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急於求成反冒進！仗義執言受冤屈(7)
（4）市場供應緊張，商業庫存減少。1956年商品庫存為246億元，比上年減少17.2億元。減少部分是為彌補多印發的鈔票。當時商品庫減少的主要是布匹、12種主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和24種日用工業品以及糧食等。
（5）財政收支不平衡，出現赤字。經過及時反冒進後，盡管壓縮了各項開支，到1956年終，財政總收入為287.4億元，總支出為305.7億元，仍有赤字18.3億元。
（6）各項事業齊頭並進。農業生產規定過高的指標，並一再追加。如糧食，1955年9月確定的指標僅比豐收的1955年預計數增長1.7%，12月改為增長8.1%，1956年5月又改為增長9.1%。棉花增長指標由上年預算減產改為增長18%。農業生產大型工具的生產指標定得很高，如雙輪雙鏵犁，1956年要求生產500萬部。在農村不切實際過多過早興辦公共設施項目。在農村要求在2-3年內消滅文盲，強迫農民參加掃盲學習等。
富於務實精神的周恩來和陳雲，敏銳地發現了這股左傾冒進的苗頭，適時地告誡國務院各部門的領導者們，並立即進行一係列有效的反冒進的工作。
從1月10日至2月7日，在北京同時召開了全國計劃會議和全國財政會議。會議期間，2月3日、6日，周恩來先後兩次約李富春、李先念研究1956年年度計劃和這兩個會議存在冒進傾向的問題。在會議結束的2月7日，周恩來到會講話，指出：反右傾保守，轟轟烈烈，這是社會主義的喜事，但也帶來一個缺點，不小心謹慎辦事，有冒進急躁的現象。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要鼓勵，不能潑涼水。但各部門搞計劃要實事求是，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沒有根據的亂提計劃。各部門專業會議訂的計劃都很大，計委和財政部要壓一壓。周恩來提議，由李先念主持計委和財政部組織一個“促退會”對已定的各項指標，預算一律降低6%！5%，叫做“推平頭”這一決策是果斷而正確的。
2月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二十四次全體會議討論《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幹事項的決定（草案）》時，作了一個重要的發言，提出了四個問題：一、指出了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二、按照毛主席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大約再有三年時間，社會主義革命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完成的要求。這隻是講大體完成。在少數民族地區，三大改造會拖長一些，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反對操之過急和一刀切。三、強調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可以加快工業建設，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麽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要真正鞏固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成果，必須實現工業化才行。四、不論製訂部門計劃，還是十二年遠景計劃，都要實事求是，不能頭腦發熱，領導者要頭腦清醒為好。這次講話，主要是針對自1955年秋季以來一股勁地反對所謂右傾保守思想的情況下，左傾冒進正在抬頭，不切實際地提出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口號，強調要迅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各部門製訂年度計劃和十二年遠景規劃提出過高過急的指標等等。這反映了黨內對待經濟建設實際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指導方針。
2月10，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各部門、各地區提出的各項指標，實行“壓一壓”的方針。他抓住了嚴重妨礙當年計劃平衡的兩項指標作了較大幅度的削減：一是中央各部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削減6%，加上全國各地削減後的金額，全國基本建設投資預算由200多億元壓為180億元，再壓為147億元；二是削減雙輪雙鏵犁的年產量，由500萬部減為350萬部。會後，國家計委按照上述要求修改1956年度計劃。周恩來還責成有關部門負責人再對鋼材和其他主要物資進行檢查，注意糾正齊頭並進造成物資缺口的情況。
3月25日，國務院正式下達修改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由於這個草案所定的指標仍然過高。因此，實施不久，立即出現物資供求矛盾很大，使有些施工單位窩工、停工。但與此同時，還有些部門仍在追加基建項目和投資數額。4月初，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追加基建投資20億元，會上隻有一人表示同意，那時黨中央的民主生活還比較正常，所以，這個提議因絕大多數人不同意而作罷。會上和會後周恩來充分說明無法追加基建投資的原因。這埋下反冒進與反“反冒進”之爭。
4月10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時，討論計委提出的《關於1956年基本建設計劃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資的補充報告》，他再次重申：搞計劃要注意實事求是，要為平衡而奮鬥。這次會議對計委提出的關於新增基本建設項目和投資的幾個方案，再次肯定3月25日下達的方案。即允許各部門分別輕重緩急，緩辦一部分原定項目，在不增加投資和物資的前提下，補進3.5億元必須增加的新項目。周恩來還指出，即使是重點建設項目，我們也要實事求是。有的沒有材料，隻好不建。會議根據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的意見，確定開源節流，緩和供需矛盾的幾項重大措施。這樣，便把當時追加基建項目和投資的傾向及時地刹住了。
5月份，毛澤東離京外出休假。中央日常工作由劉少奇主持。
年初出現的經濟工作急躁冒進造成的矛盾日見顯露。5月11日，周恩來在會議上承認今年計劃有缺點，國務院也有責任。反保守大家都提大數字，計委也無辦法。去年年底，打120多億元的基建投資，後來又加到170億元，後高達200億元。雙輪雙鏵犁是個典型的例子，它的年產指標雖已由500萬部降為350萬部，但仍減得太少，於是這個項目把其他生產、基建都擠了。農業部有困難。中央曾允許地方可以推翻中央計劃，廖魯言同誌也擋不住。147億元基建投資，比去年增加66.1%。這樣大的數字，材料哪裏供應得上，必然要出問題，如果不壓，將要達到90%，計劃高了的結果，一是窩工損失；二是粗製濫造，超過經濟的可能。周恩來鮮明地指出：反右傾保守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周恩來再次言誠意切地告誡全黨，要從反右傾保守的迷誤中猛醒、而應集中全力糾正已經影響經濟建設全局的急躁冒進。
周恩來不僅是言者，同時也是行者。隨後在他主持下，約同李富春、李先念商議起草《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提交一屆三次人代會討論決定。並通過這次人代會號召全國人民共同實現1956年年度計劃而努力。在起草這個報告的過程中，再次解決訂得過高的生產、基建投資的指標。這個報告明確地指出，在當前生產領導工作中，要克服片麵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強調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
6月4日，劉少奇主持黨中央會議討論提交全國一屆三次人大會上的《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朱德、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維漢、胡喬木等。周恩來首先代表國務院介紹了半年來經濟建設所引起的種種矛盾和不平衡的問題，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決定製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同月10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了6月4日中央會議的有關決定。這是一項正確的決策，既及時地糾正急躁冒進的錯誤傾向，又從總結經驗教訓中產生了指導經濟建設的正確方針，八大堅持了這個積極而行之有效的方針。
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反冒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由於黨內對反冒進和八大所堅持的經濟方針存在著分歧，因此，反冒進之後又出現了一個反“反冒進”，急於求成的左傾錯誤逐步占據了上風，這是導致“大躍進”運動爆發的主因。
社會主義陣營萌動著“趕超”浪潮
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在影響著中國。“大躍進”運動的出現還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在十月革命40年大慶之際，1957年12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和64個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工人黨代表雲集莫斯科，召開了兩個重要會議。會議討論了當前和今後國際形勢、國際共運形勢，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的相互關係等一係列重大問題。毛澤東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出席了這兩個重要會議。
11月14日至16日，12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經過討論協商的基礎上，通過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毛澤東認為，這“是一篇馬克思主義性質的宣言。這個宣言總結了幾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最近幾年的經驗。有些經驗是從痛苦中得來的，這些痛苦教育了我們”。這個宣言，反映了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對國際形勢發展趨勢的一個共識：“在我們的時代裏，世界發展取決於兩個對立的社會製度競賽的進程和結果。”這個基本論斷，在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所通過的《和平宣言》中進一步申明：“讓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今後在發展和平科學、和平技術方麵彼此展開競賽吧。讓它們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爭取進步，爭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競賽中來證實自己的優越吧。”這是對現實世界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立鬥爭新的特點和科學概括。也就是說，今後鬥爭勝負，不僅僅取決於戰爭，而且重要的是綜合國力的競賽。這包括強大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國防實力、人民素質和生活質量諸多方麵因素的總和。這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脫胎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剛剛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的大國，一個尚未完成近代傳統產業革命的落後大國，更是一種嚴峻的挑戰！
遭受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壞的東西方大多數國家，在戰後十多年中，不同社會製度的多數國家都采取不同的發展戰略、政策、途徑，致力於恢複經濟、重建家園的工作。由於各自的內部基礎、外部條件各異，因此，經濟恢複發展的結果和趨勢大不相同。一般來說，西方國家比東方國家發展快，效果顯著。美國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利最大的國家，戰後成為頭號超級大國；英、法等戰勝國雖受到戰爭破壞，但基礎條件好，采取得當措施，恢複發展也快；德、日、意等戰敗國盡管因戰爭受到嚴重破壞，但是，其技術基礎、人才基礎仍保持相當的優勢，戰後大力加強國家幹預，依靠市場調節經濟，迅速發展科技、教育事業，經濟恢複和重建家園成效卓著，到50年代下半期已有相當的發展。然而，與此同時，一些東方國家還處於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抗擊外來侵略的戰爭中，到50年代才開始邁出恢複經濟、建設國家的步伐。蘇聯、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實行著缺乏活力的計劃經濟體係，排斥市場經濟；片麵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經濟發展同改善人民生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中國是東方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差距上百年，同蘇聯的差距也很大，基本國情還是“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
麵對這樣的國際形勢發展趨勢，兩大陣營之間的競賽不可避免，在社會主義陣營內各國自然萌動著一股“趕超”浪潮：
赫魯曉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上作報告談到蘇聯的前景和任務時，興奮地宣告：根據有待明確規定的初步草案，約15年內蘇聯的工業品年產量可以達到這樣的水平：鐵礦——2.5億到3億噸，生鐵——7500萬到8500萬噸，鋼——1億到1.2億噸，煤——6.5億到7.5億噸，石油——3.5億到4億噸，煤氣的開采和生產量——2.7千億到3.2千億立方公尺，電力——8000億到9000億度，水泥——9000萬噸到1.1億萬噸，糖——900萬到1000萬噸，毛織品——5.5億萬到6.5億萬公尺……
赫魯曉夫宣稱，當蘇聯已經過40年的發展，在國民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的提高方麵取得了卓越成就並且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的時候，有一切根據宣布，共產主義已經不是遙遠的未來的事情……
從赫魯曉夫所描繪15年後蘇聯的前景，就是在工業主要產品產量上超過美國，並實現向共產主義過渡。
（5）財政收支不平衡，出現赤字。經過及時反冒進後，盡管壓縮了各項開支，到1956年終，財政總收入為287.4億元，總支出為305.7億元，仍有赤字18.3億元。
（6）各項事業齊頭並進。農業生產規定過高的指標，並一再追加。如糧食，1955年9月確定的指標僅比豐收的1955年預計數增長1.7%，12月改為增長8.1%，1956年5月又改為增長9.1%。棉花增長指標由上年預算減產改為增長18%。農業生產大型工具的生產指標定得很高，如雙輪雙鏵犁，1956年要求生產500萬部。在農村不切實際過多過早興辦公共設施項目。在農村要求在2-3年內消滅文盲，強迫農民參加掃盲學習等。
富於務實精神的周恩來和陳雲，敏銳地發現了這股左傾冒進的苗頭，適時地告誡國務院各部門的領導者們，並立即進行一係列有效的反冒進的工作。
從1月10日至2月7日，在北京同時召開了全國計劃會議和全國財政會議。會議期間，2月3日、6日，周恩來先後兩次約李富春、李先念研究1956年年度計劃和這兩個會議存在冒進傾向的問題。在會議結束的2月7日，周恩來到會講話，指出：反右傾保守，轟轟烈烈，這是社會主義的喜事，但也帶來一個缺點，不小心謹慎辦事，有冒進急躁的現象。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要鼓勵，不能潑涼水。但各部門搞計劃要實事求是，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沒有根據的亂提計劃。各部門專業會議訂的計劃都很大，計委和財政部要壓一壓。周恩來提議，由李先念主持計委和財政部組織一個“促退會”對已定的各項指標，預算一律降低6%！5%，叫做“推平頭”這一決策是果斷而正確的。
2月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二十四次全體會議討論《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幹事項的決定（草案）》時，作了一個重要的發言，提出了四個問題：一、指出了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二、按照毛主席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大約再有三年時間，社會主義革命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完成的要求。這隻是講大體完成。在少數民族地區，三大改造會拖長一些，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反對操之過急和一刀切。三、強調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可以加快工業建設，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麽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要真正鞏固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成果，必須實現工業化才行。四、不論製訂部門計劃，還是十二年遠景計劃，都要實事求是，不能頭腦發熱，領導者要頭腦清醒為好。這次講話，主要是針對自1955年秋季以來一股勁地反對所謂右傾保守思想的情況下，左傾冒進正在抬頭，不切實際地提出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口號，強調要迅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各部門製訂年度計劃和十二年遠景規劃提出過高過急的指標等等。這反映了黨內對待經濟建設實際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指導方針。
2月10，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各部門、各地區提出的各項指標，實行“壓一壓”的方針。他抓住了嚴重妨礙當年計劃平衡的兩項指標作了較大幅度的削減：一是中央各部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削減6%，加上全國各地削減後的金額，全國基本建設投資預算由200多億元壓為180億元，再壓為147億元；二是削減雙輪雙鏵犁的年產量，由500萬部減為350萬部。會後，國家計委按照上述要求修改1956年度計劃。周恩來還責成有關部門負責人再對鋼材和其他主要物資進行檢查，注意糾正齊頭並進造成物資缺口的情況。
3月25日，國務院正式下達修改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由於這個草案所定的指標仍然過高。因此，實施不久，立即出現物資供求矛盾很大，使有些施工單位窩工、停工。但與此同時，還有些部門仍在追加基建項目和投資數額。4月初，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追加基建投資20億元，會上隻有一人表示同意，那時黨中央的民主生活還比較正常，所以，這個提議因絕大多數人不同意而作罷。會上和會後周恩來充分說明無法追加基建投資的原因。這埋下反冒進與反“反冒進”之爭。
4月10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時，討論計委提出的《關於1956年基本建設計劃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資的補充報告》，他再次重申：搞計劃要注意實事求是，要為平衡而奮鬥。這次會議對計委提出的關於新增基本建設項目和投資的幾個方案，再次肯定3月25日下達的方案。即允許各部門分別輕重緩急，緩辦一部分原定項目，在不增加投資和物資的前提下，補進3.5億元必須增加的新項目。周恩來還指出，即使是重點建設項目，我們也要實事求是。有的沒有材料，隻好不建。會議根據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的意見，確定開源節流，緩和供需矛盾的幾項重大措施。這樣，便把當時追加基建項目和投資的傾向及時地刹住了。
5月份，毛澤東離京外出休假。中央日常工作由劉少奇主持。
年初出現的經濟工作急躁冒進造成的矛盾日見顯露。5月11日，周恩來在會議上承認今年計劃有缺點，國務院也有責任。反保守大家都提大數字，計委也無辦法。去年年底，打120多億元的基建投資，後來又加到170億元，後高達200億元。雙輪雙鏵犁是個典型的例子，它的年產指標雖已由500萬部降為350萬部，但仍減得太少，於是這個項目把其他生產、基建都擠了。農業部有困難。中央曾允許地方可以推翻中央計劃，廖魯言同誌也擋不住。147億元基建投資，比去年增加66.1%。這樣大的數字，材料哪裏供應得上，必然要出問題，如果不壓，將要達到90%，計劃高了的結果，一是窩工損失；二是粗製濫造，超過經濟的可能。周恩來鮮明地指出：反右傾保守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周恩來再次言誠意切地告誡全黨，要從反右傾保守的迷誤中猛醒、而應集中全力糾正已經影響經濟建設全局的急躁冒進。
周恩來不僅是言者，同時也是行者。隨後在他主持下，約同李富春、李先念商議起草《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提交一屆三次人代會討論決定。並通過這次人代會號召全國人民共同實現1956年年度計劃而努力。在起草這個報告的過程中，再次解決訂得過高的生產、基建投資的指標。這個報告明確地指出，在當前生產領導工作中，要克服片麵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強調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
6月4日，劉少奇主持黨中央會議討論提交全國一屆三次人大會上的《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朱德、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維漢、胡喬木等。周恩來首先代表國務院介紹了半年來經濟建設所引起的種種矛盾和不平衡的問題，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決定製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同月10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了6月4日中央會議的有關決定。這是一項正確的決策，既及時地糾正急躁冒進的錯誤傾向，又從總結經驗教訓中產生了指導經濟建設的正確方針，八大堅持了這個積極而行之有效的方針。
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反冒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由於黨內對反冒進和八大所堅持的經濟方針存在著分歧，因此，反冒進之後又出現了一個反“反冒進”，急於求成的左傾錯誤逐步占據了上風，這是導致“大躍進”運動爆發的主因。
社會主義陣營萌動著“趕超”浪潮
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在影響著中國。“大躍進”運動的出現還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在十月革命40年大慶之際，1957年12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和64個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工人黨代表雲集莫斯科，召開了兩個重要會議。會議討論了當前和今後國際形勢、國際共運形勢，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的相互關係等一係列重大問題。毛澤東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出席了這兩個重要會議。
11月14日至16日，12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經過討論協商的基礎上，通過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毛澤東認為，這“是一篇馬克思主義性質的宣言。這個宣言總結了幾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最近幾年的經驗。有些經驗是從痛苦中得來的，這些痛苦教育了我們”。這個宣言，反映了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對國際形勢發展趨勢的一個共識：“在我們的時代裏，世界發展取決於兩個對立的社會製度競賽的進程和結果。”這個基本論斷，在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所通過的《和平宣言》中進一步申明：“讓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今後在發展和平科學、和平技術方麵彼此展開競賽吧。讓它們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爭取進步，爭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競賽中來證實自己的優越吧。”這是對現實世界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立鬥爭新的特點和科學概括。也就是說，今後鬥爭勝負，不僅僅取決於戰爭，而且重要的是綜合國力的競賽。這包括強大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國防實力、人民素質和生活質量諸多方麵因素的總和。這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脫胎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剛剛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的大國，一個尚未完成近代傳統產業革命的落後大國，更是一種嚴峻的挑戰！
遭受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壞的東西方大多數國家，在戰後十多年中，不同社會製度的多數國家都采取不同的發展戰略、政策、途徑，致力於恢複經濟、重建家園的工作。由於各自的內部基礎、外部條件各異，因此，經濟恢複發展的結果和趨勢大不相同。一般來說，西方國家比東方國家發展快，效果顯著。美國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利最大的國家，戰後成為頭號超級大國；英、法等戰勝國雖受到戰爭破壞，但基礎條件好，采取得當措施，恢複發展也快；德、日、意等戰敗國盡管因戰爭受到嚴重破壞，但是，其技術基礎、人才基礎仍保持相當的優勢，戰後大力加強國家幹預，依靠市場調節經濟，迅速發展科技、教育事業，經濟恢複和重建家園成效卓著，到50年代下半期已有相當的發展。然而，與此同時，一些東方國家還處於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抗擊外來侵略的戰爭中，到50年代才開始邁出恢複經濟、建設國家的步伐。蘇聯、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實行著缺乏活力的計劃經濟體係，排斥市場經濟；片麵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經濟發展同改善人民生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中國是東方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差距上百年，同蘇聯的差距也很大，基本國情還是“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
麵對這樣的國際形勢發展趨勢，兩大陣營之間的競賽不可避免，在社會主義陣營內各國自然萌動著一股“趕超”浪潮：
赫魯曉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上作報告談到蘇聯的前景和任務時，興奮地宣告：根據有待明確規定的初步草案，約15年內蘇聯的工業品年產量可以達到這樣的水平：鐵礦——2.5億到3億噸，生鐵——7500萬到8500萬噸，鋼——1億到1.2億噸，煤——6.5億到7.5億噸，石油——3.5億到4億噸，煤氣的開采和生產量——2.7千億到3.2千億立方公尺，電力——8000億到9000億度，水泥——9000萬噸到1.1億萬噸，糖——900萬到1000萬噸，毛織品——5.5億萬到6.5億萬公尺……
赫魯曉夫宣稱，當蘇聯已經過40年的發展，在國民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的提高方麵取得了卓越成就並且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的時候，有一切根據宣布，共產主義已經不是遙遠的未來的事情……
從赫魯曉夫所描繪15年後蘇聯的前景，就是在工業主要產品產量上超過美國，並實現向共產主義過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