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3)
“我一定特別注意，請主席放心。”江青又接著說了一句。
其他人都不說話。
“他們都不吭聲呢。”毛澤東麵對江青，說。
周恩來把話接過來，說有些事他也是有責任的。他講了“一？二五”大會的情況。
“此人一觸即跳。”毛澤東指的是江青。
“我沒有跳。我本來不想去，後來總理說大家都要去，我沒有辦法，才去的。”“一？二五”大會明明是江青的得意之作，是對周恩來的一次突然襲擊。江青在這裏完全是顛倒黑白。
“我講你的脾氣。”毛澤東對江青說，然後麵向大家：“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大家仍不吭聲。
最後，毛澤東對大家說：
“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都來自上海，毛澤東說的“上海幫”即由此而來。
“現在登奎也搬進來了。”江青說。她是在說他們的人不都是上海來的，而且人並不多，不是一個小宗派。
“你那裏要當心，不要變成五人了。”毛澤東說。
會議結束後，政治局委員們從毛澤東的住處走出來。有幾個人的氣色很不好，他們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幫”――毛澤東今天第一次給這幾個人使用了這樣一個概念。
“鄧小平不是周恩來，他的作風不同。周恩來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夠停留在水麵上，但不能改變激流的主要方向。鄧小平卻不順從這股激流，而是馬上築壩堵住洪水。”
這是巴拉奇？代內什的觀點。
確實如此，鄧小平開始築壩，試圖堵住禍水。
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顯然，這是為周恩來之後的國務院總理的人選作了安排。
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近期內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知還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大亂大治，隻有大亂，才能大治。這是毛澤東的觀點。“文化大革命”已經亂了八年，並未達到大治的目的。八年前，滿麵紅光，神采奕奕；暢遊長江，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健步登上天安門，向百萬紅衛兵揮臂致意，天搖地動。而今，步履蹣跚，垂垂老矣。不能再亂了，要安定、團結。治國安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幾個人不行，江青更不行。還是要靠周、鄧。人大會議已中止了七年，不能再拖了。要開人大，要重新“組閣”。國家要走上正軌。
毛澤東的思路向著有利於周、鄧的方向發展。雙方力量的對比，當然隨之向著不利於江青等人的方向發生變化。
四屆人大是很關鍵的一局。如果人大之後國務院形成一個周、鄧體製，情況將大為不妙。這一點，江青等人很清楚。這一局不能輸。要進攻，隻有進攻，才能掌握主動。決不能讓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
周恩來告別西花廳
西花廳位於中南海西北角，論條件是中南海裏比較差的。它也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築，兩麵臨街，隔一道牆就是大馬路。
1949年，工作人員隨周恩來看房子時，耳邊忽然傳來一陣隆隆的汽車馬達聲，腳下便鮮明地感覺出了地顫。剛想說什麽，又是一陣車輪輾過的沙沙聲，接著便是一道刺耳的喇叭聲。聲未止，玻璃又響起來，那是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這裏不行，太吵了。”工作人員紛紛發表見解。
“我住下吵，別人住下就不吵？”周恩來看過房間，做個手勢：“就搬這裏了。”
用周恩來的話講，隨時可以聽到市聲，感覺上離人民群眾近些，這是西花廳最大的優點。
西花廳分前後院，後院的北屋，有周恩來一間臥室，鄧穎超一間臥室，兩人合用一個客廳。到吃飯時，這個客廳便是餐廳。接待內賓在這裏，看電視、文化娛樂也在這裏。
靠會客廳的東北角有個木質樓梯，上麵也有點房間，是周恩來侄女們假期時居住的地方，孫維世來時也住在這裏。孫維世是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她受到周恩來夫婦的關懷和照顧，親切地稱鄧穎超為“媽媽”。這裏也算是女孩們的“繡樓”了。
這座清代皇家建築，看上去似乎富麗堂皇，鬱積著貴族的氣息。定睛細看，就會發現，門窗簷柱上已油漆斑駁，露出陳舊的木質，那驕橫盛世的皇家氣息已被歲月風化，變成漫長曆史演變的物證。那青磚地麵，由於年頭久，到了夏天便泛潮泛堿，使牆角一圈也能看見白堿的印痕。
那年代沒有壁紙，牆壁雖然噴了漿，由於泛潮，很快就都變成灰黑。房間裏光線比較暗，那種陰濕昏暗的感覺，比現在普通人住的公寓要嚴重得多。天花板也很陳舊，像上了年紀的老人的皮膚一樣缺少光澤。
最不方便的是廁所，距臥室有一段路。現在一般公寓從床上爬起來就可以進衛生間，那時的部長們一般也有這種條件。
室內的陳設更是簡樸。辦公室裏有一張兩麵抽屜的辦公桌，那是40年代誕生的老式桌子，已經很舊。桌前一把轉椅，周恩來坐不慣，後來換成了四條腿的靠背椅。這種靠背椅現在已經不常見，在解放初還是最普通的一種樣式，就是在坐椅上墊一層棉花，再包上燈芯絨布的那種直棱棱的靠背椅。
辦公桌一側，還有個長條桌，不帶抽屜，鋪一層綠呢子布，上麵擺了煙缸和茶杯。長條桌兩邊各擺四個凳子，兩頭還各有一個凳子，周恩來隨時召集副總理或各部部長來辦公室，都是圍了這張長條桌開小會或是談話。
靠牆壁，正中間有一個簡易木架子，木架上鋪了周恩來在解放前用的毯子，上麵端端正正擺放著毛澤東的半身石膏像。石膏像兩邊各擺一個書櫃，辦公室兩頭還有書架子。書架子上的書主要是馬恩列斯著作，《毛澤東選集》《幹部必讀》以及《辭源》《辭海》等各種工具書。
周恩來每天除開會、談話、接見內外賓、視察工廠農村學校商店等大量工作外，總要坐在那張老式辦公桌前，伏案工作幾小時甚至十幾小時。他縫製了一副工作套袖，藍布做的，兩邊有鬆緊帶，和工人們使用的套袖沒什麽兩樣。每次辦公前，他必要仔細戴好套袖，以免磨壞衣服肘部或被墨汁汙染袖口。
周恩來有夜間辦公的習慣。秋天，地麵泛潮更為厲害。一天夜裏，秋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周恩來坐久了，全神貫注地批閱文件，兩腿卻下意識地抖動著，時而右腿壓在左腿膝部，時而左腿壓住右腿膝部，停筆思考時，左手便會不經意地揉揉膝頭。衛士悄悄觀察著，完全明白這些下意識的動作說明了什麽。他找來一塊小毛毯，輕手輕腳走到周恩來身邊，無聲地蹲下來，將毛毯小心翼翼蓋在周恩來的腿和膝部。周恩來的腿忽然停止了那種顛顫運動，接著，腳在地上搓響一下。
衛士從桌下仰起頭，立刻看到俯下來的那張英俊而熟悉的麵孔，那雙使所有中國人為之驕傲的濃黑的眉毛下，兩隻眼睛閃出溫柔而深摯的光波。衛士心裏一陣熱，又一陣酸，嘴唇動了動沒有出聲。
“小張，謝謝你了。”周恩來扶了他一把。當衛士起身站到一邊時，周恩來又說：“謝謝。太晚了，我這裏沒有什麽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後，每當周恩來夜間辦公，衛士便替他蓋一塊毛毯在腿上。終於，他們忍不住提了建議：“總理，鋪塊地毯吧，其他首長都鋪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來擺手。
“可是，屋子太潮，您又不讓翻修，首長們到您這裏來開會，坐久了都容易腿腳受寒受潮，特別是一些老人，會鬧腰腿疼。”
周恩來望著衛士，想了想說：“那好吧，辦公室可以鋪地毯，來客人共同得益。臥室不許鋪，臥室隻我一個人，鋪了浪費。”
就這樣，周恩來的辦公室裏有了一塊地毯，但是臥室始終沒有鋪。
周恩來的臥室陳設更為簡單。他睡一張雙人木板床，上麵墊一層棉花套，然後是一條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他不喜歡花布，喜歡素淡。被麵是豆綠色的平紋布，被裏是普通白布。開始他使用的是蕎麥皮枕頭，後來出國，工作人員悄悄幫他買了個長方形海綿枕頭，替他換了。對於這一“新事物”，所費無幾，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兩邊很“熱鬧”。床頭兩把椅子，腳下兩把椅子，四把椅子圍拱著一張床。因為周恩來連個衣服架也沒有，腳下的椅子是放衣服用。周恩來同毛澤東一樣，有上床辦公的習慣。每次離開辦公室時，他自己抱一堆批閱的文件，工作人員幫他抱一疊文件，就放在床頭的椅子上。周恩來上床後，必須繼續辦公三四個小時，批閱過的文件由衛士交機要秘書，然後他才會睡覺。
大躍進開始之前，周恩來特別忙，有時上了床，繼續辦公五六個小時仍然處理不完工作，無法入睡。他本是白天睡覺，但上床時往往天還沒亮，躺在床上辦公，吊燈顯然不適合，為了借光，周恩來不得不保持某種躺臥的姿式和角度，這樣是很疲勞的。工作人員建議說：“總理，買個台燈或是落地燈吧，這樣有利於辦公。”
“嗯，是得搞一個，這是工作需要。”
見周恩來同意了，工作人員馬上提議：“打電話叫賓館送一套就行，我們有儲備。”
“自己用，搞那麽高級幹什麽？”周恩來把手一擺，“不要麻煩賓館，我不要。”
“這是為工作又不是為享受。”
“正因為這樣，所以不要賓館裏的。我是為了用，不是為了看。這件事按傳統辦。”
“什麽傳統？”
“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周恩來笑著說，“一個落地燈，很簡單，稍微動動手就行。”結果，他請中南海的工人用鐵管子自己做了兩個落地台燈，臥室床頭擺一個，辦公室擺一個。是30瓦的日光燈，用洋鐵皮打的燈罩。用了幾天，那洋鐵皮反光，晃眼晃得厲害，他讓工作人員在燈罩上刷了層綠漆，從此，這兩個落地台燈便再沒有動過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進305醫院，臥床不起。
由於地麵潮濕，周恩來常鬧腿疼，辦公室的地毯由於潮濕而生了蟲。老衛士長何謙心疼周恩來，跟鄧穎超商量後，找到周恩來建議道：“總理，這些房子太舊了，按照正常情況也該維修了，否則會損壞的。”
周恩來覺得有理，想了想說：“正常維修還是必須的，這些房屋都是國家財產，不能損壞。”
何謙馬上又建議：“那麽我們就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時候搞。”
周恩來同意道：“這件事你來辦吧。”他看一眼何謙，特意強調說，“就是正常維修，一定不能鋪張浪費，哪裏壞了修哪裏，要盡量節約。”
周恩來到南方視察、讀書時，何謙留下來，負責房屋的維修。
何謙是位紅軍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同誌，對工作認真負責，兢兢業業。他講原則，組織紀律性強，特別是對自己要求嚴格，辦事從未出過什麽大的差錯。周恩來辦什麽事交到他手裏都是很放心的。
這一次，何謙是帶著一種感情接受這項任務的。周恩來每天工作十七八個小時，連走路都要算計好時間。案頭上的文件總是幾大遝。周恩來都要親自批示，其中許多問題甚至還要親自落實解決。何謙有次曾好意地勸周恩來：“總理，您這麽勞累，會累壞自己身體的！”周恩來說：“我隻不過是做了些具體的事，幹革命哪能怕苦怕累呢？”
周恩來在中央領導中，無疑是工作量最大的一個。然而他卻是在這樣一個陳舊、潮濕、昏暗的環境裏工作，對此，何謙又心疼，又有些不平。有這樣的心情，周恩來走後，他在征得鄧穎超和童小鵬等同誌的同意之後，便照自己的想法幹了起來。
周恩來腿不行，一到下半夜就腿疼。何謙首先指揮工人將潮濕的鋪磚地改成了地板，並且換了新地毯。窗簾太薄，夜裏不隔涼，就換成了呢子的。衛生間也做了改建，蓋釣魚台國賓館時剩下的澡盆搬來一個裝好，這種澡盆底子平，有扶手，對老人來說比較安全。屋子裏的家具太簡陋，辦公累了連個舒服一下身體的沙發也沒有，就從賓館儲備的沙發中挑兩個搬了來。鄧穎超的房間也太簡陋，連一般女同誌都有的梳妝台都沒有。他便為鄧穎超置了一個梳妝台。房梁年久已經腐朽，便換了梁，並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這些事辦完了，他各個房間走一圈，心裏算算賬，覺得實在算不得鋪張浪費，每一項工作都是有理由的。何況，全國不就是一個總理嗎？隻搞這樣一點“基本建設”，叫任何人聽了都會覺得夠“低標準，瓜菜代”的了。
萬沒料到何謙的這些想法與周恩來的想法全扭勁了。
周恩來從南方回到北京，一進家門就怔住了。他皺起眉毛眯細了眼，目光像機槍手尋找目標一樣飛快地掃過地板、地毯、窗簾、沙發以及油漆粉刷過的房屋，接著便退出了門。
“何謙，何秘書！”
“總理，我在這兒。”何謙隱隱生出不祥的預感。
“你花了多少錢？”周恩來聲音低沉，因而更顯出分量沉重。
“不知道……”
“何秘書，你也是老同誌了。我是怎麽交待你的？為什麽搞這麽鋪張？國家正在困難時期，誰叫你添置這些東西？是你的主意還是小超的？”周恩來始終用“小超”來稱呼鄧穎超。
“是我的主意。”何謙主動承擔責任。
“你要作檢查！”周恩來突然提高聲音，聲色俱厲。
“房子潮，夜裏你辦公……”何謙深深歎口氣，接著解釋說，“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打長途一下子也說不清，我就做主了。”
“你不用解釋了，這個錯誤是明擺著的！”
何謙長期跟隨周恩來，他了解周恩來的習性：你錯了，不解釋，痛快認錯，他一般不生氣，你越解釋他反而會越生氣。
“總理，我考慮不當，是我錯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願意作出檢查。”
“我回去，接受既成事實？”周恩來把手一擺，表示不能接受，嚴厲地說，“你算算花了多少錢，我自己賠！”
何謙小聲說：“你賠不起。你才收入多少？你和大姐的工資合起來也不夠……”
周恩來指著房間那些新添置的東西，大聲說：“把那些東西統統搬走，否則我不進！”
周恩來發脾氣的時候從來不罵人，但是說話語氣激烈，聲色俱厲。他發過脾氣後，接著必要放緩聲音說幾句柔和的話，決不會讓同誌下不來台。這次不然，他氣得厲害，沒說柔和的話，拒絕進家，住到釣魚台五號樓去了。那是他辦公和接待外賓的一個地方。
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覺得何謙在這件事的處理上雖然不合周恩來的想法，但也算不得過分，已經是很注意節儉。看到周恩來發這麽大脾氣，家也不肯進了，他們都很焦急，便去找陳毅。他們覺得陳毅與周恩來關係密切，友誼深厚，又會講話，反應機敏還會來點幽默，他一定能勸說周恩來消消氣，接受現實，回家。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隻是修了該修的地方嘛。”陳毅看過房子，信心十足去說服周恩來。周恩來剛去天津視察回來，仍是住在釣魚台不肯回家。工作人員都以為陳毅會馬到成功，誰料想，陳毅不曾把周恩來勸回家，倒是周恩來把陳毅帶到國務院會議上。
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嚴肅的自我批評。以後，在大會小會上連續作了幾次檢查和自我批評。開始大家是認為有點小題大作了，但很快便理解了周恩來。
那時，每星期有一次國務會議。周恩來在一次國務會議上再次檢查這件事：“這次我在南方讀書，到各地看了看……家裏花了那麽多錢替我修房子。我作檢查是應該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帶了頭了，這是個很壞的頭。那麽副總理、部長副部長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
由於周恩來反複檢查，副總理和部長副部長們都以為工作人員把周恩來家修成什麽不得了的宮殿樣子了，紛紛來參觀。參觀之後無不感到震驚。房子都是修了該修之處，並無奢侈之感，甚至還不如某些部長和省委書記的住房好，而周恩來卻如此看重這件事。那麽，誰還敢亂花錢修造住房？
何謙也多次作出口頭和書麵檢查。他檢查之後，難過地說：“隻要總理肯回家，在現在修好的房子裏住幾年，我挨什麽批評都行，給我什麽處分我也沒意見。”
周恩來聽後，很受感動。他把何謙叫到辦公室去，說：“你跟我這麽多年，對我的性格還不了解嗎？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要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對我應該是最熟悉的吧？你們花那麽多錢，把我房子搞那麽好，群眾怎麽看？你不要隻聽人說沒什麽，說隻修了應該修的，不同的意見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學著修起房子來，我還怎麽說別人？這個頭就是我帶的。都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產生什麽影響？這些你為什麽不想到。現在呢，我搬進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們心不安。你們這麽搞對誰也不好啊……”
周恩來花費這麽大精力處理這件事，止住了別人可能發生的效仿。
工作人員別無選擇，將地毯、沙發、窗簾、梳妝台和燈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複原來的舊東西。隻剩地板沒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衛生間裏了，這些東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壞”了。
他們向周恩來匯報：“總理，能搬的我們都搬走了。地板和澡盆總不能硬拆吧？油漆總不能再刮掉吧？那樣還得造成更大的浪費……”接著，陳毅也來勸說，至此，周恩來才勉強搬回家住。
這一次給工作人員的教訓太深了，都懂得了在周恩來麵前是來不得“既成事實”“下不為例”這一套的。此後，直到周恩來逝世，他的房間再沒有大修過。
後來，國家經濟形勢逐步好轉。到了1964年、1965年，工作人員心思又曾活躍過一次。西花廳的前院有個水池子，有條小長廊。周恩來說：“我們號召人民節約一滴水，一度電，怎麽能為我一個人浪費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從未放過水，成了工作人員種試驗田的地方。那條長廊更是舊爛得不成樣子，木料上的漆都脫剝了。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工作人員商量了一下，找周恩來匯報說：“總理，西花廳的木建築必須保護，現在需要修理一下。水池子應該放水，改變環境，對木建築也能起保護作用。這些木建築也該刷漆維修，這樣才能起到保護效果。”
周恩來點頭說：“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費，不準花公家的錢。”
工作人員見周恩來同意了，都很高興，忙與有關部門聯係。有關部門來看過後，一算賬，需要2萬元。
“什麽？兩萬元！”工作人員愣住了。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全部存款隻有兩千元，差了一位數。
“總理，人家說維修一下要兩萬元呢……你看怎麽辦？”
“咱們還有多少錢？”
“差一位數，隻有兩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來沉吟一下，說，“暫時放下吧，以後再說。”
就這樣，周恩來居住的西花廳，直到他逝世，院裏屋裏都再沒修過。
自1949年周恩來走進西花廳，這所古老的房子無言地陪伴了他25年，感情自在極深處。如今，就要向這裏告別，主人的依戀之情更是難以言喻。
位於北京城內北海西岸旁邊文津街的解放軍305醫院，病房大樓底層有兩套寬敞的病房。一套是為毛澤東準備的，他沒有住。在另一套房子裏，1974年6月1日迎來了它的新主人――周恩來。
這天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來走出中南海西花廳。剛到門口，他停下，轉身。兩道柔柔的目光，久久地撫摸著這世紀小屋。
他的秘書悄聲對身邊的醫務人員說：“昨天總理一再說，他舍不得離開這兒。這辦公室他用了25年。”
305醫院。躺在手術床上包紮傷口的周恩來緩緩睜開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動著。
是麻醉效果不好而疼痛？是關心手術結果？還是要感謝為他竭盡心智做手術的專家……
醫務人員把頭俯下去，於是，聽到了一陣微弱的訥訥聲：“叫、叫李冰同誌來。”
剛出手術室的中國醫學科學院日壇醫院醫生李冰，聽到召喚，忙回到手術床旁。
“李冰。”周恩來的嘴唇翕動著。
“嗯。”李冰輕輕應著，側耳俯身，貼近周恩來的唇際。於是，周恩來呼出的熱氣和艱難吐字的聲波，便直觸她的肌膚耳膜，從她心房喚來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響。
“雲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情況，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馬上就去。”周恩來斷斷續續，講完這句話，鼻凹處已經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緊嘴唇、點頭，並且飛快地眨動眼睛，防止淚水盈眶。她翕動著鼻翼，啞聲說：“我就去，請總理別說話了，千萬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頭一扭，匆匆退出手術室。
一進走廊，李冰猛地張開嘴，讓壅塞的喉嚨能順暢一些透口氣。於是，壓抑已久的淚水如決堤的小河流泄下來。
這次手術後，周恩來的身體更虛弱了。正像人們已知道的，他一天也沒有停止工作。每次手術後，回到病房便又開始工作，讓工作人員為他念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大參考和參考資料。有時鄧穎超來了，就由鄧穎超為他念。周恩來的組織紀律性非常強，文件發到哪一級就是哪一級，不該讓別人看的就絕不擴散一點，對鄧穎超也不例外。鄧穎超帶來的如果是密封件，就當著他麵幫他拆開，交給他自己看。
剛能下地，周恩來就又開始了夜以繼日的工作。在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來在散步時，曾問身邊的醫護人員：“你們說實話，我還能堅持多久？”
醫護人員一怔，馬上竭力綻出笑，想用幾句輕鬆的安慰話搪塞過去。
周恩來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視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尋找馬克思在天之靈，忽然坦然地笑了。
“組閣”風波
其他人都不說話。
“他們都不吭聲呢。”毛澤東麵對江青，說。
周恩來把話接過來，說有些事他也是有責任的。他講了“一？二五”大會的情況。
“此人一觸即跳。”毛澤東指的是江青。
“我沒有跳。我本來不想去，後來總理說大家都要去，我沒有辦法，才去的。”“一？二五”大會明明是江青的得意之作，是對周恩來的一次突然襲擊。江青在這裏完全是顛倒黑白。
“我講你的脾氣。”毛澤東對江青說，然後麵向大家：“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大家仍不吭聲。
最後，毛澤東對大家說：
“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都來自上海，毛澤東說的“上海幫”即由此而來。
“現在登奎也搬進來了。”江青說。她是在說他們的人不都是上海來的，而且人並不多，不是一個小宗派。
“你那裏要當心，不要變成五人了。”毛澤東說。
會議結束後，政治局委員們從毛澤東的住處走出來。有幾個人的氣色很不好，他們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幫”――毛澤東今天第一次給這幾個人使用了這樣一個概念。
“鄧小平不是周恩來，他的作風不同。周恩來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夠停留在水麵上，但不能改變激流的主要方向。鄧小平卻不順從這股激流，而是馬上築壩堵住洪水。”
這是巴拉奇？代內什的觀點。
確實如此，鄧小平開始築壩，試圖堵住禍水。
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顯然，這是為周恩來之後的國務院總理的人選作了安排。
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近期內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知還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大亂大治，隻有大亂，才能大治。這是毛澤東的觀點。“文化大革命”已經亂了八年，並未達到大治的目的。八年前，滿麵紅光，神采奕奕；暢遊長江，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健步登上天安門，向百萬紅衛兵揮臂致意，天搖地動。而今，步履蹣跚，垂垂老矣。不能再亂了，要安定、團結。治國安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幾個人不行，江青更不行。還是要靠周、鄧。人大會議已中止了七年，不能再拖了。要開人大，要重新“組閣”。國家要走上正軌。
毛澤東的思路向著有利於周、鄧的方向發展。雙方力量的對比，當然隨之向著不利於江青等人的方向發生變化。
四屆人大是很關鍵的一局。如果人大之後國務院形成一個周、鄧體製，情況將大為不妙。這一點，江青等人很清楚。這一局不能輸。要進攻，隻有進攻，才能掌握主動。決不能讓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
周恩來告別西花廳
西花廳位於中南海西北角，論條件是中南海裏比較差的。它也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築，兩麵臨街，隔一道牆就是大馬路。
1949年，工作人員隨周恩來看房子時，耳邊忽然傳來一陣隆隆的汽車馬達聲，腳下便鮮明地感覺出了地顫。剛想說什麽，又是一陣車輪輾過的沙沙聲，接著便是一道刺耳的喇叭聲。聲未止，玻璃又響起來，那是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這裏不行，太吵了。”工作人員紛紛發表見解。
“我住下吵，別人住下就不吵？”周恩來看過房間，做個手勢：“就搬這裏了。”
用周恩來的話講，隨時可以聽到市聲，感覺上離人民群眾近些，這是西花廳最大的優點。
西花廳分前後院，後院的北屋，有周恩來一間臥室，鄧穎超一間臥室，兩人合用一個客廳。到吃飯時，這個客廳便是餐廳。接待內賓在這裏，看電視、文化娛樂也在這裏。
靠會客廳的東北角有個木質樓梯，上麵也有點房間，是周恩來侄女們假期時居住的地方，孫維世來時也住在這裏。孫維世是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她受到周恩來夫婦的關懷和照顧，親切地稱鄧穎超為“媽媽”。這裏也算是女孩們的“繡樓”了。
這座清代皇家建築，看上去似乎富麗堂皇，鬱積著貴族的氣息。定睛細看，就會發現，門窗簷柱上已油漆斑駁，露出陳舊的木質，那驕橫盛世的皇家氣息已被歲月風化，變成漫長曆史演變的物證。那青磚地麵，由於年頭久，到了夏天便泛潮泛堿，使牆角一圈也能看見白堿的印痕。
那年代沒有壁紙，牆壁雖然噴了漿，由於泛潮，很快就都變成灰黑。房間裏光線比較暗，那種陰濕昏暗的感覺，比現在普通人住的公寓要嚴重得多。天花板也很陳舊，像上了年紀的老人的皮膚一樣缺少光澤。
最不方便的是廁所，距臥室有一段路。現在一般公寓從床上爬起來就可以進衛生間，那時的部長們一般也有這種條件。
室內的陳設更是簡樸。辦公室裏有一張兩麵抽屜的辦公桌，那是40年代誕生的老式桌子，已經很舊。桌前一把轉椅，周恩來坐不慣，後來換成了四條腿的靠背椅。這種靠背椅現在已經不常見，在解放初還是最普通的一種樣式，就是在坐椅上墊一層棉花，再包上燈芯絨布的那種直棱棱的靠背椅。
辦公桌一側，還有個長條桌，不帶抽屜，鋪一層綠呢子布，上麵擺了煙缸和茶杯。長條桌兩邊各擺四個凳子，兩頭還各有一個凳子，周恩來隨時召集副總理或各部部長來辦公室，都是圍了這張長條桌開小會或是談話。
靠牆壁，正中間有一個簡易木架子，木架上鋪了周恩來在解放前用的毯子，上麵端端正正擺放著毛澤東的半身石膏像。石膏像兩邊各擺一個書櫃，辦公室兩頭還有書架子。書架子上的書主要是馬恩列斯著作，《毛澤東選集》《幹部必讀》以及《辭源》《辭海》等各種工具書。
周恩來每天除開會、談話、接見內外賓、視察工廠農村學校商店等大量工作外，總要坐在那張老式辦公桌前，伏案工作幾小時甚至十幾小時。他縫製了一副工作套袖，藍布做的，兩邊有鬆緊帶，和工人們使用的套袖沒什麽兩樣。每次辦公前，他必要仔細戴好套袖，以免磨壞衣服肘部或被墨汁汙染袖口。
周恩來有夜間辦公的習慣。秋天，地麵泛潮更為厲害。一天夜裏，秋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周恩來坐久了，全神貫注地批閱文件，兩腿卻下意識地抖動著，時而右腿壓在左腿膝部，時而左腿壓住右腿膝部，停筆思考時，左手便會不經意地揉揉膝頭。衛士悄悄觀察著，完全明白這些下意識的動作說明了什麽。他找來一塊小毛毯，輕手輕腳走到周恩來身邊，無聲地蹲下來，將毛毯小心翼翼蓋在周恩來的腿和膝部。周恩來的腿忽然停止了那種顛顫運動，接著，腳在地上搓響一下。
衛士從桌下仰起頭，立刻看到俯下來的那張英俊而熟悉的麵孔，那雙使所有中國人為之驕傲的濃黑的眉毛下，兩隻眼睛閃出溫柔而深摯的光波。衛士心裏一陣熱，又一陣酸，嘴唇動了動沒有出聲。
“小張，謝謝你了。”周恩來扶了他一把。當衛士起身站到一邊時，周恩來又說：“謝謝。太晚了，我這裏沒有什麽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後，每當周恩來夜間辦公，衛士便替他蓋一塊毛毯在腿上。終於，他們忍不住提了建議：“總理，鋪塊地毯吧，其他首長都鋪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來擺手。
“可是，屋子太潮，您又不讓翻修，首長們到您這裏來開會，坐久了都容易腿腳受寒受潮，特別是一些老人，會鬧腰腿疼。”
周恩來望著衛士，想了想說：“那好吧，辦公室可以鋪地毯，來客人共同得益。臥室不許鋪，臥室隻我一個人，鋪了浪費。”
就這樣，周恩來的辦公室裏有了一塊地毯，但是臥室始終沒有鋪。
周恩來的臥室陳設更為簡單。他睡一張雙人木板床，上麵墊一層棉花套，然後是一條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他不喜歡花布，喜歡素淡。被麵是豆綠色的平紋布，被裏是普通白布。開始他使用的是蕎麥皮枕頭，後來出國，工作人員悄悄幫他買了個長方形海綿枕頭，替他換了。對於這一“新事物”，所費無幾，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兩邊很“熱鬧”。床頭兩把椅子，腳下兩把椅子，四把椅子圍拱著一張床。因為周恩來連個衣服架也沒有，腳下的椅子是放衣服用。周恩來同毛澤東一樣，有上床辦公的習慣。每次離開辦公室時，他自己抱一堆批閱的文件，工作人員幫他抱一疊文件，就放在床頭的椅子上。周恩來上床後，必須繼續辦公三四個小時，批閱過的文件由衛士交機要秘書，然後他才會睡覺。
大躍進開始之前，周恩來特別忙，有時上了床，繼續辦公五六個小時仍然處理不完工作，無法入睡。他本是白天睡覺，但上床時往往天還沒亮，躺在床上辦公，吊燈顯然不適合，為了借光，周恩來不得不保持某種躺臥的姿式和角度，這樣是很疲勞的。工作人員建議說：“總理，買個台燈或是落地燈吧，這樣有利於辦公。”
“嗯，是得搞一個，這是工作需要。”
見周恩來同意了，工作人員馬上提議：“打電話叫賓館送一套就行，我們有儲備。”
“自己用，搞那麽高級幹什麽？”周恩來把手一擺，“不要麻煩賓館，我不要。”
“這是為工作又不是為享受。”
“正因為這樣，所以不要賓館裏的。我是為了用，不是為了看。這件事按傳統辦。”
“什麽傳統？”
“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周恩來笑著說，“一個落地燈，很簡單，稍微動動手就行。”結果，他請中南海的工人用鐵管子自己做了兩個落地台燈，臥室床頭擺一個，辦公室擺一個。是30瓦的日光燈，用洋鐵皮打的燈罩。用了幾天，那洋鐵皮反光，晃眼晃得厲害，他讓工作人員在燈罩上刷了層綠漆，從此，這兩個落地台燈便再沒有動過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進305醫院，臥床不起。
由於地麵潮濕，周恩來常鬧腿疼，辦公室的地毯由於潮濕而生了蟲。老衛士長何謙心疼周恩來，跟鄧穎超商量後，找到周恩來建議道：“總理，這些房子太舊了，按照正常情況也該維修了，否則會損壞的。”
周恩來覺得有理，想了想說：“正常維修還是必須的，這些房屋都是國家財產，不能損壞。”
何謙馬上又建議：“那麽我們就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時候搞。”
周恩來同意道：“這件事你來辦吧。”他看一眼何謙，特意強調說，“就是正常維修，一定不能鋪張浪費，哪裏壞了修哪裏，要盡量節約。”
周恩來到南方視察、讀書時，何謙留下來，負責房屋的維修。
何謙是位紅軍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同誌，對工作認真負責，兢兢業業。他講原則，組織紀律性強，特別是對自己要求嚴格，辦事從未出過什麽大的差錯。周恩來辦什麽事交到他手裏都是很放心的。
這一次，何謙是帶著一種感情接受這項任務的。周恩來每天工作十七八個小時，連走路都要算計好時間。案頭上的文件總是幾大遝。周恩來都要親自批示，其中許多問題甚至還要親自落實解決。何謙有次曾好意地勸周恩來：“總理，您這麽勞累，會累壞自己身體的！”周恩來說：“我隻不過是做了些具體的事，幹革命哪能怕苦怕累呢？”
周恩來在中央領導中，無疑是工作量最大的一個。然而他卻是在這樣一個陳舊、潮濕、昏暗的環境裏工作，對此，何謙又心疼，又有些不平。有這樣的心情，周恩來走後，他在征得鄧穎超和童小鵬等同誌的同意之後，便照自己的想法幹了起來。
周恩來腿不行，一到下半夜就腿疼。何謙首先指揮工人將潮濕的鋪磚地改成了地板，並且換了新地毯。窗簾太薄，夜裏不隔涼，就換成了呢子的。衛生間也做了改建，蓋釣魚台國賓館時剩下的澡盆搬來一個裝好，這種澡盆底子平，有扶手，對老人來說比較安全。屋子裏的家具太簡陋，辦公累了連個舒服一下身體的沙發也沒有，就從賓館儲備的沙發中挑兩個搬了來。鄧穎超的房間也太簡陋，連一般女同誌都有的梳妝台都沒有。他便為鄧穎超置了一個梳妝台。房梁年久已經腐朽，便換了梁，並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這些事辦完了，他各個房間走一圈，心裏算算賬，覺得實在算不得鋪張浪費，每一項工作都是有理由的。何況，全國不就是一個總理嗎？隻搞這樣一點“基本建設”，叫任何人聽了都會覺得夠“低標準，瓜菜代”的了。
萬沒料到何謙的這些想法與周恩來的想法全扭勁了。
周恩來從南方回到北京，一進家門就怔住了。他皺起眉毛眯細了眼，目光像機槍手尋找目標一樣飛快地掃過地板、地毯、窗簾、沙發以及油漆粉刷過的房屋，接著便退出了門。
“何謙，何秘書！”
“總理，我在這兒。”何謙隱隱生出不祥的預感。
“你花了多少錢？”周恩來聲音低沉，因而更顯出分量沉重。
“不知道……”
“何秘書，你也是老同誌了。我是怎麽交待你的？為什麽搞這麽鋪張？國家正在困難時期，誰叫你添置這些東西？是你的主意還是小超的？”周恩來始終用“小超”來稱呼鄧穎超。
“是我的主意。”何謙主動承擔責任。
“你要作檢查！”周恩來突然提高聲音，聲色俱厲。
“房子潮，夜裏你辦公……”何謙深深歎口氣，接著解釋說，“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打長途一下子也說不清，我就做主了。”
“你不用解釋了，這個錯誤是明擺著的！”
何謙長期跟隨周恩來，他了解周恩來的習性：你錯了，不解釋，痛快認錯，他一般不生氣，你越解釋他反而會越生氣。
“總理，我考慮不當，是我錯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願意作出檢查。”
“我回去，接受既成事實？”周恩來把手一擺，表示不能接受，嚴厲地說，“你算算花了多少錢，我自己賠！”
何謙小聲說：“你賠不起。你才收入多少？你和大姐的工資合起來也不夠……”
周恩來指著房間那些新添置的東西，大聲說：“把那些東西統統搬走，否則我不進！”
周恩來發脾氣的時候從來不罵人，但是說話語氣激烈，聲色俱厲。他發過脾氣後，接著必要放緩聲音說幾句柔和的話，決不會讓同誌下不來台。這次不然，他氣得厲害，沒說柔和的話，拒絕進家，住到釣魚台五號樓去了。那是他辦公和接待外賓的一個地方。
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覺得何謙在這件事的處理上雖然不合周恩來的想法，但也算不得過分，已經是很注意節儉。看到周恩來發這麽大脾氣，家也不肯進了，他們都很焦急，便去找陳毅。他們覺得陳毅與周恩來關係密切，友誼深厚，又會講話，反應機敏還會來點幽默，他一定能勸說周恩來消消氣，接受現實，回家。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隻是修了該修的地方嘛。”陳毅看過房子，信心十足去說服周恩來。周恩來剛去天津視察回來，仍是住在釣魚台不肯回家。工作人員都以為陳毅會馬到成功，誰料想，陳毅不曾把周恩來勸回家，倒是周恩來把陳毅帶到國務院會議上。
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嚴肅的自我批評。以後，在大會小會上連續作了幾次檢查和自我批評。開始大家是認為有點小題大作了，但很快便理解了周恩來。
那時，每星期有一次國務會議。周恩來在一次國務會議上再次檢查這件事：“這次我在南方讀書，到各地看了看……家裏花了那麽多錢替我修房子。我作檢查是應該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帶了頭了，這是個很壞的頭。那麽副總理、部長副部長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
由於周恩來反複檢查，副總理和部長副部長們都以為工作人員把周恩來家修成什麽不得了的宮殿樣子了，紛紛來參觀。參觀之後無不感到震驚。房子都是修了該修之處，並無奢侈之感，甚至還不如某些部長和省委書記的住房好，而周恩來卻如此看重這件事。那麽，誰還敢亂花錢修造住房？
何謙也多次作出口頭和書麵檢查。他檢查之後，難過地說：“隻要總理肯回家，在現在修好的房子裏住幾年，我挨什麽批評都行，給我什麽處分我也沒意見。”
周恩來聽後，很受感動。他把何謙叫到辦公室去，說：“你跟我這麽多年，對我的性格還不了解嗎？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要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對我應該是最熟悉的吧？你們花那麽多錢，把我房子搞那麽好，群眾怎麽看？你不要隻聽人說沒什麽，說隻修了應該修的，不同的意見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學著修起房子來，我還怎麽說別人？這個頭就是我帶的。都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產生什麽影響？這些你為什麽不想到。現在呢，我搬進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們心不安。你們這麽搞對誰也不好啊……”
周恩來花費這麽大精力處理這件事，止住了別人可能發生的效仿。
工作人員別無選擇，將地毯、沙發、窗簾、梳妝台和燈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複原來的舊東西。隻剩地板沒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衛生間裏了，這些東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壞”了。
他們向周恩來匯報：“總理，能搬的我們都搬走了。地板和澡盆總不能硬拆吧？油漆總不能再刮掉吧？那樣還得造成更大的浪費……”接著，陳毅也來勸說，至此，周恩來才勉強搬回家住。
這一次給工作人員的教訓太深了，都懂得了在周恩來麵前是來不得“既成事實”“下不為例”這一套的。此後，直到周恩來逝世，他的房間再沒有大修過。
後來，國家經濟形勢逐步好轉。到了1964年、1965年，工作人員心思又曾活躍過一次。西花廳的前院有個水池子，有條小長廊。周恩來說：“我們號召人民節約一滴水，一度電，怎麽能為我一個人浪費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從未放過水，成了工作人員種試驗田的地方。那條長廊更是舊爛得不成樣子，木料上的漆都脫剝了。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工作人員商量了一下，找周恩來匯報說：“總理，西花廳的木建築必須保護，現在需要修理一下。水池子應該放水，改變環境，對木建築也能起保護作用。這些木建築也該刷漆維修，這樣才能起到保護效果。”
周恩來點頭說：“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費，不準花公家的錢。”
工作人員見周恩來同意了，都很高興，忙與有關部門聯係。有關部門來看過後，一算賬，需要2萬元。
“什麽？兩萬元！”工作人員愣住了。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全部存款隻有兩千元，差了一位數。
“總理，人家說維修一下要兩萬元呢……你看怎麽辦？”
“咱們還有多少錢？”
“差一位數，隻有兩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來沉吟一下，說，“暫時放下吧，以後再說。”
就這樣，周恩來居住的西花廳，直到他逝世，院裏屋裏都再沒修過。
自1949年周恩來走進西花廳，這所古老的房子無言地陪伴了他25年，感情自在極深處。如今，就要向這裏告別，主人的依戀之情更是難以言喻。
位於北京城內北海西岸旁邊文津街的解放軍305醫院，病房大樓底層有兩套寬敞的病房。一套是為毛澤東準備的，他沒有住。在另一套房子裏，1974年6月1日迎來了它的新主人――周恩來。
這天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來走出中南海西花廳。剛到門口，他停下，轉身。兩道柔柔的目光，久久地撫摸著這世紀小屋。
他的秘書悄聲對身邊的醫務人員說：“昨天總理一再說，他舍不得離開這兒。這辦公室他用了25年。”
305醫院。躺在手術床上包紮傷口的周恩來緩緩睜開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動著。
是麻醉效果不好而疼痛？是關心手術結果？還是要感謝為他竭盡心智做手術的專家……
醫務人員把頭俯下去，於是，聽到了一陣微弱的訥訥聲：“叫、叫李冰同誌來。”
剛出手術室的中國醫學科學院日壇醫院醫生李冰，聽到召喚，忙回到手術床旁。
“李冰。”周恩來的嘴唇翕動著。
“嗯。”李冰輕輕應著，側耳俯身，貼近周恩來的唇際。於是，周恩來呼出的熱氣和艱難吐字的聲波，便直觸她的肌膚耳膜，從她心房喚來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響。
“雲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情況，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馬上就去。”周恩來斷斷續續，講完這句話，鼻凹處已經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緊嘴唇、點頭，並且飛快地眨動眼睛，防止淚水盈眶。她翕動著鼻翼，啞聲說：“我就去，請總理別說話了，千萬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頭一扭，匆匆退出手術室。
一進走廊，李冰猛地張開嘴，讓壅塞的喉嚨能順暢一些透口氣。於是，壓抑已久的淚水如決堤的小河流泄下來。
這次手術後，周恩來的身體更虛弱了。正像人們已知道的，他一天也沒有停止工作。每次手術後，回到病房便又開始工作，讓工作人員為他念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大參考和參考資料。有時鄧穎超來了，就由鄧穎超為他念。周恩來的組織紀律性非常強，文件發到哪一級就是哪一級，不該讓別人看的就絕不擴散一點，對鄧穎超也不例外。鄧穎超帶來的如果是密封件，就當著他麵幫他拆開，交給他自己看。
剛能下地，周恩來就又開始了夜以繼日的工作。在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來在散步時，曾問身邊的醫護人員：“你們說實話，我還能堅持多久？”
醫護人員一怔，馬上竭力綻出笑，想用幾句輕鬆的安慰話搪塞過去。
周恩來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視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尋找馬克思在天之靈，忽然坦然地笑了。
“組閣”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