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兩個凡是”定基調真理討論大展開(4)
11月18日，捉拿“四人幫”立了大功的前中辦主任，8341部隊政委，當時，正分工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在全國宣傳工作座談會上，作了一個從今天觀點看，尚夠載入史冊之格的講話。平心而論，如果汪東興當時能夠預見五年甚至十年之後，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大得民心的真正繁榮的開端，他也許就不會對鄧小平1975年的所作所為說得那麽絕了：“不聽毛主席的，還是搞他過去那一套。”也不至於那麽斬釘截鐵地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主張繼續辦“四人幫”那樣的樣板學校――朝陽農學院，要求繼續放映“四人幫”炮製的，以批評為主題的電影《決裂》……據說，這都是“主席講過”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沒有人反駁。當時，參加會議的幹部，不必說“十月的勝利”之前留下來的“直升機們”，就算有著比較清晰頭腦的“老家夥”，也都如驚蜇前後的土撥鼠――他們知道春天總要來，而且也快來了，但四肢還僵著，肚裏的油水也快耗盡。那次會與兩年之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本不能比，更不必說九年半後的十三大。總有一天，會有史學家或文學家出來，將這場涉及到每個家庭的飯桌的唇槍舌劍公諸於世。隻望後代不要嗤鼻――他們的先人曾在那樣黑暗的蒙昧中摸索、格鬥，怎麽就不知點起一盞燈？
宣傳工作會議的精神，不久，原樣出現在最高權力機構。1976年11月30日，副委員長吳德在四屆人大常委會三次會議上講話：“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認為：“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那是分裂中央。”“要把‘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
這就是“十月勝利”狂歡之後的那個陰沉沉的年底，人們的心緊緊地收縮了。
轉眼間，到了1977年1月。不僅北京，幾乎全國人民都對一年前那寒冷的祭奠記憶猶新。充斥人民內心的，不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議。這一點，“以華國鋒為首的新的黨中央”本來是十分清楚的，但《人民日報》就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宣傳問題請示汪東興時，汪規定隻準發四五篇紀念文章，不準老同誌用個人名義寫回憶周的文章，不準提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準周恩來的紀念展覽對外開放，不準《人民日報》發社論。還說，對周恩來的評價不能超過悼詞，因為悼詞經主席審查過。他還質問《人民日報》寫紀念社論的人，“是不是給總理另外作一篇悼詞？”
1月8日，首都群眾再次湧向天安門，緬懷周總理。大字報、詩詞、標語，再次出現在天安門廣場。這次人民已經提出這樣的兩個問題：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
幾乎與此同時，對“四人幫”的批判惹了麻煩。《紅旗》雜誌打報告，向汪東興請示，“1975年春，張春橋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兩篇文章，是否可以點名批判？”在這份報告上，汪東興作了指示：“這兩篇文章經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隻能“不點名”批判文內的錯誤觀點。
“兩個凡是”的提出
這接踵而來的衝擊，引出了2月7日的兩報一刊社論。
《學習文化抓住綱》――《人民日報》以通欄大字標題，全文排四號宋體字，加框刊出，署名：《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首都其他報紙同一天用同樣的規格轉載。
“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社論是“文革”以來的一大創造，通常表明這是在傳達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統帥的聲音，極具威力。
社論中所謂抓住綱，是指揭批“四人幫”。社論說：“當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集中表現為我們黨和‘四人幫’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幫’，這就是當前的主題，就是當前的綱。緊緊抓住這個綱，鬥爭的大方向就掌握住了，各項工作就有統屬了。”最後，社論用了六百五十多字的長段向全國發出號召：
“讓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諭地遵循，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緊跟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一切行動聽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指揮，同心同德，步調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幫’這個綱，去奪取天下大治的新的偉大勝利。”
今天可以奉告讀者，這篇社論，“兩報一刊”沒有任何人參加起草或討論，不但他們的負責人不知道有這篇社論，就連當時的中央宣傳口（“文革”中，中央宣傳部被稱為“閻王殿”而解散，粉碎“四人幫”後成立了中央宣傳口）也不知道，它是由李鑫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李鑫曾長期擔任康生的秘書。康生死後，他擔任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負責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汪東興在這篇社論的清樣上批示道：“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誌和理論學習組同誌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
這篇文章發到中央宣傳口，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耿飆曾找幾個負責宣傳工作的同誌討論。耿飆在擒拿“四人幫”第二天，奉命迅即接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後來又調至中宣口主持工作。他在討論中直言道，登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去辦，什麽事情也辦不成。但因為這篇社論是中央批發下來的，各報隻能照登。
值得回味的是，這篇社論發表的時間，正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會議的前夕。當時，全國人民都希望鄧小平趕快出來工作。然而，“兩個凡是”的提出，使人立刻回想起1976年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也使人聯想起毛澤東逝世後，10月4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時間，讀者紛紛打電話、寫信到報社，責問為什麽要發表這篇社論。
3月工作會議如期召開。在這次會上，華國鋒講話基調雖然未變，但一種新的氣息已經透出。他認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言：“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他又一次重複“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製造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但補充說：“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在這次會議後，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黨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如果說，在這封信裏還沒有明確批評“兩個凡是”的話，5月24日，鄧小平在談話裏，則說得幾乎不會使任何人誤解：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誌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隻要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麽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麽完備、準確嘛。毛澤東說，他自己也犯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他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後人能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這樣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應該像毛澤東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那時，鄧小平的職務還沒有恢複，隻有他這種性格的人，才會在處於那樣微妙的位置上的時候如此直率地講話。中國人被“禮”束縛了數千年，很少有政治家能表現他們個人的性格魅力。
幾乎就在同時，中宣口簡報刊登了一份《人民日報》提供的材料，引起了當時任毛澤東著作編輯辦公室副主任的吳冷西相當不快。他當即給朱穆之、胡績偉掛了電話，明白說“不應該登”。吳冷西的憤怒與擔憂不是沒有來由的，這份材料涉及的問題太重要了，直接關係到將中國拖進貧困、動亂、仇恨、猜忌的泥潭的繩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全麵專政”！
而那份材料道出了真相：1977年5月，《人民日報》查對了“文革”時期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編輯部紀念十月革命節文章的原稿，證明文中第一次提出的關於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六個要點，都沒有經過中央正式討論，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據康生講話，由陳伯達、姚文元修改完稿的。其中關於“全麵專政”的提法，也不是毛澤東的原話，而是陳伯達、姚文元寫上去，排成黑體字，遂成了“毛澤東指示”的。
鄧小平的職務在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上恢複。在這次會上，他闡述這一思想的語言已經更為規整，強調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體體係去獲得正確的理解。他認為，張春橋等“引用毛澤東某些片言隻語來騙人、嚇唬人”，隻說“一個領域、一個方麵的問題”，準確完整地理解方能與其針鋒相對。
緊接著，也許出於冷靜的判斷，也許出於多年夙願，一上任，鄧小平就自告奮勇抓科學、教育工作。在8月8日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講了六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關於對17年的估計問題”。
這裏應該提醒讀者注意，自從1966年開始對劉少奇全麵批判，直到這個“八八”講話之前，還沒有任何人敢對“十七年”說一句好話。鄧小平所說的：“毛澤東同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時間裏，對科學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係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勵，是提倡，是估計到我們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是好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或者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1957年以後講過一些過頭話，但六十年代初期，他還是支持科學十四條、高等學校六十條這些的……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麵是紅線。”以及：“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腦力勞動，腦力勞動也是勞動嘛。”在當時真是振聾發聵。
但細心的讀者會看出，他隻是把他認為正確的毛澤東談話重複一遍。毛澤東是不是也曾講錯與做錯過什麽，那又怎麽辦呢？
當時，主管教育的劉西堯發表的感慨是：“八八”講話，感到“震動很大，趕超有望”，但是――“心有餘悸”。為什麽？就是因為“兩個估計”雖然已被鄧小平觸及，但並未正式推翻。
所謂“兩個估計”，是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的兩個政治結論，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根本屬於資產階級，他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更要命的是，這個文件是毛澤東畫了圈的。按照“兩個凡是”的原則不能動。
這顯然促使鄧小平決心索性把話說個明白。9月19日，他直截了當對劉西堯等人說：毛澤東畫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關於我的問題的決議，毛澤東也是畫了圈的。天安門事件涉及那麽多人，說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後台，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紀要》引用了毛澤東的一些話，有許多是斷章取義的。《紀要》裏還塞進不少“四人幫”的東西。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
“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麽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十七年培養出來的？
鄧小平還要求劉西堯要“獨立思考，不要東看看，西看看”，不要“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
第二節 三中全會改變中國鄧小平成領導核心（1）
鄧小平率先從理論上批評“兩個凡是”，開了全黨思想解放的先河。胡耀邦提出了研究應遵循的兩條原則。5月11日，這篇曆時七個月，前後修訂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一版下辟專欄位置，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出。真理標準的討論，很快就從北京向四麵八方輻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都在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鄧小平講話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在第一版以“鄧副主席講話精神闡述毛主席實事求是光輝思想”的通欄標題，對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作了報道。
鄧小平出山，率先批“凡是”
“兩個凡是”的提出，令當時尚未出來工作的鄧小平深感憂慮。他覺得這是個是否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問題，是個重要的思想路線問題。針對“兩個凡是”，鄧小平經過反複考慮，於1977年4月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鄧小平在這裏首次提出了“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概念，這就為反對“兩個凡是”提供了理論武器。5月3日，中共中央轉發此信，肯定了鄧小平的正確意見。
鄧小平率先從理論上批評“兩個凡是”，開了全黨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誌汪東興、李鑫去看望鄧小平時，鄧小平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這是針對華國鋒在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和講話中的矛盾而提出的批評。
5月24日，鄧小平在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再次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他說：“把毛澤東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誌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又說：“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誌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經過9個月的拖延，鄧小平的職務終於在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得到恢複。這是政治上撥亂反正的一個重大勝利。“兩個凡是”在這裏遭到突破，但它的影響還在，並且還很頑強。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閉幕時的發言中進一步闡述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指出：“我說要用準確地完整地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地準確地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我們不能夠隻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係去獲得正確的理解。”鄧小平認為，毛澤東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接著，在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上，鄧小平再次強烈呼籲要恢複和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
在此前後，葉劍英、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紛紛發表文章和講話，大力倡導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
在黨的十一大召開以前，按照華國鋒的指導思想起草的政治報告原稿曾給鄧小平看過。當時鄧小平還沒有出來工作，他對許多問題的提法和論述提出了意見。鄧小平認為，原稿中講了關於黨內“走資派”問題，關於資產階級法權問題，關於“唯生產力論”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在各個文化領域專政問題，這些錯誤論點應當刪掉。但是，華國鋒仍然堅持黨內有“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觀點，堅持“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的觀點，在政治報告裏加以係統闡發。
在十一大上，有相當數量的代表特別是老同誌，對華國鋒報告的錯誤觀點提出過批評意見。許多代表說，報告對“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盤肯定、高度讚揚的說法，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客觀實際的。毛澤東講過，“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錯誤，報告否認“文化大革命”有錯誤，也不符合毛澤東的說法。
沒有人反駁。當時，參加會議的幹部，不必說“十月的勝利”之前留下來的“直升機們”，就算有著比較清晰頭腦的“老家夥”，也都如驚蜇前後的土撥鼠――他們知道春天總要來，而且也快來了，但四肢還僵著，肚裏的油水也快耗盡。那次會與兩年之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本不能比，更不必說九年半後的十三大。總有一天，會有史學家或文學家出來，將這場涉及到每個家庭的飯桌的唇槍舌劍公諸於世。隻望後代不要嗤鼻――他們的先人曾在那樣黑暗的蒙昧中摸索、格鬥，怎麽就不知點起一盞燈？
宣傳工作會議的精神，不久，原樣出現在最高權力機構。1976年11月30日，副委員長吳德在四屆人大常委會三次會議上講話：“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認為：“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那是分裂中央。”“要把‘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
這就是“十月勝利”狂歡之後的那個陰沉沉的年底，人們的心緊緊地收縮了。
轉眼間，到了1977年1月。不僅北京，幾乎全國人民都對一年前那寒冷的祭奠記憶猶新。充斥人民內心的，不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議。這一點，“以華國鋒為首的新的黨中央”本來是十分清楚的，但《人民日報》就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宣傳問題請示汪東興時，汪規定隻準發四五篇紀念文章，不準老同誌用個人名義寫回憶周的文章，不準提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準周恩來的紀念展覽對外開放，不準《人民日報》發社論。還說，對周恩來的評價不能超過悼詞，因為悼詞經主席審查過。他還質問《人民日報》寫紀念社論的人，“是不是給總理另外作一篇悼詞？”
1月8日，首都群眾再次湧向天安門，緬懷周總理。大字報、詩詞、標語，再次出現在天安門廣場。這次人民已經提出這樣的兩個問題：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
幾乎與此同時，對“四人幫”的批判惹了麻煩。《紅旗》雜誌打報告，向汪東興請示，“1975年春，張春橋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兩篇文章，是否可以點名批判？”在這份報告上，汪東興作了指示：“這兩篇文章經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隻能“不點名”批判文內的錯誤觀點。
“兩個凡是”的提出
這接踵而來的衝擊，引出了2月7日的兩報一刊社論。
《學習文化抓住綱》――《人民日報》以通欄大字標題，全文排四號宋體字，加框刊出，署名：《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首都其他報紙同一天用同樣的規格轉載。
“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社論是“文革”以來的一大創造，通常表明這是在傳達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統帥的聲音，極具威力。
社論中所謂抓住綱，是指揭批“四人幫”。社論說：“當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集中表現為我們黨和‘四人幫’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幫’，這就是當前的主題，就是當前的綱。緊緊抓住這個綱，鬥爭的大方向就掌握住了，各項工作就有統屬了。”最後，社論用了六百五十多字的長段向全國發出號召：
“讓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諭地遵循，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緊跟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一切行動聽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指揮，同心同德，步調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幫’這個綱，去奪取天下大治的新的偉大勝利。”
今天可以奉告讀者，這篇社論，“兩報一刊”沒有任何人參加起草或討論，不但他們的負責人不知道有這篇社論，就連當時的中央宣傳口（“文革”中，中央宣傳部被稱為“閻王殿”而解散，粉碎“四人幫”後成立了中央宣傳口）也不知道，它是由李鑫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李鑫曾長期擔任康生的秘書。康生死後，他擔任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負責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汪東興在這篇社論的清樣上批示道：“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誌和理論學習組同誌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
這篇文章發到中央宣傳口，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耿飆曾找幾個負責宣傳工作的同誌討論。耿飆在擒拿“四人幫”第二天，奉命迅即接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後來又調至中宣口主持工作。他在討論中直言道，登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去辦，什麽事情也辦不成。但因為這篇社論是中央批發下來的，各報隻能照登。
值得回味的是，這篇社論發表的時間，正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會議的前夕。當時，全國人民都希望鄧小平趕快出來工作。然而，“兩個凡是”的提出，使人立刻回想起1976年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也使人聯想起毛澤東逝世後，10月4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時間，讀者紛紛打電話、寫信到報社，責問為什麽要發表這篇社論。
3月工作會議如期召開。在這次會上，華國鋒講話基調雖然未變，但一種新的氣息已經透出。他認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言：“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他又一次重複“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製造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但補充說：“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在這次會議後，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黨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如果說，在這封信裏還沒有明確批評“兩個凡是”的話，5月24日，鄧小平在談話裏，則說得幾乎不會使任何人誤解：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誌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隻要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麽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麽完備、準確嘛。毛澤東說，他自己也犯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他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後人能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這樣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應該像毛澤東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那時，鄧小平的職務還沒有恢複，隻有他這種性格的人，才會在處於那樣微妙的位置上的時候如此直率地講話。中國人被“禮”束縛了數千年，很少有政治家能表現他們個人的性格魅力。
幾乎就在同時，中宣口簡報刊登了一份《人民日報》提供的材料，引起了當時任毛澤東著作編輯辦公室副主任的吳冷西相當不快。他當即給朱穆之、胡績偉掛了電話，明白說“不應該登”。吳冷西的憤怒與擔憂不是沒有來由的，這份材料涉及的問題太重要了，直接關係到將中國拖進貧困、動亂、仇恨、猜忌的泥潭的繩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全麵專政”！
而那份材料道出了真相：1977年5月，《人民日報》查對了“文革”時期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編輯部紀念十月革命節文章的原稿，證明文中第一次提出的關於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六個要點，都沒有經過中央正式討論，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據康生講話，由陳伯達、姚文元修改完稿的。其中關於“全麵專政”的提法，也不是毛澤東的原話，而是陳伯達、姚文元寫上去，排成黑體字，遂成了“毛澤東指示”的。
鄧小平的職務在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上恢複。在這次會上，他闡述這一思想的語言已經更為規整，強調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體體係去獲得正確的理解。他認為，張春橋等“引用毛澤東某些片言隻語來騙人、嚇唬人”，隻說“一個領域、一個方麵的問題”，準確完整地理解方能與其針鋒相對。
緊接著，也許出於冷靜的判斷，也許出於多年夙願，一上任，鄧小平就自告奮勇抓科學、教育工作。在8月8日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講了六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關於對17年的估計問題”。
這裏應該提醒讀者注意，自從1966年開始對劉少奇全麵批判，直到這個“八八”講話之前，還沒有任何人敢對“十七年”說一句好話。鄧小平所說的：“毛澤東同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時間裏，對科學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係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勵，是提倡，是估計到我們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是好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或者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1957年以後講過一些過頭話，但六十年代初期，他還是支持科學十四條、高等學校六十條這些的……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麵是紅線。”以及：“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腦力勞動，腦力勞動也是勞動嘛。”在當時真是振聾發聵。
但細心的讀者會看出，他隻是把他認為正確的毛澤東談話重複一遍。毛澤東是不是也曾講錯與做錯過什麽，那又怎麽辦呢？
當時，主管教育的劉西堯發表的感慨是：“八八”講話，感到“震動很大，趕超有望”，但是――“心有餘悸”。為什麽？就是因為“兩個估計”雖然已被鄧小平觸及，但並未正式推翻。
所謂“兩個估計”，是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的兩個政治結論，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根本屬於資產階級，他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更要命的是，這個文件是毛澤東畫了圈的。按照“兩個凡是”的原則不能動。
這顯然促使鄧小平決心索性把話說個明白。9月19日，他直截了當對劉西堯等人說：毛澤東畫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關於我的問題的決議，毛澤東也是畫了圈的。天安門事件涉及那麽多人，說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後台，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紀要》引用了毛澤東的一些話，有許多是斷章取義的。《紀要》裏還塞進不少“四人幫”的東西。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
“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麽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十七年培養出來的？
鄧小平還要求劉西堯要“獨立思考，不要東看看，西看看”，不要“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
第二節 三中全會改變中國鄧小平成領導核心（1）
鄧小平率先從理論上批評“兩個凡是”，開了全黨思想解放的先河。胡耀邦提出了研究應遵循的兩條原則。5月11日，這篇曆時七個月，前後修訂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一版下辟專欄位置，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出。真理標準的討論，很快就從北京向四麵八方輻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都在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鄧小平講話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在第一版以“鄧副主席講話精神闡述毛主席實事求是光輝思想”的通欄標題，對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作了報道。
鄧小平出山，率先批“凡是”
“兩個凡是”的提出，令當時尚未出來工作的鄧小平深感憂慮。他覺得這是個是否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問題，是個重要的思想路線問題。針對“兩個凡是”，鄧小平經過反複考慮，於1977年4月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鄧小平在這裏首次提出了“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概念，這就為反對“兩個凡是”提供了理論武器。5月3日，中共中央轉發此信，肯定了鄧小平的正確意見。
鄧小平率先從理論上批評“兩個凡是”，開了全黨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誌汪東興、李鑫去看望鄧小平時，鄧小平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這是針對華國鋒在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和講話中的矛盾而提出的批評。
5月24日，鄧小平在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再次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他說：“把毛澤東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誌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又說：“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誌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經過9個月的拖延，鄧小平的職務終於在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得到恢複。這是政治上撥亂反正的一個重大勝利。“兩個凡是”在這裏遭到突破，但它的影響還在，並且還很頑強。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閉幕時的發言中進一步闡述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指出：“我說要用準確地完整地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地準確地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我們不能夠隻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係去獲得正確的理解。”鄧小平認為，毛澤東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接著，在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上，鄧小平再次強烈呼籲要恢複和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
在此前後，葉劍英、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紛紛發表文章和講話，大力倡導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
在黨的十一大召開以前，按照華國鋒的指導思想起草的政治報告原稿曾給鄧小平看過。當時鄧小平還沒有出來工作，他對許多問題的提法和論述提出了意見。鄧小平認為，原稿中講了關於黨內“走資派”問題，關於資產階級法權問題，關於“唯生產力論”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在各個文化領域專政問題，這些錯誤論點應當刪掉。但是，華國鋒仍然堅持黨內有“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觀點，堅持“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的觀點，在政治報告裏加以係統闡發。
在十一大上，有相當數量的代表特別是老同誌，對華國鋒報告的錯誤觀點提出過批評意見。許多代表說，報告對“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盤肯定、高度讚揚的說法，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客觀實際的。毛澤東講過，“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錯誤，報告否認“文化大革命”有錯誤，也不符合毛澤東的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