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8)
張愛萍，四川達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曾任共青團中央局秘書長，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總隊長，紅三軍團團政治委員、師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和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南征北戰，屢立戰功。長征勝利後，任軍委騎兵團政治委員。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浙江省委軍委書記，豫皖蘇省委書記，八路軍蘇皖縱隊政治委員，第五縱隊第三支隊司令員，新四軍三師副師長兼“常勝九旅”旅長，四師師長兼淮北軍區司令員，參與開辟豫皖蘇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任華中軍區副司令員，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等職務。是陳毅、粟裕指揮下的華東戰場的一員名將。新中國成立後，任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七兵團司令員兼浙江省軍區司令員，華東軍區暨第三野戰軍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55年，擔任華東軍區東海前線總指揮，指揮人民解放軍首次實施陸海空諸軍兵種聯合立體作戰，攻取一江山島，獲得上下大陳列島戰役的完全勝利，使東海水域完全回到人民手中。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增補為候補中央委員。1960年兼任國防科委副主任，1962年兼任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因為張愛萍紅軍時期曾在紅三軍團工作，是彭德懷的老部下，而被林彪一夥誣指為“彭德懷的黑幹將”，並加上其他莫須有的罪名，長期監禁，百般迫害。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與葉劍英一起，任命張愛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主任，整頓因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國防科技工業係統混亂不堪的狀態，研製國防建設急需的新型戰略武器。
張愛萍能文能武，軍政兼備，運籌帷幄，指揮千軍，賦詩填詞，揮毫潑墨，無所不通，是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中造就出來的一位出類拔萃的將才。
他到國防科委上任後，以強烈的事業心和高度的責任感，狠抓了對各方麵的整頓。3月25日，他在七機部幹部會議上指出：
“廣大的同誌急於要改變七機部的麵貌，這和黨中央的號令是一致的。必須要整頓，要進行政治上的整頓、技術上的整頓、生產規範的整頓、財務上的整頓……全麵的整頓……首先從政治上，從幹部開始整頓！什麽‘你管不著’‘我管不著’！不按黨性、不按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辦事，什麽人我都要管！如果說你是玉皇大帝，我們請孫悟空把你搬下來。我就不怕牛鬼蛇神、小醜跳梁。他們鬧不成什麽氣候！那些伎倆，哼，說句老話：何足道哉！”
“整頓是為了什麽？就是要集中我們國家現有的科學技術力量、國民經濟力量，在中央、在軍委統一領導和組織下，爭取在這幾年，在最近，拿出象樣的武器來。打誰？誰敢對我們中國下毒手，我們就打誰！打他的致命處，打他的老窩！過去，我們中國受了那麽多的欺負，難道今天再受欺負還忍氣吞聲？不！哪個再敢對中國伸一下罪惡的手，堅決還手毫不留情！我親愛的同誌們，比起這個利益這個目標，你的那個派性怎麽樣啊？你的眼還閉得住嗎？”
張愛萍的講話，聲情並茂，擲地有聲，如迅雷，似閃電，震動了七機部，震動了整個國防科技工業係統，受到了廣大幹部、職工的熱烈歡迎。但也受到了“四人幫”幫派體係的反對，他們暗中組織人馬，貼出大字報，誣蔑張愛萍是搞“複辟”，是“複辟狂”等等。
張愛萍對派性的幹擾不屑一顧，在鄧小平、葉劍英的堅決支持下，反對資產階級派性，大力整頓機關、工廠、科研院所，組織製定了遠程、中遠程、中程導彈研製的技術方案，安排了中國第一顆回收式偵察衛星的發射日程，使七機部的工作、科研、生產重新走上了正常軌道。
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後，張愛萍又全力以赴，召開了國防科委黨委常委擴大會議，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對軍隊進行整頓。在會議期間，他調整各級領導班子，調整科研人員隊伍……把軍委擴大會議的精神一一落到實處。
1975年10月27日，張愛萍親自組織指揮了在戈壁深處進行的中國地下核試驗。1975年11月29日，在張愛萍親自組織、領導下進行的中國回收式衛星，發射回收圓滿成功。衛星按時返回地麵，艙體完好地降落在貴州關嶺。
張愛萍對國防科研係統的整頓，使中國的國防力量又增加了一塊可靠的盾牌。
教育部長周榮鑫
周榮鑫，山東蓬萊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人們稱為“三八式”的抗戰幹部出身。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曆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幹事，中共河北省行唐縣委組織部長，張家口平綏鐵路局黨委書記，中共晉察冀中央局黨校教務主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和中共華北局副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建築工程部副部長，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浙江大學委員會書記，浙江大學校長，國家教育部副部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中共中國科學院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
周榮鑫是一位知識分子型領導幹部，好學深思，處事穩重，事業心強，在國務院工作期間，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得力助手，深為周恩來總理所信任。在四屆人大召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教育部長人選時，江青一夥竭力想把當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校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遲群安插到教育部長的位置上，妄圖由“四人幫”一夥來長期獨霸教育陣地。周恩來總理識破了“四人幫”的陰謀，在教育部長人選問題上寸步不讓，經與鄧小平副總理、李先念副總理等反複研究，毅然決定派熟悉教育事業、熱心教育事業的周榮鑫出任教育部長。
教育係統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是深受“四人幫”之害的重災區，被“四人幫”糟踏得不像個樣子。全國幾乎所有的大、中、小學校，都是校舍破舊，門窗破爛，校園裏荒草遮地，門可羅雀。大批學校被解散、關閉、遷移，校舍被挪作它用。無論大、中、小學校的領導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律被打成“走資派”，受到批鬥、迫害，大批學有專長的、有事業心責任感的骨幹教師，被打成“修正主義教育黑線的黑幹將”掃地出門，在校的教師不敢教，學生不能學……具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光輝燦爛的文明曆史的中華民族，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摧殘，教育事業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簡直麵臨著夭折的危險。
中國的教育事業急待徹底整頓！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周榮鑫肩負著周恩來總理、鄧小平副總理交給的整頓教育事業的重任，到教育部上任了。
周榮鑫自擔任教育部長以後，首先廣泛調查研究，聽取各方麵對改變教育界現狀的意見。他多次召開教育部和部屬單位、大專院校的幹部、教師座談會、匯報會，深入了解教育界急待解決的嚴重問題，然後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主張。在調查研究中，他深深地感到“文化大革命”對教育界的危害太嚴重了，必須從根本上予以整頓。
周榮鑫在一係列講話中，嚴厲批駁了張春橋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一文中，對教育界、對整個上層建築領域的誣蔑，說：
“到底在上層建築對資產階級全麵專政怎麽專法？專對了沒有？為什麽提出這個問題？”
“教育與經濟基礎，哪些相適應，哪些不相適應？現在一講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
周榮鑫大膽地為知識分子說公道話，痛斥了“四人幫”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誣蔑，說：
“不能一提知識分子就罵一通，這樣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針？”
“毛主席當時講的500萬，是指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現在我國有2500萬知識分子……是否大多數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周榮鑫認為，辦學校就是要培養幹部和各種專業技術人才，不然辦大學幹什麽？他說：
“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就不能當技術員，不能當幹部，隻能回去當工人農民，這樣成不成？”
第一節 西花廳老人拒住院道不和鬥爭愈劇烈（5）
“我們現在學校有沒有培養幹部的任務，不培養幹部辦大學幹什麽？”
周榮鑫尖銳地抨擊了“文化大革命”把過去抓教學質量全盤否定為“智育第一”的錯誤作法，說：
“根本不要文化，就講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行嗎？”
“老說過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貧下中農為革命種田，工人為革命做工，學校為什麽就不能提為革命讀書呢？”
周榮鑫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識分子是知識私有”等謬論說：
“有知識的是私有，沒有知識的就公有？那不要學校好了！”
周榮鑫旗幟鮮明地質問“四人幫”一夥在教育界的幫派骨幹：
“總理的講話（指周恩來總理關於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指示）他們為什麽不貫徹？”周榮鑫關於整頓教育的一係列講話，嚴厲地批判了“四人幫”否定教育、摧殘教育、毀滅教育的罪惡行徑，觸及到了教育界問題嚴重的實質，說出了教育界廣大幹部、教師、知識分子的心裏話，也說出了廣大學生和學生家長的心裏話。振聾發聵，使人耳目一新，受到教育界幹部、職工、學校師生和學生家長的熱烈歡迎。
在深入、全麵調查研究的基礎上，7月19日至8月15日，周榮鑫主持召開了在國務院研究長遠規劃的務虛會上成立的文教規劃務虛小組會議，會議按照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研究了文化教育長遠規劃的方針、政策、綜合平衡、奮鬥目標和為此而應采取的重大措施等重要問題。會議在整頓教育問題上取得了比較一致的意見，指出：要從指導思想等方麵，解決不少單位不敢提智育、文化，在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中忽視基礎科學，以及隻顧當前、不顧長遠等傾向。
1975年9月，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在全國各個領域進行全麵整頓，“我們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頓”。9月26日，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關於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時，曾指出：科技事業要後繼有人，中心是辦好教育，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拉住了。又說：教師地位問題。隻挨罵，幾百萬教員怎麽能調動積極性？鄧小平還提出：要選數理化好的高中生，直接入科技大學。
鄧小平針對教育界問題講的重要指示，對周榮鑫、對整個教育界震動很大，產生了極大的鼓舞作用。對於加快教育界的整頓步伐，是個強有力的推動。10月份，在周榮鑫的主持下，教育部針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界存在的嚴重問題，開始起草教育工作匯報提綱，準備向國務院匯報後，經過中央批準發向全國，大刀闊斧地對教育界進行徹底整頓。
在教育界的整頓，確實收到了很大成效。大學開始講授基礎課、專業課，中、小學開始按照德育、智育、體育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對學生進行正規化教學。在許多中學，地理、外語等早已被取消了的課程又重新被恢複起來。教學秩序逐步走向正規，校園裏又響起了琅琅的讀書聲。當1977年中共中央決定恢複大學招生製度後，七七級、七八級兩屆大學生中間，有相當多的一批人，是來自1975年教育整頓中的中學生。正是他們在那幾年學到的基礎知識，在考大學時派上了用場。這些專業知識幫助他們躍入“龍門”，成為粉碎“四人幫”後，經過考試招入大學的最早兩屆大學生。
在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1975年對全國各個領域進行全麵整頓時，還有許許多多像萬裏、胡耀邦、張愛萍、周榮鑫這樣的代表著“中華民族的脊梁”的高級黨、政、軍領導幹部，奮戰在全國全麵整頓的各個“戰場”上。
他們重新恢複工作以後，看到各個方麵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混亂不堪，無不痛心疾首，寢食不安。鄧小平下令整頓，正合他們的心願。為了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了中華民族的強盛和發展，為了從根本上改變各個領域的混亂局麵，他們一個個像萬裏、胡耀邦、張愛萍、周榮鑫那樣，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大無畏的無產階級精神，置個人的榮辱安危於不顧，挺身而出，衝鋒陷陣，在中國現代曆史上寫下了一篇篇氣衝霄漢的壯麗篇章。他們在1975年整頓中所體現的那種無私無畏的犧牲精神，一往無前的奮鬥精神，勇於戰勝一切困難、藐視一切困難的拚搏精神，堪為一切領導幹部的楷模。
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們！
曆史不會忘記他們！
全麵整頓以鐵路運輸的整頓為起點。鄧小平當時指出：“怎樣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分析的結果，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鐵路運輸的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打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所以中央下定決心解決這個問題。”
2月15日至3月8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工業書記會議。根據會議反映的情況和討論的意見，3月5日中央作出了《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中央9號文件）。決定指出：“全國所有的鐵路單位，都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還是安定團結為好’的方針”；要改進鐵路管理體製，“全國鐵路必須由鐵道部統一管理，鐵路運輸必須由鐵道部集中指揮，鐵路職工必須由鐵道部統一調配，鐵路的政治工作和運輸指揮工作必須統一起來”；“建立健全必要的規章製度”，“首先把崗位責任製、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製度、設備管理和維修製度等建立和健全起來”；加強組織紀律性，確保運輸安全正點，“對於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給予處分”；同各種破壞行為作鬥爭，“任何人都不準以任何借口妨礙正在進行指揮、調度和各種勤務的工作人員的正常工作”；“阻攔火車、中斷運輸、損壞列車和鐵路設施，都是違法的，必須堅決製止。情節嚴重的，要嚴肅處理。對少數職工利用職權，內外勾結，搞資本主義的行為，必須堅決反對，嚴肅批評”；“對製造事故、殺人搶劫、煽動停工停產、煽動哄搶物資、盜竊鐵路器材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要堅決打擊，依法懲辦。”
鄧小平3月5日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上講話，著重強調了要堅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建立健全必要的規章製度和增強組織紀律性、堅決反對派性這三條方針。他還明確指出：“解決鐵路問題的經驗，對其他工業部門會有幫助。”會後，鐵道部部長萬裏率領工作組，先後去了徐州、太原、鄭州、長沙等地，對問題嚴重的路局進行了重點整頓。召開幾千人、幾萬人、10萬人大會，反複宣傳中央9號文件的精神，發動群眾批判派性，落實黨的政策，號召廣大職工講大局、講黨性、講團結、講紀律。集中解決領導班子問題，對派性特別嚴重的領導幹部進行嚴肅的批判，限期改正，到期不改，采取撤職、調離原單位等果斷的組織措施，重新配備領導班子。對於極個別煽動鬧派性、武鬥、停工停產的壞人堅決給予打擊，逮捕法辦。注意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防止打擊麵過寬。這些措施深得人心。
經過一、兩個月的整頓，鐵路運輸的形勢明顯改觀。到4月份，嚴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國20個路局除南昌外都超額完成了國家計劃，全國鐵路平均日裝車數創造了曆史最高水平，列車正點率也大為提高。問題最為嚴重的徐州鐵路分局，21個月沒有完成國家計劃，4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國家計劃。鐵路的整頓立竿見影，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對全國工交戰線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與此同時，中央在落實政策、解放幹部方麵采取了重大舉措。根據毛澤東關於盡快結束專案審查把人放出來的意見，在周恩來、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央4月底作出決定：除與林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和其他極少數人外，對絕大多數被關押受審查者予以釋放。其中屬於敵我問題的、有勞動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勞動，喪失勞動能力的養起來，有病的安排醫院治療。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補發工資，分配適當工作，黨員恢複組織生活，搞錯了的進行平反。對於尚不能作結論的，問題在內部掛起來，分別由中組部和總政會同有關機關再作結論。待工作結束後，中央專案組自行撤銷。
根據上述決定，長期被關押的高級幹部300多人被釋放出來，其中一些人陸續分配了工作。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落實幹部政策、“解放幹部”的一次重大行動。這次落實幹部政策是很不徹底的，但是畢竟放了人，對於促進形勢繼續朝著較為有利的方向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鄧小平又將賀誠之女寫給他要求給他父親分配工作的信件轉給毛澤東，並對賀誠的任職作了安排。5月17日，毛澤東在軍委關於賀誠的任職報告上作了批示：“賀誠無罪，當然應予分配工作，過去一切汙蔑不實之詞，應予推倒。”“傅連璋被迫害死，亟應予以昭雪。賀誠幸存，傅已入土，嗚呼哀哉！”毛澤東也是很痛心的。這一批示又推動了幹部政策工作的落實。
毛澤東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文藝蕭條的景況，提出要調整文藝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5月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教育界、科學界、文藝界、新聞界、醫務界，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點馬列的。”他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識分子說成“臭老九”指出：“老九不能走。”7月2日，毛澤東在林默涵的來信的批語中指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7月初，毛澤東同鄧小平談話時指出：“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7月14日，毛澤東作了關於文藝問題的書麵談話，指出：“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對於作家，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幫助。”“魯迅在的話，不會讚成把周揚這些人長期關起來。脫離群眾。”他還說：“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林彪不跑，我們也不會殺他，批是要批的。”
2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對反映大慶工人艱苦創業的電影《創業》大加指責，指使文化部於3月10日提出報告，給《創業》加上了“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有嚴重錯誤”等十條罪名，並且停止在全國放映，組織批判。7月18日，電影《創業》作者張天民給毛澤東和鄧小平寫信，對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組對《創業》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見，並建議重新上演。7月24日，毛澤東在來信上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這些講話、批示，並不是每一條都完全正確（如周揚一案是錯案，不存在“從寬處理”的問題）；但是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在若幹具體問題上能夠糾正錯誤。
5月8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先後有17個省、市、自治區和11個大鋼廠及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鋼鐵工業座談會。萬裏在會上介紹了鐵路整頓的經驗。5月21日鄧小平在國務院會議上就鋼鐵整頓發表了重要意見。5月29日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在座談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鄧小平的兩次講話，根據鐵路整頓的經驗和鋼鐵生產存在的嚴重問題，提出了整頓鋼鐵工業的四條辦法：
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堅決同派性作鬥爭，落實政策；建立必要的規章製度；建立強有力的獨立的生產指揮機構。
在5月29日講話中，鄧小平首次提出與“左”傾錯誤和“四人幫”作鬥爭的著名口號“三項指示為綱”。他說：“毛主席最近三條重要指示，一條是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條是關於安定團結的指示，還有一條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就是我們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這三條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聯係的，不能分割的，一條都不能忘記。”
曆史地看，當時不提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是絕對不可能的。實際上，鄧小平以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綱。6月4日，中央作出《關於努力完成今年鋼鐵生產計劃的指示》，並批轉了中共冶金工業部核心小組《關於迅速把鋼鐵工業搞上去的報告》。中央批示說：中央今年9號文件發出以後，整個工業戰線的形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石油工業一直領先，近兩個月煤炭生產、鐵路運輸也上去了。鋼鐵生產雖然也有所進步，但上升緩慢。至今還沒有改變月月欠產的狀況，欠產多的，主要是包鋼、武鋼、鞍鋼、太鋼等幾個大鋼廠，這些企業的有關領導要認真檢查：思想政治路線是不是端正？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是不是建立起來了？派性是不是克服了？黨的政策是不是認真落實了？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是否已予以有力的打擊？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必須加強對鋼鐵工業的領導，冶金工業部要幫助各地黨委抓好重點企業，國務院應即充實和加強冶金工業部的領導班子。
經過近一個月的整頓，鋼鐵生產的形勢開始好轉。6月份欠產嚴重的幾個大鋼廠的生產狀況逐步向好的方麵轉變，全國鋼的平均日產量超過了全年計劃平均日產水平。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與葉劍英一起，任命張愛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主任，整頓因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國防科技工業係統混亂不堪的狀態，研製國防建設急需的新型戰略武器。
張愛萍能文能武，軍政兼備，運籌帷幄，指揮千軍，賦詩填詞，揮毫潑墨，無所不通，是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中造就出來的一位出類拔萃的將才。
他到國防科委上任後，以強烈的事業心和高度的責任感，狠抓了對各方麵的整頓。3月25日，他在七機部幹部會議上指出：
“廣大的同誌急於要改變七機部的麵貌，這和黨中央的號令是一致的。必須要整頓，要進行政治上的整頓、技術上的整頓、生產規範的整頓、財務上的整頓……全麵的整頓……首先從政治上，從幹部開始整頓！什麽‘你管不著’‘我管不著’！不按黨性、不按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辦事，什麽人我都要管！如果說你是玉皇大帝，我們請孫悟空把你搬下來。我就不怕牛鬼蛇神、小醜跳梁。他們鬧不成什麽氣候！那些伎倆，哼，說句老話：何足道哉！”
“整頓是為了什麽？就是要集中我們國家現有的科學技術力量、國民經濟力量，在中央、在軍委統一領導和組織下，爭取在這幾年，在最近，拿出象樣的武器來。打誰？誰敢對我們中國下毒手，我們就打誰！打他的致命處，打他的老窩！過去，我們中國受了那麽多的欺負，難道今天再受欺負還忍氣吞聲？不！哪個再敢對中國伸一下罪惡的手，堅決還手毫不留情！我親愛的同誌們，比起這個利益這個目標，你的那個派性怎麽樣啊？你的眼還閉得住嗎？”
張愛萍的講話，聲情並茂，擲地有聲，如迅雷，似閃電，震動了七機部，震動了整個國防科技工業係統，受到了廣大幹部、職工的熱烈歡迎。但也受到了“四人幫”幫派體係的反對，他們暗中組織人馬，貼出大字報，誣蔑張愛萍是搞“複辟”，是“複辟狂”等等。
張愛萍對派性的幹擾不屑一顧，在鄧小平、葉劍英的堅決支持下，反對資產階級派性，大力整頓機關、工廠、科研院所，組織製定了遠程、中遠程、中程導彈研製的技術方案，安排了中國第一顆回收式偵察衛星的發射日程，使七機部的工作、科研、生產重新走上了正常軌道。
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後，張愛萍又全力以赴，召開了國防科委黨委常委擴大會議，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對軍隊進行整頓。在會議期間，他調整各級領導班子，調整科研人員隊伍……把軍委擴大會議的精神一一落到實處。
1975年10月27日，張愛萍親自組織指揮了在戈壁深處進行的中國地下核試驗。1975年11月29日，在張愛萍親自組織、領導下進行的中國回收式衛星，發射回收圓滿成功。衛星按時返回地麵，艙體完好地降落在貴州關嶺。
張愛萍對國防科研係統的整頓，使中國的國防力量又增加了一塊可靠的盾牌。
教育部長周榮鑫
周榮鑫，山東蓬萊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人們稱為“三八式”的抗戰幹部出身。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曆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幹事，中共河北省行唐縣委組織部長，張家口平綏鐵路局黨委書記，中共晉察冀中央局黨校教務主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和中共華北局副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建築工程部副部長，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浙江大學委員會書記，浙江大學校長，國家教育部副部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中共中國科學院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
周榮鑫是一位知識分子型領導幹部，好學深思，處事穩重，事業心強，在國務院工作期間，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得力助手，深為周恩來總理所信任。在四屆人大召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教育部長人選時，江青一夥竭力想把當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校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遲群安插到教育部長的位置上，妄圖由“四人幫”一夥來長期獨霸教育陣地。周恩來總理識破了“四人幫”的陰謀，在教育部長人選問題上寸步不讓，經與鄧小平副總理、李先念副總理等反複研究，毅然決定派熟悉教育事業、熱心教育事業的周榮鑫出任教育部長。
教育係統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是深受“四人幫”之害的重災區，被“四人幫”糟踏得不像個樣子。全國幾乎所有的大、中、小學校，都是校舍破舊，門窗破爛，校園裏荒草遮地，門可羅雀。大批學校被解散、關閉、遷移，校舍被挪作它用。無論大、中、小學校的領導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律被打成“走資派”，受到批鬥、迫害，大批學有專長的、有事業心責任感的骨幹教師，被打成“修正主義教育黑線的黑幹將”掃地出門，在校的教師不敢教，學生不能學……具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光輝燦爛的文明曆史的中華民族，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摧殘，教育事業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簡直麵臨著夭折的危險。
中國的教育事業急待徹底整頓！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周榮鑫肩負著周恩來總理、鄧小平副總理交給的整頓教育事業的重任，到教育部上任了。
周榮鑫自擔任教育部長以後，首先廣泛調查研究，聽取各方麵對改變教育界現狀的意見。他多次召開教育部和部屬單位、大專院校的幹部、教師座談會、匯報會，深入了解教育界急待解決的嚴重問題，然後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主張。在調查研究中，他深深地感到“文化大革命”對教育界的危害太嚴重了，必須從根本上予以整頓。
周榮鑫在一係列講話中，嚴厲批駁了張春橋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一文中，對教育界、對整個上層建築領域的誣蔑，說：
“到底在上層建築對資產階級全麵專政怎麽專法？專對了沒有？為什麽提出這個問題？”
“教育與經濟基礎，哪些相適應，哪些不相適應？現在一講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
周榮鑫大膽地為知識分子說公道話，痛斥了“四人幫”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誣蔑，說：
“不能一提知識分子就罵一通，這樣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針？”
“毛主席當時講的500萬，是指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現在我國有2500萬知識分子……是否大多數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周榮鑫認為，辦學校就是要培養幹部和各種專業技術人才，不然辦大學幹什麽？他說：
“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就不能當技術員，不能當幹部，隻能回去當工人農民，這樣成不成？”
第一節 西花廳老人拒住院道不和鬥爭愈劇烈（5）
“我們現在學校有沒有培養幹部的任務，不培養幹部辦大學幹什麽？”
周榮鑫尖銳地抨擊了“文化大革命”把過去抓教學質量全盤否定為“智育第一”的錯誤作法，說：
“根本不要文化，就講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行嗎？”
“老說過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貧下中農為革命種田，工人為革命做工，學校為什麽就不能提為革命讀書呢？”
周榮鑫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識分子是知識私有”等謬論說：
“有知識的是私有，沒有知識的就公有？那不要學校好了！”
周榮鑫旗幟鮮明地質問“四人幫”一夥在教育界的幫派骨幹：
“總理的講話（指周恩來總理關於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指示）他們為什麽不貫徹？”周榮鑫關於整頓教育的一係列講話，嚴厲地批判了“四人幫”否定教育、摧殘教育、毀滅教育的罪惡行徑，觸及到了教育界問題嚴重的實質，說出了教育界廣大幹部、教師、知識分子的心裏話，也說出了廣大學生和學生家長的心裏話。振聾發聵，使人耳目一新，受到教育界幹部、職工、學校師生和學生家長的熱烈歡迎。
在深入、全麵調查研究的基礎上，7月19日至8月15日，周榮鑫主持召開了在國務院研究長遠規劃的務虛會上成立的文教規劃務虛小組會議，會議按照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研究了文化教育長遠規劃的方針、政策、綜合平衡、奮鬥目標和為此而應采取的重大措施等重要問題。會議在整頓教育問題上取得了比較一致的意見，指出：要從指導思想等方麵，解決不少單位不敢提智育、文化，在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中忽視基礎科學，以及隻顧當前、不顧長遠等傾向。
1975年9月，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在全國各個領域進行全麵整頓，“我們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頓”。9月26日，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關於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時，曾指出：科技事業要後繼有人，中心是辦好教育，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拉住了。又說：教師地位問題。隻挨罵，幾百萬教員怎麽能調動積極性？鄧小平還提出：要選數理化好的高中生，直接入科技大學。
鄧小平針對教育界問題講的重要指示，對周榮鑫、對整個教育界震動很大，產生了極大的鼓舞作用。對於加快教育界的整頓步伐，是個強有力的推動。10月份，在周榮鑫的主持下，教育部針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界存在的嚴重問題，開始起草教育工作匯報提綱，準備向國務院匯報後，經過中央批準發向全國，大刀闊斧地對教育界進行徹底整頓。
在教育界的整頓，確實收到了很大成效。大學開始講授基礎課、專業課，中、小學開始按照德育、智育、體育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對學生進行正規化教學。在許多中學，地理、外語等早已被取消了的課程又重新被恢複起來。教學秩序逐步走向正規，校園裏又響起了琅琅的讀書聲。當1977年中共中央決定恢複大學招生製度後，七七級、七八級兩屆大學生中間，有相當多的一批人，是來自1975年教育整頓中的中學生。正是他們在那幾年學到的基礎知識，在考大學時派上了用場。這些專業知識幫助他們躍入“龍門”，成為粉碎“四人幫”後，經過考試招入大學的最早兩屆大學生。
在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1975年對全國各個領域進行全麵整頓時，還有許許多多像萬裏、胡耀邦、張愛萍、周榮鑫這樣的代表著“中華民族的脊梁”的高級黨、政、軍領導幹部，奮戰在全國全麵整頓的各個“戰場”上。
他們重新恢複工作以後，看到各個方麵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混亂不堪，無不痛心疾首，寢食不安。鄧小平下令整頓，正合他們的心願。為了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了中華民族的強盛和發展，為了從根本上改變各個領域的混亂局麵，他們一個個像萬裏、胡耀邦、張愛萍、周榮鑫那樣，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大無畏的無產階級精神，置個人的榮辱安危於不顧，挺身而出，衝鋒陷陣，在中國現代曆史上寫下了一篇篇氣衝霄漢的壯麗篇章。他們在1975年整頓中所體現的那種無私無畏的犧牲精神，一往無前的奮鬥精神，勇於戰勝一切困難、藐視一切困難的拚搏精神，堪為一切領導幹部的楷模。
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們！
曆史不會忘記他們！
全麵整頓以鐵路運輸的整頓為起點。鄧小平當時指出：“怎樣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分析的結果，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鐵路運輸的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打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所以中央下定決心解決這個問題。”
2月15日至3月8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工業書記會議。根據會議反映的情況和討論的意見，3月5日中央作出了《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中央9號文件）。決定指出：“全國所有的鐵路單位，都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還是安定團結為好’的方針”；要改進鐵路管理體製，“全國鐵路必須由鐵道部統一管理，鐵路運輸必須由鐵道部集中指揮，鐵路職工必須由鐵道部統一調配，鐵路的政治工作和運輸指揮工作必須統一起來”；“建立健全必要的規章製度”，“首先把崗位責任製、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製度、設備管理和維修製度等建立和健全起來”；加強組織紀律性，確保運輸安全正點，“對於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給予處分”；同各種破壞行為作鬥爭，“任何人都不準以任何借口妨礙正在進行指揮、調度和各種勤務的工作人員的正常工作”；“阻攔火車、中斷運輸、損壞列車和鐵路設施，都是違法的，必須堅決製止。情節嚴重的，要嚴肅處理。對少數職工利用職權，內外勾結，搞資本主義的行為，必須堅決反對，嚴肅批評”；“對製造事故、殺人搶劫、煽動停工停產、煽動哄搶物資、盜竊鐵路器材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要堅決打擊，依法懲辦。”
鄧小平3月5日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上講話，著重強調了要堅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建立健全必要的規章製度和增強組織紀律性、堅決反對派性這三條方針。他還明確指出：“解決鐵路問題的經驗，對其他工業部門會有幫助。”會後，鐵道部部長萬裏率領工作組，先後去了徐州、太原、鄭州、長沙等地，對問題嚴重的路局進行了重點整頓。召開幾千人、幾萬人、10萬人大會，反複宣傳中央9號文件的精神，發動群眾批判派性，落實黨的政策，號召廣大職工講大局、講黨性、講團結、講紀律。集中解決領導班子問題，對派性特別嚴重的領導幹部進行嚴肅的批判，限期改正，到期不改，采取撤職、調離原單位等果斷的組織措施，重新配備領導班子。對於極個別煽動鬧派性、武鬥、停工停產的壞人堅決給予打擊，逮捕法辦。注意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防止打擊麵過寬。這些措施深得人心。
經過一、兩個月的整頓，鐵路運輸的形勢明顯改觀。到4月份，嚴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國20個路局除南昌外都超額完成了國家計劃，全國鐵路平均日裝車數創造了曆史最高水平，列車正點率也大為提高。問題最為嚴重的徐州鐵路分局，21個月沒有完成國家計劃，4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國家計劃。鐵路的整頓立竿見影，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對全國工交戰線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與此同時，中央在落實政策、解放幹部方麵采取了重大舉措。根據毛澤東關於盡快結束專案審查把人放出來的意見，在周恩來、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央4月底作出決定：除與林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和其他極少數人外，對絕大多數被關押受審查者予以釋放。其中屬於敵我問題的、有勞動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勞動，喪失勞動能力的養起來，有病的安排醫院治療。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補發工資，分配適當工作，黨員恢複組織生活，搞錯了的進行平反。對於尚不能作結論的，問題在內部掛起來，分別由中組部和總政會同有關機關再作結論。待工作結束後，中央專案組自行撤銷。
根據上述決定，長期被關押的高級幹部300多人被釋放出來，其中一些人陸續分配了工作。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落實幹部政策、“解放幹部”的一次重大行動。這次落實幹部政策是很不徹底的，但是畢竟放了人，對於促進形勢繼續朝著較為有利的方向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鄧小平又將賀誠之女寫給他要求給他父親分配工作的信件轉給毛澤東，並對賀誠的任職作了安排。5月17日，毛澤東在軍委關於賀誠的任職報告上作了批示：“賀誠無罪，當然應予分配工作，過去一切汙蔑不實之詞，應予推倒。”“傅連璋被迫害死，亟應予以昭雪。賀誠幸存，傅已入土，嗚呼哀哉！”毛澤東也是很痛心的。這一批示又推動了幹部政策工作的落實。
毛澤東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文藝蕭條的景況，提出要調整文藝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5月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教育界、科學界、文藝界、新聞界、醫務界，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點馬列的。”他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識分子說成“臭老九”指出：“老九不能走。”7月2日，毛澤東在林默涵的來信的批語中指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7月初，毛澤東同鄧小平談話時指出：“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7月14日，毛澤東作了關於文藝問題的書麵談話，指出：“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對於作家，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幫助。”“魯迅在的話，不會讚成把周揚這些人長期關起來。脫離群眾。”他還說：“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林彪不跑，我們也不會殺他，批是要批的。”
2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對反映大慶工人艱苦創業的電影《創業》大加指責，指使文化部於3月10日提出報告，給《創業》加上了“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有嚴重錯誤”等十條罪名，並且停止在全國放映，組織批判。7月18日，電影《創業》作者張天民給毛澤東和鄧小平寫信，對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組對《創業》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見，並建議重新上演。7月24日，毛澤東在來信上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這些講話、批示，並不是每一條都完全正確（如周揚一案是錯案，不存在“從寬處理”的問題）；但是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在若幹具體問題上能夠糾正錯誤。
5月8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先後有17個省、市、自治區和11個大鋼廠及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鋼鐵工業座談會。萬裏在會上介紹了鐵路整頓的經驗。5月21日鄧小平在國務院會議上就鋼鐵整頓發表了重要意見。5月29日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在座談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鄧小平的兩次講話，根據鐵路整頓的經驗和鋼鐵生產存在的嚴重問題，提出了整頓鋼鐵工業的四條辦法：
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堅決同派性作鬥爭，落實政策；建立必要的規章製度；建立強有力的獨立的生產指揮機構。
在5月29日講話中，鄧小平首次提出與“左”傾錯誤和“四人幫”作鬥爭的著名口號“三項指示為綱”。他說：“毛主席最近三條重要指示，一條是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條是關於安定團結的指示，還有一條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就是我們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這三條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聯係的，不能分割的，一條都不能忘記。”
曆史地看，當時不提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是絕對不可能的。實際上，鄧小平以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綱。6月4日，中央作出《關於努力完成今年鋼鐵生產計劃的指示》，並批轉了中共冶金工業部核心小組《關於迅速把鋼鐵工業搞上去的報告》。中央批示說：中央今年9號文件發出以後，整個工業戰線的形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石油工業一直領先，近兩個月煤炭生產、鐵路運輸也上去了。鋼鐵生產雖然也有所進步，但上升緩慢。至今還沒有改變月月欠產的狀況，欠產多的，主要是包鋼、武鋼、鞍鋼、太鋼等幾個大鋼廠，這些企業的有關領導要認真檢查：思想政治路線是不是端正？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是不是建立起來了？派性是不是克服了？黨的政策是不是認真落實了？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是否已予以有力的打擊？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必須加強對鋼鐵工業的領導，冶金工業部要幫助各地黨委抓好重點企業，國務院應即充實和加強冶金工業部的領導班子。
經過近一個月的整頓，鋼鐵生產的形勢開始好轉。6月份欠產嚴重的幾個大鋼廠的生產狀況逐步向好的方麵轉變，全國鋼的平均日產量超過了全年計劃平均日產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