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10)
鄧小平接到《匯報提綱》後，十分關注。早在8月8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等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同誌談話時，就曾談到科技與人才等問題。鄧小平指出，現在許多專門人才都有後繼無人的現象，北京大學有個搞半導體的專家，現在學校讓他改行了，很可惜。通過抓好對中國科學院的整頓，來指導和推動對整個中國科學技術係統、教育、文化等各係統整頓的全局，是鄧小平深思熟慮的一個重要戰略部署。因此，他對中國科學院的整頓和《匯報提綱》極為重視。
8月26日，鄧小平約見胡喬木，專門談了如何修改中國科學院匯報提綱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意見。鄧小平指出：
匯報提綱的稿子，涉及問題太多，不必要地太鋒利，站不穩。這個文件很重要，要加強思想性，多說道理。但不要太尖銳，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
鄧小平指示由胡喬木同胡耀邦等同誌一起討論一下修改問題，並要求由胡喬木親自動手修改。
胡喬木不愧是大手筆。他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與胡耀邦等中國科學院的負責同誌商定修改方案後，以鄧小平關於科技整頓的基本思想為主題，很快在原《匯報提綱》文稿的基礎上，改出了新的文稿，並命名為《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把原來的六個部分進一步集中、概括，調整為三個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國科學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務中，《匯報提綱》對中國科學院建立以來，在科學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取得了很大成績”。關於中國科學院今後十年的根本任務，《匯報提綱》提出了三個方麵，一是協同各有關部門，積極承擔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若幹重大的科研任務；二是開辟一批新興的科學技術領域；三是大力發展基礎科學研究，使中國科學院真正成為中國自然科學研究的綜合性中心，帶動整個中國科學技術工作的蓬勃發展。
在第二部分，堅決地、全麵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線中，《匯報提綱》著重從理論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文稿從十個方麵引述毛澤東關於科學技術工作的一係列指示，目的在於以毛澤東正確的指示，作為中國科學院和整個科學技術工作的指導方針，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對科學技術工作的幹擾和破壞。文稿在這一部分中，深入地分析了政治與業務、群眾路線與專業隊伍、理論與實際、對知識分子的教育與使用、哲學與自然科學等五個方麵的辯證關係，提出必須全麵理解和貫徹落實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線。
在第三部分關於科學院的整頓問題中，《匯報提綱》提出了根據中央要求，對科學院進行整頓的五項內容：一、結合實際，認識學習，揭露矛盾，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二、認真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幹部政策；三、增強無產階級黨性、批判和消除資產階級派性；四、調整和健全領導班子；五、整頓機構。
鄧小平看了胡喬木主持修改的這一稿後，指出：這個文件很重要，不單管科學，而且可以適用於文化教育各部門。
提到教育問題時，鄧小平不無憂慮地說：教育方麵存在不少問題，現在教師積極性不高，學生也不用心學，教學質量低，這樣下去怎麽能實現四個現代化。
鄧小平首肯後，《匯報提綱》即被印發，送有關同誌征求意見。在國務院正式討論前夕，鄧小平又讓胡喬木整理一份毛澤東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哲學與自然科學關係的論述的語錄，作為《匯報提綱》的附件。胡喬木很快讓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同誌編印了一份《必須用哲學指導自然科學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學代替自然科學》的材料，作為《匯報提綱》的附件。
9月26日下午，鄧小平主持國務院會議，聽取胡耀邦代表中國科學院，向會議匯報科學院的工作。胡耀邦手持《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一邊匯報，一邊結合科學院的實際情況加以具體地說明。胡喬木等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負責同誌參加了會議。
會上，鄧小平在聽取了胡耀邦的匯報後，對於整頓和發展中國的科技事業，提出了一係列既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又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
會後，胡喬木等同誌根據鄧小平談話中提出的意見，重新對《匯報提綱》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改。9月28日成稿後，報送毛澤東審定。
由於毛澤東在審閱《匯報提綱》中表示，他不記得自己曾經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話。鄧小平立即讓胡喬木對毛澤東這句話的出處進行核對。胡喬木一麵組織核對《匯報提綱》中引用的革命導師語錄，一麵要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以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選編《馬、恩、列論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材料。隨後，很快將《匯報提綱》中引用毛澤東關於科技工作指示的出處和《馬、恩、列論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材料，印出上報毛澤東。
毛澤東審閱了《匯報提綱》以後，於10月24日將文稿退給鄧小平。鄧小平讓胡喬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再修改一次，胡喬木再次修改一遍後，將文稿交給了鄧小平。但此時，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已經開始，已經成稿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沒有以中央文件形式公開下發。
從這個文件的形成過程看，自始至終傾注著鄧小平的大量心血。從文件的起草、匯報、反複修改，到最後定稿，鄧小平僅與胡喬木等人談話、在會議上聽取匯報、對修改《匯報提綱》提出具體意見就有近十多次。他確確實實是對整頓、振興、發展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充滿了關切之情，並且把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否，作為中國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大問題，作為全麵整頓的關鍵環節去認認真真抓緊抓好的。僅僅從《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的起草過程，就不難看出，鄧小平為什麽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剛一恢複工作，就主動向中共中央提出：“我自告奮勇管科技教育工作”，公開宣布自己要當好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後勤部長”了。
主持起草《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在“全麵整頓”中，主動提出撰寫的一篇重要的理論文章。
前文中已經提到，鄧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以後，為了更好地進行各行各業的全麵整頓，采用了以毛澤東當時正確的指示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方法。先後在1975年5月29日的鋼鐵工業座談會上和7月4日對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中，提出了把毛澤東關於學習理論、防修反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項指示作為“我們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鄧小平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其核心是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旨在以“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綱，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推動對各個領域的全麵整頓，恢複中共八大正確路線，使各項工作走上健康、正常的發展軌道。
為了全麵闡述和宣傳鄧小平關於全麵整頓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方針，全麵貫徹落實鄧小平關於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指導方針和全麵整頓的戰略部署，胡喬木感到有必要寫一篇長篇理論文章，全麵闡述三項重要指示。特別是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了對全國各個領域進行全麵整頓的任務後，胡喬木更感到寫一篇全麵宣傳三項重要指示的文章的迫切性和重要性。9月18日，胡喬木把寫這篇文章的任務交給了鄧力群，並談了對寫這篇文章的基本設想，要把鄧小平關於貫徹落實三項重要指示的重要講話收集研究一下，把鄧小平的基本思想反映到文章中去，要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講清毛澤東每一項指示的意義，三項指示之間的相互關係，最後落實到全麵貫徹三項指示，集中精力進行全麵整頓，促進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9月19日，胡喬木把關於組織寫一篇全麵宣傳三項指示文章的目的、文章的主題和基本思想，向鄧小平作了匯報。鄧小平表示支持說：
文章很重要，要抓緊寫出來。如果文章寫得好，可以約幾位副總理研究一下，再送毛主席審閱。毛主席同意了，可以作為《人民日報》社論發表。
9月20日，胡喬木把鄧小平讚成寫這篇文章的意見告訴了鄧力群等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負責人。
鄧力群是湖南桂東人。1935年參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北平學聯執行委員，“民先”區隊長，“民先”總隊部代理組織部長，中共區委幹事。抗日戰爭時期，曆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秘書、教員，馬列研究院黨委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組長，中央材料室秘書、研究員。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幹部和部隊挺進東北。鄧力群亦前往東北，曆任中共吉北地委宣傳部長，榆樹縣委副書記，東北局財委辦公室副主任，遼寧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常委、秘書長、宣傳部長，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組長，《紅旗》雜誌常務編委、秘書長、副總編輯。長期從事中共的幹部理論教育、理論宣傳和政策研究等工作。鄧力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立時，鄧小平親自點將，任命他為領導小組負責人之一。
鄧力群從胡喬木處接受了主持起草宣傳三項指示重要文章的任務後，立即組織人員，起草提綱，調查研究，搜集資料，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為了充分體現鄧小平關於以“三項指示為綱”、全麵整頓的思想，充分體現中共中央、國務院1975年發出的一係列進行全麵整頓的文件精神，鄧力群和其他同誌認真研究了鄧小平1975年的一係列重要講話，主要有：
1975年3月5日，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上關於整頓鐵路工作的講話；
1975年5月29日，鄧小平在鋼鐵工業座談會上的講話；
1975年7月4日，鄧小平對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
1975年7月14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75年8月3日，鄧小平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
1975年9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
以及鄧小平在中央召開的其他一係列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國務院在1975年發出的一係列重要文件。
在作好充分思想準備、理論準備和資料準備的基礎上，10月7日，鄧力群主持完成了胡喬木交給的起草這篇文章的初稿，並定名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
《論總綱》以四屆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紀末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為出發點和歸宿，把毛澤東的三項指示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綱領，並對其中每一項指示賦予了新的含義，深入、係統地闡述了進行全麵整頓，促進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重要問題，深入批判了“四人幫”及其幫派體係在製造“動亂”中提出的各種謬論，矛頭直指“四人幫”。
文稿出手不凡，一開始即以高屋建瓴之勢，論述了毛澤東三項重要指示對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重要指導意義。指出：
“毛主席的這三項重要指示，不僅是當前全黨、全軍和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而且也是實現今後二十五年宏偉目標的整個奮鬥過程中的工作總綱。”
文稿指出：
必須用三項指示這個工作總綱和各項政策來指導各方麵的工作、整頓各方麵的工作。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交通運輸要整頓，財政貿易要整頓，科學技術要整頓，文化教育衛生要整頓，文學藝術要整頓，軍隊要整頓，黨也要整頓。“在各方麵的整頓中，黨的整頓、黨的工作的整頓最重要。”
文稿對被“四人幫”搞亂了的思想理論是非進行了澄清。指出：
我們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辯證地理解政治和經濟的對立統一關係，既要認識政治的統帥作用，又要認識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的保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可是我們一些同誌至今還是用形而上學來對待政治和經濟、革命和生產的關係，總是把政治和經濟互相割裂開來，把革命和生產互相割裂開來，隻講政治，不講經濟，隻講革命，不講生產，一聽到要抓好生產，搞好經濟建設，就給人家戴上“唯生產力論”的帽子，說人家搞修正主義。這種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文稿尖銳地揭露了“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係，打著“革命”的旗號，肆意製造動亂的反動實質。指出：
這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繼承林彪的衣缽，總是把我們的革命口號搞過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進私貨，來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把我們一些同誌、一些群眾的思想搞亂，把一些地方、一些單位的黨組織搞亂，分裂黨，分裂工人階級，分裂群眾隊伍。他們打著反修正主義的旗號搞修正主義，打著反複辟的旗號搞複辟，把黨的好幹部和先進模範人物打下台，篡奪一些地方和一些單位的領導權，在這些地方和單位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這些文筆犀利的語言，真是如匕首，似投槍，直刺“四人幫”及其幫派體係的要害，將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長期賴以存身的偽善麵具撕得一幹二淨，從而把他們妄圖篡黨奪權的真實嘴臉清清楚楚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文稿旗幟鮮明地深入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革命就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的基本觀點。指出：
列寧說過：“政治教育的成果，隻有用經濟狀況的改善來衡量。”毛主席也說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區別真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區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區別真幹革命和假幹革命，區別真幹社會主義和假幹社會主義，區別幹部所做工作的成績是好是壞，是大是小，歸根結底，隻能也隻應按照列寧和毛主席所提出的這個標準來衡量。
文稿辛辣地批駁了“文化大革命”中那種所謂“隻要革命搞好了，生產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的荒唐論調。指出：
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生產搞得很壞，而硬說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騙人的鬼話。那種認為抓好革命，生產自然會上去，用不著花氣力去抓生產的看法，隻有沉醉在點石成金一類童話中的人才會相信。
文稿最後強調指出：
隻要我們以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提示為綱，做好各方麵的整頓工作，繼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
文稿以後又根據胡喬木的意見，進行了修改。並準備首先在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名義創辦的思想理論刊物――《思想戰線》創刊號上發表。由於當時全國的主要理論宣傳陣地大多被控製在“四人幫”手裏，所以，創辦《思想戰線》是與“四人幫”爭奪理論宣傳陣地的一個重要鬥爭。胡喬木於10月6日在談到創辦《思想戰線》時，明確指出：現在，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我們的刊物就要反映。這個刊物無論從任務和內容上說，都不單單是學部的刊物，它是麵向全國、麵向廣大群眾的刊物。這是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要盡一切努力把它辦好。
但隨著“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開始，《思想戰線》沒有能夠創辦，《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也未能發表問世。廣大幹部、群眾真正看到文稿的強烈的戰鬥性和銳利的思想鋒芒，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作為“批判材料”見到的。文稿不僅沒有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批判，反而得到了廣大幹部、群眾的高度評價。
盡管鄧小平對胡喬木組織起草《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這篇理論文章的創議和基本設想，表示過堅決的支持，但鄧小平在當時並沒有來得及看到這篇文稿。1977年，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三株大毒草’中的《論總綱》確實最近才看到。文章寫得好，針鋒相對，很尖銳，是個香花，不是毒草。”
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進行全麵整頓中，《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是三篇集中概括、反映鄧小平決心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對全國各行各業實行全麵整頓，恢複和發展中共八大路線的重要文獻。這三篇文稿雖然在當時均未能作為正式中央文件下達或公開發表，但在全麵整頓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卻是不可估量的。
正因為這三篇文稿擊中了“四人幫”的要害，觸到了“四人幫”的痛處，所以，在“四人幫”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以後，幾乎集中了所有的輿論工具，對這三篇文稿大加撻伐。在“四人幫”的指使下，他們的禦用寫作班子集中火力，口誅筆伐，把三篇文稿稱之為“三棵大毒草”，進行係統地“批判”。
《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被誣蔑為“兜售‘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複辟資本主義的宣言書”。
《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被誣蔑為“是《二月提綱》在新形勢下的變種”，是“反對無產階級在整個上層建築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的“一個修正主義標本”。
《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被誣蔑為“工業戰線上複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是洋奴買辦的經濟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的寫照，名為加快工業發展，實為加快資本主義複辟。”
由江青一手控製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還編輯了《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評〈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評〈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的三本小冊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量印刷，向全國廣泛散發，妄圖掀起全國範圍的對三篇文稿的“大批判”，為他們一手策動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服務。
然而，事物的發展總是與那些逆曆史潮流而動的人的主觀願望相反。三篇重要文稿一經與廣大幹部、群眾見麵，立即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人們讀了三篇文稿以後，紛紛提出：“這些文章不是寫得很好嗎，為什麽要進行批判？”
“這三篇文章真是說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長期壓在心頭想說而不敢說的心裏話。”
“什麽‘三棵大毒草’，明明是‘三株大香花’嘛！”
更有一則曾在當時廣泛流傳的笑話說：
某工廠正在一個車間裏召開批判會，批判“三株大毒草”。當發言者念到批判文章中引述的“大毒草”的內容時，恰巧一位遲到的工人進來了。聽了一會兒以後，這位工人忍不住說：“今天學習的是什麽文件，怎麽說得這麽好嗬！很久沒有聽到傳達這麽好的文件了！”
被“四人幫”誣蔑為“三棵大毒草”的三篇文稿，卻被廣大人民群眾認為是“三株大香花”。
涇渭竟然是如此分明。
僅僅從對待三篇文稿的截然不同的態度上，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整個人心的向背。
“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真正動力。”而逆曆史潮流而動，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願而動的“四人幫”的徹底覆滅，已經是必然的了。
毛澤東強調“三要三不要”
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
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
12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關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匯報後，對周恩來、王洪文作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談話。毛澤東說：
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地方找出來，將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因此，要多寫馬列主義的書。
這個“理論”確實很難懂，比如：八級工資製與林彪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很容易有什麽聯係？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發表《論林彪集團的社會基礎》。一個月後，4月1日，張春橋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
這兩位主管意識形態的權威為毛澤東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做了注釋。當然，張春橋、姚文元懂得“理論”，他們對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做了力所能及的全麵闡述。不過，理論畢竟是理論，張、姚這些人其實對觀念形態的東西並不真正感興趣，他們更注重現實，他們的理論從來都是為現實鬥爭服務的。林彪如果上台，搞資本主義容易還是不容易，張春橋、姚文元已經不關心了。林彪早已死了。他們的真正用意，是利用這個“理論問題”，組織一次對周恩來的新的進攻。雖然周恩來已病重住院，但他們並不想給他哪怕是一點點的安寧。於是，他們借機提出“反經驗主義”，煞有介事地告誡人們：“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
了解黨的曆史的人都知道，“經驗主義”曾經所指哪些人。
新華社《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求報告》經姚文元審閱修改後，報送毛澤東。這份報告提出把反經驗主義作為學習專政理論的一項內容。
毛澤東閱後，提筆在這份報告上批道：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主義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政治局一議。
為盼。
毛澤東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批評得好厲害！
第一節 西花廳老人拒住院道不和鬥爭愈劇烈（6）
批經驗主義這場剛剛拉開戰幕的進攻隻好收場了。
8月26日，鄧小平約見胡喬木，專門談了如何修改中國科學院匯報提綱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意見。鄧小平指出：
匯報提綱的稿子，涉及問題太多，不必要地太鋒利，站不穩。這個文件很重要，要加強思想性，多說道理。但不要太尖銳，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
鄧小平指示由胡喬木同胡耀邦等同誌一起討論一下修改問題，並要求由胡喬木親自動手修改。
胡喬木不愧是大手筆。他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與胡耀邦等中國科學院的負責同誌商定修改方案後，以鄧小平關於科技整頓的基本思想為主題，很快在原《匯報提綱》文稿的基礎上，改出了新的文稿，並命名為《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把原來的六個部分進一步集中、概括，調整為三個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國科學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務中，《匯報提綱》對中國科學院建立以來，在科學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取得了很大成績”。關於中國科學院今後十年的根本任務，《匯報提綱》提出了三個方麵，一是協同各有關部門，積極承擔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若幹重大的科研任務；二是開辟一批新興的科學技術領域；三是大力發展基礎科學研究，使中國科學院真正成為中國自然科學研究的綜合性中心，帶動整個中國科學技術工作的蓬勃發展。
在第二部分，堅決地、全麵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線中，《匯報提綱》著重從理論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文稿從十個方麵引述毛澤東關於科學技術工作的一係列指示，目的在於以毛澤東正確的指示，作為中國科學院和整個科學技術工作的指導方針，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對科學技術工作的幹擾和破壞。文稿在這一部分中，深入地分析了政治與業務、群眾路線與專業隊伍、理論與實際、對知識分子的教育與使用、哲學與自然科學等五個方麵的辯證關係，提出必須全麵理解和貫徹落實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線。
在第三部分關於科學院的整頓問題中，《匯報提綱》提出了根據中央要求，對科學院進行整頓的五項內容：一、結合實際，認識學習，揭露矛盾，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二、認真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幹部政策；三、增強無產階級黨性、批判和消除資產階級派性；四、調整和健全領導班子；五、整頓機構。
鄧小平看了胡喬木主持修改的這一稿後，指出：這個文件很重要，不單管科學，而且可以適用於文化教育各部門。
提到教育問題時，鄧小平不無憂慮地說：教育方麵存在不少問題，現在教師積極性不高，學生也不用心學，教學質量低，這樣下去怎麽能實現四個現代化。
鄧小平首肯後，《匯報提綱》即被印發，送有關同誌征求意見。在國務院正式討論前夕，鄧小平又讓胡喬木整理一份毛澤東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哲學與自然科學關係的論述的語錄，作為《匯報提綱》的附件。胡喬木很快讓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同誌編印了一份《必須用哲學指導自然科學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學代替自然科學》的材料，作為《匯報提綱》的附件。
9月26日下午，鄧小平主持國務院會議，聽取胡耀邦代表中國科學院，向會議匯報科學院的工作。胡耀邦手持《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一邊匯報，一邊結合科學院的實際情況加以具體地說明。胡喬木等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負責同誌參加了會議。
會上，鄧小平在聽取了胡耀邦的匯報後，對於整頓和發展中國的科技事業，提出了一係列既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又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
會後，胡喬木等同誌根據鄧小平談話中提出的意見，重新對《匯報提綱》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改。9月28日成稿後，報送毛澤東審定。
由於毛澤東在審閱《匯報提綱》中表示，他不記得自己曾經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話。鄧小平立即讓胡喬木對毛澤東這句話的出處進行核對。胡喬木一麵組織核對《匯報提綱》中引用的革命導師語錄，一麵要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以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選編《馬、恩、列論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材料。隨後，很快將《匯報提綱》中引用毛澤東關於科技工作指示的出處和《馬、恩、列論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材料，印出上報毛澤東。
毛澤東審閱了《匯報提綱》以後，於10月24日將文稿退給鄧小平。鄧小平讓胡喬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再修改一次，胡喬木再次修改一遍後，將文稿交給了鄧小平。但此時，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已經開始，已經成稿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沒有以中央文件形式公開下發。
從這個文件的形成過程看，自始至終傾注著鄧小平的大量心血。從文件的起草、匯報、反複修改，到最後定稿，鄧小平僅與胡喬木等人談話、在會議上聽取匯報、對修改《匯報提綱》提出具體意見就有近十多次。他確確實實是對整頓、振興、發展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充滿了關切之情，並且把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否，作為中國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大問題，作為全麵整頓的關鍵環節去認認真真抓緊抓好的。僅僅從《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的起草過程，就不難看出，鄧小平為什麽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剛一恢複工作，就主動向中共中央提出：“我自告奮勇管科技教育工作”，公開宣布自己要當好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後勤部長”了。
主持起草《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在“全麵整頓”中，主動提出撰寫的一篇重要的理論文章。
前文中已經提到，鄧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以後，為了更好地進行各行各業的全麵整頓，采用了以毛澤東當時正確的指示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方法。先後在1975年5月29日的鋼鐵工業座談會上和7月4日對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中，提出了把毛澤東關於學習理論、防修反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項指示作為“我們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鄧小平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其核心是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旨在以“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綱，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推動對各個領域的全麵整頓，恢複中共八大正確路線，使各項工作走上健康、正常的發展軌道。
為了全麵闡述和宣傳鄧小平關於全麵整頓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方針，全麵貫徹落實鄧小平關於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指導方針和全麵整頓的戰略部署，胡喬木感到有必要寫一篇長篇理論文章，全麵闡述三項重要指示。特別是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了對全國各個領域進行全麵整頓的任務後，胡喬木更感到寫一篇全麵宣傳三項重要指示的文章的迫切性和重要性。9月18日，胡喬木把寫這篇文章的任務交給了鄧力群，並談了對寫這篇文章的基本設想，要把鄧小平關於貫徹落實三項重要指示的重要講話收集研究一下，把鄧小平的基本思想反映到文章中去，要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講清毛澤東每一項指示的意義，三項指示之間的相互關係，最後落實到全麵貫徹三項指示，集中精力進行全麵整頓，促進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9月19日，胡喬木把關於組織寫一篇全麵宣傳三項指示文章的目的、文章的主題和基本思想，向鄧小平作了匯報。鄧小平表示支持說：
文章很重要，要抓緊寫出來。如果文章寫得好，可以約幾位副總理研究一下，再送毛主席審閱。毛主席同意了，可以作為《人民日報》社論發表。
9月20日，胡喬木把鄧小平讚成寫這篇文章的意見告訴了鄧力群等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負責人。
鄧力群是湖南桂東人。1935年參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北平學聯執行委員，“民先”區隊長，“民先”總隊部代理組織部長，中共區委幹事。抗日戰爭時期，曆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秘書、教員，馬列研究院黨委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組長，中央材料室秘書、研究員。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幹部和部隊挺進東北。鄧力群亦前往東北，曆任中共吉北地委宣傳部長，榆樹縣委副書記，東北局財委辦公室副主任，遼寧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常委、秘書長、宣傳部長，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組長，《紅旗》雜誌常務編委、秘書長、副總編輯。長期從事中共的幹部理論教育、理論宣傳和政策研究等工作。鄧力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立時，鄧小平親自點將，任命他為領導小組負責人之一。
鄧力群從胡喬木處接受了主持起草宣傳三項指示重要文章的任務後，立即組織人員，起草提綱，調查研究，搜集資料，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為了充分體現鄧小平關於以“三項指示為綱”、全麵整頓的思想，充分體現中共中央、國務院1975年發出的一係列進行全麵整頓的文件精神，鄧力群和其他同誌認真研究了鄧小平1975年的一係列重要講話，主要有：
1975年3月5日，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上關於整頓鐵路工作的講話；
1975年5月29日，鄧小平在鋼鐵工業座談會上的講話；
1975年7月4日，鄧小平對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
1975年7月14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75年8月3日，鄧小平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
1975年9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
以及鄧小平在中央召開的其他一係列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國務院在1975年發出的一係列重要文件。
在作好充分思想準備、理論準備和資料準備的基礎上，10月7日，鄧力群主持完成了胡喬木交給的起草這篇文章的初稿，並定名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
《論總綱》以四屆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紀末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為出發點和歸宿，把毛澤東的三項指示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綱領，並對其中每一項指示賦予了新的含義，深入、係統地闡述了進行全麵整頓，促進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重要問題，深入批判了“四人幫”及其幫派體係在製造“動亂”中提出的各種謬論，矛頭直指“四人幫”。
文稿出手不凡，一開始即以高屋建瓴之勢，論述了毛澤東三項重要指示對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重要指導意義。指出：
“毛主席的這三項重要指示，不僅是當前全黨、全軍和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而且也是實現今後二十五年宏偉目標的整個奮鬥過程中的工作總綱。”
文稿指出：
必須用三項指示這個工作總綱和各項政策來指導各方麵的工作、整頓各方麵的工作。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交通運輸要整頓，財政貿易要整頓，科學技術要整頓，文化教育衛生要整頓，文學藝術要整頓，軍隊要整頓，黨也要整頓。“在各方麵的整頓中，黨的整頓、黨的工作的整頓最重要。”
文稿對被“四人幫”搞亂了的思想理論是非進行了澄清。指出：
我們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辯證地理解政治和經濟的對立統一關係，既要認識政治的統帥作用，又要認識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的保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可是我們一些同誌至今還是用形而上學來對待政治和經濟、革命和生產的關係，總是把政治和經濟互相割裂開來，把革命和生產互相割裂開來，隻講政治，不講經濟，隻講革命，不講生產，一聽到要抓好生產，搞好經濟建設，就給人家戴上“唯生產力論”的帽子，說人家搞修正主義。這種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文稿尖銳地揭露了“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係，打著“革命”的旗號，肆意製造動亂的反動實質。指出：
這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繼承林彪的衣缽，總是把我們的革命口號搞過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進私貨，來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把我們一些同誌、一些群眾的思想搞亂，把一些地方、一些單位的黨組織搞亂，分裂黨，分裂工人階級，分裂群眾隊伍。他們打著反修正主義的旗號搞修正主義，打著反複辟的旗號搞複辟，把黨的好幹部和先進模範人物打下台，篡奪一些地方和一些單位的領導權，在這些地方和單位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這些文筆犀利的語言，真是如匕首，似投槍，直刺“四人幫”及其幫派體係的要害，將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長期賴以存身的偽善麵具撕得一幹二淨，從而把他們妄圖篡黨奪權的真實嘴臉清清楚楚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文稿旗幟鮮明地深入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革命就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的基本觀點。指出：
列寧說過：“政治教育的成果，隻有用經濟狀況的改善來衡量。”毛主席也說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區別真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區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區別真幹革命和假幹革命，區別真幹社會主義和假幹社會主義，區別幹部所做工作的成績是好是壞，是大是小，歸根結底，隻能也隻應按照列寧和毛主席所提出的這個標準來衡量。
文稿辛辣地批駁了“文化大革命”中那種所謂“隻要革命搞好了，生產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的荒唐論調。指出：
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生產搞得很壞，而硬說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騙人的鬼話。那種認為抓好革命，生產自然會上去，用不著花氣力去抓生產的看法，隻有沉醉在點石成金一類童話中的人才會相信。
文稿最後強調指出：
隻要我們以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提示為綱，做好各方麵的整頓工作，繼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
文稿以後又根據胡喬木的意見，進行了修改。並準備首先在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名義創辦的思想理論刊物――《思想戰線》創刊號上發表。由於當時全國的主要理論宣傳陣地大多被控製在“四人幫”手裏，所以，創辦《思想戰線》是與“四人幫”爭奪理論宣傳陣地的一個重要鬥爭。胡喬木於10月6日在談到創辦《思想戰線》時，明確指出：現在，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我們的刊物就要反映。這個刊物無論從任務和內容上說，都不單單是學部的刊物，它是麵向全國、麵向廣大群眾的刊物。這是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要盡一切努力把它辦好。
但隨著“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開始，《思想戰線》沒有能夠創辦，《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也未能發表問世。廣大幹部、群眾真正看到文稿的強烈的戰鬥性和銳利的思想鋒芒，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作為“批判材料”見到的。文稿不僅沒有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批判，反而得到了廣大幹部、群眾的高度評價。
盡管鄧小平對胡喬木組織起草《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這篇理論文章的創議和基本設想，表示過堅決的支持，但鄧小平在當時並沒有來得及看到這篇文稿。1977年，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三株大毒草’中的《論總綱》確實最近才看到。文章寫得好，針鋒相對，很尖銳，是個香花，不是毒草。”
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進行全麵整頓中，《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是三篇集中概括、反映鄧小平決心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對全國各行各業實行全麵整頓，恢複和發展中共八大路線的重要文獻。這三篇文稿雖然在當時均未能作為正式中央文件下達或公開發表，但在全麵整頓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卻是不可估量的。
正因為這三篇文稿擊中了“四人幫”的要害，觸到了“四人幫”的痛處，所以，在“四人幫”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以後，幾乎集中了所有的輿論工具，對這三篇文稿大加撻伐。在“四人幫”的指使下，他們的禦用寫作班子集中火力，口誅筆伐，把三篇文稿稱之為“三棵大毒草”，進行係統地“批判”。
《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被誣蔑為“兜售‘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複辟資本主義的宣言書”。
《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被誣蔑為“是《二月提綱》在新形勢下的變種”，是“反對無產階級在整個上層建築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的“一個修正主義標本”。
《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被誣蔑為“工業戰線上複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是洋奴買辦的經濟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的寫照，名為加快工業發展，實為加快資本主義複辟。”
由江青一手控製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還編輯了《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評〈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評〈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的三本小冊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量印刷，向全國廣泛散發，妄圖掀起全國範圍的對三篇文稿的“大批判”，為他們一手策動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服務。
然而，事物的發展總是與那些逆曆史潮流而動的人的主觀願望相反。三篇重要文稿一經與廣大幹部、群眾見麵，立即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人們讀了三篇文稿以後，紛紛提出：“這些文章不是寫得很好嗎，為什麽要進行批判？”
“這三篇文章真是說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長期壓在心頭想說而不敢說的心裏話。”
“什麽‘三棵大毒草’，明明是‘三株大香花’嘛！”
更有一則曾在當時廣泛流傳的笑話說：
某工廠正在一個車間裏召開批判會，批判“三株大毒草”。當發言者念到批判文章中引述的“大毒草”的內容時，恰巧一位遲到的工人進來了。聽了一會兒以後，這位工人忍不住說：“今天學習的是什麽文件，怎麽說得這麽好嗬！很久沒有聽到傳達這麽好的文件了！”
被“四人幫”誣蔑為“三棵大毒草”的三篇文稿，卻被廣大人民群眾認為是“三株大香花”。
涇渭竟然是如此分明。
僅僅從對待三篇文稿的截然不同的態度上，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整個人心的向背。
“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真正動力。”而逆曆史潮流而動，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願而動的“四人幫”的徹底覆滅，已經是必然的了。
毛澤東強調“三要三不要”
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
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
12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關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匯報後，對周恩來、王洪文作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談話。毛澤東說：
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地方找出來，將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因此，要多寫馬列主義的書。
這個“理論”確實很難懂，比如：八級工資製與林彪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很容易有什麽聯係？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發表《論林彪集團的社會基礎》。一個月後，4月1日，張春橋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
這兩位主管意識形態的權威為毛澤東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做了注釋。當然，張春橋、姚文元懂得“理論”，他們對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做了力所能及的全麵闡述。不過，理論畢竟是理論，張、姚這些人其實對觀念形態的東西並不真正感興趣，他們更注重現實，他們的理論從來都是為現實鬥爭服務的。林彪如果上台，搞資本主義容易還是不容易，張春橋、姚文元已經不關心了。林彪早已死了。他們的真正用意，是利用這個“理論問題”，組織一次對周恩來的新的進攻。雖然周恩來已病重住院，但他們並不想給他哪怕是一點點的安寧。於是，他們借機提出“反經驗主義”，煞有介事地告誡人們：“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
了解黨的曆史的人都知道，“經驗主義”曾經所指哪些人。
新華社《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求報告》經姚文元審閱修改後，報送毛澤東。這份報告提出把反經驗主義作為學習專政理論的一項內容。
毛澤東閱後，提筆在這份報告上批道：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主義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政治局一議。
為盼。
毛澤東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批評得好厲害！
第一節 西花廳老人拒住院道不和鬥爭愈劇烈（6）
批經驗主義這場剛剛拉開戰幕的進攻隻好收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