現在是越走越窄。
中國人口實在太多了。人多有好的一麵，太多了就是一個包袱。要把勞動指標搞活點，控製太死了不好調節，勞動部門要研究一下。應該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不能由一家包起來。工資改革要照顧服務行業。
李先念：10月9日，國務院開了一天會議討論知識青年問題，幾個副總理都到了，討論得很熱烈。這是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對於過去的成績應當充分肯定，要不然，800萬人鬧事誰受得了呀！插隊的也要肯定成績。但今後要改變辦法，“三集中一分散”的辦法我不放心。
社會上議論很多，“四不滿意”是我講的。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嘛！對女孩子，母親都擔心，實際上也出了不少問題。在處理上如果不肯定成績，首先是下麵受不了，我們也受不了。根本辦法是發展生產，要講究經濟效果。首先是把農場辦好，否則穩定不下來。我同意小平同誌意見，廣開門路。如綠化，植樹造林，可以安排很多人。撫順煤礦造林搞得很好，做到了坑木自給有餘，應該介紹這個經驗。總之，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包括北京，都可以安排很多青年。
現在是工廠的人多了，服務行業的人少了。很多人不願意去服務行業，主要是工資低，政治上沒有地位。有個電影，叫“同誌！我謝謝你”，是表揚清潔工人的，為什麽不可以上演？
廣開門路，可以成立勞動服務公司，把服務行業統籌安排好。
葉劍英：同意這個文件，開會時要討論，提出具體辦法。要因地製宜找出路。要注意提高青年的科學文化技術，城鄉都要想辦法。思想要解放一點，膽子要大一點，辦法要多一點。要想辦法發展社隊工副業，發展衛星城市，插隊的要縮小。
聶榮臻：知識青年問題是很大一個問題，處理不好，影響國家建設，影響安定團結。邊疆土地遼闊，可以去人。新疆也可以種樹，改變氣候，還有地下礦藏的開發問題，是大有作為的。
烏蘭夫：開荒要搞，但要因地製宜，不要把不宜開荒的牧場也開墾了，破壞草原，變成沙漠就不好了。要因地製宜，有的以農為主，有的以牧為主。
韋國清：現在有個矛盾，一方麵要廣開就業門路，使大家有事做；一方麵糧食還不過關，商品率低，同就業有矛盾。糧食多了什麽事情都好辦，沒有糧食講了也是空的。“三個突破，一個窟窿”，這是曆史上教訓。今後要想辦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有了糧食，城市就業就好辦了。
對農業要分析，為什麽搞農業賠錢？一個是工副業沒有同時發展，單搞糧食不行。種糧食還不如種木薯賺錢。木薯可以加工成澱粉，可以造酒。種糧食隻能按原糧價格收購。說是以糧為綱，實際上這個綱始終發展不起來，這是價值法則在起作用，不能忽視價值法則的作用。造林也有個糧食問題，沒有吃的，發展不起來。
紀登奎：知識青年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現在城裏的不想下去，農村的800萬都想回來。都呆在城裏沒有事作，是一個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搞好了是積極因素，搞不好是影響安定團結的因素。“五七”幹校已經輪訓了3遍，搞不下去了，可以組織辦農場安置知識青年。
上海青年大量搞病退，已經批了3萬，還有8萬待批。搞不好要出事。
華國鋒：農業機械化後，還要多出兩億勞動力，農村也得廣開門路。
倪誌福：上海應該成為培養技術人員的基地，大量培養技術人才，輸送給全國各地。要多辦技校。（華國鋒：這個意見很好。）
為了統一認識，籌備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1977年12月12日到1978年1月13日，國務院知青辦召開了省、市、自治區知青辦負責人座談會，會議由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顧秀蓮主持，采取隻出題目、不回答問題的方式，主要聽取地方的意見。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永貴等接見了與會代表，李先念、陳永貴等還親自聽取了代表們的意見。
從座談會反映的情況看，當時從領導思想到社會輿論，對知識青年問題的看法很難分析清楚。由於這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一些領導人都不敢斷然表態，連直接分管這項工作的副總理陳永貴都說：“知青工作很複雜，我們幾個副總理一提起這件事就感到頭痛。”副總理紀登奎也說：“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養一支生力軍，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座談會反映的問題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一）還要不要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方向。社會上傳說紛紜，有些下鄉青年認為自己是“四人幫”的犧牲品，“打倒‘四人幫’，回城有希望”。有的說：“過去表示紮根農村是上了‘四人幫’的當，今後還是要爭取回城”。一些有影響的先進青年，也開始懷疑自己的路子是否走對了。城裏鄉下風傳：“現在不宣傳下鄉了，典型倒了，政策要變了，知青辦要撤了，上山下鄉快收場了”。
（二）招工政策引起思想波動。有的地方傳說今後不從下鄉青年中招工了，有的下鄉青年聽到這種傳聞竟蒙頭大哭，認為聽黨的話、上山下鄉吃虧了。有的青年點把飯鍋門窗砸了，要找社、隊幹部算賬，有的回城集體上訪。
（三）在清查運動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打擊麵過寬。有的地方一提下鄉青年，就認為都是“長角長刺”的，一說整頓青年點，就想整青年。內蒙古自治區有個旗把擔任基層幹部的100多名下鄉青年全部撤職；有的還把他們的行李給扔了，把炕扒了。
（四）管理知青工作的幹部普遍感到壓力大，心裏急。他們感到“吃不透上麵精神，說不服下麵群眾，受夾板氣”。有個地區9個縣、市知青辦主任都申請調動，要求幹別的工作。
大多數同誌認為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應曆史地現實地看問題，簡單地肯定和簡單地否定都不適宜。毛主席曆來強調做計劃，辦事情，要堅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按照這個方針辦事，正確處理好招工、招生、下鄉、留城等問題，可以把工作做活，路子越來越寬。“四人幫”別有用心，搞絕對化，把按國家計劃招工，說成是“拔根複辟”，把中學生直接上大學說成是“複辟回潮”，就是要破壞統籌兼顧的方針，打擊陷害堅持正確方針的鄧小平等老同誌，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野心。
座談會確定，由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會同中組部、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國家計委和財政、教育、農林、商業、公安、衛生、勞動、出版、物資等部（局）、總政，以及工會、共青團、婦聯組織力量，對存在的問題，分別由有關部門進行調查研究，提出解決的意見。同時建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參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辦法組織力量進行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對所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意見，報送國務院。會議對於需要調查研究的問題列了11條：
（一）關於如何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問題；
（二）關於城鎮中學畢業生的分配方向問題；
（三）關於安置下鄉知識青年的合理布局問題；
（四）關於下鄉青年的安置形式問題；
（五）關於推廣株洲市廠社掛鉤、集體安置下鄉知識青年的經驗問題；
（六）關於青年點的建設問題；
（七）關於對下鄉青年的培養教育問題；
（八）關於如何發揮下鄉知識青年作用問題；
（九）關於統籌解決下鄉青年實際困難問題；
（十）關於整頓安置經費、物資管理問題。
（十一）關於加強對知青工作的領導問題。
1978年3月27至28日，由有關部門及地方政府抽調30多人集中學習，然後組成調查組分頭下去調查。5月上旬回京匯報。
順應民心，上山下鄉亮紅燈
1977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結束。但是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和“兩個凡是”錯誤的影響，沒有能夠及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嚴重阻礙了黨的路線及時地轉到正確軌道上來。
在知識青年問題上，1978年以前盡管經過幾次大的調查研究，但從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來看，一直沒有突破禁區。1978年3月28日，鄧小平同誌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鎮容納更多勞動力的問題。現在是搞上山下鄉，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四川1億人，平均1人不到1畝地，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我們的第一步應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然後再解決從農村吸收人的問題。歸納起來，就是要開辟新的經濟領域，做到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其他領域也要這麽做。小平同誌的這一想法無疑是對知識青年問題的一個大膽突破，體現了政治家的偉大氣魄。
正是基於小平同誌把上山下鄉納入城鎮就業軌道這一設想，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準了農林部《關於調整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和辦公室管理體製的報告》。決定調整領導小組成員，並將國務院知青辦由農林部代管改由國家勞動總局黨組領導。4月30日，經黨中央批準，中組部任命許世平（曾任團中央書記、建設部副部長等職）為國務院知青辦主任，兼國家勞動總局副總局長、黨組副書記。許法、王廣義、沈寶英為知青辦副主任。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同誌在同國務院知青辦主任許世平談話時指出，最早提出插隊的是鄧小平同誌，是在60年代初那樣困難的曆史條件下提出來的。現在這條路走不通了。要逐漸減少下鄉，以至做到不下鄉，這是一個正確的方針，是可能做到的，你們的責任是講明這種可能性。知青安置去向，要主要著眼於城市。建議你們先抓京、津、滬三大城市。但仍然要下去一些人，下去要改進方法，少搞分散插隊，多搞集體安置。
7月19日，華國鋒在同胡耀邦的一次談話中，也表示同意小平意見，能不下鄉的可以不搞下鄉，每年花20個億，農民還不歡迎，認為是爭飯吃。城市要想辦法擴大就業門路。
根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思考和意見，國務院知青辦於1978年7月20日向黨中央、國務院呈送了《關於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方針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實際上是為即將召開的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確立基調。
在此之前，即同年7月4日至10日，國務院知青辦召集京、津、滬三市知青辦主任座談，研究了城市如何廣開門路，逐步做到多留少下的問題，3市認為經過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從1978年5月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對黨和政府撥亂反正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為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轉移黨的工作重點奠定了思想基礎。這次大討論也為從根本上解決知識青年問題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197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通知》。
《通知》指出，為實現毛主席要解決知識青年問題的遺願，會議將研究解決以下七個方麵的問題：
（一）深入揭批“四人幫”幹擾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罪行，肅清其流毒和影響，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係列指示，統一思想認識；
（二）研究如何廣開就業門路、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安置知識青年的問題；
（三）研究留城政策的調整問題，是否可以逐步做到少下或不下？哪些地方現在就可以不搞上山下鄉而自行安排；
（四）研究如何“統籌解決”在鄉的800萬知識青年，特別是1972年底以前下鄉老知青的問題；
（五）總結和推廣知青工作典型經驗；
（六）研究如何在下鄉青年中開展業餘教育和培訓工作，如何發揮他們在普及農村科學文化知識和科學實驗中的作用，研究如何整肅迫害知青的犯罪活動和保護知青健康成長的問題；
（七）研究知青工作的領導體製，加強辦事機構及帶隊幹部的管理問題。研究如何整頓思想作風、組織機構和經費管理等問題。
第一節 改革開放後人憶鞠躬盡瘁耀中華（2）
《通知》希望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抓緊組織力量，進行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把準備會議同推動當前工作結合起來，切實解決一些經過努力可以解決的問題。要加強宣傳報導，表彰先進，大造上山下鄉光榮的輿論。調查報告和典型經驗要報送國務院。《通知》還號召廣大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為高速發展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貢獻力量，以優異成績迎接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召開。
《通知》下達後，各地立即行動起來，領導同誌掛帥，進行了認真地準備，形成了大量文字材料。要開會的消息很快傳遍四麵八方，城鄉各界都在熱切地盼望中央作出順應民心的決策。
粉碎“四人幫”以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越來越突出，在當時的形勢下，怎樣做到穩而不亂的妥善解決，是困擾領導層的一大難題。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條路不能再按照原樣走下去了，逐步收縮、逐步結束，已成為共識。問題是下一步怎麽講法，怎樣走法？如果斷然宣告停止上山下鄉，本來城鎮的就業壓力就很大，大批下鄉知青再蜂擁返城，社會就業就難免釀成爆炸性的問題；如果仍然采取輪換式下鄉回城的做法，勞民傷財，就業問題沒解決、經濟上國家也承受不起。所以，思之再三，慎之又慎，對待知青問題形成的基本思路是，在堅持穩定大局的前提下，著眼於少下鄉或不下鄉，調整安置辦法，逐步地從根本上解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問題。
在中共中央10月7日發出開會通知前後，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有過3次深入地討論。
一、第一次討論
1978年9月12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紀登奎、陳永貴召集國家勞動總局、國務院知青辦、團中央等有關部門負責人康永和、許世平、韓英等討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政方針問題。紀登奎說，總的方針是要穩住，“逐步做到不搞上山下鄉”的提法要考慮。要在堅持上山下鄉的方針下，以求安定團結。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上，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也會給下邊造成困難。農場要穩定住，這也是個方針。
李先念說，前提是上山下鄉，但老辦法不行了，做法要改變，不然，“四不滿意”（指城市、農村、家長和青年本人），國家每年還要花20個億。
二、第二次討論
1978年10月9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主持國務院會議，就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呈送的《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匯報提綱》進行了討論。
李先念：對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個估計，把成績肯定下來。是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下鄉嘛！不把成績肯定下來就亂了套。下去1700多萬，還有800多萬在農村，事實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不肯定這一條這麽多勞動力怎麽辦？國營企業總的說是人多了，整個工業多了2000萬人。有些行業人不夠，特別是服務行業的人不夠。現實狀況是城市多了2000萬人，城市畢業生容納不了。關鍵在於多2000萬人，就多吃100億斤商品糧。糧食問題是涉及城鄉的一個很大問題，牽涉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全局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生產。把知識青年統統下去對不對？我看不對，管的多了，不管什麽人都搞下去。今後要集中管好190個大、中城市，那種認為隻有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曆來不同意。把青年搞下去，兩年再整上來，是“公公背兒媳婦過河，出力不討好”。如果說隻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那我們的黨就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而是貧下中農先鋒隊的黨。“四人幫”認為要消滅城鄉差別，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後把農民招進城。不從發展經濟著眼，城鄉差別怎麽縮小？
紀登奎：下麵都在等著，到了必須解決問題的時候了，再不解決會造成大問題。現在社會上有各種輿論，總的是說不下鄉了。動員單位不動員了，社會上幾百萬人安排不下，在鄉的幾百萬要回來。浙江、遼寧發生上千人鬧事。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對當前大好形勢會產生消極影響，所以要解決一下。要解決兩方麵的問題。一是城市還下不下？城市招工人數與畢業生人數平衡的，可不下。如青海、寧夏、甘肅、新疆、西藏、山東、廣西都可不下。需要勞力多，故意把人放下去，又把農民招上來，這是最糟糕的政策。二是在鄉的800萬怎麽辦？城市1000多萬人要安排，無論從商品糧還是城市就業分配，兩三年內都無能為力。一下子不搞上山下鄉了，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困難。另一方麵按老辦法搞也不行。所以方針要堅持，政策要調整，要使青年、家長都滿意。
康世恩：知識青年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就業問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實際上是全民就業。國家編製經濟計劃時，就應該有安排青年就業的計劃。過去上山下鄉的做法不等於就業，下去是為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是屬於教育範圍，不是從就業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補補不解決根本問題。三兩年回來了，農村也不缺勞動力。要解決問題就必須同發展生產與安排就業結合起來考慮。
胡喬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口號不完全，隻是一個地理概念。如果是去就業就要研究上山下鄉的就業問題。如果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不妥，那麽多農民不能建設？農村也不缺勞動力。上山下鄉實際是過渡的，不能說沒有目的，至少沒有歸宿。如果把插隊作為就業來處理，在群眾中通不過。解決這個問題要同教育配合起來，多數人不能升大學，所以就得有就業教育。
三、第三次討論
1978年10月18日，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匯報提綱》。出席會議的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在京政治局委員16人。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康永和、許世平列席了會議。會議原則同意《匯報提綱》中有關解決知識青年問題的方針和政策措施。
華國鋒：國營農場潛力大得很，但我們這套管理辦法不好。南斯拉夫搞“貝科倍”農工聯合企業，發展小城鎮，可以學。他們在沼澤地區把工農業生產搞上去了，那裏2.3萬多人，工農業總產值達到9億美元，利潤3億美元。我們的農場每年賠兩億多元。今後農場搞得好的，允許工資高一點，獎勵也高一點，工人可以拿到60-70元工資。實行按勞分配，好的要給提級，要給獎勵。現在的提級不是按勞動的好壞、貢獻的大小，而是按工齡長短，這個辦法要改變。好壞一個樣，怎麽調動積極性！像黑龍江、新疆那麽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都可以大力發展“貝科倍”。湘潭地區紅旗綜合農場是在丘陵地區發展起來的，那裏地不多，主要是開發山區，搞成梯田，發展桔子、茶葉，搞得也不錯。過去山東人闖關東，就是那裏有辦法可以生存。現在農場搞得不好，青年往回跑。一定要把國營農場辦好。
鄧小平：這個文件（指《匯報提綱》）提出的辦法是可行的，比較有利於安定。現在下鄉的路子越來越窄，總得想個辦法才行。例如，“三集中、一分散”的點（指下鄉青年集中住宿、吃飯、學習，分散勞動）可否想辦法搞衛星城鎮？彭衝同誌打算在上海周圍建10個衛星城鎮。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建衛星城市。東北、西北、西南輕工業都非常薄弱，市場上沒有多少東西，北京的輕工業也非常薄弱，要開辟新的行業、新的領域。輕工業是個大行業，過去我們考慮不夠。我們要真正解放思想、廣開門路。
不僅新成長的青年要就業，還有實現四個現代化以後工業上減下的人要安排。現在全國工業多2000萬人。鞍山現代化了，挖1億噸礦石，1萬人就夠了。1500萬噸鋼隻要兩萬人，加上服務人員也隻要5萬多人。各個工廠都要搞現代化，多餘的人怎麽安排，不廣開門路不行。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麽能容納那麽多人，主要發展服務行業。教育也是服務行業。要千方百計、大大地發展各種服務行業。我們有些行業還沒成為行業，有的行業還根本沒有建立。比如在美國的學生，高中畢業生進行一年職業訓練，我們還沒有這一項。美國的打字員就有400萬，專家、教授、作家都有自己專門的打字員，有的還配兩個。
中醫是我們的國寶，但是現在有絕種的危險。我看這一項就可以增加100萬人就業，要後繼有人嘛！應該允許老中醫帶自己的子女，傳授技術。
商業人員也可以增加很多。遼寧省解放初期有1萬多個商業網點，1958年減到8000個，現在隻有2000多個，太少了，很不方便。上海比較好一些，也還不算方便。
天津市那麽多窪地，可以開辟20萬畝鹽場，挖下去1公尺就可以了。北京那麽多水庫沒有利用，可以發展淡水魚養殖。山區可以造林，搞果林場，搞科學研究，搞農產品加工，不是可以容納幾千幾萬人嗎？聽說今年水果豐收，運不出來，爛了不少。為什麽不搞加工廠，就地加工。我讚成農、林、牧、副、漁、工業全麵發展。
對於辦知青農、林、副、工廠（場），我同意實行“三不”政策（指不征所得稅，不給統購派購任務，不上交利潤），允許他們積累，擴大生產。要想辦法把路子搞寬一點，現在是越走越窄。
中國人口實在太多了。人多有好的一麵，太多了就是一個包袱。要把勞動指標搞活點，控製太死了不好調節，勞動部門要研究一下。應該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不能由一家包起來。工資改革要照顧服務行業。
李先念：10月9日，國務院開了一天會議討論知識青年問題，幾個副總理都到了，討論得很熱烈。這是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對於過去的成績應當充分肯定，要不然，800萬人鬧事誰受得了呀！插隊的也要肯定成績。但今後要改變辦法，“三集中一分散”的辦法我不放心。
社會上議論很多，“四不滿意”是我講的。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嘛！對女孩子，母親都擔心，實際上也出了不少問題。在處理上如果不肯定成績，首先是下麵受不了，我們也受不了。根本辦法是發展生產，要講究經濟效果。首先是把農場辦好，否則穩定不下來。我同意小平同誌意見，廣開門路。如綠化，植樹造林，可以安排很多人。撫順煤礦造林搞得很好，做到了坑木自給有餘，應該介紹這個經驗。總之，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包括北京，都可以安排很多青年。
現在是工廠的人多了，服務行業的人少了。很多人不願意去服務行業，主要是工資低，政治上沒有地位。有個電影，叫“同誌！我謝謝你”，是表揚清潔工人的，為什麽不可以上演？
廣開門路，可以成立勞動服務公司，把服務行業統籌安排好。
葉劍英：同意這個文件，開會時要討論，提出具體辦法。要因地製宜找出路。要注意提高青年的科學文化技術，城鄉都要想辦法。思想要解放一點，膽子要大一點，辦法要多一點。要想辦法發展社隊工副業，發展衛星城市，插隊的要縮小。
聶榮臻：知識青年問題是很大一個問題，處理不好，影響國家建設，影響安定團結。邊疆土地遼闊，可以去人。新疆也可以種樹，改變氣候，還有地下礦藏的開發問題，是大有作為的。
烏蘭夫：開荒要搞，但要因地製宜，不要把不宜開荒的牧場也開墾了，破壞草原，變成沙漠就不好了。要因地製宜，有的以農為主，有的以牧為主。
韋國清：現在有個矛盾，一方麵要廣開就業門路，使大家有事做；一方麵糧食還不過關，商品率低，同就業有矛盾。糧食多了什麽事情都好辦，沒有糧食講了也是空的。“三個突破，一個窟窿”，這是曆史上教訓。今後要想辦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有了糧食，城市就業就好辦了。
對農業要分析，為什麽搞農業賠錢？一個是工副業沒有同時發展，單搞糧食不行。種糧食還不如種木薯賺錢。木薯可以加工成澱粉，可以造酒。種糧食隻能按原糧價格收購。說是以糧為綱，實際上這個綱始終發展不起來，這是價值法則在起作用，不能忽視價值法則的作用。造林也有個糧食問題，沒有吃的，發展不起來。
紀登奎：知識青年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現在城裏的不想下去，農村的800萬都想回來。都呆在城裏沒有事作，是一個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搞好了是積極因素，搞不好是影響安定團結的因素。“五七”幹校已經輪訓了3遍，搞不下去了，可以組織辦農場安置知識青年。
上海青年大量搞病退，已經批了3萬，還有8萬待批。搞不好要出事。
華國鋒：農業機械化後，還要多出兩億勞動力，農村也得廣開門路。
倪誌福：上海應該成為培養技術人員的基地，大量培養技術人才，輸送給全國各地。要多辦技校。（華國鋒：這個意見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