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三進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輝燭千秋(1)
第一節 改革開放後人憶鞠躬盡瘁耀中華（1）
小崗生產隊18戶沒有外出的農民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決定實行包產到戶。正當“包產到戶”遇到重重阻力的關鍵時候，鄧小平又一次站出來講話了。“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對於招生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具體指出，主要是抓兩條，第一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全國科學大會規模空前，鄧小平3月18日的講話猶如春風，令人精神振奮。
301醫院特殊病號的笑容
“四人幫”垮台之時，鄧小平正在301醫院治病。
鄧小平為粉碎“四人幫”而興奮，但也由於不了解具體情況而著急。這一天，他將目光投向李維信。
李維信每周來301醫院兩次，探望鄧小平，看生活上有什麽需要解決的。他從1952年進中南海，就一直為中央首長做服務工作，善於從一瞥目光、一個微笑或是一聲輕咳裏察知首長的想法和意圖。當他的眼睛和鄧小平的目光相遇時，立即走到這位老革命家麵前。
“首長有什麽事吩咐？”
“粉碎‘四人幫’的材料下來了吧？”
“下來了材料之一，後麵還要下。”
“傳達到哪一級？”
“全體黨員都傳達到了。”
“你幫我反映一下，我要求看到文件，打招呼會議華國鋒同誌的講話，我要求看一看。”
“行，我馬上匯報。”
鄧小平的要求合情合理。他雖然被撤銷了一切職務，但他仍保持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的稱號。沒有人也沒有理由能拒絕他的這一要求。
很快，李維信將粉碎“四人幫”的材料之一交到鄧小平手中。
鄧小平接過材料時，手裏仍然夾著煙。他不慌不忙地將材料舉在麵前望一眼，然後朝李維信點一點頭。李維信退到一邊，鄧小平開始看文件。他看得認真，可以說聚精會神，有時嘴唇還輕輕蠕動，那是無聲地閱讀。他的目光犀利，緩緩掃過字裏行間。當他的目光自上漸漸掃到下時，有時又跳到上麵，將看過的重要部分再重新看一遍，然後再翻頁。
他翻頁時，神色凝重，一絲不苟，仿佛不是翻材料，而是在翻動曆史，容不得那“曆史的一頁”留下任何一點折痕。
他終於讀完了材料，放到一邊，點燃一支香煙，重新將目光投向李維信：“坐這裏，坐過來。”
李維信坐到鄧小平身邊。
“我看呀，不需要之二、之三了。”鄧小平深深吸一口香煙，略有屏息，痛快地將煙噴出。長長的煙柱直撞到茶幾上才翻卷著朝四周彌漫開。他微微一笑：“材料之一就說明問題了。”
“沒錯，‘四人幫’把國家搞到崩潰的邊緣，老百姓早恨透他們了。”李維信說著，朝門口瞟一眼，忙起身讓開一邊。專家和醫生們來查房，為鄧小平研究病情和治療情況。他們臉上帶了輕鬆的笑容。粉碎“四人幫”後，他們和所有人一樣都舒一口氣。
“小李，不要走。”鄧小平招呼站到門口的李維信，“你也進來聽聽。”
李維信回到病房，聽專家介紹病情和治病結果。愉快輕鬆的笑聲貫穿了檢查和研究的全過程。
送走醫生，鄧小平兩眼閃閃發亮，情緒很高。他將醫生勸說少吸煙的話擱置一邊，又吸燃一支香煙，興致勃勃地問李維信：“再談談，外麵還有什麽新聞？”
李維信眉毛一展，嘿嘿地笑出聲。他生得肌厚肉重，開心時，圓胖胖的臉上便泛出紅光來，帶著鼻音甕聲甕氣說：“還真有一條地道的爆炸性新聞呢。”
“怎麽就是地道的，那還有不地道的了？”鄧小平的一雙大眼閃爍出孩子一樣天真好奇的波光。
“地道的就是真爆炸，不是比喻或形容。”李維信做著手勢說了那條“爆炸性新聞”。那是鄧小平的女婿，騎了一輛國產摩托車。出門時，氣缸爆炸了。金屬碎片炸飛出去，炸到了哨兵。
“傷人了嗎？”鄧小平關切地問。
“沒傷。”李維信搖頭，“氣缸片炸到哨兵的大腿上，沒多大勁。”
鄧小平鬆口氣，隨即感慨道：“咱們好多事情就是質量不行。不行就是不行，還一個勁自己瞎吹。那個‘風慶’號遠洋輪，我說質量不行，江青就跟我吹，又跟我吵。她整天空喊解放全人類，就是不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生產力，還談什麽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那才是反馬克思主義呢。”
李維信本是隨聲附和，下意識地點著頭，聽到後麵幾句，哪根心弦被撥動一下，眼睛頓時一亮：可不是嗎？“文化大革命”十年，整天喊解放全人類，自以為最革命，卻嚴重破壞了生產力；若是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發展，那還談得上什麽革命和解放？
“是這個理。”李維信相信地說：“我們老區不少地方到現在還吃不飽穿不暖。自己都沒過好，還說別人應該像我們一樣獲得解放，人家信嗎？”
鄧小平為這句實在話笑了，轉個話題說：“我的電視機壞了，你幫忙找人修修。”
“沒問題。”李維信像接受任務一般，“我找人修。”
他將電視機抱到廣播電視部，找了一位管修理的熟人，說：“幫個忙，把這部電視機修修。”
“先放下吧。”
李維信把嘴貼過去，小聲地：“這是小平同誌的。”
“嗯？小平的！”這位熟人略一怔，馬上來了熱情。“鄧快出來了，這是人心所向，我馬上修。”
不久，解放了一批老電影。李維信拿來十幾部解放的影片給鄧小平看。鄧小平並未對這十幾部電影獲得解放感到滿意。他說：“不止十幾部好電影吧？過去許多片子都是好電影，都可以拿出來上演麽。”
稍停片刻，鄧小平帶著回憶的神情，一字一板說：“中國革命的勝利，犧牲了多少烈士，我們活著是幸存者。老電影要解放出來，老同誌更要解放出來……”
眾望所歸，鄧小平三進中南海
1976年10月7日，“四人幫”被一網打盡。當日，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擺在華國鋒麵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究竟怎樣對幾個月前被打倒的鄧小平。是當機立斷，馬上宣布無罪，立即啟用，還是繼續壓製，不讓他出頭露麵？華國鋒不知是出於什麽心態，他沒有作出前一種符合民心的選擇，而是作了後一種選擇。所以，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雖然揭露了江青等人的罪行，卻仍然堅持毛澤東的錯誤，提出“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
人們對華國鋒的講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終於把製造天下大亂的“四人幫”抓了起來，太平盛世有指望了。憂的是，為什麽要繼續批判鄧小平呢？誰不知道他是被迫害者，為什麽不把這位治國安邦的能人立刻解放出來，中國多麽需要這樣的能人，來收拾中國這個破爛不堪的亂攤子！據說，葉劍英當時就建議啟用鄧小平，但他的正確建議，沒有被采納。
華國鋒還講：廣大幹部要做到“三個正確對待”，即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
這番話一傳達下去，幾千萬被迫害的人，心裏不由地“咯噔”一下，這不是繼續還要執行“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嗎！什麽叫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這意思不是說，“文化大革命”還是正確的？正確對待自己，豈不是叫人盡管受了天大的冤枉，也不要有任何不滿情緒，要逆來順受，學阿Q精神？如果是執行沒有“四人幫”的“四人幫”路線，那把“四人幫”抓起來，又有什麽意義呢？人們在心裏，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問號。這不是等於換湯不換藥嗎？
正是這時，人們普遍關心起鄧小平來，他為什麽不出來？是誰不讓他出來？人們不由得想起1975年他執政時，盡管有“四人幫”的百般阻撓，他還是力排眾議，給不少受害者平了反，申了冤。在他腹背受敵時，他都能挺身而出，不顧艱險，來搭救那些無辜的受害者，而今天，“四人幫”被抓起來，絆腳石被踢開了，隻要他一出馬，他一定會把成千上萬的無辜者，從水深火熱的深淵中搭救出來的。
人們信任鄧小平，把平反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並不是沒有原因的。他本身就是一個曆盡艱辛、飽經苦難的受害者，他親身體驗過受害者的苦辣辛酸。隻要他一當權，對成千上萬的無辜受害者，決不會袖手旁觀，見死不救。
懷念鄧小平，津津樂道鄧小平的好處，盼望鄧小平出來工作，成了一股強大的思潮。不是哪一個嫉賢妒能的人所能擋住的。解放鄧小平，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曆史發展的需要。
正在人們焦急地盼望著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時候，即1976年10月26日這天，中共中央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華國鋒在這個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是：第一，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第二，批“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第三，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要堅持，決不能批；第四，不能為“天安門事件”翻案。
這是華國鋒頭一次提出“兩個凡是”的觀點。
這次會議的精神向下邊一傳達，在相當一部分人的心裏，引起了不安。為什麽批判罪惡滔天的“四人幫”，還要讓鄧小平“陪綁”？這太不公道了，誰不知道鄧小平是受了天大的冤枉，他究竟哪一點錯了？如果是鄧小平錯了，那隻能說是“四人幫”對了，那“四人幫”還有什麽批頭？
人們更憂慮不安的是：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這麽一來，連“文化大革命”都應該充分肯定了。誰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改動，“文化大革命”中定的案，殺的人，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觸及，那麽，怎麽解釋逮捕“四人幫”呢？這不也是不合法嗎？因為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肯定過江青的功績，在他向這個世界告別之前，並沒有留下遺言，說讓逮捕江青。可見，兩個凡是的口號，不但不得人心，而且它本身就矛盾百出，根本不能自圓其說。
也恰恰在這個時候，華國鋒又提出了“抓綱治國”的口號。它像一道可怕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陰影，籠罩在人們的心頭。人們早已領教過這個“綱”的威力了。什麽“綱”？就是眾所周知“以階級鬥爭為綱”。自從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以來，神州大地就沒安寧過，更談不上太平盛世。它像一個陰森可怖的“法器”一樣，籠罩在誰的頭上，誰就會大禍臨頭，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時光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一個春節，這年春節鄧小平的家裏，也熱鬧起來，來拜訪的客人絡繹不絕。葉劍英、王震、李先念、胡耀邦、萬裏等人，都來看望他。
他的處境雖然得到了改善，但他什麽時候出來工作，仍然有阻力。嫉賢妒能在某些主要領導人身上起著作用。
1977年2月，粉碎“四人幫”已經五個多月了。在這期間，中共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華國鋒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向會議參加者作了報告。會場上座無空席。
華國鋒講了粉碎“四人幫”以來所取得的工作成績之後，突然話鋒一轉，說道：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正確的。
頓時，相當一批與會者，都感到驚詫莫名。粉碎“四人幫”這麽久了，曆史早已告訴人們，鄧小平是眾所周知的功臣，為什麽把鄧小平和“四人幫”平列硬壓著不讓他出來工作，這也太不實事求是，太不公道了！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陳雲理直氣壯地提出建議道：“鄧小平同誌應該出來工作，天安門事件，也不是什麽反革命事件，應該平反！”
王震也建議：“鄧小平同誌，是有貢獻的，應該盡快地讓他出來工作，天安門事件，是廣大群眾，反對‘四人幫’的革命行為！”
華國鋒對陳雲和王震的發言，很不高興，這是他感到頭痛、忌諱的問題。他不讓陳雲和王震的發言刊登在會議《簡報》上。但陳雲和王震的發言，卻博得了與會者的熱烈讚同。
陳雲和王震在會議上的發言，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這樣就揭開了撥亂反正的序幕。不論是陳雲，還是王震，他們竭力促使鄧小平盡早地出來工作，都不是從個人感情出發，完全從是國家的命運、民族的興旺和人民的疾苦出發的。
千瘡百孔、滿目瘡痍、經濟上麵臨崩潰的亂攤子，不改弦更張，中國就根本沒有出路。能夠擔此重任，具有這種雄韜大略的，隻有鄧小平。力爭鄧小平早日出來工作，承擔起重整山河的重任，這是全國人民的心願。
鄧小平經過深思熟慮，4月10日，給中共中央寫了封信，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含蓄但卻有所指地道：“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5月3日，在陳雲、葉劍英等一大批老同誌的堅持下，中共中央轉發了此信，肯定了鄧小平的正確意見。這是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評，從此，一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運動開始了！
5月下旬的北京，初夏季節，綠樹成蔭，百花盛開，百鳥爭鳴，正是美好的季節。24日這天，兩位中央領導人來到鄧小平的住處。鄧小平熱情地和這兩位領導人握手，然後，他擺擺手，讓了座。兩位中央領導同誌坐定之後，關切地問候道：“小平同誌近來身體怎樣？”
“還好！”鄧小平微笑著說：“我這人心也寬，還能經受得起打擊。所以，我不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都沒垮，一切都好！”
這兩位中央領導人經過寒暄之後，又把當前的一些問題，談了一會兒。
“前些日子。”鄧小平胸有成竹地道：“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誌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
說到這，他停頓下來，吸了口煙，沉思了一會兒，又意味深長地說道：“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
不久，鄧小平同誌這番談話傳了出去！一些好心人，為鄧小平的直言而擔著心。誰心裏都明白，“兩個凡是”是由華國鋒提出來的。此時，華國鋒是黨中央的一把手，而鄧小平仍然過著“隱士”生活，雖然全國的輿論，都站在他一邊，可他畢竟還沒有官複原職。這種矛頭對著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的講話，是否太早了點，會不會帶來什麽後果？但鄧小平沒有顧及這些，雖然他此時是處於無職無權的地位，該說的，不管是觸犯了誰，他還是要說的。為了國家的振興，他理當直言相告。不這樣做，在他看來，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德。
這年，7月中旬的十一屆三中會全上，終於通過決議，恢複鄧小平的領導職務。這個消息一公布，全國人民欣喜若狂，拍手稱快！他終於解放了，他以飽滿的精神，投入振興中華的工作上去了！
“要吃米，找萬裏”
在全國農村改革中，以萬裏擔任省委書記的安徽省和以趙紫陽擔任省委書記的四川省先走一步，對全國起了示範和推動作用，因而有“要吃米，找萬裏；要吃糧，找紫陽”的說法。1987年6月，鄧小平在跟外賓談話時也說：農村改革“開始的時候，有兩個省帶頭，一個是趙紫陽同誌主持的四川省，那是我的家鄉；一個是萬裏同誌主持的安徽省，他現在是我們的代總理。我們就是根據這兩個省積累的經驗製定了關於改革的方針政策”。
農業合作化後，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製曾出現過幾次，但每次剛一出現就被扼殺在搖籃之中。1958年建立起“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後，農村經濟體製和經營管理體製高度集中，統一經營、統一分配，農民毫無自主權和積極性，致使農業生產的發展緩慢，農民生活的改善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到1978年，全國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還有一億多。廣大農民急待休養生息，安徽、四川顯得尤為迫切。
1977年6月，萬裏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萬裏的支持下，安徽省農委經過反複調查後起草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並以省委文件的名義於1977年11月15日在安徽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通過。這個文件被簡稱省委“六條”，主要內容是（1）搞好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2）加速生產發展；（3）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4）減輕生產隊和社員負擔，搞好分配兌現；（5）糧食分配要兼顧國家、集體和社員個人利益；（6）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其收獲完成國家任務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可以實行定任務、定質量、定工分的責任製，隻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
這可以說是粉碎“四人幫”後全國出現的關於農業生產責任製的第一份紅頭文件。這為後來安徽農民自發搞“包產到戶”壯了膽。
在安徽製定“六條”不久，趙紫陽和中共四川省委也製定了《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主要問題的規定》，簡稱“十二條”，主要內容有：（1）加強勞動管理；（2）嚴格財務管理製度；（3）搞好生產計劃管理；（4）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堅決保證社員分配兌現；（5）減輕生產隊和社員的負擔；（6）以糧為綱，開展多種經營；（7）獎勵發展耕地；（8）大力發展養豬事業；（9）大搞農田基本建設；（10）積極興辦社隊企業；（11）積極而又慎重地對待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的問題；（12）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特別是肯定了四川農村不少地方已經實行的“定額到組、評工到人”的辦法。
對於安徽和四川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情況和上述兩個文件，《人民日報》於1978年2月3日和6月13日分別作了報道。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這對本已十分貧窮的安徽農村，無異於雪上加霜。除長江、淮河外，全省絕大多數河川斷流，土地龜裂，樹葉凋落。由於秋季無收，秋後大批災民離家乞討，一片淒涼。
麵對此情此景，1978年9月1日，安徽省委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萬裏在會議上動情地提出：“我們不能眼看著農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樣明年的生活會更困難。與其拋荒，倒不如讓農民個人耕種，充分發揮各自潛力，盡量多種‘保命麥’度過災荒。”經過討論和激烈的鬥爭，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種麥”的決定。將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社員種麥種菜；鼓勵多開荒，誰種誰收，國家不征統購糧，不分配統購任務。
這是一項大膽的決策，是給廣大農民下的一場及時雨。這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超額完成了秋種計劃，扭轉了被動局麵。特別是這一“借”，誘發了農民“包產到戶”的動因。
小崗18戶農民的秘密協議
安徽省鳳陽縣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故鄉，以鳳陽花鼓出名。而自從出了皇帝朱元璋後，鳳陽人民討飯就同鳳陽花鼓一樣，聞名全國。有一首廣泛流傳的鳳陽花鼓唱道：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牛羊，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
1978年特大災荒後，鳳陽人“走四方”更是達到了高峰。
與其坐等餓死，不如鬥膽“包產到戶”，哪怕為此坐班房也在所不惜。這是不得已的辦法，是在饑餓中求生的辦法。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終於邁出艱難的一步，闖入了禁區：“包”。1978年冬，“包產到組”的辦法已在小崗實行。小崗全隊共20戶人家（包括兩戶單身），共115人，劃分為4個包幹組，後又劃分為8個小組，每組隻有兩、三戶，有的是父子或兄弟一個組，但仍矛盾重重，人心不齊。1978年12月的一天夜裏，小崗生產隊18戶沒有外出的農民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決定實行包產到戶，並賭咒發誓要按他們達成的三條保證辦。這封保證書是這樣的：
1978年12月地點：嚴立華家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幹（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嚴宏昌關廷珠關友德嚴立苻嚴立華嚴國昌
嚴立坤嚴金昌嚴家芝關友章嚴學昌韓國雲
關友江嚴立學嚴俊昌嚴美昌嚴宏昌嚴付昌
嚴家其嚴國品關友申
20個農民在保證書上按了手指印或圖章（17個指印，3個圖章）。這份保證書的標點符號不規範，都是打上一個點，可以說是沒有標點符號，還有幾個錯別字。而這正是農民寫的協議。他們連夜抓鬮分牲畜、農具並丈量土地，一個早晨就分完了。
小崗的秘密還是很快就被外麵知道了。但小崗頂住了巨大壓力，並得以幸存下來。是年底，小崗生產隊大豐收，全年糧食產量由原來的3萬多斤一下搞到12萬多斤。這個自農業合作化以來從未向國家交一斤糧食的“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隊”，1979年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這是小崗人做夢也沒有想過的事。
小崗一年大變，產生了極大的示範效應，許多地方紛紛自行仿效，但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陽關道與獨木橋”的大爭論
小崗生產隊18戶沒有外出的農民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決定實行包產到戶。正當“包產到戶”遇到重重阻力的關鍵時候，鄧小平又一次站出來講話了。“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對於招生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具體指出，主要是抓兩條，第一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全國科學大會規模空前，鄧小平3月18日的講話猶如春風，令人精神振奮。
301醫院特殊病號的笑容
“四人幫”垮台之時，鄧小平正在301醫院治病。
鄧小平為粉碎“四人幫”而興奮，但也由於不了解具體情況而著急。這一天，他將目光投向李維信。
李維信每周來301醫院兩次，探望鄧小平，看生活上有什麽需要解決的。他從1952年進中南海，就一直為中央首長做服務工作，善於從一瞥目光、一個微笑或是一聲輕咳裏察知首長的想法和意圖。當他的眼睛和鄧小平的目光相遇時，立即走到這位老革命家麵前。
“首長有什麽事吩咐？”
“粉碎‘四人幫’的材料下來了吧？”
“下來了材料之一，後麵還要下。”
“傳達到哪一級？”
“全體黨員都傳達到了。”
“你幫我反映一下，我要求看到文件，打招呼會議華國鋒同誌的講話，我要求看一看。”
“行，我馬上匯報。”
鄧小平的要求合情合理。他雖然被撤銷了一切職務，但他仍保持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的稱號。沒有人也沒有理由能拒絕他的這一要求。
很快，李維信將粉碎“四人幫”的材料之一交到鄧小平手中。
鄧小平接過材料時，手裏仍然夾著煙。他不慌不忙地將材料舉在麵前望一眼，然後朝李維信點一點頭。李維信退到一邊，鄧小平開始看文件。他看得認真，可以說聚精會神，有時嘴唇還輕輕蠕動，那是無聲地閱讀。他的目光犀利，緩緩掃過字裏行間。當他的目光自上漸漸掃到下時，有時又跳到上麵，將看過的重要部分再重新看一遍，然後再翻頁。
他翻頁時，神色凝重，一絲不苟，仿佛不是翻材料，而是在翻動曆史，容不得那“曆史的一頁”留下任何一點折痕。
他終於讀完了材料，放到一邊，點燃一支香煙，重新將目光投向李維信：“坐這裏，坐過來。”
李維信坐到鄧小平身邊。
“我看呀，不需要之二、之三了。”鄧小平深深吸一口香煙，略有屏息，痛快地將煙噴出。長長的煙柱直撞到茶幾上才翻卷著朝四周彌漫開。他微微一笑：“材料之一就說明問題了。”
“沒錯，‘四人幫’把國家搞到崩潰的邊緣，老百姓早恨透他們了。”李維信說著，朝門口瞟一眼，忙起身讓開一邊。專家和醫生們來查房，為鄧小平研究病情和治療情況。他們臉上帶了輕鬆的笑容。粉碎“四人幫”後，他們和所有人一樣都舒一口氣。
“小李，不要走。”鄧小平招呼站到門口的李維信，“你也進來聽聽。”
李維信回到病房，聽專家介紹病情和治病結果。愉快輕鬆的笑聲貫穿了檢查和研究的全過程。
送走醫生，鄧小平兩眼閃閃發亮，情緒很高。他將醫生勸說少吸煙的話擱置一邊，又吸燃一支香煙，興致勃勃地問李維信：“再談談，外麵還有什麽新聞？”
李維信眉毛一展，嘿嘿地笑出聲。他生得肌厚肉重，開心時，圓胖胖的臉上便泛出紅光來，帶著鼻音甕聲甕氣說：“還真有一條地道的爆炸性新聞呢。”
“怎麽就是地道的，那還有不地道的了？”鄧小平的一雙大眼閃爍出孩子一樣天真好奇的波光。
“地道的就是真爆炸，不是比喻或形容。”李維信做著手勢說了那條“爆炸性新聞”。那是鄧小平的女婿，騎了一輛國產摩托車。出門時，氣缸爆炸了。金屬碎片炸飛出去，炸到了哨兵。
“傷人了嗎？”鄧小平關切地問。
“沒傷。”李維信搖頭，“氣缸片炸到哨兵的大腿上，沒多大勁。”
鄧小平鬆口氣，隨即感慨道：“咱們好多事情就是質量不行。不行就是不行，還一個勁自己瞎吹。那個‘風慶’號遠洋輪，我說質量不行，江青就跟我吹，又跟我吵。她整天空喊解放全人類，就是不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生產力，還談什麽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那才是反馬克思主義呢。”
李維信本是隨聲附和，下意識地點著頭，聽到後麵幾句，哪根心弦被撥動一下，眼睛頓時一亮：可不是嗎？“文化大革命”十年，整天喊解放全人類，自以為最革命，卻嚴重破壞了生產力；若是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發展，那還談得上什麽革命和解放？
“是這個理。”李維信相信地說：“我們老區不少地方到現在還吃不飽穿不暖。自己都沒過好，還說別人應該像我們一樣獲得解放，人家信嗎？”
鄧小平為這句實在話笑了，轉個話題說：“我的電視機壞了，你幫忙找人修修。”
“沒問題。”李維信像接受任務一般，“我找人修。”
他將電視機抱到廣播電視部，找了一位管修理的熟人，說：“幫個忙，把這部電視機修修。”
“先放下吧。”
李維信把嘴貼過去，小聲地：“這是小平同誌的。”
“嗯？小平的！”這位熟人略一怔，馬上來了熱情。“鄧快出來了，這是人心所向，我馬上修。”
不久，解放了一批老電影。李維信拿來十幾部解放的影片給鄧小平看。鄧小平並未對這十幾部電影獲得解放感到滿意。他說：“不止十幾部好電影吧？過去許多片子都是好電影，都可以拿出來上演麽。”
稍停片刻，鄧小平帶著回憶的神情，一字一板說：“中國革命的勝利，犧牲了多少烈士，我們活著是幸存者。老電影要解放出來，老同誌更要解放出來……”
眾望所歸，鄧小平三進中南海
1976年10月7日，“四人幫”被一網打盡。當日，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擺在華國鋒麵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究竟怎樣對幾個月前被打倒的鄧小平。是當機立斷，馬上宣布無罪，立即啟用，還是繼續壓製，不讓他出頭露麵？華國鋒不知是出於什麽心態，他沒有作出前一種符合民心的選擇，而是作了後一種選擇。所以，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雖然揭露了江青等人的罪行，卻仍然堅持毛澤東的錯誤，提出“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
人們對華國鋒的講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終於把製造天下大亂的“四人幫”抓了起來，太平盛世有指望了。憂的是，為什麽要繼續批判鄧小平呢？誰不知道他是被迫害者，為什麽不把這位治國安邦的能人立刻解放出來，中國多麽需要這樣的能人，來收拾中國這個破爛不堪的亂攤子！據說，葉劍英當時就建議啟用鄧小平，但他的正確建議，沒有被采納。
華國鋒還講：廣大幹部要做到“三個正確對待”，即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
這番話一傳達下去，幾千萬被迫害的人，心裏不由地“咯噔”一下，這不是繼續還要執行“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嗎！什麽叫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這意思不是說，“文化大革命”還是正確的？正確對待自己，豈不是叫人盡管受了天大的冤枉，也不要有任何不滿情緒，要逆來順受，學阿Q精神？如果是執行沒有“四人幫”的“四人幫”路線，那把“四人幫”抓起來，又有什麽意義呢？人們在心裏，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問號。這不是等於換湯不換藥嗎？
正是這時，人們普遍關心起鄧小平來，他為什麽不出來？是誰不讓他出來？人們不由得想起1975年他執政時，盡管有“四人幫”的百般阻撓，他還是力排眾議，給不少受害者平了反，申了冤。在他腹背受敵時，他都能挺身而出，不顧艱險，來搭救那些無辜的受害者，而今天，“四人幫”被抓起來，絆腳石被踢開了，隻要他一出馬，他一定會把成千上萬的無辜者，從水深火熱的深淵中搭救出來的。
人們信任鄧小平，把平反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並不是沒有原因的。他本身就是一個曆盡艱辛、飽經苦難的受害者，他親身體驗過受害者的苦辣辛酸。隻要他一當權，對成千上萬的無辜受害者，決不會袖手旁觀，見死不救。
懷念鄧小平，津津樂道鄧小平的好處，盼望鄧小平出來工作，成了一股強大的思潮。不是哪一個嫉賢妒能的人所能擋住的。解放鄧小平，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曆史發展的需要。
正在人們焦急地盼望著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時候，即1976年10月26日這天，中共中央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華國鋒在這個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是：第一，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第二，批“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第三，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要堅持，決不能批；第四，不能為“天安門事件”翻案。
這是華國鋒頭一次提出“兩個凡是”的觀點。
這次會議的精神向下邊一傳達，在相當一部分人的心裏，引起了不安。為什麽批判罪惡滔天的“四人幫”，還要讓鄧小平“陪綁”？這太不公道了，誰不知道鄧小平是受了天大的冤枉，他究竟哪一點錯了？如果是鄧小平錯了，那隻能說是“四人幫”對了，那“四人幫”還有什麽批頭？
人們更憂慮不安的是：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這麽一來，連“文化大革命”都應該充分肯定了。誰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改動，“文化大革命”中定的案，殺的人，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觸及，那麽，怎麽解釋逮捕“四人幫”呢？這不也是不合法嗎？因為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肯定過江青的功績，在他向這個世界告別之前，並沒有留下遺言，說讓逮捕江青。可見，兩個凡是的口號，不但不得人心，而且它本身就矛盾百出，根本不能自圓其說。
也恰恰在這個時候，華國鋒又提出了“抓綱治國”的口號。它像一道可怕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陰影，籠罩在人們的心頭。人們早已領教過這個“綱”的威力了。什麽“綱”？就是眾所周知“以階級鬥爭為綱”。自從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以來，神州大地就沒安寧過，更談不上太平盛世。它像一個陰森可怖的“法器”一樣，籠罩在誰的頭上，誰就會大禍臨頭，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時光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一個春節，這年春節鄧小平的家裏，也熱鬧起來，來拜訪的客人絡繹不絕。葉劍英、王震、李先念、胡耀邦、萬裏等人，都來看望他。
他的處境雖然得到了改善，但他什麽時候出來工作，仍然有阻力。嫉賢妒能在某些主要領導人身上起著作用。
1977年2月，粉碎“四人幫”已經五個多月了。在這期間，中共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華國鋒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向會議參加者作了報告。會場上座無空席。
華國鋒講了粉碎“四人幫”以來所取得的工作成績之後，突然話鋒一轉，說道：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正確的。
頓時，相當一批與會者，都感到驚詫莫名。粉碎“四人幫”這麽久了，曆史早已告訴人們，鄧小平是眾所周知的功臣，為什麽把鄧小平和“四人幫”平列硬壓著不讓他出來工作，這也太不實事求是，太不公道了！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陳雲理直氣壯地提出建議道：“鄧小平同誌應該出來工作，天安門事件，也不是什麽反革命事件，應該平反！”
王震也建議：“鄧小平同誌，是有貢獻的，應該盡快地讓他出來工作，天安門事件，是廣大群眾，反對‘四人幫’的革命行為！”
華國鋒對陳雲和王震的發言，很不高興，這是他感到頭痛、忌諱的問題。他不讓陳雲和王震的發言刊登在會議《簡報》上。但陳雲和王震的發言，卻博得了與會者的熱烈讚同。
陳雲和王震在會議上的發言，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這樣就揭開了撥亂反正的序幕。不論是陳雲，還是王震，他們竭力促使鄧小平盡早地出來工作，都不是從個人感情出發，完全從是國家的命運、民族的興旺和人民的疾苦出發的。
千瘡百孔、滿目瘡痍、經濟上麵臨崩潰的亂攤子，不改弦更張，中國就根本沒有出路。能夠擔此重任，具有這種雄韜大略的，隻有鄧小平。力爭鄧小平早日出來工作，承擔起重整山河的重任，這是全國人民的心願。
鄧小平經過深思熟慮，4月10日，給中共中央寫了封信，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含蓄但卻有所指地道：“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5月3日，在陳雲、葉劍英等一大批老同誌的堅持下，中共中央轉發了此信，肯定了鄧小平的正確意見。這是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評，從此，一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運動開始了！
5月下旬的北京，初夏季節，綠樹成蔭，百花盛開，百鳥爭鳴，正是美好的季節。24日這天，兩位中央領導人來到鄧小平的住處。鄧小平熱情地和這兩位領導人握手，然後，他擺擺手，讓了座。兩位中央領導同誌坐定之後，關切地問候道：“小平同誌近來身體怎樣？”
“還好！”鄧小平微笑著說：“我這人心也寬，還能經受得起打擊。所以，我不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都沒垮，一切都好！”
這兩位中央領導人經過寒暄之後，又把當前的一些問題，談了一會兒。
“前些日子。”鄧小平胸有成竹地道：“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誌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
說到這，他停頓下來，吸了口煙，沉思了一會兒，又意味深長地說道：“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
不久，鄧小平同誌這番談話傳了出去！一些好心人，為鄧小平的直言而擔著心。誰心裏都明白，“兩個凡是”是由華國鋒提出來的。此時，華國鋒是黨中央的一把手，而鄧小平仍然過著“隱士”生活，雖然全國的輿論，都站在他一邊，可他畢竟還沒有官複原職。這種矛頭對著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的講話，是否太早了點，會不會帶來什麽後果？但鄧小平沒有顧及這些，雖然他此時是處於無職無權的地位，該說的，不管是觸犯了誰，他還是要說的。為了國家的振興，他理當直言相告。不這樣做，在他看來，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德。
這年，7月中旬的十一屆三中會全上，終於通過決議，恢複鄧小平的領導職務。這個消息一公布，全國人民欣喜若狂，拍手稱快！他終於解放了，他以飽滿的精神，投入振興中華的工作上去了！
“要吃米，找萬裏”
在全國農村改革中，以萬裏擔任省委書記的安徽省和以趙紫陽擔任省委書記的四川省先走一步，對全國起了示範和推動作用，因而有“要吃米，找萬裏；要吃糧，找紫陽”的說法。1987年6月，鄧小平在跟外賓談話時也說：農村改革“開始的時候，有兩個省帶頭，一個是趙紫陽同誌主持的四川省，那是我的家鄉；一個是萬裏同誌主持的安徽省，他現在是我們的代總理。我們就是根據這兩個省積累的經驗製定了關於改革的方針政策”。
農業合作化後，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製曾出現過幾次，但每次剛一出現就被扼殺在搖籃之中。1958年建立起“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後，農村經濟體製和經營管理體製高度集中，統一經營、統一分配，農民毫無自主權和積極性，致使農業生產的發展緩慢，農民生活的改善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到1978年，全國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還有一億多。廣大農民急待休養生息，安徽、四川顯得尤為迫切。
1977年6月，萬裏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萬裏的支持下，安徽省農委經過反複調查後起草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並以省委文件的名義於1977年11月15日在安徽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通過。這個文件被簡稱省委“六條”，主要內容是（1）搞好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2）加速生產發展；（3）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4）減輕生產隊和社員負擔，搞好分配兌現；（5）糧食分配要兼顧國家、集體和社員個人利益；（6）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其收獲完成國家任務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可以實行定任務、定質量、定工分的責任製，隻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
這可以說是粉碎“四人幫”後全國出現的關於農業生產責任製的第一份紅頭文件。這為後來安徽農民自發搞“包產到戶”壯了膽。
在安徽製定“六條”不久，趙紫陽和中共四川省委也製定了《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主要問題的規定》，簡稱“十二條”，主要內容有：（1）加強勞動管理；（2）嚴格財務管理製度；（3）搞好生產計劃管理；（4）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堅決保證社員分配兌現；（5）減輕生產隊和社員的負擔；（6）以糧為綱，開展多種經營；（7）獎勵發展耕地；（8）大力發展養豬事業；（9）大搞農田基本建設；（10）積極興辦社隊企業；（11）積極而又慎重地對待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的問題；（12）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特別是肯定了四川農村不少地方已經實行的“定額到組、評工到人”的辦法。
對於安徽和四川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情況和上述兩個文件，《人民日報》於1978年2月3日和6月13日分別作了報道。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這對本已十分貧窮的安徽農村，無異於雪上加霜。除長江、淮河外，全省絕大多數河川斷流，土地龜裂，樹葉凋落。由於秋季無收，秋後大批災民離家乞討，一片淒涼。
麵對此情此景，1978年9月1日，安徽省委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萬裏在會議上動情地提出：“我們不能眼看著農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樣明年的生活會更困難。與其拋荒，倒不如讓農民個人耕種，充分發揮各自潛力，盡量多種‘保命麥’度過災荒。”經過討論和激烈的鬥爭，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種麥”的決定。將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社員種麥種菜；鼓勵多開荒，誰種誰收，國家不征統購糧，不分配統購任務。
這是一項大膽的決策，是給廣大農民下的一場及時雨。這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超額完成了秋種計劃，扭轉了被動局麵。特別是這一“借”，誘發了農民“包產到戶”的動因。
小崗18戶農民的秘密協議
安徽省鳳陽縣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故鄉，以鳳陽花鼓出名。而自從出了皇帝朱元璋後，鳳陽人民討飯就同鳳陽花鼓一樣，聞名全國。有一首廣泛流傳的鳳陽花鼓唱道：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牛羊，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
1978年特大災荒後，鳳陽人“走四方”更是達到了高峰。
與其坐等餓死，不如鬥膽“包產到戶”，哪怕為此坐班房也在所不惜。這是不得已的辦法，是在饑餓中求生的辦法。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終於邁出艱難的一步，闖入了禁區：“包”。1978年冬，“包產到組”的辦法已在小崗實行。小崗全隊共20戶人家（包括兩戶單身），共115人，劃分為4個包幹組，後又劃分為8個小組，每組隻有兩、三戶，有的是父子或兄弟一個組，但仍矛盾重重，人心不齊。1978年12月的一天夜裏，小崗生產隊18戶沒有外出的農民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決定實行包產到戶，並賭咒發誓要按他們達成的三條保證辦。這封保證書是這樣的：
1978年12月地點：嚴立華家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幹（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嚴宏昌關廷珠關友德嚴立苻嚴立華嚴國昌
嚴立坤嚴金昌嚴家芝關友章嚴學昌韓國雲
關友江嚴立學嚴俊昌嚴美昌嚴宏昌嚴付昌
嚴家其嚴國品關友申
20個農民在保證書上按了手指印或圖章（17個指印，3個圖章）。這份保證書的標點符號不規範，都是打上一個點，可以說是沒有標點符號，還有幾個錯別字。而這正是農民寫的協議。他們連夜抓鬮分牲畜、農具並丈量土地，一個早晨就分完了。
小崗的秘密還是很快就被外麵知道了。但小崗頂住了巨大壓力，並得以幸存下來。是年底，小崗生產隊大豐收，全年糧食產量由原來的3萬多斤一下搞到12萬多斤。這個自農業合作化以來從未向國家交一斤糧食的“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隊”，1979年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這是小崗人做夢也沒有想過的事。
小崗一年大變，產生了極大的示範效應，許多地方紛紛自行仿效，但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陽關道與獨木橋”的大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