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豐澤園主席論大小！俞、胡相繼受批判(1)
第一節 行乞支教被扣帽紅樓一現成曇花
義學建成後，武訓又用下跪乞討的方法請來教師和學生，窮孩子終於可以進學堂讀書了。《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武訓曆史調查記》，為武訓扣上了“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三頂帽子，武訓成為曆史罪人。毛澤東在信中對“大人物”阻撓“小人物”的嚴厲批評，使當初曾對兩位青年的問詢“置之不理”的《文藝報》陷入了困境。
武訓是個什麽樣的人
武訓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之家，幼年喪父，隨母乞求。長大後給地主當長工，在給地主張老辮扛活時，張老辮欺他不識字，賴掉他的3年工錢——18吊錢，還說明明賬上寫著他已支走工錢，武訓說了一句：“一個人要憑良心”，就被張老辮毒打一頓，趕出門外。武訓自此醒悟，窮人隻有識了字，有了文化，才能不受地主的欺侮，因此，他決心靠乞討攢錢興辦義學，讓窮人的孩子讀上書，從此，他走上了行乞興學的道路。
他為了得到施舍，裝著笑臉，到處向人下跪磕頭。為了能討到錢，他學狗爬，讓人當驢當馬騎，表演喝髒水、吞食磚頭、屎尿、蛇蠍，甚至任人拳打腳踢，“打一拳，兩個錢；踢一腳，三個錢。”就這樣，一點一點地把錢積蓄起來，而他自己隻是每天兩個粗饃維持生存。
同治初年，武訓與兄分居，分得土地3畝，他給轉賣出去，賣錢120吊，加上曆年儲蓄，共計210吊。請人代為放債，獲取利息，1878年起，開始典買土地，收取地租，到1886年，陸續買地230餘畝，積錢2800餘吊，1887年，柳林鎮郭芬慷慨捐助土地一畝八分七厘，作為義學校址。武訓在此建瓦房20間，修築義學。1888年，義學建成，取名“崇賢義塾”。武訓30年宏願實現。1890年，館陶縣城北莊科村千佛寺僧人了證拿出自己多年積蓄，在楊二莊置學田80畝，宅基一所，建房十餘間。武訓捐資300吊，助其辦學。楊二莊義學成立。1896年，武訓在臨清禦史巷建第三所義學。這時，武訓已50多歲，乞討30餘年。
義學建成後，武訓又用下跪乞討的方法請來教師和學生，窮孩子終於可以進學堂讀書了。
然而武訓仍過著乞討的生活，畢了業的學生圍著他乞求，不要再這樣對待自己，然而武訓仍一如既往，手持破瓢，手拄棍子，繼續流浪乞討，有病也舍不得花錢去看。就在建成第三所義學的那年農曆四月，因為生病，他在一座倒塌的房子中拾了幾粒發黴的中藥丸，吃後中毒而死。這一年是1896年，終年58歲。他死後，葬於柳林鎮“崇賢義塾”東側。
武訓喊出“扛活叫人欺”“修個義學為貧寒”的口號，行乞辦義學，“讓窮孩子會寫會算，不受人騙”，這是勞動人民不甘欺侮，要求文化翻身的共同心聲。他曆盡艱難，“設學三州縣”，可說是中國文化教育史上亙古未有的業績。
清政府曾賜予武訓“樂善好施”的匾額，封其為“義學正”，西太後慈禧也曾賞其黃馬褂。辛亥革命以後，武訓被譽為中國教育事業的楷模。李公樸曾稱其為“現代的聖人”。為紀念武訓，抗戰時期的冀魯豫邊區政府曾明令將武訓的故鄉堂邑縣改稱“武訓縣”，柳林鎮改為“武訓鎮”，並舉行各種紀念活動。
武訓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很有影響。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辭典》中，因為他沒有文化，故稱他為“無聲教育家”。
《武訓傳》獲得的譽與毀
孫瑜看過《武訓先生畫傳》後，深為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跡所感動，決定動筆把故事改編為電影劇本。1948年，《武訓傳》電影劇本寫成。
1948年夏，《武訓傳》開始在北京拍攝，11月，偽國防部中國製片廠停止攝製。其後，幾經周折，終未完成。
解放後，曾因武訓行乞興學，其個人的悲劇性的反抗鬥爭方式與剛剛解放的中國那種火熱的革命勝利情緒不相協調，考慮停拍。
1950年，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同誌們進行了幾次劇本座談，認為《武訓傳》仍有拍攝的價值：（一）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武訓傳》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武訓都能認識文化的重要，為窮孩子爭取受教育的權利，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更應努力掃除文盲，普及教育，加緊學習文化。（二）鏟除封建殘餘，配合土改政策。影片描述了封建主義和地主惡霸反動勢力的殘暴。武訓的鬥爭方式不能徹底鏟除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隻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做到這一點。（三）歌頌忘我的服務精神。武訓典型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俯首甘為孺子牛”。
同時編導孫瑜又對劇本進行了修改，特別增加了結尾的內容。
修改後的電影結尾是由解放後的小學女教師對武訓興學失敗做了一個結論。女教師說：“武訓先生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不屈服地、堅韌地鬥爭了一輩子。可是他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個‘義學’，後來都給地主們搶過去了。所以，單靠念書，也解放不了窮人……中國勞動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役和流血鬥爭，才在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之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電影《武訓傳》公映後，好評如潮。報刊雜誌上不斷有讚揚文章出現，稱它是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對武訓也是一片頌揚之聲，稱他是“中國曆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麵旗幟”，他“艱苦不拔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和行為，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學習的榜樣”，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甘“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一些原來不安心教書工作的教師，看了《武訓傳》後，也發表文章，表示要像武訓那樣，安心工作，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人民的教育事業。
與此同時，也有人發表文章，對電影《武訓傳》和武訓其人提出批評。認為電影《武訓傳》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嚴重思想錯誤的作品”，“它歌頌了不應當歌頌的人物，它表揚了不必要表揚的事跡。”認為武訓“不足為訓”，他“走的是階級調和的路線”，“沒有站穩立場，是向統治者作了半生半世的妥協和變節。”以武訓的精神教育人民，隻能是“降低和腐蝕群眾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戰鬥力”，給予人民在精神上的影響不是自尊與自豪，而是自卑與自賤，這與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曆史不相稱，與偉大的現實運動不相應。
關於電影《武訓傳》的是與非，在文教界展開了自由的論爭。
毛澤東親草社論
電影《武訓傳》拍成後，毛澤東看了影片，也注意到了文教界的討論。他敏銳地感到電影《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關係到如何看待中國曆史和中國革命的大問題。對於文教界的一片頌揚之聲十分不滿，認為這暴露了我國文藝界、知識界的思想混亂。他站在了對電影《武訓傳》持批評態度的一邊，並親自執筆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於1951年5月20日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
在社論中，毛澤東尖銳地抨擊了武訓行乞興學的活動，指出在清末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武訓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得到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之能事。他批評電影《武訓傳》的作者是站在維護舊事物的立場上，宣揚了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的思想，否定了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
毛澤東列舉了一係列已發表的讚揚電影《武訓傳》和武訓的文章及作者，指出如此之多的歌頌，足以說明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何種程度。他特別指責了一些共產黨員，在這場鬥爭中學得的馬克思主義跑到什麽地方去了？這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毛澤東號召“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同一天，《人民日報》“黨的生活”專欄發表了《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的評論。評論指出，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一場原則性的思想鬥爭，要求每個看過這部電影或看過歌頌武訓的論文的共產黨員都應當起來自覺地同錯誤思想做鬥爭，要求“歌頌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一律要作嚴肅的公開自我批評；而擔任文藝、教育、宣傳工作的黨員幹部，特別是與武訓、《武訓傳》及其評論有關的……幹部，還要作出適當的結論。”5月23日，中央電影局也向全國電影從業人員發出“通知”，“均須在各該單位負責同誌有計劃領導下，進行並展開對《武訓傳》的討論，借以提高思想認識，同時並須負責向觀眾進行教育，以肅清不良影響。並須將討論結果及經過情況隨時匯報來局。”
自此，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對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群眾性討論和批判運動。《人民日報》社論成為此次運動的指導方針和思想武器。影片剛剛公演時的那種自由討論變成了一麵倒的猛烈批判。
政治與學術的混淆
1951年5月時，中宣部、教育部、華東局又先後發出指示和通知，指出開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重要的政治任務，是一種全國性的思想運動。說“武訓精神”已經成為人民教育事業前進的嚴重的思想障礙，要求把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普及到每一個學校、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和每一個文藝工作者，並且要聯係實際檢查自己。
各個報刊、雜誌發表大量的批判文章。電影《武訓傳》的編導演、與此片有關的領導幹部，以及發表過讚揚文章的同誌都被迫做了檢查。在一些學校甚至出現人人過關，批判“小武訓”“活武訓”的現象。
與此同時，由人民日報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武訓曆史調查團，在堂邑、臨清、館陶等地進行了20多天的調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武訓曆史調查記》，為武訓扣上了“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三頂帽子，武訓成為曆史罪人。
1951年6月，調查團由江青等人帶隊到山東進行調查，在未告之調查目的前，被調查人大都對武訓加以讚揚，稱他是好人、聖人。
然而調查團的目的是為武訓已定的罪名找罪證，帶著框框去調查，不願聽讚揚武訓的話。
由於武訓曾買了幾百畝地，調查記中就稱其為大地主，然而武訓的地都為義學所有，並未盤剝群眾，過地主生活，當地人也都稱他叫化子。“大債主”的罪名，是說他拿積攢的錢去放債，武訓確實積攢了上萬貫錢，這些錢除了一部分寄存在錢莊銀號外，有一部分借了出去，大部分借給了商人。借債也得了一些利息，這些錢也都用在了義學上。
“大流氓”的帽子，更是以流言蜚語為根據，無從證實的一個罪名。開調查會時，有的群眾當玩笑說：武訓曾認了一個30多歲的寡婦為幹娘，還吃過他幹娘的奶。同時調查組認為武訓經常為討錢在地上打滾、學爬、出洋相等是流氓行為，並且揣猜當地可能有個流氓集團，武訓可能是這個集團的頭頭。
顯然，這些結論是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
同時，調查記還指出武訓所辦的義學是“不義之學”，是依靠封建統治勢力，剝削、敲榨勞動人民的財富，替地主和商人辦學校。斷言電影《武訓傳》的編導及其他關於武訓著作的作者，是站在反動立場上，顛倒黑白，欺騙人民。這篇調查記的發表，實際上為武訓曆史作了結論。
8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周揚的長篇論文《反人民反曆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為《武訓傳》的批判作了總結。
影片《武訓傳》確實存在某些缺點，帶有某些消極的東西，對於它的不同意見、讚與毀的爭論都是正常的，對於文藝創作中所存在的問題，通過討論、辯論得以解決，對促進文藝事業的發展是有益的。然而采用大批判的政治運動形式來解決文藝創作問題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顯然是不恰當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也過於簡單和粗暴，而且不夠實事求是，甚至錯誤地上綱，把《武訓傳》說成是反對土地改革、反對鎮壓反革命、反對抗美援朝。在運動中，在黨報上，以社論的形式，公開點了43篇讚揚文章、48個作者的名，對作者造成極大的政治壓力，同時，讚揚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人，被迫作公開的檢討。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開創了對文藝創作幹涉過多，用政治運動解決意識形態領域裏問題的先例，對於文藝教育事業的發展，對於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都帶來了一定的副作用。
綿長的陰影
由於電影《武訓傳》是在陶行知先生的提議下創作出來的，同時，陶行知也極為推崇武訓，因此，在這次運動中，陶行知先生在逝世多年後，被公開點名受到批判，他輝煌的教育思想也受到了指責，這對新中國的教育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他早年在金陵大學文學係畢業後留學美國，學習市政和教育，獲兩個碩士學位。在哥倫比亞大學曾受教於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1917年陶行知回國，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科主任，講授教育學、教育行政等課，開始了他的教育生涯。1920年，他任“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幹事，不久他發起組織“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積極推行平民教育。呼籲改變農民沒有文化，不懂科學，得不到教育的狀況。並創辦南京市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即曉莊師範），把他的教育思想進行實施。抗戰爆發後，他把生活教育與抗日救國聯係起來，使生活教育走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45年，積極開展民主教育運動。“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國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又說：“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辦的教育，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辦的教育。”1946年他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任校長。辦學的目的是使失學青年有進修高等教育的機會。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腦溢血突然去世，年僅55歲。中共中央在延安為陶行知先生舉行了追悼會，悼詞稱“他的死，是在為獨立、為和平、為民主的奮鬥中勞苦過度而死的。”為人民的教育事業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陶行知提倡平民教育，希望“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銀錢去教一般人讀好書，做好人”。以改造社會，富國強民。他的教育思想是喚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把教育從“少爺小姐”手裏變為人民大眾的教育。並把教育作為啟迪人民覺悟、激發人民愛國精神的手段，引導人民追求美好的未來。
陶行知最根本的教育思想是生活教育。他認為中國教育的最大缺點是“為辦教育而辦教育”，教育與生活相脫離，先生是“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這種教育隻能培養既不勞心也不勞力的“書呆子”，陶先生則主張實行“教學做合一”的生活教育。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思想。
他的“教學做合一”的教學方法很值得我們借鑒。他批評傳統教育隻管教，不管學，隻教書，不教人，脫離社會實際的弊病。提出，教師的責任不在教書，而在教學生，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能夠手腦並用，不要把學生培養成書呆子。對於教師，則要“教學相長”，不斷進步。
作為為尋找中國大眾教育出路而奮鬥一生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對武訓是極為推崇的。他曾說過：“武訓先生的精神，可以用三個無，四個有來表現他。他一無錢，二無靠山，三無學校教育。但他所以能辦三個學校，是因為他的四有：一、他有合於大眾需要的宏願；二、他有合於自己能力的辦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潔；四、他有盡其在我堅持到底的決心。”因此，陶行知曾發起“新武訓運動”，創立以武訓命名的學校。
武訓和陶行知辦學所處的環境是相同的，一個是在封建社會，一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裏辦學，都是在抗爭奮鬥中辦學，陶先生很重視武訓，他曾說：“我對自己說武訓先生以一個乞丐而創辦柳林、臨清、館陶三個義塾。我和我的朋友的社會關係都比他好，連一個學校也不能維持，何以對得起小朋友，又何以對得起中華民族。”陶行知決心募集200萬基金辦好學校。他本人“賣字興學”，節衣縮食，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
然而武、陶二人的辦學宗旨卻不同，武訓是：“你們念好了書，千萬不要忘記窮人。”而陶先生則旨在推行“生活教育”，要“為中國教育探獲生路”，是孫中山先生“喚起民眾”“扶助農工”的具體化，郭沫若稱其為“孫中山死後的一位孫中山”。毛澤東稱他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我黨老教育家徐特立稱讚陶行知“為中國新教育放下了一塊奠基石”，他的教育思想在很多方麵適合社會主義教育的需要，可以在社會主義教育中發揮作用和影響。恰在此時，批判《武訓傳》，牽連到陶行知，使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受到冷落和批判，阻礙了我國教育製度的正常發展。
1985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說：1951年對《武訓傳》的批判是非常片麵、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
風起青萍之末
“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
“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
胡繩在30多年後充分肯定俞平伯“是一位有學術貢獻的愛國者”，“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的圍攻是不正確的。”“對於學術領域的問題，隻能由學術界自由討論，我國憲法對這種自由是嚴格保護的”。“黨對這類屬於人民民主範圍內的討論，不需要、也不應該作出任何‘裁決’。”
1954年10月，一封由毛澤東親筆署名的信件，擺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黨的有關方麵負責人的辦公桌上。那時人們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波及全國範圍的思想文化領域批判運動的開端。而引發毛澤東寫這封信的，是被稱為“小人物”的兩位青年作者在發表文章時的際遇。這是一篇關於重新評價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的文章，它被認為觸動了“紅學”界素負盛名的大“紅學”家和某些阻撓文章發表的“大人物”。由此，中國的學術文化界掀起了一陣軒然大波……
《紅樓夢》作為中國近代優秀的現實主義文學巨著，曆來受到學術研究者的關注。對它的各種不同評價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並共同構成了一個專門學問——“紅學”。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界，在此之前的一般稱為“舊紅學”，此後的則為“新紅學”。“舊紅學”中的主要流派是“索隱派”，即主要把《紅樓夢》看成是影射清朝的具體人物和事件，為了“索”出“隱”去的真人實事，極盡穿鑿附會；或者是把《紅樓夢》看成一部單純的政治小說，認為寫的都是康熙雍正年間的滿漢鬥爭，為了推求小說中的人物故事的“底本”，不惜濫加猜度臆測。五四運動以後，以胡適為代表的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擬駁了“索隱派”的種種謬說，開始采用新的方法研究《紅樓夢》，特別是對作者曹雪芹和他的家世以及曆代各種版本作了周密的考據。通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得出《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的新結論。胡適1921年寫成《紅樓夢考證》，俞平伯1922年寫成《紅樓夢辨》。這兩部書當時並稱為“新紅學”的代表作。
俞平伯作為“新紅學派”的肇始者，與胡適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在出版《紅樓夢辨》以後不久（1925年），俞平伯就曾表示不同意胡適的“自敘傳”說，認為《紅樓夢》中賈家的事雖偶有些跟曹雪芹家相合或相關，卻決不能處處比附，而流於“索隱派”的窠臼。此後，俞平伯的“紅學家”的聲名一直不減。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胡適在政治上依附國民黨而逃離大陸，俞平伯便處於大陸紅學界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著作也得到有關方麵的推崇。俞平伯新版《紅樓夢研究》發表後，中國文聯的機關刊物《文藝報》1953年5月出版的第9號，向讀者推薦這部著作，給予了很高評價，其中說“過去所有紅學家都戴了有色眼鏡，做了許多索隱，全是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紅樓夢研究》一書做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過去‘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功績。其他有價值的考證和研究也還有不少。”隨著這本書的出版，俞平伯應報刊約稿陸續發表了一些介紹《紅樓夢》的文章，其中一篇近十萬言的《讀紅樓夢隨筆》，於1954年1月1日至4月23日在香港《大公報》連載。另有《紅樓夢簡論》一文發表於《新建設》1954年3月號上。這是俞平伯研究《紅樓夢》成果的扼要總結，文章共三節，分別論述和介紹了《紅樓夢》的傳統性、獨創性及著書的情況。
“新紅學”在批判“舊紅學”的過程中形成，以其進步的研究方法戰勝了“舊紅學”而自成一派，在校勘、考訂及至追根溯源、對作品的藝術鑒賞和思想傾向的評價等方麵，均頗有建樹。胡適提出的“自敘傳”說，總起來比“索隱派”更接近作品的實際，注意到了作者的經曆、思想與作品的關係，也是學術上的一個進步。然而，由於曆史和認識的局限，“新紅學派”仍然沒有從各種謬誤中解脫出來，沒有也不可能提出或采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論證方法，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確評價《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如何更好地繼承這筆豐富、寶貴的文學遺產，是新的時代條件下“紅學”繼續發展的一大課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建設，也要求通過像新舊“紅學”交替時期那種必要的批判、揚棄，使“紅學”逐步走向現實主義典型論的科學之門。正是這樣的思想文化和社會曆史的大背景，把兩個“小人物”推到了“紅學”論爭的前台。
義學建成後，武訓又用下跪乞討的方法請來教師和學生，窮孩子終於可以進學堂讀書了。《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武訓曆史調查記》，為武訓扣上了“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三頂帽子，武訓成為曆史罪人。毛澤東在信中對“大人物”阻撓“小人物”的嚴厲批評，使當初曾對兩位青年的問詢“置之不理”的《文藝報》陷入了困境。
武訓是個什麽樣的人
武訓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之家，幼年喪父，隨母乞求。長大後給地主當長工，在給地主張老辮扛活時，張老辮欺他不識字，賴掉他的3年工錢——18吊錢，還說明明賬上寫著他已支走工錢，武訓說了一句：“一個人要憑良心”，就被張老辮毒打一頓，趕出門外。武訓自此醒悟，窮人隻有識了字，有了文化，才能不受地主的欺侮，因此，他決心靠乞討攢錢興辦義學，讓窮人的孩子讀上書，從此，他走上了行乞興學的道路。
他為了得到施舍，裝著笑臉，到處向人下跪磕頭。為了能討到錢，他學狗爬，讓人當驢當馬騎，表演喝髒水、吞食磚頭、屎尿、蛇蠍，甚至任人拳打腳踢，“打一拳，兩個錢；踢一腳，三個錢。”就這樣，一點一點地把錢積蓄起來，而他自己隻是每天兩個粗饃維持生存。
同治初年，武訓與兄分居，分得土地3畝，他給轉賣出去，賣錢120吊，加上曆年儲蓄，共計210吊。請人代為放債，獲取利息，1878年起，開始典買土地，收取地租，到1886年，陸續買地230餘畝，積錢2800餘吊，1887年，柳林鎮郭芬慷慨捐助土地一畝八分七厘，作為義學校址。武訓在此建瓦房20間，修築義學。1888年，義學建成，取名“崇賢義塾”。武訓30年宏願實現。1890年，館陶縣城北莊科村千佛寺僧人了證拿出自己多年積蓄，在楊二莊置學田80畝，宅基一所，建房十餘間。武訓捐資300吊，助其辦學。楊二莊義學成立。1896年，武訓在臨清禦史巷建第三所義學。這時，武訓已50多歲，乞討30餘年。
義學建成後，武訓又用下跪乞討的方法請來教師和學生，窮孩子終於可以進學堂讀書了。
然而武訓仍過著乞討的生活，畢了業的學生圍著他乞求，不要再這樣對待自己，然而武訓仍一如既往，手持破瓢，手拄棍子，繼續流浪乞討，有病也舍不得花錢去看。就在建成第三所義學的那年農曆四月，因為生病，他在一座倒塌的房子中拾了幾粒發黴的中藥丸，吃後中毒而死。這一年是1896年，終年58歲。他死後，葬於柳林鎮“崇賢義塾”東側。
武訓喊出“扛活叫人欺”“修個義學為貧寒”的口號，行乞辦義學，“讓窮孩子會寫會算，不受人騙”，這是勞動人民不甘欺侮，要求文化翻身的共同心聲。他曆盡艱難，“設學三州縣”，可說是中國文化教育史上亙古未有的業績。
清政府曾賜予武訓“樂善好施”的匾額，封其為“義學正”，西太後慈禧也曾賞其黃馬褂。辛亥革命以後，武訓被譽為中國教育事業的楷模。李公樸曾稱其為“現代的聖人”。為紀念武訓，抗戰時期的冀魯豫邊區政府曾明令將武訓的故鄉堂邑縣改稱“武訓縣”，柳林鎮改為“武訓鎮”，並舉行各種紀念活動。
武訓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很有影響。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辭典》中，因為他沒有文化，故稱他為“無聲教育家”。
《武訓傳》獲得的譽與毀
孫瑜看過《武訓先生畫傳》後，深為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跡所感動，決定動筆把故事改編為電影劇本。1948年，《武訓傳》電影劇本寫成。
1948年夏，《武訓傳》開始在北京拍攝，11月，偽國防部中國製片廠停止攝製。其後，幾經周折，終未完成。
解放後，曾因武訓行乞興學，其個人的悲劇性的反抗鬥爭方式與剛剛解放的中國那種火熱的革命勝利情緒不相協調，考慮停拍。
1950年，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同誌們進行了幾次劇本座談，認為《武訓傳》仍有拍攝的價值：（一）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武訓傳》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武訓都能認識文化的重要，為窮孩子爭取受教育的權利，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更應努力掃除文盲，普及教育，加緊學習文化。（二）鏟除封建殘餘，配合土改政策。影片描述了封建主義和地主惡霸反動勢力的殘暴。武訓的鬥爭方式不能徹底鏟除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隻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做到這一點。（三）歌頌忘我的服務精神。武訓典型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俯首甘為孺子牛”。
同時編導孫瑜又對劇本進行了修改，特別增加了結尾的內容。
修改後的電影結尾是由解放後的小學女教師對武訓興學失敗做了一個結論。女教師說：“武訓先生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不屈服地、堅韌地鬥爭了一輩子。可是他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個‘義學’，後來都給地主們搶過去了。所以，單靠念書，也解放不了窮人……中國勞動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役和流血鬥爭，才在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之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電影《武訓傳》公映後，好評如潮。報刊雜誌上不斷有讚揚文章出現，稱它是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對武訓也是一片頌揚之聲，稱他是“中國曆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麵旗幟”，他“艱苦不拔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和行為，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學習的榜樣”，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甘“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一些原來不安心教書工作的教師，看了《武訓傳》後，也發表文章，表示要像武訓那樣，安心工作，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人民的教育事業。
與此同時，也有人發表文章，對電影《武訓傳》和武訓其人提出批評。認為電影《武訓傳》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嚴重思想錯誤的作品”，“它歌頌了不應當歌頌的人物，它表揚了不必要表揚的事跡。”認為武訓“不足為訓”，他“走的是階級調和的路線”，“沒有站穩立場，是向統治者作了半生半世的妥協和變節。”以武訓的精神教育人民，隻能是“降低和腐蝕群眾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戰鬥力”，給予人民在精神上的影響不是自尊與自豪，而是自卑與自賤，這與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曆史不相稱，與偉大的現實運動不相應。
關於電影《武訓傳》的是與非，在文教界展開了自由的論爭。
毛澤東親草社論
電影《武訓傳》拍成後，毛澤東看了影片，也注意到了文教界的討論。他敏銳地感到電影《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關係到如何看待中國曆史和中國革命的大問題。對於文教界的一片頌揚之聲十分不滿，認為這暴露了我國文藝界、知識界的思想混亂。他站在了對電影《武訓傳》持批評態度的一邊，並親自執筆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於1951年5月20日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
在社論中，毛澤東尖銳地抨擊了武訓行乞興學的活動，指出在清末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武訓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得到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之能事。他批評電影《武訓傳》的作者是站在維護舊事物的立場上，宣揚了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的思想，否定了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
毛澤東列舉了一係列已發表的讚揚電影《武訓傳》和武訓的文章及作者，指出如此之多的歌頌，足以說明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何種程度。他特別指責了一些共產黨員，在這場鬥爭中學得的馬克思主義跑到什麽地方去了？這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毛澤東號召“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同一天，《人民日報》“黨的生活”專欄發表了《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的評論。評論指出，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一場原則性的思想鬥爭，要求每個看過這部電影或看過歌頌武訓的論文的共產黨員都應當起來自覺地同錯誤思想做鬥爭，要求“歌頌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一律要作嚴肅的公開自我批評；而擔任文藝、教育、宣傳工作的黨員幹部，特別是與武訓、《武訓傳》及其評論有關的……幹部，還要作出適當的結論。”5月23日，中央電影局也向全國電影從業人員發出“通知”，“均須在各該單位負責同誌有計劃領導下，進行並展開對《武訓傳》的討論，借以提高思想認識，同時並須負責向觀眾進行教育，以肅清不良影響。並須將討論結果及經過情況隨時匯報來局。”
自此，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對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群眾性討論和批判運動。《人民日報》社論成為此次運動的指導方針和思想武器。影片剛剛公演時的那種自由討論變成了一麵倒的猛烈批判。
政治與學術的混淆
1951年5月時，中宣部、教育部、華東局又先後發出指示和通知，指出開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重要的政治任務，是一種全國性的思想運動。說“武訓精神”已經成為人民教育事業前進的嚴重的思想障礙，要求把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普及到每一個學校、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和每一個文藝工作者，並且要聯係實際檢查自己。
各個報刊、雜誌發表大量的批判文章。電影《武訓傳》的編導演、與此片有關的領導幹部，以及發表過讚揚文章的同誌都被迫做了檢查。在一些學校甚至出現人人過關，批判“小武訓”“活武訓”的現象。
與此同時，由人民日報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武訓曆史調查團，在堂邑、臨清、館陶等地進行了20多天的調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武訓曆史調查記》，為武訓扣上了“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三頂帽子，武訓成為曆史罪人。
1951年6月，調查團由江青等人帶隊到山東進行調查，在未告之調查目的前，被調查人大都對武訓加以讚揚，稱他是好人、聖人。
然而調查團的目的是為武訓已定的罪名找罪證，帶著框框去調查，不願聽讚揚武訓的話。
由於武訓曾買了幾百畝地，調查記中就稱其為大地主，然而武訓的地都為義學所有，並未盤剝群眾，過地主生活，當地人也都稱他叫化子。“大債主”的罪名，是說他拿積攢的錢去放債，武訓確實積攢了上萬貫錢，這些錢除了一部分寄存在錢莊銀號外，有一部分借了出去，大部分借給了商人。借債也得了一些利息，這些錢也都用在了義學上。
“大流氓”的帽子，更是以流言蜚語為根據，無從證實的一個罪名。開調查會時，有的群眾當玩笑說：武訓曾認了一個30多歲的寡婦為幹娘，還吃過他幹娘的奶。同時調查組認為武訓經常為討錢在地上打滾、學爬、出洋相等是流氓行為，並且揣猜當地可能有個流氓集團，武訓可能是這個集團的頭頭。
顯然，這些結論是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
同時，調查記還指出武訓所辦的義學是“不義之學”，是依靠封建統治勢力，剝削、敲榨勞動人民的財富，替地主和商人辦學校。斷言電影《武訓傳》的編導及其他關於武訓著作的作者，是站在反動立場上，顛倒黑白，欺騙人民。這篇調查記的發表，實際上為武訓曆史作了結論。
8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周揚的長篇論文《反人民反曆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為《武訓傳》的批判作了總結。
影片《武訓傳》確實存在某些缺點，帶有某些消極的東西，對於它的不同意見、讚與毀的爭論都是正常的，對於文藝創作中所存在的問題，通過討論、辯論得以解決，對促進文藝事業的發展是有益的。然而采用大批判的政治運動形式來解決文藝創作問題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顯然是不恰當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也過於簡單和粗暴，而且不夠實事求是，甚至錯誤地上綱，把《武訓傳》說成是反對土地改革、反對鎮壓反革命、反對抗美援朝。在運動中，在黨報上，以社論的形式，公開點了43篇讚揚文章、48個作者的名，對作者造成極大的政治壓力，同時，讚揚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人，被迫作公開的檢討。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開創了對文藝創作幹涉過多，用政治運動解決意識形態領域裏問題的先例，對於文藝教育事業的發展，對於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都帶來了一定的副作用。
綿長的陰影
由於電影《武訓傳》是在陶行知先生的提議下創作出來的，同時，陶行知也極為推崇武訓，因此，在這次運動中，陶行知先生在逝世多年後，被公開點名受到批判，他輝煌的教育思想也受到了指責，這對新中國的教育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他早年在金陵大學文學係畢業後留學美國，學習市政和教育，獲兩個碩士學位。在哥倫比亞大學曾受教於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1917年陶行知回國，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科主任，講授教育學、教育行政等課，開始了他的教育生涯。1920年，他任“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幹事，不久他發起組織“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積極推行平民教育。呼籲改變農民沒有文化，不懂科學，得不到教育的狀況。並創辦南京市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即曉莊師範），把他的教育思想進行實施。抗戰爆發後，他把生活教育與抗日救國聯係起來，使生活教育走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45年，積極開展民主教育運動。“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國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又說：“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辦的教育，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辦的教育。”1946年他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任校長。辦學的目的是使失學青年有進修高等教育的機會。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腦溢血突然去世，年僅55歲。中共中央在延安為陶行知先生舉行了追悼會，悼詞稱“他的死，是在為獨立、為和平、為民主的奮鬥中勞苦過度而死的。”為人民的教育事業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陶行知提倡平民教育，希望“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銀錢去教一般人讀好書，做好人”。以改造社會，富國強民。他的教育思想是喚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把教育從“少爺小姐”手裏變為人民大眾的教育。並把教育作為啟迪人民覺悟、激發人民愛國精神的手段，引導人民追求美好的未來。
陶行知最根本的教育思想是生活教育。他認為中國教育的最大缺點是“為辦教育而辦教育”，教育與生活相脫離，先生是“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這種教育隻能培養既不勞心也不勞力的“書呆子”，陶先生則主張實行“教學做合一”的生活教育。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思想。
他的“教學做合一”的教學方法很值得我們借鑒。他批評傳統教育隻管教，不管學，隻教書，不教人，脫離社會實際的弊病。提出，教師的責任不在教書，而在教學生，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能夠手腦並用，不要把學生培養成書呆子。對於教師，則要“教學相長”，不斷進步。
作為為尋找中國大眾教育出路而奮鬥一生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對武訓是極為推崇的。他曾說過：“武訓先生的精神，可以用三個無，四個有來表現他。他一無錢，二無靠山，三無學校教育。但他所以能辦三個學校，是因為他的四有：一、他有合於大眾需要的宏願；二、他有合於自己能力的辦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潔；四、他有盡其在我堅持到底的決心。”因此，陶行知曾發起“新武訓運動”，創立以武訓命名的學校。
武訓和陶行知辦學所處的環境是相同的，一個是在封建社會，一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裏辦學，都是在抗爭奮鬥中辦學，陶先生很重視武訓，他曾說：“我對自己說武訓先生以一個乞丐而創辦柳林、臨清、館陶三個義塾。我和我的朋友的社會關係都比他好，連一個學校也不能維持，何以對得起小朋友，又何以對得起中華民族。”陶行知決心募集200萬基金辦好學校。他本人“賣字興學”，節衣縮食，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
然而武、陶二人的辦學宗旨卻不同，武訓是：“你們念好了書，千萬不要忘記窮人。”而陶先生則旨在推行“生活教育”，要“為中國教育探獲生路”，是孫中山先生“喚起民眾”“扶助農工”的具體化，郭沫若稱其為“孫中山死後的一位孫中山”。毛澤東稱他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我黨老教育家徐特立稱讚陶行知“為中國新教育放下了一塊奠基石”，他的教育思想在很多方麵適合社會主義教育的需要，可以在社會主義教育中發揮作用和影響。恰在此時，批判《武訓傳》，牽連到陶行知，使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受到冷落和批判，阻礙了我國教育製度的正常發展。
1985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說：1951年對《武訓傳》的批判是非常片麵、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
風起青萍之末
“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
“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
胡繩在30多年後充分肯定俞平伯“是一位有學術貢獻的愛國者”，“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的圍攻是不正確的。”“對於學術領域的問題，隻能由學術界自由討論，我國憲法對這種自由是嚴格保護的”。“黨對這類屬於人民民主範圍內的討論，不需要、也不應該作出任何‘裁決’。”
1954年10月，一封由毛澤東親筆署名的信件，擺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黨的有關方麵負責人的辦公桌上。那時人們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波及全國範圍的思想文化領域批判運動的開端。而引發毛澤東寫這封信的，是被稱為“小人物”的兩位青年作者在發表文章時的際遇。這是一篇關於重新評價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的文章，它被認為觸動了“紅學”界素負盛名的大“紅學”家和某些阻撓文章發表的“大人物”。由此，中國的學術文化界掀起了一陣軒然大波……
《紅樓夢》作為中國近代優秀的現實主義文學巨著，曆來受到學術研究者的關注。對它的各種不同評價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並共同構成了一個專門學問——“紅學”。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界，在此之前的一般稱為“舊紅學”，此後的則為“新紅學”。“舊紅學”中的主要流派是“索隱派”，即主要把《紅樓夢》看成是影射清朝的具體人物和事件，為了“索”出“隱”去的真人實事，極盡穿鑿附會；或者是把《紅樓夢》看成一部單純的政治小說，認為寫的都是康熙雍正年間的滿漢鬥爭，為了推求小說中的人物故事的“底本”，不惜濫加猜度臆測。五四運動以後，以胡適為代表的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擬駁了“索隱派”的種種謬說，開始采用新的方法研究《紅樓夢》，特別是對作者曹雪芹和他的家世以及曆代各種版本作了周密的考據。通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得出《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的新結論。胡適1921年寫成《紅樓夢考證》，俞平伯1922年寫成《紅樓夢辨》。這兩部書當時並稱為“新紅學”的代表作。
俞平伯作為“新紅學派”的肇始者，與胡適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在出版《紅樓夢辨》以後不久（1925年），俞平伯就曾表示不同意胡適的“自敘傳”說，認為《紅樓夢》中賈家的事雖偶有些跟曹雪芹家相合或相關，卻決不能處處比附，而流於“索隱派”的窠臼。此後，俞平伯的“紅學家”的聲名一直不減。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胡適在政治上依附國民黨而逃離大陸，俞平伯便處於大陸紅學界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著作也得到有關方麵的推崇。俞平伯新版《紅樓夢研究》發表後，中國文聯的機關刊物《文藝報》1953年5月出版的第9號，向讀者推薦這部著作，給予了很高評價，其中說“過去所有紅學家都戴了有色眼鏡，做了許多索隱，全是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紅樓夢研究》一書做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過去‘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功績。其他有價值的考證和研究也還有不少。”隨著這本書的出版，俞平伯應報刊約稿陸續發表了一些介紹《紅樓夢》的文章，其中一篇近十萬言的《讀紅樓夢隨筆》，於1954年1月1日至4月23日在香港《大公報》連載。另有《紅樓夢簡論》一文發表於《新建設》1954年3月號上。這是俞平伯研究《紅樓夢》成果的扼要總結，文章共三節，分別論述和介紹了《紅樓夢》的傳統性、獨創性及著書的情況。
“新紅學”在批判“舊紅學”的過程中形成，以其進步的研究方法戰勝了“舊紅學”而自成一派，在校勘、考訂及至追根溯源、對作品的藝術鑒賞和思想傾向的評價等方麵，均頗有建樹。胡適提出的“自敘傳”說，總起來比“索隱派”更接近作品的實際，注意到了作者的經曆、思想與作品的關係，也是學術上的一個進步。然而，由於曆史和認識的局限，“新紅學派”仍然沒有從各種謬誤中解脫出來，沒有也不可能提出或采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論證方法，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確評價《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如何更好地繼承這筆豐富、寶貴的文學遺產，是新的時代條件下“紅學”繼續發展的一大課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建設，也要求通過像新舊“紅學”交替時期那種必要的批判、揚棄，使“紅學”逐步走向現實主義典型論的科學之門。正是這樣的思想文化和社會曆史的大背景，把兩個“小人物”推到了“紅學”論爭的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