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善 後 篇(1)
西安事變實錄張學良南京受審。
在蔣介石和宋美齡乘坐的專機從洛陽機場起飛約兩個多小時之後，張學良和宋子文等乘坐張學良的自備波音飛機也由洛陽機場起飛。約下午2時許，飛機降落在南京城外的一個軍用機場。這裏沒有歡迎的人群，卻有著如臨大敵的憲兵和特務的嚴密警戒。當時前往機場歡迎張學良的東北大學校長寧恩承後來回憶說：“到飛機場接張學良的隻有我一個人，外加一位姓楊的小姐，張(學良)下機後，我們倆同坐在一輛汽車上。他在車上問我：‘哎，南京怎麽樣？’我想了想說：‘南京不是咱們的天下，你到南京來，就等於入了虎穴，就要聽憑南京的宰割。’張想了想，用東北話說道：‘我這麽大的個子，他那麽大的個子，我說了話算，難道他說了不算數？’”唐德綱、王書君著：《張學良世紀傳奇》(下卷)，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710頁。
張學良乘坐的汽車，在宋子文和戴笠的護送下，開進了位於南京北極閣宋子文的公館裏。
就在這天下午，蔣介石傳來口信，要求張學良寫一個認罪的信函。張學良根據這一口信，遂向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鈞鑒：
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反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靦顏隨即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綱紀，警將來，凡有利於吾過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安，不能盡意，區區愚忱伏乞見諒！
專肅，敬叩。
鈞安。
張學良謹肅。
十二月二十六日《張學良遺稿》，第156頁。
從張學良入住宋子文公館後，戒備森嚴的宋公館門前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在前來探望張學良的人群中，有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張學思是在12月25日晚被釋放的。張學良對張學思說：“今天我很忙，兩三天後我準備回西安。你明天再來，我有話與你詳談。”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7卷，第167頁。
由此可見，張學良並沒有想到自己處境的艱險，還準備在“兩三天後”即返回西安，繼續統率東北軍。
12月27日夜，張學良致信楊虎城。信中寫：“京中空氣甚不良，但一切進行，尚稱順利，子文兄及蔣夫人十分努力。委座為環境關係，總有許多官樣文章，以轉寰京中無味之風，但所允我等者，委座再三鄭重告弟，必使實現，以重信義。委座在京之困難，恐有過於陝地者。吾等在陝心中仍認為蔣先生是領袖，此地恐多係口頭恭維，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請秘密，勿公開宣布，恐妨害實際政策之行，少數不清密知可也。”《張學良遺稿》，第127頁。
蔣介石在收到張學良26日的信件後，遂於28日將這封信抄同原件分呈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原呈寫道：“謹呈者，此次西安事變，皆由中正率導無方，督察不周之過，業經呈請鈞會(府)予免去本兼各職，並嚴加處分，以明責任，乞蒙鈞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代理總司令職務，而在所管轄區內，發生如此巨變，國法軍紀，自難逭免，現該員已親來都門，束身請罪，以中正為所直屬上官，到京後即親筆具書，自認違紀不敬之咎，願領受應得之罪罰，中正伏以該員統軍無狀，尚知自認罪愆，足證我中央法紀之嚴明，故該員有尊重國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將該員來書錄呈鈞會(府)鑒核，應如何斟酌情事，依法辦理，並特予寬大，以勵自新之處，伏候鈞裁。”《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89―690頁。
12月29日，國民黨中央首先舉行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會議通過決議稱：“蔣同誌馳驅國事，督教三軍，昕夕勤劬，不遑寧息，最近兩度入陝，即以總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屬，統一軍心。此次西安事變，事出非常，更能於蒙難期間，持浩然之正氣，昭示偉大之人格，使倡亂者衷誠感動，悔悟自白，蔣同誌對此次事變，毫無引咎可言。所請辭職，慶予懇切慰留；自請處分一節，應毋庸議。”《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90頁。
會議結束後，隨即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議題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移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呈為張學良親來都門，束手待罪，應如何辦理請裁奪案”。會議作出決議，將張學良“交軍事委員會依法辦理”。會議還作出決議：張學良已悔罪來京，願受懲處，“討逆”軍事應即停止，“討逆”總司令及總司令部並應撤銷，所有結束事宜，交軍政部辦理。當天晚上，國民政府發布命令，決定即日停止軍事行動，撤銷“討逆軍”總司令部及“討逆軍”東西兩路集團軍總司令部。
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閉會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即舉行會議，就審理張學良作出決定，由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李烈鈞任高等法院審判長。李烈鈞在會上指定陸軍一級上將朱培德和陸軍中將加上將銜鹿鍾麟為審判官。
李烈鈞在受命主持這次高等軍法會審後，即於第二天，也就是12月30日，專門請示了蔣介石。據鹿鍾麟在所寫《張學良南京受審紀實》一文中所述：
據李(烈鈞)述當時的情況，蔣(介石)見李(烈鈞)至，先開口問李(烈鈞)：“審判長對這個案子如何辦理？”李(烈鈞)坦率地提出他個人的意見，說道：“張學良在西安似叛逆行為，有謀害主帥意圖，但能悛改，親送委員長返京，願委員長寬大為懷，赦而釋之。”至此，李又逼近一步，說道：“我國昔有兩士，一為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二為寺人披請見，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參考？尚祈核示。”而蔣聽後態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見話不投機，不得要領，忙把話頭轉過來說：“國民政府既任烈鈞出席審判長，一切當依軍法辦理。”蔣這時才說，“君慎重辦理可也。”《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29頁。
12月31日上午10時整，高等軍法會審在軍事委員會軍法處大法庭開庭。李烈鈞就西安事變經過的事實對張學良進行了詢問。隨後，李烈鈞和張學良在法庭上進行了問答。鹿鍾麟後來記述了兩人的問答：“李問：‘你何以竟敢出此舉動？’張答：‘完全出自團結禦侮抗日救國的要求。’李問：‘你知道你的這種舉動是為國法不容的嗎？’張答：‘我不知道犯了什麽條款。’李給張看了陸海空軍刑法，並給他提出所犯的‘脅迫統帥’有關條款。然後問：‘你脅迫統帥，是受人指使抑自己所為？’張答：‘完全出於我個人所為，自作自當，我絕非任何人所能指使的人。’進行至此，張忽謂：‘現在我想問審判長一句話，可以嗎？’李答稱：‘可以。’張謂：‘民國二年，審判長曾在江西舉兵申討袁世凱，有無其事？’李稱：‘有。’張謂：‘申討袁世凱是否為了打倒專橫獨斷呢？’李稱：‘正是。’張自負謂：‘我在西安的所為，正是對中央的專政獨裁，冀求有所諫正耳。’李叱責稱：‘胡說！委員長人格高尚，事業偉大，豈袁世凱所能望其項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變，自尋末路，夫複誰尤？’”③《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93、694頁。
庭審至此，已無法繼續進行，在朱培德、鹿鍾麟的建議下，李烈鈞宣布暫時休庭。隨後，又宣布開庭，經過短暫的審訊後，將由張學良簽字的庭審記錄送交蔣介石過目。隨即宣讀預先已準備好的判決書：“張學良首謀夥黨，對於上官為暴行脅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蔣介石傳》上卷，華文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4頁。
宣讀完判決書後，李烈鈞宣布閉庭。張學良在軍法會審上的神色自若和直言不諱，曾使李烈鈞感慨而言曰：“不愧為張作霖之子。”③。
張學良在20年之後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關於軍法會審一事，這樣記述說：“到南京之後，受軍法會審於軍事委員會。會審委員為李烈鈞、朱培德、鹿鍾麟。當審判時，李(烈鈞)由懷中拿出來預備好了的幾個紙條子，一一向我發問：有的是(事)，你是受了何人的指使？有什麽，你是懷了什麽野心？等等。我聞之深為氣憤，我想他們拿我張學良當做什麽人？立即答以強悍不遜的言詞。李(烈鈞)見我緊張激憤，令人給我紙筆，囑我筆述。我提筆疾書，李(烈鈞)從旁徐徐言曰：‘漢卿，這是有關曆史的大事，與你自己也有很大的關係，望你好好寫。’關於這一點，使我對李協和(李烈鈞字協和――引者注)先生永懷不忘。”《張學良遺稿》，第117頁。
應該指出的是，張學良在此處所記當時庭審時曾有“筆述”一節，而鹿鍾麟在其所寫《張學良南京受審紀實》一文中卻沒有提及，其真相究竟如何？也許將成為永久的曆史之謎了。
在蔣介石一手導演的“審判”張學良一幕“鬧劇”謝幕僅兩個小時之後，也就是當天14時，蔣介石就將為張學良請求特致的呈文送達國民政府。蔣介石在呈文中寫道：
呈為呈請事，竊以西安事變，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惑於人言，輕於國紀，躬蹈妄行，事後感凜德威，頓萌悔悟，親詣國門，上書待罪，業蒙鈞府飭交軍事委員會依照陸海空軍刑法酌情審斷，處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繩，情罪自當，從輕減處，已見寬法。中正負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陳瀆，惟念論事當究其所極，執法不害於施仁，國家設刑典所以儆凶頑，立赦條所以待悛悔。此次該員中於熒惑，大觸刑章，變訊傳播，舉國駭憤，若其遂過估改，竟複逆施冥行，在國家固不難製裁，然元氣必更以耗竭，尚幸迷途迅複，悔禍及時，觀此親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發，尚以國家為重，因一念轉移之故，捩全局禍福之機，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寬赦。當今國家多艱，扶危定傾，需材孔亟，該員年力富強，久經行陣，經此大錯，宜生徹悟，倘複加以銜勒，猶冀能有補宜益，似又未可遽令廢棄，不為開遷善向上之路。昔我總理懲亂嫉惡，執法必嚴，有宥過施仁，涵容益大。中央矜恤有辜，當更使天下感動。為此不避罪嫌，貢此愚謬，敬懇鈞府俯念該員勇於改悔，並恪遵國法，自投請罪各情形，依據約法，更沛仁施，將該員應得罪刑，予以特赦，並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贖，藉瞻後效，而要示逾格之寬仁。是否可行，理合備文呈衣，仰祈鑒核施行。《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156頁。
與蔣介石的呈文一同送達國民政府的還有軍事委員會軍法處的判決書。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的元旦，南京《中央日報》以《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審，判處張學良徒刑十年，並褫奪公權五年，即呈國府核定》為題，刊登了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審判決書。與此同時，《中央日報》還以《蔣委員長請予特赦，並請責令戴罪圖功》為題刊登了蔣介石向國民政府的呈文。當天上午，尚在休新年假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即將對張學良的判決書和蔣介石的呈文發交司法院核議。司法院當日以“尚屬可行”呈複國民政府。國民政府隨即向軍事委員會發出指令，全文如下：“令軍事委員會，(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一月一日，法字第17892號，呈一件，為呈送高等軍法會審判決張學良對於上官暴行脅迫一案卷 ，送核示由。呈件均悉，查核原判罪行尚無不合，應準照判執行。原卷發還，判決書存，此令。”②《中央日報》1937年1月5日報道。
1月4日，新年假期期滿。國民政府在林森主席的主持下，於當天上午11時召開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決議，特赦張學良。會後，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此令。”②。
從此，張學良在所謂“嚴加管束”的名義下，開始了漫長的幽禁生涯。
1937年元旦。
曆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人們迎來了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的元旦。
這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並告彭德懷、任弼時，指出：“南京內部鬥爭甚烈，親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後掙紮、扣留張學良、進攻西安的危險。昨日何應欽令劉峙將複員各軍原地停止，舉行演習。今日何又令李默庵部以演習為名，秘密向洛南前進。政局已起變化，請立作如下處置：與楊虎城、王以哲等商議團結對敵，秘密通令東北軍、西北軍緊急動員，防禦親日派進攻；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縣、藍田的陣地，為堅守計；紅軍準備進至興平、扶風策應，加緊晉、綏、川、桂、直(隸)、魯的活動，反對內戰。”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6頁。
這一天，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指出：“注意與張、楊部下右派之活動，注意你們的安全，注意與張、楊左派密切聯係。準備萬一的事變。”②。
這一天，毛澤東與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極於國事有利，但聞親日派極力阻礙蔣介石新政策的實施，不執行撤兵命令，企圖重新挑起內戰，將給民族國家極大損害。“共產黨與紅軍堅決站在和平解決國事之立場上，讚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哲生(孫科)、馮煥章(馮玉祥)各方麵商洽團結一致拯救危局之方法。蓋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應團結起來，製裁親日派之禍國陰謀。望本此方針，速與陳立夫先生接洽。”《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6―637頁。
也在這一天，彭德懷和任弼時從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駐地慶陽致電在西安的周恩來、秦邦憲，並報在保安的毛澤東：“近日時局似有向不利方向發展趨勢”，“對西北(軍)、東北軍團結工作使信仰紅軍十分重要。”《任弼時年譜》，第317頁。
這一天出版的西安《解放日報》，刊登了楊虎城將軍的《告官兵書》。《告官兵書》指出：“時日的奔騰迅速得使人吃驚，一轉瞬間，又到了民國二十六年元旦了。在慘痛的回溯中，打開過去25年的曆史看一看，幾乎全都是血與淚寫成的一幕內戰劇的演出。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難的嚴重，更增加了國家民族覆滅的危機。帝國主義的侵略愈益緊迫，反而我中華民族的意誌也日形消沉，交相點映出這東方老大的古國沒落與悲哀。”《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54―455頁。
《告官兵書》接著寫道：“然而，正義是永存的。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槍口與刺刀之下，終於壓榨出了一個壯烈的回聲，為這東方老大的古國，重新地打開了一條民族更生的道路。譬如：去年12月12日西安愛國運動的崛發――雙十二紀念日，這悲壯義舉，揭開了民族複活的頭幕，於是中華民國二十六年的來臨，就將為這老大的東方民族寫出了更熱烈光榮的一頁。
”②《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54―455頁。
《告官兵書》還以氣吞萬裏如虎之勢寫道：“假若中華民族還有一個人存在，中華民族的精神一天不死，我相信中華民族終有複興的一天。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愛國運動的造謠與詭計，也隻有更加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和愛國心的激發，更加緊密的站在一致團結的路上，為求民族的生存與獨立，向帝國主義者作更大的努力奮鬥而已。”②。
《解放日報》在刊登楊虎城《告官兵書》的同時，還刊登了張學良將軍從南京發來的《告東北將士書》。《告東北將士書》寫道：“危機四伏，困苦艱難的民國二十五年，已如逝水般地飛去，關係民族存亡絕續的民國二十六年，又隨時序的嬗變俱來，我們當這樣的一個新年元旦，想想我們的國家前途，想想我們的故鄉慘狀，應該怎樣決定我們今後的任務？再看看國防潮流的激蕩，國內新局麵的展開，我們更應該怎樣振作起我們的精神，堅強我們的意誌，認清我們的目標，來為民族國家及全人類的和平而奮鬥？”②③《張學良遺稿》，第141―143頁。
《告東北將士書》指出：“去年‘雙十二’事件是我們國家存亡絕境的分野， 我們自相斫殺的內戰，是要從此絕跡了。我們抗敵複土的光榮戰爭，是馬上就要見之行動了，我們民族與國家已有了複興的希望，這顯然是我們中國劃時代的一個事件，不獨使我們可以期待著國策轉變適合民眾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塊巨石於國際深潭，忽然飛沫四濺，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與夫野心帝國主義者的憧憬與迷夢。”②張學良在《告東北將士書》的最後，還滿懷深情地寫道：“我親愛的將士們！你們真愛我們文化悠久廣土眾民的祖國嗎？ 你們未忘我們故鄉的父老兄弟和田園廬墓嗎？你們知道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就是強占我們東北四省，現在還在侵略我們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嗎？好了，現在就回我們的白山黑水！”③。
就在這一天，楊虎城在西安西關操場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抗議南京政府背信棄義，扣押張學良。在閱兵式開始前，楊虎城發表演說，號召官兵們“踏上民族解放鬥爭的血路”。《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91頁。
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官兵參加了閱兵式。
12月31日的南京軍事法庭公審結束後，張學良被移居孝陵衛孔祥熙的公館裏。就在這天晚上，張學良夢見“同鄉二人來訪，述及亡國衰家之苦，大家相對泣，恐非東北人不知此中滋味。因夢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將我叫醒，我心中十分慘然”。②《張學良遺稿》，第284、141―143頁。
張學良在新年第一天的日記中記述了自己的夢境，也寫下了自己的感想：“呀！(民國)二十六年的元旦了！不隻失地未複，而國權日衰，就是我今日之處境，百感交集。但我是中國人，我是個丈夫，悲憤是無用的，隻有不顧一切，衝出一條血路，打倒我們的仇敵日本帝國主義，然後國事有複興機會。”②。
也就在這一天，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發表了題為《自力更生》的廣播講話。林森在講話中說：“我希望全國人民都要注意有兩件事情：第一，從今年元旦起，決不做妨害民族國家利益的事；第二，從今年元旦起，一切應盡的職責，應該積極去做。”④《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60頁。
林森表示：“無論政府人民，士農工商，都要各就本位，盡力所能，盡心所安，做到稱職的地步。能夠這樣，每個人民就能發揮自己的力量，作中華民族的總動員，來擁護統一，努力國防建設，我相信國家的複興，在短期間定可以做到。”④。
也就在這一天，已返回浙江奉化溪口料理其兄蔣介卿喪事並“休假”，以資調攝的蔣介石，一方麵派戴笠前往張學良被關押處，“追問西安火車事”，《張學良遺稿》，第284頁。
以便恢複隴海路交通，另一方麵卻在精心籌劃著西安事變後的陝甘政局變動問題。四天之後，也就是元月5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議定了陝甘善後事宜。在人事方麵：以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命，綜理陝甘青寧軍事；以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楊虎城為西安綏靖主任，馮欽哉為第二十七路總指揮，楊虎城、於學忠自請處分，從寬撤職留任。在軍隊駐地劃分上規定：萬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萬鍾等部，分駐潼關、朝邑(今大荔境內)、渭南、鹹陽、寶雞以達天水一帶；胡宗南、關麟征等部，仍駐原地；第十七路(軍)各警衛旅團移駐正寧、？邑(今旬邑)、淳化、耀縣、乾縣、麟遊、永壽、靈台、寧縣、長武、？縣(今彬縣)等縣；孫蔚如第十七師移駐甘泉、？縣(今富縣)、中部(今黃陵)、宜君等縣；馮欽哉部另編為第二十七路(軍)，仍駐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陽(今合陽)、韓城、宜川等縣原防地；第五十一軍、第五十七軍、第六十七軍、騎兵軍及一？五師、一？九師、一一二師、一一五師、一二？師(即張學良所部)，一律恢複1936年12月1日以前之原位置。關於軍餉問題，則規定：原由中央發餉之各軍餉糧，由中央照原領實數，統一發給，在西安設軍需分局辦理。《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61頁。
1月6日出版的《中央日報》，以《行政院議定陝甘善後》為主標題及《派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楊虎城、於學忠均撤職留任》為副標題，刊登了南京政府行政院的這一決定。
新的一年，新的一天，既萌生著新的希望，提供著新的機遇，也醞釀著新的問題、新的危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們都在進行著新的努力、新的抉擇，以搶抓新的機遇、創造新的奇跡。而在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麵前，也將展開一條他們自己的新的人生軌跡……
紅軍主力繼續南下。
在南京當局調集三四十個師的兵力進逼西安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月2日召開會議。會議決定，為了適應向南發展的需要，決定恢複中共陝甘省委，李維漢任書記。會議還討論了張學良被南京扣留後的形勢與對策。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目前局勢在混亂中，親日派與各個右派結合起來，他們現在的目標是要弄坍西安，正向西安進軍。目前我們的方針，仍是打擊右派，爭取中派，所不同的是對軍事上應有準備。②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7、637、637―638頁。
中革軍委主席團於當天致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彭德懷、任弼時及各軍團首長，指示：為策應抗日聯軍第一、第二集團軍，爭取整個聯軍的團結一致，反對敵人的分化孤立政策，並積極準備於不得已時與進攻之敵作戰，鞏固西北抗日聯合的勝利，推動時局的發展，野戰軍應根據周(恩來)副主席與楊虎城主任商定的計劃，從明日起秘密向旬邑、淳化二縣集中，注意不越過涇水以南，嚴守軍事政治紀律。②。
同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鞏固張(學良)、楊(虎城)兩軍團結於紅軍周圍，以對抗親日派，推動時局轉向有利方麵。”“南京亦正在爭此一著，用分化與威脅手段奪取張、楊兩軍，以孤立紅軍。”③。
1月3日，彭德懷和任弼時在慶陽發布命令：野戰軍各兵團(1月)4日一齊出動。以紅二方麵軍為左翼，7日前到達淳化縣城以北區域；紅四方麵軍第三十一軍、第四軍為中央隊，6日前到達旬邑以北區域；紅一方麵軍為右翼，第十五軍團8日前到達旬邑以南地域，第一軍團5日前轉移到淳化縣城附近。前總7日前到達旬邑。②《任弼時年譜》第318頁。
命令還要求各兵團盡可能保持秘密，嚴守友軍區域紀律，不打土豪，不破壞其原有政權組織，所需糧食由當地政府及我軍政治機關共同負責籌集或購買。②。
就在第二天，周恩來、葉劍英與楊虎城以及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高級將領共同擬定三方麵聯合作戰方案：在東線渭南的赤水直至長安構築七道防線。在張學良未回來之前，由楊虎城統一指揮。紅軍秘密集結後依情況或參加渭北決戰，或從藍田突擊中央軍李默庵部，然後以主力向潼關迂回。陝南陳先瑞部及楊虎城兩個旅依托秦嶺，以運動與遊擊動作相配合。遲滯李默庵縱隊前進。西線紅軍一小部積極監視鉗製胡宗南部後尾。此方案報告中共中央後，次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複電同意。《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0頁。
1月5日，在南京政府行政院發布陝甘善後的當天晚上21時，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並告彭德懷、任弼時：“南京報複派現在沒有政治口號，隻能偷偷摸摸的幹，希望嚇一嚇，把楊虎臣(城)、於學忠、王以哲等嚇得就範，然後慢慢宰割，孤立紅軍。目前隻要三方麵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並把紅軍的聲威傳出去，使中央軍不敢猛進(猛進時消滅其一部)，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局麵。你們速發擁蔣迎張通電。我們把朱老總談話在上海散播。彭、任速令十五軍團出陝南。”《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8頁。
就在同一天，已率紅二方麵軍到達淳化的賀龍，致信在1926年曾與自己結為“金蘭之好”的國民黨第三十七軍軍長毛炳文。信中寫道，西安事變“之經過既使蔣先生一悟過去‘攘外必先安內’之錯誤政策，更毅然接受西安之六項要求，吾人惟望從此內戰結束，舉國一致共謀救亡圖存之大計。惟蔣先生旋返南京後，是否立即履行其在西安之諾言，不再負國人之願望，一方固決定於蔣先生‘言必信、行必果’，同時吾兄及南京各愛國領袖、將領之積極‘擁護和平實現抗日’，督促與幫助蔣先生下最後之抗日決心，實有決定意義。且夫日寇今後分裂中國抗日力量之伎倆必然繼續加緊，親日派之挑撥離間亦必無微不至，欲謀國內之和平團結，共抗暴日，惟有以迅雷手段驅逐南京及各地之親日派，才能成功。擊茲中流，端賴和衷共濟，當機立斷，惟望吾兄與諸愛國將領共圖之！寇深勢危，吾輩弟兄正當為民族國家奮鬥到底，實望能在民族反日戰爭火線上得以兄弟重逢。臨潁袂馳，不盡欲言，立候示複，並望派代表前來麵商一切。”《紅書簡》第三卷，第988―989頁。
1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經與陝西省各縣行政當局商決：紅軍在友軍區域的活動辦法為：(一)糧食以買為主，向地主勸捐為次。(二)原有行政係統不變，聯保、保甲、民團名義暫不改組，但改變其內容。(三)蘇區遊擊隊與白區民團各守原防，互不攻擊，實行聯歡。(四)擴大蘇區口號目前可不必提。(五)絕對保護商業，目前暫不向商人勸捐。②《任弼時年譜》，第319、320頁。
南下的紅軍主力部隊嚴格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決定，並取得了顯著成效。據任弼時和楊尚昆在1月11日從涇陽縣安吳堡紅軍前總駐地發給中共中央和軍委主席團的電報所說：紅軍主力南下以來部隊紀律有大的進步，對西安事變及釋放蔣介石問題經向指戰員解釋後，“一般都能了解，情緒很高”，對舊有政權“采取了尊重和協商的態度”，“沒有打一個土豪”，各界人士“沿途歡迎”。好多群眾說：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的軍隊。②。
1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安事變宣傳方針的指示》，全文如下：
關於西安事變宣傳方針如下：
(一)西安事變，係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內部問題，本黨絕未參加。但事變發生後，本黨即通電主張和平解決。
(二)本黨對一切足以引起內戰的行動，一律反對，故一方麵反對南京的剿共內戰政策，而對張、楊聯合抗日主張表示同情；但另一方麵對於張、楊12月12日所采取的方法卻並未曾讚同過，因為張、楊也許還可以找到更好的辦法，實現他們的抗日主張。
(三)蔣之釋放，張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對此案之處理，本黨也認為是南京內部的問題。本黨站在公正立場，讚同一切使事變引向和平解決的辦法，反對使事變引向糾紛，便利日本帝國主義。
(四)為使中國從此實現統一，團結禦侮，本黨主張南京政府在張氏特赦之後，即應令張回陝，率領東北軍及西北全部軍隊開赴抗日前線，實現蔣氏、張氏共同救國的意思。
(五)但如南京政府不顧國家民族整個前途，在特赦之後，仍將張氏幽禁於南京，並將已撤退之軍隊重新開回，企圖以武力解決東北軍、西北軍，則內戰之禍必將繼起。這種內戰應由南京政府完全負責。
(六)本黨將繼續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針而奮鬥，反對日寇及親日派挑起內戰，分裂中國的陰謀。本黨這種主張，雖為全國人民所擁護，但總是遭日寇及親日派所反對。因此，我們成了日寇及親日派的攻擊目標，並以此作為造成滅亡中國的“防共協定”的資本。《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42―143頁。
第二天，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向全國發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的通電》，通電指出：
在蔣介石和宋美齡乘坐的專機從洛陽機場起飛約兩個多小時之後，張學良和宋子文等乘坐張學良的自備波音飛機也由洛陽機場起飛。約下午2時許，飛機降落在南京城外的一個軍用機場。這裏沒有歡迎的人群，卻有著如臨大敵的憲兵和特務的嚴密警戒。當時前往機場歡迎張學良的東北大學校長寧恩承後來回憶說：“到飛機場接張學良的隻有我一個人，外加一位姓楊的小姐，張(學良)下機後，我們倆同坐在一輛汽車上。他在車上問我：‘哎，南京怎麽樣？’我想了想說：‘南京不是咱們的天下，你到南京來，就等於入了虎穴，就要聽憑南京的宰割。’張想了想，用東北話說道：‘我這麽大的個子，他那麽大的個子，我說了話算，難道他說了不算數？’”唐德綱、王書君著：《張學良世紀傳奇》(下卷)，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710頁。
張學良乘坐的汽車，在宋子文和戴笠的護送下，開進了位於南京北極閣宋子文的公館裏。
就在這天下午，蔣介石傳來口信，要求張學良寫一個認罪的信函。張學良根據這一口信，遂向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鈞鑒：
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反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靦顏隨即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綱紀，警將來，凡有利於吾過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安，不能盡意，區區愚忱伏乞見諒！
專肅，敬叩。
鈞安。
張學良謹肅。
十二月二十六日《張學良遺稿》，第156頁。
從張學良入住宋子文公館後，戒備森嚴的宋公館門前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在前來探望張學良的人群中，有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張學思是在12月25日晚被釋放的。張學良對張學思說：“今天我很忙，兩三天後我準備回西安。你明天再來，我有話與你詳談。”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7卷，第167頁。
由此可見，張學良並沒有想到自己處境的艱險，還準備在“兩三天後”即返回西安，繼續統率東北軍。
12月27日夜，張學良致信楊虎城。信中寫：“京中空氣甚不良，但一切進行，尚稱順利，子文兄及蔣夫人十分努力。委座為環境關係，總有許多官樣文章，以轉寰京中無味之風，但所允我等者，委座再三鄭重告弟，必使實現，以重信義。委座在京之困難，恐有過於陝地者。吾等在陝心中仍認為蔣先生是領袖，此地恐多係口頭恭維，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請秘密，勿公開宣布，恐妨害實際政策之行，少數不清密知可也。”《張學良遺稿》，第127頁。
蔣介石在收到張學良26日的信件後，遂於28日將這封信抄同原件分呈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原呈寫道：“謹呈者，此次西安事變，皆由中正率導無方，督察不周之過，業經呈請鈞會(府)予免去本兼各職，並嚴加處分，以明責任，乞蒙鈞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代理總司令職務，而在所管轄區內，發生如此巨變，國法軍紀，自難逭免，現該員已親來都門，束身請罪，以中正為所直屬上官，到京後即親筆具書，自認違紀不敬之咎，願領受應得之罪罰，中正伏以該員統軍無狀，尚知自認罪愆，足證我中央法紀之嚴明，故該員有尊重國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將該員來書錄呈鈞會(府)鑒核，應如何斟酌情事，依法辦理，並特予寬大，以勵自新之處，伏候鈞裁。”《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89―690頁。
12月29日，國民黨中央首先舉行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會議通過決議稱：“蔣同誌馳驅國事，督教三軍，昕夕勤劬，不遑寧息，最近兩度入陝，即以總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屬，統一軍心。此次西安事變，事出非常，更能於蒙難期間，持浩然之正氣，昭示偉大之人格，使倡亂者衷誠感動，悔悟自白，蔣同誌對此次事變，毫無引咎可言。所請辭職，慶予懇切慰留；自請處分一節，應毋庸議。”《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90頁。
會議結束後，隨即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議題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移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呈為張學良親來都門，束手待罪，應如何辦理請裁奪案”。會議作出決議，將張學良“交軍事委員會依法辦理”。會議還作出決議：張學良已悔罪來京，願受懲處，“討逆”軍事應即停止，“討逆”總司令及總司令部並應撤銷，所有結束事宜，交軍政部辦理。當天晚上，國民政府發布命令，決定即日停止軍事行動，撤銷“討逆軍”總司令部及“討逆軍”東西兩路集團軍總司令部。
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閉會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即舉行會議，就審理張學良作出決定，由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李烈鈞任高等法院審判長。李烈鈞在會上指定陸軍一級上將朱培德和陸軍中將加上將銜鹿鍾麟為審判官。
李烈鈞在受命主持這次高等軍法會審後，即於第二天，也就是12月30日，專門請示了蔣介石。據鹿鍾麟在所寫《張學良南京受審紀實》一文中所述：
據李(烈鈞)述當時的情況，蔣(介石)見李(烈鈞)至，先開口問李(烈鈞)：“審判長對這個案子如何辦理？”李(烈鈞)坦率地提出他個人的意見，說道：“張學良在西安似叛逆行為，有謀害主帥意圖，但能悛改，親送委員長返京，願委員長寬大為懷，赦而釋之。”至此，李又逼近一步，說道：“我國昔有兩士，一為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二為寺人披請見，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參考？尚祈核示。”而蔣聽後態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見話不投機，不得要領，忙把話頭轉過來說：“國民政府既任烈鈞出席審判長，一切當依軍法辦理。”蔣這時才說，“君慎重辦理可也。”《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29頁。
12月31日上午10時整，高等軍法會審在軍事委員會軍法處大法庭開庭。李烈鈞就西安事變經過的事實對張學良進行了詢問。隨後，李烈鈞和張學良在法庭上進行了問答。鹿鍾麟後來記述了兩人的問答：“李問：‘你何以竟敢出此舉動？’張答：‘完全出自團結禦侮抗日救國的要求。’李問：‘你知道你的這種舉動是為國法不容的嗎？’張答：‘我不知道犯了什麽條款。’李給張看了陸海空軍刑法，並給他提出所犯的‘脅迫統帥’有關條款。然後問：‘你脅迫統帥，是受人指使抑自己所為？’張答：‘完全出於我個人所為，自作自當，我絕非任何人所能指使的人。’進行至此，張忽謂：‘現在我想問審判長一句話，可以嗎？’李答稱：‘可以。’張謂：‘民國二年，審判長曾在江西舉兵申討袁世凱，有無其事？’李稱：‘有。’張謂：‘申討袁世凱是否為了打倒專橫獨斷呢？’李稱：‘正是。’張自負謂：‘我在西安的所為，正是對中央的專政獨裁，冀求有所諫正耳。’李叱責稱：‘胡說！委員長人格高尚，事業偉大，豈袁世凱所能望其項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變，自尋末路，夫複誰尤？’”③《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93、694頁。
庭審至此，已無法繼續進行，在朱培德、鹿鍾麟的建議下，李烈鈞宣布暫時休庭。隨後，又宣布開庭，經過短暫的審訊後，將由張學良簽字的庭審記錄送交蔣介石過目。隨即宣讀預先已準備好的判決書：“張學良首謀夥黨，對於上官為暴行脅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蔣介石傳》上卷，華文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4頁。
宣讀完判決書後，李烈鈞宣布閉庭。張學良在軍法會審上的神色自若和直言不諱，曾使李烈鈞感慨而言曰：“不愧為張作霖之子。”③。
張學良在20年之後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關於軍法會審一事，這樣記述說：“到南京之後，受軍法會審於軍事委員會。會審委員為李烈鈞、朱培德、鹿鍾麟。當審判時，李(烈鈞)由懷中拿出來預備好了的幾個紙條子，一一向我發問：有的是(事)，你是受了何人的指使？有什麽，你是懷了什麽野心？等等。我聞之深為氣憤，我想他們拿我張學良當做什麽人？立即答以強悍不遜的言詞。李(烈鈞)見我緊張激憤，令人給我紙筆，囑我筆述。我提筆疾書，李(烈鈞)從旁徐徐言曰：‘漢卿，這是有關曆史的大事，與你自己也有很大的關係，望你好好寫。’關於這一點，使我對李協和(李烈鈞字協和――引者注)先生永懷不忘。”《張學良遺稿》，第117頁。
應該指出的是，張學良在此處所記當時庭審時曾有“筆述”一節，而鹿鍾麟在其所寫《張學良南京受審紀實》一文中卻沒有提及，其真相究竟如何？也許將成為永久的曆史之謎了。
在蔣介石一手導演的“審判”張學良一幕“鬧劇”謝幕僅兩個小時之後，也就是當天14時，蔣介石就將為張學良請求特致的呈文送達國民政府。蔣介石在呈文中寫道：
呈為呈請事，竊以西安事變，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惑於人言，輕於國紀，躬蹈妄行，事後感凜德威，頓萌悔悟，親詣國門，上書待罪，業蒙鈞府飭交軍事委員會依照陸海空軍刑法酌情審斷，處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繩，情罪自當，從輕減處，已見寬法。中正負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陳瀆，惟念論事當究其所極，執法不害於施仁，國家設刑典所以儆凶頑，立赦條所以待悛悔。此次該員中於熒惑，大觸刑章，變訊傳播，舉國駭憤，若其遂過估改，竟複逆施冥行，在國家固不難製裁，然元氣必更以耗竭，尚幸迷途迅複，悔禍及時，觀此親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發，尚以國家為重，因一念轉移之故，捩全局禍福之機，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寬赦。當今國家多艱，扶危定傾，需材孔亟，該員年力富強，久經行陣，經此大錯，宜生徹悟，倘複加以銜勒，猶冀能有補宜益，似又未可遽令廢棄，不為開遷善向上之路。昔我總理懲亂嫉惡，執法必嚴，有宥過施仁，涵容益大。中央矜恤有辜，當更使天下感動。為此不避罪嫌，貢此愚謬，敬懇鈞府俯念該員勇於改悔，並恪遵國法，自投請罪各情形，依據約法，更沛仁施，將該員應得罪刑，予以特赦，並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贖，藉瞻後效，而要示逾格之寬仁。是否可行，理合備文呈衣，仰祈鑒核施行。《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156頁。
與蔣介石的呈文一同送達國民政府的還有軍事委員會軍法處的判決書。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的元旦，南京《中央日報》以《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審，判處張學良徒刑十年，並褫奪公權五年，即呈國府核定》為題，刊登了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審判決書。與此同時，《中央日報》還以《蔣委員長請予特赦，並請責令戴罪圖功》為題刊登了蔣介石向國民政府的呈文。當天上午，尚在休新年假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即將對張學良的判決書和蔣介石的呈文發交司法院核議。司法院當日以“尚屬可行”呈複國民政府。國民政府隨即向軍事委員會發出指令，全文如下：“令軍事委員會，(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一月一日，法字第17892號，呈一件，為呈送高等軍法會審判決張學良對於上官暴行脅迫一案卷 ，送核示由。呈件均悉，查核原判罪行尚無不合，應準照判執行。原卷發還，判決書存，此令。”②《中央日報》1937年1月5日報道。
1月4日，新年假期期滿。國民政府在林森主席的主持下，於當天上午11時召開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決議，特赦張學良。會後，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此令。”②。
從此，張學良在所謂“嚴加管束”的名義下，開始了漫長的幽禁生涯。
1937年元旦。
曆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人們迎來了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的元旦。
這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並告彭德懷、任弼時，指出：“南京內部鬥爭甚烈，親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後掙紮、扣留張學良、進攻西安的危險。昨日何應欽令劉峙將複員各軍原地停止，舉行演習。今日何又令李默庵部以演習為名，秘密向洛南前進。政局已起變化，請立作如下處置：與楊虎城、王以哲等商議團結對敵，秘密通令東北軍、西北軍緊急動員，防禦親日派進攻；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縣、藍田的陣地，為堅守計；紅軍準備進至興平、扶風策應，加緊晉、綏、川、桂、直(隸)、魯的活動，反對內戰。”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6頁。
這一天，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指出：“注意與張、楊部下右派之活動，注意你們的安全，注意與張、楊左派密切聯係。準備萬一的事變。”②。
這一天，毛澤東與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極於國事有利，但聞親日派極力阻礙蔣介石新政策的實施，不執行撤兵命令，企圖重新挑起內戰，將給民族國家極大損害。“共產黨與紅軍堅決站在和平解決國事之立場上，讚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哲生(孫科)、馮煥章(馮玉祥)各方麵商洽團結一致拯救危局之方法。蓋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應團結起來，製裁親日派之禍國陰謀。望本此方針，速與陳立夫先生接洽。”《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6―637頁。
也在這一天，彭德懷和任弼時從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駐地慶陽致電在西安的周恩來、秦邦憲，並報在保安的毛澤東：“近日時局似有向不利方向發展趨勢”，“對西北(軍)、東北軍團結工作使信仰紅軍十分重要。”《任弼時年譜》，第317頁。
這一天出版的西安《解放日報》，刊登了楊虎城將軍的《告官兵書》。《告官兵書》指出：“時日的奔騰迅速得使人吃驚，一轉瞬間，又到了民國二十六年元旦了。在慘痛的回溯中，打開過去25年的曆史看一看，幾乎全都是血與淚寫成的一幕內戰劇的演出。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難的嚴重，更增加了國家民族覆滅的危機。帝國主義的侵略愈益緊迫，反而我中華民族的意誌也日形消沉，交相點映出這東方老大的古國沒落與悲哀。”《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54―455頁。
《告官兵書》接著寫道：“然而，正義是永存的。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槍口與刺刀之下，終於壓榨出了一個壯烈的回聲，為這東方老大的古國，重新地打開了一條民族更生的道路。譬如：去年12月12日西安愛國運動的崛發――雙十二紀念日，這悲壯義舉，揭開了民族複活的頭幕，於是中華民國二十六年的來臨，就將為這老大的東方民族寫出了更熱烈光榮的一頁。
”②《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54―455頁。
《告官兵書》還以氣吞萬裏如虎之勢寫道：“假若中華民族還有一個人存在，中華民族的精神一天不死，我相信中華民族終有複興的一天。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愛國運動的造謠與詭計，也隻有更加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和愛國心的激發，更加緊密的站在一致團結的路上，為求民族的生存與獨立，向帝國主義者作更大的努力奮鬥而已。”②。
《解放日報》在刊登楊虎城《告官兵書》的同時，還刊登了張學良將軍從南京發來的《告東北將士書》。《告東北將士書》寫道：“危機四伏，困苦艱難的民國二十五年，已如逝水般地飛去，關係民族存亡絕續的民國二十六年，又隨時序的嬗變俱來，我們當這樣的一個新年元旦，想想我們的國家前途，想想我們的故鄉慘狀，應該怎樣決定我們今後的任務？再看看國防潮流的激蕩，國內新局麵的展開，我們更應該怎樣振作起我們的精神，堅強我們的意誌，認清我們的目標，來為民族國家及全人類的和平而奮鬥？”②③《張學良遺稿》，第141―143頁。
《告東北將士書》指出：“去年‘雙十二’事件是我們國家存亡絕境的分野， 我們自相斫殺的內戰，是要從此絕跡了。我們抗敵複土的光榮戰爭，是馬上就要見之行動了，我們民族與國家已有了複興的希望，這顯然是我們中國劃時代的一個事件，不獨使我們可以期待著國策轉變適合民眾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塊巨石於國際深潭，忽然飛沫四濺，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與夫野心帝國主義者的憧憬與迷夢。”②張學良在《告東北將士書》的最後，還滿懷深情地寫道：“我親愛的將士們！你們真愛我們文化悠久廣土眾民的祖國嗎？ 你們未忘我們故鄉的父老兄弟和田園廬墓嗎？你們知道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就是強占我們東北四省，現在還在侵略我們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嗎？好了，現在就回我們的白山黑水！”③。
就在這一天，楊虎城在西安西關操場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抗議南京政府背信棄義，扣押張學良。在閱兵式開始前，楊虎城發表演說，號召官兵們“踏上民族解放鬥爭的血路”。《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91頁。
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官兵參加了閱兵式。
12月31日的南京軍事法庭公審結束後，張學良被移居孝陵衛孔祥熙的公館裏。就在這天晚上，張學良夢見“同鄉二人來訪，述及亡國衰家之苦，大家相對泣，恐非東北人不知此中滋味。因夢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將我叫醒，我心中十分慘然”。②《張學良遺稿》，第284、141―143頁。
張學良在新年第一天的日記中記述了自己的夢境，也寫下了自己的感想：“呀！(民國)二十六年的元旦了！不隻失地未複，而國權日衰，就是我今日之處境，百感交集。但我是中國人，我是個丈夫，悲憤是無用的，隻有不顧一切，衝出一條血路，打倒我們的仇敵日本帝國主義，然後國事有複興機會。”②。
也就在這一天，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發表了題為《自力更生》的廣播講話。林森在講話中說：“我希望全國人民都要注意有兩件事情：第一，從今年元旦起，決不做妨害民族國家利益的事；第二，從今年元旦起，一切應盡的職責，應該積極去做。”④《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60頁。
林森表示：“無論政府人民，士農工商，都要各就本位，盡力所能，盡心所安，做到稱職的地步。能夠這樣，每個人民就能發揮自己的力量，作中華民族的總動員，來擁護統一，努力國防建設，我相信國家的複興，在短期間定可以做到。”④。
也就在這一天，已返回浙江奉化溪口料理其兄蔣介卿喪事並“休假”，以資調攝的蔣介石，一方麵派戴笠前往張學良被關押處，“追問西安火車事”，《張學良遺稿》，第284頁。
以便恢複隴海路交通，另一方麵卻在精心籌劃著西安事變後的陝甘政局變動問題。四天之後，也就是元月5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議定了陝甘善後事宜。在人事方麵：以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命，綜理陝甘青寧軍事；以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楊虎城為西安綏靖主任，馮欽哉為第二十七路總指揮，楊虎城、於學忠自請處分，從寬撤職留任。在軍隊駐地劃分上規定：萬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萬鍾等部，分駐潼關、朝邑(今大荔境內)、渭南、鹹陽、寶雞以達天水一帶；胡宗南、關麟征等部，仍駐原地；第十七路(軍)各警衛旅團移駐正寧、？邑(今旬邑)、淳化、耀縣、乾縣、麟遊、永壽、靈台、寧縣、長武、？縣(今彬縣)等縣；孫蔚如第十七師移駐甘泉、？縣(今富縣)、中部(今黃陵)、宜君等縣；馮欽哉部另編為第二十七路(軍)，仍駐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陽(今合陽)、韓城、宜川等縣原防地；第五十一軍、第五十七軍、第六十七軍、騎兵軍及一？五師、一？九師、一一二師、一一五師、一二？師(即張學良所部)，一律恢複1936年12月1日以前之原位置。關於軍餉問題，則規定：原由中央發餉之各軍餉糧，由中央照原領實數，統一發給，在西安設軍需分局辦理。《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61頁。
1月6日出版的《中央日報》，以《行政院議定陝甘善後》為主標題及《派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楊虎城、於學忠均撤職留任》為副標題，刊登了南京政府行政院的這一決定。
新的一年，新的一天，既萌生著新的希望，提供著新的機遇，也醞釀著新的問題、新的危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們都在進行著新的努力、新的抉擇，以搶抓新的機遇、創造新的奇跡。而在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麵前，也將展開一條他們自己的新的人生軌跡……
紅軍主力繼續南下。
在南京當局調集三四十個師的兵力進逼西安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月2日召開會議。會議決定，為了適應向南發展的需要，決定恢複中共陝甘省委，李維漢任書記。會議還討論了張學良被南京扣留後的形勢與對策。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目前局勢在混亂中，親日派與各個右派結合起來，他們現在的目標是要弄坍西安，正向西安進軍。目前我們的方針，仍是打擊右派，爭取中派，所不同的是對軍事上應有準備。②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7、637、637―638頁。
中革軍委主席團於當天致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彭德懷、任弼時及各軍團首長，指示：為策應抗日聯軍第一、第二集團軍，爭取整個聯軍的團結一致，反對敵人的分化孤立政策，並積極準備於不得已時與進攻之敵作戰，鞏固西北抗日聯合的勝利，推動時局的發展，野戰軍應根據周(恩來)副主席與楊虎城主任商定的計劃，從明日起秘密向旬邑、淳化二縣集中，注意不越過涇水以南，嚴守軍事政治紀律。②。
同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鞏固張(學良)、楊(虎城)兩軍團結於紅軍周圍，以對抗親日派，推動時局轉向有利方麵。”“南京亦正在爭此一著，用分化與威脅手段奪取張、楊兩軍，以孤立紅軍。”③。
1月3日，彭德懷和任弼時在慶陽發布命令：野戰軍各兵團(1月)4日一齊出動。以紅二方麵軍為左翼，7日前到達淳化縣城以北區域；紅四方麵軍第三十一軍、第四軍為中央隊，6日前到達旬邑以北區域；紅一方麵軍為右翼，第十五軍團8日前到達旬邑以南地域，第一軍團5日前轉移到淳化縣城附近。前總7日前到達旬邑。②《任弼時年譜》第318頁。
命令還要求各兵團盡可能保持秘密，嚴守友軍區域紀律，不打土豪，不破壞其原有政權組織，所需糧食由當地政府及我軍政治機關共同負責籌集或購買。②。
就在第二天，周恩來、葉劍英與楊虎城以及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高級將領共同擬定三方麵聯合作戰方案：在東線渭南的赤水直至長安構築七道防線。在張學良未回來之前，由楊虎城統一指揮。紅軍秘密集結後依情況或參加渭北決戰，或從藍田突擊中央軍李默庵部，然後以主力向潼關迂回。陝南陳先瑞部及楊虎城兩個旅依托秦嶺，以運動與遊擊動作相配合。遲滯李默庵縱隊前進。西線紅軍一小部積極監視鉗製胡宗南部後尾。此方案報告中共中央後，次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複電同意。《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0頁。
1月5日，在南京政府行政院發布陝甘善後的當天晚上21時，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並告彭德懷、任弼時：“南京報複派現在沒有政治口號，隻能偷偷摸摸的幹，希望嚇一嚇，把楊虎臣(城)、於學忠、王以哲等嚇得就範，然後慢慢宰割，孤立紅軍。目前隻要三方麵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並把紅軍的聲威傳出去，使中央軍不敢猛進(猛進時消滅其一部)，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局麵。你們速發擁蔣迎張通電。我們把朱老總談話在上海散播。彭、任速令十五軍團出陝南。”《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8頁。
就在同一天，已率紅二方麵軍到達淳化的賀龍，致信在1926年曾與自己結為“金蘭之好”的國民黨第三十七軍軍長毛炳文。信中寫道，西安事變“之經過既使蔣先生一悟過去‘攘外必先安內’之錯誤政策，更毅然接受西安之六項要求，吾人惟望從此內戰結束，舉國一致共謀救亡圖存之大計。惟蔣先生旋返南京後，是否立即履行其在西安之諾言，不再負國人之願望，一方固決定於蔣先生‘言必信、行必果’，同時吾兄及南京各愛國領袖、將領之積極‘擁護和平實現抗日’，督促與幫助蔣先生下最後之抗日決心，實有決定意義。且夫日寇今後分裂中國抗日力量之伎倆必然繼續加緊，親日派之挑撥離間亦必無微不至，欲謀國內之和平團結，共抗暴日，惟有以迅雷手段驅逐南京及各地之親日派，才能成功。擊茲中流，端賴和衷共濟，當機立斷，惟望吾兄與諸愛國將領共圖之！寇深勢危，吾輩弟兄正當為民族國家奮鬥到底，實望能在民族反日戰爭火線上得以兄弟重逢。臨潁袂馳，不盡欲言，立候示複，並望派代表前來麵商一切。”《紅書簡》第三卷，第988―989頁。
1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經與陝西省各縣行政當局商決：紅軍在友軍區域的活動辦法為：(一)糧食以買為主，向地主勸捐為次。(二)原有行政係統不變，聯保、保甲、民團名義暫不改組，但改變其內容。(三)蘇區遊擊隊與白區民團各守原防，互不攻擊，實行聯歡。(四)擴大蘇區口號目前可不必提。(五)絕對保護商業，目前暫不向商人勸捐。②《任弼時年譜》，第319、320頁。
南下的紅軍主力部隊嚴格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決定，並取得了顯著成效。據任弼時和楊尚昆在1月11日從涇陽縣安吳堡紅軍前總駐地發給中共中央和軍委主席團的電報所說：紅軍主力南下以來部隊紀律有大的進步，對西安事變及釋放蔣介石問題經向指戰員解釋後，“一般都能了解，情緒很高”，對舊有政權“采取了尊重和協商的態度”，“沒有打一個土豪”，各界人士“沿途歡迎”。好多群眾說：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的軍隊。②。
1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安事變宣傳方針的指示》，全文如下：
關於西安事變宣傳方針如下：
(一)西安事變，係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內部問題，本黨絕未參加。但事變發生後，本黨即通電主張和平解決。
(二)本黨對一切足以引起內戰的行動，一律反對，故一方麵反對南京的剿共內戰政策，而對張、楊聯合抗日主張表示同情；但另一方麵對於張、楊12月12日所采取的方法卻並未曾讚同過，因為張、楊也許還可以找到更好的辦法，實現他們的抗日主張。
(三)蔣之釋放，張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對此案之處理，本黨也認為是南京內部的問題。本黨站在公正立場，讚同一切使事變引向和平解決的辦法，反對使事變引向糾紛，便利日本帝國主義。
(四)為使中國從此實現統一，團結禦侮，本黨主張南京政府在張氏特赦之後，即應令張回陝，率領東北軍及西北全部軍隊開赴抗日前線，實現蔣氏、張氏共同救國的意思。
(五)但如南京政府不顧國家民族整個前途，在特赦之後，仍將張氏幽禁於南京，並將已撤退之軍隊重新開回，企圖以武力解決東北軍、西北軍，則內戰之禍必將繼起。這種內戰應由南京政府完全負責。
(六)本黨將繼續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針而奮鬥，反對日寇及親日派挑起內戰，分裂中國的陰謀。本黨這種主張，雖為全國人民所擁護，但總是遭日寇及親日派所反對。因此，我們成了日寇及親日派的攻擊目標，並以此作為造成滅亡中國的“防共協定”的資本。《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42―143頁。
第二天，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向全國發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的通電》，通電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