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兩個凡是”定基調真理討論大展開(6)
初稿第一段中曾有這樣幾句：“同誌們反映，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我們認為，這次討論不僅有利於弄清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觀點，而且，關係到我們黨的整個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關係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問題，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熊複說，汪東興認為這樣講估計太高了，不是什麽關係國家命運前途的大事，隻能說是有利於開展百家爭鳴，活躍思想。於是，這幾句話就改為：“出現了敞開思想，勇於爭鳴的新氣象。我們認為，通過這次重溫毛主席的《實踐論》，弄清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以利於在政治思想領域裏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具有重大意義。”
這就是第三稿，也叫9月19日未定稿。
這個稿子，曾以《紅旗》雜誌社黨委的名義於9月20日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征求意見，哲學研究所經部分人閱讀和座談，於24日提出六條意見退給《紅旗》雜誌社黨委。
由於哲學研究所的六條意見既尖銳又中肯，加之當時各方麵對《紅旗》雜誌意見紛紛，因此，此文一直沒能刊用出去。後來，到了11月份，又修改一次，刪去五、六兩節，隻留下前四節，準備作為紀念毛澤東八十五周年誕辰的文章，在第十二期發表，列入選題計劃，這就是12月9日的修改稿。因為真理標準討論的深入和明朗化，《紅旗》已完全陷入被動，此文終於流產。
這篇文章雖未發表，卻由此而引發了理論務虛會的召開。9月下旬，《紅旗》雜誌社收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對《重溫〈實踐論〉》一文的意見後，就將此文及哲學所的意見上報中央政治局常委。葉劍英看後，提議中央召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這就是1979年年初那個有名的理論務虛會的來曆。
譚震林文章被阻發表
在熊複炮製《重溫〈實踐論〉》的同時，《紅旗》又發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這就是阻止譚震林文章的發表。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八十五周年紀念日，12月出版的第十二期《紅旗》自然要有紀念文章，8月份編輯部就積極籌劃，約請譚震林寫一篇回憶毛澤東當年領導井岡山鬥爭的文章。
譚震林在“文革”中曾因抵製林彪、江青的作亂，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後又被誣陷為“叛徒”，長期遭受摧殘。《紅旗》編輯部派人向他約稿時，他斬釘截鐵地說，寫文章不能隻講曆史，要從現實著眼，要我寫文章，我就要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明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革命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
10月下旬，譚震林文章的初稿送到《紅旗》編輯部，熊複看後，認為文章第四部分講的都是有關真理標準的問題，應刪掉。責任編輯認為，文章是譚震林寫的，以個人名義發表，要尊重作者的意見，不能強加於人，不能刪。
有意思的是，這邊的爭執還未定局，譚震林又送來了新的修改稿，把第四部分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進一步加強，並且，給《紅旗》編輯部寫信說：“文章隻作了一點小的修改，主要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這一點原文上是有的，隻是不夠突出，不夠明確，我把它加強了。”“如果你們認為還有什麽修改，請想好後，到我家來，當麵商量。”
熊複看了譚震林的信和改稿哭笑不得，但仍堅持要刪去文中有關闡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那一部分，並且，寫了一個條子，講了兩點處理意見：一、派人去同他談，說明中央給《紅旗》的方針是不介入討論，請他考慮刪去有關段落。二、如譚震林不同意刪，就照他的意見印出，送中央常委審查。
11月14日，編輯部派人去見譚震林，轉述了熊複的意見。譚震林當即鮮明地表示，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動，觀點不能動。實踐標準的討論是全黨的大事。告訴熊複，這樣做丟不了黨籍，住不了牛棚。有誰來辯論，找我好了。對這篇文章我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改正。
熊複拗不過譚震林，在無可奈何之中，於11月16日將譚文送審，並給汪東興寫一報告：
汪副主席並華主席：
我們請譚震林同誌寫了一篇紀念毛主席誕辰85周年的文章，準備在十二期發表。譚震林同誌強調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這就是使《紅旗》卷入這場討論。我們建議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請中央主席審查。現送上這篇文章，請審定。
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看後，同意《紅旗》發表譚文。鄧小平、李先念還寫了批語。鄧小平寫道：“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麽《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在19日寫的批語是：“文章確長，沒有時間看，反映對《紅旗》意見不少。”21日，他看了這篇文章，又寫道：“我看了這篇文章，譚震林同誌講的是曆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很被動了。”
接到這些批語後，熊複依然不敢做主，又跑到汪東興那裏問怎麽辦。汪東興也無可奈何，隻好說，那隻好這樣。至此，譚震林的文章送新華印刷廠發排，於十二期刊出。
在此期間，熊複所唱的一係列“反調”，並不代表《紅旗》的編輯們。《重溫〈實踐論〉》那篇文章，照理是編輯部哲史組的事，但文章的起草、修改均未讓哲史組的編輯們插手。對《紅旗》所發生的一些不正常的現象，一些人蒙在鼓裏，洞觀的人則憋著一肚子火。隨著形勢的發展，《紅旗》愈來愈被動，這股火也越憋越大，然而，隻能“在地下運行”。半年後，終於衝破地表，噴焰而出了。1978年11月23日，在《紅旗》雜誌院內，王忠明、邢雁二人貼出一張大字報，提出對《紅旗》雜誌當前一些問題的看法，要求迅速改變《紅旗》的麵貌，立即在社內外引起轟動，《紅旗》的人也感到舒心。
大字報有關真理標準討論問題是這樣說的：作為黨中央理論刊物的《紅旗》雜誌，理所當然的要大力參加討論。但是，《紅旗》雜誌至今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保持沉默。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狀況？我們從熊複同誌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可以找到答案。熊複同誌不止一次地表白，他並不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沒發表過文章，也沒有作過講談。事實並不如此。他剛來《紅旗》不久，就在一次會上針對《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說：“我有不同意見，在這裏表明我自己的觀點，這些文章有問題。”最近，熊複在召集一些同誌座談宣傳問題的會上，有的同誌提到《紅旗》沒有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很被動，熊複激動地說：“你被動什麽，我並不感到被動”，“這沒有什麽關係，不要怕這種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實，他作了些什麽，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點他的名。”我們要問熊複同誌，這難道不是反對嗎？
熊複同誌還表白說，他授意一位同誌寫過文章，我們看看寫的這篇《重溫〈實踐論〉》是一篇什麽樣文章呢？這篇文章全文兩萬多字，除了教科書式的毫不聯係實際地講了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外，很大篇幅反駁所謂“懷疑論”“不可知論”和“海外奇談”，這種文章實質上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唱反調。
大字報貼出後的第三天，即11月25日，熊複在大字報旁邊貼了一張小字報：
讀了王忠明、邢雁同誌的大字報，我非常高興，為這張大字報歡呼。
王、邢兩同誌對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總的來說，《紅旗》的運動和工作落後於當前的形勢，究其因由，與我的領導思想和工作作風分不開，我要負全部的責任。我認為，這樣的批評中肯。我誠懇地接受王、邢二同誌的批評。可見王、邢二同誌的批評是善意的。因為，他們提出問題來，要迅速改變《紅旗》的落後麵貌，緊緊跟上新長征的步伐。擺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大問題。
至於我，從王、邢兩位同誌的大字報得到很大的啟發。我這個人的缺點很多，幾個月來，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是有的。大家都知道，我現在還來不及總結我在這個時期的工作，在適當的時候，應該作出總結，汲取教訓。錯了就改，我決心改正工作中的錯誤。希望同誌們在這方麵幫助我，督促我，教我！
熊複
1978年11月25日
汪東興批評《中國青年》
粉碎“四人幫”後，一些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報紙、雜誌陸續複刊。“文革”前，在青年中有廣泛影響的《中國青年》雜誌，擬定於1978年9月複刊。在這之前，成立了共青團“十大”籌備委員會，著手召開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新的團中央委員，恢複在“文革”中被“砸掉”的團的中央機構，開展正常的團的工作，《中國青年》的複刊工作置於團“十大”籌委會的領導之下，而汪東興又是中央分管工、青、婦工作的，團“十大”籌委會當然由他來直接聯係和領導。
複刊後的第一期《中國青年》定於9月11日出版。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萬份《中國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全國其它7個代印點也大部分印完。在北京地區，已有4萬多份通過郵局送到讀者手裏。這一期介紹《革命何須怕斷頭》，介紹了青年工人韓誌雄的事跡，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他同“四人幫”作鬥爭，在迫害麵前堅強不屈，還選登童懷周編輯的《天安門詩抄》（這本詩集曾印行過，遭到汪東興批評，此次，《中國青年》以“青年革命詩抄”為欄題，選登其中一小部分）。在群眾迫切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同時，《中國青年》推出這樣的文章，自然受到了讀者歡迎，爭相閱讀。
不料，10日下午，共青團“十大”籌委會負責人韓英接到汪東興的一個電話。汪提出了四點意見：
（1）《中國青年》第一期為什麽隻有葉副主席題詞，沒有華主席題詞；
（2）《革命何須怕斷頭》所宣傳的韓誌雄，你們了解清楚了嗎？這個人有問題；
（3）童懷周的《天安門詩抄》怎麽又出來了；
（4）沒有紀念毛主席逝世兩周年的文章。
當時，韓英即將上述意見傳達給《中國青年》編輯部，並宣布刊物停印停發，等待研究處理。
編輯部當即認真研究，感到這四條意見並沒有什麽道理。
思來想去，編輯部的同誌認定在編發這一期刊物的過程，並無處置不當之處，對汪東興的四點批評難以接受。
9月11日，編輯部將自己的看法寫信報告華國鋒及其他幾位中央副主席，並且，同時報給了團“十大”籌委會。
9月12日晚上，韓英找雜誌社組長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他同汪東興商定的對這期刊物的四點處理意見：
（1）由汪東興去請華國鋒題詞（這時，華國鋒出訪四國）。
（2）增加毛澤東的詩詞三首及照片。
（3）刪去《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中“這場偉大壯烈的人民運動，被‘四人幫’無情地鎮壓下去了……”等段落。
（4）刪去《青年革命詩抄》的天安門題圖和編者按。
韓英還特地念了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中，有關天安門事件和“兩個凡是”的段落，說以上兩篇文章同華國鋒講話的精神不符，有損毛澤東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華國鋒的題詞送到編輯部。當晚，編輯部向團“十大”籌備會報告：華主席的題詞收到了；已向外地發出電報，立即停印停發；北京印好的全部停發。可以增加華主席題詞和毛主席詩詞三首。但《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和《青年革命詩抄》以不改為好。因為，這兩篇東西內容並沒有錯，而且，已有4萬多份刊物發到了讀者手中，改了以後將造成同一份刊物兩個版本的局麵，不但會引起讀者不滿，若追問起刪改原因，將無言以對，不利於安定團結。遺憾的是，團“十大”籌備會沒有接受編輯部的這個意見。
就在這前後，複刊第一期遇到的種種磕碰傳到社會上，引起群眾強烈不滿。不少讀者投書編輯部，更有人在西單街頭貼出大字報“救救《中國青年》”。
9月14日，編輯部再次上書華國鋒及幾位中央副主席，表示最好不要刪改《革命何須怕斷頭》及《青年革命詩抄》。
當天晚上，汪東興又把雜誌社組長以上幹部召集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會議在緊張的氣氛中，從八點一刻開始，一直開到午夜十二點五十分。
會上，汪東興對編輯部幹部的批評，已經可以使用“申斥”這兩個字眼了。
他說：“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婦，這個你們知道不知道？我翻了這期《中國青年》的大概內容，沒詳細看，還以為是清樣，不知道已經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是要我審查了。今天把口徑統一一下。你們已經發出41000份，發都發了，怎麽叫審查？如果，你們認為我們沒有審查任務，那我們就不審查了。”
他說：“不要我審查，我不負責，我這個人好辦。你青年社通報這個情況，離開了團‘十大’籌備會。你們直接寫信給中央，並沒有通過籌備會轉給我。不是和籌委會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天安門事件，華主席已經講了。”
這時，他念了華國鋒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中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兩個凡是”的段落。
他接著說：“剛才第一個是講的組織觀念。第二個講文章內容符不符合華主席對天安門事件的估價。華主席在天安門問題上早就講過，為什麽有人還在上麵糾纏？”
他說：“你叫我提意見我就提，第一期應該有毛主席的東西，應該考慮。華主席不在，葉副主席、聶帥題了字，我再給華主席講講，題個字嘛！毛主席逝世兩周年，有總理的照片，主席的一個都沒有，不考慮考慮？我說可以考慮一下。再有，我說裏邊有兩篇文章內容與華主席講話符合不符合，考慮考慮。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寫，但是，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已經定了。是你們記者寫的文章，與轉載不一樣。”
他說：“為什麽不發華主席的題詞？華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為什麽不能等兩天？”
他說：“一是不動了，就照你們的意見辦，華主席題詞也不登了。這是你們的意見。怕什麽？最多隻能說汪東興講的、韓英講的、籌備會講的都不靈嘛！最多說你們打了個勝仗。題詞可以不登，主席詩詞也不登。這一期，中央沒有審查，就是中國青年社發出的，我聲明，我沒審查。第二條意見，把華主席題詞、毛主席詩詞三首和照片放進去，其他不動，因為動了也不行。我看這兩個意見，不可能有第三個意見。”
他說：“曆史上有教訓，凡是離開黨的領導，一事無成，會碰得頭破血流。”
他說，“今天批評一下，說得不恰當，請你們原諒。我的心還是好的，不能說你對我錯了，都對。”
總編輯火速派人赴印刷廠，為每冊尚未發表的《中國青年》夾進華國鋒題詞、毛澤東詩詞重印，又收回已發出的4萬多份。
第二節 三中全會改變中國鄧小平成領導核心（2）
各路“諸侯”陸續表態
真理標準的討論，很快就從北京向四麵八方輻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都在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有的爽快了當，有的頗費躊躇；這倒並不因為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有什麽深奧難懂之處，關鍵在於“妾身未分明”――拿不準在政治上究竟采取何種態度為宜。當然，問題本身所牽連底蘊之深，所包容方麵之廣，也給這些在各色各樣的戰場上出生入死，翻上滾下的豪傑們一些為難。
在這個問題上，最先明確亮出自己的觀點的是，當時的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和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
任仲夷在遼寧省委主辦的理論月刊《理論與實踐》第八、九期合刊上發表文章，題目是：
《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
以後其他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紛紛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新華社一一播發消息，首都報紙則作為要聞爭相刊登。
按照新華社報道的時間，依次是：
8月27日汪鋒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9月10日廖誌高福建省委第一書記
9月19日習仲勳廣東省委第二書記
9月24日鐵瑛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李本平浙江省委書記
9月27日江渭清江西省委第一書記
10月3日劉子厚河北省委第一書記
10月5日譚啟龍青海省委第一書記
10月8日王鐸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這就是第三稿，也叫9月19日未定稿。
這個稿子，曾以《紅旗》雜誌社黨委的名義於9月20日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征求意見，哲學研究所經部分人閱讀和座談，於24日提出六條意見退給《紅旗》雜誌社黨委。
由於哲學研究所的六條意見既尖銳又中肯，加之當時各方麵對《紅旗》雜誌意見紛紛，因此，此文一直沒能刊用出去。後來，到了11月份，又修改一次，刪去五、六兩節，隻留下前四節，準備作為紀念毛澤東八十五周年誕辰的文章，在第十二期發表，列入選題計劃，這就是12月9日的修改稿。因為真理標準討論的深入和明朗化，《紅旗》已完全陷入被動，此文終於流產。
這篇文章雖未發表，卻由此而引發了理論務虛會的召開。9月下旬，《紅旗》雜誌社收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對《重溫〈實踐論〉》一文的意見後，就將此文及哲學所的意見上報中央政治局常委。葉劍英看後，提議中央召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這就是1979年年初那個有名的理論務虛會的來曆。
譚震林文章被阻發表
在熊複炮製《重溫〈實踐論〉》的同時，《紅旗》又發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這就是阻止譚震林文章的發表。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八十五周年紀念日，12月出版的第十二期《紅旗》自然要有紀念文章，8月份編輯部就積極籌劃，約請譚震林寫一篇回憶毛澤東當年領導井岡山鬥爭的文章。
譚震林在“文革”中曾因抵製林彪、江青的作亂，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後又被誣陷為“叛徒”，長期遭受摧殘。《紅旗》編輯部派人向他約稿時，他斬釘截鐵地說，寫文章不能隻講曆史，要從現實著眼，要我寫文章，我就要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明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革命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
10月下旬，譚震林文章的初稿送到《紅旗》編輯部，熊複看後，認為文章第四部分講的都是有關真理標準的問題，應刪掉。責任編輯認為，文章是譚震林寫的，以個人名義發表，要尊重作者的意見，不能強加於人，不能刪。
有意思的是，這邊的爭執還未定局，譚震林又送來了新的修改稿，把第四部分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進一步加強，並且，給《紅旗》編輯部寫信說：“文章隻作了一點小的修改，主要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這一點原文上是有的，隻是不夠突出，不夠明確，我把它加強了。”“如果你們認為還有什麽修改，請想好後，到我家來，當麵商量。”
熊複看了譚震林的信和改稿哭笑不得，但仍堅持要刪去文中有關闡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那一部分，並且，寫了一個條子，講了兩點處理意見：一、派人去同他談，說明中央給《紅旗》的方針是不介入討論，請他考慮刪去有關段落。二、如譚震林不同意刪，就照他的意見印出，送中央常委審查。
11月14日，編輯部派人去見譚震林，轉述了熊複的意見。譚震林當即鮮明地表示，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動，觀點不能動。實踐標準的討論是全黨的大事。告訴熊複，這樣做丟不了黨籍，住不了牛棚。有誰來辯論，找我好了。對這篇文章我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改正。
熊複拗不過譚震林，在無可奈何之中，於11月16日將譚文送審，並給汪東興寫一報告：
汪副主席並華主席：
我們請譚震林同誌寫了一篇紀念毛主席誕辰85周年的文章，準備在十二期發表。譚震林同誌強調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這就是使《紅旗》卷入這場討論。我們建議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請中央主席審查。現送上這篇文章，請審定。
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看後，同意《紅旗》發表譚文。鄧小平、李先念還寫了批語。鄧小平寫道：“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麽《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在19日寫的批語是：“文章確長，沒有時間看，反映對《紅旗》意見不少。”21日，他看了這篇文章，又寫道：“我看了這篇文章，譚震林同誌講的是曆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很被動了。”
接到這些批語後，熊複依然不敢做主，又跑到汪東興那裏問怎麽辦。汪東興也無可奈何，隻好說，那隻好這樣。至此，譚震林的文章送新華印刷廠發排，於十二期刊出。
在此期間，熊複所唱的一係列“反調”，並不代表《紅旗》的編輯們。《重溫〈實踐論〉》那篇文章，照理是編輯部哲史組的事，但文章的起草、修改均未讓哲史組的編輯們插手。對《紅旗》所發生的一些不正常的現象，一些人蒙在鼓裏，洞觀的人則憋著一肚子火。隨著形勢的發展，《紅旗》愈來愈被動，這股火也越憋越大，然而，隻能“在地下運行”。半年後，終於衝破地表，噴焰而出了。1978年11月23日，在《紅旗》雜誌院內，王忠明、邢雁二人貼出一張大字報，提出對《紅旗》雜誌當前一些問題的看法，要求迅速改變《紅旗》的麵貌，立即在社內外引起轟動，《紅旗》的人也感到舒心。
大字報有關真理標準討論問題是這樣說的：作為黨中央理論刊物的《紅旗》雜誌，理所當然的要大力參加討論。但是，《紅旗》雜誌至今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保持沉默。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狀況？我們從熊複同誌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可以找到答案。熊複同誌不止一次地表白，他並不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沒發表過文章，也沒有作過講談。事實並不如此。他剛來《紅旗》不久，就在一次會上針對《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說：“我有不同意見，在這裏表明我自己的觀點，這些文章有問題。”最近，熊複在召集一些同誌座談宣傳問題的會上，有的同誌提到《紅旗》沒有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很被動，熊複激動地說：“你被動什麽，我並不感到被動”，“這沒有什麽關係，不要怕這種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實，他作了些什麽，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點他的名。”我們要問熊複同誌，這難道不是反對嗎？
熊複同誌還表白說，他授意一位同誌寫過文章，我們看看寫的這篇《重溫〈實踐論〉》是一篇什麽樣文章呢？這篇文章全文兩萬多字，除了教科書式的毫不聯係實際地講了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外，很大篇幅反駁所謂“懷疑論”“不可知論”和“海外奇談”，這種文章實質上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唱反調。
大字報貼出後的第三天，即11月25日，熊複在大字報旁邊貼了一張小字報：
讀了王忠明、邢雁同誌的大字報，我非常高興，為這張大字報歡呼。
王、邢兩同誌對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總的來說，《紅旗》的運動和工作落後於當前的形勢，究其因由，與我的領導思想和工作作風分不開，我要負全部的責任。我認為，這樣的批評中肯。我誠懇地接受王、邢二同誌的批評。可見王、邢二同誌的批評是善意的。因為，他們提出問題來，要迅速改變《紅旗》的落後麵貌，緊緊跟上新長征的步伐。擺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大問題。
至於我，從王、邢兩位同誌的大字報得到很大的啟發。我這個人的缺點很多，幾個月來，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是有的。大家都知道，我現在還來不及總結我在這個時期的工作，在適當的時候，應該作出總結，汲取教訓。錯了就改，我決心改正工作中的錯誤。希望同誌們在這方麵幫助我，督促我，教我！
熊複
1978年11月25日
汪東興批評《中國青年》
粉碎“四人幫”後，一些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報紙、雜誌陸續複刊。“文革”前，在青年中有廣泛影響的《中國青年》雜誌，擬定於1978年9月複刊。在這之前，成立了共青團“十大”籌備委員會，著手召開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新的團中央委員，恢複在“文革”中被“砸掉”的團的中央機構，開展正常的團的工作，《中國青年》的複刊工作置於團“十大”籌委會的領導之下，而汪東興又是中央分管工、青、婦工作的，團“十大”籌委會當然由他來直接聯係和領導。
複刊後的第一期《中國青年》定於9月11日出版。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萬份《中國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全國其它7個代印點也大部分印完。在北京地區，已有4萬多份通過郵局送到讀者手裏。這一期介紹《革命何須怕斷頭》，介紹了青年工人韓誌雄的事跡，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他同“四人幫”作鬥爭，在迫害麵前堅強不屈，還選登童懷周編輯的《天安門詩抄》（這本詩集曾印行過，遭到汪東興批評，此次，《中國青年》以“青年革命詩抄”為欄題，選登其中一小部分）。在群眾迫切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同時，《中國青年》推出這樣的文章，自然受到了讀者歡迎，爭相閱讀。
不料，10日下午，共青團“十大”籌委會負責人韓英接到汪東興的一個電話。汪提出了四點意見：
（1）《中國青年》第一期為什麽隻有葉副主席題詞，沒有華主席題詞；
（2）《革命何須怕斷頭》所宣傳的韓誌雄，你們了解清楚了嗎？這個人有問題；
（3）童懷周的《天安門詩抄》怎麽又出來了；
（4）沒有紀念毛主席逝世兩周年的文章。
當時，韓英即將上述意見傳達給《中國青年》編輯部，並宣布刊物停印停發，等待研究處理。
編輯部當即認真研究，感到這四條意見並沒有什麽道理。
思來想去，編輯部的同誌認定在編發這一期刊物的過程，並無處置不當之處，對汪東興的四點批評難以接受。
9月11日，編輯部將自己的看法寫信報告華國鋒及其他幾位中央副主席，並且，同時報給了團“十大”籌委會。
9月12日晚上，韓英找雜誌社組長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他同汪東興商定的對這期刊物的四點處理意見：
（1）由汪東興去請華國鋒題詞（這時，華國鋒出訪四國）。
（2）增加毛澤東的詩詞三首及照片。
（3）刪去《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中“這場偉大壯烈的人民運動，被‘四人幫’無情地鎮壓下去了……”等段落。
（4）刪去《青年革命詩抄》的天安門題圖和編者按。
韓英還特地念了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中，有關天安門事件和“兩個凡是”的段落，說以上兩篇文章同華國鋒講話的精神不符，有損毛澤東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華國鋒的題詞送到編輯部。當晚，編輯部向團“十大”籌備會報告：華主席的題詞收到了；已向外地發出電報，立即停印停發；北京印好的全部停發。可以增加華主席題詞和毛主席詩詞三首。但《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和《青年革命詩抄》以不改為好。因為，這兩篇東西內容並沒有錯，而且，已有4萬多份刊物發到了讀者手中，改了以後將造成同一份刊物兩個版本的局麵，不但會引起讀者不滿，若追問起刪改原因，將無言以對，不利於安定團結。遺憾的是，團“十大”籌備會沒有接受編輯部的這個意見。
就在這前後，複刊第一期遇到的種種磕碰傳到社會上，引起群眾強烈不滿。不少讀者投書編輯部，更有人在西單街頭貼出大字報“救救《中國青年》”。
9月14日，編輯部再次上書華國鋒及幾位中央副主席，表示最好不要刪改《革命何須怕斷頭》及《青年革命詩抄》。
當天晚上，汪東興又把雜誌社組長以上幹部召集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會議在緊張的氣氛中，從八點一刻開始，一直開到午夜十二點五十分。
會上，汪東興對編輯部幹部的批評，已經可以使用“申斥”這兩個字眼了。
他說：“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婦，這個你們知道不知道？我翻了這期《中國青年》的大概內容，沒詳細看，還以為是清樣，不知道已經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是要我審查了。今天把口徑統一一下。你們已經發出41000份，發都發了，怎麽叫審查？如果，你們認為我們沒有審查任務，那我們就不審查了。”
他說：“不要我審查，我不負責，我這個人好辦。你青年社通報這個情況，離開了團‘十大’籌備會。你們直接寫信給中央，並沒有通過籌備會轉給我。不是和籌委會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天安門事件，華主席已經講了。”
這時，他念了華國鋒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中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兩個凡是”的段落。
他接著說：“剛才第一個是講的組織觀念。第二個講文章內容符不符合華主席對天安門事件的估價。華主席在天安門問題上早就講過，為什麽有人還在上麵糾纏？”
他說：“你叫我提意見我就提，第一期應該有毛主席的東西，應該考慮。華主席不在，葉副主席、聶帥題了字，我再給華主席講講，題個字嘛！毛主席逝世兩周年，有總理的照片，主席的一個都沒有，不考慮考慮？我說可以考慮一下。再有，我說裏邊有兩篇文章內容與華主席講話符合不符合，考慮考慮。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寫，但是，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已經定了。是你們記者寫的文章，與轉載不一樣。”
他說：“為什麽不發華主席的題詞？華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為什麽不能等兩天？”
他說：“一是不動了，就照你們的意見辦，華主席題詞也不登了。這是你們的意見。怕什麽？最多隻能說汪東興講的、韓英講的、籌備會講的都不靈嘛！最多說你們打了個勝仗。題詞可以不登，主席詩詞也不登。這一期，中央沒有審查，就是中國青年社發出的，我聲明，我沒審查。第二條意見，把華主席題詞、毛主席詩詞三首和照片放進去，其他不動，因為動了也不行。我看這兩個意見，不可能有第三個意見。”
他說：“曆史上有教訓，凡是離開黨的領導，一事無成，會碰得頭破血流。”
他說，“今天批評一下，說得不恰當，請你們原諒。我的心還是好的，不能說你對我錯了，都對。”
總編輯火速派人赴印刷廠，為每冊尚未發表的《中國青年》夾進華國鋒題詞、毛澤東詩詞重印，又收回已發出的4萬多份。
第二節 三中全會改變中國鄧小平成領導核心（2）
各路“諸侯”陸續表態
真理標準的討論，很快就從北京向四麵八方輻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都在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有的爽快了當，有的頗費躊躇；這倒並不因為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有什麽深奧難懂之處，關鍵在於“妾身未分明”――拿不準在政治上究竟采取何種態度為宜。當然，問題本身所牽連底蘊之深，所包容方麵之廣，也給這些在各色各樣的戰場上出生入死，翻上滾下的豪傑們一些為難。
在這個問題上，最先明確亮出自己的觀點的是，當時的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和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
任仲夷在遼寧省委主辦的理論月刊《理論與實踐》第八、九期合刊上發表文章，題目是：
《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
以後其他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紛紛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新華社一一播發消息，首都報紙則作為要聞爭相刊登。
按照新華社報道的時間，依次是：
8月27日汪鋒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9月10日廖誌高福建省委第一書記
9月19日習仲勳廣東省委第二書記
9月24日鐵瑛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李本平浙江省委書記
9月27日江渭清江西省委第一書記
10月3日劉子厚河北省委第一書記
10月5日譚啟龍青海省委第一書記
10月8日王鐸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