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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轉 折 篇(1)

  西安事變實錄中共中央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的新形勢下,為了促進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成功,早日實現全民族共同抗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月9日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朱德、張國燾、何克全、張浩、林伯渠和林彪。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這個電報發表,各方麵會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說明的,是可以表示我們真正抗日團結禦侮決心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50頁。

  會議通過了這一通電。

  就在這一天,毛澤東和張聞天就關於同國民黨政府談判的主要內容和條件致電周恩來,指出:(一)關於和南京方麵交涉之政治的立場,請參閱致三中全會電。(二)軍事方麵同意軍編為十二個師、四個軍,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為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德為正,彭德懷為副。(三)餉款如對方允即改番號,即照中央軍待遇領受,如對方仍欲緩改,則每月接濟至少八十萬元至一百萬元。(四)如有國防委員會之組織,紅軍應派代表參加,如暫時無此種組織,紅軍亦需要駐京代表,參與國防準備。(五)黨的問題求得不逮捕黨員、不破壞組織即可,紅軍中組織領導不變。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51頁。

  第二天,毛澤東、張聞天再次致電周恩來,提出同國民黨政府方麵談判的補充內容和條件:“我們參加者:(一)軍事機關如軍委會、總司令部、國防會議等。(二)政治集會如各派各黨之代表會議、國民大會等。(三)抗日時參加政府。”②。

  2月10日,是夏曆丙子年除夕。就在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電文指出:“西安問題,和平解決,舉國慶幸。從此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方針,得以實現,實為國家民族之福。”《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203頁。

  電文還提出“五項要求”,希望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定為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25頁。

  電文提出:“如貴黨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規定此國策,則本黨為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貴黨三中全會以如下的保證”③《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203頁。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25頁。

  電文最後指出:“我輩同為黃帝子孫,同為中華民族兒女,國難當前,惟有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後解放之偉大事業。”③。

  中共中央提出的“五項要求”是積極的也是合理的,是一切主張抗日的人們所讚成的。而“四項保證”是對國民黨的重大讓步。這一讓步是有原則性的,也是必要的。隻有作出這樣的讓步,才能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才便於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這一電文發表後,得到了全國各界廣大愛國人士的讚同,也進一步推動了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對親日派的鬥爭。

  2月11日是夏曆丁醜年春節。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召開擴大會議的方式度過了中華民族的傳統佳節。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張國燾、何克全、林伯渠、董必武、林彪、郭洪濤、羅榮桓、吳亮平、馮文彬、李堅真、周興。會議聽取了秦邦憲關於西安事變的經過與結束的報告。

  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指出:對西安事變我們過去估計前途有兩方麵是對的,對國民黨的估計也是對的。我們這種估計是從去年9月開始的。西安事變後能采取和平解決的方針,是因為我們的總方針正確。我們過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現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對全國工作的布置更為需要,全國工作擺在我們麵前。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52頁。

  毛澤東還指出:我們的通電,是大的讓步,是帶原則性的讓步,是對工人農民以外的小資產階級等的讓步。這是為著一個大的問題,就是為著現階段的革命,為著抗日。②。

  張聞天在總結發言中指出:“西安事變的兩個前途,現在一般的(說)得到了解決。這一勝利在曆史上意義是很大的。紅軍和黨的影響與作用更加表現了出來。”“中國革命確實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其內容是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以後的鬥爭還會有,但方式是不同的。因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對的。”他又說:我們的工作有沒有弱點?我們對左派的錯誤的鬥爭是不夠的。這一弱點的來源是由於我們在部分利益與整個利益的聯係上,有時表現有些動搖,有時在矛盾中求得一致。他在發言中強調:“我們以後主要的應在聯蔣抗日或擁蔣抗日口號下爭取中派。”“現在爭取中派是最中心的問題。我們對國民黨三中全會宣言就是為的達到這一目的。”他還指出:“當前主要是民族革命鬥爭,不能同時進行土地鬥爭。”他最後說:“現在所有工作要開始準備新的轉變。”“曲折是會有的,但總的方針應是堅決為和平而奮鬥。”《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26頁。

  從當天起,周恩來開始與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南京政府談判代表張衝進行談判。在2月12日的談判中,周恩來將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交給顧祝同。當天的會談取得如下結果:(一)中央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停止武裝暴動及沒收地主土地,實行禦侮救亡的統一綱領。國民政府分期釋放政治犯,對中共黨員、中共黨組織不再逮捕、破壞,允許中共適時公開。(二)取消蘇維埃製度,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受國民政府指導,實施普選製。(三)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國民政府軍委會與蔣介石的統一指揮和領導。其他邊區部隊改為地方團隊。(四)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會議,軍隊派代表參加國防會議。(五)希望國民黨三中全會對中共提出的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及容許民主自由的主張有進一步的表示。《周恩來年譜(1893―1949)》修訂本,第359頁。

  2月1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共188人,會議於22日結束。在會上,居正作黨務報告,孔祥熙作政治報告和財政報告,戴季陶作考試院工作報告,何應欽作軍事報告,張群作外交報告。會議期間,蔣介石作報告介紹了西安事變的經過,並向與會人員散發了他所寫的《西安半月記》。

  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幕的當天,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孫科、李烈鈞、鹿鍾麟等14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提交了《恢複孫中山先生手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指出:“雖與本黨向處敵對地位之中國共產黨,亦願停止危害本黨政權之企圖,擁護統一抗日,我黨更應乘此機會恢複總理三大政策,以救黨國於危亡,以竟革命之功業。”《中華民國實錄》第二卷《內戰烽煙》,第1975頁。

  同一天,楊虎城和於學忠聯名向會議提交了要求實行“八項和平主張”的提案。提案的名稱為《提議實行改組政府,收容各黨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辦法,以求全國一致積極抗敵案》。提案闡述了提出八項辦法的理由,最後指出:“虎城等愛黨愛國,以為救亡之道,莫急於抗敵,而抗敵之道,尤必以上列八項辦法建其始基。謹陳管見,提請公決。”《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71―473頁。

  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幕的當天,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了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宣傳解釋大綱。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意義,大綱指出:“中央采取一貫的和平方針,避免了戰爭危險,基本建立了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今後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實行對日抗戰。對此任務我們必給予極大努力。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即為執行此種新任務的具體方向。”③④《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27、427―428、427―428頁。

  《大綱》還指出,中共中央提出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是我們對國民黨一個大的原則上的讓步,其目的在於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便利於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的反對日本的侵略。這個讓步是必須的,因為沒有這讓步,就不便於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便於迅速實行對日抗戰。③。

  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汪精衛提出了堅持“剿共”方針的政治決議案草案,但遭到與會的多數人的反對。21日,會議通過了五屆三中全會的宣言和《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決定將“武裝剿共”改變為“和平統一”共產黨的方針。會議還在外交政策上提出了“對日讓步如果超過忍耐的限度,隻有抗戰一途”④的口號。22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閉幕。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雖然沒有製定出明確的抗日方針,沒有檢討該黨過去政策上的錯誤,但確定了和平統一、修改選舉法、擴大民主、釋放政治犯等項原則;雖然還沒有從根本上放棄反共立場,但提出的談判條件與共產黨所提出的條件在原則上是接近的。這就表明,由於國民黨左派的努力及蔣介石態度的有所改變,國民黨已經開始接受共產黨倡導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

  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閉幕的當天,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宣言和《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表明蔣介石在接受我黨提出的國共合作主張的同時“樹起了根絕赤禍的旗幟”。我們應在不失立場不放棄原則的情況下接受對國民黨一切可以讓步的條件,以求重登全國政治舞台,參加和組織全國的抗日運動。《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60頁。

  此後,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林伯渠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衝,以及蔣介石、宋子文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舉行了多次談判。由於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缺乏誠意,談判雖然在局部問題上有所進展,但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從此開始。7月15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在廬山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蔣介石。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和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東北軍東調豫皖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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