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8)
第一是煤和鋼的產量計劃大大超過現有綜合生產能力，他計算鋼的綜合生產能力隻有1200萬噸，煤隻有2.5億噸，1960年的產量都是超負荷運轉逼出來的。
第二，由於超負荷運轉，設備不能按時檢驗，損壞嚴重，這幾年需要停產檢修。今後幾年重工業生產不但需要“先生產，後基建”，而且需要“先維修，後生產”。
第三，小高爐煉鐵浪費煤炭。小高爐煉一噸鐵耗焦炭二三噸，大高爐隻要半噸。由於小高爐耗煤過多，使若幹大高爐因缺煤而停止生產。
第四，煤礦這幾年隻顧采煤，礦井沒有掘進，坑道沒有延長，幾乎所有能采煤的工作麵都采完了。今後要掘進、延長，創造新的工作麵，要花二三年時間。因此煤產量到1964年還下降，此後才開始回升。
第五，糧食和副食品減少，體力下降，因此需要酌量增加糧食和副食品供應。
陳雲的報告得到周恩來的高度讚揚，說這一下把原因說清楚了。
在這次調查中，陳雲更深刻地認識到，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當然要調整。另一方麵，煤鋼生產幾年內顯然難以有較大發展，與此相關，整個建設規模也上不去，必然閑置大量職工。與其讓他們坐等工作恢複，不如先動員部分城鎮人口下鄉，從事農業生產，減輕糧食和農業問題的壓力。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是討論農村工作、商業工作和城鄉手工業工作問題。
在會上，陳雲把自己反複思考的問題提了出來，就精簡職工和城鎮人口下鄉問題，作了題為《一項關係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講話。
陳雲首先講，由於解決了一些政策問題，農民的積極性起來了，農村的情況逐漸好轉。下一年度會比今年更好些。但是，現在看，國家掌握的糧食，明年度將比今年度還要緊張，因為庫存減少了。假如今年度各省、區上繳的公購糧有116億斤，明年度可能下降為84億斤。為什麽呢？今年度各地上繳的糧食能達到116億斤，是因為挖了一部分庫存，而明年度就沒有什麽庫存好挖了。
陳雲在講明糧食問題的前景以後指出，要解決擺在麵前的糧食緊張問題，需要采取四條措施。
第一條是繼續調整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
“大躍進”後，由於瞎指揮、浮誇風、一平二調、平均主義、高指標、高征購、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為的錯誤，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這個時候不能不趕快解決。
陳雲認為，政策問題不解決，農民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其他的措施再多，農業生產也上不去。他主張堅持貫徹執行“十二條”和“六十條”，再加這次會議議定的四條（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處罰）。
第二條是工業要大力支援農業。
陳雲認為這一條也很重要。但是因為化肥、拖拉機、排灌機械等不可能一下子增產很多，所以這一措施不是短時間可以見效的。
第三條是進口糧食。
陳雲從前一段進口糧食的情況指出，進口糧食很有必要，但是超100億斤有困難，因為沒有那麽多的外匯，也沒有那麽大的運輸力量。
第四條是動員城市人口下鄉，減少城市糧食的銷量。
陳雲說，這一條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非采取不可。
“大躍進”中，把糧食產量估高了，想著工廠多搞一些，小一點土一點的也好，即使用人很多，隻要把東西搞出來就好，就這樣招了很多人。三年招收職工2500多萬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從1957年的990萬人，增加到1961年1.3億人。這樣迅猛的城鎮人口增加速度，農業根本承受不住，糧食庫存連年下降，到1961年6月底甚至有可能下降到140億斤，其中陳糧隻有101億斤。
陳雲在1959年4月就提出，“大躍進”後，招工太多，1958年一年就過多招收了1000萬工人，造成市場緊張，要認真精簡，還要加強對增加城市勞動力的控製。但是在“大躍進”空氣正熱的時候，誰也沒有聽進去，問題越積越多，越積越大。
到這時候，事態的發展與陳雲過去的預言不幸地吻合了。但陳雲也並沒有擺出一副先知先覺的麵孔，去抱怨或者責怪誰。他隻是實事求是地分析了麵臨的形勢，同大家一起探索解決問題的辦法。
陳雲說，建國以來，出現過四次糧食供應比較嚴重的緊張狀況。這四次當中，1953年、1957年和1959年以來這三次，都是由於城市人口增加過多產生的，也就是說，城市人口的增加超過了當時商品糧食負擔的可能。隻有1954年那一次由於工作上的失誤造成的。由此可見，農村能有多少剩餘產品拿到城市，工業建設以及城市的規模才能搞多大。其中關鍵是糧食。
陳雲提出，麵前擺著兩條路要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什麽別的路可走。他認為隻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
陳雲說，要承認，動員城市人口下鄉是困難的，但與城市勉強維持過多人口的困難比較起來，還是城市人口過多的困難更嚴重。我們隻能走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條路子。隻有這樣，才能穩定全局，並且，保證農業生產恢複。
1961年初以來，煤鋼生產持續大滑坡。陳雲把自己對這一現象的調查情況作了總結，指出，煤、鋼生產一下子很難上得去。如果煤搞不了很多，鋼鐵搞不了很多，那麽，輕工業生產也好，重工業生產也好，基本建設也好，都上不去。我們又不能靠進口原材料，因為外匯買了糧食，所剩不多。
陳雲指出，原材料不夠是很大的問題。棉花少了，許多紡織廠就要停工。煤炭上不去，許多鋼鐵廠要停工。鋼鐵少了，許多機械廠要停工。建築材料和設備少了，許多基本建設項目也要停工。這說明，工業生產上得去上不去，目前不在於人多人少的問題。停工待料、生產上不去這種現象，是不是到今年12月31日就可以結束，從明年1月1日起就大為改觀？我看也不是這樣。不能設想工業生產的困難局麵一下子就可以好轉。
當時工廠企業停工待料現象已經出現，紡織工業已經停了500萬紗錠，工人吃了飯沒有事做。食品工業三年來增加了55萬人，算是增人較少的，也是很多人沒事做。
陳雲從這些情況出發，提出動員大批工人下去搞農業，並不妨礙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也不妨礙工業和礦山改造。工業攤子鋪得太大，用人又太多，人浮於事。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將來農村情況好轉了，農民能夠負擔那麽多糧食了，那時候再說嘛。
工人下鄉，也一樣要吃飯，不在這裏吃，就要在那裏吃。從消費問題上來看，似乎糧食問題還是不能緩解的。
陳雲指出，其實在城市吃飯和在鄉下吃飯大不一樣。究竟差別有多大？我看相當大。工人頭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應150斤糧食，下去1000萬人就是15億斤，2000萬人就是30億斤。這是第一年的差別。更顯著的差別還在第二年。原來家在農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來家在城市的工人到農村安家落戶，參加集體生產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們就不要國家供應糧食。這樣，下鄉1000萬人就可以少供應糧食45億斤，2000萬人就是90億斤。
陳雲還說，工人回鄉會不會沒有事情做？不會。農村裏可做事情很多，他東搞一點，西搞一點，總會生產些東西出來。搞一點能夠出口的東西也是可能的。農業的基本建設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如平整土地、修渠挖溝，加上精耕細作等等，總可以多增產一些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
陳雲最後得出結論，要下決心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個決心早下比晚下好。凡是近三年從農村來的，一般地都要動員他們回去，哪裏來的就回哪裏去。當然全部回去會有困難，但大多數要回去。至於原來城市裏的小商小販以及資本家，就不必動員他們下鄉了。隻要工作做得好，精簡職工和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樣一件關係全局的大事，肯定是會收到顯著的效果的。
陳雲關於下決心精簡城鎮人口的建議同鄧小平、周恩來等人的想法不謀而合。
會議還根據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的測算，決定將當年的鋼產量調低到1100萬噸。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發言說：“重工業這樣下降，是一個懲罰，是沒有按規律辦事。重工業速度發展過快，基本建設拉長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農矛盾突出，所以退也是應該的。你不退，有什麽辦法？”毛澤東說：“去年1850萬噸鋼，現在1100萬，下降為750萬噸，我看可以。無非是外國人罵中國人不行。”這樣，鋼鐵生產也開始相應作出調整。精簡城鎮人口已經勢在必行。
6月16日，中共中央批準並於18日發出由中央工作會議製定的《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提出在1960年底的基礎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同日，中央還發出《關於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的緊急指示》。為此，中央成立了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小組，由安子文任組長。
中央作出精簡城鎮人口的決定以後，各地迅速行動起來。2000多萬城鎮人民，體諒國家困難，響應黨的號召，打點起行李，扶老攜幼，回到祖祖輩輩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重新拿起了鐮刀。他們為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做出巨大的犧牲和貢獻。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關於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
實踐證明，在當時的情勢下，2000多萬城市人口下鄉，不僅對於緩解城市供應緊張狀況，而且對於農業的休養生息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的意見的報告》中，宣布減少職工，壓縮城鎮人口的工作基本結束。據統計，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的人數減少2800萬人。上述報告指出：“由於大量地減少了職工，城鎮人口和吃商品糧的人口，加強了農業戰線，減少了工資開支，減少了糧食銷量，提高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對於改善城鄉關係，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下青浦搞調查
1961年3月10日，毛澤東主持“三南”（中南、華東、西南）會議在廣州開幕。與此同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主持的“三北”（華北、東北、西北）會議，在北京開幕，兩個會的主要議題，都是討論農村工作。
3月13日上午8時，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並“三北”會議寫了一封信談平均主義，號召大家親身到農村去調查情況，信中說：一些領導同誌至今對農村平均主義的問題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於事務工作，不做親身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或者看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於走馬觀花的調查，希望從此改正。他原定派陶鑄去北京通報“三南”會議情況，但馬上又改變主意，請“三北”會議移師廣州，合開廣州會議。
廣州會議於3月15日開幕。會議通過了《關於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給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陳雲親自赴老家上海青浦縣，開展調查。這是他解放後的第四次青浦農村調查。1955年1月、5月，1957年3月，他也曾回故鄉進行農村調查。
小蒸地處江南水鄉，湖蕩中的一個個小村莊，原來樹木蔥蘢，竹林茂密。現在卻是一片荒涼，村莊孤零零地散落在湖蕩中。看到家鄉情況，陳雲心裏很不好受。他說，原來這裏都是茂密的竹林包著村莊，遠處看都看不見房屋，公社化竹林都歸公了，樹木也歸公了，結果都被砍光。農民的竹林作用是很大的，這裏的生產用具、生活用具都離不了竹子，還可以製成竹器到市場上換錢用，農民從來不花錢到市場買竹扁擔、竹筐用的，現在也隻好花錢買了。
6月27日，陳雲到小蒸後，他住在自己娘舅一族的親屬、農民廖開北的家裏，做了15天的調查。
第二，由於超負荷運轉，設備不能按時檢驗，損壞嚴重，這幾年需要停產檢修。今後幾年重工業生產不但需要“先生產，後基建”，而且需要“先維修，後生產”。
第三，小高爐煉鐵浪費煤炭。小高爐煉一噸鐵耗焦炭二三噸，大高爐隻要半噸。由於小高爐耗煤過多，使若幹大高爐因缺煤而停止生產。
第四，煤礦這幾年隻顧采煤，礦井沒有掘進，坑道沒有延長，幾乎所有能采煤的工作麵都采完了。今後要掘進、延長，創造新的工作麵，要花二三年時間。因此煤產量到1964年還下降，此後才開始回升。
第五，糧食和副食品減少，體力下降，因此需要酌量增加糧食和副食品供應。
陳雲的報告得到周恩來的高度讚揚，說這一下把原因說清楚了。
在這次調查中，陳雲更深刻地認識到，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當然要調整。另一方麵，煤鋼生產幾年內顯然難以有較大發展，與此相關，整個建設規模也上不去，必然閑置大量職工。與其讓他們坐等工作恢複，不如先動員部分城鎮人口下鄉，從事農業生產，減輕糧食和農業問題的壓力。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是討論農村工作、商業工作和城鄉手工業工作問題。
在會上，陳雲把自己反複思考的問題提了出來，就精簡職工和城鎮人口下鄉問題，作了題為《一項關係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講話。
陳雲首先講，由於解決了一些政策問題，農民的積極性起來了，農村的情況逐漸好轉。下一年度會比今年更好些。但是，現在看，國家掌握的糧食，明年度將比今年度還要緊張，因為庫存減少了。假如今年度各省、區上繳的公購糧有116億斤，明年度可能下降為84億斤。為什麽呢？今年度各地上繳的糧食能達到116億斤，是因為挖了一部分庫存，而明年度就沒有什麽庫存好挖了。
陳雲在講明糧食問題的前景以後指出，要解決擺在麵前的糧食緊張問題，需要采取四條措施。
第一條是繼續調整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
“大躍進”後，由於瞎指揮、浮誇風、一平二調、平均主義、高指標、高征購、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為的錯誤，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這個時候不能不趕快解決。
陳雲認為，政策問題不解決，農民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其他的措施再多，農業生產也上不去。他主張堅持貫徹執行“十二條”和“六十條”，再加這次會議議定的四條（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處罰）。
第二條是工業要大力支援農業。
陳雲認為這一條也很重要。但是因為化肥、拖拉機、排灌機械等不可能一下子增產很多，所以這一措施不是短時間可以見效的。
第三條是進口糧食。
陳雲從前一段進口糧食的情況指出，進口糧食很有必要，但是超100億斤有困難，因為沒有那麽多的外匯，也沒有那麽大的運輸力量。
第四條是動員城市人口下鄉，減少城市糧食的銷量。
陳雲說，這一條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非采取不可。
“大躍進”中，把糧食產量估高了，想著工廠多搞一些，小一點土一點的也好，即使用人很多，隻要把東西搞出來就好，就這樣招了很多人。三年招收職工2500多萬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從1957年的990萬人，增加到1961年1.3億人。這樣迅猛的城鎮人口增加速度，農業根本承受不住，糧食庫存連年下降，到1961年6月底甚至有可能下降到140億斤，其中陳糧隻有101億斤。
陳雲在1959年4月就提出，“大躍進”後，招工太多，1958年一年就過多招收了1000萬工人，造成市場緊張，要認真精簡，還要加強對增加城市勞動力的控製。但是在“大躍進”空氣正熱的時候，誰也沒有聽進去，問題越積越多，越積越大。
到這時候，事態的發展與陳雲過去的預言不幸地吻合了。但陳雲也並沒有擺出一副先知先覺的麵孔，去抱怨或者責怪誰。他隻是實事求是地分析了麵臨的形勢，同大家一起探索解決問題的辦法。
陳雲說，建國以來，出現過四次糧食供應比較嚴重的緊張狀況。這四次當中，1953年、1957年和1959年以來這三次，都是由於城市人口增加過多產生的，也就是說，城市人口的增加超過了當時商品糧食負擔的可能。隻有1954年那一次由於工作上的失誤造成的。由此可見，農村能有多少剩餘產品拿到城市，工業建設以及城市的規模才能搞多大。其中關鍵是糧食。
陳雲提出，麵前擺著兩條路要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什麽別的路可走。他認為隻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
陳雲說，要承認，動員城市人口下鄉是困難的，但與城市勉強維持過多人口的困難比較起來，還是城市人口過多的困難更嚴重。我們隻能走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條路子。隻有這樣，才能穩定全局，並且，保證農業生產恢複。
1961年初以來，煤鋼生產持續大滑坡。陳雲把自己對這一現象的調查情況作了總結，指出，煤、鋼生產一下子很難上得去。如果煤搞不了很多，鋼鐵搞不了很多，那麽，輕工業生產也好，重工業生產也好，基本建設也好，都上不去。我們又不能靠進口原材料，因為外匯買了糧食，所剩不多。
陳雲指出，原材料不夠是很大的問題。棉花少了，許多紡織廠就要停工。煤炭上不去，許多鋼鐵廠要停工。鋼鐵少了，許多機械廠要停工。建築材料和設備少了，許多基本建設項目也要停工。這說明，工業生產上得去上不去，目前不在於人多人少的問題。停工待料、生產上不去這種現象，是不是到今年12月31日就可以結束，從明年1月1日起就大為改觀？我看也不是這樣。不能設想工業生產的困難局麵一下子就可以好轉。
當時工廠企業停工待料現象已經出現，紡織工業已經停了500萬紗錠，工人吃了飯沒有事做。食品工業三年來增加了55萬人，算是增人較少的，也是很多人沒事做。
陳雲從這些情況出發，提出動員大批工人下去搞農業，並不妨礙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也不妨礙工業和礦山改造。工業攤子鋪得太大，用人又太多，人浮於事。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將來農村情況好轉了，農民能夠負擔那麽多糧食了，那時候再說嘛。
工人下鄉，也一樣要吃飯，不在這裏吃，就要在那裏吃。從消費問題上來看，似乎糧食問題還是不能緩解的。
陳雲指出，其實在城市吃飯和在鄉下吃飯大不一樣。究竟差別有多大？我看相當大。工人頭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應150斤糧食，下去1000萬人就是15億斤，2000萬人就是30億斤。這是第一年的差別。更顯著的差別還在第二年。原來家在農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來家在城市的工人到農村安家落戶，參加集體生產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們就不要國家供應糧食。這樣，下鄉1000萬人就可以少供應糧食45億斤，2000萬人就是90億斤。
陳雲還說，工人回鄉會不會沒有事情做？不會。農村裏可做事情很多，他東搞一點，西搞一點，總會生產些東西出來。搞一點能夠出口的東西也是可能的。農業的基本建設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如平整土地、修渠挖溝，加上精耕細作等等，總可以多增產一些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
陳雲最後得出結論，要下決心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個決心早下比晚下好。凡是近三年從農村來的，一般地都要動員他們回去，哪裏來的就回哪裏去。當然全部回去會有困難，但大多數要回去。至於原來城市裏的小商小販以及資本家，就不必動員他們下鄉了。隻要工作做得好，精簡職工和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樣一件關係全局的大事，肯定是會收到顯著的效果的。
陳雲關於下決心精簡城鎮人口的建議同鄧小平、周恩來等人的想法不謀而合。
會議還根據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的測算，決定將當年的鋼產量調低到1100萬噸。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發言說：“重工業這樣下降，是一個懲罰，是沒有按規律辦事。重工業速度發展過快，基本建設拉長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農矛盾突出，所以退也是應該的。你不退，有什麽辦法？”毛澤東說：“去年1850萬噸鋼，現在1100萬，下降為750萬噸，我看可以。無非是外國人罵中國人不行。”這樣，鋼鐵生產也開始相應作出調整。精簡城鎮人口已經勢在必行。
6月16日，中共中央批準並於18日發出由中央工作會議製定的《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提出在1960年底的基礎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同日，中央還發出《關於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的緊急指示》。為此，中央成立了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小組，由安子文任組長。
中央作出精簡城鎮人口的決定以後，各地迅速行動起來。2000多萬城鎮人民，體諒國家困難，響應黨的號召，打點起行李，扶老攜幼，回到祖祖輩輩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重新拿起了鐮刀。他們為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做出巨大的犧牲和貢獻。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關於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
實踐證明，在當時的情勢下，2000多萬城市人口下鄉，不僅對於緩解城市供應緊張狀況，而且對於農業的休養生息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的意見的報告》中，宣布減少職工，壓縮城鎮人口的工作基本結束。據統計，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的人數減少2800萬人。上述報告指出：“由於大量地減少了職工，城鎮人口和吃商品糧的人口，加強了農業戰線，減少了工資開支，減少了糧食銷量，提高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對於改善城鄉關係，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下青浦搞調查
1961年3月10日，毛澤東主持“三南”（中南、華東、西南）會議在廣州開幕。與此同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主持的“三北”（華北、東北、西北）會議，在北京開幕，兩個會的主要議題，都是討論農村工作。
3月13日上午8時，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並“三北”會議寫了一封信談平均主義，號召大家親身到農村去調查情況，信中說：一些領導同誌至今對農村平均主義的問題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於事務工作，不做親身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或者看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於走馬觀花的調查，希望從此改正。他原定派陶鑄去北京通報“三南”會議情況，但馬上又改變主意，請“三北”會議移師廣州，合開廣州會議。
廣州會議於3月15日開幕。會議通過了《關於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給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陳雲親自赴老家上海青浦縣，開展調查。這是他解放後的第四次青浦農村調查。1955年1月、5月，1957年3月，他也曾回故鄉進行農村調查。
小蒸地處江南水鄉，湖蕩中的一個個小村莊，原來樹木蔥蘢，竹林茂密。現在卻是一片荒涼，村莊孤零零地散落在湖蕩中。看到家鄉情況，陳雲心裏很不好受。他說，原來這裏都是茂密的竹林包著村莊，遠處看都看不見房屋，公社化竹林都歸公了，樹木也歸公了，結果都被砍光。農民的竹林作用是很大的，這裏的生產用具、生活用具都離不了竹子，還可以製成竹器到市場上換錢用，農民從來不花錢到市場買竹扁擔、竹筐用的，現在也隻好花錢買了。
6月27日，陳雲到小蒸後，他住在自己娘舅一族的親屬、農民廖開北的家裏，做了15天的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