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恒是漢高祖劉邦和薄氏所生子,公元前179年,以代王身份入主長安,成為西漢王朝的皇帝。劉恒由藩王地位上升為漢帝,具有地方行政經驗和比較了解底層社會情狀的知識基礎,又能夠謙虛謹慎,克己勤政,他開創了比較清和,比較明朗新的政治風景。司馬遷在《史記·孝文本紀》最後以“太史公曰”形式發表的曆史總結中,以孔子善人治國“勝殘去殺”的話讚美漢文帝,又感歎道:“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嗚呼,豈不仁哉!”
《漢書·刑法誌》也有相關的論說:“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為國者之程序也。”司馬遷以為漢文帝“勝殘去殺”,堪稱“善人”“治國”。班固的評論,所謂“撥亂”,所謂“德教”“仁道”,所謂“為國者之程序”,也表達了對這種政治風格的肯定和讚美。
劉恒做皇帝,並不是劉邦的選擇。劉恒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通過特殊的政治程序成為最高執政者的。
所謂諸呂之亂的平定,其實是朝廷老臣和諸侯王勢力合作的結果。
《史記·呂太後本紀》說,“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劉章得知相關情報,私下告知兄長齊哀王劉襄,“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希望劉襄發兵西進,誅殺諸呂,自立為帝。劉章願意在朝中與大臣作為內應。齊王劉襄準備發兵,齊相召平不聽。八月丙午這一天,劉襄準備派人殺死召平,召先舉兵圍劉襄,劉襄於是殺掉齊相召平,以計謀聯合了琅邪國的部隊,向西進發。劉襄向各諸侯王發布文告,分析當時形勢說:“今高後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譴責“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製以令天下”,以為“宗廟所以危”,宣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
相國呂產等派遣老將穎陰侯灌嬰率軍迎擊齊軍。灌嬰行至滎陽,內心分析形勢,以為諸呂以權勢控製了關中,企圖危劉氏而自立,如果我破齊還報,則助長了呂氏的政治野心,於是止軍不進,屯駐滎陽,派使節與齊王和其他諸侯聯絡,相約待呂氏發動變亂時合力誅滅。齊王得到這樣的政治信號,退兵到齊國的西界,等待時機。長安方麵,周勃以非常手段入北軍,取得指揮權,朱虛侯劉章殺呂產。呂氏家族都被誅滅。
可見,所謂呂氏之亂的平定,是“大臣諸侯”合力完成的。然而後來從“諸侯”中選定最高權力者,卻是由“大臣”們決定的。
諸呂勢力被清除後,大臣們私下商議,以為少帝並不是漢惠帝的後嗣,隻是呂後“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現在諸呂已滅,然而小皇帝是呂氏所立,等他長大成人,我們都會遭到報複。不如選擇諸侯王最賢良的立以為帝。
有人說,齊悼惠王是高帝長子,今齊王是其嫡子,作為高帝的嫡長孫,可以立為帝。
大臣們都說,呂氏正是以外家惡而幾乎危害宗廟,傷及功臣。今齊王母家駟氏,而駟鈞,惡人也,如果立齊王,必然是又一個呂氏。
又有人提議立淮南王,也因為年少,母家又惡,遭到否決。
隨後代王劉恒被確定為適當的人選。大臣們說:“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後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以為劉恒是劉邦的兒子,素稱“仁孝寬厚”,太後薄氏家風“謹良”,迎立為帝,最為適宜。
於是派人前往代國召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