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關於“中華民族”一詞的由來

　　中華民族， 是我國各民族的總稱。可是，“中華民族”一詞是怎樣演變而來的？它是何時才出現的？又是何人首先使用的？這是我國民族史研究中首先應當弄清的一個問題。筆者在許多同誌進行考證的基礎上，再作一些補充。

　　關於“中華”一詞

　　要弄清“中華民族”一詞，首先必須了解一下“中華”一詞的由來。

　　眾所周知，古代的中國，既稱華夏，又叫中夏。“中華”一詞，正是由“華夏”和“中夏”衍生出來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國學者早有論述。1898年8月，康有為在《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析》中就曾指出：“抑臣更有請者，中國向用朝號，乃以易姓改物，對於前代耳，若其對外交鄰，自古皆稱中國。今東西國我，皆曰支那，而我經典無此二文，臣細繹音義，支那蓋即諸夏之音，或即中華之轉也。古稱諸夏，或曰諸華，頻見傳記，蓋華夏音近而中諸音轉，其蒙、回、衛藏，鹹令設校，教以經書文字語言風俗，悉合同於中土，免有歧趨。優惟今定國號，因於外稱，順乎文史，莫若用中華二字。”② 湯誌鈞：《康有為政論集》，上冊，1版，342、162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1.1907年，他在《海外亞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公上請願書》中進一步寫道：“考支那之音，實從諸夏、諸華譯出，支諸那華，其音至近。昔者春秋諸國，以文明別異於諸蠻夷，故稱諸夏，亦曰諸華，所謂內諸夏而外夷狄，遍見春秋傳及諸傳記，繁多不勝引，猶今歐土諸國，自矜為歐人也。字母之張真中諸，皆為轉音，而諸夏諸華，亦稱中國，故又合中華為一名，中諸友，以音轉而寫殊，亦猶支那、震旦之殊，猜那、基那之轉耳。統譯音之沿革，由諸華而中華，由中華而支那，特寫異耳。”②可見，由“華夏”和“中夏”兩詞，衍生出“中華”一詞，這已為我國史家所論證，同時又為我國史學工作者所接受。

　　2000年6月28日，《中國文物報》發表了馬自樹寫的《〈中國邊疆民族地區文物集萃〉序》一文，對華夏族出現的時代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說：“周世代與黃帝集團中的姬姓、薑姓通婚，姬姓非戎即狄，薑姓是羌。所以，周與黃帝、炎帝有著緊密的血緣關係，經過長期的發展、融合，在西周時期便有了夏、華的稱謂，華夏族的雛形出現了。經過春秋、戰國到秦朝是夷夏形成的曆史，由夷變夏的曆史。”這些，筆者認為都是很有研究深度的。

　　既然“中華”一詞古已有之，那麽這個詞在我國究竟使用於何時？對此，康有為也有論述。他說，“中華”一詞，普遍使用於我國的漢代以後。原話是：古代的中國，“對外之名，通為中國，周前多為諸夏、諸華，漢、唐後多作中華。”《康有為政論集》，上冊，612頁。近年來，有同誌考證說，“中華”一詞，曾見於《三國誌·蜀誌》中。其實，“中華”一詞，並非見於西晉學者陳壽著的《三國誌·蜀誌》中，而是見於裴鬆之注的《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的注釋中。有同誌告訴筆者說，公元429年，即南朝元嘉六年，宋文帝劉義隆曾命南朝宋時史學家裴鬆之注《三國誌》。在《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的開始有這麽一句：“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裴鬆之在對此語的注中曾有“遊步中華”一語。這可能是“中華”一詞的最早出現。漢、唐以後，我國曆代文人學者，也都有用“中華”一詞賦詩著文的。公元1341年(元代至正元年)，我國禪僧了庵清欲(1288年至1363年)為協助入元的日本藏主修道佛法，在手書的一幅 “法語”中，就曾寫有“海東的藏主，訪道中華”的字句。此件現珍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並於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11月22日被指定為日本的國寶。

　　關於“民族”一詞

　　“民族”一詞，中國古代沒有。這是近代以來才傳進中國的一個新名詞。有同誌考證說，我國漢語中的“民族”、“民族學”、“民族問題”等這些專門術語、學科名稱和詞匯，是來自日語的借用語，或者說是從日語中借用過來的。看來，這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

　　那麽，漢語中的“民族”一詞，究竟出現於何時何處？近年來，有同誌考證說，漢語中的“民族”一詞，最早見於1899年梁後超的《東籍月旦》一文。因為，文中曾使用了“東方民族”一語。其實，在漢語中這還不是最早出現的。

　　不久前，筆者從選編的康有為的主要言論中獲得，他在1898年8月寫的《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析》中已使用過“民族”一詞。這段話的原文是：“竊惟東西各國之所以致強者，非其政治之善，軍兵炮械之精也。在其舉國君民，合為一體，無有二心也。夫合數千百萬之人身為一身，合數千百萬人心為一心，其強大至矣。不必大國，雖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之小，而亦治強也。近者歐、美，尤留意於民族之治，凡語言政俗，同為國民，務合一之。”《康有為政論集》，上冊，340頁。但這是不是最早的出現呢？亦不是。最近，有同誌告訴筆者，在漢語用語中，“民族”一詞最早不是見於1898年康有為的文章，而是1882年前，在王韜的《洋務在用其所長》中首次出現。原話是：“夫我中國乃天下至大之國也，幅員遼闊，民族殷繁，物產饒富，苟能一旦奮發自雄，其坐致富國，天下當莫與頡頑。”《洋務運動》，第一冊，496頁。王韜是清未改良主義政論家，他首先使用“民族”一詞，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的。

　　的確，“民族”一詞在漢語中能夠普遍使用起來，並且在我國廣泛地傳播，這是孫中山先生的功績。他最初使用“民族”一詞，是在1901年的春天。當時，孫中山在橫濱寓所接見美國《展望》雜誌記者林奇時指出：“中國人本質上是一個愛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戰的民族。”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曆史係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1版，211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1.以後，他在所作的一些演說中，又多次地使用了“民族”一詞。特別是他於1905年10月20日為《民報》寫的《發刊詞》影響更大。在這篇發刊詞中，孫中山先生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主義。此後，“民族”一詞普遍地使用起來了。

　　關於“中華民族”一詞

　　一般說來，“中華民族”一詞，是繼“民族”一詞在漢語中出現以後才有的。因此，這裏就需要簡要介紹一下在“民族”一詞出現前後，我國政治家和學者對國內各民族都用過哪些總的稱呼。

　　“民族”一詞在漢語中未出現之前，我國政治家和學者對國內各民族的總稱，一般說來，大多稱為“中國人”。

　　自從“民族”一詞在漢語中出現以後，既有“全國民族”之稱，又有“中國民族”之稱。大約從20世紀之初開始，我國的政治家和文人學者就常用“中國民族”一詞，作為對國內各民族的總稱。

　　那麽，“中華民族”一詞究竟是何時出現的呢？1990年1月31日，陳連開在《光明日報》發表的《中華民族與炎黃子孫異同辨》一文中指出：從史學與民族學角度探討中華民族的是“新史學”的倡導者梁啟超。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連續發表《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和《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兩篇論文。他一方麵指出“中華民族”當時通常是指漢族，同時又指出“中華民族”包括各民族認同一體的特征。他說：“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之一觀念浮於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一員也。”梁啟超：《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見《飲冰室文集》第11冊。筆者看到的材料，完整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是孫中山先生1903年秋天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之後才出現的。具體情況是，1903年12月中旬，孫中山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說中指出：“我們一定要在非滿族的中國人中間發揚民族主義精神；這是我畢生的職責。這種精神一經喚起，中華民族必將使其四億人民的力量奮起並永遠推翻滿清王朝。”《孫中山全集》，第1卷，227頁。孫中山第二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是在1912年1月5日發表的《對外宣言書》中。其言曰：“蓋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於天性，非出於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啟戰爭。”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曆史係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1版，8、490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2.孫中山第三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是在1912年10月10日給英文《大陸報》撰寫的《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一文中。他寫道：“餘現擬進行之計劃，規定於今後十年之內，敷設二十萬裏之鐵路，此成〔誠〕巨大之企圖，但餘敢申言其必能實現也。……因中華民族為一偉大之民族，必能完成偉大之事業也。”④

　　為了使大家對這個問題有一個較為全麵的了解，茲將周星整理的《1990年國際民族研究學術討論會綜述》中的有關概述，摘要如下：關於“中華民族”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問題，有專家指出，中華民族是指1911年中華民國以來中國境內的各民族，中華民族以漢族為主體，包括漢藏、阿爾泰、南亞、南島、印歐等語係的56個民族及許多尚未得到識別確定的族團在內；中華民族有其長期的曆史發展演變過程，“中國”與“華夏”從開始隻指中原和漢族到最終以“中華”作為中國各民族的總稱，有一個漫長而又合乎邏輯的過程。

　　1986年4月26日初稿

　　1990年7月補充修改

　　作者附記

　　這篇材料在征求意見的過程中，曾得到孟憲範同誌的熱情幫助，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