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豐澤園主席論大小！俞、胡相繼受批判(2)
1954年，兩位初涉文藝研究領域的青年——李希凡、藍翎合寫了一篇文章，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們先寫信問《文藝報》，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文藝報》沒有答複。他們又寫信給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1954年9月號發表了李、藍的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該文著重批評俞平伯貶低《紅樓夢》的“反封建現實意義”，宣揚《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是一部“怨而不怒”的書等“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的觀點”。指出《紅樓夢》“以完整的藝術形象”體現了曹雪芹對“本階級必然滅亡”的預感，寫的是“活生生的現實人生的悲劇”，“人們通過作者筆下的主人公的悲劇命運所獲得的教育，不是墜入命定論的深淵，而是激發起對於封建統治者及其他全部製度的深刻的憎恨。”文章嚴厲批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觀點與方法，“基本上沒有脫離舊紅學家們的窠臼”，因而得出了一係列“反現實主義的形式主義的結論”。
這篇文章一開始就在有關方麵引起不同的反響。9月中旬，當時在文化部文藝處任職的毛澤東的夫人江青，拿著這篇文章到《人民日報》編輯部，要求中共中央機關報予以轉載，以期展開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人民日報》及有關主管部門負責人周揚等認為，“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不同意轉載。後經折衷，指定在中國文聯機關刊物《文藝報》第18期上全文轉載。《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出麵會見了兩位青年作者，商談了文章的觀點及編輯事宜。馮雪峰並為轉載該文寫了編者按，指出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著從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麵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隻有大家來繼續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們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認識也更全麵。”不難看出，這個按語的用意是在基本肯定李、藍文章的基礎上，倡導正常的學術討論和學術批評，以求得對《紅樓夢》這部文學名著的科學認識。
10月10日，《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專欄發表李希凡、藍翎的另一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該文批評俞平伯的新版《紅樓夢研究》中所持的“自然主義的主觀主義見解”，認為這種“把《紅樓夢》作為一部自然主義（作品）來評價，而抽掉了它的豐富的社會內容的見解，無非是重複了胡適的濫調，即符合胡適所說《紅樓夢》的真正價值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上麵”。文章說俞平伯與胡適的目的也許不同，“但其效果卻是一致的”。這裏第一次把俞平伯同胡適直接聯係起來批判。《光明日報》專欄編者按肯定了作者試圖從“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觀點去研究古典文學”方麵，“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是可供我們參考的”，希望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討論。
這個由兩個“小人物”挑起的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尖銳的學術爭端，引起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特別重視。毛澤東通過江青這一特殊渠道，了解和關注事情的發展，抓住了這一偶發事件，從中透視出重大的“政治意義”。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和有關方麵領導人寫了《關於紅樓夢問題研究的信》，直接幹預了這場爭論，由此發動了一場遠遠超過原來學術批評範圍的政治批判運動。
導火索連通的政治意向
毛澤東采取給中共中央最高層次領導人寫信的方式，發表對某一具體事情的看法，其政治涵義非同尋常。這封信開宗明義就點明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性質和實質，即李、藍二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了他對有關方麵處理李、藍文章的態度的不滿。他說，“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的文章幾經周折才得發表，卻未被重視。本來有人（即江青）“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接下來，毛澤東開始提出尖銳的批評：“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麵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況幾乎是相同的。”
在這裏，毛澤東重提1951年涉及電影界、教育界的那場批判風雲，並不是偶然的，這表明他對近年來諸如此類的文藝現象總是被漠然視之的狀況十分不滿。他說，“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毛澤東在信的結尾裏說，“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毛澤東這封信所表達的政治意向是極為鮮明的。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實際上隻是一個導火索、突破口，而批判的主要目標則直接指向胡適，發動批判運動的意圖也是清除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思想在政治、哲學和文化學術領域的影響。這個大的政治背景和意圖，是和他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一脈相承的。這封信當時隻是在很小範圍內傳達，但通過間接的方式，很快就向文藝界、理論界宣布了信中的基本精神，並通過報紙宣傳媒介傳向社會各界。
首先是《人民日報》10月23日發表了署名鍾落的文章《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提出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嚴重的鬥爭。”10月2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李希凡、藍翎的第三篇文章《走什麽樣的路？——再評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這篇文章比起前兩篇更多地帶有了政治批判的色彩，激烈地抨擊“新紅學”的實質是“士大夫階級意識和買辦思想的混血兒，是反動的實驗主義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具體表現”；指責俞平伯在解放以後新的政治條件下，“卻把舊作改頭換麵地重新發表出來”，“而骨子裏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都毫無改變地保留下來”；斷言俞平伯“以隱蔽的方式，向學術界和廣大青年讀者公開地販賣胡適之的實驗主義，使它在中國學術界中間借屍還魂”。文章特別點明“有人對俞平伯先生的考證工作備加讚揚，這就使俞平伯所繼承的胡適的反動思想流毒”，“在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的環境裏”得以“掙紮”。這些文章都緊扣了毛澤東信中所強調的“政治主題”。
毛澤東在信中對“大人物”阻撓“小人物”的嚴厲批評，使當初曾對兩位青年的問詢“置之不理”的《文藝報》陷入了困境。首先是《人民日報》副主編袁水拍署名發表了《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嚴辭斥責《文藝報》編者（即指馮雪峰）對“權威學者”的資產階級思想“委屈求全”，對唯心論觀點“容忍、依從甚至讚揚”，對青年作者、“小人物”則阻攔、壓製的“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態度”。這樣由中央一級黨報公開“質問”中央一級文藝領導機關刊物，自建國以來是第一次。實際上這是根據毛澤東的親口指示而采取的超乎尋常的做法，以便一開始就把問題提到足夠尖銳的程度。毛澤東審閱了這篇“質問”，還親筆加了一條：“《文藝報》在這裏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係，跟馬克思主義和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在有這樣大來頭的“質問”下，《文藝報》主編馮雪峰非立即公開檢討不可。
11月4日，《人民日報》登出馮雪峰《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一文。他承認在處理李、藍文章問題上，一是沒有認識到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嚴重思想鬥爭，表現了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投降；二是貶低了李、藍文章的戰鬥意義和影響，同時又貶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生力量，因此感到“責任的重大，感到深刻的犯罪感”，自責“這是立場上的錯誤，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是不可容忍的”。毛澤東不滿意馮雪峰的檢討，在發表這篇檢討的報紙上作了多處批注，說馮雪峰不是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深潭裏了”；說他不是“缺乏”馬列主義戰鬥精神的問題，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說他不是“不自覺地”輕視新生力量，而“應該是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說他“不是喪失銳敏感覺，而是具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極銳敏的感覺”，等等，最終確定以“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主題”，批判馮雪峰。
毛澤東這封信的傳達，學習和貫徹，在整個文化學術界形成了強烈的衝擊波，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緊急召集會議，對照毛澤東的信進行思想檢查，布置開展批判運動。中國作協古典文學部迅即邀集全國著名專家教授，召開關於《紅樓夢》研究的討論會，指出在古典文學領導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批判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是一場嚴重的鬥爭”。從10月底到12月初，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連續召開八次擴大的聯席會議。就反對《紅樓夢》研究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傾向和《文藝報》的錯誤等問題，展開討論，統一思想，提高對這場鬥爭意義的認識。總之，整個文化學術領域在極短時間內都緊急動員起來了。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身份對《光明日報》記者發表了關於“文化學術界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的談話，著重強調要擴大鬥爭的範圍，即“討論的範圍要廣泛，應當不限於古典文學研究的一方麵，而應當把文化學術界的一切部門都包括進去；在文化學術界的廣大領域中，無論是在曆史學、哲學、經濟學、建築學術、語言學、教育學乃至自然科學的各部門，都應當來開展這個思想鬥爭。作家們、科學家們、文學研究工作者、報紙雜誌的編輯人員，都應當毫無例外地參加到這個鬥爭中來。”這番談話，最準確地反映了最高領導層發動這場運動的主旨和意圖。
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混淆
1954年12月8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第八次擴大聯席會議通過了關於《文藝報》的決議，確認《文藝報》的主要錯誤是對於文藝上的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對於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的輕視和壓製，決定改組《文藝報》的編輯機構，重新成立新的編委會，並責成中國各文學藝術家協會和所屬各地分會以及省市文聯所屬機關刊物，都根據這個決議的方針檢查並改進工作。
在這次會議上，全國文聯主席郭沫若作了題為“三點建議”的總結性發言，把這場鬥爭的性質和意義進一步概括為“適應當前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文化動員”。他檢查到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沒有充分地展開到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麵去”，結果又犯了同樣的錯誤，這表明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依然有不容忽視的潛在勢力”。為此，提出必須堅決地開展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準備有計劃地對胡適思想進行係統的批判，以便把胡適的反動思想在文藝界和學術界的遺毒徹底地肅清。郭沫若還談到了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問題，但是有一個前提，這就是：“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批判，是一項迫切的對敵戰鬥，我們的目的一定要盡可能迅速地把這種錯誤思想肅清，再也不能允許它有存在的自由”，而這種批判，是和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有所區別”的。這樣一種政策性說明，本意是想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區別開來，但又把一場思想批判說成是“對敵戰鬥”，這就已經混淆了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限。隨著批判運動不斷發展，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相互混淆的情況愈益嚴重起來。
總之，由《紅樓夢》研究問題引發的思想批判運動，從上到下向全國範圍推開，其來勢甚猛，涉及麵甚寬，先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報刊文章及討論會、批判會形成對俞平伯的政治性圍攻，接著將運動引向對胡適唯心論及其在各個學術文化領域的“代表人物”的批判。
在這場批判運動中，全國各報刊就《紅樓夢》研究問題發表了數百篇文章，其中有129篇由作家出版社編入《紅樓夢討論集》，共4集，約100萬字，這些文章集中論述《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具有鮮明的反封建主義的傾向，深刻暴露了封建貴族階級的內外矛盾和鬥爭，深刻揭示了貴族統治階級和封建製度即將崩潰的曆史命運。這些文章著重批判俞平伯承襲胡適的觀點和方法，割棄作品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否定作品的現實主義性質，用煩瑣考據把人們引向不可知的迷津。具體說來，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所謂“自傳說”，否認了《紅樓夢》是對整個封建社會麵貌的藝術概括，抽掉了它的豐富的社會內容，抹殺了這部著作是作者以現實主義態度對封建社會進行解剖的典型意義。
第二，所謂“怨而不怒的風格”和“釵黛合一”說，否定了作品深刻暴露封建社會種種罪惡的積極意義，把互相矛盾的兩個人物形象調和在一起，抹殺了作者對人物的褒貶態度和愛憎的傾向性。
第三，所謂“色空觀念”說，否認作品寫的是現實社會的人生悲劇，是封建社會內部各種矛盾、各種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及整個社會麵貌的真實反映和縮影，從而抹殺了這部傑作的現實主義特色。
第四，所謂“脫胎於前世作品”說，曲解了文學的“傳統性”，牽強附會地推測作者的“模仿性”，否認了作者的獨創性，從而貶低了作品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價值，等等。
這些具體觀點的批判，單獨抽出來應該說帶有學術批評的性質，但事實上它們都是與全國規模的思想政治批判運動融為一體，而不是孤立存在的。這就勢必造成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混淆不清。在一哄而起的群眾性批判運動中，很少有人去劃分也根本劃不清二者之間的界限。由於確認主觀唯心主義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對唯心論的批判是一場“迫切的對敵鬥爭”，本來屬於學術觀點範圍的問題，就被提到了政治問題的高度來批判。比如周楊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第八次擴大聯席會議上所作的《我們必須戰鬥》的發言，就指責俞平伯考證和評價《紅樓夢》，“也是有引導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說俞平伯的文學見解“不但是資產階級的，而且是封建的”。
從《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的李希凡、藍翎、王若水、周汝昌、張嘯虎等人的文章來看，有的稱俞平伯歪曲、貶抑《紅樓夢》的階級根源是五四以來“洋場紳士的本色”。其目的“在於散布民族自卑感，為帝國主義的‘文明’和‘理論’張目”；有的論證了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封建士大夫立場”，認為他的“封建階級立場、虛無主義的人生觀、趣味主義的研究態度和形式主義的主觀的研究方法，與封建統治階級的幫閑文人金聖歎有著緊密的聯係”；有的則斷言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是買辦資產階級意識和封建士大夫階級意識相結合的產物。按其思想本質來說，這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複古思想的反動同盟’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的一種具體表現。”更有甚者，有的文章則把俞平伯發表論著一事，牽強附會地同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背景聯係起來進行批判，認為俞平伯在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布對私有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關鍵時刻，拋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貨色，這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的在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反映”，是胡適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領域配合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抗拒”和“反抗”，等等。總之，胡亂上綱，亂扣帽子，成為這場批判的一大特色。
這一類隨意上綱的批判，在形成對俞平伯的政治性圍攻當中具有相當的分量，起著某種“定調子”的引導作用，使得一湧而上的大量批判文章，處處都要上到反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這個綱上，又把胡適派“新紅學”的唯心主義學術觀點，統統看做是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的。這就不能不混淆學術觀點與思想觀念的界限，進而又混淆思想認識與政治立場的界限，也就很難談得上批判的鄭重性和科學性，結果隻能是對俞平伯的紅學家地位一筆抹煞，對他在《紅樓夢》的“辨偽”“存真”等方麵的功績一概否定，在精神上造成對俞平伯及老一輩專家、學者的傷害，不利於學術研究工作的健康發展。
鬥爭向各個學術文化領域擴展
以對俞平伯和“新紅學”的批判為契機，衝開突破口以後，麵臨的問題便是如何清除五四以來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在整個思想界的流毒的影響。為此，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舉行聯席會議，決定聯合召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推舉郭沫若、茅盾、周揚、潘梓年、鄧拓、胡繩、老舍、邵荃麟、尹達等9人組成委員會，由郭沫若為主任，商定從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曆史觀點、文學思想、中國哲學史觀點、中國文學史觀點及其他等9個方麵開展批判和討論。從1954年12月底到1955年3月，由這個委員會主持的對胡適思想的批判討論會，共舉行了21次。這一期間，全國各地都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了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各高等學校舉行各種討論會、座談會和批判會。全國省、市級以上的報紙和學術刊物發表了幾百篇批判文章。1995年由三聯書店出版了《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共8冊，收入文章150多篇，約200多萬字。
這些文章集中批判了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包括他的實用主義世界觀和真理論，實用主義的唯心史觀及美學、教育學和心理學；批判了胡適的改良主義政治思想和反對人民革命的反動立場；批判了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及其反科學的曆史觀；批判了胡適的文學思想、文學史觀中的虛無主義態度和“全盤西化”的主張，以及煩瑣考據造成的危害，等等，這些批判對於清除胡適思想中的毒素在中國文化學術界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在運動一哄而起，把對胡適的思想批判確認為“對敵鬥爭”的特定環境下，批判與鬥爭的正義性大大超過了應有的科學性，對於胡適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複雜影響和作用，缺乏具體的曆史分析，特別是沒有把他的學術上的獨特貢獻同他反動的政治實踐嚴格區別開來，因而造成對胡適形象的扭曲，似乎他僅僅是“美帝國主義的奴才”“封建地主與買辦階級的混血兒”“美帝豢養的從文化方麵侵略中國的走狗”，從而抹煞了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開風氣之先”的“一代宗匠”的曆史地位和作用。
195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幹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強調思想戰線是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一條極端重要的戰線，不“首先”在這條戰線上取得勝利，就不能保證在實際鬥爭中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為此，提出必須在黨的、軍隊的、文教係統、經濟係統、政治係統及其他部門和各人民團體的大約500萬有閱讀能力的黨內幹部和黨外知識分子中具體地批判唯心主義的思想，樹立唯物主義的思想。並規定采取演講的方式進行宣傳。這實際上是配合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思想文化戰線的總動員，掀起宣傳唯物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高潮。與此相適應，批判運動延伸，擴展到其他許多領域，如文化社會學方麵，批判梁漱溟的“封建複古主義的文化觀”和“鄉村建設運動理論”以及否認中國社會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曆史觀；在教育界、批判杜威、胡適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醫藥衛生界，批判賀誠“排斥中醫”的資產階級思想；在工程建築方麵，批判梁思成“複古主義”和“形式主義”設計思想；在文藝界批判胡風的唯心主義文藝思想和理論，等等。
1955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將批判運動擴展到各個領域的做法，強調在各個學術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進行批判，是在學術界及黨內外知識分子中宣傳唯物主義、推動科學文化進步的“有效方法”，並認為在學術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是社會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理論化、係統化、集中化了的表現”，所以反對唯心主義的鬥爭就決不隻是學術界內部的事情，要求各級黨的組織必須注意領導和發展這種思想鬥爭，並用各種方法使它的影響首先擴大到黨內外廣大知識分子中，然後普及到廣大人民群眾中。根據這一指示精神，許多有關部門上掛下聯地尋找各自領域的所謂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的做法愈益發展，一方麵在反對對資產階級“名人”的偶像崇拜的口號下，鼓勵和提倡批判學術“權威”；一方麵對認為是堅持資產階級錯誤觀點的“代表人物”，視為“思想上的敵人”展開鬥爭。這樣，就不可避免牽涉到知識界許多有名望、有影響的人士，使他們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從而傷害了一批願意從事有益於人民的工作的知識分子，否定了他們既有的學術成就和對科學文化事業的貢獻，挫傷了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不斷探索的進取精神，實際上在學術文化領域設置了人為的障礙，阻滯了國家和社會的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與發展。
這篇文章一開始就在有關方麵引起不同的反響。9月中旬，當時在文化部文藝處任職的毛澤東的夫人江青，拿著這篇文章到《人民日報》編輯部，要求中共中央機關報予以轉載，以期展開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人民日報》及有關主管部門負責人周揚等認為，“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不同意轉載。後經折衷，指定在中國文聯機關刊物《文藝報》第18期上全文轉載。《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出麵會見了兩位青年作者，商談了文章的觀點及編輯事宜。馮雪峰並為轉載該文寫了編者按，指出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著從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麵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隻有大家來繼續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們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認識也更全麵。”不難看出，這個按語的用意是在基本肯定李、藍文章的基礎上，倡導正常的學術討論和學術批評，以求得對《紅樓夢》這部文學名著的科學認識。
10月10日，《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專欄發表李希凡、藍翎的另一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該文批評俞平伯的新版《紅樓夢研究》中所持的“自然主義的主觀主義見解”，認為這種“把《紅樓夢》作為一部自然主義（作品）來評價，而抽掉了它的豐富的社會內容的見解，無非是重複了胡適的濫調，即符合胡適所說《紅樓夢》的真正價值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上麵”。文章說俞平伯與胡適的目的也許不同，“但其效果卻是一致的”。這裏第一次把俞平伯同胡適直接聯係起來批判。《光明日報》專欄編者按肯定了作者試圖從“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觀點去研究古典文學”方麵，“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是可供我們參考的”，希望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討論。
這個由兩個“小人物”挑起的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尖銳的學術爭端，引起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特別重視。毛澤東通過江青這一特殊渠道，了解和關注事情的發展，抓住了這一偶發事件，從中透視出重大的“政治意義”。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和有關方麵領導人寫了《關於紅樓夢問題研究的信》，直接幹預了這場爭論，由此發動了一場遠遠超過原來學術批評範圍的政治批判運動。
導火索連通的政治意向
毛澤東采取給中共中央最高層次領導人寫信的方式，發表對某一具體事情的看法，其政治涵義非同尋常。這封信開宗明義就點明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性質和實質，即李、藍二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了他對有關方麵處理李、藍文章的態度的不滿。他說，“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的文章幾經周折才得發表，卻未被重視。本來有人（即江青）“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接下來，毛澤東開始提出尖銳的批評：“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麵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況幾乎是相同的。”
在這裏，毛澤東重提1951年涉及電影界、教育界的那場批判風雲，並不是偶然的，這表明他對近年來諸如此類的文藝現象總是被漠然視之的狀況十分不滿。他說，“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毛澤東在信的結尾裏說，“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毛澤東這封信所表達的政治意向是極為鮮明的。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實際上隻是一個導火索、突破口，而批判的主要目標則直接指向胡適，發動批判運動的意圖也是清除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思想在政治、哲學和文化學術領域的影響。這個大的政治背景和意圖，是和他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一脈相承的。這封信當時隻是在很小範圍內傳達，但通過間接的方式，很快就向文藝界、理論界宣布了信中的基本精神，並通過報紙宣傳媒介傳向社會各界。
首先是《人民日報》10月23日發表了署名鍾落的文章《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提出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嚴重的鬥爭。”10月2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李希凡、藍翎的第三篇文章《走什麽樣的路？——再評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這篇文章比起前兩篇更多地帶有了政治批判的色彩，激烈地抨擊“新紅學”的實質是“士大夫階級意識和買辦思想的混血兒，是反動的實驗主義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具體表現”；指責俞平伯在解放以後新的政治條件下，“卻把舊作改頭換麵地重新發表出來”，“而骨子裏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都毫無改變地保留下來”；斷言俞平伯“以隱蔽的方式，向學術界和廣大青年讀者公開地販賣胡適之的實驗主義，使它在中國學術界中間借屍還魂”。文章特別點明“有人對俞平伯先生的考證工作備加讚揚，這就使俞平伯所繼承的胡適的反動思想流毒”，“在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的環境裏”得以“掙紮”。這些文章都緊扣了毛澤東信中所強調的“政治主題”。
毛澤東在信中對“大人物”阻撓“小人物”的嚴厲批評，使當初曾對兩位青年的問詢“置之不理”的《文藝報》陷入了困境。首先是《人民日報》副主編袁水拍署名發表了《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嚴辭斥責《文藝報》編者（即指馮雪峰）對“權威學者”的資產階級思想“委屈求全”，對唯心論觀點“容忍、依從甚至讚揚”，對青年作者、“小人物”則阻攔、壓製的“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態度”。這樣由中央一級黨報公開“質問”中央一級文藝領導機關刊物，自建國以來是第一次。實際上這是根據毛澤東的親口指示而采取的超乎尋常的做法，以便一開始就把問題提到足夠尖銳的程度。毛澤東審閱了這篇“質問”，還親筆加了一條：“《文藝報》在這裏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係，跟馬克思主義和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在有這樣大來頭的“質問”下，《文藝報》主編馮雪峰非立即公開檢討不可。
11月4日，《人民日報》登出馮雪峰《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一文。他承認在處理李、藍文章問題上，一是沒有認識到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嚴重思想鬥爭，表現了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投降；二是貶低了李、藍文章的戰鬥意義和影響，同時又貶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生力量，因此感到“責任的重大，感到深刻的犯罪感”，自責“這是立場上的錯誤，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是不可容忍的”。毛澤東不滿意馮雪峰的檢討，在發表這篇檢討的報紙上作了多處批注，說馮雪峰不是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深潭裏了”；說他不是“缺乏”馬列主義戰鬥精神的問題，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說他不是“不自覺地”輕視新生力量，而“應該是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說他“不是喪失銳敏感覺，而是具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極銳敏的感覺”，等等，最終確定以“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主題”，批判馮雪峰。
毛澤東這封信的傳達，學習和貫徹，在整個文化學術界形成了強烈的衝擊波，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緊急召集會議，對照毛澤東的信進行思想檢查，布置開展批判運動。中國作協古典文學部迅即邀集全國著名專家教授，召開關於《紅樓夢》研究的討論會，指出在古典文學領導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批判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是一場嚴重的鬥爭”。從10月底到12月初，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連續召開八次擴大的聯席會議。就反對《紅樓夢》研究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傾向和《文藝報》的錯誤等問題，展開討論，統一思想，提高對這場鬥爭意義的認識。總之，整個文化學術領域在極短時間內都緊急動員起來了。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身份對《光明日報》記者發表了關於“文化學術界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的談話，著重強調要擴大鬥爭的範圍，即“討論的範圍要廣泛，應當不限於古典文學研究的一方麵，而應當把文化學術界的一切部門都包括進去；在文化學術界的廣大領域中，無論是在曆史學、哲學、經濟學、建築學術、語言學、教育學乃至自然科學的各部門，都應當來開展這個思想鬥爭。作家們、科學家們、文學研究工作者、報紙雜誌的編輯人員，都應當毫無例外地參加到這個鬥爭中來。”這番談話，最準確地反映了最高領導層發動這場運動的主旨和意圖。
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混淆
1954年12月8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第八次擴大聯席會議通過了關於《文藝報》的決議，確認《文藝報》的主要錯誤是對於文藝上的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對於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的輕視和壓製，決定改組《文藝報》的編輯機構，重新成立新的編委會，並責成中國各文學藝術家協會和所屬各地分會以及省市文聯所屬機關刊物，都根據這個決議的方針檢查並改進工作。
在這次會議上，全國文聯主席郭沫若作了題為“三點建議”的總結性發言，把這場鬥爭的性質和意義進一步概括為“適應當前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文化動員”。他檢查到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沒有充分地展開到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麵去”，結果又犯了同樣的錯誤，這表明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依然有不容忽視的潛在勢力”。為此，提出必須堅決地開展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準備有計劃地對胡適思想進行係統的批判，以便把胡適的反動思想在文藝界和學術界的遺毒徹底地肅清。郭沫若還談到了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問題，但是有一個前提，這就是：“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批判，是一項迫切的對敵戰鬥，我們的目的一定要盡可能迅速地把這種錯誤思想肅清，再也不能允許它有存在的自由”，而這種批判，是和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有所區別”的。這樣一種政策性說明，本意是想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區別開來，但又把一場思想批判說成是“對敵戰鬥”，這就已經混淆了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限。隨著批判運動不斷發展，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相互混淆的情況愈益嚴重起來。
總之，由《紅樓夢》研究問題引發的思想批判運動，從上到下向全國範圍推開，其來勢甚猛，涉及麵甚寬，先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報刊文章及討論會、批判會形成對俞平伯的政治性圍攻，接著將運動引向對胡適唯心論及其在各個學術文化領域的“代表人物”的批判。
在這場批判運動中，全國各報刊就《紅樓夢》研究問題發表了數百篇文章，其中有129篇由作家出版社編入《紅樓夢討論集》，共4集，約100萬字，這些文章集中論述《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具有鮮明的反封建主義的傾向，深刻暴露了封建貴族階級的內外矛盾和鬥爭，深刻揭示了貴族統治階級和封建製度即將崩潰的曆史命運。這些文章著重批判俞平伯承襲胡適的觀點和方法，割棄作品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否定作品的現實主義性質，用煩瑣考據把人們引向不可知的迷津。具體說來，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所謂“自傳說”，否認了《紅樓夢》是對整個封建社會麵貌的藝術概括，抽掉了它的豐富的社會內容，抹殺了這部著作是作者以現實主義態度對封建社會進行解剖的典型意義。
第二，所謂“怨而不怒的風格”和“釵黛合一”說，否定了作品深刻暴露封建社會種種罪惡的積極意義，把互相矛盾的兩個人物形象調和在一起，抹殺了作者對人物的褒貶態度和愛憎的傾向性。
第三，所謂“色空觀念”說，否認作品寫的是現實社會的人生悲劇，是封建社會內部各種矛盾、各種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及整個社會麵貌的真實反映和縮影，從而抹殺了這部傑作的現實主義特色。
第四，所謂“脫胎於前世作品”說，曲解了文學的“傳統性”，牽強附會地推測作者的“模仿性”，否認了作者的獨創性，從而貶低了作品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價值，等等。
這些具體觀點的批判，單獨抽出來應該說帶有學術批評的性質，但事實上它們都是與全國規模的思想政治批判運動融為一體，而不是孤立存在的。這就勢必造成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混淆不清。在一哄而起的群眾性批判運動中，很少有人去劃分也根本劃不清二者之間的界限。由於確認主觀唯心主義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對唯心論的批判是一場“迫切的對敵鬥爭”，本來屬於學術觀點範圍的問題，就被提到了政治問題的高度來批判。比如周楊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第八次擴大聯席會議上所作的《我們必須戰鬥》的發言，就指責俞平伯考證和評價《紅樓夢》，“也是有引導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說俞平伯的文學見解“不但是資產階級的，而且是封建的”。
從《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的李希凡、藍翎、王若水、周汝昌、張嘯虎等人的文章來看，有的稱俞平伯歪曲、貶抑《紅樓夢》的階級根源是五四以來“洋場紳士的本色”。其目的“在於散布民族自卑感，為帝國主義的‘文明’和‘理論’張目”；有的論證了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封建士大夫立場”，認為他的“封建階級立場、虛無主義的人生觀、趣味主義的研究態度和形式主義的主觀的研究方法，與封建統治階級的幫閑文人金聖歎有著緊密的聯係”；有的則斷言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是買辦資產階級意識和封建士大夫階級意識相結合的產物。按其思想本質來說，這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複古思想的反動同盟’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的一種具體表現。”更有甚者，有的文章則把俞平伯發表論著一事，牽強附會地同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背景聯係起來進行批判，認為俞平伯在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布對私有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關鍵時刻，拋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貨色，這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的在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反映”，是胡適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領域配合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抗拒”和“反抗”，等等。總之，胡亂上綱，亂扣帽子，成為這場批判的一大特色。
這一類隨意上綱的批判，在形成對俞平伯的政治性圍攻當中具有相當的分量，起著某種“定調子”的引導作用，使得一湧而上的大量批判文章，處處都要上到反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這個綱上，又把胡適派“新紅學”的唯心主義學術觀點，統統看做是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的。這就不能不混淆學術觀點與思想觀念的界限，進而又混淆思想認識與政治立場的界限，也就很難談得上批判的鄭重性和科學性，結果隻能是對俞平伯的紅學家地位一筆抹煞，對他在《紅樓夢》的“辨偽”“存真”等方麵的功績一概否定，在精神上造成對俞平伯及老一輩專家、學者的傷害，不利於學術研究工作的健康發展。
鬥爭向各個學術文化領域擴展
以對俞平伯和“新紅學”的批判為契機，衝開突破口以後，麵臨的問題便是如何清除五四以來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在整個思想界的流毒的影響。為此，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舉行聯席會議，決定聯合召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推舉郭沫若、茅盾、周揚、潘梓年、鄧拓、胡繩、老舍、邵荃麟、尹達等9人組成委員會，由郭沫若為主任，商定從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曆史觀點、文學思想、中國哲學史觀點、中國文學史觀點及其他等9個方麵開展批判和討論。從1954年12月底到1955年3月，由這個委員會主持的對胡適思想的批判討論會，共舉行了21次。這一期間，全國各地都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了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各高等學校舉行各種討論會、座談會和批判會。全國省、市級以上的報紙和學術刊物發表了幾百篇批判文章。1995年由三聯書店出版了《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共8冊，收入文章150多篇，約200多萬字。
這些文章集中批判了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包括他的實用主義世界觀和真理論，實用主義的唯心史觀及美學、教育學和心理學；批判了胡適的改良主義政治思想和反對人民革命的反動立場；批判了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及其反科學的曆史觀；批判了胡適的文學思想、文學史觀中的虛無主義態度和“全盤西化”的主張，以及煩瑣考據造成的危害，等等，這些批判對於清除胡適思想中的毒素在中國文化學術界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在運動一哄而起，把對胡適的思想批判確認為“對敵鬥爭”的特定環境下，批判與鬥爭的正義性大大超過了應有的科學性，對於胡適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複雜影響和作用，缺乏具體的曆史分析，特別是沒有把他的學術上的獨特貢獻同他反動的政治實踐嚴格區別開來，因而造成對胡適形象的扭曲，似乎他僅僅是“美帝國主義的奴才”“封建地主與買辦階級的混血兒”“美帝豢養的從文化方麵侵略中國的走狗”，從而抹煞了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開風氣之先”的“一代宗匠”的曆史地位和作用。
195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幹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強調思想戰線是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一條極端重要的戰線，不“首先”在這條戰線上取得勝利，就不能保證在實際鬥爭中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為此，提出必須在黨的、軍隊的、文教係統、經濟係統、政治係統及其他部門和各人民團體的大約500萬有閱讀能力的黨內幹部和黨外知識分子中具體地批判唯心主義的思想，樹立唯物主義的思想。並規定采取演講的方式進行宣傳。這實際上是配合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思想文化戰線的總動員，掀起宣傳唯物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高潮。與此相適應，批判運動延伸，擴展到其他許多領域，如文化社會學方麵，批判梁漱溟的“封建複古主義的文化觀”和“鄉村建設運動理論”以及否認中國社會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曆史觀；在教育界、批判杜威、胡適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醫藥衛生界，批判賀誠“排斥中醫”的資產階級思想；在工程建築方麵，批判梁思成“複古主義”和“形式主義”設計思想；在文藝界批判胡風的唯心主義文藝思想和理論，等等。
1955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將批判運動擴展到各個領域的做法，強調在各個學術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進行批判，是在學術界及黨內外知識分子中宣傳唯物主義、推動科學文化進步的“有效方法”，並認為在學術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是社會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理論化、係統化、集中化了的表現”，所以反對唯心主義的鬥爭就決不隻是學術界內部的事情，要求各級黨的組織必須注意領導和發展這種思想鬥爭，並用各種方法使它的影響首先擴大到黨內外廣大知識分子中，然後普及到廣大人民群眾中。根據這一指示精神，許多有關部門上掛下聯地尋找各自領域的所謂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的做法愈益發展，一方麵在反對對資產階級“名人”的偶像崇拜的口號下，鼓勵和提倡批判學術“權威”；一方麵對認為是堅持資產階級錯誤觀點的“代表人物”，視為“思想上的敵人”展開鬥爭。這樣，就不可避免牽涉到知識界許多有名望、有影響的人士，使他們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從而傷害了一批願意從事有益於人民的工作的知識分子，否定了他們既有的學術成就和對科學文化事業的貢獻，挫傷了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不斷探索的進取精神，實際上在學術文化領域設置了人為的障礙，阻滯了國家和社會的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