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善 後 篇(4)
當天，為“大力策動各方和平解決西安問題”，張聞天由延安起程，奔赴西安。
在張聞天起程奔赴西安的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指出：“(甲)目前談判要點在要求陝、甘不駐多兵與紅軍一部駐陝南，後者由漢年交涉，前者應由楊(虎城)向顧祝同嚴重提出，要求不超過十個師，至低不超過事變前數目，蔣如有不繼續戰爭的誠意，無拒絕此點之理由。(乙)嚴重注意左派的過左情緒，宜由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說服左派，我們不宜說得過多。(丙)洛甫本日出發來西安。”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6、354頁。
就在同一天，毛澤東還兩次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立即準備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現在一切工作應放在退出西安後可能發生的新戰爭或新壓迫的基點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後，應注意張、楊兩軍內部以及我們間進一步團結，而避免可能的分化與分歧。”③。
1月27日，張聞天在赴西安途中經過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駐地涇陽縣雲陽鎮。到雲陽鎮後，張聞天和彭德懷、任弼時聯名致電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電報提出：“和平無保障的條件下應作堅決鞏固西安的戰略方針，否則將陷聯軍於極端困難的地域。”“和平是我們的基本主張，但須有相當的保障。”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8、418頁注③。
當天下午，張聞天抵達西安，他隨即與周恩來、秦邦憲就形勢問題進行了緊急磋商。當時的西安，正處於矛盾尖銳、形勢險惡的時期。秦邦憲後來在2月11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關於西安事變的經過與結束的報告時，曾這樣說道：“正是很尖銳的時候，很險惡的時候，洛甫同誌來了。”②當時擔任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的劉英此時正在西安巡視青年工作。她後來回憶說：“我在西安住了大約一個星期，突然李克農的副官王立來找我，悄悄對我說：‘洛甫同誌來了。’他把我領到王以哲的一個副官家裏，聞天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原來聞天來後已經同恩來、博古談過工作了，這才讓博古打發王立來接我，聞天此行很秘密，任務是什麽，我也不清楚。現在想來，總是同執行和平方針有關吧。”劉英著：《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112頁。
由於張聞天是秘密到達西安的，周恩來和秦邦憲安排他住到王以哲的一位副官家裏。這位名叫王政的副官十分可靠。
就在這天晚上，以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為首的東北軍“少壯派”軍官等50餘人，來到金家巷張學良公館東樓大客廳，向周恩來請願，強烈反對和平解決方針，主張等張學良回來再撤兵，要紅軍支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4頁。
曾親耳聆聽了周恩來講話的盧廣績回憶說：“我尚記得周(恩來)那天晚上講話的大意：我們共產黨和蔣介石有十年血債，比你們的仇恨要深得多，不是因為國家民族的危機，我們怎能主張釋放蔣介石呢？希望大家能夠很理智地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打起來，對爭取(張學良)副司令回來是沒有好處的。”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06―107頁。
周恩來的耐心勸說並沒有說服少壯派，他們一再堅持要求周恩來要有所表示。盧廣績回憶說：“我記得周先生當時很嚴肅地說：我們共產黨有嚴密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我來到這裏，黨中央未給這樣大的代表權。如果你們一定要我表態，那我隻有回去向中央請示後再給你們答複。”③
這天深夜，南漢宸向周恩來報告說，孫銘九等已擬定了一個暗殺名單，其中有主和派和共產黨員。南漢宸的訊息是從楊虎城處獲知的。1月26日，楊虎城的夫人、共產黨員謝葆真得知孫銘九等少壯派揚言要槍殺主和分子，扣捕中共代表團，在槍殺者的名單上就有南漢宸的消息後，勸南漢宸當晚就留在新城楊虎城總部居住。南漢宸婉言謝絕了謝葆真的好意。1月27日，楊虎城親自到南漢宸的住所，對南漢宸說：“我們是十幾年的朋友關係，在政治上我是對得起你的。這一次你一到西安，我就對你說過，和平解決是犧牲我。我是蔣介石的部下，蔣的為人是睚眥必報的，和平解決以後，叫我怎麽對付！這種情形，你為什麽不替我想一想？你一味站在你們黨的方麵說話，我也不能眼看著自己就這樣完了。現在局勢很不安定，我可以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裏去，你以後再也不要過問西安的事情了。”南漢宸答道：“我是共產黨員，絕不能離開黨的工作，不能就這樣丟下不管。目前的嚴重局勢怎麽處理，我馬上就去找周(恩來)先生研究這個問題。”《中共陝西曆史人物傳》第4卷，第325頁。
張聞天在了解了西安當時的局勢後，於1月28日致電毛澤東並告彭德懷、任弼時，電報全文如下：
甲、此間左派主戰，張慕陶等左派、托派分子亦主戰，東北軍高級將領軍一級均主和，楊虎臣願和但對和平前途缺乏信心。
乙、我們的方針應該毫不遲疑的堅決為和平奮鬥。
子、為貫徹這一方針，必須要動員一切力量，爭取左派中之大多數分子相信我們政策之正確。對極少數不能聽〔說〕服的過激分子應與之鬥爭。
醜、向左派公開表示我們堅決主張和平反對內戰態度，反對一切挑撥的行為。
寅、提高楊虎臣及東北軍高級將領對和平的積極性，並給以〔指出〕和平有利的前途。
卯、萬一少數過激分子開始挑撥行為，我們及一切願意和平的大多數，我(上字疑為衍字――引者注)堅持不參加內戰的決心，以爭取和平局麵的實現。
丙、此間正為這一方針奮鬥中，你有什麽意見？《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61―162頁。
張聞天隨後在秦邦憲的安排下，乘坐汽車離開西安，前往位於涇陽縣雲陽鎮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駐地。在和王稼祥、任弼時、楊尚昆商議之後，張聞天致電在延安的毛澤東和在西安的周恩來、秦邦憲：“(一)為向各方表示我們對和平的誠意，在陝南的紅軍主力即應開始從商縣一帶向渭北方麵撤退，並由朱(德)、毛(澤東)對紅軍這一行動發表談話，內容包括：(甲)紅軍主張全國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堅決反對新的內戰，這種內戰隻有利日寇、親日派。(乙)紅軍願意服從主張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導。(丙)紅軍要求蔣委員長立即銷假視事，主持中樞。(丁)紅軍要求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為全國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實現，同紅軍共同奮鬥。(二)這一態度的表明，目前極端重要。你們有何意見？如大家同意即由毛澤東負責起來，談話明日即廣播。(三)我現在前敵總指揮部，楊(尚昆)、任(弼時)、王(稼祥)均同意這一辦法。”《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9―420頁。
當天晚上，周恩來在西安致電潘漢年，並要求即轉蔣介石。電文如下：
(甲)我們在西安已盡最大努力，楊虎城已決心服從蔣先生，惟東北軍多數幹部痛於張漢卿不能回陝見麵一次，決不肯先撤兵，恩來及何柱國、王以哲等向之說服亦無效。
(乙)除我們繼續努力向他們說服外，務請蔣先生撫念流亡之師，以手書告東北軍將領，保證撤兵後，即給張恢複公權，發表名義，許張出席三中全會，並許張來陝訓話一次，以安東北軍之心。
(丙)請蔣先生許張漢卿寫親筆信給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何(柱國)、王(以哲)及東北軍將領，堅其撤兵之決心。
(丁)請蔣先生許可西安及東北軍派代表見張(學良)一麵，然後撤兵。
(戊)時機緊迫，請蔣先生速允辦，否則忍令之抗日之師互耗國力，必非蔣先生之所願。
(己)蔣先生有撫慰東北軍其他辦法，我們無不讚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59―160頁。
1月29日，張聞天在雲陽再次致電在延安的毛澤東和在西安的周恩來、秦邦憲，對西安的形勢進行了分析，並提出對策。電報全文是：
(甲)楊(虎城)的動搖，使張慕陶極興奮與影響形勢，使西北造成了更多的困難。(乙)我們應為和平盡最大努力，盡調解的責任，特別爭取楊及東北軍穩健派，堅決站在和平方麵，力爭左派的一部或大部。(丙)在和平尚未絕望時期，紅軍仍不采取行動，同東北軍、十七路軍完全處於對立地位，但應明白表示自己的和平立場。(丁)如和平絕望，戰爭或部分接觸發生，紅軍應公開表示為求得到全國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主張的實現，不願參加內戰，宣布我們在西安事變中為和平而努力的經過，並且願為和平繼續努力奮鬥。(戊)目前我方應先告訴南京此時間的具體情況及我們的和平方針與努力，但要求南京萬勿操之過急，釀成國家民族的巨大不幸，並使我們的調解發生困難。(己)不知兄等意見如何，我現在前敵總司令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20頁。
同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告以蔣介石令胡宗南繞過難攻的據點，向西安進迫，已達靜寧、會寧地區。並指出：“判斷蔣意，仍以軍事威脅求不戰解決問題，因正麵不好進，故從天水、漢中兩方前進，威脅西安，以此尚有相當時間，以利交涉與說服左派。”《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8頁。
就在這一天，東北軍40多名團以上軍官和幕僚在渭南第一？五師駐地召開會議，決定在張學良返回西安前決不撤兵，中央軍如再進逼即決一死戰。到會的人員在會議形成的決議上簽名。主戰的東北軍少壯派的活動有愈演愈烈之勢。
毛澤東在當天還與周恩來聯名複電潘漢年：“為堅決讚助蔣先生方針和平解決西北問題，並永遠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起見，我們決定放棄陝南駐兵的要求，將徐海東(部)第一步由商縣撤至禮泉，第二步撤至正寧、慶陽，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開始由商縣撤退，以便在中央軍進駐西安之前，通過西安、鹹陽線，惟須在陝北或寧夏增加一部分防地。”②《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第648、649頁。
周恩來和秦邦憲在獲悉這一情況後，即於1月30日淩晨2時致電毛澤東和張聞天。毛澤東於當天致電周恩來和秦邦憲，指出：應提醒楊虎城“對整個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對其他高級幹部亦然，經過他們去提醒中級幹部，認識自己的前途，並說明我們與他們始終願在一起，為和平統一禦侮救亡之總方針而奮鬥。撤兵後蔣如食言進攻，彼時曲在蔣，我們則為最後自衛而戰，國人當同情，我們現在作戰則失去國人同情。”②。
張聞天也於當天上午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指出：“周(恩來)、博(古)30號2時電收到，有如下意見：(一)今天我們的基點放在求得和平，應放在萬一蔣方進攻的情況下，因此，我們今天向渭北撤退是實行甲案，保障和平。(二)隻有在我方實行甲案之後，南京仍向我們進攻破壞和平時，我方實行自衛戰，不是無條件的自衛戰。(三)為了以後自衛戰的勝利，紅軍仍應同東北軍、十七路軍親密合作，訂立不妨礙總的和平方針的實現的協定。(四)目前形勢要求和平問題迅速解決，否則左右派離異，左派挑撥，蔣方不滿，對我們均不利。”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21頁。
當天上午，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乘汽車離開西安，來到涇陽縣雲陽鎮，與張聞天、王稼祥、彭德懷、任弼時、楊尚昆、左權在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解決主戰的東北軍將領要求紅軍協同作戰的問題。會議召開期間，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彭德懷、任弼時電告毛澤東：“我們已在前敵總部開會”，“詳情續報”。②會議一直進行到晚上9時許。當晚10時，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彭德懷、任弼時致電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張浩、何克全等，匯報了會議討論的情況，電報全文如下：
(甲)我們主張接受甲案實現和平，在接受甲案後，南京如繼續進攻，則我方實現自衛戰。
(乙)但本黨主張未能說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楊虎臣及穩健派同意，他們不論紅軍參加與否均主抗戰。
(丙)我們現在隻有兩個方案：或者友軍打我們不參加，因此同友軍完全處於對立地位；或者我們同他們一同打。但不論打與不打，我們為和平奮鬥的基本方針仍不變。
(丁) 我們在力求和平中仍不願與友軍處於對立地位，使友軍變為敵軍。因此，我們今天隻有同他們一同打，在打的過程中仍同南京談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敗則使友軍從實際經驗中相信我們和平主張，在更不利條件下接受和平。
(戊)紅軍仍同南京進行和平談判，要求南京放張學良回西安，則我們可保證甲案的實現，使西安問題和平解決。
(己)打有二個可能前途，即迅速結束內戰與延長內戰的前途，我們應力爭第一前途的實現。
(庚)你們意見如何，望立複。《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66―167頁。
電報發出兩個小時之後，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複電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彭德懷、任弼時，指出：“我們意見如下：(甲)和平是我們的基本方針，也是張、楊的基本方針。(乙)但我們與張、楊是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我們不能獨異失去張、楊。(丙)向張、楊兩部表示我們始終同他們一道，在他們不同意撤兵以前，我們不單獨行動，協助他們爭取更有利條件。(丁)用以上態度，爭取最後和平。”《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9頁。
在接到毛澤東、朱德、張國燾的複電後，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於31日淩晨乘汽車返回西安。
就在1月30日周恩來離開西安前往涇陽之前，周恩來要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向顧祝同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參加在潼關舉行的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和中央軍的談判。31日，蔣介石同意並電告顧祝同：紅軍駐陝北，南京每月給20萬至30萬元的經費。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5―356、356頁。
李克農隨即前往潼關，參加潼關談判。李克農到潼關後，向顧祝同提出設立聯絡處問題。顧祝同表示同意紅軍設立聯絡處，以第十七路軍為掩護。③隨後，紅軍駐西安聯絡處在七賢莊一號院成立，對外稱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第三十八教導隊通訊訓練班。
1月30日，在張聞天、周恩來等在涇陽縣雲陽鎮緊急磋商紅軍配合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作戰問題的當天，毛澤東、張聞天還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我們斡旋和平事，對外務守秘密。因如果外間知道和平是我們斡旋成功的，或我們與有大力，一則使蔣難堪，二則使張、楊及西安兩軍難堪。實際上張(學良)、楊(虎城)、於(學忠)、何(柱國)、王(以哲)均主和平解決；其他幹部亦不是不服從中央，僅因張漢卿不回及防地過少而表示憤激，因此要求蔣設法加以撫慰。”②③《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22、422―423、423頁。
2月1日，張聞天在雲陽鎮與彭德懷、任弼時致電周恩來、秦邦憲：“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開代表會，紅軍方麵派代表七人至九人公開參加，屆時請你們指導。紅軍應利用現在地位進行公開活動，以加強黨在各種團體中領導作用，過去許多機會沒有很好利用，殊為可惜。”②
當天，張聞天離開雲陽鎮，並於2月3日回到延安。張聞天在返回延安的當天，即同毛澤東一起致電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左權和政治委員聶榮臻轉王稼祥：“經山西去尚待與彼方交涉，一個月後有回信。”③在此之前，毛澤東電詢周恩來、秦邦憲、王稼：“山西交通弄好，(王)稼祥究從何方出去望告。”⑤《王稼祥年譜》，第178頁。
王稼祥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後，於當天複電毛澤東和張聞天：“我明日去洛川，(從)宜川過(黃)河，如不好走，則回延安轉山西。”⑤接到毛澤東和張聞天2月3日的電報後，王稼祥經洛川等地，於2月5日返回延安。後又由延安出發，經宜川過黃河，經山西吉縣、臨汾、榆次等地，於2月中旬到達天津。此後，又於3月3日到達上海，6月下旬，王稼祥和護送他的賀誠從上海乘輪船前往蘇聯遠東的海參崴，並於7月初到達莫斯科。
“二二事件”。
在東北軍少壯派的鼓動下，1月29日在渭南召開東北軍軍事會議作出了在張學良回來前絕不撤兵，如中央軍再行進逼不惜一戰的決議。臥病在床的王以哲認為此事事關重大，遂與何柱國商量，請已返回蘭州的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立即前來西安，共商大計。1月31日，於學忠乘飛機來到西安。於學忠在當天前往王以哲家中探視時，王以哲向他介紹了西安的主戰與主和之爭。
當天晚上，由周恩來代表紅軍，楊虎城代表第十七路軍，於學忠、王以哲、何柱國代表東北軍，在南院門大車家巷7號的王以哲住宅召開西安方麵最高軍事會議。東北軍少壯派應德田等人也參加。“會上，於(學忠)、王(以哲)、何(柱國)仍主張和平解決，楊虎城同意，應德田等人沒有表示異議。周恩來再次闡述中共和平解決的方針，強調要維護內部團結，多做思想工作，防止分裂活動。”《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6頁。
會議結束時，已是2月1日黎明時分。
就在西安方麵最高軍事會議召開的當天，駐渭南的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和第五十七軍軍長繆？流分別收到一封從第十七路軍電台發來的無名電報，內稱：王以哲出賣東北軍，不顧團體，已經被處死，希望你們今後要顧全團體，服從命令等。②《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2卷，第369頁。
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政治設計委員會主任高崇民當時也在渭南。看到電報後，他們感到形勢嚴重，便立即給王以哲打電話，告以“局勢嚴重，迅速躲避或來前方”。王以哲回答說：“我的主張完全是為大局和張(學良)副司令的安全著想。我對一些青年軍官素無宿怨，我不怕。”②。
盧廣績回憶說：“在王以哲軍長被殺害的前幾天，由於我同應德田、孫銘九這些人的意見不一致，他們有些事情，就不和我商量，有的開會也不找我參加了。但在這幾天，我看見孫銘九成天帶著手槍，麵色陰沉，極不正常。”《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07頁。
在這一極不正常的氛圍中，2月1日晚上，西安街頭貼出了打倒王以哲和何柱國的所謂“除奸”標語。何柱國聞訊後，準備躲入新城第十七路軍總部。臨行之前，他曾約王以哲一同前往，王以哲自覺問心無愧，沒有同意。
2月2日早晨，應德田和孫銘九以吃餃子為名，將東北軍的部分中下級軍官集合到孫銘九家中。應德田和孫銘九誣陷王以哲等人出賣張學良，出賣東北軍，宣布了殺害王以哲、何柱國等人的計劃。隨後，他們指派衛隊二營連長於文俊和王協一各帶一排人去刺殺王以哲、何柱國，並製作了寫有“反對和平”字樣的黃色袖標，準備得手後在西安舉行遊行示威。
隨後，於文俊帶人闖入王以哲家中。臥病在床的王以哲見於文俊持槍衝進室內，斥責說：“你們真是胡鬧，我是忠於副司令的，你會後悔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2卷，第370頁。
於文俊不聽勸阻，開槍射擊，王以哲身中九彈，不幸犧牲，年僅41歲。
王一協帶隊前往何柱國家中，沒有找見何，又前往楊虎城新城公館，要追尋何柱國。由於楊虎城的申斥，王協一等不得不失望而歸，躲過生死之劫的何柱國在事後給楊虎城送了一塊製作精美的銀質盾牌，上刻“再生之德”四個字，以表示對楊虎城的感激之情。
當天上午，應德田和孫銘九等還指派人員，殺害了原西北“剿總”交通處處長蔣斌、參謀處處長徐方和曾擔任過王以哲的副官、後任交通處副處長的宋學禮等三名軍官。
王以哲等被殺害，釀成了充滿血腥的“二二事件”。一時間，西安街頭崗哨林立，氣氛緊張。盧廣績回憶說：
2月2日上午，高崇民從渭南給我打來電話，約我同陳先舟(事變後總部交通處長)於下午去渭南，有事相商。午飯後，我乘車路過玄風橋口轉彎處，隻見街道兩旁部隊林立，警備森嚴，如臨大敵，不準我前進。我下車後說明身份，即步行直赴金家巷張學良私邸。上樓時，遇見孫銘九站在那裏，麵如土色。我便問他：“出了什麽事情嗎？”孫回答：“王軍長叫我幹了。”我聽了他的話，如晴天霹靂，極為震驚，流著眼淚氣憤地對他說：“你殺你們王軍長同誰商量過？你這樣亂殺人打算怎麽辦？”接著，又厲聲地說：“你既然有槍，也把我殺了吧！”便直撲孫身。孫銘九這時也流著眼淚說：“我敢作敢當，隻不願牽累你們。”苗劍秋在旁拉著我，阻止我大聲講話。周恩來先生聽到我的聲音，也從隔壁室內出來，對我說：“乃賡(我的號)，事已如此，你不要同他們吵了，沒有什麽用處。你趕緊去找楊虎城主任，問他如何善後。”我立即去新城大樓楊的辦公室，見他坐在沙發上，閉著兩眼。我上前問：“楊主任，你知道王以哲軍長被他們殺了嗎？”他像沒有看見我的樣子，未作答複。我不便再往下問，即到另一個屋內，何柱國在那裏。我問他：“你知道王軍長被殺了嗎？”他說：“怎麽不知道？假如沒有人給我送信，我將同王遭受同樣命運。”我便問何：“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何說：“這些年輕人真是糊塗、可恨，上了別人的大當了。”他告訴我這件事是有人陰謀策劃的，我當時真如墜五裏霧中，迷惑不解，心裏非常難過。《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07―108頁。
周恩來得知王以哲被害的消息後，悲憤異常。據羅瑞卿、呂正操、王炳南回憶，周恩來對衝入自己辦公室的幾個東北軍青年軍官嚴厲地斥責說：“你們要幹什麽？你們認為這樣幹就能救張副司令回來嗎？不！這恰恰是害了張副司令。你們破壞了團結，分裂了東北軍，你們是在做蔣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們是在犯罪！”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上卷，第426頁。
周恩來義正辭嚴的一番話，使幾個青年軍官氣焰頓斂，低頭不語。周恩來又耐心細致地開導他們認識錯誤。隨後，周恩來又和劉鼎前往南院門王以哲住宅，安慰王以哲的家屬，並幫助搭設靈堂，料理後事，使王以哲的家屬和東北軍將領深受感動，消除了一些人當時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周恩來又前往新城和楊虎城將軍商議善後事宜。
當天中午1時，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和彭德懷、任弼時、徐海東、程子華：“東北軍本日發生內變，將主和首領槍決(王〔以哲〕已死，何〔柱國〕在追索中)。請在原地戰備，集結待命。”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69頁。
電文最後說：“暫勿外傳說。”④毛澤東在收到電報後，立即與朱德、張國燾致電周恩來、秦邦憲並告彭德懷、任弼時：“(甲)十分注意你們的安全，緊急時立即移至三原。(乙)十五軍團亦望周(恩來)、博(古)令其注意。”《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50頁。
東北軍駐渭南部隊在2月3日得知王以哲被殺害的消息後，人心浮動，自動撤出渭南，開回臨潼，並向西安方向布置警戒力量，表示誓為王以哲報仇雪恨。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指派劉多荃的族弟劉瀾波前往劉多荃師部，勸以大局為重，維護東北軍的內部團結。同時，為避免東北軍內部互相殘殺，周恩來還派劉鼎將“二二事件”的主謀與參與者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三人送出西安，前往涇陽縣雲陽鎮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駐地。據《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6頁。
當天中午2時，周恩來、秦邦憲致電彭德懷、任弼時，電文如下：
(子)東北軍前線已撤退，和平前途諒可逐步實現。
(醜)斃王(以哲)事件東北軍高級將領均欲懲辦禍首，現少壯派已悔過認罪，離隊遠避。
(寅)請毛(澤東)下令彭(德懷)、任(弼時)從明日四時起，各軍團即向預定地域轉移，十五軍團由周令其經鹹陽到(禮泉縣)叱幹鎮集結。
(卯)博(古)今日往彭、任處，周(恩來)、葉(劍英)暫留西安辦善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70頁。
這天下午，秦邦憲和大部分工作人員離開西安，前往三原紅軍駐地。周恩來、葉劍英率一部分工作人員留在西安，以力挽危局。
2月4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致電楊虎城、於學忠轉王以哲家屬，吊唁王以哲遇難：“鼎芳先生遇難，不勝哀悼。鼎芳先生努力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國家民族之幹城，亦愛國人民之領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統一，乃見惡於少數不顧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蘇區軍民同聲悼惜。”《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2卷，第370頁。
同時，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還致電第六十七軍副軍長吳克仁及全軍官兵，對王以哲遇難表示悼念。
當天，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電示彭德懷、任弼時：望領銜率各軍長致電吊唁王以哲。《任弼時年譜》，第324頁。
毛澤東、張聞天還在當天致電已到三原的秦邦憲，指出：“王(以哲)遇難廣播已發一次，當再發一次。”電報還表示：“同意你回延(安)，並帶劉鼎回來。”《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23頁。
2月6日在延安出版的《新中華報》刊發了毛澤東等於2月4日為王以哲軍長遇難發出的唁電，並發表了題為《我們需要和平統一》的社論。社論指出：“蘇區人士對於王以哲將軍被害深致悼意。王將軍是在東北軍中有威望得軍心的領袖，且是抗日救亡的領袖之一，亦為張學良將軍十分信賴之一人。此次在西安事變後所取態度十分正確。”《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2卷，第370頁。
由中國共產黨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在2月23日出版了追悼民族英雄王以哲特刊。
“二二事件”的突然發生，加劇了東北軍內部的分化。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從渭南撤退後，采取了一係列的報複行動，他下令該師第一旅第二團團長葛宴春誘捕並槍殺了該師第一旅旅長高福源。高福源這時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他並未參與孫銘九等人發動的“二二事件”，但因與劉多荃有隙，被借機殺害。高福源被殺後，其遺體被家屬草草地掩埋在西安東城牆外。1981年2月，經人民政府多次勘探試掘，在高福源遺體掩埋處挖掘出了一具屍骨，從頭骨上的彈孔及殘留的軍大衣衣扣等方麵判斷，確認是高福源的遺骨。高福源的遺骨安葬在於西安革命烈士陵園。
劉多荃還秘密逮捕了萬毅、康鴻泰、何貴等四名有進步傾向的東北軍團長。萬毅(1907―1997)，遼寧金縣(今遼寧省大連市金州區)人，滿族。1925年春加入東北軍，曾任副官、軍械官、副團長等職。1936年1月起，任東北軍第五十七軍一？九師六二七團團長。同年11月任該團抗日青年團榮譽團長，支持和保護共產黨員的秘密救亡活動。萬毅在1937年2月被捕後，於當年10月獲釋。1938年3月，萬毅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劉多荃還下令把槍殺王以哲的於文俊剖腹剜心，致祭於王以哲的靈前。
劉多荃的血腥報複引起了東北軍內部的極大恐懼和不安。早已有不穩跡象的第五十七軍一？六師師長沈克和騎兵第十師師長檀自新，於2月4日公開通電，表示擁護蔣介石。
在此期間，參加潼關談判的紅軍方麵代表李克農於2月4日返回西安。當天晚上，周恩來和葉劍英、李克農與留守西安的工作人員一起，遷出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住進了設在七賢莊一號院的紅軍聯絡處。
2月6日，楊虎城率第十七路軍總部離開西安，前往三原，董英斌則率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總部和特務團等機構的人員，由西安向？縣(今彬縣)轉移。就在這一天，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任弼時，指出：“二二事件”後，少壯派潰亂，高福源被殺，特務團、抗先隊開？州，沈克等師長投降南京，於學忠無力統一東北軍。如再批評東北軍的兩派，則便利南京政府各個收買與分別指揮。我們現仍努力團結東北軍，樹立領導中心，反對分裂。第十七路軍暫難立足，我們鼓其勇氣堅持。除在西安建立辦事處外，派葉劍英到三原、涇陽建立辦事處，並連接淳化、延安。《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7頁。
在張聞天起程奔赴西安的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指出：“(甲)目前談判要點在要求陝、甘不駐多兵與紅軍一部駐陝南，後者由漢年交涉，前者應由楊(虎城)向顧祝同嚴重提出，要求不超過十個師，至低不超過事變前數目，蔣如有不繼續戰爭的誠意，無拒絕此點之理由。(乙)嚴重注意左派的過左情緒，宜由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說服左派，我們不宜說得過多。(丙)洛甫本日出發來西安。”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6、354頁。
就在同一天，毛澤東還兩次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立即準備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現在一切工作應放在退出西安後可能發生的新戰爭或新壓迫的基點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後，應注意張、楊兩軍內部以及我們間進一步團結，而避免可能的分化與分歧。”③。
1月27日，張聞天在赴西安途中經過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駐地涇陽縣雲陽鎮。到雲陽鎮後，張聞天和彭德懷、任弼時聯名致電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電報提出：“和平無保障的條件下應作堅決鞏固西安的戰略方針，否則將陷聯軍於極端困難的地域。”“和平是我們的基本主張，但須有相當的保障。”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8、418頁注③。
當天下午，張聞天抵達西安，他隨即與周恩來、秦邦憲就形勢問題進行了緊急磋商。當時的西安，正處於矛盾尖銳、形勢險惡的時期。秦邦憲後來在2月11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關於西安事變的經過與結束的報告時，曾這樣說道：“正是很尖銳的時候，很險惡的時候，洛甫同誌來了。”②當時擔任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的劉英此時正在西安巡視青年工作。她後來回憶說：“我在西安住了大約一個星期，突然李克農的副官王立來找我，悄悄對我說：‘洛甫同誌來了。’他把我領到王以哲的一個副官家裏，聞天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原來聞天來後已經同恩來、博古談過工作了，這才讓博古打發王立來接我，聞天此行很秘密，任務是什麽，我也不清楚。現在想來，總是同執行和平方針有關吧。”劉英著：《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112頁。
由於張聞天是秘密到達西安的，周恩來和秦邦憲安排他住到王以哲的一位副官家裏。這位名叫王政的副官十分可靠。
就在這天晚上，以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為首的東北軍“少壯派”軍官等50餘人，來到金家巷張學良公館東樓大客廳，向周恩來請願，強烈反對和平解決方針，主張等張學良回來再撤兵，要紅軍支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4頁。
曾親耳聆聽了周恩來講話的盧廣績回憶說：“我尚記得周(恩來)那天晚上講話的大意：我們共產黨和蔣介石有十年血債，比你們的仇恨要深得多，不是因為國家民族的危機，我們怎能主張釋放蔣介石呢？希望大家能夠很理智地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打起來，對爭取(張學良)副司令回來是沒有好處的。”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06―107頁。
周恩來的耐心勸說並沒有說服少壯派，他們一再堅持要求周恩來要有所表示。盧廣績回憶說：“我記得周先生當時很嚴肅地說：我們共產黨有嚴密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我來到這裏，黨中央未給這樣大的代表權。如果你們一定要我表態，那我隻有回去向中央請示後再給你們答複。”③
這天深夜，南漢宸向周恩來報告說，孫銘九等已擬定了一個暗殺名單，其中有主和派和共產黨員。南漢宸的訊息是從楊虎城處獲知的。1月26日，楊虎城的夫人、共產黨員謝葆真得知孫銘九等少壯派揚言要槍殺主和分子，扣捕中共代表團，在槍殺者的名單上就有南漢宸的消息後，勸南漢宸當晚就留在新城楊虎城總部居住。南漢宸婉言謝絕了謝葆真的好意。1月27日，楊虎城親自到南漢宸的住所，對南漢宸說：“我們是十幾年的朋友關係，在政治上我是對得起你的。這一次你一到西安，我就對你說過，和平解決是犧牲我。我是蔣介石的部下，蔣的為人是睚眥必報的，和平解決以後，叫我怎麽對付！這種情形，你為什麽不替我想一想？你一味站在你們黨的方麵說話，我也不能眼看著自己就這樣完了。現在局勢很不安定，我可以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裏去，你以後再也不要過問西安的事情了。”南漢宸答道：“我是共產黨員，絕不能離開黨的工作，不能就這樣丟下不管。目前的嚴重局勢怎麽處理，我馬上就去找周(恩來)先生研究這個問題。”《中共陝西曆史人物傳》第4卷，第325頁。
張聞天在了解了西安當時的局勢後，於1月28日致電毛澤東並告彭德懷、任弼時，電報全文如下：
甲、此間左派主戰，張慕陶等左派、托派分子亦主戰，東北軍高級將領軍一級均主和，楊虎臣願和但對和平前途缺乏信心。
乙、我們的方針應該毫不遲疑的堅決為和平奮鬥。
子、為貫徹這一方針，必須要動員一切力量，爭取左派中之大多數分子相信我們政策之正確。對極少數不能聽〔說〕服的過激分子應與之鬥爭。
醜、向左派公開表示我們堅決主張和平反對內戰態度，反對一切挑撥的行為。
寅、提高楊虎臣及東北軍高級將領對和平的積極性，並給以〔指出〕和平有利的前途。
卯、萬一少數過激分子開始挑撥行為，我們及一切願意和平的大多數，我(上字疑為衍字――引者注)堅持不參加內戰的決心，以爭取和平局麵的實現。
丙、此間正為這一方針奮鬥中，你有什麽意見？《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61―162頁。
張聞天隨後在秦邦憲的安排下，乘坐汽車離開西安，前往位於涇陽縣雲陽鎮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駐地。在和王稼祥、任弼時、楊尚昆商議之後，張聞天致電在延安的毛澤東和在西安的周恩來、秦邦憲：“(一)為向各方表示我們對和平的誠意，在陝南的紅軍主力即應開始從商縣一帶向渭北方麵撤退，並由朱(德)、毛(澤東)對紅軍這一行動發表談話，內容包括：(甲)紅軍主張全國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堅決反對新的內戰，這種內戰隻有利日寇、親日派。(乙)紅軍願意服從主張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導。(丙)紅軍要求蔣委員長立即銷假視事，主持中樞。(丁)紅軍要求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為全國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實現，同紅軍共同奮鬥。(二)這一態度的表明，目前極端重要。你們有何意見？如大家同意即由毛澤東負責起來，談話明日即廣播。(三)我現在前敵總指揮部，楊(尚昆)、任(弼時)、王(稼祥)均同意這一辦法。”《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9―420頁。
當天晚上，周恩來在西安致電潘漢年，並要求即轉蔣介石。電文如下：
(甲)我們在西安已盡最大努力，楊虎城已決心服從蔣先生，惟東北軍多數幹部痛於張漢卿不能回陝見麵一次，決不肯先撤兵，恩來及何柱國、王以哲等向之說服亦無效。
(乙)除我們繼續努力向他們說服外，務請蔣先生撫念流亡之師，以手書告東北軍將領，保證撤兵後，即給張恢複公權，發表名義，許張出席三中全會，並許張來陝訓話一次，以安東北軍之心。
(丙)請蔣先生許張漢卿寫親筆信給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何(柱國)、王(以哲)及東北軍將領，堅其撤兵之決心。
(丁)請蔣先生許可西安及東北軍派代表見張(學良)一麵，然後撤兵。
(戊)時機緊迫，請蔣先生速允辦，否則忍令之抗日之師互耗國力，必非蔣先生之所願。
(己)蔣先生有撫慰東北軍其他辦法，我們無不讚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59―160頁。
1月29日，張聞天在雲陽再次致電在延安的毛澤東和在西安的周恩來、秦邦憲，對西安的形勢進行了分析，並提出對策。電報全文是：
(甲)楊(虎城)的動搖，使張慕陶極興奮與影響形勢，使西北造成了更多的困難。(乙)我們應為和平盡最大努力，盡調解的責任，特別爭取楊及東北軍穩健派，堅決站在和平方麵，力爭左派的一部或大部。(丙)在和平尚未絕望時期，紅軍仍不采取行動，同東北軍、十七路軍完全處於對立地位，但應明白表示自己的和平立場。(丁)如和平絕望，戰爭或部分接觸發生，紅軍應公開表示為求得到全國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主張的實現，不願參加內戰，宣布我們在西安事變中為和平而努力的經過，並且願為和平繼續努力奮鬥。(戊)目前我方應先告訴南京此時間的具體情況及我們的和平方針與努力，但要求南京萬勿操之過急，釀成國家民族的巨大不幸，並使我們的調解發生困難。(己)不知兄等意見如何，我現在前敵總司令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20頁。
同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告以蔣介石令胡宗南繞過難攻的據點，向西安進迫，已達靜寧、會寧地區。並指出：“判斷蔣意，仍以軍事威脅求不戰解決問題，因正麵不好進，故從天水、漢中兩方前進，威脅西安，以此尚有相當時間，以利交涉與說服左派。”《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8頁。
就在這一天，東北軍40多名團以上軍官和幕僚在渭南第一？五師駐地召開會議，決定在張學良返回西安前決不撤兵，中央軍如再進逼即決一死戰。到會的人員在會議形成的決議上簽名。主戰的東北軍少壯派的活動有愈演愈烈之勢。
毛澤東在當天還與周恩來聯名複電潘漢年：“為堅決讚助蔣先生方針和平解決西北問題，並永遠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起見，我們決定放棄陝南駐兵的要求，將徐海東(部)第一步由商縣撤至禮泉，第二步撤至正寧、慶陽，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開始由商縣撤退，以便在中央軍進駐西安之前，通過西安、鹹陽線，惟須在陝北或寧夏增加一部分防地。”②《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第648、649頁。
周恩來和秦邦憲在獲悉這一情況後，即於1月30日淩晨2時致電毛澤東和張聞天。毛澤東於當天致電周恩來和秦邦憲，指出：應提醒楊虎城“對整個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對其他高級幹部亦然，經過他們去提醒中級幹部，認識自己的前途，並說明我們與他們始終願在一起，為和平統一禦侮救亡之總方針而奮鬥。撤兵後蔣如食言進攻，彼時曲在蔣，我們則為最後自衛而戰，國人當同情，我們現在作戰則失去國人同情。”②。
張聞天也於當天上午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指出：“周(恩來)、博(古)30號2時電收到，有如下意見：(一)今天我們的基點放在求得和平，應放在萬一蔣方進攻的情況下，因此，我們今天向渭北撤退是實行甲案，保障和平。(二)隻有在我方實行甲案之後，南京仍向我們進攻破壞和平時，我方實行自衛戰，不是無條件的自衛戰。(三)為了以後自衛戰的勝利，紅軍仍應同東北軍、十七路軍親密合作，訂立不妨礙總的和平方針的實現的協定。(四)目前形勢要求和平問題迅速解決，否則左右派離異，左派挑撥，蔣方不滿，對我們均不利。”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21頁。
當天上午，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乘汽車離開西安，來到涇陽縣雲陽鎮，與張聞天、王稼祥、彭德懷、任弼時、楊尚昆、左權在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解決主戰的東北軍將領要求紅軍協同作戰的問題。會議召開期間，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彭德懷、任弼時電告毛澤東：“我們已在前敵總部開會”，“詳情續報”。②會議一直進行到晚上9時許。當晚10時，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彭德懷、任弼時致電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張浩、何克全等，匯報了會議討論的情況，電報全文如下：
(甲)我們主張接受甲案實現和平，在接受甲案後，南京如繼續進攻，則我方實現自衛戰。
(乙)但本黨主張未能說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楊虎臣及穩健派同意，他們不論紅軍參加與否均主抗戰。
(丙)我們現在隻有兩個方案：或者友軍打我們不參加，因此同友軍完全處於對立地位；或者我們同他們一同打。但不論打與不打，我們為和平奮鬥的基本方針仍不變。
(丁) 我們在力求和平中仍不願與友軍處於對立地位，使友軍變為敵軍。因此，我們今天隻有同他們一同打，在打的過程中仍同南京談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敗則使友軍從實際經驗中相信我們和平主張，在更不利條件下接受和平。
(戊)紅軍仍同南京進行和平談判，要求南京放張學良回西安，則我們可保證甲案的實現，使西安問題和平解決。
(己)打有二個可能前途，即迅速結束內戰與延長內戰的前途，我們應力爭第一前途的實現。
(庚)你們意見如何，望立複。《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66―167頁。
電報發出兩個小時之後，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複電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彭德懷、任弼時，指出：“我們意見如下：(甲)和平是我們的基本方針，也是張、楊的基本方針。(乙)但我們與張、楊是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我們不能獨異失去張、楊。(丙)向張、楊兩部表示我們始終同他們一道，在他們不同意撤兵以前，我們不單獨行動，協助他們爭取更有利條件。(丁)用以上態度，爭取最後和平。”《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9頁。
在接到毛澤東、朱德、張國燾的複電後，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於31日淩晨乘汽車返回西安。
就在1月30日周恩來離開西安前往涇陽之前，周恩來要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向顧祝同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參加在潼關舉行的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和中央軍的談判。31日，蔣介石同意並電告顧祝同：紅軍駐陝北，南京每月給20萬至30萬元的經費。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5―356、356頁。
李克農隨即前往潼關，參加潼關談判。李克農到潼關後，向顧祝同提出設立聯絡處問題。顧祝同表示同意紅軍設立聯絡處，以第十七路軍為掩護。③隨後，紅軍駐西安聯絡處在七賢莊一號院成立，對外稱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第三十八教導隊通訊訓練班。
1月30日，在張聞天、周恩來等在涇陽縣雲陽鎮緊急磋商紅軍配合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作戰問題的當天，毛澤東、張聞天還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我們斡旋和平事，對外務守秘密。因如果外間知道和平是我們斡旋成功的，或我們與有大力，一則使蔣難堪，二則使張、楊及西安兩軍難堪。實際上張(學良)、楊(虎城)、於(學忠)、何(柱國)、王(以哲)均主和平解決；其他幹部亦不是不服從中央，僅因張漢卿不回及防地過少而表示憤激，因此要求蔣設法加以撫慰。”②③《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22、422―423、423頁。
2月1日，張聞天在雲陽鎮與彭德懷、任弼時致電周恩來、秦邦憲：“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開代表會，紅軍方麵派代表七人至九人公開參加，屆時請你們指導。紅軍應利用現在地位進行公開活動，以加強黨在各種團體中領導作用，過去許多機會沒有很好利用，殊為可惜。”②
當天，張聞天離開雲陽鎮，並於2月3日回到延安。張聞天在返回延安的當天，即同毛澤東一起致電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左權和政治委員聶榮臻轉王稼祥：“經山西去尚待與彼方交涉，一個月後有回信。”③在此之前，毛澤東電詢周恩來、秦邦憲、王稼：“山西交通弄好，(王)稼祥究從何方出去望告。”⑤《王稼祥年譜》，第178頁。
王稼祥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後，於當天複電毛澤東和張聞天：“我明日去洛川，(從)宜川過(黃)河，如不好走，則回延安轉山西。”⑤接到毛澤東和張聞天2月3日的電報後，王稼祥經洛川等地，於2月5日返回延安。後又由延安出發，經宜川過黃河，經山西吉縣、臨汾、榆次等地，於2月中旬到達天津。此後，又於3月3日到達上海，6月下旬，王稼祥和護送他的賀誠從上海乘輪船前往蘇聯遠東的海參崴，並於7月初到達莫斯科。
“二二事件”。
在東北軍少壯派的鼓動下，1月29日在渭南召開東北軍軍事會議作出了在張學良回來前絕不撤兵，如中央軍再行進逼不惜一戰的決議。臥病在床的王以哲認為此事事關重大，遂與何柱國商量，請已返回蘭州的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立即前來西安，共商大計。1月31日，於學忠乘飛機來到西安。於學忠在當天前往王以哲家中探視時，王以哲向他介紹了西安的主戰與主和之爭。
當天晚上，由周恩來代表紅軍，楊虎城代表第十七路軍，於學忠、王以哲、何柱國代表東北軍，在南院門大車家巷7號的王以哲住宅召開西安方麵最高軍事會議。東北軍少壯派應德田等人也參加。“會上，於(學忠)、王(以哲)、何(柱國)仍主張和平解決，楊虎城同意，應德田等人沒有表示異議。周恩來再次闡述中共和平解決的方針，強調要維護內部團結，多做思想工作，防止分裂活動。”《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6頁。
會議結束時，已是2月1日黎明時分。
就在西安方麵最高軍事會議召開的當天，駐渭南的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和第五十七軍軍長繆？流分別收到一封從第十七路軍電台發來的無名電報，內稱：王以哲出賣東北軍，不顧團體，已經被處死，希望你們今後要顧全團體，服從命令等。②《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2卷，第369頁。
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政治設計委員會主任高崇民當時也在渭南。看到電報後，他們感到形勢嚴重，便立即給王以哲打電話，告以“局勢嚴重，迅速躲避或來前方”。王以哲回答說：“我的主張完全是為大局和張(學良)副司令的安全著想。我對一些青年軍官素無宿怨，我不怕。”②。
盧廣績回憶說：“在王以哲軍長被殺害的前幾天，由於我同應德田、孫銘九這些人的意見不一致，他們有些事情，就不和我商量，有的開會也不找我參加了。但在這幾天，我看見孫銘九成天帶著手槍，麵色陰沉，極不正常。”《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07頁。
在這一極不正常的氛圍中，2月1日晚上，西安街頭貼出了打倒王以哲和何柱國的所謂“除奸”標語。何柱國聞訊後，準備躲入新城第十七路軍總部。臨行之前，他曾約王以哲一同前往，王以哲自覺問心無愧，沒有同意。
2月2日早晨，應德田和孫銘九以吃餃子為名，將東北軍的部分中下級軍官集合到孫銘九家中。應德田和孫銘九誣陷王以哲等人出賣張學良，出賣東北軍，宣布了殺害王以哲、何柱國等人的計劃。隨後，他們指派衛隊二營連長於文俊和王協一各帶一排人去刺殺王以哲、何柱國，並製作了寫有“反對和平”字樣的黃色袖標，準備得手後在西安舉行遊行示威。
隨後，於文俊帶人闖入王以哲家中。臥病在床的王以哲見於文俊持槍衝進室內，斥責說：“你們真是胡鬧，我是忠於副司令的，你會後悔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2卷，第370頁。
於文俊不聽勸阻，開槍射擊，王以哲身中九彈，不幸犧牲，年僅41歲。
王一協帶隊前往何柱國家中，沒有找見何，又前往楊虎城新城公館，要追尋何柱國。由於楊虎城的申斥，王協一等不得不失望而歸，躲過生死之劫的何柱國在事後給楊虎城送了一塊製作精美的銀質盾牌，上刻“再生之德”四個字，以表示對楊虎城的感激之情。
當天上午，應德田和孫銘九等還指派人員，殺害了原西北“剿總”交通處處長蔣斌、參謀處處長徐方和曾擔任過王以哲的副官、後任交通處副處長的宋學禮等三名軍官。
王以哲等被殺害，釀成了充滿血腥的“二二事件”。一時間，西安街頭崗哨林立，氣氛緊張。盧廣績回憶說：
2月2日上午，高崇民從渭南給我打來電話，約我同陳先舟(事變後總部交通處長)於下午去渭南，有事相商。午飯後，我乘車路過玄風橋口轉彎處，隻見街道兩旁部隊林立，警備森嚴，如臨大敵，不準我前進。我下車後說明身份，即步行直赴金家巷張學良私邸。上樓時，遇見孫銘九站在那裏，麵如土色。我便問他：“出了什麽事情嗎？”孫回答：“王軍長叫我幹了。”我聽了他的話，如晴天霹靂，極為震驚，流著眼淚氣憤地對他說：“你殺你們王軍長同誰商量過？你這樣亂殺人打算怎麽辦？”接著，又厲聲地說：“你既然有槍，也把我殺了吧！”便直撲孫身。孫銘九這時也流著眼淚說：“我敢作敢當，隻不願牽累你們。”苗劍秋在旁拉著我，阻止我大聲講話。周恩來先生聽到我的聲音，也從隔壁室內出來，對我說：“乃賡(我的號)，事已如此，你不要同他們吵了，沒有什麽用處。你趕緊去找楊虎城主任，問他如何善後。”我立即去新城大樓楊的辦公室，見他坐在沙發上，閉著兩眼。我上前問：“楊主任，你知道王以哲軍長被他們殺了嗎？”他像沒有看見我的樣子，未作答複。我不便再往下問，即到另一個屋內，何柱國在那裏。我問他：“你知道王軍長被殺了嗎？”他說：“怎麽不知道？假如沒有人給我送信，我將同王遭受同樣命運。”我便問何：“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何說：“這些年輕人真是糊塗、可恨，上了別人的大當了。”他告訴我這件事是有人陰謀策劃的，我當時真如墜五裏霧中，迷惑不解，心裏非常難過。《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07―108頁。
周恩來得知王以哲被害的消息後，悲憤異常。據羅瑞卿、呂正操、王炳南回憶，周恩來對衝入自己辦公室的幾個東北軍青年軍官嚴厲地斥責說：“你們要幹什麽？你們認為這樣幹就能救張副司令回來嗎？不！這恰恰是害了張副司令。你們破壞了團結，分裂了東北軍，你們是在做蔣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們是在犯罪！”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上卷，第426頁。
周恩來義正辭嚴的一番話，使幾個青年軍官氣焰頓斂，低頭不語。周恩來又耐心細致地開導他們認識錯誤。隨後，周恩來又和劉鼎前往南院門王以哲住宅，安慰王以哲的家屬，並幫助搭設靈堂，料理後事，使王以哲的家屬和東北軍將領深受感動，消除了一些人當時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周恩來又前往新城和楊虎城將軍商議善後事宜。
當天中午1時，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和彭德懷、任弼時、徐海東、程子華：“東北軍本日發生內變，將主和首領槍決(王〔以哲〕已死，何〔柱國〕在追索中)。請在原地戰備，集結待命。”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69頁。
電文最後說：“暫勿外傳說。”④毛澤東在收到電報後，立即與朱德、張國燾致電周恩來、秦邦憲並告彭德懷、任弼時：“(甲)十分注意你們的安全，緊急時立即移至三原。(乙)十五軍團亦望周(恩來)、博(古)令其注意。”《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50頁。
東北軍駐渭南部隊在2月3日得知王以哲被殺害的消息後，人心浮動，自動撤出渭南，開回臨潼，並向西安方向布置警戒力量，表示誓為王以哲報仇雪恨。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指派劉多荃的族弟劉瀾波前往劉多荃師部，勸以大局為重，維護東北軍的內部團結。同時，為避免東北軍內部互相殘殺，周恩來還派劉鼎將“二二事件”的主謀與參與者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三人送出西安，前往涇陽縣雲陽鎮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駐地。據《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6頁。
當天中午2時，周恩來、秦邦憲致電彭德懷、任弼時，電文如下：
(子)東北軍前線已撤退，和平前途諒可逐步實現。
(醜)斃王(以哲)事件東北軍高級將領均欲懲辦禍首，現少壯派已悔過認罪，離隊遠避。
(寅)請毛(澤東)下令彭(德懷)、任(弼時)從明日四時起，各軍團即向預定地域轉移，十五軍團由周令其經鹹陽到(禮泉縣)叱幹鎮集結。
(卯)博(古)今日往彭、任處，周(恩來)、葉(劍英)暫留西安辦善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70頁。
這天下午，秦邦憲和大部分工作人員離開西安，前往三原紅軍駐地。周恩來、葉劍英率一部分工作人員留在西安，以力挽危局。
2月4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致電楊虎城、於學忠轉王以哲家屬，吊唁王以哲遇難：“鼎芳先生遇難，不勝哀悼。鼎芳先生努力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國家民族之幹城，亦愛國人民之領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統一，乃見惡於少數不顧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蘇區軍民同聲悼惜。”《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2卷，第370頁。
同時，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還致電第六十七軍副軍長吳克仁及全軍官兵，對王以哲遇難表示悼念。
當天，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電示彭德懷、任弼時：望領銜率各軍長致電吊唁王以哲。《任弼時年譜》，第324頁。
毛澤東、張聞天還在當天致電已到三原的秦邦憲，指出：“王(以哲)遇難廣播已發一次，當再發一次。”電報還表示：“同意你回延(安)，並帶劉鼎回來。”《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23頁。
2月6日在延安出版的《新中華報》刊發了毛澤東等於2月4日為王以哲軍長遇難發出的唁電，並發表了題為《我們需要和平統一》的社論。社論指出：“蘇區人士對於王以哲將軍被害深致悼意。王將軍是在東北軍中有威望得軍心的領袖，且是抗日救亡的領袖之一，亦為張學良將軍十分信賴之一人。此次在西安事變後所取態度十分正確。”《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2卷，第370頁。
由中國共產黨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在2月23日出版了追悼民族英雄王以哲特刊。
“二二事件”的突然發生，加劇了東北軍內部的分化。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從渭南撤退後，采取了一係列的報複行動，他下令該師第一旅第二團團長葛宴春誘捕並槍殺了該師第一旅旅長高福源。高福源這時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他並未參與孫銘九等人發動的“二二事件”，但因與劉多荃有隙，被借機殺害。高福源被殺後，其遺體被家屬草草地掩埋在西安東城牆外。1981年2月，經人民政府多次勘探試掘，在高福源遺體掩埋處挖掘出了一具屍骨，從頭骨上的彈孔及殘留的軍大衣衣扣等方麵判斷，確認是高福源的遺骨。高福源的遺骨安葬在於西安革命烈士陵園。
劉多荃還秘密逮捕了萬毅、康鴻泰、何貴等四名有進步傾向的東北軍團長。萬毅(1907―1997)，遼寧金縣(今遼寧省大連市金州區)人，滿族。1925年春加入東北軍，曾任副官、軍械官、副團長等職。1936年1月起，任東北軍第五十七軍一？九師六二七團團長。同年11月任該團抗日青年團榮譽團長，支持和保護共產黨員的秘密救亡活動。萬毅在1937年2月被捕後，於當年10月獲釋。1938年3月，萬毅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劉多荃還下令把槍殺王以哲的於文俊剖腹剜心，致祭於王以哲的靈前。
劉多荃的血腥報複引起了東北軍內部的極大恐懼和不安。早已有不穩跡象的第五十七軍一？六師師長沈克和騎兵第十師師長檀自新，於2月4日公開通電，表示擁護蔣介石。
在此期間，參加潼關談判的紅軍方麵代表李克農於2月4日返回西安。當天晚上，周恩來和葉劍英、李克農與留守西安的工作人員一起，遷出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住進了設在七賢莊一號院的紅軍聯絡處。
2月6日，楊虎城率第十七路軍總部離開西安，前往三原，董英斌則率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總部和特務團等機構的人員，由西安向？縣(今彬縣)轉移。就在這一天，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任弼時，指出：“二二事件”後，少壯派潰亂，高福源被殺，特務團、抗先隊開？州，沈克等師長投降南京，於學忠無力統一東北軍。如再批評東北軍的兩派，則便利南京政府各個收買與分別指揮。我們現仍努力團結東北軍，樹立領導中心，反對分裂。第十七路軍暫難立足，我們鼓其勇氣堅持。除在西安建立辦事處外，派葉劍英到三原、涇陽建立辦事處，並連接淳化、延安。《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