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兩個凡是”定基調真理討論大展開(3)
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被打倒是30年代在中央蘇區時。當時，由於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受到推行“左”的錯誤的臨時中央的批判鬥爭。鄧小平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受到黨內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被派往中央蘇區邊遠的樂安縣所屬南村區委當巡視員。後來，在中央軍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調到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隨後參加了中央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和遵義會議。
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二次被打倒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當時，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鄧小平，被作為“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號人物遭到錯誤批判和鬥爭，被剝奪一切職務，並於1969年至1972年下放到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3年。林彪事件後，鄧小平於1973年複出，1975年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
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三次被打倒是在1976年。由於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係統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並在天安門事件後於4月7日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1976年，鄧小平72歲。在一般人看來，鄧小平的政治生命恐怕也就到此為止了。然而，鄧小平以不屈不撓的毅力、鍥而不舍的精神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他老年的歲月中譜寫了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樂章。
1976年10月6日，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粉碎。這為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創造了曆史性機遇和可能。當10月7日從葉劍英那裏獲悉“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時，鄧小平驚喜萬狀，感歎道：“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剛剛粉碎“四人幫”，葉劍英就向華國鋒提議，趕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在玉泉山召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又正式提出這個問題。他說：“我建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誌總不會害怕他吧？他參加了政治局，恢複了工作，總不會給我們挑剔吧？”李先念聽了，馬上表示同意，但華國鋒沒有表態。
這期間，鄧小平正因病住在醫院。不久，葉劍英就安排鄧小平的一家搬到了北京郊區的西山。鄧小平女兒毛毛回憶道：
記得，為了讓父親第三次複出，葉伯伯讓他的小兒子親自駕車，把還在軟禁中我的父親偷偷接到他的住處。當時我在場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兩人見麵之時，萬分激動，父親叫了一聲“老兄”，兩人的手便緊緊握在一起。
鄧小平在西山住下後，於1976年10月10日給華國鋒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達他對華國鋒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幫”的喜悅心情：
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這是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的勝利，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勝利，這是鞏固黨的偉大事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勝利。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
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鄧小平把這封信通過汪東興轉交給華國鋒，但華國鋒沒有作出反應。
1977年1月8日，李冬民等人在天安門刷大標語，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這表達了人民的意願。但華國鋒不但未及時順應民意，還公然提出“兩個凡是”，對這兩個要求加以壓製。這不能不使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蕭勁光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按照“兩個凡是”，當時兩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就無法解決，一個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不能改，一個是“天安門事件”的案不能翻。對此我是不讚成的，我和陳雲同誌談過，和王震、王諍、耿飆等一些老同誌也談過……大家在一起議一議，談一談，感到大多數老同誌的心都是相通的，所見也基本相同，思想上也越來越感到這兩件事的解決勢在必行。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陳雲同誌決心向中央上書，直言自己的意見，我們這些老同誌自然十分讚同，又十分高興，因為陳雲同誌德高望重，推舉陳雲同誌挑頭，代表大家向中央陳述這些意見，也正是這段時期大家在醞釀之中的事情。
中央工作會議即將召開的前夕，記不清具體是在那一天了，王震同誌打電話邀我去商討要事。同去的還有王諍、耿飆同誌，大家在一起議論的中心議題還是那兩件事。過了一會兒，陳雲同誌也來了，陳雲同誌發表了意見，大意是說中央工作會議要召開了，他寫了一個書麵意見，準備在會上做個書麵發言。他對坐在旁邊的我說：“請勁光同誌給大家念念吧。”這篇書麵發言，主要內容就是現在收集在《陳雲文選》三卷中“粉碎‘四人幫’後麵臨的兩件大事。”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剛剛開始時，華國鋒就對各小組召集人打招呼，說有兩個敏感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問題，一個是鄧小平出來工作問題，希望大家發言不要觸及。但陳雲、王震等人卻跟華國鋒“唱反調”。
3月13日，陳雲在會上發表了事先準備好的書麵講話。陳雲談了自己對天安門事件的幾點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誌逝世後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於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陳雲指出，因為天安門事件是群眾關心的事，而且當時在全國也有類似事件。陳雲還指出：“鄧小平同誌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誌提出讓鄧小平同誌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王震的發言更為直截了當，他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所以“四人幫”千方百計地、卑鄙地陷害他。現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切希望鄧小平同誌早日出來參加領導工作。天安門事件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是全國人民階級覺悟和路線鬥爭覺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現，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與主流，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
陳雲、王震的發言受到華國鋒的壓製，不讓在會議簡報上刊登，但卻得到許多與會同誌的擁護，正式揭開了撥亂反正的序幕。
不過，華國鋒雖然仍在進行壓製，但事實上已開始有所鬆動，這從本書前麵介紹的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即可清楚看出。華國鋒在講話中已明確說明：“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當然，華國鋒也留有尾巴，說鄧小平“也犯有錯誤”，要“幫助他改正錯誤”。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再次寫信給華國鋒主席、葉劍英副主席並黨中央，談了自己對3月中央工作會議所提出的兩個問題的意見。
根據鄧小平本人的建議，1977年5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鄧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給中央的兩封信轉發全黨。這為鄧小平的正式複出作了準備。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17日，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決定恢複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鄧小平在這次全會上的講話中，談了自己出來工作的心情和態度。他說：
坦率地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有私心雜念。
鄧小平坦言；“這是我一種交心的話。”
1977年7月30日，在中國政壇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鄧小平突然出現在北京國際足球邀請賽的看台上。這是鄧小平再度複職後的首次亮相，是一次輕輕鬆鬆的亮相。
鄧小平以73歲的高齡第三次複出，引起了世人的關注和極大興趣。新老朋友見到他時，都免不了要詢問他的經曆，然而他很少說自己，總是把話題更多地引向中國的實際問題。
在此後的二十年裏，中國黨和國家的曆史及命運就同“鄧小平”這個名字緊緊聯係在一起了。
十一屆中央領導層
1977年8月19日，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央領導機構負責人，名單如下：
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
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韋國清 烏蘭夫 方毅 鄧小平 葉劍英 劉伯承 許世友 蘇振華 李先念 李德生 吳德 餘秋裏 汪東興 張廷發 陳錫聯 耿飆 聶榮臻 倪誌福 徐向前 彭衝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陳慕華趙紫陽賽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
安定團結，複蘇經濟
麵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麵，從1976年10月至1978年底，黨中央采取一係列措施，逐漸實現了全國社會經濟政治的安定和複蘇。
為實現全國安定團結，黨代表人民的意願，進行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以撥亂反正。中央先後派工作組分赴保定、遼寧、雲南以及鄭州、蘭州等鐵路局，以控製局麵，製止動亂和武鬥，恢複正常的社會和生產秩序。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先後有步驟地調整和加強了黨、政、軍各級領導班子，全麵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把一批與“四人幫”有聯係的人及幫派骨幹、打砸搶分子清除出各級領導班子。1976年12月10日，中央批發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之後，又陸續批發了罪證材料之二、罪證材料之三。材料下達之後，全國掀起了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
1976年12月-1977年2月為第一階段，集中揭批“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罪行和陰謀活動，清查其幫派體係。
1977年3月-1977年8月為第二階段，著重揭露其反革命麵目和罪惡曆史。
1977年9月-1978年11月為第三階段，著重揭批其反革命理論，清除他們在各方麵的影響。
黨中央還領導各級黨組織把揭批“四人幫”同恢複國民經濟結合起來，從1976年12月到1977年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先後召開農業、工業、計劃、鐵路等會議，消除經濟上的混亂局麵。同時，中央對凡純屬反對“四人幫”而遭到打擊迫害的人，宣布予以平反改正。
揭批“四人幫”群眾運動的開展，及時處理了某些地區的突出問題和對一部分領導班子的調整，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對穩定社會、恢複經濟、促進安定團結，起了積極的作用。
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是當時黨和國家十分迫切的任務。1976年12月10-27日，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1977年4月20日-5月13日，又先後在大慶和北京召開了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在此前後，國務院先後召開了鐵路、煤炭、計劃、農田基本建設、冶金、交通以及林業、水產等方麵的全國性會議，解決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並很快取得了成效。1978年，國家進一步恢複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4月，中央批準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即二十三條）。5月，國務院批準了《關於實行獎勵和計件工資製度的通知》。11月，國務院規定在國營企業試行企業基金製度，同時，積極引進外資技術。
由於采取了上述一係列恢複和發展生產的政策和措施，使1977年、1978年兩年國民經濟得到很快恢複和初步發展。1977年農業生產由於受嚴重自然災害影響沒有完成原訂計劃，但到197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即超過了曆史最高水平，棉、油、糖、煙、麻等經濟作物的產量都有所提高。工業總產值1977年和1978年分別比上年增長10.9%和13.5%，國民收入和國家財政收入都有較大幅度增長。國內市場供應有所改善，對外貿易顯著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1977年10月，《人民日報》發表在胡耀邦支持和指導下寫成的《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的文章，為幹部政策上的撥亂反正大造輿論，在廣大幹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他一上任即提出：“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麽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過來”。胡耀邦遵循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率領中組部全體同誌經過大量切實的調查研究，堅決平反冤假錯案，使許多冤假錯案得以平反糾正，不少幹部獲得解放。各省解放幹部的工作也迅速展開。這就在實際工作中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破除了以前的左傾辦案思想和辦案方法，打開了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落實黨的政策的新局麵。
科學教育文化工作也開始重新走上正軌。科學教育戰線是“文革”中的重災區，也是現代化建設能否成功的基礎和關鍵。鄧小平出來工作後不久，即自告奮勇去分管科學教育工作，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首先從科學和教育方麵開始撥亂反正。1977年5月，鄧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8月，鄧小平在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和9月19日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談話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的成績和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願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否定了“兩個估計”，為知識分子恢複了名譽。從1977年開始，我國恢複高考製度，這成為鼓勵青年努力學習、提高教育水平的有力措施，受到普遍歡迎。1978年3月和4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先後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和教育工作會議。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著重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觀點。華國鋒在全國科學大會上作了題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報告。全國逐漸出現“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風氣和掀起了學習科學文化的熱潮。在科技、教育戰線開始撥亂反正的同時，文藝戰線也開始逐步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恢複文藝工作的正常活動。
此外，我國的民主和法製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統戰工作，工、青、婦群眾團體的工作和軍隊現代化建設都得到初步恢複。對外關係逐步恢複並打開了新的局麵，開始出現有利於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和條件。
以上幾方麵表明，在這兩年中，黨和國家的工作是前進了。然而，黨的指導思想上占主導地位的仍是“兩個凡是”。它為撥亂反正設置了嚴重障礙，延誤了撥亂反正的曆史進程，是一個新的思想禁錮。顯然，不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就不可能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類似“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還可能重演。因此，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是從對“兩個凡是”的抵製開始的。這也是避免走“文化大革命”的路或“文化大革命”前的老路，探索和開辟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前提條件。
陰沉的年底
1976年，中國人民粉碎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集團以後一個多月。
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二次被打倒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當時，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鄧小平，被作為“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號人物遭到錯誤批判和鬥爭，被剝奪一切職務，並於1969年至1972年下放到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3年。林彪事件後，鄧小平於1973年複出，1975年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
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三次被打倒是在1976年。由於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係統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並在天安門事件後於4月7日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1976年，鄧小平72歲。在一般人看來，鄧小平的政治生命恐怕也就到此為止了。然而，鄧小平以不屈不撓的毅力、鍥而不舍的精神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他老年的歲月中譜寫了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樂章。
1976年10月6日，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粉碎。這為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創造了曆史性機遇和可能。當10月7日從葉劍英那裏獲悉“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時，鄧小平驚喜萬狀，感歎道：“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剛剛粉碎“四人幫”，葉劍英就向華國鋒提議，趕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在玉泉山召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又正式提出這個問題。他說：“我建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誌總不會害怕他吧？他參加了政治局，恢複了工作，總不會給我們挑剔吧？”李先念聽了，馬上表示同意，但華國鋒沒有表態。
這期間，鄧小平正因病住在醫院。不久，葉劍英就安排鄧小平的一家搬到了北京郊區的西山。鄧小平女兒毛毛回憶道：
記得，為了讓父親第三次複出，葉伯伯讓他的小兒子親自駕車，把還在軟禁中我的父親偷偷接到他的住處。當時我在場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兩人見麵之時，萬分激動，父親叫了一聲“老兄”，兩人的手便緊緊握在一起。
鄧小平在西山住下後，於1976年10月10日給華國鋒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達他對華國鋒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幫”的喜悅心情：
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這是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的勝利，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勝利，這是鞏固黨的偉大事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勝利。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
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鄧小平把這封信通過汪東興轉交給華國鋒，但華國鋒沒有作出反應。
1977年1月8日，李冬民等人在天安門刷大標語，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這表達了人民的意願。但華國鋒不但未及時順應民意，還公然提出“兩個凡是”，對這兩個要求加以壓製。這不能不使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蕭勁光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按照“兩個凡是”，當時兩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就無法解決，一個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不能改，一個是“天安門事件”的案不能翻。對此我是不讚成的，我和陳雲同誌談過，和王震、王諍、耿飆等一些老同誌也談過……大家在一起議一議，談一談，感到大多數老同誌的心都是相通的，所見也基本相同，思想上也越來越感到這兩件事的解決勢在必行。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陳雲同誌決心向中央上書，直言自己的意見，我們這些老同誌自然十分讚同，又十分高興，因為陳雲同誌德高望重，推舉陳雲同誌挑頭，代表大家向中央陳述這些意見，也正是這段時期大家在醞釀之中的事情。
中央工作會議即將召開的前夕，記不清具體是在那一天了，王震同誌打電話邀我去商討要事。同去的還有王諍、耿飆同誌，大家在一起議論的中心議題還是那兩件事。過了一會兒，陳雲同誌也來了，陳雲同誌發表了意見，大意是說中央工作會議要召開了，他寫了一個書麵意見，準備在會上做個書麵發言。他對坐在旁邊的我說：“請勁光同誌給大家念念吧。”這篇書麵發言，主要內容就是現在收集在《陳雲文選》三卷中“粉碎‘四人幫’後麵臨的兩件大事。”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剛剛開始時，華國鋒就對各小組召集人打招呼，說有兩個敏感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問題，一個是鄧小平出來工作問題，希望大家發言不要觸及。但陳雲、王震等人卻跟華國鋒“唱反調”。
3月13日，陳雲在會上發表了事先準備好的書麵講話。陳雲談了自己對天安門事件的幾點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誌逝世後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於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陳雲指出，因為天安門事件是群眾關心的事，而且當時在全國也有類似事件。陳雲還指出：“鄧小平同誌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誌提出讓鄧小平同誌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王震的發言更為直截了當，他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所以“四人幫”千方百計地、卑鄙地陷害他。現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切希望鄧小平同誌早日出來參加領導工作。天安門事件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是全國人民階級覺悟和路線鬥爭覺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現，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與主流，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
陳雲、王震的發言受到華國鋒的壓製，不讓在會議簡報上刊登，但卻得到許多與會同誌的擁護，正式揭開了撥亂反正的序幕。
不過，華國鋒雖然仍在進行壓製，但事實上已開始有所鬆動，這從本書前麵介紹的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即可清楚看出。華國鋒在講話中已明確說明：“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當然，華國鋒也留有尾巴，說鄧小平“也犯有錯誤”，要“幫助他改正錯誤”。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再次寫信給華國鋒主席、葉劍英副主席並黨中央，談了自己對3月中央工作會議所提出的兩個問題的意見。
根據鄧小平本人的建議，1977年5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鄧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給中央的兩封信轉發全黨。這為鄧小平的正式複出作了準備。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17日，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決定恢複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鄧小平在這次全會上的講話中，談了自己出來工作的心情和態度。他說：
坦率地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有私心雜念。
鄧小平坦言；“這是我一種交心的話。”
1977年7月30日，在中國政壇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鄧小平突然出現在北京國際足球邀請賽的看台上。這是鄧小平再度複職後的首次亮相，是一次輕輕鬆鬆的亮相。
鄧小平以73歲的高齡第三次複出，引起了世人的關注和極大興趣。新老朋友見到他時，都免不了要詢問他的經曆，然而他很少說自己，總是把話題更多地引向中國的實際問題。
在此後的二十年裏，中國黨和國家的曆史及命運就同“鄧小平”這個名字緊緊聯係在一起了。
十一屆中央領導層
1977年8月19日，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央領導機構負責人，名單如下：
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
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韋國清 烏蘭夫 方毅 鄧小平 葉劍英 劉伯承 許世友 蘇振華 李先念 李德生 吳德 餘秋裏 汪東興 張廷發 陳錫聯 耿飆 聶榮臻 倪誌福 徐向前 彭衝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陳慕華趙紫陽賽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
安定團結，複蘇經濟
麵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麵，從1976年10月至1978年底，黨中央采取一係列措施，逐漸實現了全國社會經濟政治的安定和複蘇。
為實現全國安定團結，黨代表人民的意願，進行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以撥亂反正。中央先後派工作組分赴保定、遼寧、雲南以及鄭州、蘭州等鐵路局，以控製局麵，製止動亂和武鬥，恢複正常的社會和生產秩序。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先後有步驟地調整和加強了黨、政、軍各級領導班子，全麵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把一批與“四人幫”有聯係的人及幫派骨幹、打砸搶分子清除出各級領導班子。1976年12月10日，中央批發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之後，又陸續批發了罪證材料之二、罪證材料之三。材料下達之後，全國掀起了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
1976年12月-1977年2月為第一階段，集中揭批“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罪行和陰謀活動，清查其幫派體係。
1977年3月-1977年8月為第二階段，著重揭露其反革命麵目和罪惡曆史。
1977年9月-1978年11月為第三階段，著重揭批其反革命理論，清除他們在各方麵的影響。
黨中央還領導各級黨組織把揭批“四人幫”同恢複國民經濟結合起來，從1976年12月到1977年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先後召開農業、工業、計劃、鐵路等會議，消除經濟上的混亂局麵。同時，中央對凡純屬反對“四人幫”而遭到打擊迫害的人，宣布予以平反改正。
揭批“四人幫”群眾運動的開展，及時處理了某些地區的突出問題和對一部分領導班子的調整，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對穩定社會、恢複經濟、促進安定團結，起了積極的作用。
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是當時黨和國家十分迫切的任務。1976年12月10-27日，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1977年4月20日-5月13日，又先後在大慶和北京召開了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在此前後，國務院先後召開了鐵路、煤炭、計劃、農田基本建設、冶金、交通以及林業、水產等方麵的全國性會議，解決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並很快取得了成效。1978年，國家進一步恢複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4月，中央批準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即二十三條）。5月，國務院批準了《關於實行獎勵和計件工資製度的通知》。11月，國務院規定在國營企業試行企業基金製度，同時，積極引進外資技術。
由於采取了上述一係列恢複和發展生產的政策和措施，使1977年、1978年兩年國民經濟得到很快恢複和初步發展。1977年農業生產由於受嚴重自然災害影響沒有完成原訂計劃，但到197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即超過了曆史最高水平，棉、油、糖、煙、麻等經濟作物的產量都有所提高。工業總產值1977年和1978年分別比上年增長10.9%和13.5%，國民收入和國家財政收入都有較大幅度增長。國內市場供應有所改善，對外貿易顯著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1977年10月，《人民日報》發表在胡耀邦支持和指導下寫成的《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的文章，為幹部政策上的撥亂反正大造輿論，在廣大幹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他一上任即提出：“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麽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過來”。胡耀邦遵循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率領中組部全體同誌經過大量切實的調查研究，堅決平反冤假錯案，使許多冤假錯案得以平反糾正，不少幹部獲得解放。各省解放幹部的工作也迅速展開。這就在實際工作中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破除了以前的左傾辦案思想和辦案方法，打開了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落實黨的政策的新局麵。
科學教育文化工作也開始重新走上正軌。科學教育戰線是“文革”中的重災區，也是現代化建設能否成功的基礎和關鍵。鄧小平出來工作後不久，即自告奮勇去分管科學教育工作，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首先從科學和教育方麵開始撥亂反正。1977年5月，鄧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8月，鄧小平在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和9月19日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談話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的成績和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願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否定了“兩個估計”，為知識分子恢複了名譽。從1977年開始，我國恢複高考製度，這成為鼓勵青年努力學習、提高教育水平的有力措施，受到普遍歡迎。1978年3月和4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先後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和教育工作會議。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著重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觀點。華國鋒在全國科學大會上作了題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報告。全國逐漸出現“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風氣和掀起了學習科學文化的熱潮。在科技、教育戰線開始撥亂反正的同時，文藝戰線也開始逐步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恢複文藝工作的正常活動。
此外，我國的民主和法製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統戰工作，工、青、婦群眾團體的工作和軍隊現代化建設都得到初步恢複。對外關係逐步恢複並打開了新的局麵，開始出現有利於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和條件。
以上幾方麵表明，在這兩年中，黨和國家的工作是前進了。然而，黨的指導思想上占主導地位的仍是“兩個凡是”。它為撥亂反正設置了嚴重障礙，延誤了撥亂反正的曆史進程，是一個新的思想禁錮。顯然，不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就不可能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類似“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還可能重演。因此，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是從對“兩個凡是”的抵製開始的。這也是避免走“文化大革命”的路或“文化大革命”前的老路，探索和開辟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前提條件。
陰沉的年底
1976年，中國人民粉碎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集團以後一個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