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9)
5月至8月，教育部部長周榮鑫在周恩來、鄧小平支持下，積極著手整頓教育工作。他多次召開部內外幹部、教師座談會、匯報會，聽取意見，了解情況，針對林彪、江青一夥對教育的破壞，發表了一係列重要談話。他指出：“到底在上層建築對資產階級全麵專政怎麽專法，專對了沒有？為什麽提出這個問題？”“教育與經濟基礎，哪些相適應，哪些不相適應？現在一講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一講就講兩個，一個是17年，一個是1972年回潮，就是不講林彪路線的幹擾”；“不能一提知識分子就罵一通，這樣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針？”“毛主席當時講的500萬，是指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現在我國有2500萬知識分子……是否大多數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就不能當技術員，不能當幹部，隻能回去當工人農民，這樣成不成？”“我們現在學校有沒有培養幹部的任務？不培養幹部辦大學幹什麽？”“根本不要文化，就講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行嗎？”“老說過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對。”“貧下中農為革命種田，工人為革命做工，學校為什麽就不能提為革命讀書呢？”“有知識的是私有，沒有知識的就公有？那不要學校好了！”“大學生上學還要不要改造？上管改捧那麽高，還要不要講世界觀改造？”“我們教育革命的片麵性和形而上學的傾向很嚴重，非出問題不行。”“總理的講話（指加強基礎理論）他們為什麽不貫徹？”“去年《教育革命通訊》上刊登的《破‘因循守舊’》那篇文章中，要搬掉一座什麽‘其重無比的大山’，究竟要搬掉哪座大山？”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訊》連續發表《全國關懷青少年的成長》《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正確道路》《研究基礎理論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按照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搞好基礎理論研究》《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和評論。這些文章和評論提出要使青少年“努力學習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需要的科學文化知識”，批評了那種“認為堅持以學為主的原則，努力學習社會主義文化科學知識，重視基礎理論課教學，保證教學時間和質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頭路”的錯誤認識；批判了“以幹代學”的實用主義貨色。並指出：不引導青少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就勢必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
7月20日至8月4日又召開了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研究軍工企業的整頓問題。軍工企業自3月起已按中央9號文件精神開始整頓，國防工辦也采取“調虎離山”的辦法，把各主要企業的造反派頭頭召到北京開會，辦學習班，使生產形勢發生了變化。8月3日，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到會講了話。鄧小平在講話中，除了再次強調要建立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外，又提出了發揮技術人員作用、堅持質量第一、關心群眾生活等重要意見。葉劍英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要大家提高警惕。李先念在講話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的責任製，保證企業的正常生產秩序。這次會議後，經過努力，軍工企業的生產情況全麵好轉。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會議以毛澤東提出的“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為主題，討論解決軍隊的整頓問題，即改正不正之風和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體製、安排超編幹部的問題。
早在1975年1月，鄧小平在總參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就提出了軍隊要整頓的問題。7月14日，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要爭取時間，抓緊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要抓編製、抓裝備，還要抓戰略；要把訓練放在戰略問題的一個重要位置上。講話分析了軍隊的狀況，切中時弊地指出軍隊要解決“腫”“散”“驕”“奢”“惰”的問題，軍隊的領導班子要解決“懶”“散”“軟”的問題。鄧小平語重心長地指出：“現在確實有些值得注意的現象，我們都擔憂啊！”“現在軍隊一些不好的現象能不能克服，幾十年的優良傳統能不能繼承和發揚，主要靠我們這些老同誌的傳幫帶。”
7月15日，葉劍英就國際形勢問題、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體製和安排超編幹部等問題，作了總結講話。
7月19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央轉發了中央軍委《關於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和安排超編幹部的報告》和《葉劍英同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鄧小平同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會議受到全軍上下的熱烈擁護。會議最主要的成果有二：一是對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迅速作了調整，把一批追隨“四人幫”、堅持派性的人調了下去；二是要軍隊一些負責同誌警惕“四人幫”。會議的召開，對於消除林彪集團在部隊的影響，抵製“四人幫”插手軍隊，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楊成武在一篇文章中回顧了這次會議，從他的敘述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次會議的重大作用。楊成武說：
會上，鄧小平同誌發表了《軍隊要整頓》的重要講話，對“四人幫”作了堅決有力的回擊。葉劍英同誌針對“四人幫”煽動派性，把全國搞得烏煙瘴氣的問題，作了重要的發言，葉帥尖銳地指出：“現在搞資產階級派性，就是搞資本主義，搞修正主義。”又說：“軍隊要高度的集中統一，決不允許有資產階級派性存在。要使廣大幹部戰士認識資產階級派性的反動性和危害性，警惕階級敵人混水摸魚，乘機進行反革命破壞。”葉帥在發言中，還非常氣憤地脫稿講話，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軍隊，妄圖把軍隊搞亂的陰謀詭計。他對大家說：你們要注意，現在有的人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把部隊思想搞亂了。你們要抵製。以後沒有軍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這麽做。會上，徐帥、聶帥也都作了重要的講話，一致讚同小平同誌、劍英同誌的意見。
接著，葉帥親自給各大軍區、軍種的領導同誌打招呼，他一個軍區一個軍區、一個軍種一個軍種地分別找司令員、政委談話，傳達毛澤東同誌的指示，他跟同誌們說：“毛主席說現在有個‘上海幫’，你們要注意警惕，穩定部隊，把部隊掌握好。”
緊接著，葉劍英同誌就全力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頭一項重要工作是根據毛澤東同誌和軍委的部署，調整配備全軍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這是為粉碎“四人幫”采取的強有力的組織措施。葉劍英同誌親自擬定了調整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六人小組”人員，親任組長。他還親筆寫了這個名單向毛澤東同誌報告。毛澤東同誌批準後，葉帥就帶領“六人小組”緊張地進行工作，很快地對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
“三株大香花”
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全麵整頓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在全國的各個領域全麵展開。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無不歡欣鼓舞，幹勁倍增，國民經濟的發展呈現出熱氣騰騰的喜人景象。這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九年間，第一次出現的真正的“大好形勢”。
但是，當時的宣傳輿論陣地還掌握在“四人幫”的輿論總管姚文元手裏，整個宣傳、理論、思想工作也被“四人幫”所操縱。“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當時負責主管宣傳、理論、輿論工作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首當其衝，被打成“閻王殿”徹底砸爛。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落到了“中共文革小組”即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夥的手裏。中共九大後，“中央文革小組”自行消亡。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規定：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新華總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社、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工作，工、青、婦中央一級機構和它們的五七幹校，以及中央劃歸該組管轄的單位的工作。原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組織宣傳組以康生為組長，組員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康生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即稱病不出，李德生以後因調任沈陽軍區司令員前往東北，中共中央組織宣傳方麵的大權遂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所掌握。他們憑借竊取的這一部分權力，呼風喚雨，興風作浪，搞亂了理論、搞亂了思想，把意識形態領域折騰得不像個樣子。
隨著全麵整頓的深入發展，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理論是非、思想是非重新顛倒過來，把被“四人幫”篡奪的宣傳理論工作的領導權重新奪回來，使之真正掌握在代表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手裏。
1975年六七月間，根據鄧小平的提議，經過中共中央批準，正式成立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據說，在醞釀成立這一機構時，僅僅名稱是叫政治研究室還是政策研究室，鄧小平就反複考慮了很久，再三斟酌。如果叫政策研究室，顧名思義是研究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那就很可能會被“四人幫”找個借口置於他們控製的中央組織宣傳組之下。所以，鄧小平最後決定叫政治研究室，作為國務院的一個下屬機構，由國務院來領導。由此可見，鄧小平對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高度重視。
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是鄧小平由來已久的一個想法。“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在調查研究，製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起草中央文件，整理中央領導同誌講話，組織起草重要理論文章等方麵，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所以，1975年1月，鄧小平就曾約胡喬木談過一次話，要胡喬木找一些像他那樣的老人馬，出任國務院顧問，像過去釣魚台的寫作班子那樣，寫一些重要理論文章，如三個世界的劃分、蘇聯的社會性質、戰爭和和平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問題，等等。
鄧小平強調說：這些都是國內外廣大群眾迫切需要係統地解答的。從“九評”以後，就很少那樣係統地解答問題的文章了。現在的一般文章，總之一句話，就是沒有論證……鄧小平要求胡喬木：要寫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6月份，鄧小平第二次同胡喬木談話時說：不要叫顧問了，打算成立一個政治研究室，名單由你提議，鄧力群和你一起工作。
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成立後，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李鑫、於光遠、鄧力群擔任領導小組的負責人。
這確實正如鄧小平要求的那樣，是一批像胡喬木一樣長期從事中共宣傳、思想、理論、新聞等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老人馬”。
胡喬木，江蘇鹽城人。1930年在清華大學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曾任清華大學團支部書記，北平西郊區團委書記，北平團市委宣傳部長。1935年在上海參加社會科學家聯盟工作，同年擔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常委、黨團書記。後又任中共江蘇省委臨時委員會宣傳部長。抗日戰爭時期，先後任陝西青訓班副主任、中央青委委員、中國青年聯合辦事處宣傳部長。1941年，開始任毛澤東的秘書，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948年後，任新華社社長，中國新聞總署署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秘書長。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後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先後起草或參與起草過《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等中共重要文獻和理論文章，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的編輯工作。“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受到衝擊、批鬥和迫害，後長期“靠邊站”。直到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才得以複出，主持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
胡喬木長期擔任毛澤東的秘書，起草、主持起草或參與起草過許多著名的中共文獻和重要理論文章，有“黨內一支筆”的美譽。是中共有名的“筆杆子”和理論家，熟悉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具有領導這方麵工作的豐富經驗。他主持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以後，和領導小組其他同誌一道，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帶領政治研究室根據鄧小平全麵整頓的要求，調查研究，起草文件，撰寫理論文章，很快成為全麵整頓的“智囊團”。
針對“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意篡改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的指示肆意歪曲、隨心所欲地按照他們的政治需要進行“解釋”的行徑，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其他毛澤東文稿（如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的整頓、編纂工作。
《論十大關係》，是毛澤東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當時，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一些教訓和缺點已經暴露出來。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以蘇聯的經驗和教訓為鑒戒，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豐富經驗，全麵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係，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
最近幾個月，中央政治局聽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從中看到一些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綜合起來，一共有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係。
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但是，我們工作中間還有些問題需要談一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論十大關係》是預定選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一篇重要文章。鄧小平對整理這篇文章極為重視。當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參與《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整理、編輯工作以後，鄧小平指定由胡喬木親自整理這篇重要文章，以便早日公開發表，糾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幫”搞亂了的理論是非，為全麵整頓提供重要的理論武器。
1975年7月上旬，正是鄧小平主持的全麵整頓在全國各個領域全麵進行的關鍵時刻。《論十大關係》最後由胡喬木主持整理成文稿。鄧小平立即給毛澤東寫信說：
“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後即予公開發表，並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
毛澤東當時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暫時不要公開。盡管如此，《論十大關係》的文稿還是在高級幹部中進行了傳閱，在廣大幹部、群眾中也不脛而走，迅速傳播開來，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1975年的全麵整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為了配合整個工業係統的整頓工作，在鄧小平主持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協助國家計委修改了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使之成為一個對整個工業發展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成熟的文件。
1975年6月16日至8月11日，國務院召開計劃工作務虛會，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吳桂賢、王震、穀牧、孫健，以及國務院各經濟部門負責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同誌參加了會議。會議的主題，是研究經濟工作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為編製第五個五年計劃和十年長遠規劃作準備。會議上提出，要搞一個關於工業整頓的文件，認真總結鐵路整頓、鋼鐵工業整頓的成功經驗，對整個工業係統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切實的解決辦法，作出一些必要的規定。
國家計委根據會議要求的精神，於8月初很快起草了一個文件――《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
8月8日，鄧小平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胡喬木等同誌談企業領導體製和企業管理問題時，指出：
現在需要解決企業的體製問題。如果將來工代會的製度健全後，革命委員會是否還存在？那時恐怕還是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
鄧小平還提出：
事事都集中到黨委也不行，必須還有各種職能機構和指揮係統。
這次談話後，鄧小平要求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參加《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文件的修改工作。
8月18日，國務院召開會議，討論《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談話。指出：
計委起草的文件提出了相當多的問題。需要有這樣一個文件。毛澤東同誌曆來主張要有章程。有章程才能體現黨的方針、政策。過去的《工業七十條》，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問題，不是要廢除。文件修改後，可以先拿出來討論。
鄧小平還係統談了他對於整個中國工業整頓和發展的基本思想，提出了許多整頓和發展工業的重要意見（即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的《關於發展工業的幾點意見》）。
胡喬木等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同誌，參加了國務院8月18日討論《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文件起草問題的會議。會後，文件的進一步修改工作就在胡喬木等人的主持下進行。他們根據鄧小平談話中的基本精神，對文件作了較大的修改，將原稿中的14條增加到18條，增加了鄧小平談話中指出的以農業為基礎，采用先進技術，增加工礦產品出口，按勞分配等內容；對原稿中的整頓企業整理，加強責任製，嚴格管理製度等條，也按照鄧小平談話作了進一步充實。在“整頓企業管理”這一條，根據鄧小平談話中的要求，文稿作了明確有力、旗幟鮮明的規定：
“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建立和健全強有力的能夠獨立工作的生產管理指揮係統和精幹的職能機構，同群眾管理相結合，搞好計劃管理、技術管理、勞動管理、物資管理、財務管理。黨委的集體領導，不應當妨礙負責生產的領導幹部行使職權，相反，一定要反對無人負責，反對無政府狀態。”
第二稿成稿後，曾經請在北京出席20個企業座談會的各地企業負責人進行了多次座談討論，也拿到在北京出席農村工作座談會的12個省、市委書記中征求意見，受到與會者的充分肯定。同時，根據一些同誌的意見，對部分內容做了修改和補充，使文件的內容達到了二十條。因此，該文件也被簡稱為《工業二十條》。
在文件討論、修改過程中，胡喬木不僅強調要把《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搞成帶思想性、理論性的文件，而且提出了一係列文件修改中應當注意的重要問題。在10月29日國務院開會討論該文件以後，胡喬木根據會上提出的意見，親自動手修改，使文件終於成為一個能夠反映中央對工業整頓和發展基本要求的定稿。
《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中，一共論述了加快中國工業發展的帶有根本性的二十個問題：
一、加快工業發展是全黨全國人民的迫切任務；
二、深入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
三、加強黨的領導；
四、依靠工人階級；
五、整頓企業管理；
六、工業學大慶；
七、統一計劃；
八、發揮兩個積極性；
九、以農業為基礎；
十、以鋼為綱；
十一、立足於挖潛，革新，改造；
十二、把質量、品種、規格放在第一位；
十三、增加積累，厲行節約；
十四、基本建設要打殲滅戰；
十五、加強社會主義協作；
十六、盡量采用先進技術；
十七、又紅又專；
十八、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十九、關心職工生活；
二十、工作方法。
文件全麵、係統、深入地論述了整頓和發展被“文化大革命”搞亂了的工業戰線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對整個工業戰線進行全麵整頓的任務。
文件提出了要對企業領導班子進行堅決整頓，把被“四人幫”的幫派體係篡奪走了的那一部分權力奪回來的任務。文件指出，要“調整那些沒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識分子和‘勇敢分子’（即造反組織頭頭）當權的領導班子。”“這些人政治上一竅不通，生產上毫無經驗，卻指手畫腳一味整人，隻唱高調，不幹實事，動不動給人扣上‘複舊’‘倒退’‘保守勢力’‘隻拉車不看路’一類帽子，壓製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要“把壞人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
文件嚴厲地揭露了“四人幫”的幫派體係破壞生產、胡作非為的種種行為。指出：有些企業“壞人掌權”，“他們利用竊取的權力，胡作非為，一方麵拉攏腐蝕一部分人，培植自己的勢力，另一方麵打擊、陷害好的革命幹部和工人”，“特別要警惕少數壞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義，搞破壞活動。”
文件強調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對於鞏固社會主義製度的重要意義。指出：“沒有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強大發展，社會主義是不能充分鞏固的，決不能把在革命統帥下搞好生產，當作‘唯生產力論’和‘業務掛帥’來批判。”
文件提出了恢複和建立企業規章製度的問題。指出：“生產管理和規章製度什麽時候都需要，一萬年也需要”，“一概反對企業管理，反對規章製度，勢必造成無政府狀態。”
文件強調了製定統一計劃的重要性。指出：“不搞統一計劃，或者破壞統一計劃，就會出現盲目性，就會給資本主義泛濫造成可乘之機，其結果，是瓦解和破壞社會主義經濟。”
文件正確論述了自力更生與學習外國的辯證關係，指出：“我們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對洋奴哲學、爬行主義，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閉關自守，拒絕學習外國的好東西。”
文件還對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關心群眾生活等問題進行了論述。
從《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精神，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文件集中了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進行全麵整頓以來一係列重要講話的精神，概括了國務院務虛會討論的主要內容，總結了鐵路、鋼鐵等領域進行整頓的成功經驗，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一係列破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謬論，鮮明地提出了整頓企業、加快工業發展的方針、政策和措施，是一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對中國工業進行全麵整頓、加快工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雖然最後由於“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爆發，未能作為正式文件下發。但其主要精神，早已通過在各種形式的座談會上征求意見而在工業係統廣泛傳播開來。因而對1975年的全麵整頓，產生了很好的積極作用。
主持修改《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是胡喬木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承擔的鄧小平交給的又一項重要任務。
1975年7月，胡耀邦等同誌受命到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後，根據中央要求他們盡快提出整頓中國科學院工作的意見，在深入調查研究和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很快起草了《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於8月17日由胡耀邦等署名上報。《匯報提綱》共分為六個部分：
一、關於肯定科技戰線上的成績問題；
二、關於科技工作的組織領導問題；
三、關於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問題；
四、關於科技戰線知識分子政策問題；
五、關於科技十年規劃輪廓的初步設想問題；
六、關於科學院院部和直屬單位的整頓問題。
7月20日至8月4日又召開了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研究軍工企業的整頓問題。軍工企業自3月起已按中央9號文件精神開始整頓，國防工辦也采取“調虎離山”的辦法，把各主要企業的造反派頭頭召到北京開會，辦學習班，使生產形勢發生了變化。8月3日，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到會講了話。鄧小平在講話中，除了再次強調要建立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外，又提出了發揮技術人員作用、堅持質量第一、關心群眾生活等重要意見。葉劍英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要大家提高警惕。李先念在講話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的責任製，保證企業的正常生產秩序。這次會議後，經過努力，軍工企業的生產情況全麵好轉。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會議以毛澤東提出的“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為主題，討論解決軍隊的整頓問題，即改正不正之風和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體製、安排超編幹部的問題。
早在1975年1月，鄧小平在總參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就提出了軍隊要整頓的問題。7月14日，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要爭取時間，抓緊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要抓編製、抓裝備，還要抓戰略；要把訓練放在戰略問題的一個重要位置上。講話分析了軍隊的狀況，切中時弊地指出軍隊要解決“腫”“散”“驕”“奢”“惰”的問題，軍隊的領導班子要解決“懶”“散”“軟”的問題。鄧小平語重心長地指出：“現在確實有些值得注意的現象，我們都擔憂啊！”“現在軍隊一些不好的現象能不能克服，幾十年的優良傳統能不能繼承和發揚，主要靠我們這些老同誌的傳幫帶。”
7月15日，葉劍英就國際形勢問題、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體製和安排超編幹部等問題，作了總結講話。
7月19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央轉發了中央軍委《關於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和安排超編幹部的報告》和《葉劍英同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鄧小平同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會議受到全軍上下的熱烈擁護。會議最主要的成果有二：一是對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迅速作了調整，把一批追隨“四人幫”、堅持派性的人調了下去；二是要軍隊一些負責同誌警惕“四人幫”。會議的召開，對於消除林彪集團在部隊的影響，抵製“四人幫”插手軍隊，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楊成武在一篇文章中回顧了這次會議，從他的敘述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次會議的重大作用。楊成武說：
會上，鄧小平同誌發表了《軍隊要整頓》的重要講話，對“四人幫”作了堅決有力的回擊。葉劍英同誌針對“四人幫”煽動派性，把全國搞得烏煙瘴氣的問題，作了重要的發言，葉帥尖銳地指出：“現在搞資產階級派性，就是搞資本主義，搞修正主義。”又說：“軍隊要高度的集中統一，決不允許有資產階級派性存在。要使廣大幹部戰士認識資產階級派性的反動性和危害性，警惕階級敵人混水摸魚，乘機進行反革命破壞。”葉帥在發言中，還非常氣憤地脫稿講話，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軍隊，妄圖把軍隊搞亂的陰謀詭計。他對大家說：你們要注意，現在有的人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把部隊思想搞亂了。你們要抵製。以後沒有軍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這麽做。會上，徐帥、聶帥也都作了重要的講話，一致讚同小平同誌、劍英同誌的意見。
接著，葉帥親自給各大軍區、軍種的領導同誌打招呼，他一個軍區一個軍區、一個軍種一個軍種地分別找司令員、政委談話，傳達毛澤東同誌的指示，他跟同誌們說：“毛主席說現在有個‘上海幫’，你們要注意警惕，穩定部隊，把部隊掌握好。”
緊接著，葉劍英同誌就全力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頭一項重要工作是根據毛澤東同誌和軍委的部署，調整配備全軍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這是為粉碎“四人幫”采取的強有力的組織措施。葉劍英同誌親自擬定了調整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六人小組”人員，親任組長。他還親筆寫了這個名單向毛澤東同誌報告。毛澤東同誌批準後，葉帥就帶領“六人小組”緊張地進行工作，很快地對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
“三株大香花”
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全麵整頓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在全國的各個領域全麵展開。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無不歡欣鼓舞，幹勁倍增，國民經濟的發展呈現出熱氣騰騰的喜人景象。這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九年間，第一次出現的真正的“大好形勢”。
但是，當時的宣傳輿論陣地還掌握在“四人幫”的輿論總管姚文元手裏，整個宣傳、理論、思想工作也被“四人幫”所操縱。“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當時負責主管宣傳、理論、輿論工作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首當其衝，被打成“閻王殿”徹底砸爛。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落到了“中共文革小組”即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夥的手裏。中共九大後，“中央文革小組”自行消亡。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規定：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新華總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社、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工作，工、青、婦中央一級機構和它們的五七幹校，以及中央劃歸該組管轄的單位的工作。原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組織宣傳組以康生為組長，組員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康生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即稱病不出，李德生以後因調任沈陽軍區司令員前往東北，中共中央組織宣傳方麵的大權遂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所掌握。他們憑借竊取的這一部分權力，呼風喚雨，興風作浪，搞亂了理論、搞亂了思想，把意識形態領域折騰得不像個樣子。
隨著全麵整頓的深入發展，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理論是非、思想是非重新顛倒過來，把被“四人幫”篡奪的宣傳理論工作的領導權重新奪回來，使之真正掌握在代表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手裏。
1975年六七月間，根據鄧小平的提議，經過中共中央批準，正式成立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據說，在醞釀成立這一機構時，僅僅名稱是叫政治研究室還是政策研究室，鄧小平就反複考慮了很久，再三斟酌。如果叫政策研究室，顧名思義是研究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那就很可能會被“四人幫”找個借口置於他們控製的中央組織宣傳組之下。所以，鄧小平最後決定叫政治研究室，作為國務院的一個下屬機構，由國務院來領導。由此可見，鄧小平對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高度重視。
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是鄧小平由來已久的一個想法。“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在調查研究，製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起草中央文件，整理中央領導同誌講話，組織起草重要理論文章等方麵，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所以，1975年1月，鄧小平就曾約胡喬木談過一次話，要胡喬木找一些像他那樣的老人馬，出任國務院顧問，像過去釣魚台的寫作班子那樣，寫一些重要理論文章，如三個世界的劃分、蘇聯的社會性質、戰爭和和平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問題，等等。
鄧小平強調說：這些都是國內外廣大群眾迫切需要係統地解答的。從“九評”以後，就很少那樣係統地解答問題的文章了。現在的一般文章，總之一句話，就是沒有論證……鄧小平要求胡喬木：要寫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6月份，鄧小平第二次同胡喬木談話時說：不要叫顧問了，打算成立一個政治研究室，名單由你提議，鄧力群和你一起工作。
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成立後，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李鑫、於光遠、鄧力群擔任領導小組的負責人。
這確實正如鄧小平要求的那樣，是一批像胡喬木一樣長期從事中共宣傳、思想、理論、新聞等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老人馬”。
胡喬木，江蘇鹽城人。1930年在清華大學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曾任清華大學團支部書記，北平西郊區團委書記，北平團市委宣傳部長。1935年在上海參加社會科學家聯盟工作，同年擔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常委、黨團書記。後又任中共江蘇省委臨時委員會宣傳部長。抗日戰爭時期，先後任陝西青訓班副主任、中央青委委員、中國青年聯合辦事處宣傳部長。1941年，開始任毛澤東的秘書，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948年後，任新華社社長，中國新聞總署署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秘書長。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後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先後起草或參與起草過《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等中共重要文獻和理論文章，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的編輯工作。“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受到衝擊、批鬥和迫害，後長期“靠邊站”。直到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才得以複出，主持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
胡喬木長期擔任毛澤東的秘書，起草、主持起草或參與起草過許多著名的中共文獻和重要理論文章，有“黨內一支筆”的美譽。是中共有名的“筆杆子”和理論家，熟悉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具有領導這方麵工作的豐富經驗。他主持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以後，和領導小組其他同誌一道，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帶領政治研究室根據鄧小平全麵整頓的要求，調查研究，起草文件，撰寫理論文章，很快成為全麵整頓的“智囊團”。
針對“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意篡改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的指示肆意歪曲、隨心所欲地按照他們的政治需要進行“解釋”的行徑，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其他毛澤東文稿（如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的整頓、編纂工作。
《論十大關係》，是毛澤東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當時，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一些教訓和缺點已經暴露出來。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以蘇聯的經驗和教訓為鑒戒，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豐富經驗，全麵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係，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
最近幾個月，中央政治局聽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從中看到一些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綜合起來，一共有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係。
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但是，我們工作中間還有些問題需要談一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論十大關係》是預定選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一篇重要文章。鄧小平對整理這篇文章極為重視。當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參與《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整理、編輯工作以後，鄧小平指定由胡喬木親自整理這篇重要文章，以便早日公開發表，糾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幫”搞亂了的理論是非，為全麵整頓提供重要的理論武器。
1975年7月上旬，正是鄧小平主持的全麵整頓在全國各個領域全麵進行的關鍵時刻。《論十大關係》最後由胡喬木主持整理成文稿。鄧小平立即給毛澤東寫信說：
“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後即予公開發表，並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
毛澤東當時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暫時不要公開。盡管如此，《論十大關係》的文稿還是在高級幹部中進行了傳閱，在廣大幹部、群眾中也不脛而走，迅速傳播開來，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1975年的全麵整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為了配合整個工業係統的整頓工作，在鄧小平主持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協助國家計委修改了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使之成為一個對整個工業發展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成熟的文件。
1975年6月16日至8月11日，國務院召開計劃工作務虛會，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吳桂賢、王震、穀牧、孫健，以及國務院各經濟部門負責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同誌參加了會議。會議的主題，是研究經濟工作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為編製第五個五年計劃和十年長遠規劃作準備。會議上提出，要搞一個關於工業整頓的文件，認真總結鐵路整頓、鋼鐵工業整頓的成功經驗，對整個工業係統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切實的解決辦法，作出一些必要的規定。
國家計委根據會議要求的精神，於8月初很快起草了一個文件――《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
8月8日，鄧小平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胡喬木等同誌談企業領導體製和企業管理問題時，指出：
現在需要解決企業的體製問題。如果將來工代會的製度健全後，革命委員會是否還存在？那時恐怕還是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
鄧小平還提出：
事事都集中到黨委也不行，必須還有各種職能機構和指揮係統。
這次談話後，鄧小平要求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參加《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文件的修改工作。
8月18日，國務院召開會議，討論《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談話。指出：
計委起草的文件提出了相當多的問題。需要有這樣一個文件。毛澤東同誌曆來主張要有章程。有章程才能體現黨的方針、政策。過去的《工業七十條》，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問題，不是要廢除。文件修改後，可以先拿出來討論。
鄧小平還係統談了他對於整個中國工業整頓和發展的基本思想，提出了許多整頓和發展工業的重要意見（即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的《關於發展工業的幾點意見》）。
胡喬木等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同誌，參加了國務院8月18日討論《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文件起草問題的會議。會後，文件的進一步修改工作就在胡喬木等人的主持下進行。他們根據鄧小平談話中的基本精神，對文件作了較大的修改，將原稿中的14條增加到18條，增加了鄧小平談話中指出的以農業為基礎，采用先進技術，增加工礦產品出口，按勞分配等內容；對原稿中的整頓企業整理，加強責任製，嚴格管理製度等條，也按照鄧小平談話作了進一步充實。在“整頓企業管理”這一條，根據鄧小平談話中的要求，文稿作了明確有力、旗幟鮮明的規定：
“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建立和健全強有力的能夠獨立工作的生產管理指揮係統和精幹的職能機構，同群眾管理相結合，搞好計劃管理、技術管理、勞動管理、物資管理、財務管理。黨委的集體領導，不應當妨礙負責生產的領導幹部行使職權，相反，一定要反對無人負責，反對無政府狀態。”
第二稿成稿後，曾經請在北京出席20個企業座談會的各地企業負責人進行了多次座談討論，也拿到在北京出席農村工作座談會的12個省、市委書記中征求意見，受到與會者的充分肯定。同時，根據一些同誌的意見，對部分內容做了修改和補充，使文件的內容達到了二十條。因此，該文件也被簡稱為《工業二十條》。
在文件討論、修改過程中，胡喬木不僅強調要把《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搞成帶思想性、理論性的文件，而且提出了一係列文件修改中應當注意的重要問題。在10月29日國務院開會討論該文件以後，胡喬木根據會上提出的意見，親自動手修改，使文件終於成為一個能夠反映中央對工業整頓和發展基本要求的定稿。
《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中，一共論述了加快中國工業發展的帶有根本性的二十個問題：
一、加快工業發展是全黨全國人民的迫切任務；
二、深入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
三、加強黨的領導；
四、依靠工人階級；
五、整頓企業管理；
六、工業學大慶；
七、統一計劃；
八、發揮兩個積極性；
九、以農業為基礎；
十、以鋼為綱；
十一、立足於挖潛，革新，改造；
十二、把質量、品種、規格放在第一位；
十三、增加積累，厲行節約；
十四、基本建設要打殲滅戰；
十五、加強社會主義協作；
十六、盡量采用先進技術；
十七、又紅又專；
十八、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十九、關心職工生活；
二十、工作方法。
文件全麵、係統、深入地論述了整頓和發展被“文化大革命”搞亂了的工業戰線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對整個工業戰線進行全麵整頓的任務。
文件提出了要對企業領導班子進行堅決整頓，把被“四人幫”的幫派體係篡奪走了的那一部分權力奪回來的任務。文件指出，要“調整那些沒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識分子和‘勇敢分子’（即造反組織頭頭）當權的領導班子。”“這些人政治上一竅不通，生產上毫無經驗，卻指手畫腳一味整人，隻唱高調，不幹實事，動不動給人扣上‘複舊’‘倒退’‘保守勢力’‘隻拉車不看路’一類帽子，壓製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要“把壞人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
文件嚴厲地揭露了“四人幫”的幫派體係破壞生產、胡作非為的種種行為。指出：有些企業“壞人掌權”，“他們利用竊取的權力，胡作非為，一方麵拉攏腐蝕一部分人，培植自己的勢力，另一方麵打擊、陷害好的革命幹部和工人”，“特別要警惕少數壞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義，搞破壞活動。”
文件強調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對於鞏固社會主義製度的重要意義。指出：“沒有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強大發展，社會主義是不能充分鞏固的，決不能把在革命統帥下搞好生產，當作‘唯生產力論’和‘業務掛帥’來批判。”
文件提出了恢複和建立企業規章製度的問題。指出：“生產管理和規章製度什麽時候都需要，一萬年也需要”，“一概反對企業管理，反對規章製度，勢必造成無政府狀態。”
文件強調了製定統一計劃的重要性。指出：“不搞統一計劃，或者破壞統一計劃，就會出現盲目性，就會給資本主義泛濫造成可乘之機，其結果，是瓦解和破壞社會主義經濟。”
文件正確論述了自力更生與學習外國的辯證關係，指出：“我們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對洋奴哲學、爬行主義，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閉關自守，拒絕學習外國的好東西。”
文件還對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關心群眾生活等問題進行了論述。
從《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精神，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文件集中了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進行全麵整頓以來一係列重要講話的精神，概括了國務院務虛會討論的主要內容，總結了鐵路、鋼鐵等領域進行整頓的成功經驗，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一係列破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謬論，鮮明地提出了整頓企業、加快工業發展的方針、政策和措施，是一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對中國工業進行全麵整頓、加快工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雖然最後由於“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爆發，未能作為正式文件下發。但其主要精神，早已通過在各種形式的座談會上征求意見而在工業係統廣泛傳播開來。因而對1975年的全麵整頓，產生了很好的積極作用。
主持修改《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是胡喬木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承擔的鄧小平交給的又一項重要任務。
1975年7月，胡耀邦等同誌受命到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後，根據中央要求他們盡快提出整頓中國科學院工作的意見，在深入調查研究和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很快起草了《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於8月17日由胡耀邦等署名上報。《匯報提綱》共分為六個部分：
一、關於肯定科技戰線上的成績問題；
二、關於科技工作的組織領導問題；
三、關於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問題；
四、關於科技戰線知識分子政策問題；
五、關於科技十年規劃輪廓的初步設想問題；
六、關於科學院院部和直屬單位的整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