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轉 折 篇(2)
“二二事件”的突然發生，使東北軍內部出現了嚴重分化。而手握重兵的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的掉頭西向，更是加劇了這一分化的勢頭。2月4日，周恩來在西安向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張國燾、秦邦憲、彭德懷、任弼時發出一份“萬萬火急”的“絕密”電報。電報指出：“東北軍因王以哲遇難愈分化，少壯派趨極端而右派紛紛投降反攻。劉多荃甚至對西安警戒，對潼關接頭，扣留少壯旅、團長，給蔣(介石)、顧(祝同)以大好利用機會，張(學良)更難回來，東北軍甚至有被調開的危險。”②《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71頁。
電報還指出：“(第)十七路(軍)一時不會分化，但我們恐難公開立足。”②電報還向中共中央提出在當時形勢下應采取的方針是：堅持三位一體，團結到底，東北軍開甘肅以避免分裂；歡迎中央軍，避免對立；加強內部組織與團結。《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7頁。
2月6日，是夏曆丙子年臘月二十五日。這一天，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總部機關人員、衛隊團以及第一一五師官兵，在董英斌參謀長的率領下，離開西安，向？縣(今彬縣)出發。時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委會黨務處處長的盧廣績回憶說，東北軍北上？縣的人員“因無交通工具，均徒步行軍，有些人還攜帶眷屬，老幼婦孺，狼狽不堪，淒慘景象，不忍目睹。”《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08頁。
西安事變爆發後即擔任東北軍政治部宣傳科遊藝股股長的張寒暉，也匯入了這股向？縣北上的人流之中。目睹著眼前的景象，又不能不使張寒暉牽掛著已被“嚴加管束”的張學良將軍，他一麵走路，一麵哼唱，譜成了《士兵懷念司令歌》：
拿起槍來想起司令他，
人性正直眼光遠大。
我們怎能忘記他哩！
他對我們不說空話。
端起碗來想起司令他，
抗日反奸解放中華。
我們怎能忘記他哩！
為了祖國犯了什麽法？
躺在床上想起司令他，
犧牲自己挽救國家。
我們怎能忘記他哩！
他令我們打回老家。
司令你回來吧！
司令你回來吧！
我們需要你領導，
解放民族打回老家。《中共陝西曆史人物傳》第4卷，第216頁。
張學良在與周恩來的第一次延安會談之後，一直到西安事變前夕，先後向西北蘇區和紅軍提供經費資助達67萬元之多，這些款項均是從西北“剿總”糧秣處周轉費中臨時支取的。西安事變後擔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委會糧秣處處長的張政枋回憶說：“張學良因送蔣介石去南京被扣留後，這項墊款就無人歸還，也無處報銷。我曾經當麵懇請於學忠設法，被否決，不準報銷，並叫我自己想辦法負責歸還。一時間，使我惶恐不安。”《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21頁。
1937年1月上旬，張政枋被調任第六十七軍第一一？師師長。離任之際，這筆“無處報銷”的巨款成了張政枋的一塊心病。張政枋回憶說：
因我去接一一？師師長職務，把糧秣處的經手事務必須作個初步結束與交代，特別是張副司令的借支墊款都是我經手辦理，更要交代清楚。因此，於1937年2月上旬糧秣處把張學良的臨時借墊67萬多元現款按賬算清後，我於1937年2月17日上午到總部呈報於學忠請轉中央報銷。當時於學忠問我有條子證據沒有，我說副司令臨時用錢打電話給送去的，當時未要收條。於說：“這些開支墊款都是副司令許可和他使用的，你可向副司令請求報銷好了，我實在不敢替他向中央報請，你另想別的辦法，我是不管的。”說罷，他就進屋休息了。我無奈，轉到參謀長董英斌辦公室把情況介紹一番，董說何不把這些經過情況和事實向紅軍辦事處負責人說一下，請他們想個辦法或開個證明條子，再向於主席請求報銷，那時他就無話可講了。我就按照董參謀長的指示到西安市北城七賢莊紅軍辦事處，見處長林伯渠、葉劍英和南漢宸三位同誌，說明來意和經過情況。經過一個多小時的研究，葉劍英同誌慷慨地說：這些錢既然張副司令給紅軍用了，咱們就開個證明條子叫蔣介石報銷，因為咱們也是國家軍隊，蔣介石他敢不給報銷，就是張副司令自己花的，咱們替他證明一下也沒有什麽關係。一邊說話一邊拿起筆來開個共用67萬元的條子，蓋上了紅軍辦事處的戳子，並說：“你拿去報吧，如於主席不給報，我去見他說個明白，不能叫你為難。”我把條子拿在手中如獲至寶，向他們三位告別而出。
2月18日上午，我手持紅軍辦事處的證明收條到總部，首先見董英斌參謀長，說明到紅軍辦事處開證明條子的經過。他見到條子很高興地說：這回差不多行啦，於先生可能敢轉啦，你快去見他吧。我請參謀長同我一塊兒去見於。到屋後，我首先把證明條子呈上，於一邊看條子，一邊皺著眉頭說：“這個小條子能好使嗎？它能承擔這67萬元巨款的責任嗎？”在於學忠麵有難色的時候，董參謀長說：“別看紅軍辦事處機關小，它是代表紅軍的。紅軍現在也是國家部隊，可以轉報試試看，如果不行，主席也不負什麽責任，況副司令在南京也可以去電問一問，糧秣處在此地有賬可查，請主席轉報一下沒大關係。”於考慮了半天說一聲：好吧！報報看。這67萬元的條子就這樣報上去了，以後也就糊裏糊塗地不了了之。《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21―222頁。
張學良援助蘇區和紅軍的款項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報銷”，成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一段頗具戲劇性色彩的“插曲”。
2月9日，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進駐西安。在此前的2月7日，蔣介石密電顧祝同，指示他進入西安城後，應注意以下事項：“(一)與楊(虎城)詳商處理西北整個辦法，詳詢其意見，且略示推重之意，要其先述辦法，並探測其，(與)‘赤匪’與張(學良)部之方針態度與其輕重之程度，最後探詢其李誌剛謂其自有進一步辦法者，如何進行與實施？此節或不必急遽直問，可先用(李)誌剛、登雲及鄧寶珊等間接運用督促，務使其與中央一致能切實辦到。”(二)“對周恩來及共產黨代表態度，凡實際問題，如經費、地區等皆令其仍由楊(虎城)間接負責處置，不可與之有確切具體之表示，但可多與之說感情話，最後派代表與之接洽。”(三)“初入城與其三方麵各人會麵時，不可向之用離間之言及使其疑懼團結；而對(楊)虎城認其為三位一體之中心，自當稍加另眼相待，如使其能自動與我方就商其徹底辦法則更妥也。”《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70頁。
2月8日，蔣介石又密電顧祝同，決定將東北軍調往安徽、河南一帶。
在得知東北軍將東調安徽一帶，主要軍官發生分化的情況後，周恩來於2月23日致電毛澤東、張聞天並告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東北軍中新的中心不易樹起；目前在東北軍中工作的原則是保持黨的秘密組織，以謀較遠的發展；許多事要準備重新做起。《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61頁。
在此之前，東北軍騎兵軍軍長、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參謀團主任何柱國於2月17日前往浙江奉化雪竇山，拜見了被幽禁的張學良，向張學良匯報了“二二事件”的經過和東北軍的近況。張學良於當天致信楊虎城，信中寫道：“柱國兄來，悉兄苦心支持危局，聞之十分同感。現幸風波已過，盼兄為國努力，不可抱奮事(疑為憤世之誤――引者注)之想。凡利於國者，吾輩尚有何惜乎？”③《張學良遺稿》，第130頁。
張學良在信中還深情地表示：“西望雲天，不勝依依。”③。
張學良在當天還致信於學忠，信中說：“柱國兄來談，悉兄苦心孤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仝人(同仁)等為此事受累，猶以鼎芳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從何說起，淚不知從何處流。目下狀況，要兄同諸仝人(同仁)，大力維護此東北三千萬父老所寄托此一點武裝，吾等必須將吾們的血及此一點武裝，供(應為貢――引者注)獻於東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濟和衷，仍本從來維護大局、擁護領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戰場上 ，顯我身手。盼兄將此函轉示各軍師旅團長。東北軍一切，弟已囑托與兄，中央已命與兄，大家必須對兄如對弟一樣。弟同委座皆深知兄勝此任。望和同誌一心一德，保此東北軍光榮，以期供(貢)獻於國家及東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氣在，為國家之利益，為東北之利益，如有可盡力之處，決不自棄。”②③④《張學良遺稿》，第138、138、144、144頁。
張學良在信中還向東北軍將領表示致意，並請於學忠將信中表示的“保此東北軍光榮，以期貢獻於國家及東北父老之前”的願望“轉各幹部為禱”②。
就在這一天，身處被幽禁之地的張學良還致信周恩來。張學良在信中寫道：“柱國兄來談，悉兄一本初衷，以大無畏精神綏此危局，猶對東北仝人(同仁)十分維護，弟聞之甚感。紅軍仝人(同仁)種種舉措，使人更加欽佩。”③張學良還在信中寫道：“弟目下(閑)居讀書，一切甚得，請勿遠念。凡有利於國者，弟一本初衷，決不顧個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並請代向諸仝人(同仁)致敬意。”④。
張學良在同一天寫下的三封信，表達了他對西安事變期間，“三位一體”共度時艱那段已逝時光的懷念，也表達了他雖身處逆境而終不懊悔的信念。
在張學良致信周恩來的當天，國民政府下達了恢複張學良公權令。第二天，行政院又奉發此令，全文如下：
關於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呈請將張學良複權，俾得自效，經奉交由司法院核複，張學良所受褫奪公權五年之徒刑，似可免其執行一案。茲奉國民政府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令開：張學良著予複權。此令。《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76頁。
南京政府行政院的一紙命令，並沒有為張學良將軍帶來“自由”的福音。在他麵前，還將是漫長的“幽禁”歲月。
在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的高壓政策和脅迫利誘之下，從1935年7月開進潼關，走上內戰戰場的東北軍，被迫開始東移。
電報還指出：“(第)十七路(軍)一時不會分化，但我們恐難公開立足。”②電報還向中共中央提出在當時形勢下應采取的方針是：堅持三位一體，團結到底，東北軍開甘肅以避免分裂；歡迎中央軍，避免對立；加強內部組織與團結。《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7頁。
2月6日，是夏曆丙子年臘月二十五日。這一天，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總部機關人員、衛隊團以及第一一五師官兵，在董英斌參謀長的率領下，離開西安，向？縣(今彬縣)出發。時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委會黨務處處長的盧廣績回憶說，東北軍北上？縣的人員“因無交通工具，均徒步行軍，有些人還攜帶眷屬，老幼婦孺，狼狽不堪，淒慘景象，不忍目睹。”《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08頁。
西安事變爆發後即擔任東北軍政治部宣傳科遊藝股股長的張寒暉，也匯入了這股向？縣北上的人流之中。目睹著眼前的景象，又不能不使張寒暉牽掛著已被“嚴加管束”的張學良將軍，他一麵走路，一麵哼唱，譜成了《士兵懷念司令歌》：
拿起槍來想起司令他，
人性正直眼光遠大。
我們怎能忘記他哩！
他對我們不說空話。
端起碗來想起司令他，
抗日反奸解放中華。
我們怎能忘記他哩！
為了祖國犯了什麽法？
躺在床上想起司令他，
犧牲自己挽救國家。
我們怎能忘記他哩！
他令我們打回老家。
司令你回來吧！
司令你回來吧！
我們需要你領導，
解放民族打回老家。《中共陝西曆史人物傳》第4卷，第216頁。
張學良在與周恩來的第一次延安會談之後，一直到西安事變前夕，先後向西北蘇區和紅軍提供經費資助達67萬元之多，這些款項均是從西北“剿總”糧秣處周轉費中臨時支取的。西安事變後擔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委會糧秣處處長的張政枋回憶說：“張學良因送蔣介石去南京被扣留後，這項墊款就無人歸還，也無處報銷。我曾經當麵懇請於學忠設法，被否決，不準報銷，並叫我自己想辦法負責歸還。一時間，使我惶恐不安。”《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21頁。
1937年1月上旬，張政枋被調任第六十七軍第一一？師師長。離任之際，這筆“無處報銷”的巨款成了張政枋的一塊心病。張政枋回憶說：
因我去接一一？師師長職務，把糧秣處的經手事務必須作個初步結束與交代，特別是張副司令的借支墊款都是我經手辦理，更要交代清楚。因此，於1937年2月上旬糧秣處把張學良的臨時借墊67萬多元現款按賬算清後，我於1937年2月17日上午到總部呈報於學忠請轉中央報銷。當時於學忠問我有條子證據沒有，我說副司令臨時用錢打電話給送去的，當時未要收條。於說：“這些開支墊款都是副司令許可和他使用的，你可向副司令請求報銷好了，我實在不敢替他向中央報請，你另想別的辦法，我是不管的。”說罷，他就進屋休息了。我無奈，轉到參謀長董英斌辦公室把情況介紹一番，董說何不把這些經過情況和事實向紅軍辦事處負責人說一下，請他們想個辦法或開個證明條子，再向於主席請求報銷，那時他就無話可講了。我就按照董參謀長的指示到西安市北城七賢莊紅軍辦事處，見處長林伯渠、葉劍英和南漢宸三位同誌，說明來意和經過情況。經過一個多小時的研究，葉劍英同誌慷慨地說：這些錢既然張副司令給紅軍用了，咱們就開個證明條子叫蔣介石報銷，因為咱們也是國家軍隊，蔣介石他敢不給報銷，就是張副司令自己花的，咱們替他證明一下也沒有什麽關係。一邊說話一邊拿起筆來開個共用67萬元的條子，蓋上了紅軍辦事處的戳子，並說：“你拿去報吧，如於主席不給報，我去見他說個明白，不能叫你為難。”我把條子拿在手中如獲至寶，向他們三位告別而出。
2月18日上午，我手持紅軍辦事處的證明收條到總部，首先見董英斌參謀長，說明到紅軍辦事處開證明條子的經過。他見到條子很高興地說：這回差不多行啦，於先生可能敢轉啦，你快去見他吧。我請參謀長同我一塊兒去見於。到屋後，我首先把證明條子呈上，於一邊看條子，一邊皺著眉頭說：“這個小條子能好使嗎？它能承擔這67萬元巨款的責任嗎？”在於學忠麵有難色的時候，董參謀長說：“別看紅軍辦事處機關小，它是代表紅軍的。紅軍現在也是國家部隊，可以轉報試試看，如果不行，主席也不負什麽責任，況副司令在南京也可以去電問一問，糧秣處在此地有賬可查，請主席轉報一下沒大關係。”於考慮了半天說一聲：好吧！報報看。這67萬元的條子就這樣報上去了，以後也就糊裏糊塗地不了了之。《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21―222頁。
張學良援助蘇區和紅軍的款項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報銷”，成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一段頗具戲劇性色彩的“插曲”。
2月9日，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進駐西安。在此前的2月7日，蔣介石密電顧祝同，指示他進入西安城後，應注意以下事項：“(一)與楊(虎城)詳商處理西北整個辦法，詳詢其意見，且略示推重之意，要其先述辦法，並探測其，(與)‘赤匪’與張(學良)部之方針態度與其輕重之程度，最後探詢其李誌剛謂其自有進一步辦法者，如何進行與實施？此節或不必急遽直問，可先用(李)誌剛、登雲及鄧寶珊等間接運用督促，務使其與中央一致能切實辦到。”(二)“對周恩來及共產黨代表態度，凡實際問題，如經費、地區等皆令其仍由楊(虎城)間接負責處置，不可與之有確切具體之表示，但可多與之說感情話，最後派代表與之接洽。”(三)“初入城與其三方麵各人會麵時，不可向之用離間之言及使其疑懼團結；而對(楊)虎城認其為三位一體之中心，自當稍加另眼相待，如使其能自動與我方就商其徹底辦法則更妥也。”《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70頁。
2月8日，蔣介石又密電顧祝同，決定將東北軍調往安徽、河南一帶。
在得知東北軍將東調安徽一帶，主要軍官發生分化的情況後，周恩來於2月23日致電毛澤東、張聞天並告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東北軍中新的中心不易樹起；目前在東北軍中工作的原則是保持黨的秘密組織，以謀較遠的發展；許多事要準備重新做起。《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61頁。
在此之前，東北軍騎兵軍軍長、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參謀團主任何柱國於2月17日前往浙江奉化雪竇山，拜見了被幽禁的張學良，向張學良匯報了“二二事件”的經過和東北軍的近況。張學良於當天致信楊虎城，信中寫道：“柱國兄來，悉兄苦心支持危局，聞之十分同感。現幸風波已過，盼兄為國努力，不可抱奮事(疑為憤世之誤――引者注)之想。凡利於國者，吾輩尚有何惜乎？”③《張學良遺稿》，第130頁。
張學良在信中還深情地表示：“西望雲天，不勝依依。”③。
張學良在當天還致信於學忠，信中說：“柱國兄來談，悉兄苦心孤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仝人(同仁)等為此事受累，猶以鼎芳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從何說起，淚不知從何處流。目下狀況，要兄同諸仝人(同仁)，大力維護此東北三千萬父老所寄托此一點武裝，吾等必須將吾們的血及此一點武裝，供(應為貢――引者注)獻於東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濟和衷，仍本從來維護大局、擁護領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戰場上 ，顯我身手。盼兄將此函轉示各軍師旅團長。東北軍一切，弟已囑托與兄，中央已命與兄，大家必須對兄如對弟一樣。弟同委座皆深知兄勝此任。望和同誌一心一德，保此東北軍光榮，以期供(貢)獻於國家及東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氣在，為國家之利益，為東北之利益，如有可盡力之處，決不自棄。”②③④《張學良遺稿》，第138、138、144、144頁。
張學良在信中還向東北軍將領表示致意，並請於學忠將信中表示的“保此東北軍光榮，以期貢獻於國家及東北父老之前”的願望“轉各幹部為禱”②。
就在這一天，身處被幽禁之地的張學良還致信周恩來。張學良在信中寫道：“柱國兄來談，悉兄一本初衷，以大無畏精神綏此危局，猶對東北仝人(同仁)十分維護，弟聞之甚感。紅軍仝人(同仁)種種舉措，使人更加欽佩。”③張學良還在信中寫道：“弟目下(閑)居讀書，一切甚得，請勿遠念。凡有利於國者，弟一本初衷，決不顧個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並請代向諸仝人(同仁)致敬意。”④。
張學良在同一天寫下的三封信，表達了他對西安事變期間，“三位一體”共度時艱那段已逝時光的懷念，也表達了他雖身處逆境而終不懊悔的信念。
在張學良致信周恩來的當天，國民政府下達了恢複張學良公權令。第二天，行政院又奉發此令，全文如下：
關於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呈請將張學良複權，俾得自效，經奉交由司法院核複，張學良所受褫奪公權五年之徒刑，似可免其執行一案。茲奉國民政府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令開：張學良著予複權。此令。《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76頁。
南京政府行政院的一紙命令，並沒有為張學良將軍帶來“自由”的福音。在他麵前，還將是漫長的“幽禁”歲月。
在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的高壓政策和脅迫利誘之下，從1935年7月開進潼關，走上內戰戰場的東北軍，被迫開始東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