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兩個凡是”定基調真理討論大展開(5)
但是，華國鋒沒有接受這些意見，在政治報告定稿時仍然堅持他的一套錯誤看法，排除了依靠大會代表的集體力量糾正政治報告中一些重大錯誤的可能性。
這次代表大會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麵起了積極作用。但是，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例如仍然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仍然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的同時，不僅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宣揚“文化大革命”的所謂偉大“功績”，而且仍然堅持黨內有“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等錯誤觀點。甚至還說像“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等等，繼續堅持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
顯然，黨的十一大未能從指導思想上完成撥亂反正的曆史任務。十一大政治報告的通過，說明“兩個凡是”在中央高層領導人中仍占支配地位。要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還需進一步作思想上的發動。
胡耀邦提出兩條原則
在醞釀和發動一場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過程中，胡耀邦起到了一個組織者和推動者的作用。
1977年10月，中央黨校開學。在開學典禮上，葉劍英在其講話中即提到要研究黨史，著重研究三次路線鬥爭的曆史。根據這一精神，1977年12月，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胡耀邦經過與幾位同誌商量，決定中央黨校的黨史課著重研究三次路線鬥爭的曆史。所謂“研究三次路線鬥爭的曆史”，實際上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曆史。這是一個當時還沒人敢碰的難題。胡耀邦說，要研究，不研究怎麽行，解放思想嘛！在指導研究編寫《關於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幹問題》的曆史材料時，胡耀邦提出了研究應遵循的兩條原則：一是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二是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
胡耀邦在這裏鮮明地提出了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為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000多名高中級領導幹部探討“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及有關黨史問題，提供了一個根本的準則。在這一思想的指引和胡耀邦的大力推動下，中央黨校校園內思想相當活躍，對許多現實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1978年3月以後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楊西光，這時正好在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也參加了對這些問題的議論，並深深受到了感染和影響。
隨著形勢的發展，判斷路線是非、思想是非、理論是非的標準問題逐漸明朗化了。
當時的報刊輿論事實上也已觸及到這些問題。1977年底和1978年初，報刊上已就教育上的“兩個估計”、“文藝黑線”專政論、老幹部和“走資派”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特別是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問題，進行了討論，提出了撥亂反正的要求。
真理標準大討論胡耀邦充當急先鋒
在堅持“兩個凡是”和衝破“兩個凡是”的交鋒中，《人民日報》走在前邊。1978年3月26日，該報在第三版發表了一篇思想評論，題目是“標準隻有一個”，署名：張成。
這篇思想評論很短，通篇隻有一千多字，文章發表的位置也不甚突出，隻在第三版的左中部位。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報社，一張刊有《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的《哲學》專刊第七十七期大樣，由理論部送到新任總編輯楊西光手中。按工作常規，他將履行最後裁決權，審定之後於4月11日見報。
讀這篇不足五千字的文章，楊西光用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簡直就是“十目一行”――經他之手，文章將在《光明日報》一版發出。
“文章從專刊上撤下來，組織力量修改，加強現實針對性，放在一版發！”楊西光說。這篇文章，本是理論部約的稿。1977年8月，江蘇省南京地區理論界召開旨在從理論上撥亂反正的討論會。報社理論部應邀派哲學組組長王強華前往參加，並相機組織稿件。
在會上，王強華結識了當時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胡福明。經交談，約他為報紙的《哲學》專刊撰稿。兩個月後，即1977年10月，胡福明稿寄到，文章闡述真理標準問題，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理論部的編輯認為，文章的確提出了撥亂反正，檢驗真理的標準究竟是什麽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他們決定編發，並立刻著手對文章作手術。
楊西光看到的就是經過五次修改的稿，“從《哲學》上撤下來放到一版！”他說。他特別強調，要針對理論和實踐關係問題上的一些混亂思想，作比較充分的論證，使文章更有指導意義；要進一步觸及當時影響撥亂反正、衝破禁區的一些現實問題，提到思想路線上來批評、闡述。
按照這個意見，文章要作很大的改動，報社決定請胡福明本人來修改。
以後，文章經過第七、八次修改，再送到中央黨校的孫長江和當時的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定稿後，楊西光、吳江、孫長江商定，先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因為，凡是在《理論動態》發表的文章，都要經過胡耀邦的審閱。第二天，再由《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見報。這個意見後來由吳江請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應了。當時，中央報紙上許多重要文章，如以社論或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就要送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審閱，那就很難通過。而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可以避免送審。而且，這個名義還隱含著文章出自某權威人士之手的意味，很受讀者注意。再者，文章論及如此重要的問題，再用個人署名就不合適了。隨後，孫長江在吳江的指導下，在第八次改稿上，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潤色。這已經是九次修改了。隨即送胡耀邦審閱，閱畢，1978年5月10日的《理論動態》第六十期就全文發表了。5月11日，這篇曆時七個月，前後修訂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一版下辟欄位置，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出。
就在《人民日報》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當天晚上，11時，在報社上夜班的總編輯胡績偉接到吳冷西的電話，胡績偉同吳冷西“文革”前在《人民日報》共事，吳的電話自然受到胡的重視。胡績偉手執耳機，邊聽邊記：
“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
吳冷西在“文革”前曾擔任新華社社長，後又兼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那時，胡績偉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兩人雖然是老朋友，但因這個電話十分嚴厲，胡績偉聽完後即回答說：“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這麽高，我必須和別人討論你這些意見究竟對不對。”
有意思的是，在吳冷西的電話之後，還有一個電話。那是5月13日，當時，《紅旗》總編輯王殊打電話給新華社社長曾濤，說新華社轉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轉發了一篇錯誤文章，真是無獨有偶。曾濤當時就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意見。可王殊後來還是對別人說，這篇文章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犯了錯誤”。
五六月間，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一次重要的曆史性會議。
在會議期間，有人堅持維護“兩個凡是”，反複強調凡是毛主席、華主席講過的話，都不能改動。
6月2日，鄧小平發表講話。在講到的四個問題中，第一個問題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已收在《鄧小平文選》中，讀者可以仔細閱讀。而且會從中發現，講話未見一字提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但字裏行間滲透著對文章觀點的支持，而且是直接批評這篇文章的反對者。
直到後來，即8月19日，接見當時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的談話傳出來之後，大家無不相對莞爾。鄧小平對他們說：
“《光明日報》發了文章，當時沒有注意。後來，聽說有人反對得厲害，才找來看了看。符合馬列主義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講話裏支持了一下。”
就在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後的第13天，6月15日下午，汪東興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的負責人開會。這個平時常常顯得很隨和甚至可以說相當溫和的人，這次火氣很盛：
黨報要有黨性。黨性個性的關係，是個性服從黨性。《紅旗》是黨的刊物，《人民日報》是黨報，新華社是黨的喉舌，廣播電台是黨的喉舌，《光明日報》也是黨報。黨性與個性要擺得對，允許個性，但個性要服從黨性，個性不能超過黨性。
有一次會上，我針對一個問題（注：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講過：黨性不強，接受教訓，下不為例。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邢賁思的文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
文章從理論觀點上支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幹部群眾中存在的一些認識問題，作了較有說服力的解釋，起到了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相互響應的效果。
6月24日，以特約評論員署名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在《解放軍報》發表。有人說它堪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姊妹篇；有人認為，與前兩文相比（包括《人民日報》的邢賁思文），它更尖銳、更潑辣。
《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發表之後，許多人都在細細咀嚼這篇文章，吃透它深涵的底蘊。思想理論界似乎出現暫時的沉寂。這段時間其實非常短，也不過一周左右，但在那節骨眼上，焦心地注視著事態發展的讀者，就覺得這幾天顯得相當長。
其實，對大家如此關切的問題，是不會沉寂的，隨後科學家們站出來了。用當時國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的話說，《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發表以後，有人主張不再討論下去。他們想掛起免戰牌，我們不能同意。真理標準討論才剛剛開始，不能現在就停下來。
童大林給人的印象是做官而無“官樣”。這不但表現在他待人的“沒大沒小”，更在他時常署名撰文――並非隻在重大的曆史性場合――文章觀點鮮明直率，而且，從來不用別人代筆。
他研究理論出身，敏感地意識到，我們正處於新的曆史轉折關頭，解放思想特別重要。深入批判“四人幫”，就遇到了分歧，在很多問題上，沒有共同語言。現在，迫切需要開展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
還在5月中旬，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協黨組即在方毅主持下召開了聯席會議，討論真理標準文章，並且，做了決定：支持它，支持這場討論。在這個問題上，要旗幟鮮明。童大林接著還說了一句笑話：“在這個問題上，自然科學雖不是主力，但我們也要敲敲鑼鼓。”
童大林的“敲敲鑼鼓”終於引來了一陣“緊鑼密鼓”。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哲學研究》編輯部，於7月17至24日邀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校、大專院校、哲學研究單位和中央機關、國家機關、解放軍、新聞出版單位的有關人員160多人在北京朝陽區委黨校開會，繼續討論理論和實踐問題。時值盛夏，但會議氣氛比天氣更熱。
17日上午，討論會開幕式在中央歌劇院禮堂舉行。天氣雖熱，但能坐千人的禮堂擠得滿滿的。哲學研究所學務副所長孫耕夫主持大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首先講話。他明確指出，這次會議所要討論的問題是：理論和實際聯係，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實踐中形成的理論、見解、意見，還要回到實踐中去，接受實踐的檢驗，加以修正、補充和發展。
鄧力群希望哲學工作者在這次會議上，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不要隻停留在一般的哲學理論的闡述、宣傳上，而要針對新的發展時期麵臨的許多新的問題，作些調查研究，使哲學研究工作出現新的局麵。
討論會後，不少省市的代表回去作了傳達，從而把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推向了全國。就在各界此起彼伏的討論中，《紅旗》一直沉默著――從春末到夏初，到暑氣蒸騰的7月。這是中共中央主辦的理論刊物呀！究竟……讀者紛紛投書，海內外一片疑慮，接著，就是種種猜測。答案其實很簡單：她的不置一詞與《光明日報》當初的衝鋒陷陣有著同樣的成因――總編輯的主意。
《紅旗》奇怪的沉默
熊複是5月17日到《紅旗》接任總編輯的。在這之前，他在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任職。到任的當天，跟《紅旗》的幾個負責人見麵時，他就針對《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直抒己見：在這裏，我表明自己的觀點：這些文章有問題，我也有不同意見。他說：現在，是要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不是要強調發展和創新。這裏有個維護毛主席旗幟的問題。有些人抓住實踐和真理的問題大做文章，到底要幹什麽？他又說，關於按勞分配問題，不能離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來談什麽按勞分配。把按勞分配說得那麽好，毛主席講要限製資產階級法權，還算不算數？
第二天，5月18日，汪東興找熊複同《紅旗》前任總編輯談話，談交接工作的問題。汪東興批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說它是“針對著毛主席來的”，並說要“總結經驗，統一認識，下不為例”。後來，各界都動起來了，真理標準討論十分火熱。汪東興對熊複說，“《紅旗》要一花獨放”，對真理標準問題“就是不表態”。
第三天，5月19日，熊複在《紅旗》雜誌向幹部傳達汪東興對《紅旗》工作的指示，並談了他的辦刊指導思想：
“《紅旗》的任務是完整而準確地宣傳馬列主義，著重從理論上完整而準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捍衛毛澤東思想，同各種離開毛澤東思想的傾向作鬥爭。”
“要注意黨內外的思想動向與理論動態。思想理論戰線很活躍，需要了解這方麵的情況，有些什麽傾向，離開毛澤東思想的傾向。”
“汪東興很關心《紅旗》的工作，要我在理論方麵很好把關，有什麽問題多向中宣部平化同誌請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報告。”
這就是熊複到《紅旗》後頭三天的情況。
兩個月過去了。這期間，各報發文，小平講話，科學家們表態，全世界都在關注……熊複坐不住了。7月底，他終於布置寫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並且把這件事交代給當時的一位副總編輯。怎麽寫呢？8月份，他在一個小會上說：“關於實踐標準的文章，要寫，但要注意現在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應強調發展和創新，不應強調用新結論代替舊結論，而應強調堅持和維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
讀者在這裏肯定已經注意到，“不應強調發展和創新”這句話出自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口中，本身就已經是“發展和創新”。其實，除了以羅馬教皇為首的天主教教會，世界上很少有哪個學派強調自己不可以發展和創新，就連對《聖經》的這種“捍衛”也是徒然，還是出了路德，出了加爾文，出了擁有數億信徒的新教。
根據這個調子，執筆的那位副總編輯經一個月苦戰，於9月11日寫出了初稿，全文共分六大部分，2萬多字。從9月11日到9月19日，經幾次修改，拿出了第三稿。這中間主要的修改之點是：
初稿的標題是：“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熊複說，他請示過汪東興，汪開始不同意寫這篇文章，後來同意了，但認為文章的標題要改，改成“《實踐論》的認識論”，隻講一般的認識原理，不專門講實踐標準問題。因執筆者不同意這樣改，所以，將標題改為“重溫《實踐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
這次代表大會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麵起了積極作用。但是，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例如仍然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仍然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的同時，不僅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宣揚“文化大革命”的所謂偉大“功績”，而且仍然堅持黨內有“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等錯誤觀點。甚至還說像“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等等，繼續堅持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
顯然，黨的十一大未能從指導思想上完成撥亂反正的曆史任務。十一大政治報告的通過，說明“兩個凡是”在中央高層領導人中仍占支配地位。要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還需進一步作思想上的發動。
胡耀邦提出兩條原則
在醞釀和發動一場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過程中，胡耀邦起到了一個組織者和推動者的作用。
1977年10月，中央黨校開學。在開學典禮上，葉劍英在其講話中即提到要研究黨史，著重研究三次路線鬥爭的曆史。根據這一精神，1977年12月，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胡耀邦經過與幾位同誌商量，決定中央黨校的黨史課著重研究三次路線鬥爭的曆史。所謂“研究三次路線鬥爭的曆史”，實際上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曆史。這是一個當時還沒人敢碰的難題。胡耀邦說，要研究，不研究怎麽行，解放思想嘛！在指導研究編寫《關於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幹問題》的曆史材料時，胡耀邦提出了研究應遵循的兩條原則：一是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二是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
胡耀邦在這裏鮮明地提出了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為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000多名高中級領導幹部探討“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及有關黨史問題，提供了一個根本的準則。在這一思想的指引和胡耀邦的大力推動下，中央黨校校園內思想相當活躍，對許多現實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1978年3月以後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楊西光，這時正好在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也參加了對這些問題的議論，並深深受到了感染和影響。
隨著形勢的發展，判斷路線是非、思想是非、理論是非的標準問題逐漸明朗化了。
當時的報刊輿論事實上也已觸及到這些問題。1977年底和1978年初，報刊上已就教育上的“兩個估計”、“文藝黑線”專政論、老幹部和“走資派”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特別是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問題，進行了討論，提出了撥亂反正的要求。
真理標準大討論胡耀邦充當急先鋒
在堅持“兩個凡是”和衝破“兩個凡是”的交鋒中，《人民日報》走在前邊。1978年3月26日，該報在第三版發表了一篇思想評論，題目是“標準隻有一個”，署名：張成。
這篇思想評論很短，通篇隻有一千多字，文章發表的位置也不甚突出，隻在第三版的左中部位。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報社，一張刊有《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的《哲學》專刊第七十七期大樣，由理論部送到新任總編輯楊西光手中。按工作常規，他將履行最後裁決權，審定之後於4月11日見報。
讀這篇不足五千字的文章，楊西光用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簡直就是“十目一行”――經他之手，文章將在《光明日報》一版發出。
“文章從專刊上撤下來，組織力量修改，加強現實針對性，放在一版發！”楊西光說。這篇文章，本是理論部約的稿。1977年8月，江蘇省南京地區理論界召開旨在從理論上撥亂反正的討論會。報社理論部應邀派哲學組組長王強華前往參加，並相機組織稿件。
在會上，王強華結識了當時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胡福明。經交談，約他為報紙的《哲學》專刊撰稿。兩個月後，即1977年10月，胡福明稿寄到，文章闡述真理標準問題，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理論部的編輯認為，文章的確提出了撥亂反正，檢驗真理的標準究竟是什麽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他們決定編發，並立刻著手對文章作手術。
楊西光看到的就是經過五次修改的稿，“從《哲學》上撤下來放到一版！”他說。他特別強調，要針對理論和實踐關係問題上的一些混亂思想，作比較充分的論證，使文章更有指導意義；要進一步觸及當時影響撥亂反正、衝破禁區的一些現實問題，提到思想路線上來批評、闡述。
按照這個意見，文章要作很大的改動，報社決定請胡福明本人來修改。
以後，文章經過第七、八次修改，再送到中央黨校的孫長江和當時的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定稿後，楊西光、吳江、孫長江商定，先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因為，凡是在《理論動態》發表的文章，都要經過胡耀邦的審閱。第二天，再由《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見報。這個意見後來由吳江請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應了。當時，中央報紙上許多重要文章，如以社論或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就要送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審閱，那就很難通過。而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可以避免送審。而且，這個名義還隱含著文章出自某權威人士之手的意味，很受讀者注意。再者，文章論及如此重要的問題，再用個人署名就不合適了。隨後，孫長江在吳江的指導下，在第八次改稿上，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潤色。這已經是九次修改了。隨即送胡耀邦審閱，閱畢，1978年5月10日的《理論動態》第六十期就全文發表了。5月11日，這篇曆時七個月，前後修訂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一版下辟欄位置，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出。
就在《人民日報》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當天晚上，11時，在報社上夜班的總編輯胡績偉接到吳冷西的電話，胡績偉同吳冷西“文革”前在《人民日報》共事，吳的電話自然受到胡的重視。胡績偉手執耳機，邊聽邊記：
“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
吳冷西在“文革”前曾擔任新華社社長，後又兼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那時，胡績偉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兩人雖然是老朋友，但因這個電話十分嚴厲，胡績偉聽完後即回答說：“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這麽高，我必須和別人討論你這些意見究竟對不對。”
有意思的是，在吳冷西的電話之後，還有一個電話。那是5月13日，當時，《紅旗》總編輯王殊打電話給新華社社長曾濤，說新華社轉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轉發了一篇錯誤文章，真是無獨有偶。曾濤當時就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意見。可王殊後來還是對別人說，這篇文章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犯了錯誤”。
五六月間，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一次重要的曆史性會議。
在會議期間，有人堅持維護“兩個凡是”，反複強調凡是毛主席、華主席講過的話，都不能改動。
6月2日，鄧小平發表講話。在講到的四個問題中，第一個問題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已收在《鄧小平文選》中，讀者可以仔細閱讀。而且會從中發現，講話未見一字提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但字裏行間滲透著對文章觀點的支持，而且是直接批評這篇文章的反對者。
直到後來，即8月19日，接見當時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的談話傳出來之後，大家無不相對莞爾。鄧小平對他們說：
“《光明日報》發了文章，當時沒有注意。後來，聽說有人反對得厲害，才找來看了看。符合馬列主義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講話裏支持了一下。”
就在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後的第13天，6月15日下午，汪東興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的負責人開會。這個平時常常顯得很隨和甚至可以說相當溫和的人，這次火氣很盛：
黨報要有黨性。黨性個性的關係，是個性服從黨性。《紅旗》是黨的刊物，《人民日報》是黨報，新華社是黨的喉舌，廣播電台是黨的喉舌，《光明日報》也是黨報。黨性與個性要擺得對，允許個性，但個性要服從黨性，個性不能超過黨性。
有一次會上，我針對一個問題（注：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講過：黨性不強，接受教訓，下不為例。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邢賁思的文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
文章從理論觀點上支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幹部群眾中存在的一些認識問題，作了較有說服力的解釋，起到了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相互響應的效果。
6月24日，以特約評論員署名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在《解放軍報》發表。有人說它堪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姊妹篇；有人認為，與前兩文相比（包括《人民日報》的邢賁思文），它更尖銳、更潑辣。
《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發表之後，許多人都在細細咀嚼這篇文章，吃透它深涵的底蘊。思想理論界似乎出現暫時的沉寂。這段時間其實非常短，也不過一周左右，但在那節骨眼上，焦心地注視著事態發展的讀者，就覺得這幾天顯得相當長。
其實，對大家如此關切的問題，是不會沉寂的，隨後科學家們站出來了。用當時國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的話說，《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發表以後，有人主張不再討論下去。他們想掛起免戰牌，我們不能同意。真理標準討論才剛剛開始，不能現在就停下來。
童大林給人的印象是做官而無“官樣”。這不但表現在他待人的“沒大沒小”，更在他時常署名撰文――並非隻在重大的曆史性場合――文章觀點鮮明直率，而且，從來不用別人代筆。
他研究理論出身，敏感地意識到，我們正處於新的曆史轉折關頭，解放思想特別重要。深入批判“四人幫”，就遇到了分歧，在很多問題上，沒有共同語言。現在，迫切需要開展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
還在5月中旬，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協黨組即在方毅主持下召開了聯席會議，討論真理標準文章，並且，做了決定：支持它，支持這場討論。在這個問題上，要旗幟鮮明。童大林接著還說了一句笑話：“在這個問題上，自然科學雖不是主力，但我們也要敲敲鑼鼓。”
童大林的“敲敲鑼鼓”終於引來了一陣“緊鑼密鼓”。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哲學研究》編輯部，於7月17至24日邀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校、大專院校、哲學研究單位和中央機關、國家機關、解放軍、新聞出版單位的有關人員160多人在北京朝陽區委黨校開會，繼續討論理論和實踐問題。時值盛夏，但會議氣氛比天氣更熱。
17日上午，討論會開幕式在中央歌劇院禮堂舉行。天氣雖熱，但能坐千人的禮堂擠得滿滿的。哲學研究所學務副所長孫耕夫主持大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首先講話。他明確指出，這次會議所要討論的問題是：理論和實際聯係，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實踐中形成的理論、見解、意見，還要回到實踐中去，接受實踐的檢驗，加以修正、補充和發展。
鄧力群希望哲學工作者在這次會議上，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不要隻停留在一般的哲學理論的闡述、宣傳上，而要針對新的發展時期麵臨的許多新的問題，作些調查研究，使哲學研究工作出現新的局麵。
討論會後，不少省市的代表回去作了傳達，從而把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推向了全國。就在各界此起彼伏的討論中，《紅旗》一直沉默著――從春末到夏初，到暑氣蒸騰的7月。這是中共中央主辦的理論刊物呀！究竟……讀者紛紛投書，海內外一片疑慮，接著，就是種種猜測。答案其實很簡單：她的不置一詞與《光明日報》當初的衝鋒陷陣有著同樣的成因――總編輯的主意。
《紅旗》奇怪的沉默
熊複是5月17日到《紅旗》接任總編輯的。在這之前，他在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任職。到任的當天，跟《紅旗》的幾個負責人見麵時，他就針對《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直抒己見：在這裏，我表明自己的觀點：這些文章有問題，我也有不同意見。他說：現在，是要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不是要強調發展和創新。這裏有個維護毛主席旗幟的問題。有些人抓住實踐和真理的問題大做文章，到底要幹什麽？他又說，關於按勞分配問題，不能離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來談什麽按勞分配。把按勞分配說得那麽好，毛主席講要限製資產階級法權，還算不算數？
第二天，5月18日，汪東興找熊複同《紅旗》前任總編輯談話，談交接工作的問題。汪東興批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說它是“針對著毛主席來的”，並說要“總結經驗，統一認識，下不為例”。後來，各界都動起來了，真理標準討論十分火熱。汪東興對熊複說，“《紅旗》要一花獨放”，對真理標準問題“就是不表態”。
第三天，5月19日，熊複在《紅旗》雜誌向幹部傳達汪東興對《紅旗》工作的指示，並談了他的辦刊指導思想：
“《紅旗》的任務是完整而準確地宣傳馬列主義，著重從理論上完整而準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捍衛毛澤東思想，同各種離開毛澤東思想的傾向作鬥爭。”
“要注意黨內外的思想動向與理論動態。思想理論戰線很活躍，需要了解這方麵的情況，有些什麽傾向，離開毛澤東思想的傾向。”
“汪東興很關心《紅旗》的工作，要我在理論方麵很好把關，有什麽問題多向中宣部平化同誌請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報告。”
這就是熊複到《紅旗》後頭三天的情況。
兩個月過去了。這期間，各報發文，小平講話，科學家們表態，全世界都在關注……熊複坐不住了。7月底，他終於布置寫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並且把這件事交代給當時的一位副總編輯。怎麽寫呢？8月份，他在一個小會上說：“關於實踐標準的文章，要寫，但要注意現在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應強調發展和創新，不應強調用新結論代替舊結論，而應強調堅持和維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
讀者在這裏肯定已經注意到，“不應強調發展和創新”這句話出自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口中，本身就已經是“發展和創新”。其實，除了以羅馬教皇為首的天主教教會，世界上很少有哪個學派強調自己不可以發展和創新，就連對《聖經》的這種“捍衛”也是徒然，還是出了路德，出了加爾文，出了擁有數億信徒的新教。
根據這個調子，執筆的那位副總編輯經一個月苦戰，於9月11日寫出了初稿，全文共分六大部分，2萬多字。從9月11日到9月19日，經幾次修改，拿出了第三稿。這中間主要的修改之點是：
初稿的標題是：“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熊複說，他請示過汪東興，汪開始不同意寫這篇文章，後來同意了，但認為文章的標題要改，改成“《實踐論》的認識論”，隻講一般的認識原理，不專門講實踐標準問題。因執筆者不同意這樣改，所以，將標題改為“重溫《實踐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