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襲製的四種方式:預立太子、密定皇儲、內禪於子、逼宮奪位
預立太子
皇位世襲製中最正統的方式,即沿用宗法製度嫡長繼承、順序嗣位的原則,皇位由正後所生的長子繼承,如長子早死,有子即立其子,無子再由嫡次子順序繼承。隻有在正後無子的情況下,才考慮庶生的長子。皇帝無子則依照親疏順序選立繼位人。
密定皇儲
皇帝在自己諸子中物色、選擇繼承人。皇帝將選中的繼承人的名字及有關詔旨寫好密貯,等到臨去世前或去世後,才將密旨公布,被選定者立即登位,一切嫡庶兄弟盡列臣位。選立繼位人之權全由皇帝一人掌握,任何人不得進言推薦。
內禪於子
皇帝依然健在而把皇位傳給自己的子嗣。據顧炎武考證,此世襲法始自春秋戰國時,“《左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為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位於子惠王,自稱主父。此內禪之始也。”(《日知錄》卷一四)“內禪於子”是封建皇族自我協調以維係家天下的特定機製之一。
逼宮奪位
法定繼承權之外的子嗣或皇族為了奪取皇位,用武力逼迫皇帝退位使自己登基。盡管我國古代有一整套嚴格的皇位傳遞法則,但仍無法避免宮廷中的爭權奪利,逼宮奪位時有發生。唐朝玄武門之變即是典型的逼宮奪位。李淵次子李世民按嫡長子繼承製不可能繼承皇位,但他占有軍事優勢、人才優勢,並控製中樞決策權。憑借強大的地方勢力和社會輿論的支持,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之變,成功地登上了皇帝寶座。
我國古代的四大水利工程
中國古代有四大水利工程,分別為成都都江堰、京杭大運河、靈渠、新疆坎兒井。
成都都江堰
都江堰位於岷江上遊成都灌縣城西,是戰國秦昭王時,蜀郡守李冰父子為治理水患、造福於民,率眾興建的聞名於中外的偉大水利工程。都江堰是目前世界上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無壩引水為特征的水利工程,它科學地解決了江水自動分流、自動排沙、控製進水流量等問題,消除了水患,使川西平原成為“水旱從人”的“天府之國”。
京杭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開鑿最早,又是世界最長的人工河。它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經北京、河北、天津、山東、江蘇和浙江六省市,全長1794公裏,比蘇伊士運河長10倍,比巴拿馬運河長20倍。
早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吳國在揚州開鑿“邗溝”,這是京杭大運河最早的一段,它實現了中國曆史上長江與淮河水係的首次溝通,從而成為中國唯一南北走向的長河。此後京杭大運河不斷開鑿,溝通了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係,對中國的南北經濟、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和長城一樣,它也是中華文明的象征。
靈渠
古運河靈渠,位於廣西興安縣,全長34公裏,開鑿於公元前219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曆史,是中國最早的越嶺運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為了適應進軍嶺南的需要,命令一位名叫史祿的官員主持開鑿了興安運河,使中原的軍城糧草能由長江,入洞庭,溯湘江,過靈渠,進入嶺南珠江流域。靈渠的開鑿,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係,不僅幫助秦始皇實現了統一中國的政治理想,同時也加速了嶺南地區的開發。興安運河之所以被稱為“靈渠”,是由於其建造和設計上的科學與靈巧。
新疆坎兒井
新疆吐魯番地區因幹旱少雨,農業完全依靠灌溉。當地人民在長期與幹旱的鬥爭中,發明了世界聞名的“坎兒井”灌溉工程。它實際上就是從山腳引水的地下暗渠,聯結豎井,利用自然傾斜的地勢把水引出地麵。這種工程避免了露地水麵蒸發的缺陷,實屬適應幹燥氣候特點的一個創舉。據統計,吐魯番盆地現有坎兒井1100多眼,盆地中70%的耕地由它灌溉。吐魯番盆地既有充足的熱量,又有豐富的地下水,農業發展的前途無限廣闊。
我國有兩條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對中國的絲和絲織品運銷亞、歐、北非各國的古商路的譽稱。根據海陸區分,分稱“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是從廣州乘船經滿刺加(今馬六甲)海峽,到錫蘭(今斯裏蘭卡)、印度、東非。據東非索馬裏等地出土文物證實,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大約形成於我國宋朝。據史料記載,當年馬可·波羅就是經“海上絲綢之路”前往中國的。
“陸路絲綢之路”也有兩條。
一條是我們通常所講的絲綢之路,據《漢書·西域傳》記載,此路係張騫出使西域開辟而成,其共有三個分支。東起長安(西安),經河西走廊,北至烏魯木齊,順伊犁河下遊通往裏海沿岸。此為北路。從長安至敦煌後又分為兩支,南路由敦煌出陽關西行,沿昆侖山麓過蔥嶺,西達大月氏(今新疆和阿富汗東北一帶)、安息(今伊朗)、條氏(今阿拉伯半島),最後到達羅馬帝國。中路由敦煌出玉門關西行,沿天山南麓過蔥嶺,經大宛、康居(均在今中亞等國境內),再向西南行與南道匯合。
另外一條是“西南絲綢之路”。它由四川經雲南過伊洛瓦底江,至緬甸北部的孟拱,再渡親敦江到達印度東北的莫帕爾,然後,沿恒河流域轉入印度西北,至伊朗高原。這條絲綢之路比前一條陸上絲綢之路還要早得多。據《漢書·張騫傳》:“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裏。”所走即為此路。
我國最早的刑法
我國最早的刑法可以追溯到夏朝。“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左傳·昭公六年》)。夏朝是我國第一個奴隸製國家,沒有立即製定完善的法律,多是將氏族習慣上升為國家形態的習慣法。夏朝的法律籠統地被叫做“禹刑”,它指的是夏朝所有的法律。但是從夏朝建立第一個奴隸製國家開始,我國古代社會一直堅持“以刑為主”的法律體係。所以,夏朝的法律裏包含了最初的刑事法律規範。“禹刑”承襲並發展了舜禹時代的處罰習慣,但內容已不可詳考,後人有“夏後氏正刑有五,科條三千”(《隋書·經籍誌》)的說法。“正刑有五”是指夏朝初步確立了奴隸製五刑製度,有大辟(死刑)、臏(去膝蓋骨)、宮(毀壞生殖器)、劓(割鼻)、墨(刺麵或額並塗墨)。“科條三千”的大意是可以適用這五刑的案例或罪名有3000條。《左傳》裏麵引《夏書》說:“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總之,夏朝已經有了我國最早的刑法規定。
宋代的立交橋
世界上最古老的水陸立交橋是太原晉祠聖母殿前的魚沼飛梁,建於宋代,造型獨特。
我國最早的立交橋則是紹興“八字橋”,此橋也建於宋代,雖已經曆了近800年的風雨及天災人禍,至今仍保存完好。在《嘉泰會稽誌·橋梁》篇中就記載有:“八字橋在府城東南,而橋相對而斜,狀如八字故得名。”“八字橋”是一座梁式石橋,位於現紹興市東南八字橋直街東端和廣寧橋直街交匯處,也是三條河流的交叉點。南北流向的是主河,至今仍通船隻,東西兩側各有一條小河。東去五雲門,北通都泗門,西可進入市中心,南近東雙橋,地理環境複雜位置重要。宋代的匠師們非常聰明利用這裏的天然條件,設計時把橋址選在三河交點的近處,正橋架在南北流向的主河上,淨跨45米,橋高5米,橋洞寬3.2米,全部用花崗岩條石砌成。副橋架於兩側的踏跺(引橋)下。“八字橋”橋形非常優美,橋的踏跺,東側沿主河岸向南北兩個方向落坡,西側向南麵、西麵兩個方向落坡。從北邊的廣寧橋上過來沿著這條主河岸,可直達“八字橋”頂,從橋上再可分兩邊南下或西下。在這兩條踏跺下麵又各築有兩座方形橋洞,跨越兩條小河。走下橋後,往北回首,這兩條踏跺極像一個巨大的“八”字。這座古立交橋下還築有纖道,供背纖人拉船順利通過。在每個望橋柱上都雕刻著極為優美秀雅的覆蓮形浮雕圖案。這橋平麵布置也獨具特色,架三橋跨三河通三街但整體是一座橋,既解決了水陸交通問題而且建橋時不拆屋不改道,和周圍原有的環境自然地融會在一起。這是我國橋梁建築史上極為優秀的範例。
趙州橋
位於河北趙縣境內的安濟橋,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石橋。因趙縣古稱趙州,所以又稱趙州橋。又因大橋為石砌而成,故當地俗稱“大石橋”。
趙州橋的建築年代,過去認為建於隋代開皇至大業年間(595~605年),又據考查認為可提前至隋文帝時代的開皇十一年至十九年(591~599年)之間,由隋朝工匠李春建造,距今已有1400多年,是中國現存最著名的一座古代石拱橋。它是一座單孔弧形敞肩坦拱石橋,全長64.4米,拱頂寬9米,拱腳處寬96米,跨徑37.02米,弧矢723米。主拱兩端靠橋頭的兩個小拱跨徑381米,由28道石拱券縱向並列砌築而成。
趙州橋以曆史悠久而聞名於世,被譽為“華北四寶之一”。在橋兩端的石拱上,辟有兩個券洞,這種結構叫做“敞肩拱”,是世界橋梁史中的首創。
趙州橋不僅是我國,而且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拱橋,在中外建橋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對後代的橋梁建築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拱肩加拱的“敞肩拱”的運用,為世界橋梁史上之首創。
趙州橋的建築結構奇巧,具有高度的科學性,是我國古代橋梁建築史上的偉大傑作。
趙州橋不僅在建造結構上有高度的科學性,而且在石雕藝術上也細膩傳神,巧奪天工,具有獨特的民族藝術風格。從整體觀察,橋身坦拱敞肩,輪廓清晰,線條柔和,輕盈勻稱,勢若長虹,寓秀逸於雄偉之中。由遠而望,猶如蒼龍飛架,又似玉環半沉;既是力量的象征,又滲透著傳神靈氣。
越王劍之謎
越王劍1965年12月出土於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號楚國貴族墓。考古工作者在墓主人身體的左手邊,發現一柄裝在黑色漆木箱鞘內的名貴青銅劍。青銅劍與劍鞘吻合得十分緊密。拔劍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無鏽蝕,刃薄鋒利。劍全長為55.6厘米,其中劍身長45.6厘米,劍格寬5厘米。劍身滿飾黑色菱形幾何暗花紋,劍格正麵和反麵還分別用藍色琉璃和綠鬆石鑲嵌成美麗的紋飾,劍柄以絲繩纏縛,劍首向外形翻卷作圓箍,內鑄有極其精細的11道同心圓圈。《越絕書·寶劍篇》也記有名劍鑒賞家薛燭對越王勾踐的“純鈞”寶劍評論說:“手振拂,揚其華,淬如芙蓉始出。觀其鈑,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岩岩如瑣石;觀其才,煥煥職冰釋……雖複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一物。”根據1977年12月上海複旦大學靜電加速器實驗室等有關專家進行的科學測定,越王勾踐劍的主要的成分是青銅和錫,還含有少量的鉛、鐵、鎳和硫等,劍身的黑色菱形花紋是經過硫化處理的,劍刃精磨技藝水平可同現在精密磨床生產的產品相媲美,充分顯示了當時越國鑄劍工匠的高超的技藝。越王劍自發現到20世紀90年代末之前,在國內一直是“藏而不展”的。直到1999年4月,新中國成立50周年大慶前夕,越王勾踐劍先是運抵首都北京做短期展出;1999年國慶節後運回武漢的湖北省博物館,正式對公眾開放展覽。
中國的複姓有哪些
中國的姓大多是一個字,如趙、錢、孫、李,這稱為單姓。也有的姓是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字,叫做複姓。從古至今,中國的複姓也非常可觀,不過有不少早已經消失了。今日現存的複姓有:
歐陽、太史、端木、上官、司馬、東方、獨孤、南宮、萬俟、聞人、夏侯、諸葛、尉遲、公羊、赫連、澹台、皇甫、宗政、濮陽、公冶、太叔、申屠、公孫、慕容、仲孫、鍾離、長孫、宇文、司徒、鮮於、司空、閭丘、子車、亓官、司寇、巫馬、公西、顓孫、壤駟、公良、漆雕、樂正、宰父、穀梁、拓跋、夾穀、軒轅、令狐、段幹、百裏、呼延、東郭、南門、羊舌、微生、公戶、公玉、公儀、梁丘、公仲、公上、公門、公山、公堅、左丘、公伯、西門、公祖、第五、公乘、貫丘、公皙、南榮、東裏、東宮、仲長、子書、子桑、即墨、達奚、褚師。
中國婦女什麽時候開始纏足的
古代女子纏足到底始於何時,並無史籍可考。纏足始於何時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始於南朝潘妃;有的認為始於南唐窅娘;有的甚至認為可以上溯到先秦時期。在古樂府的《雙行纏曲》中有:“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獨知可憐。”表明從步尚舒緩到足尚纖小的觀念,至少自漢代前後就已形成了,並且在這時有了尖頭鞋以及早期的、自發的纏足,而後纏足才逐漸成為習俗。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有“纏足”條,集錄了此前的記載。有學者歸納出其中比較重要三點:一是“纏足”始於舞者,更有清代錢泳《履園叢話》說“蓋古者女衣長而拽地,不見足,惟舞見足……因知窅娘裹足乃舞服也”。二是“纏足”不僅要纏“小”而且要纏“弓”,所謂“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三是“纏足”是善舞者的“利器”之舉,目的在於“素襪蓮中,回旋有淩雲之態”。可見女子纏足與人們對婦女行走要步態舒緩優美的審美要求有關。纏足的發展史大體經過了三個階段:自先秦至五代,可以說是自發的纏足和自下而上的逐步認識和提高時期,五代至北宋可以說是相約成俗、形成規範、自上而下的全麵普及時期,北宋以後到明、清兩代,是纏足發展的巔峰時期,即形成了“女子必纏足”的局麵。
中國古代的美男子
人們形容男子容貌俊美,常常會說:“美比宋玉,貌如潘安。”宋玉和潘安是古代的兩名著名的美男子。
宋玉是戰國時期楚國人。《昭明文選》中《登徒子好色賦》一文說宋玉“為人體貌嫻麗,口多微辭”,長得漂亮,口才又好。他鄰居家有位少女,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竟然暗戀宋玉3年,可見他的魅力了。
潘安即西晉人潘嶽,字安仁,小字檀奴。他長相帥氣,又很有氣質,深得時人的喜愛。潘嶽年輕的時候經常坐車出去遊玩,不少妙齡少女見了,競相圍觀,還緊緊地跟著他,把水果丟進車子,一天下來常常滿載而歸。
除了宋玉和潘安,中國古代還有不少美男子,如子都、衛珓、嵇康、高長恭等。
子都,春秋時期鄭國人,原名公孫閼,字子都。子都能征善戰,為一名神射手,是鄭國的重臣。《孟子·告子》篇說:“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可見子都的美是天下聞名的。
衛珓,西晉人。他從小就風神秀異,但是喜怒不形於色,遠遠望去就像是一個玉石雕像,所以人們都叫他“璧人”。他坐著車在洛陽的街道上走的時候,男女老少都一起出動,來欣賞衛珓,場麵十分宏大。後來衛珓到了南京,人們聽說後自然也是圍觀,由於人太多,衛珓舉步維艱,他身子又弱,後來居然疲勞過度,駕鶴西去了。
嵇康,字叔夜,三國時魏國著名的詩人。嵇康不僅腹有才華,而且英氣逼人,俊美瀟灑。時人見了他,都感歎說仿佛如一棵古鬆,氣度不凡。有一次他去山中采藥,竟被人誤認為神仙下凡。嵇康個性耿直,從不與人同流合汙,最後導致了殺身之禍。
蘭陵王名高長恭,本是南北朝時東魏的大臣,後為北齊的一員猛將,為建立北齊立下了汗馬功勞。高長恭雖殺人無數,但是麵貌過於秀美,他覺得難以震懾敵人,所以打仗時就戴上麵目凶惡的麵具。救援洛陽時,他帶兵殺到城下,但守軍怕是敵人的計謀,於是高長恭取下麵具,結果城上的兵卒看到後士氣大振,最終取得了勝利。
中國古代的名片
中國古代的名片稱為拜帖或名帖。舊時把訪問別人時為恭敬起見而投遞的柬帖稱為拜帖。名帖,始於漢代,最早是用削平的木條寫上姓名、裏居。兩漢叫做“謁”,漢末稱為“刺”。後把木製的名帖改用紙製,稱為“名紙”。六朝時簡稱為“名”,唐代叫做“門狀”。宋代還別稱“手刺”、“門刺”。明清時期曾叫做“寸褚”、“紅單”。據清代學者趙翼考證,西漢時沒有紙,削竹木為刺,上書名姓,叫做“名刺”。後來還用大紅絨線在織錦上繡字為“名片”。拜帖或名帖根據所拜的人的身份不同、不同的場合而有許多種類,拜訪者要根據與被拜訪者的關係,在拜帖或名帖後簽名。
中國古代男人也穿裙子
在我國的曆史上,人們幾乎一直都在穿裙,形製則較為簡單。東漢劉熙的《釋名》中有:“裙,群也,聯接群幅也。”所謂聯接群幅,就是古人將二尺二寸幅寬的織物聯接起來成筒狀。古代的裙幅,一般是由七幅組成,前三幅,後四幅。
中國古代的服裝有上古和近古兩個截然不同的形式。上古的服裝式樣主要是上衣下裳。古代的“裳”,指的就是下衣,即裙子。一直到魏晉前後,裙子都一直是男女同用的服裝,隻是中間出現了一些式樣上的小變動,例如戰國以後,隨著騎馬風習的漸漸流行,從武士開始,男子在裙子中間開一個口子,以便於騎馬。但是男子著裙之風沒有改變,我國上古時期主要是席地而坐,仍然是以穿裙子為便。
從唐代開始,裙子逐漸成為女子的專用服裝,而男子則是以袍靴為主要服裝。但是,在正式的朝賀或祭祀大典上,我國古人仍然是以上衣下裳為朝服,也就是說男子仍穿著裙子。一直到清代,朝服還是上衣下裳,仍然是有裙子的。
中國古代四大美女
中國古代的西施、王昭君、貂蟬、楊貴妃都有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容貌,被稱做四大美女。
西施原名夷光,戰國時期出生於今日的浙江諸暨苧蘿村。因家住西村,所以叫做西施。當時吳越交兵,越國戰敗,連越王勾踐都作了俘虜,在吳國做奴隸3年。勾踐回國以後,臥薪嚐膽,奮發圖強,圖謀報仇雪恨。為了越國的複興,勾踐采取了很多策略,其中之一就是範蠡所提出的美人計。他把美若天仙的西施獻給了吳王夫差,夫差一見十分寵愛,從此沉迷於美色之中,將朝政拋到了九霄雲外。吳國逐漸衰落,而越國趁機崛起,後來終於滅掉了吳國。據說吳被滅後,西施與範蠡泛舟五湖,不知所終。
王昭君,名嬙,字昭君,西漢時南郡秭歸(今湖北興山縣)人,被選入宮中作為宮女。當時北方的匈奴因為爭奪權力而衰落,5個單於互相爭戰。其中呼韓邪單於被他的哥哥郅支單於打敗了,損失慘重,就決心與漢朝和好。後來呼韓邪朝見漢元帝,要求和親。王昭君聽說後,自告奮勇,積極響應。呼韓邪見昭君貌美如花,十分高興,就帶著她離開了長安。回到了匈奴之後,昭君積極把中原文化傳給當地的人,獲得了人們的尊敬和愛戴。從此漢與匈奴平安無事,有60多年沒有發生戰爭。
貂蟬本是東漢時司徒王允的侍女。她貌美如仙,同時又特別善解人意。王允見朝政為奸臣董卓所操縱,整日愁眉不展。貂蟬見了,就表示願為主人分憂。王允見董卓和他手下的猛將呂布都是好色之徒,於是定下連環計兼美人計。他先把貂蟬許給呂布,再把貂蟬獻給董卓。呂布本已被貂蟬迷得神不守舍,現在見董卓將她搶去,十分惱怒。一日呂布偷偷進入董卓府第與貂蟬相會,被董卓撞見,二人關係從此破裂。後王允曉以大義,借呂布之手殺了董卓,貂蟬遂歸呂布。
楊貴妃是唐蒲州永樂(陝西華陰縣)人,小字玉環,道號太真。她最初為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壽王的王妃。因為她通曉音律,能歌善舞,姿容美麗,唐玄宗一見傾心,就把她召入宮中。楊貴妃聰明過人,善於揣摩他人心意,所以深得唐玄宗的歡心。唐玄宗雖為一國之君,但對楊貴妃情真意切。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楊家的人從此飛黃騰達,她的哥哥楊國忠更是權傾朝野,使朝廷一片烏煙瘴氣。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匆匆逃離長安。到了馬嵬驛的時候,大軍再也不肯前進,都要求處死楊國忠和楊貴妃。唐玄宗無奈,隻好將楊貴妃勒死,屍體埋在了大路旁。
中國人拍攝的第一部電影
1905年,由北京豐泰照相館的創辦人任景豐拍攝,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主演的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電影——《定軍山》誕生。
電影在19世紀末傳入中國,1896年8月,在上海的徐園第一次放映了電影,當時的電影是穿插在一些雜耍節目中進行放映的。從此之後,徐園內經常放映電影,但是,放映的多為法國電影。1897年7月,美國的電影放映商雍鬆來到上海並先後在上海各處放映電影。1902年1月,北京也公映了第一部電影,由一個外國人攜帶著影片、放映機及發電機,在前門打磨廠租借了福壽堂進行放映。
中國第一部影片攝製者,任景豐是沈陽人,年輕時曾在日本學習過攝影技術,並於1892年在北京開設了豐泰照相館。在北京開始放映電影之後,他認為片源太少,而且放映的都是外國影片,於是和當時豐泰照相館的技師劉仲倫都萌發了自己拍影片的念頭,於是從當時德國商人開設在東交民巷的祁羅孚洋行購買了一架法國製造的木殼手搖攝影機和14卷膠片,開始籌備拍攝影片。
劇中主要演員譚鑫培原名金福,湖北武昌人,是我國著名的京劇演員,並創始了我國老生表演藝術的“譚派”,被人們稱為“伶界大王”。開始時,譚鑫培並不同意拍片,後來在任景豐的力勸之下終於心動,影片才得以開拍。譚鑫培在第一部電影中扮演的是他最擅長的黃忠,由於是一部無聲的黑白京劇影片,且沒有劇本,所以表演的隻有《定軍山》中的“請纓”、“舞刀”和“交鋒”等武打場麵,也是他最拿手的幾個片段。當時充分利用了日光,拍攝工作是在豐泰照相館中的露天廣場進行的,影片中也沒有景別,前後共拍攝了3天,攝影師由劉仲倫擔任。
中國人拍的第一部影片——《定軍山》也是一部戲曲片,它將傳統的中國京劇與現代的藝術形式結合起來,雖然製作粗糙,但是它畢竟是中國人拍攝電影的最初嚐試,並為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商人名稱的由來
“商人”一詞與商朝密切相關,商人之“商”源於商朝、商族之商。商本是一個古老的部落,商朝正式建立於約公元前17世紀湯滅夏之時。商朝人“通川穀,達陵陸”,與周邊各方國及邊族人民的交通貿易活動發達,形成“殷人(商後來定都於殷,故其民被稱殷人)重賈”的風氣。商朝滅亡後,武庚(殷侯)與“三監”的管叔、蔡叔、霍叔勾結,率領“商”遺民興兵叛亂,不久,被平定。周朝當政者為防止殷商遺民再叛亂,便減少其田宅,強迫其外遷。有些殷商遺民被剝奪了田宅,處於周人的監管之下,便開始以從事買賣活動為生。據《尚書·酒誥》記載,在殷商遺民中有部分人專門“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意即長途販運從事貿易活動,以盈利贍養父母,這就是早期的商賈。而周朝人重視農業,便形成做買賣人為商人的印象。隨著時間推移,商人作為買賣人的稱呼便流傳下來,後世稱經商者為“商人”。
山西的票號
票號又稱“票莊”、“匯票莊”、“匯兌莊”。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以經營匯兌業務為主的一種金融信用機構。票號是適應商品貿易發展和貨幣流通擴大的產物。明清時期,地區間的商業清算多依賴“鏢局”運送現銀,既存在不安全因素,也浪費資源。後發現利用在各地設立分支機構商號辦理匯兌更加安全節省。所以在乾隆、嘉慶年間,山西商人利用自己商號及分支機構開展匯兌業務,率先由兼營轉為專營。最早的一家票號是1821年創立的山西平遙“日升昌”,其後,平遙、祁縣、太穀三縣商人繼起,形成“祁太平”三幫。這時,出現山西人獨占一大新興行業的局麵,通稱“山西票號”。其主營業務就是埠際貿易的匯兌。後又辦理政府和官吏的公款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經營範圍遍及全國,遠則達東南亞和歐洲,有“匯通天下”一說。在山西的票號最發達時,一度曾有“子弟俊秀者,多入商貿一途”之說,令乾隆皇帝也甚感驚詫。
山西票號的資本最初由商業資本轉化,合資或獨資。在此之後,也有官僚或買辦商人入股。
山西票號與清政府關係密切。尤其在19世紀50年代後,山西票號代清政府匯解軍餉等款項、辦理洋務資金往來、管理對外貿易的內匯。一度成為封建經濟的重要金融支柱。鴉片戰爭後,外國銀行建立,各省自設官銀錢號、自辦銀行,使票號喪失公款業務。辛亥革命後,清王朝崩潰,票號存款被提,放款一時不能收回,周轉困難,從此一蹶不振,終歸沒落。
五禽戲模仿了哪五種動物
“五禽戲”是我國傳統的體育健身術,其內外兼練、體用兼備。
據考證,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人模仿鳥獸運動之形來健身治病。如《莊子》中就有“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的記載。西漢馬王堆三號墓內的帛畫導引圖有一些動作就是模仿動物的形態和姿勢的。後來,東漢末期的醫學家華佗總結了前人的實踐經驗和豐富理論,創編了《五禽戲》。據《後漢書·華佗傳》記載:華佗曾對其弟子吳普說:“人體欲得勞動,但不常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臂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華佗的功績在於將以前的功法進行了係統的總結,並組合成套路,通過口授身傳進行傳播,讓大家強身健體。五禽戲開始並沒有文字流傳,到了南北朝時期,陶弘景的《養性延命錄》用文字記錄了下來。
五禽戲的內容主要包括虎戲、鹿戲、熊戲、猿戲、鳥戲。如虎之威猛、熊之沉穩、鹿之溫馴、猿之輕靈,鶴之輕翔舒展,都屬於刻意模仿。
清代宮中的外國人
明朝末年,西方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成功取得傳教權,使緊閉的中國國門稍稍有所鬆動。此後,傳教活動很快就達到一個高潮,不僅贏得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的信任,而且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大教區。1644年清軍入關後,在華傳教士們的科技知識又吸引了清朝統治者,並得到重用。西方傳教士不僅順利地度過了從明到清改朝換代的社會動蕩,而且在清朝宮廷中獲賜任職,一時間清宮中“洋官”雲集,形成西學東漸、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榮的局麵。湯若望與郎世寧便是其中著名的兩位傳教士。
湯若望
湯若望(1592~1666年),字道未,原名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國科隆人,1611年加入天主教耶穌會。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來華,抵達澳門。起初在北京學漢語,後到西安傳教。明崇禎三年(1630年),經明臣徐光啟推薦被召至北京譯書,修訂曆法,編成《崇禎曆書》,並籌辦了一所相當規模的科學圖書館。又監鑄大炮,傳授用法。清順治元年(1644年),湯若望將渾天儀、太陽象限儀、望遠鏡等三種天文儀器呈獻給清朝統治者。次年,又整理成《西洋新法曆書》,被攝政王多爾袞更名為《時憲曆》而頒行天下,後被清帝任命為欽天監監正,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位主管欽天監的外國官員。自此,湯若望在清宮中屢受官職,地位不斷提高,先後被加封為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大夫,賜號“通微教師”,甚至順治皇帝也尊稱其為“瑪法”(滿語,意為“爺爺”)。由於清廷中曆法派係之爭,清康熙三年(1664年),以前欽天監楊光先為首的官員指斥湯若望曆法荒謬,誣告其圖謀造反,在當時執政的鼇拜集團對控告的受理下,湯若望被判處死刑,其餘所屬官員均被罷黜治罪。康熙四年,湯若望被赦免,一年後,因年老中風而病卒於北京。
湯若望著述豐富,除《崇禎曆書》與《時憲曆》外,還著有《古今交食考》、《渾天儀說》、《遠鏡說》、《測食說》、《西洋測日曆》、《新法曆引》、《交食曆指》、《曆法西傳》、《學曆小辨》、《火攻絜要》、《中國耶穌會傳教史略》以及《湯若望回憶錄》等。湯若望自來到中國傳教,任職於明、清兩朝,以其在天文曆法方麵的卓越才能和對己之職務的忠實盡職而贏得了兩朝統治者的信任。湯若望既是一位神學家、史學家,又是一位科學家、天文學家,在華40多年間,他為推動西學東漸,促進中國傳統文化與歐洲近代科學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郎世寧
郎世寧(1688~1766年),原名Joseph Castiglione,出生於意大利的米蘭,1707年加入耶穌會,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9月到達廣州,同年12月進入北京,入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成為一名宮廷畫師。康熙皇帝非常欣賞郎世寧的才華,命他學習中國畫技法。在雍正年間,郎世寧曾為雍正皇帝畫過多幅畫像,但他最輝煌的時期是在乾隆年間。乾隆皇帝命郎世寧為他的首席宮廷畫家,使得郎世寧有機會為乾隆皇帝留下了不同題材的畫幅,有乾隆皇帝的畫像,如《弘曆射獵聚餐圖》、《哨鹿圖》等;有反映後宮生活的畫幅,如《親蠶圖》等;有反映重大曆史事件的畫卷,如《萬樹賜宴圖》、《阿玉錫持矛蕩寇圖》等。郎世寧在意大利受過嚴格的繪畫訓練,學習了中國畫技法之後,他用西洋油畫透視和明暗的技法畫中國水墨畫,融西洋畫三維感念和中國畫工筆繪法為一體,創造了新的畫風,對中國的宮廷繪畫影響非常大。
郎世寧的藝術才能在乾隆皇帝修建圓明園時得到淋漓盡致地發揮。乾隆皇帝讓他主持在圓明園修建一組西洋建築,他設計了一係列具有意大利洛可可傳統風格的城堡式建築依噴泉而設,噴泉如雨,綠樹成蔭,美麗別致。這就是以後的西洋樓。從今天圓明園的殘垣斷壁之中,仍然能看出當年其構思精巧的設計和裝飾奇特的技巧。在圓明園中,最著名的建築是一座以十二生肖為題的噴泉,它位於海宴堂及其階梯旁,這也是郎世寧主持設計的。該噴泉由12隻動物銅像組成,每一隻銅像輪流噴水一個時辰(兩小時),到了正午,水柱從12隻動物口中同時噴出,場麵極為壯觀。可惜1860年圓明園遭到英法聯軍的野蠻洗劫,這些建築也慘遭破壞。
作為一名傳教士,郎世寧最關心的當然還是他的宗教。他利用自己高超的繪畫技藝贏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器重——他曾被乾隆賞三品頂戴,又用此來保護他的宗教。他曾三次麵請乾隆皇帝緩和教禁,使得一度嚴厲的教禁有所緩和。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7月16日,郎世寧在北京病逝,乾隆皇帝頒旨對他的功勞進行嘉獎,對他的去世表示哀悼,此聖旨也被刻在了他的墓碑上。終乾隆一朝,郎世寧所受到的恩遇之重,超過了其他任何一位傳教士。郎世寧去世之後,乾隆皇帝賜銀300兩為他安葬,而一般的傳教士隻有200兩,可見乾隆皇帝對郎世寧的偏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