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15)
二、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盡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誌，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誌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誌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傳達了毛澤東在劉冰反映信上的批示，明確提出：“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並認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盡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進行“教育革命大辯論”“是完全必要的”。還強調：“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這就正式向全黨提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問題。
從此開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終於拔地而起，從清華大學波及到全國，引起了一場新的全國規模的政治動亂。
自四屆人大以後開始逐漸走上正常軌道的黨和國家政治生活再次被打亂。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全力以赴推進的對全國各個領域的全麵整頓，被迫中斷。廣大幹部、黨員和人民群眾對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麵遭到破壞、毀於一旦，無不痛心疾首，扼腕歎息。而“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則乘機呼風喚雨，興風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惟恐天下不亂。
中華大地，再度出現“文化大革命”初期已經出現過的那種混亂局麵。
12月30日，張春橋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身份會見阿爾巴尼亞來華訪問的客人。在談到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時，這個“四人幫”的主要成員介紹說：
“現在爭論的頭一個問題，是對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教育怎樣估計。”
張春橋認為：這17年是“資產階級專了我們的政”。“但是，有人說，這17年很好，那個時候倒是馬列主義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來，學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質量降低了，在課堂上課少了，大學生不如以前中學生讀書多。”
張春橋在談話中，還肆意誣蔑了一心一意抓好教育整頓，為恢複正常的教學秩序、提高教學質量作出了極大成績的周榮鑫一通。說什麽“我們的教育部長也有問題。”
12月1日，經過“四人幫”的一番精心策劃以後，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名義拋出的第一篇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長篇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在1975年的《紅旗》雜誌第12期上公開發表。
這篇文章，僅僅從題目上就可以看出其背景很硬，根子很粗，口氣很大，來勢凶猛，咄咄逼人。真是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這是根據“四人幫”的旨意在中央報刊上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重頭文章，也是“四人幫”射向在全麵整頓中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廣大幹部和群眾的一發“重磅炮彈”，是“四人幫”發起“反擊右傾翻案風”輿論攻勢的“第一炮”。
此文於12月4日被《人民日報》和其他報刊全文轉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聯播》節目中向全國進行了廣播。
許多經曆過那段大動亂歲月的人們至今對當時的情景仍然記憶猶新。
這篇文章首先用“文化大革命”的語言，概括地集中描述了一番“文化大革命”給教育戰線帶來的“教育革命”的一派“大好形勢”：
當前，全國人民認真學習並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等一係列重要指示，進一步推動了各項工作。同全國一樣，教育戰線的形勢也一派大好。從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學到遼寧朝陽農學院，從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到大寨學校，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鮮花競相開放。嶄新的無產階級教育製度通過各種試驗，正在逐步建立和鞏固起來。從1968年7月27日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學校以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蓬勃發展，廣大工農兵學員迅速成長，知識分子隊伍發生了深刻變化。
然後，筆鋒一轉，對在全麵整頓中進行的教育整頓大加撻伐：
在大好形勢下，必須看到教育領域裏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仍然是尖銳、複雜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種奇談怪論，說什麽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好”，因而“就是要扭”。這無非是說，教育革命搞過頭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問題很明顯，當前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堅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還是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複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製度？我們必須抓住問題的實質，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錯誤思潮，分清路線上的大是大非，繼續鞏固和發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強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
接著，這篇文章用典型的“文革筆法”，一一歌頌了“文化大革命”給教育界帶來的所謂“巨大變化”，“教育革命”取得的所謂“巨大成就”。然後，又一一批駁了所謂“否定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奇談怪論”。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係統介紹了清華大學以劉冰等人上書毛澤東的兩封信為“靶子”，在全校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並認為劉冰等人“誣告”遲群和謝靜宜，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會原因的。
《報告》還說：
今年7、8、9三個月，社會上政治謠言四起，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
《報告》對教育部長周榮鑫在教育係統進行的全麵整頓進行了點名攻擊，說：
教育部周榮鑫同誌到處講話，製造和散布種種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談怪論，反對毛主席的教育路線，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並且直接插手劉冰等人的誣告信。
《報告》認為：
這場鬥爭，絕不是孤立的，而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
這個《報告》的基本內容和許多極“左”語言，成為“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基調。
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公開發表和《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被中共中央文件轉發為標誌，全國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正式爆發。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又貼滿了黨政機關、學校、工廠和部隊領導機關。各級黨政領導幹部被作為“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再度遭到揪鬥，鐵路運輸重新癱瘓，大批工廠停工停產。許多省、地（市）領導機關不斷遭到衝擊，被弄得開不成會，辦不成公。許多領導幹部不斷遭到圍攻和無理糾纏，被弄得吃不好飯，睡不好覺，無法履行工作職責。
第二節 危難之秋巨星隕落華國鋒初入中南海（2）
“四人幫”還利用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把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在全麵整頓中發出的大批機密文件，把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一些領導同誌在1975年全麵整頓中的講話、報告、指示、批示，加以斷章取義、歪曲篡改，印成沒有文件標誌、沒有印發機關的所謂“白頭材料”，大量向全國廣泛散發，供各地幫派體係進行批判。
“四人幫”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信口雌黃，指鹿為馬，全麵否定1975年在鄧小平主持下全麵整頓的全部成果，把自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後為治理“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麵而采取的一係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措施，一概誣蔑為“右傾翻案風”。把鄧小平主持下對全國各個領域進行的全麵整頓，一律誣蔑為是“複辟”“倒退”“開曆史的倒車”。把反對“派性”，整頓、調整各級領導班子，一律誣蔑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事物”。把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和有關方麵一起起草、修改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三篇文章，誣蔑為“三株大毒草”。總之，凡是1975年全麵整頓中鄧小平主持的、支持的，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歡迎的事物，“四人幫”一概全盤否定，口誅筆伐，必欲“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而後快。凡是1975年全麵整頓中鄧小平批評的、反對的，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東西，“四人幫”一律加以支持、吹捧和讚揚。他們並把這叫作所謂“對著幹”。
在1975年的全麵整頓中不辭辛勞、日夜奔忙的大批黨政領導幹部，被戴上“鄧小平的黑幹將”“還在走的走資派”“還鄉團又回來了”的帽子，受到無休止的批判鬥爭。萬裏、胡耀邦、張愛萍、周榮鑫這四位在全麵整頓中嘔心瀝血、衝鋒陷陣，為鐵道整頓、科技界整頓、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整頓、教育界整頓立下了大功的先鋒人物，被“四人幫”誣為“鄧小平的黑幹將”“右傾翻案的急先鋒”“大刮右傾翻案風的四條漢子”，分別受到點名批判，停止了領導工作，再度成為隨時準備接受“革命群眾”批判的“靠邊站”人物。
周榮鑫在全麵整頓中態度堅決，對教育界的整頓行動積極，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措施得力，深受全國教育係統幹部、教師、學生和學生家長的好評。由於他曾支持劉冰等人上書毛澤東揭發、反映遲群的問題，被“四人幫”一夥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在11月份“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剛一開始，他就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火力”集中攻擊之下。
11月8日，“四人幫”中的頭麵人物張春橋以分管教育的副總理的名義，找周榮鑫談對教育界形勢的看法。
周榮鑫堅持對教育進行整頓的正確方針，認為當前教育界急待解決的問題是學生不讀書。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能培養和造就大批四化建設的合格人才，就會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
張春橋對周榮鑫的看法大為不滿，說：“社會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風。”並認為這是教育界急待解決的問題。
接著，張春橋又說出了一番令人震驚的“文革高論”。他說：“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你說要什麽人？”
隨即，張春橋又自問自答，“語出驚人”地說：“我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
這是什麽邏輯？完全是地地道道的詭辯論加胡說八道。
難道在社會主義國家辦的學校裏，教師向學生教授一些文化知識，學生認真學習一些建設社會主義的有用本領，反倒成了“罪過”，反倒成了“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了。這真是地地道道的混蛋邏輯，蠻不講理到了極點。既然周榮鑫讓學生學習文化知識這麽不好，你張春橋為何還讓自己的子女上學？為何不把你自己的子女一個一個從小就送到農村去、送到工廠去勞動呢？
周榮鑫理所當然地不同意張春橋的說法，對他的觀點進行了批駁。
張春橋惱羞成怒，以勢壓人，責令周榮鑫就“刮右傾翻案風”問題，作出檢查。他還為遲群大唱讚歌，說什麽：遲群1968年帶領“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清華大學以來，路線是正確的，等等。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浪潮起來後，在“四人幫”的指使下，周榮鑫先後被追查、批鬥50多次，身心遭到極大的摧殘。1976年4月12日上午，在一次批鬥、追查會上，周榮鑫的身體再也支持不住，當場昏倒在地。當天晚上含憤辭世，終年59歲。
周榮鑫，這位肩負著黨和人民的重托，肩負著周恩來總理的期望，忠心耿耿，赤膽忠心，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盡職盡責，整頓教育，希望為國家培養大批四化建設的合格人才的教育部長，就這樣以身殉職，被“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吞沒了。
盡管“四人幫”一夥於1975年11月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全盤否定鄧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進行全麵整頓的巨大成績，但是，鐵的事實卻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國家有關方麵的統計數字表明，1975年的國民經濟狀況與1974年“批林批孔”時造成的下降局麵相比較，各個方麵都得到了較為顯著的回升。全國主要經濟指標完成情況顯示：
工農業總產值4504億元，比上年增長11.9%。其中，工業總產值3219億元，比上年增長15.1%；農業總產值1285億元，比上年增長4.6%（以上按1970年不變價格計算）。工農業產品產量：糧食，2.8452億噸，比上年增長3.4%；棉花，238.1萬噸，比上年下降3.3%；油料452.1萬噸，比上年增長2.4%；鋼，2390萬噸，比上年增長13.2%；原煤，4.82億噸，比上年增長16.7%；原油，7706萬噸，比上年增長16.7%；發電量，1958億度，比上年增長16%。基建投資總額409.32億元，比上年增長17.7%。鐵路貨運量8.67億噸，比上年增長12.9%。進出口貿易總額290.4億元，比上年下降0.6%。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271.1億元，比上年增長9.2%。國家財政總收入815.6億元，總支出820.9億元，赤字5.3億元。
人民的總理鞠躬盡瘁
1976年1月9日，是入冬以來最冷的日子。數九寒天，烏雲密布，狂風大作，陰冷得令人憂鬱，更加重了人們內心的壓抑感。一股陰森恐怖的氣氛，正籠罩著美麗而又古老的首都北京。
清晨，當天空還是漆黑一片之時，一個撕人心肺的噩耗，震撼了神州大地。
6時30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傳出了令人驚恐的哀樂聲，廣播員用低沉的音調一字一句地念著訃告：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同誌，因病醫治無效，於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病逝，終年78歲。
人們震驚了。匆匆趕路的人流停止了腳步，忙碌的人們停下了手中的事，仍在熟睡的人們被驚醒了，幾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難道這是真的？不，決不可能，他不能去世，也不應該去世，中國人民離不開他！這樣的擎天玉柱倒了下來，正處於風雨飄搖的國家，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可怎麽辦呀！國家棟梁鄧小平眼看就有中箭落馬的危險，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這“四人幫”正虎視眈眈，劍拔弩張，陰謀接管天下。在這禍不單行的國家正處於千鈞一發的危急時刻，你與世長辭，太不是時候了。老天爺真瞎了眼。人們的心潮空前地爆炸了……
然而，當人們證實周恩來總理去世是千真萬確時，猶如晴天霹靂，人人目瞪口呆，頭暈目眩，不知所措。震驚、痛苦、悲哀，交織在一起，一個一個地身心變得空蕩蕩了。神州大地被悲痛、憂慮和不安的氣氛籠罩著。
戰爭年代，他為人民立下了蓋世之功，且不去說了。最令人懷念的是在解放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那奸臣當道、忠臣遭殃的黑暗歲月，在“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的時刻，他忍辱負重，苦撐危局，支撐著這所將傾的大廈。這一切，人們都曆曆在目。
1975年12月6日，周恩來又做了一次手術。至此，周恩來前後共做大小手術13次。
“13”是個凶數。這次手術後，醫生即發現再無力挽救了。
葉劍英元帥白天黑夜與吳階平醫生保持聯係，一再指示：“要想辦法，能延長一天就延長一天，哪怕是多延長一小時一分鍾，隻要可能，就要盡到醫療方麵的一切努力和責任！”
此前，自周恩來病重後，特別是1975年下半年周恩來臥床後，葉劍英基本上是天天來。特別是在處理重大問題的前後，必來請示匯報。
開始，他常常與周恩來一談就是三個小時。
經月之後，談話減到了兩小時。
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來聲音越來越微弱，葉劍英越坐越貼近周恩來，談話的時間也越來越短，連一個小時也無法堅持了。
終於，周恩來難以再說出聲了。這時，葉劍英仍然堅持天天來，來了就緊貼周恩來坐下，輕輕握住周恩來的手，他們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嘴唇一樣地顫抖，一樣地說不出話，就那麽望啊望，望啊望……
他們最後一次談話時候，葉劍英叫工作人員都退出，無論是送水送藥，不按鈴不許進。他向周恩來匯報有關中央、有關鄧小平、有關“四人幫”及軍事等方麵的重大問題。
葉劍英從病房出來後，把工作人員召喚到身邊，聲音很輕，嚴肅吩咐說：你們都準備好紙和筆，24小時在總理身邊，一刻也不能沒有人。總理原則性很強，很多事很多委屈悶在心裏不講的，特別是對中央裏的某些人，在最後時刻有什麽內容要發泄，你們一定要記下來……
葉劍英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來的身邊，工作人員輪替值班守在周恩來身邊。每時每刻都準備著抓筆記錄，然而周恩來的嘴始終緊閉著。在最後的幾天，索性閉緊雙唇，絕口不談政治，直至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後，工作人員將雪白雪白的紙交給葉帥，葉劍英望著那潔淨的白紙，眼裏陡地湧起淚花，訥訥一聲：“他一生顧全大局……”
從12月中旬後，周恩來吃東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裏灌了。他不但臥床，而且無法坐起來，身體下部插了七八條管子，輸液、輸血、排液，他身體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個爛了，但頭腦仍然清醒。工作人員每天輪流給他讀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和參考資料，也讓他聽廣播。
1976年元旦，無線電波伴著似乎被凍得凝結了的氣流，向千家萬戶傳遞著氣勢磅礴的聲浪：
久有淩雲誌，
重上井岡山，
千裏來尋故地，
舊貌變新顏。
到處鶯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雲端。
過了黃洋界，
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
旌旗奮，
是人寰。
三十八年過去，
彈指一揮間。
可上九天攬月，
可下五洋捉鱉，
談笑凱歌還。
世上無難事，
隻要肯登攀。
這是毛澤東1965年5月重上井岡山時填寫的一首《水調歌頭》。
廣播員用莊重的語調朗誦完這一首《重上井風山》之後，變換著一種稍微輕鬆一點的音調播出同一位詩人在同一年寫的另一首詞《念奴嬌？鳥兒問答》：
鯤鵬展翅，
九萬裏，
翻動扶搖羊角。
背負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間城郭。
炮火連天，
彈痕遍地，
嚇倒蓬間雀。
怎麽得了，
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
雀兒答道：
有仙山瓊閣。
不見前年秋月朗，
訂了三家條約。
還有吃的，
土豆燒熟了，
再加牛肉。
不須放屁，
試看天地翻覆。
已處於病危之中的周恩來聽到廣播後，立刻讓工作人員去給買來詩詞，並讓護士讀。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他嘴角綻出幾絲笑紋，甚至可以聽到隱隱的笑聲。
可是，膀胱癌和腸癌的劇痛很快又使他抿緊了雙唇。工作人員收起詩詞。他雖然痛得額上沁汗珠，仍然堅持著示意，讓護士將詩詞放在枕邊。
若幹年後，有人對這件事作出種種猜測，編織出奇妙的神話。甚至有一位外國作家說，周恩來的隨從人員在“編織”故事，周恩來到最後“還在演戲”。這當然是無根據的。事實上，周恩來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還保持著當年對毛澤東的一片深情厚誼，同樣也喜歡他的詩。
都說癌痛是超過任何肉刑的猛烈持久的疼痛。現實生活和文學描寫中，我們曾看到過許多掙紮在痛苦中的人。
有的呼叫，叫聲淒厲慘絕，輾轉翻滾地掙紮；有的咬破牙床，嚼爛舌頭，一任淚水橫流，頑強地不呻吟一聲；有的瞪出被痛楚折磨得變了形的眼睛，號哭怒吼著乞求別人給自己一個痛快了結……
周恩來不同，始終靜靜地躺在那裏，整個病痛期間，沒發一聲呻吟，沒流一滴淚；如果你一直在注視著他，那麽，劇痛襲來時他甚至不肯抽縮一下身體。
然而，劇痛襲來，完全沒有反應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醫務人員預感到有大的痛苦到來，周恩來的臉色陡然變成陰沉灰黃，轉瞬間又泛出暗紅，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層，顆顆有綠豆大，接著便小河一樣淌下來。他的眼光時而迷離黯淡，時而閃灼逼人，回避開周圍的同誌，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後，那鼻翼便顫抖著張大，嘴唇也小心翼翼盡量不引人注目地咧開一條縫，喘息幾口，很快又複屏息閉氣，用超人的毅力去挨過那陣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劇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淚，哪怕是抽縮著臉孔咧咧嘴呢，他不願露出痛苦也許是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
12月底，當周恩來得知曾給自己理了二十多年發的北京飯店朱師傅幾次捎信要來給自己理發後，便囑咐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老朱給我理了二十幾年發，看到我病成這樣子，他會難受的，還是不要讓他來吧，謝謝他了！”
朱德、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都曾來看望過周恩來。當時中央規定，隻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領導才能來看望，但是，許多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同誌都一再要求，非見總理一麵不可。鄧穎超後來同意了。但要求隻許大家見總理，不能讓總理看見大家。這也許違背周恩來不讓別人分擔痛苦的考慮，這些工作人員被安排在周恩來昏迷之時來見一見，嚴格規定不許哭。
三、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誌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誌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傳達了毛澤東在劉冰反映信上的批示，明確提出：“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並認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盡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進行“教育革命大辯論”“是完全必要的”。還強調：“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這就正式向全黨提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問題。
從此開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終於拔地而起，從清華大學波及到全國，引起了一場新的全國規模的政治動亂。
自四屆人大以後開始逐漸走上正常軌道的黨和國家政治生活再次被打亂。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全力以赴推進的對全國各個領域的全麵整頓，被迫中斷。廣大幹部、黨員和人民群眾對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麵遭到破壞、毀於一旦，無不痛心疾首，扼腕歎息。而“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則乘機呼風喚雨，興風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惟恐天下不亂。
中華大地，再度出現“文化大革命”初期已經出現過的那種混亂局麵。
12月30日，張春橋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身份會見阿爾巴尼亞來華訪問的客人。在談到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時，這個“四人幫”的主要成員介紹說：
“現在爭論的頭一個問題，是對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教育怎樣估計。”
張春橋認為：這17年是“資產階級專了我們的政”。“但是，有人說，這17年很好，那個時候倒是馬列主義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來，學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質量降低了，在課堂上課少了，大學生不如以前中學生讀書多。”
張春橋在談話中，還肆意誣蔑了一心一意抓好教育整頓，為恢複正常的教學秩序、提高教學質量作出了極大成績的周榮鑫一通。說什麽“我們的教育部長也有問題。”
12月1日，經過“四人幫”的一番精心策劃以後，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名義拋出的第一篇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長篇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在1975年的《紅旗》雜誌第12期上公開發表。
這篇文章，僅僅從題目上就可以看出其背景很硬，根子很粗，口氣很大，來勢凶猛，咄咄逼人。真是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這是根據“四人幫”的旨意在中央報刊上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重頭文章，也是“四人幫”射向在全麵整頓中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廣大幹部和群眾的一發“重磅炮彈”，是“四人幫”發起“反擊右傾翻案風”輿論攻勢的“第一炮”。
此文於12月4日被《人民日報》和其他報刊全文轉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聯播》節目中向全國進行了廣播。
許多經曆過那段大動亂歲月的人們至今對當時的情景仍然記憶猶新。
這篇文章首先用“文化大革命”的語言，概括地集中描述了一番“文化大革命”給教育戰線帶來的“教育革命”的一派“大好形勢”：
當前，全國人民認真學習並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等一係列重要指示，進一步推動了各項工作。同全國一樣，教育戰線的形勢也一派大好。從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學到遼寧朝陽農學院，從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到大寨學校，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鮮花競相開放。嶄新的無產階級教育製度通過各種試驗，正在逐步建立和鞏固起來。從1968年7月27日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學校以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蓬勃發展，廣大工農兵學員迅速成長，知識分子隊伍發生了深刻變化。
然後，筆鋒一轉，對在全麵整頓中進行的教育整頓大加撻伐：
在大好形勢下，必須看到教育領域裏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仍然是尖銳、複雜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種奇談怪論，說什麽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好”，因而“就是要扭”。這無非是說，教育革命搞過頭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問題很明顯，當前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堅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還是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複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製度？我們必須抓住問題的實質，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錯誤思潮，分清路線上的大是大非，繼續鞏固和發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強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
接著，這篇文章用典型的“文革筆法”，一一歌頌了“文化大革命”給教育界帶來的所謂“巨大變化”，“教育革命”取得的所謂“巨大成就”。然後，又一一批駁了所謂“否定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奇談怪論”。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係統介紹了清華大學以劉冰等人上書毛澤東的兩封信為“靶子”，在全校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並認為劉冰等人“誣告”遲群和謝靜宜，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會原因的。
《報告》還說：
今年7、8、9三個月，社會上政治謠言四起，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
《報告》對教育部長周榮鑫在教育係統進行的全麵整頓進行了點名攻擊，說：
教育部周榮鑫同誌到處講話，製造和散布種種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談怪論，反對毛主席的教育路線，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並且直接插手劉冰等人的誣告信。
《報告》認為：
這場鬥爭，絕不是孤立的，而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
這個《報告》的基本內容和許多極“左”語言，成為“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基調。
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公開發表和《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被中共中央文件轉發為標誌，全國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正式爆發。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又貼滿了黨政機關、學校、工廠和部隊領導機關。各級黨政領導幹部被作為“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再度遭到揪鬥，鐵路運輸重新癱瘓，大批工廠停工停產。許多省、地（市）領導機關不斷遭到衝擊，被弄得開不成會，辦不成公。許多領導幹部不斷遭到圍攻和無理糾纏，被弄得吃不好飯，睡不好覺，無法履行工作職責。
第二節 危難之秋巨星隕落華國鋒初入中南海（2）
“四人幫”還利用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把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在全麵整頓中發出的大批機密文件，把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一些領導同誌在1975年全麵整頓中的講話、報告、指示、批示，加以斷章取義、歪曲篡改，印成沒有文件標誌、沒有印發機關的所謂“白頭材料”，大量向全國廣泛散發，供各地幫派體係進行批判。
“四人幫”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信口雌黃，指鹿為馬，全麵否定1975年在鄧小平主持下全麵整頓的全部成果，把自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後為治理“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麵而采取的一係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措施，一概誣蔑為“右傾翻案風”。把鄧小平主持下對全國各個領域進行的全麵整頓，一律誣蔑為是“複辟”“倒退”“開曆史的倒車”。把反對“派性”，整頓、調整各級領導班子，一律誣蔑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事物”。把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和有關方麵一起起草、修改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三篇文章，誣蔑為“三株大毒草”。總之，凡是1975年全麵整頓中鄧小平主持的、支持的，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歡迎的事物，“四人幫”一概全盤否定，口誅筆伐，必欲“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而後快。凡是1975年全麵整頓中鄧小平批評的、反對的，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東西，“四人幫”一律加以支持、吹捧和讚揚。他們並把這叫作所謂“對著幹”。
在1975年的全麵整頓中不辭辛勞、日夜奔忙的大批黨政領導幹部，被戴上“鄧小平的黑幹將”“還在走的走資派”“還鄉團又回來了”的帽子，受到無休止的批判鬥爭。萬裏、胡耀邦、張愛萍、周榮鑫這四位在全麵整頓中嘔心瀝血、衝鋒陷陣，為鐵道整頓、科技界整頓、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整頓、教育界整頓立下了大功的先鋒人物，被“四人幫”誣為“鄧小平的黑幹將”“右傾翻案的急先鋒”“大刮右傾翻案風的四條漢子”，分別受到點名批判，停止了領導工作，再度成為隨時準備接受“革命群眾”批判的“靠邊站”人物。
周榮鑫在全麵整頓中態度堅決，對教育界的整頓行動積極，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措施得力，深受全國教育係統幹部、教師、學生和學生家長的好評。由於他曾支持劉冰等人上書毛澤東揭發、反映遲群的問題，被“四人幫”一夥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在11月份“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剛一開始，他就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火力”集中攻擊之下。
11月8日，“四人幫”中的頭麵人物張春橋以分管教育的副總理的名義，找周榮鑫談對教育界形勢的看法。
周榮鑫堅持對教育進行整頓的正確方針，認為當前教育界急待解決的問題是學生不讀書。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能培養和造就大批四化建設的合格人才，就會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
張春橋對周榮鑫的看法大為不滿，說：“社會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風。”並認為這是教育界急待解決的問題。
接著，張春橋又說出了一番令人震驚的“文革高論”。他說：“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你說要什麽人？”
隨即，張春橋又自問自答，“語出驚人”地說：“我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
這是什麽邏輯？完全是地地道道的詭辯論加胡說八道。
難道在社會主義國家辦的學校裏，教師向學生教授一些文化知識，學生認真學習一些建設社會主義的有用本領，反倒成了“罪過”，反倒成了“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了。這真是地地道道的混蛋邏輯，蠻不講理到了極點。既然周榮鑫讓學生學習文化知識這麽不好，你張春橋為何還讓自己的子女上學？為何不把你自己的子女一個一個從小就送到農村去、送到工廠去勞動呢？
周榮鑫理所當然地不同意張春橋的說法，對他的觀點進行了批駁。
張春橋惱羞成怒，以勢壓人，責令周榮鑫就“刮右傾翻案風”問題，作出檢查。他還為遲群大唱讚歌，說什麽：遲群1968年帶領“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清華大學以來，路線是正確的，等等。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浪潮起來後，在“四人幫”的指使下，周榮鑫先後被追查、批鬥50多次，身心遭到極大的摧殘。1976年4月12日上午，在一次批鬥、追查會上，周榮鑫的身體再也支持不住，當場昏倒在地。當天晚上含憤辭世，終年59歲。
周榮鑫，這位肩負著黨和人民的重托，肩負著周恩來總理的期望，忠心耿耿，赤膽忠心，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盡職盡責，整頓教育，希望為國家培養大批四化建設的合格人才的教育部長，就這樣以身殉職，被“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吞沒了。
盡管“四人幫”一夥於1975年11月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全盤否定鄧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進行全麵整頓的巨大成績，但是，鐵的事實卻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國家有關方麵的統計數字表明，1975年的國民經濟狀況與1974年“批林批孔”時造成的下降局麵相比較，各個方麵都得到了較為顯著的回升。全國主要經濟指標完成情況顯示：
工農業總產值4504億元，比上年增長11.9%。其中，工業總產值3219億元，比上年增長15.1%；農業總產值1285億元，比上年增長4.6%（以上按1970年不變價格計算）。工農業產品產量：糧食，2.8452億噸，比上年增長3.4%；棉花，238.1萬噸，比上年下降3.3%；油料452.1萬噸，比上年增長2.4%；鋼，2390萬噸，比上年增長13.2%；原煤，4.82億噸，比上年增長16.7%；原油，7706萬噸，比上年增長16.7%；發電量，1958億度，比上年增長16%。基建投資總額409.32億元，比上年增長17.7%。鐵路貨運量8.67億噸，比上年增長12.9%。進出口貿易總額290.4億元，比上年下降0.6%。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271.1億元，比上年增長9.2%。國家財政總收入815.6億元，總支出820.9億元，赤字5.3億元。
人民的總理鞠躬盡瘁
1976年1月9日，是入冬以來最冷的日子。數九寒天，烏雲密布，狂風大作，陰冷得令人憂鬱，更加重了人們內心的壓抑感。一股陰森恐怖的氣氛，正籠罩著美麗而又古老的首都北京。
清晨，當天空還是漆黑一片之時，一個撕人心肺的噩耗，震撼了神州大地。
6時30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傳出了令人驚恐的哀樂聲，廣播員用低沉的音調一字一句地念著訃告：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同誌，因病醫治無效，於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病逝，終年78歲。
人們震驚了。匆匆趕路的人流停止了腳步，忙碌的人們停下了手中的事，仍在熟睡的人們被驚醒了，幾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難道這是真的？不，決不可能，他不能去世，也不應該去世，中國人民離不開他！這樣的擎天玉柱倒了下來，正處於風雨飄搖的國家，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可怎麽辦呀！國家棟梁鄧小平眼看就有中箭落馬的危險，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這“四人幫”正虎視眈眈，劍拔弩張，陰謀接管天下。在這禍不單行的國家正處於千鈞一發的危急時刻，你與世長辭，太不是時候了。老天爺真瞎了眼。人們的心潮空前地爆炸了……
然而，當人們證實周恩來總理去世是千真萬確時，猶如晴天霹靂，人人目瞪口呆，頭暈目眩，不知所措。震驚、痛苦、悲哀，交織在一起，一個一個地身心變得空蕩蕩了。神州大地被悲痛、憂慮和不安的氣氛籠罩著。
戰爭年代，他為人民立下了蓋世之功，且不去說了。最令人懷念的是在解放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那奸臣當道、忠臣遭殃的黑暗歲月，在“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的時刻，他忍辱負重，苦撐危局，支撐著這所將傾的大廈。這一切，人們都曆曆在目。
1975年12月6日，周恩來又做了一次手術。至此，周恩來前後共做大小手術13次。
“13”是個凶數。這次手術後，醫生即發現再無力挽救了。
葉劍英元帥白天黑夜與吳階平醫生保持聯係，一再指示：“要想辦法，能延長一天就延長一天，哪怕是多延長一小時一分鍾，隻要可能，就要盡到醫療方麵的一切努力和責任！”
此前，自周恩來病重後，特別是1975年下半年周恩來臥床後，葉劍英基本上是天天來。特別是在處理重大問題的前後，必來請示匯報。
開始，他常常與周恩來一談就是三個小時。
經月之後，談話減到了兩小時。
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來聲音越來越微弱，葉劍英越坐越貼近周恩來，談話的時間也越來越短，連一個小時也無法堅持了。
終於，周恩來難以再說出聲了。這時，葉劍英仍然堅持天天來，來了就緊貼周恩來坐下，輕輕握住周恩來的手，他們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嘴唇一樣地顫抖，一樣地說不出話，就那麽望啊望，望啊望……
他們最後一次談話時候，葉劍英叫工作人員都退出，無論是送水送藥，不按鈴不許進。他向周恩來匯報有關中央、有關鄧小平、有關“四人幫”及軍事等方麵的重大問題。
葉劍英從病房出來後，把工作人員召喚到身邊，聲音很輕，嚴肅吩咐說：你們都準備好紙和筆，24小時在總理身邊，一刻也不能沒有人。總理原則性很強，很多事很多委屈悶在心裏不講的，特別是對中央裏的某些人，在最後時刻有什麽內容要發泄，你們一定要記下來……
葉劍英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來的身邊，工作人員輪替值班守在周恩來身邊。每時每刻都準備著抓筆記錄，然而周恩來的嘴始終緊閉著。在最後的幾天，索性閉緊雙唇，絕口不談政治，直至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後，工作人員將雪白雪白的紙交給葉帥，葉劍英望著那潔淨的白紙，眼裏陡地湧起淚花，訥訥一聲：“他一生顧全大局……”
從12月中旬後，周恩來吃東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裏灌了。他不但臥床，而且無法坐起來，身體下部插了七八條管子，輸液、輸血、排液，他身體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個爛了，但頭腦仍然清醒。工作人員每天輪流給他讀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和參考資料，也讓他聽廣播。
1976年元旦，無線電波伴著似乎被凍得凝結了的氣流，向千家萬戶傳遞著氣勢磅礴的聲浪：
久有淩雲誌，
重上井岡山，
千裏來尋故地，
舊貌變新顏。
到處鶯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雲端。
過了黃洋界，
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
旌旗奮，
是人寰。
三十八年過去，
彈指一揮間。
可上九天攬月，
可下五洋捉鱉，
談笑凱歌還。
世上無難事，
隻要肯登攀。
這是毛澤東1965年5月重上井岡山時填寫的一首《水調歌頭》。
廣播員用莊重的語調朗誦完這一首《重上井風山》之後，變換著一種稍微輕鬆一點的音調播出同一位詩人在同一年寫的另一首詞《念奴嬌？鳥兒問答》：
鯤鵬展翅，
九萬裏，
翻動扶搖羊角。
背負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間城郭。
炮火連天，
彈痕遍地，
嚇倒蓬間雀。
怎麽得了，
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
雀兒答道：
有仙山瓊閣。
不見前年秋月朗，
訂了三家條約。
還有吃的，
土豆燒熟了，
再加牛肉。
不須放屁，
試看天地翻覆。
已處於病危之中的周恩來聽到廣播後，立刻讓工作人員去給買來詩詞，並讓護士讀。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他嘴角綻出幾絲笑紋，甚至可以聽到隱隱的笑聲。
可是，膀胱癌和腸癌的劇痛很快又使他抿緊了雙唇。工作人員收起詩詞。他雖然痛得額上沁汗珠，仍然堅持著示意，讓護士將詩詞放在枕邊。
若幹年後，有人對這件事作出種種猜測，編織出奇妙的神話。甚至有一位外國作家說，周恩來的隨從人員在“編織”故事，周恩來到最後“還在演戲”。這當然是無根據的。事實上，周恩來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還保持著當年對毛澤東的一片深情厚誼，同樣也喜歡他的詩。
都說癌痛是超過任何肉刑的猛烈持久的疼痛。現實生活和文學描寫中，我們曾看到過許多掙紮在痛苦中的人。
有的呼叫，叫聲淒厲慘絕，輾轉翻滾地掙紮；有的咬破牙床，嚼爛舌頭，一任淚水橫流，頑強地不呻吟一聲；有的瞪出被痛楚折磨得變了形的眼睛，號哭怒吼著乞求別人給自己一個痛快了結……
周恩來不同，始終靜靜地躺在那裏，整個病痛期間，沒發一聲呻吟，沒流一滴淚；如果你一直在注視著他，那麽，劇痛襲來時他甚至不肯抽縮一下身體。
然而，劇痛襲來，完全沒有反應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醫務人員預感到有大的痛苦到來，周恩來的臉色陡然變成陰沉灰黃，轉瞬間又泛出暗紅，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層，顆顆有綠豆大，接著便小河一樣淌下來。他的眼光時而迷離黯淡，時而閃灼逼人，回避開周圍的同誌，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後，那鼻翼便顫抖著張大，嘴唇也小心翼翼盡量不引人注目地咧開一條縫，喘息幾口，很快又複屏息閉氣，用超人的毅力去挨過那陣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劇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淚，哪怕是抽縮著臉孔咧咧嘴呢，他不願露出痛苦也許是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
12月底，當周恩來得知曾給自己理了二十多年發的北京飯店朱師傅幾次捎信要來給自己理發後，便囑咐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老朱給我理了二十幾年發，看到我病成這樣子，他會難受的，還是不要讓他來吧，謝謝他了！”
朱德、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都曾來看望過周恩來。當時中央規定，隻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領導才能來看望，但是，許多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同誌都一再要求，非見總理一麵不可。鄧穎超後來同意了。但要求隻許大家見總理，不能讓總理看見大家。這也許違背周恩來不讓別人分擔痛苦的考慮，這些工作人員被安排在周恩來昏迷之時來見一見，嚴格規定不許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