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16)
可是，怎麽可能呢？這些工作人員被領進來，隻能在床腳立住遠遠望一眼，望一眼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淚水便洶湧而出。有的女同誌踉踉蹌蹌往出走，沒出大廳便哭倒在地，無論怎樣批評、勸說，甚至嗬斥都無法阻止。
老帥們也都來看望周恩來，都是在周恩來昏迷之際，立在床腳默默地望著，像雕像一般，大顆大顆的淚珠浮出眼堤，在睫毛上顫動，接著撲簌簌滾下來，落地有聲！
那天，周恩來又醒來，用細微的勉強能聽到的聲音訥訥詢問醫生：“主席、主席身體怎麽樣？”
“沒有大的變化。”醫生小聲報告。
“劉帥、劉帥，身體……”他突然屏住了聲，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醫生的手，這是下意識的動作，是劇痛襲來的原因。他在顫抖，他在出汗，可是他還想竭力控製自己不要有過份的痛苦表情。醫務人員一邊替他擦汗，一邊勸他哼哼，哼一哼可以減輕痛苦。
他始終不出聲。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樣子，卻終於沒有做出。
他好容易透過一口氣，喘息未定，也許發現醫務人員在流淚，也許發現自己握住醫生的手表現出了痛苦的失態，他忽然以驚人的意誌說出一聲：“哎呀，你手怎麽那麽涼呀？”
他真是為了試試醫生的手涼不涼才去握手嗎？這種掩飾使醫務人員心痛欲裂，卻又不敢任淚水狂流。他雖身陷如此痛苦絕境，仍然能夠為他人用心良苦。他是不想讓同誌們替他分擔痛楚，他寧肯獨自去承擔一切……
“別管我、我一個人，管、管全局……”周恩來對醫生說。他鬆開手，獨自陷入劇痛的折磨，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說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簾也無法遮掩。那看不見的抽搐顫抖和血液激蕩，完全可以憑感覺察知，整個病房都能感覺出那種痛苦急促的節奏，那種衝撞交鋒的波瀾！
“吳、吳大夫，打、打一針……”周恩來發出令人窒息的請求聲。每當他再也無力在劇痛中保持不露聲色時，他便這樣請求。
他至此不願叫任何人來分擔他的痛苦。
鄧穎超與周恩來的婚姻，是所有世人的楷模。鄧穎超看不下去，聲音顫抖對卞醫生說：
“這麽痛苦，太難受了，他太難受……”
醫生含淚說：“大姐，總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對黨對國家對全體人民都有重大的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著重大意義……”
葉劍英也是這麽說的。
人民離不開總理。
1976年1月7日，周恩來基本上是處於昏迷狀態。他鼻子裏一直在輸氧，陳醫生定時將配製好的高蛋白高熱量的流質食物輸入他的胃中。病房裏清潔，但是也有一種不祥的陰森氣氛籠罩。身邊醫務人員的淚早已流盡，隻覺得四周圍是那麽靜，那麽靜……
1月7日晚11時，當醫生們來到床邊進行治療時，處於彌留之際的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微微睜開雙眼，凝視了一下，認出了其中的吳階平醫生，聲音微弱地說：“我這裏沒有什麽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誌，那裏更需要你們。”
這是周恩來生前所說的最後幾句話。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在與病魔的搏鬥中耗盡了生命的最後一絲精力之後，懷著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深深的關切，懷著許許多多造福於人民的美好設想，懷著對共產主義事業必勝的信念，離開了人世。
毛澤東為何沒有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
在周恩來病況日漸加重的時候，毛澤東的身體狀況也是令人擔心。他講話困難，隻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聲音字句。由於長時間在他身邊工作，秘書張玉鳳還能聽懂毛澤東的話。每當毛澤東同其他領導同誌談話時，她就得在場，學說一遍。但到了他講話、發音極不清楚時，她隻能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摸，獲得他點頭認可。當毛澤東的語言障礙到了最嚴重的地步時，他老人家隻好用筆寫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後來，毛澤東的行動已經很困難，兩條腿不能走路。如果沒有人攙扶，連一步都走不動了。
周恩來的心髒停止跳動的前十幾小時內，他的病情報告不斷送到毛澤東這裏來。毛澤東靜靜地看著一份又一份病危報告和治療方案、搶救方案。
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張耀祠得知周恩來逝世噩耗，馬上來到毛澤東住處的大廳，告訴了外麵值班的護士小於。小於拿起鉛筆，在一張白紙上寫下這一沉痛消息，紙條放在條桌上。
護士孟錦雲此時正在毛澤東臥室裏值班。毛澤東躺在床上看一本《魯迅選集》。小孟聽到外麵大廳裏有人走動的聲音，知道這是有人送東西來。她悄悄地走出去，看到紙條，一行字清晰地出現在她的眼前。小孟把紙條疊起來，放進口袋，回到了毛澤東的臥室，裝作什麽事也沒有發生。
下午3點多鍾，政治局派人送來周恩來逝世的訃告清樣。小孟收下來，看毛澤東睡醒覺，精神還算可以，就決定找機會把周恩來逝世的消息告訴他。
按照慣例，這時小孟要給毛澤東讀報，讀文件。她先讀了些別的內容，稍稍停頓了一會兒，便拿起那張訃告清樣，低沉、緩慢地讀著：“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誌，因患癌症，醫治無效，於1976年……”毛澤東聽著，慢慢地閉上了眼睛，眉頭緊鎖，不一會兒，閉著的眼睛裏滾出了淚珠。小孟泣不成聲地堅持讀完了訃告。
毛澤東沒有說一句話，隻任淚水默默地流淌，淚水流過了麵頰，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頸，始終不說一句話。
幾天後，中央擬好了有關周恩來追悼會的規格，參加追悼會的政治局及黨、政、軍負責人的人數和悼詞一並送毛澤東審閱。
中央考慮到毛澤東病重，便沒有安排他參加有關周恩來逝世後的一切活動。
毛澤東審閱這個報告時，秘書張玉鳳一直守候在側，不知道為什麽在她這個普通人的心裏，一直存在一線希望，或許會有四年前參加陳毅追悼會那樣的突然決定，或許也能去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一句憋在她心裏許久的話，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像孩子般地冒昧地問毛澤東：“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一直處於悲傷中的毛澤東，這時一隻手舉著還沒來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隻手拍拍略微翹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對她說：“我也走不動了。”
毛澤東在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多次回避不願意讓人們看見他的老態的做法，使張玉鳳意識到他是不願意，也不忍心讓人們看到他晚年那病態和痛苦的心境。
接著毛澤東不無歉意地說：“那幾個人的追悼會，我也沒能去。”那幾個人，張玉鳳後來回憶時解析，可能指1975年4月去世的和他一起參加第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董必武，以及其他幾個老同誌的追悼會。
追悼會前一天，也就是1月14日下午，又是孟錦雲給毛澤東讀報的時間。她讀了追悼會上由鄧小平同誌致的悼詞的清樣。毛澤東聽著，不再默默地，而是淚如泉湧，失聲痛哭。他依舊沒說一句話。
周恩來逝世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毛澤東的情緒都籠罩著一層悲傷。他臉上幾乎已無笑容，常常沉默著。
喪心病狂的“四人幫”預知悼念的風暴就要來臨，搶先在1月1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大辯論帶來大變化》的長文。這夥黑幫妄圖以此築起阻擋淚海大潮的堤壩。人們被激怒了，用雙手把它撕得粉碎。一個又一個抗議電話，接二連三地飛進了報社。憤怒的人們再也不能忍受對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惡毒誹謗，再也不能允許對悼念周恩來總理的橫加阻撓。他們擦幹了默默的眼淚，收起了無言的青紗，發出了“民心不可悔，黨心不可欺”“反周民必反，批鄧民不依”的呐喊！
1月15日下午3時，5000多人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王洪文主持，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
為了作悼詞，還有一個鬥爭的小“插曲”，在政治局會議上還有一場爭論。“四人幫”害怕鄧小平亮相，與廣大幹部、群眾見麵，於是舉出種種“莫須有”的理由，極力排除鄧小平。江青主張由王洪文或張春橋來作悼詞。張春橋自知不夠格，王洪文又太嫩，就找到葉劍英頭上，說：“現在全國都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作悼詞不合適，還是請葉帥來吧！”葉劍英明白他的用意，斬釘截鐵地說：“我看不出有什麽不合適的！他是堂堂正正的黨中央副主席，又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代替總理主持工作，理應由他來作悼詞。再說我的心情太難過，也讀不下來。”張春橋碰了一鼻子灰，也隻好作罷。就這樣，葉劍英考慮鄧小平當時的困難處境，極力主張由鄧小平來作，趁這個機會讓他和廣大人民群眾見麵。在關鍵時刻，在政治上給他以極大的支持。果不其然，當人們從電視熒光屏上看到鄧小平一出場，千萬顆厭惡“批鄧”、為鄧小平命運擔憂的心一下子都放下來了。
今天，我們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同誌……
鄧小平那嚴肅的表情，沉痛的聲調，感染了會場內外的廣大人民群眾。許多老一輩革命家肅穆佇立在那裏，和廣大聽眾一樣，止不住淚如雨下。他們多麽希望從此鄧小平能接替總理，領導大家幹下去啊！
然而，人們的善良願望，常常受到惡人的挑釁。人民群眾越是愛戴鄧小平，“四人幫”越是怕得要命，下死勁地要把他拉下來。
英國作家迪克？威爾遜對當時的形勢，有一個估計。他寫道：
鄧小平的悼詞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這次是他以後幾年裏最後一次重要的公開露麵……“四人幫”的宣傳機器立即急忙開動起來。它宣稱，四個現代化的後麵有一整套修正主義的計劃。
就是這樣，“四人幫”按照他們的預謀在粗暴幹預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總理的活動同時，變本加厲地誣陷迫害鄧小平。一天也不能讓他再代替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左右政局了。他們在打擊鄧小平的時候，一刻也沒有忘記仍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掌握兵權的葉劍英。這兩個人是在周恩來逝世後阻擋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被他們當作“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
在“四人幫”的指使下，上海、遼寧等地召開各種會議煽動反擊“右傾翻案妖風”。與此同時，中央積極籌備召開所謂“批鄧打招呼會”。王洪文私自準備在會上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長篇報告，吹風說：“鄧小平是還鄉團長，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是還鄉團的分隊長……”姚文元在親自審發的新華社內參稿件中公然點名攻擊葉劍英。為了爭奪總理“寶座”，“四人幫”繼續在他們的爪牙中間，樹立“幫”的觀念，取消黨的觀念，隻承認“幫”中央，不承認黨中央。他們繼續篡改黨的理論基礎，加緊拚湊他們的反革命思想體係。在上海的一小撮死黨大樹特樹所謂“張春橋思想”，吹噓它是“新發現”“新觀點”，“超過”列寧主義，“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是“第四個裏程碑”。與“張春橋思想”同時出籠的，還有“江青文藝思想”“姚文元道路”“王洪文大事記”。上海市委緊鑼密鼓，又是開會，又是找人座談，又是出《情況匯報》，製造輿論，要求張春橋當總理。王洪文也不示弱，在另一期《情況匯報》上則反映上海人民的“心聲”：“張春橋當總理我們一百個放心，王洪文當總理我們更放心。”這個夢想當總理、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一下子變得忙碌起來，收起釣魚杆和獵槍，謝絕跳舞和遊樂，專心致誌地準備自己的“施政綱領”。他讓秘書和“秀才班子”給他準備講話稿，從1月23日到2月3日先後印了三次修改稿，以便有朝一日，在《人民日報》上要登幾個整版！
烏雲密布，狂風大作。
正當中國高層空間，政治局風雲發生驟變的嚴峻時刻，在北京地安門東大街的一個院子裏，有兩位七旬以上的老人默默地對坐在沙發上。
此刻，他們顯然還沉浸在極度悲痛之中，周恩來的逝世，給他們心靈上造成了巨大的創傷。他們有一種無可彌補的失落感，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內心裏感到空蕩蕩的。
他們時而交談幾句，時而立起身來，走出門外，邊走邊談。這個寬敞的四合院，同樣顯得空落落的。灰色的圍牆，綠色的大門，擋住了他們的視線。外麵的街道名曰“寬街”實際並不寬，在它通往地安門的馬路上，時時傳來嘈雜的聲音，更使他們心煩意亂。
沉默，沉默，長時間的沉默。沉默中醞釀著智慧的火花。
“你對當前的形勢怎麽看？”兩個人幾乎同一時間，提出了同一問題。
兩位老人以豐富的鬥爭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預感到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就要來臨，都在思考著這場風暴的結局和應急之策。
這兩位老人不是別人，正是我們敬愛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小平和葉劍英。這是在中國漫長的革命歲月中經過生死考驗建立起深度信任感的兩位老戰友。鄧小平多年以來十分愛戴葉劍英，尤其在周恩來逝世，“四人幫”加緊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危難時刻，更覺得需要倚重這位對黨忠誠、才智過人的老帥。葉劍英雖然比鄧小平年長七歲，年近八旬，但他深知鄧小平的為人和才幹，非常尊重這位幾起幾落的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兩位老革命，眼看急劇惡化的形勢，感到太突然了，簡直不可理解。葉劍英望著鄧小平，氣憤地說：“這夥人欺人太甚，步步進逼，他們趁總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鬧越厲害，下一步還不知道搞出什麽鬼名堂，我們要趕快采取對策！”
“沒有什麽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準備，無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壞的下場！遺憾的是還有好多事沒有做完，經濟沒有根本好轉，許多老同誌還沒有解放。”鄧小平不無遺憾地說。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主席聽不得我們的意見，江青幾個人唆使毛遠新在他那裏告陰狀。”
“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幾次到主席那裏單獨談，有一天晚間，我還特意問主席，這一段工作的方針政策怎麽樣？他還作了肯定。後來主席讓毛遠新找我談，說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釋也沒有用！”
這些話，如果出自別人之口，葉劍英也許不相信。就在近兩年，他還不止一次地聽到毛澤東講過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要他做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再說鄧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來，事事都請求毛澤東同意才辦，成績卓著，深得人心，這是有目共睹的事，怎麽會一下子來個180度大轉彎呢？看來，根本問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鄧小平已經明確表態，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葉劍英最擔心的是鄧小平下來，以致“四人幫”趁機篡奪國務院的大權。
“怎麽辦呢？”葉劍英商量著問，“要不要我們再去找主席呢？”
“已經找過了，沒有用了。”鄧小平已經作了思想準備，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要堅持和“四人幫”鬥下去，義無反顧。他堅定地回答：“我這個人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決不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
“隻要有一線希望，我們還是應該力爭！”
“政治局實際上已經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計，主席的決心已經下定，就要‘換馬’了！”葉劍英心情變得沉重起來，如果真正出現這種局麵，怎麽辦呢？他多麽希望周恩來留下的擔子由鄧小平來承擔啊！
“我估計，‘換馬’也不是簡單的事，要換的話，無非兩個前途：一個是下台，另一個是‘一批二保’，至少還要繼續留用一段，因為有些事情，主席不會全交給他們，他不會放心的！”
鄧小平同意這種估計：“我作了最壞的準備，但我相信，我們的事業會後繼有人。我們的黨是有希望的。”他停下來，沉思一會兒，嚴肅地說，“我不在位了，不要緊，隻要你老帥在，還有其他老同誌在，就不怕那幾個跳梁小醜鬧事！”
葉劍英聽到這番語重心長的囑托，身上頓時覺得增加了千鈞重擔，當即表示說：“看形勢的發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無論如何，隻要我們還有一口氣，就要鬥下去！”
鄧小平看到葉老帥如此堅強，由衷地高興起來，又提醒說：“不過，要講究鬥爭方法，這是總理臨終前的囑咐。”
兩位老革命家重新陷落在懷念周恩來的思潮裏。
華國鋒成為新的接班人
1975年的冬天是一個寒冷的冬天。
1976年的元月更是滴水成冰。
1976年1月1日，當中華大地進入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中國輿論界最權威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的元旦社論。
從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已經整整進行了十年。其間，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一個聯著一個。利用“兩報一刊”的社論指導運動的方向，早已經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不成文的慣例。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已經習慣於從“兩報一刊”的社論中判定中國政治運動的基本走向。
1976年的“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傳出了毛澤東對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的指責：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在“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精神的“指引”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猶如脫韁的野馬、失控的列車，以更加迅猛的勢頭向前發展。
就在這時候，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因患膀胱癌，長期醫治無效，於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在北京逝世。
1月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為周恩來逝世發出訃告：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以極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同誌，因患癌症，於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在北京逝世，終年78歲。
周恩來同誌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
周恩來同誌1972年得病以後，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經常的親切關懷下，醫護人員進行了多方麵的精心治療。周恩來同誌一直堅持工作，同疾病進行了頑強的鬥爭。由於病情惡化，醫治無效，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周恩來同誌終於和我們永別了。他的逝世，對於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對於國際反帝、反殖、反霸的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都是巨大的損失。
周恩來同誌忠於黨，忠於人民，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英勇鬥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周恩來同誌對建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對建設和發展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對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對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發展革命統一戰線，對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對加強國際革命力量的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和尊敬。
周恩來同誌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光輝戰鬥的一生……
周恩來同誌逝世的消息，將在我國人民的心中引起深切的悲痛，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要學習周恩來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質，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一致……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而奮鬥。
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誌永垂不朽！
在“文化大革命”的艱難歲月裏，周恩來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通過各種方式和方法，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為在實際工作中盡可能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為使黨和國家領導權不落到“四人幫”手裏，為保持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費盡了大量心血，耗盡了全部精力。從某種意義上講，周恩來完全是累死的。
鄧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曾說過：
“周恩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誌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正因為這樣，周恩來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卓越曆史貢獻和他偉大的人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成為一種人們寄托著希望、理想和正義的象征，成為一種高尚無暇的人格力量，成為一種高昂的民族精神的代表。
1月15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以及各界群眾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周恩來同誌追悼大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鄧小平副主席在周恩來同誌追悼大會上致悼詞。
鄧小平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以沉重的語氣說：
老帥們也都來看望周恩來，都是在周恩來昏迷之際，立在床腳默默地望著，像雕像一般，大顆大顆的淚珠浮出眼堤，在睫毛上顫動，接著撲簌簌滾下來，落地有聲！
那天，周恩來又醒來，用細微的勉強能聽到的聲音訥訥詢問醫生：“主席、主席身體怎麽樣？”
“沒有大的變化。”醫生小聲報告。
“劉帥、劉帥，身體……”他突然屏住了聲，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醫生的手，這是下意識的動作，是劇痛襲來的原因。他在顫抖，他在出汗，可是他還想竭力控製自己不要有過份的痛苦表情。醫務人員一邊替他擦汗，一邊勸他哼哼，哼一哼可以減輕痛苦。
他始終不出聲。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樣子，卻終於沒有做出。
他好容易透過一口氣，喘息未定，也許發現醫務人員在流淚，也許發現自己握住醫生的手表現出了痛苦的失態，他忽然以驚人的意誌說出一聲：“哎呀，你手怎麽那麽涼呀？”
他真是為了試試醫生的手涼不涼才去握手嗎？這種掩飾使醫務人員心痛欲裂，卻又不敢任淚水狂流。他雖身陷如此痛苦絕境，仍然能夠為他人用心良苦。他是不想讓同誌們替他分擔痛楚，他寧肯獨自去承擔一切……
“別管我、我一個人，管、管全局……”周恩來對醫生說。他鬆開手，獨自陷入劇痛的折磨，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說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簾也無法遮掩。那看不見的抽搐顫抖和血液激蕩，完全可以憑感覺察知，整個病房都能感覺出那種痛苦急促的節奏，那種衝撞交鋒的波瀾！
“吳、吳大夫，打、打一針……”周恩來發出令人窒息的請求聲。每當他再也無力在劇痛中保持不露聲色時，他便這樣請求。
他至此不願叫任何人來分擔他的痛苦。
鄧穎超與周恩來的婚姻，是所有世人的楷模。鄧穎超看不下去，聲音顫抖對卞醫生說：
“這麽痛苦，太難受了，他太難受……”
醫生含淚說：“大姐，總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對黨對國家對全體人民都有重大的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著重大意義……”
葉劍英也是這麽說的。
人民離不開總理。
1976年1月7日，周恩來基本上是處於昏迷狀態。他鼻子裏一直在輸氧，陳醫生定時將配製好的高蛋白高熱量的流質食物輸入他的胃中。病房裏清潔，但是也有一種不祥的陰森氣氛籠罩。身邊醫務人員的淚早已流盡，隻覺得四周圍是那麽靜，那麽靜……
1月7日晚11時，當醫生們來到床邊進行治療時，處於彌留之際的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微微睜開雙眼，凝視了一下，認出了其中的吳階平醫生，聲音微弱地說：“我這裏沒有什麽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誌，那裏更需要你們。”
這是周恩來生前所說的最後幾句話。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在與病魔的搏鬥中耗盡了生命的最後一絲精力之後，懷著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深深的關切，懷著許許多多造福於人民的美好設想，懷著對共產主義事業必勝的信念，離開了人世。
毛澤東為何沒有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
在周恩來病況日漸加重的時候，毛澤東的身體狀況也是令人擔心。他講話困難，隻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聲音字句。由於長時間在他身邊工作，秘書張玉鳳還能聽懂毛澤東的話。每當毛澤東同其他領導同誌談話時，她就得在場，學說一遍。但到了他講話、發音極不清楚時，她隻能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摸，獲得他點頭認可。當毛澤東的語言障礙到了最嚴重的地步時，他老人家隻好用筆寫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後來，毛澤東的行動已經很困難，兩條腿不能走路。如果沒有人攙扶，連一步都走不動了。
周恩來的心髒停止跳動的前十幾小時內，他的病情報告不斷送到毛澤東這裏來。毛澤東靜靜地看著一份又一份病危報告和治療方案、搶救方案。
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張耀祠得知周恩來逝世噩耗，馬上來到毛澤東住處的大廳，告訴了外麵值班的護士小於。小於拿起鉛筆，在一張白紙上寫下這一沉痛消息，紙條放在條桌上。
護士孟錦雲此時正在毛澤東臥室裏值班。毛澤東躺在床上看一本《魯迅選集》。小孟聽到外麵大廳裏有人走動的聲音，知道這是有人送東西來。她悄悄地走出去，看到紙條，一行字清晰地出現在她的眼前。小孟把紙條疊起來，放進口袋，回到了毛澤東的臥室，裝作什麽事也沒有發生。
下午3點多鍾，政治局派人送來周恩來逝世的訃告清樣。小孟收下來，看毛澤東睡醒覺，精神還算可以，就決定找機會把周恩來逝世的消息告訴他。
按照慣例，這時小孟要給毛澤東讀報，讀文件。她先讀了些別的內容，稍稍停頓了一會兒，便拿起那張訃告清樣，低沉、緩慢地讀著：“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誌，因患癌症，醫治無效，於1976年……”毛澤東聽著，慢慢地閉上了眼睛，眉頭緊鎖，不一會兒，閉著的眼睛裏滾出了淚珠。小孟泣不成聲地堅持讀完了訃告。
毛澤東沒有說一句話，隻任淚水默默地流淌，淚水流過了麵頰，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頸，始終不說一句話。
幾天後，中央擬好了有關周恩來追悼會的規格，參加追悼會的政治局及黨、政、軍負責人的人數和悼詞一並送毛澤東審閱。
中央考慮到毛澤東病重，便沒有安排他參加有關周恩來逝世後的一切活動。
毛澤東審閱這個報告時，秘書張玉鳳一直守候在側，不知道為什麽在她這個普通人的心裏，一直存在一線希望，或許會有四年前參加陳毅追悼會那樣的突然決定，或許也能去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一句憋在她心裏許久的話，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像孩子般地冒昧地問毛澤東：“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一直處於悲傷中的毛澤東，這時一隻手舉著還沒來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隻手拍拍略微翹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對她說：“我也走不動了。”
毛澤東在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多次回避不願意讓人們看見他的老態的做法，使張玉鳳意識到他是不願意，也不忍心讓人們看到他晚年那病態和痛苦的心境。
接著毛澤東不無歉意地說：“那幾個人的追悼會，我也沒能去。”那幾個人，張玉鳳後來回憶時解析，可能指1975年4月去世的和他一起參加第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董必武，以及其他幾個老同誌的追悼會。
追悼會前一天，也就是1月14日下午，又是孟錦雲給毛澤東讀報的時間。她讀了追悼會上由鄧小平同誌致的悼詞的清樣。毛澤東聽著，不再默默地，而是淚如泉湧，失聲痛哭。他依舊沒說一句話。
周恩來逝世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毛澤東的情緒都籠罩著一層悲傷。他臉上幾乎已無笑容，常常沉默著。
喪心病狂的“四人幫”預知悼念的風暴就要來臨，搶先在1月1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大辯論帶來大變化》的長文。這夥黑幫妄圖以此築起阻擋淚海大潮的堤壩。人們被激怒了，用雙手把它撕得粉碎。一個又一個抗議電話，接二連三地飛進了報社。憤怒的人們再也不能忍受對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惡毒誹謗，再也不能允許對悼念周恩來總理的橫加阻撓。他們擦幹了默默的眼淚，收起了無言的青紗，發出了“民心不可悔，黨心不可欺”“反周民必反，批鄧民不依”的呐喊！
1月15日下午3時，5000多人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王洪文主持，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
為了作悼詞，還有一個鬥爭的小“插曲”，在政治局會議上還有一場爭論。“四人幫”害怕鄧小平亮相，與廣大幹部、群眾見麵，於是舉出種種“莫須有”的理由，極力排除鄧小平。江青主張由王洪文或張春橋來作悼詞。張春橋自知不夠格，王洪文又太嫩，就找到葉劍英頭上，說：“現在全國都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作悼詞不合適，還是請葉帥來吧！”葉劍英明白他的用意，斬釘截鐵地說：“我看不出有什麽不合適的！他是堂堂正正的黨中央副主席，又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代替總理主持工作，理應由他來作悼詞。再說我的心情太難過，也讀不下來。”張春橋碰了一鼻子灰，也隻好作罷。就這樣，葉劍英考慮鄧小平當時的困難處境，極力主張由鄧小平來作，趁這個機會讓他和廣大人民群眾見麵。在關鍵時刻，在政治上給他以極大的支持。果不其然，當人們從電視熒光屏上看到鄧小平一出場，千萬顆厭惡“批鄧”、為鄧小平命運擔憂的心一下子都放下來了。
今天，我們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同誌……
鄧小平那嚴肅的表情，沉痛的聲調，感染了會場內外的廣大人民群眾。許多老一輩革命家肅穆佇立在那裏，和廣大聽眾一樣，止不住淚如雨下。他們多麽希望從此鄧小平能接替總理，領導大家幹下去啊！
然而，人們的善良願望，常常受到惡人的挑釁。人民群眾越是愛戴鄧小平，“四人幫”越是怕得要命，下死勁地要把他拉下來。
英國作家迪克？威爾遜對當時的形勢，有一個估計。他寫道：
鄧小平的悼詞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這次是他以後幾年裏最後一次重要的公開露麵……“四人幫”的宣傳機器立即急忙開動起來。它宣稱，四個現代化的後麵有一整套修正主義的計劃。
就是這樣，“四人幫”按照他們的預謀在粗暴幹預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總理的活動同時，變本加厲地誣陷迫害鄧小平。一天也不能讓他再代替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左右政局了。他們在打擊鄧小平的時候，一刻也沒有忘記仍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掌握兵權的葉劍英。這兩個人是在周恩來逝世後阻擋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被他們當作“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
在“四人幫”的指使下，上海、遼寧等地召開各種會議煽動反擊“右傾翻案妖風”。與此同時，中央積極籌備召開所謂“批鄧打招呼會”。王洪文私自準備在會上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長篇報告，吹風說：“鄧小平是還鄉團長，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是還鄉團的分隊長……”姚文元在親自審發的新華社內參稿件中公然點名攻擊葉劍英。為了爭奪總理“寶座”，“四人幫”繼續在他們的爪牙中間，樹立“幫”的觀念，取消黨的觀念，隻承認“幫”中央，不承認黨中央。他們繼續篡改黨的理論基礎，加緊拚湊他們的反革命思想體係。在上海的一小撮死黨大樹特樹所謂“張春橋思想”，吹噓它是“新發現”“新觀點”，“超過”列寧主義，“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是“第四個裏程碑”。與“張春橋思想”同時出籠的，還有“江青文藝思想”“姚文元道路”“王洪文大事記”。上海市委緊鑼密鼓，又是開會，又是找人座談，又是出《情況匯報》，製造輿論，要求張春橋當總理。王洪文也不示弱，在另一期《情況匯報》上則反映上海人民的“心聲”：“張春橋當總理我們一百個放心，王洪文當總理我們更放心。”這個夢想當總理、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一下子變得忙碌起來，收起釣魚杆和獵槍，謝絕跳舞和遊樂，專心致誌地準備自己的“施政綱領”。他讓秘書和“秀才班子”給他準備講話稿，從1月23日到2月3日先後印了三次修改稿，以便有朝一日，在《人民日報》上要登幾個整版！
烏雲密布，狂風大作。
正當中國高層空間，政治局風雲發生驟變的嚴峻時刻，在北京地安門東大街的一個院子裏，有兩位七旬以上的老人默默地對坐在沙發上。
此刻，他們顯然還沉浸在極度悲痛之中，周恩來的逝世，給他們心靈上造成了巨大的創傷。他們有一種無可彌補的失落感，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內心裏感到空蕩蕩的。
他們時而交談幾句，時而立起身來，走出門外，邊走邊談。這個寬敞的四合院，同樣顯得空落落的。灰色的圍牆，綠色的大門，擋住了他們的視線。外麵的街道名曰“寬街”實際並不寬，在它通往地安門的馬路上，時時傳來嘈雜的聲音，更使他們心煩意亂。
沉默，沉默，長時間的沉默。沉默中醞釀著智慧的火花。
“你對當前的形勢怎麽看？”兩個人幾乎同一時間，提出了同一問題。
兩位老人以豐富的鬥爭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預感到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就要來臨，都在思考著這場風暴的結局和應急之策。
這兩位老人不是別人，正是我們敬愛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小平和葉劍英。這是在中國漫長的革命歲月中經過生死考驗建立起深度信任感的兩位老戰友。鄧小平多年以來十分愛戴葉劍英，尤其在周恩來逝世，“四人幫”加緊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危難時刻，更覺得需要倚重這位對黨忠誠、才智過人的老帥。葉劍英雖然比鄧小平年長七歲，年近八旬，但他深知鄧小平的為人和才幹，非常尊重這位幾起幾落的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兩位老革命，眼看急劇惡化的形勢，感到太突然了，簡直不可理解。葉劍英望著鄧小平，氣憤地說：“這夥人欺人太甚，步步進逼，他們趁總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鬧越厲害，下一步還不知道搞出什麽鬼名堂，我們要趕快采取對策！”
“沒有什麽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準備，無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壞的下場！遺憾的是還有好多事沒有做完，經濟沒有根本好轉，許多老同誌還沒有解放。”鄧小平不無遺憾地說。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主席聽不得我們的意見，江青幾個人唆使毛遠新在他那裏告陰狀。”
“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幾次到主席那裏單獨談，有一天晚間，我還特意問主席，這一段工作的方針政策怎麽樣？他還作了肯定。後來主席讓毛遠新找我談，說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釋也沒有用！”
這些話，如果出自別人之口，葉劍英也許不相信。就在近兩年，他還不止一次地聽到毛澤東講過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要他做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再說鄧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來，事事都請求毛澤東同意才辦，成績卓著，深得人心，這是有目共睹的事，怎麽會一下子來個180度大轉彎呢？看來，根本問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鄧小平已經明確表態，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葉劍英最擔心的是鄧小平下來，以致“四人幫”趁機篡奪國務院的大權。
“怎麽辦呢？”葉劍英商量著問，“要不要我們再去找主席呢？”
“已經找過了，沒有用了。”鄧小平已經作了思想準備，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要堅持和“四人幫”鬥下去，義無反顧。他堅定地回答：“我這個人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決不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
“隻要有一線希望，我們還是應該力爭！”
“政治局實際上已經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計，主席的決心已經下定，就要‘換馬’了！”葉劍英心情變得沉重起來，如果真正出現這種局麵，怎麽辦呢？他多麽希望周恩來留下的擔子由鄧小平來承擔啊！
“我估計，‘換馬’也不是簡單的事，要換的話，無非兩個前途：一個是下台，另一個是‘一批二保’，至少還要繼續留用一段，因為有些事情，主席不會全交給他們，他不會放心的！”
鄧小平同意這種估計：“我作了最壞的準備，但我相信，我們的事業會後繼有人。我們的黨是有希望的。”他停下來，沉思一會兒，嚴肅地說，“我不在位了，不要緊，隻要你老帥在，還有其他老同誌在，就不怕那幾個跳梁小醜鬧事！”
葉劍英聽到這番語重心長的囑托，身上頓時覺得增加了千鈞重擔，當即表示說：“看形勢的發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無論如何，隻要我們還有一口氣，就要鬥下去！”
鄧小平看到葉老帥如此堅強，由衷地高興起來，又提醒說：“不過，要講究鬥爭方法，這是總理臨終前的囑咐。”
兩位老革命家重新陷落在懷念周恩來的思潮裏。
華國鋒成為新的接班人
1975年的冬天是一個寒冷的冬天。
1976年的元月更是滴水成冰。
1976年1月1日，當中華大地進入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中國輿論界最權威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的元旦社論。
從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已經整整進行了十年。其間，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一個聯著一個。利用“兩報一刊”的社論指導運動的方向，早已經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不成文的慣例。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已經習慣於從“兩報一刊”的社論中判定中國政治運動的基本走向。
1976年的“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傳出了毛澤東對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的指責：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在“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精神的“指引”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猶如脫韁的野馬、失控的列車，以更加迅猛的勢頭向前發展。
就在這時候，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因患膀胱癌，長期醫治無效，於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在北京逝世。
1月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為周恩來逝世發出訃告：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以極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同誌，因患癌症，於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在北京逝世，終年78歲。
周恩來同誌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
周恩來同誌1972年得病以後，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經常的親切關懷下，醫護人員進行了多方麵的精心治療。周恩來同誌一直堅持工作，同疾病進行了頑強的鬥爭。由於病情惡化，醫治無效，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周恩來同誌終於和我們永別了。他的逝世，對於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對於國際反帝、反殖、反霸的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都是巨大的損失。
周恩來同誌忠於黨，忠於人民，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英勇鬥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周恩來同誌對建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對建設和發展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對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對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發展革命統一戰線，對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對加強國際革命力量的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和尊敬。
周恩來同誌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光輝戰鬥的一生……
周恩來同誌逝世的消息，將在我國人民的心中引起深切的悲痛，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要學習周恩來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質，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一致……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而奮鬥。
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誌永垂不朽！
在“文化大革命”的艱難歲月裏，周恩來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通過各種方式和方法，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為在實際工作中盡可能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為使黨和國家領導權不落到“四人幫”手裏，為保持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費盡了大量心血，耗盡了全部精力。從某種意義上講，周恩來完全是累死的。
鄧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曾說過：
“周恩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誌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正因為這樣，周恩來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卓越曆史貢獻和他偉大的人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成為一種人們寄托著希望、理想和正義的象征，成為一種高尚無暇的人格力量，成為一種高昂的民族精神的代表。
1月15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以及各界群眾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周恩來同誌追悼大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鄧小平副主席在周恩來同誌追悼大會上致悼詞。
鄧小平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以沉重的語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