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中國土地改革史研究的新收獲

　　——讀《杜敬文稿》土地改革部分

　　杜敬同誌對於中國土地改革史的研究，是眾所周知的。晚年，先生把這方麵的研究文稿，匯集在最近出版的《杜敬文稿》(華文出版社1999)之中。計有：《黨的土地改革政策的後退與前進》、《土地改革中沒收和分配土地問題》、《再談“平分土地”》、《關於“五四指示”和〈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幾個問題》、《土地改革中的階級路線問題》、《任弼時在土地改革中的傑出貢獻》、《中國土地改革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讀四本專著後的思考》、《南疆土地改革中的特殊問題與黨的具體政策》、《內容豐富、分析深入、有新見解——讀郭德宏〈中國近現代農民土地問題〉研究》和《地方誌中的土地改革——簡評李玉川〈芻議土地改革的記述》10篇，11萬餘字。

　　筆者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拜讀這些文稿後，覺得先生研究得很深，涉及的麵也比較廣。所有文稿，材料翔實、論證嚴密、說理透徹，且新見迭出，美不勝收。

　　總觀這些文稿，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對黨的土地改革政策進行了係統的對比研究。《黨的土地改革政策的後退與前進》一文，可以說是這一特色的代表。文章就黨的土地改革政策的一些重要論述及其變化，分別從八個文件中抄下幾段相關文字一一作了對比，著重找出不同於前麵文件的地方，加以扼要闡述。杜敬的結論是：上麵抄引了八個文件，從對照比較中可以看出，土地改革的打擊麵越來越小，打擊的對象越來越集中、明確；對於不同的地主富農的區別對待，越來越界限分明；對於地主富農的處理，後來比以前寬大；土地改革的步驟，分得越來越細，步子越來越踏實。從而，使我們對黨的土地改革政策的理解，一次比一次更深刻。這就為杜敬深入研究中國土地改革發展的規律，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是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作了典型深入的分析研究。《南疆土地改革中的特殊問題與黨的具體政策》一文，正是這一特色的代表。文章開宗明義地寫道：中國幅員遼闊，土地改革前的農村土地製度，以及地主階剝削農民的手段，各地除了基本的共同點以外，還存在很大差異。如南方和北方，內地和邊疆地區，漢族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都各有不同。研究中國的土地改革，必須注意到這些差異，研究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和各種特殊問題。黨的土地改革政策，從來就是照顧到這些不同情況和特殊問題的。接著，先生依據《南疆農村社會》一書中和其他同誌提供的有關南疆解放前土地製度的一些資料，從南疆農村還保存著封建社會三個曆史階段的實際出發，分為殘餘農奴製度下的殘酷剝削、無償勞役和半無償勞役、地主階級掌握水權剝削農民、各種瓦哈甫地、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五個方麵進行了典型深入的分析和論述，使人耳目一新，獲益匪淺。

　　三是對同類著作中的不同論點能夠進行全麵的比較分析。《中國土地改革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讀四本專著的思考》一文，就是這一特色的代表。先生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的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無論對於中國或對於世界來說，都值得認真加以研究，總結其經驗，大書特書。可喜的是，近年陸續出版了張永泉、趙泉鈞著的《中國土地改革史》，董誌凱著的《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孔永鬆著的《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演變史》(以下簡稱《孔本》)以及趙效民主編的《中國土地改革史》。先生反複拜讀以後，在充分吸取其精華的基礎上，以資料的概括性與典型性、觀點的鮮明性與客觀性，總結的科學性與現實性為題，就四本著作中關於撰寫土地改革史書，關於進行土地改革史研究的方法，作了比較細致的分析，給人以不少新的啟迪。不僅如此，先生還從黨的領導與依靠群眾，反封建與平均主義，富農的階級屬性及剝削性質問題，土地改革與武裝鬥爭及建立和鞏固政權的關係四個方麵，對四本著作涉及的理論和實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論述，真是揚其所長，議其不足。例如，在談到富農的剝削性質時，先生點評說：《孔本》雖然和其他很多著作一樣，認為富農雇工經營土地“是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但書中又說：“中國的富農，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富農或農業資本家。他不是利用土地進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以剝削雇傭工人。中國的富農經濟，隻是比較富裕的而且具有一定剝削量的小農經濟，它對雇農的剝削，主要是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剝削”。不管《孔本》的論點為什麽前後不一致，我認為這段話是正確的，是符合中國富農的實際情況的，即中國富農對雇農的剝削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而是封建或半封建性質的。

　　四是在探討中不斷加深和修正自己的看法。這一特色充分反映在《關於“五四指示”和〈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幾個問題》、《土地改革中的階級路線問題》、《中國土地改革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讀四本專著後的思考》三篇文稿中。先生寫道：既然不是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沒有廢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權，那麽，“五四指示”規定，“對於抗日軍人及抗日幹部家屬之屬於豪紳地主成份者；對於在抗日期間，無論在解放區或在國民黨區，與我們合作而不反共的開明紳士及其他人等”，給以適當照顧，“教育農民念及這些人抗日有功，或是抗屬，給他們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們保留麵子”，也就沒有什麽不可以了(我也曾認為不應給這些人多留下一些土地，現在改正)。先生還說：確切地說，中國的富農，是介乎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一個階層(後來我在《中國土地改革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重新探討了“富農的階級屬性及剝削性質問題”，對本文中的觀點作了修正)。先生結論說：根據前述富農與地主、與富裕中農的區別，顯然，富農更接近於富裕中農。既然如此，我們可以說，富農雖“富”仍是“農”，雖有剝削仍是勞動者，完全有理由把他們劃到農民階級一邊(過去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經提出，不應把富農劃到地主階級一邊，但當時認為，中國的富農，是介乎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一個階層。現在加以修正)。由此可以看出，先生是在學術探討中，不斷加深對富農的剝削性質和階級屬性問題的理解，並最終成為作出重要貢獻的一位學者。

　　總覽這些文稿，我覺得最具深遠意義的結論有以下幾點：

　　其一，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表麵看來是無償地將地主的土地轉移給農民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前述事實說明，所有耕地本來都是曆代勞動農民開墾出來的，地主用各種手段剝奪了農民的勞動成果據為己有，又用來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封建剝削。地主的剝削所得，除了自己揮霍之外，又用來進一步剝削農民。這樣循環往複，農民的土地及其他大部分勞動成果就逐漸被地主無償占有，結果不但嚴重摧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阻礙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且使廣大農民掙紮在饑餓和死亡線上。因此，我們黨領導的土地改革，就是領導農民把土地從封建剝奪者手裏奪回來，歸還農民，即當時人們說的“土地還家”。隻要進行了這樣的分析，就可以看出這是一條簡單明了的道理，是天經地義的革命行動。

　　其二，在土地製度的改革當中，包括整個革命戰爭年代，群眾中有一種說法，說共產黨是代表窮人的。還有一種說法，說窮人是最革命的。這兩句話，反映了一定的客觀實際，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由此推論，認為共產黨喜歡窮，不喜歡富，越窮越好，越富越不好，這就錯了。當時曾經產生過這樣的誤解。其實，共產黨從來不喜歡窮，不提倡窮。正是為了使窮人都富起來，才領導農民進行土地製度的改革。共產黨從來不反對富，反對的是不勞而獲的剝削致富，提倡的是勞動致富，越富越好。因此，確切地說，共產黨是代表並領導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者，反對不事勞動的剝削者。這裏有兩條原則，一看剝削被剝削，二看勞動不勞動。窮和富的問題，要放在這兩條原則之下去考察，去論是非。我們黨關於土地改革的很多政策，都是從這兩條原則出發的。這兩條原則具有普遍意義，在很多工作中都適用，至今仍然適用。

　　其三，前麵還提到經過土地製度的改革，土地歸農民私有，而不實行公有(指民主革命階段)；要滿足貧農、雇農的土地要求，又保證不能侵犯中農的利益，並盡量使中農也能得到利益；還要分給地主一份同等數量的土地，使他們在勞動中得到改造，由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有利於發展生產，這是土地改革的目的。所有這些，又都是為了團結盡可能多的人，盡量擴大人民的隊伍，盡量縮小敵人的隊伍。這裏又有兩條原則，一看是否有利於生產，二看是否有利於團結大多數。我們黨關於土地改革的很多政策，都是從這兩條原則出發的。這兩條原則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在很多工作中都適用，至今仍然適用。

　　其四，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的土地製度的改革，從1927年冬開始，到1953年春在全國(除去台灣和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之外)基本完成，包括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階段在內，前後共經曆了25年的漫長路程，解決了幾億農民世世代代夢寐以求而其他任何階級和政黨都無法解決的土地問題，取得了我國幾千年來所未有的偉大成績，創造了一套完整的係統的經驗。忠實地記錄這個偉大的變革，係統地總結這一整套豐富的經驗，從而描繪出像我國這樣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國家進行土地製度改革的光輝曆程，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工作。

　　功夫不負有心人。我衷心祝賀杜敬同誌在中國土地改革史研究中取得的成績，並祝福他晚年健康長壽。

　　原載《西安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