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急於求成反冒進！仗義執言受冤屈(8)
莫斯科會議期間的會內會外，共產黨的領袖們都在思考、醞釀著本國今後發展的目標。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6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發言，相應地提出：“我國今年有了520萬噸鋼，再過五年，可能有1000萬到1500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2000萬到2500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3500萬到4000萬噸鋼。當然，也許我在這裏說了大話，將來國際會議再開會的時候，你們可能批評我是主觀主義。但是我是有相當根據的。我們有很多蘇聯專家幫助我們。中國人是想努力的。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誌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誌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2000萬噸鋼，再過15年，可能爬到年產3000萬噸鋼。中國呢？再過15年可能是4000萬噸，豈不超過英國嗎？那麽，在15年後，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
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中蘇兩個大黨、大國相繼提出超美、超英的口號下，莫斯科會議後，中國出現了“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運動。蘇聯提出正式“進入全麵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時期”，要在最短時間內在人均產值上超過美國，“保證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在朝鮮全麵展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千裏馬”運動。東歐各國進行著如火如荼的生產勞動競賽。由此可見，1958年中國敲響“大躍進”的戰鼓，絕非是孤立的。
農業率先“大躍進”
八屆三中全會在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同時，恢複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全會基本通過了《1956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簡稱《四十條》或《農業發展綱要》）。中央還作出《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要求各地要鼓起像1955年冬季高潮中那樣一股勁頭來，使這一運動“成為隨著目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高潮而來生產高潮的主要組成部分”。11月至12月間，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召開黨的代表大會，貫徹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為武器，批判“右傾保守”，落實40條，部署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在很短的時間裏，全國各地農村出現了空前規模的農田水利運動，投入勞動力逐月上升：10月份二三千萬人，11月份六七千萬人，12月份達8000萬人，1958年1月高達1億人。從1957年冬到1958年4月，在農業生產戰線上，出現可喜的形勢。全國水利工程建設按照工程應有的受益麵積計算。可擴大灌溉麵積3.5億畝。可改善灌溉麵積1.4億畝。治理了低窪易澇的耕地2億多畝。改造了瘠薄的耕地1億多畝。植樹造林2.9億畝。控製水土流失的麵積16萬平方公裏。積肥3100億擔。全國糧食播種麵積比1957年預計增加8000萬畝。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提出要《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40條》。會後，正式寫入《工作方法60條（草案）》之中，規定：“在今後五年內或者六年內，或者七年內，或者八年內，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規定。各省委、直屬市委、自治區黨委對於這個問題應當研究一下。就全國範圍來看，五年完成40條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毛澤東在1958年1月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還提出：15年要看頭五年，頭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看頭一年，頭一年要看頭一個月。在這樣的要求之下，有些省提出了“苦戰三年，改變麵貌”的口號。浙江、廣東、江蘇、山東、安徽、江西等省委提出，五年或者稍多一點時間，糧食生產達到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目標。
隨著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目標的確定，在批判反冒進的氣氛之下，農業生產主要產品的高指標相繼出台，1958年2月3日國家經委向一屆五次人大會議作關於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提出：1958年計劃糧食產量為3920億斤，比上年增加210億斤；棉花產量為3500萬擔，比上年增加220萬擔。這個指標基本上仍然按照八大通過的“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的要求，是切實可行的，然而，在頭腦發熱的情況下一再追加指標。1958年4月4日，國家經委調整了上述計劃。要求1958年糧食產量達到4397億斤，比上年增加497億斤；棉花產量達到4463萬擔，比上年增加1283萬擔。
為達到這樣的高指標，大力推廣深翻土地、合理密植、工具改革、養豬積肥等措施。然而，在求成過急的思想支配下，主觀主義大膨脹，對一些正確措施和具體經驗不顧客觀實際，任意拔高，照抄照搬，結果適得其反，鬧出很多笑話，摔大跤子。最突出的表現是浮誇風的泛濫。
以高速度為靈魂的總路線
1958年5月，黨中央召開八大二次會議。這次會議正確地提出：“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認為，現在已經是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務的時候了，已經是提出技術革命以及同技術革命相輔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時候了。”另一方麵，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觀點。錯誤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的正確分析；錯誤地提出了“我國現在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的論斷；錯誤地認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錯誤地對1956年反冒進作了不公正的結論。在正確與錯誤交織的複雜情況下。會議正式通過了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並規定“在繼續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積極地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爭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的工業產品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爭取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為盡快地把我國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批評了一些不同意指標過高的意見，說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都還有一部分“觀潮派”“秋後算賬派”。他要求各個山頭、村落，各個機關、部隊、工廠、合作社，都要插紅旗、拔白旗。
由此可見，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必然具有兩重性。正如《關於建國以後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其正確的一麵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這條總路線的確定，標誌著我黨在經濟建設工作上指導方針的失誤。
大煉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運動是總路線的產物。“大躍進”運動是以大煉鋼鐵為中心內容，隨著鋼鐵生產指標不斷加碼而發展起來的。
1958年2月3日，國家經委《關於1958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提出，1958年鋼產量為624.8萬噸，比上年增長19.2%。這一指標說明發展速度不低，但仍然沒有離開八大通過的“二五”計劃的軌道。同年3月31日，成都會議通過了國家經委提出的反映“大躍進新形勢”的《1958年計劃的預算的第二本賬的意見》，鋼產量由624.8萬噸提高到700萬噸。此意見在同年5月6日，中央政治局批準時再把鋼產量提高到711萬噸。八大二次會議結束後，整個經濟工作轉入了“以鋼為綱”的軌道。5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擴大會議時，華東區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到800萬噸。這被認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建議指標。”隨後，各大協作區紛紛召開鋼鐵規劃會議，各自提出明年鋼產指標：華東800萬噸。華北600萬噸，西南310萬噸，東北1100萬噸，西北150萬噸，並預計到1962年將達到八九千萬噸。在這種氣氛之下，6月19日，毛澤東邀集中央一些同誌和冶金工業部長談話，毛澤東提出，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為什麽不能翻一番？冶金工業部長回答，好吧！布置一下看。由此確定1958年鋼產指標為1070萬噸。同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時，這個意見被正式通過。
然而，從八個月來鋼生產情況看，由於生產能力不足，運輸、動力、原料不足等種種因素，1-8月份生產鋼隻有450萬噸左右，時間已過三分之二，而任務尚有三分之二，要在三分之一的時間內完成翻一番任務，時間太緊迫了，毛澤東對此很不樂觀，他曾念了一句古詩“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表達了他的心境。
為了實現“翻一番”，9月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發表的同時，《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立即行動起來，完成把鋼產量翻一番的偉大任務》社論；9月5日，再發表《全力保證鋼鐵生產》社論，要求與鋼鐵生產無直接關係的部門“停車讓路”。從此，一場億萬群眾參加的奪鋼保鋼的運動在神州大地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了。
“土洋結合”“大中小結合”是大煉鋼鐵的途徑。鋼鐵廠開足馬力，小高爐遍地開花，據不完全統計，7月份土小高爐約3萬座，8月增至17萬座，9月份達35萬座，10月底高達幾百萬座。各行各業都為“元帥”升帳讓路。從找礦、運輸、煉鋼、煉鐵、煉焦……都靠大批群眾投入。從中小學生到七八十歲老人，7月間投入人力約幾十萬人，8月間增加到幾百萬人，到10月、11月高達6000多萬人（還有一說是9000多萬人）。
經過四個月奮戰，12月22日，《人民日報》以套紅通欄標題報道：《一□七□萬噸鋼——黨的偉大號召勝利實現》。據冶金工業部12月19日的統計，今年全國生產鋼1073萬噸，比1957年的鋼產量增加了一倍。到12月31日，全年累計鋼產量達1108萬噸（應當說明，這些統計數字均包括不合格的土鋼在內）。
同鋼產翻番緊密相聯的是地方工業的大發展。“以鋼為綱”“一馬當先，萬馬奔騰”是當時編製發展國民經濟年度計劃的指導思想和主要方法。整個工業生產的部署是為了保證“鋼鐵元帥升帳”。在南寧會議上，黨中央提出在五年到十年內，各地方的工業產值都要超過當地農業產值。3月成都會議，又進一步提出發展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通過了《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到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區盡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五年到十年縮短為五年到七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地方工業的高潮正在全國形成，從省、市、縣到鄉、社紛紛提出大辦工業的躍進計劃，力爭在五年左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月初，黨中央和毛澤東先後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
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也要“大躍進”。在虛報浮誇的氣氛之下，各協作區也召開了農業會議。6月19日，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7月份，西北、華北，中南等地區也先後召開了農業協作會議，提出本地區農業生產“大躍進”的目標。一向低產的西北地區提出，全地區平均每人的糧食產量，1958年要達到1100斤，1959年要達到2000斤，到1962年要突破3000斤。實現農業增產的主要技術措施，是深翻改土，要求全國在兩三年內把全部耕地深翻一次；還要推行高度密植。從7月份起。各地連續報道“高產”衛星的消息：河南小麥畝產達7320斤；湖北早稻畝產36900多斤，廣西中稻畝產13萬斤，福建花生畝產1萬多斤。在此同時。《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年底算賬派輸定了》《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等社論，批判“算賬派”“條件論”“定局論”。認為農業高產“衛星”的事實生動地證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鼓吹”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獲，“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了的”，“隻要發揮了主觀能動性就可以有呼風喚雨的力量”。
工農業生產大躍進“思想文化建設也要”大躍進“1958年9月13日至20日，中宣部根據8月北戴河會議精神，召開了一次文藝創作座談會，著重討論了”大躍進中的文藝工作和迎接國慶十周年的文藝創作任務。與會者表示，要像生產1070萬噸鋼一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諸方麵都要爭取放“衛星”。文藝創作和批評都要大搞群眾運動。
1958年8月和10月間，文化部先後在安徽、鄭州召開了省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躍進”。會議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會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鄭州會議還提出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各級都要成立“藝術衛星指揮部”。一瞬間，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活動組織，例如江西省組織了5000多個山歌社，四川省組織了22000多個農村文藝創作小組。安徽省隊隊有創作小組。由於提出了放文藝衛星的任務。層層布置，層層加碼，使得許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實際甚至是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麽“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60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等。文藝創作出現了反現實主義的傾向，在“新民歌”中表現得十分突出，例如“稻粒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冬瓜，一幅豐收圖，躍進農民畫。”“今年是個豐收年，秋後糧食堆成山，不知糧食打多少，壓得地球打轉轉。”在教育、科技方麵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中蘇兩個大黨、大國相繼提出超美、超英的口號下，莫斯科會議後，中國出現了“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運動。蘇聯提出正式“進入全麵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時期”，要在最短時間內在人均產值上超過美國，“保證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在朝鮮全麵展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千裏馬”運動。東歐各國進行著如火如荼的生產勞動競賽。由此可見，1958年中國敲響“大躍進”的戰鼓，絕非是孤立的。
農業率先“大躍進”
八屆三中全會在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同時，恢複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全會基本通過了《1956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簡稱《四十條》或《農業發展綱要》）。中央還作出《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要求各地要鼓起像1955年冬季高潮中那樣一股勁頭來，使這一運動“成為隨著目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高潮而來生產高潮的主要組成部分”。11月至12月間，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召開黨的代表大會，貫徹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為武器，批判“右傾保守”，落實40條，部署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在很短的時間裏，全國各地農村出現了空前規模的農田水利運動，投入勞動力逐月上升：10月份二三千萬人，11月份六七千萬人，12月份達8000萬人，1958年1月高達1億人。從1957年冬到1958年4月，在農業生產戰線上，出現可喜的形勢。全國水利工程建設按照工程應有的受益麵積計算。可擴大灌溉麵積3.5億畝。可改善灌溉麵積1.4億畝。治理了低窪易澇的耕地2億多畝。改造了瘠薄的耕地1億多畝。植樹造林2.9億畝。控製水土流失的麵積16萬平方公裏。積肥3100億擔。全國糧食播種麵積比1957年預計增加8000萬畝。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提出要《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40條》。會後，正式寫入《工作方法60條（草案）》之中，規定：“在今後五年內或者六年內，或者七年內，或者八年內，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規定。各省委、直屬市委、自治區黨委對於這個問題應當研究一下。就全國範圍來看，五年完成40條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毛澤東在1958年1月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還提出：15年要看頭五年，頭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看頭一年，頭一年要看頭一個月。在這樣的要求之下，有些省提出了“苦戰三年，改變麵貌”的口號。浙江、廣東、江蘇、山東、安徽、江西等省委提出，五年或者稍多一點時間，糧食生產達到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目標。
隨著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目標的確定，在批判反冒進的氣氛之下，農業生產主要產品的高指標相繼出台，1958年2月3日國家經委向一屆五次人大會議作關於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提出：1958年計劃糧食產量為3920億斤，比上年增加210億斤；棉花產量為3500萬擔，比上年增加220萬擔。這個指標基本上仍然按照八大通過的“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的要求，是切實可行的，然而，在頭腦發熱的情況下一再追加指標。1958年4月4日，國家經委調整了上述計劃。要求1958年糧食產量達到4397億斤，比上年增加497億斤；棉花產量達到4463萬擔，比上年增加1283萬擔。
為達到這樣的高指標，大力推廣深翻土地、合理密植、工具改革、養豬積肥等措施。然而，在求成過急的思想支配下，主觀主義大膨脹，對一些正確措施和具體經驗不顧客觀實際，任意拔高，照抄照搬，結果適得其反，鬧出很多笑話，摔大跤子。最突出的表現是浮誇風的泛濫。
以高速度為靈魂的總路線
1958年5月，黨中央召開八大二次會議。這次會議正確地提出：“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認為，現在已經是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務的時候了，已經是提出技術革命以及同技術革命相輔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時候了。”另一方麵，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觀點。錯誤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的正確分析；錯誤地提出了“我國現在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的論斷；錯誤地認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錯誤地對1956年反冒進作了不公正的結論。在正確與錯誤交織的複雜情況下。會議正式通過了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並規定“在繼續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積極地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爭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的工業產品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爭取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為盡快地把我國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批評了一些不同意指標過高的意見，說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都還有一部分“觀潮派”“秋後算賬派”。他要求各個山頭、村落，各個機關、部隊、工廠、合作社，都要插紅旗、拔白旗。
由此可見，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必然具有兩重性。正如《關於建國以後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其正確的一麵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這條總路線的確定，標誌著我黨在經濟建設工作上指導方針的失誤。
大煉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運動是總路線的產物。“大躍進”運動是以大煉鋼鐵為中心內容，隨著鋼鐵生產指標不斷加碼而發展起來的。
1958年2月3日，國家經委《關於1958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提出，1958年鋼產量為624.8萬噸，比上年增長19.2%。這一指標說明發展速度不低，但仍然沒有離開八大通過的“二五”計劃的軌道。同年3月31日，成都會議通過了國家經委提出的反映“大躍進新形勢”的《1958年計劃的預算的第二本賬的意見》，鋼產量由624.8萬噸提高到700萬噸。此意見在同年5月6日，中央政治局批準時再把鋼產量提高到711萬噸。八大二次會議結束後，整個經濟工作轉入了“以鋼為綱”的軌道。5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擴大會議時，華東區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到800萬噸。這被認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建議指標。”隨後，各大協作區紛紛召開鋼鐵規劃會議，各自提出明年鋼產指標：華東800萬噸。華北600萬噸，西南310萬噸，東北1100萬噸，西北150萬噸，並預計到1962年將達到八九千萬噸。在這種氣氛之下，6月19日，毛澤東邀集中央一些同誌和冶金工業部長談話，毛澤東提出，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為什麽不能翻一番？冶金工業部長回答，好吧！布置一下看。由此確定1958年鋼產指標為1070萬噸。同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時，這個意見被正式通過。
然而，從八個月來鋼生產情況看，由於生產能力不足，運輸、動力、原料不足等種種因素，1-8月份生產鋼隻有450萬噸左右，時間已過三分之二，而任務尚有三分之二，要在三分之一的時間內完成翻一番任務，時間太緊迫了，毛澤東對此很不樂觀，他曾念了一句古詩“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表達了他的心境。
為了實現“翻一番”，9月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發表的同時，《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立即行動起來，完成把鋼產量翻一番的偉大任務》社論；9月5日，再發表《全力保證鋼鐵生產》社論，要求與鋼鐵生產無直接關係的部門“停車讓路”。從此，一場億萬群眾參加的奪鋼保鋼的運動在神州大地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了。
“土洋結合”“大中小結合”是大煉鋼鐵的途徑。鋼鐵廠開足馬力，小高爐遍地開花，據不完全統計，7月份土小高爐約3萬座，8月增至17萬座，9月份達35萬座，10月底高達幾百萬座。各行各業都為“元帥”升帳讓路。從找礦、運輸、煉鋼、煉鐵、煉焦……都靠大批群眾投入。從中小學生到七八十歲老人，7月間投入人力約幾十萬人，8月間增加到幾百萬人，到10月、11月高達6000多萬人（還有一說是9000多萬人）。
經過四個月奮戰，12月22日，《人民日報》以套紅通欄標題報道：《一□七□萬噸鋼——黨的偉大號召勝利實現》。據冶金工業部12月19日的統計，今年全國生產鋼1073萬噸，比1957年的鋼產量增加了一倍。到12月31日，全年累計鋼產量達1108萬噸（應當說明，這些統計數字均包括不合格的土鋼在內）。
同鋼產翻番緊密相聯的是地方工業的大發展。“以鋼為綱”“一馬當先，萬馬奔騰”是當時編製發展國民經濟年度計劃的指導思想和主要方法。整個工業生產的部署是為了保證“鋼鐵元帥升帳”。在南寧會議上，黨中央提出在五年到十年內，各地方的工業產值都要超過當地農業產值。3月成都會議，又進一步提出發展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通過了《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到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區盡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五年到十年縮短為五年到七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地方工業的高潮正在全國形成，從省、市、縣到鄉、社紛紛提出大辦工業的躍進計劃，力爭在五年左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月初，黨中央和毛澤東先後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
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也要“大躍進”。在虛報浮誇的氣氛之下，各協作區也召開了農業會議。6月19日，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7月份，西北、華北，中南等地區也先後召開了農業協作會議，提出本地區農業生產“大躍進”的目標。一向低產的西北地區提出，全地區平均每人的糧食產量，1958年要達到1100斤，1959年要達到2000斤，到1962年要突破3000斤。實現農業增產的主要技術措施，是深翻改土，要求全國在兩三年內把全部耕地深翻一次；還要推行高度密植。從7月份起。各地連續報道“高產”衛星的消息：河南小麥畝產達7320斤；湖北早稻畝產36900多斤，廣西中稻畝產13萬斤，福建花生畝產1萬多斤。在此同時。《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年底算賬派輸定了》《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等社論，批判“算賬派”“條件論”“定局論”。認為農業高產“衛星”的事實生動地證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鼓吹”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獲，“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了的”，“隻要發揮了主觀能動性就可以有呼風喚雨的力量”。
工農業生產大躍進“思想文化建設也要”大躍進“1958年9月13日至20日，中宣部根據8月北戴河會議精神，召開了一次文藝創作座談會，著重討論了”大躍進中的文藝工作和迎接國慶十周年的文藝創作任務。與會者表示，要像生產1070萬噸鋼一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諸方麵都要爭取放“衛星”。文藝創作和批評都要大搞群眾運動。
1958年8月和10月間，文化部先後在安徽、鄭州召開了省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躍進”。會議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會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鄭州會議還提出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各級都要成立“藝術衛星指揮部”。一瞬間，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活動組織，例如江西省組織了5000多個山歌社，四川省組織了22000多個農村文藝創作小組。安徽省隊隊有創作小組。由於提出了放文藝衛星的任務。層層布置，層層加碼，使得許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實際甚至是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麽“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60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等。文藝創作出現了反現實主義的傾向，在“新民歌”中表現得十分突出，例如“稻粒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冬瓜，一幅豐收圖，躍進農民畫。”“今年是個豐收年，秋後糧食堆成山，不知糧食打多少，壓得地球打轉轉。”在教育、科技方麵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