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2.竇太後的政治影響

代王劉恒因為長安發生諸呂之亂，被迎入未央宮登基，這就是漢文帝。因為代王後在沒進長安的時候就去世了，漢文帝即位幾個月後，竇姬的大兒子劉啟在劉恒諸子中年齡最大，被立為太子，竇姬也就成了皇後。呂後老太太大概怎麽也想不到，原先在身邊伺候自己的宮女，後來竟然接替自己，成了長樂宮的主人。我們不清楚竇家女子在呂後身邊工作了多少年，但是從她後來的表現看，她從女強人呂後那兒，還真的繼承了一些東西。

竇皇後有一個弟弟竇少君，曾經被人掠賣為奴，先後轉賣十多家，流落到宜陽山中燒炭。一次山體滑坡事故中，一百多個同伴都遇難，隻有他一人幸存。這位竇少君後來到長安和姐姐相認，他的兒子被封為南皮侯。看來，竇猗房大概並不是出身在富貴之家。

竇猗房後來因病失明，是真實的。她的從兄弟的兒子竇嬰在平吳楚七國之亂的時候因軍功被封為魏其侯，也是真實的。司馬遷還記載，竇太後喜歡黃帝、老子的“淡泊無為”的學說，在她的影響下，皇帝、太子和竇家的老少貴族們都不得不讀《黃帝》、《老子》書，尊崇黃老之學。她為了維護黃老之學的尊貴地位，讓轅固生去和野豬搏鬥，可見這位老太太不僅偏執，也是夠狠心的。幸虧漢景帝遞給這位儒生一件兵器，才使得他免於一死。儒學學者趙綰、王臧被漢武帝看重，進入執政集團上層，然而最後被治罪，被迫自殺，主要責任人也是太皇竇太後。竇猗房晚年成為守舊集團的領袖，在漢王朝從“無為”到“有為”的曆史轉換過程中，也是一種必然。

劉徹剛剛即位，就尊祖母竇太後為太皇太後，母親王皇後為皇太後。一個多月之後，封皇太後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田勝為周陽侯。

不久，漢武帝又任命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兩位太皇太後和皇太後的親屬都受到重用，一位擔任最高行政長官，一位擔任最高軍事長官。

竇嬰和田蚡的任命，可能還是太皇竇太後和王太後的主意，也可能是漢武帝綜合平衡兩位女性家族長的利益而作出的決定。但是也有漢武帝個人的傾向在起作用，因為我們看到，竇嬰和田蚡，都是熱心儒學的貴族。

兩個外戚家族的代表並列於最高執政集團的最高層，合作管理朝政，這在曆史上是不多見的現象。

竇嬰是竇太後從兄的兒子，漢文帝時，曾經做過吳相，後來因病免職。漢景帝即位之後，任管理皇後和太子家事務的詹事。

在太皇竇太後和王太後行使政治權威的日子裏，少年漢武帝沒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

漢武帝即位之後的第9個月，就頒布了要求臣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事的著名的詔書。他又親自策問以古今治道。漢武帝誠懇地表示，他希望知道“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對於“精心致思”的學者們的指教和啟示，願意“垂聽而問”。

儒學著名學者董仲舒在對策中說，秦王朝滅亡以後，其流毒至今未滅，隻單憑“法”和“令”而求得國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他寫道：琴瑟的音色不正，聲調不和諧，就應當重新裝置調整琴弦，予以“更張”，才能夠保證演奏的成功。政令推行不順利，政治形勢不理想，也應當重新製定調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夠保證行政的成功。應當“更張”而不“更張”，雖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樂曲。應當“更化”而不“更化”，雖然有“大賢”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國家。他這裏所說的“更張”、“更化”，其內涵，其實深蘊改革的意義。

董仲舒指出，漢得天下以來，常常謀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他強調，要想實現“善治”，就必須在應當“更化”的時候堅定果決地“更化”。他提出“更化”的主張時，特別強調“教化”的作用。他以為要謀求“善治”，一定應當注重文化體製的調整。他說，“教化大行”，則可以實現“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的境界。這是儒學政治學說提出的理想境界。

從表麵上看，董仲舒曾經提出“王者有改製之名，亡變道之實”，“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等，似乎是全麵否定變革的。然而，他一方麵認為作為政治基本原則的“道”，絕對不可以“變”。但是，另一方麵，他卻又肯定了“改製”的合理性。他甚至還曾經說：“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也就是說，在某些曆史條件下，“其道變”，也是正常的，合理的。

董仲舒文化體製改革理論的核心，是要確定儒學獨尊的地位。他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主張“大一統”，應當成為政治文化的定式。他感歎道，現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於是當政者無法“持一統”，以致法製頻繁變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應當禁絕與孔子之術相異的學術，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民知所從。在他看來，文化的“一統”和政治的“一統”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為後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統治的根基。

董仲舒的意見得到漢武帝的讚許。他任命董仲舒為江都相。

當時以“賢良”身份進入上層政治生活的讀書人，來自不同的學派，甚至有有遵循當時不受重視的法家和縱橫家之學的。丞相衛綰上奏說，“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指出“賢良”之中有研究申不害、韓非學說的，有研究蘇秦、張儀策略的，應當統統取締。這一建議得到漢武帝的認可。

漢武帝即位初，隨著竇嬰和田蚡這兩位傾向儒學的貴戚擔任丞相和太尉，傾向儒學的趙綰被任命為禦史大夫，王臧被任命為郎中令。儒學的勢力在朝廷中顯著上升。趙綰還把他的老師申公介紹到朝廷來。漢武帝會見申公，請教治亂之事。申公已經80多歲，回答道：要天下實現安定，“不至多言”，也就是不要多說話，強調隻要力行實踐就可以了。當時，漢武帝喜好文詞，聽到申公“不至多言”的意見，沒有作聲。他任命申公作太中大夫，參與討論設明堂以及巡狩、改曆、服色等事。

太皇竇太後本來就專好黃老之學，不喜歡儒術。趙綰又建議皇帝行政不必向東宮請示。太皇竇太後於是大怒。她派人私下調查趙綰和王臧違反法製的行為，轉告漢武帝，要求懲處。漢武帝不得不將趙綰和王臧下吏查辦，丞相竇嬰和太尉田蚡也都被免職。

趙綰和王臧在獄中自殺，申公因病申請免職回鄉。

漢武帝進行的這一次權力試探，遭到了嚴重的挫敗。

宋代學者胡寅《論西漢女主之禍》說道：“漢母後豫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後好黃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興製度，則發其奸利寢之。竇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為相。”說西漢女主專權，不僅是在天子年幼的情況下，天子成年之後也是同樣。竇太後喜好黃老之學，討厭儒生，儒生於是難以進入上層集團。趙綰和王臧想幫助漢武帝創立新的製度，竟調查舉報其違法行為阻礙這種變革。竇嬰，是自己兄長的兒子，討厭他的時候則除去門籍，喜歡他的時候就任用為相。

漢武帝能夠大膽地獨立地發表見解，作出決策，製定政策，督促落實，都是在太皇竇太後去世之後。

竇太後對朝政特別是對國家指導思想的影響，演出了文景時代“無為”政治的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