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善 後 篇(2)
本黨、本政府站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立場，堅決地要求南京當局立刻下令停止軍事行動，肅清親日派，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使國內和平立即實現。本黨、本政府認為此時蔣(介石)先生應挺身而出，製止禍國殃民之內戰重新爆發。這對於蔣先生是可能的，因為今天參加進攻西安的中央軍均願聽命於蔣先生，這對於蔣先生也是必要的，因為蔣先生曾經擔保中國內戰不再發生，這次事變對於蔣先生之政治人格與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實為重大之試驗。今日中國人心之向背，已顯而易見，一切甘冒不韙，投降日寇之親日派分子，必將自趨於毀滅之途。全國人民團體與輿論機關，各武裝部隊，尤其是蔣先生及當權之國民黨諸公與大多數黨員，亟宜一本救國誌誠，起而製裁親日分子，化內戰為抗戰，此其時矣。《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64頁。
在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的當天，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張國燾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任弼時：紅軍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聯合作戰必須注意一般地應避免在同一戰場作戰，紅軍宜擔任單獨的一方麵；在不違背(抗日)聯軍戰略意圖下保持紅軍的單獨指揮係統；紅軍仍用紅旗，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用國民黨旗幟，但番號統稱抗日聯軍。《任弼時年譜》，第320頁。
同一天，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如敵決心開戰，紅軍主力應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平)漢路為上策。如此方能改變整個局勢，分化南京，迫蔣就範。第二方麵軍在渭北策應友軍在內線作戰。爾後內線之紅軍與友軍同外線之紅軍主力互相策應為戰略上之配合作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0頁。
1月9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抵達涇陽縣安吳堡，紅二方麵軍總部則抵達涇陽縣雲陽鎮。
1月11日上午，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在安吳堡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專程從西安趕來的秦邦憲在會上作西安事變前後的經過及我們當前的任務的報告，內容包括：(一)西安事變的產生；(二)事變中我黨的路線方針及勝利；(三)放蔣後國內政治上的變動及趨向；(四)我們當前任務。李烈主編：《賀龍年譜》，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225―226頁。
當天下午，彭德懷召集軍以上幹部召開談話會，部署軍事訓練、管理及軍風紀等問題。秦邦憲在會上補充介紹了西安的內部情形。《賀龍年譜》，第225―226頁。
1月13日，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就在這一天，周恩來和彭德懷、賀龍同楊虎城在西安進行會談。次日，商定隻要中央軍一發布進攻令，紅軍即向富平、蒲城開進，支援關中。②《周恩來年譜(1893―1949)》修訂本，第352、362頁。
1月16日，周恩來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將領召開三方會議。會議決定：堅持和平方針；聯絡川、桂、粵、晉、綏及南京抗日派在國民黨三中全會期間共同提出改變國策，改組政府；防區分配與營救張學良同時進行。②會後，周恩來、秦邦憲以“萬萬火急”電報告中共中央書記處，匯報了西安當時的情況。電報說：“此間左派堅主強硬，但少具體辦法，對軍事又少了解。”電報還說，三方會談商定，要“加緊政治解釋、作戰準備，並應計算到西安不守時的作戰計劃。”電報還提出建議：“請中央電告津滬並轉晉、綏、直(隸)、魯、川、桂，進行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案運動，提案內容請擬一大綱電告，一致步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53―154頁。
1月20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任弼時，指出：北路的蒲城，中路的藍田，“兩處防禦應特別增強”，以防陳誠向富平、耀州和西安進攻。紅軍“在準備作戰中心任務下，一方麵軍主要注重擴大，二、四方麵軍主要整理與轉變作風”《任弼時年譜》，第321頁。
。就在當天，彭德懷和任弼時致電毛澤東並告周恩來、秦邦憲：紅軍主力自去年12月下旬南下以來，已擴大二千人。現地區窄小，兵源不多。擬將紅二方麵軍移至富平地區，紅一軍團移至藍田或鹹陽地區擴紅。《任弼時年譜》，第321頁。
1月21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並告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無論和戰，紅軍主力應按前定計劃出至陝南，處在川陝之間。除二方麵軍留渭南外，其餘應準備在數日內向南出動。請即調查山陽、柞水、鎮安、旬陽、安康、紫水(陽)、漢陰、石泉等城駐軍情形，並要求楊(虎城)同意讓出各該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57頁。
此後，由鹹陽南越秦嶺進入商洛地區的紅一方麵軍第十五軍團在商縣和紅七十四師勝利會師。1月25日，紅二方麵軍總部進駐富平縣西北的莊裏鎮，該部則移駐富平至蒲城間地區，以“威脅渭河、洛河間敵人，鞏固友軍”《賀龍年譜》，第226頁。
。1月26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由涇陽縣安吳堡移駐該縣的雲陽鎮。
而在此之前的1月中旬，彭德懷和任弼時還親自前往三原縣，在駐防這裏的第十七路軍渭北警備司令趙壽山處，做趙壽山的思想工作。趙壽山在彭德懷和任弼時的啟發教導下，認識了釋放蔣介石的必要性，解除了疑慮，擁護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政策。《彭德懷年譜》，第170頁。
趙壽山在《西安事變前後的回憶》一文中寫道：“紅軍開到三原西北的雲陽鎮和富平縣的莊裏鎮一帶。我與紅軍中的負責同誌經常互有來往，我的司令部也成了紅軍的聯絡站。為對南京的‘討伐軍’作戰，我請紅軍將領給十七路軍講解和演習遊擊戰，左權同誌也請我們給紅軍演習平原河川戰。當時，陝北糧食奇缺，我們就派軍需人員協助紅軍在渭北各縣購糧，並派了150多輛大車送往陝北，彼此關係十分密切。在與紅軍的長期來往中，使我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啟示，進一步認識到紅軍是革命的、人民的軍隊，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43頁。
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指揮下，彭德懷和任弼時馳騁沙場，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結成三角聯盟，以軍事行動保障著西安方麵與南京方麵政治談判的進行，使西安事變之後的善後行動得以穩步進行。
中共代表團力挽狂瀾。
在南京方麵大軍壓境的危急關頭，西安方麵的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內部出現了不穩的跡象。作為西安事變當局者請來的客人，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同誌無疑麵臨著巨大的考驗和壓力。進入1937年以後，周恩來等經常徹夜不眠，分析形勢，研究對策，冷靜地處理著麵臨的各種各樣的複雜問題，並將西安的情況隨時電告中共中央，以采取正確的果斷的方針，妥善處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善後事宜，從而實現了全民族萬眾一心，團結抗日的偉大目標。
1月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就同即將前來西安的國民黨代表張衝進行談判時的原則問題作出指示，要求向張衝作出以下表示：“(甲)南京在蔣(介石)回後重新宣布‘剿共’方針，重新向西北進兵，並扣留張學良，破壞協定與破壞信義。”“(乙)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決西北善後問題，但須在下列條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釋放張學良回陝；(三)保證西安協定(即1936年12月24日，西安方麵與宋子文、宋美齡議定的關於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協定――引者注)之實行。”“(丙)兩黨關係，三大綱領已與蔣(介石)、宋(子文)磋商，並已明白為蔣、宋所承認，細目委潘漢年全權接洽，恩來無去南京之必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8―639頁。
1月9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提出了潘漢年去南京談判和周恩來致蔣介石信的內容。電報指示：“(甲)應痛陳和平，萬不可戰爭，要蔣(介石)抑製一部分主戰人物的不顧大局，客觀上徒利日本大損中國。(乙)張(學良)回才能妥善解決西北問題，請蔣(介石)注意此點。(丙)撤兵組(織政)府，請蔣(介石)另主持，不為旁人。(丁)周(恩來)暫難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見蔣(介石)。(戊)共產黨在對內和平對外抗戰基礎上用全力讚助蔣(介石)。”《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1頁。
就在同一天，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張聞天，提出我們應力主和平解決。《周恩來年譜(1893―1949)》修訂本，第351頁。
當天，毛澤東、張聞天複電周恩來：“(甲) 力主和平，拉攏蔣(介石)、宋(子文)，策動國內各派各界輿論，策動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麵，非不得已不開火，乃目前基本方針。此方針應使楊(虎城)、何(柱國)、孫(蔚如)、王(以哲)、繆(？流)、劉(多荃)、杜(斌丞)、黃(顯聲)及宣傳委員會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傳，但軍事方麵，仍極力備戰，絕不放鬆。(乙)紅軍即在三原、鹹陽集結待機，不可輕動。商縣方麵加派楊(虎城)部一團固守。十五軍團仍準備休息，三天後開至商縣待機。”《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2頁。
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團成員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堅持黨的基本方針，繼續通過各種途徑，逼迫蔣介石實踐他所作出的抗日救國的承諾。
1月10日，周恩來寫信給身陷不自由之境的張學良將軍，信中寫道：
自兄伴送蔣先生入京後，此間一切安然，靜候蔣先生實踐諾言，由兄歸來主持大計。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發表，愈是使大家認識蔣先生信義和寬宏。乃事未及周，蔣先生休假歸裏，中央大軍竟重複壓境，特赦令轉為扣留，致群情惶惑憤懣不可終日。尤以整理西北部令，直視西北如無物。楊先生雖力持慎重，但一般將士之義憤填胸，兼之以中央軍著著進逼，戰機危迫已在眼前。弟居此仍本蔣先生及兄在此時所談之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的一貫方針，盡力調處。隻要中央軍不向此間部隊進攻，紅軍決不參加作戰。若進入潼關之中央軍必欲逼此間部隊為自衛而戰，則紅軍義難坐視。時機危迫，兄雖處不自由之地，然一係西北安危，請即商量蔣先生乃依前令撤入陝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計，則和平可堅，內戰可弭，一切人事組織都好商量。弟縱處客位，亦當盡力之所及，為讚助蔣先生完成好抗日統一大計，而首先讚助兄及楊先生完成西北和平偉業也。至一切西北赤化謊言，蔣先生及兄均知之，必能辨其誣。弟敢保證，凡弟為蔣先生及有關諸先生言者，我方均絕對實踐。隻有蔣先生依預定方針逐步實現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大業可立就也。非者，任令大兵進逼，挑起內戰，不僅西北糜爛，全國亦將波及無疑，而垂成之統一局麵又複歸於破碎。此事之至痛者，徒供日寇及少數親日分子所稱快。吾望蔣先生及兄有以製止挽救之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44―145頁。
第二天，周恩來致函蔣介石，希望他實現其承諾，完成和平、統一、撤兵，並釋放張學良將軍。信的全文如下：
蔣先生：
自漢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後，此間一切安然，靜候先生實踐諾言，完成和平統一大計。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發表，愈使大家認識先生顧全大局之心，欽佩無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請假歸裏，中央軍竟重複開入陝境，特赦令轉為扣留，致群情憤激不可終日。尤以處置西北善後之部令與先生意圖完全相違，虎城先生雖力持慎重，但一般將士實已憤慨萬分。來居此仍本共產黨紅軍曆來主張之對內和平、對外抗戰之一貫方針，盡力調處。來敢保證，隻要中央軍不向此間部隊進攻，紅軍決不參加內戰。但默察現狀，中央軍進入潼關者已達十二師，正向西安邁進，窺敬之部長意圖似有非逼成內戰不止之勢。現先生雖假中，但戰機危迫，先生以一係全國安危，待先生力排眾議，堅持前令，盡撤入陝甘之兵，立釋漢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則內戰可弭，和平可堅，一切人事組織、政府主張、抗戰籌備均將循先生預定方針前進，統一禦侮之大業必可速就。雖然者，一部分主戰之士將不顧大局，挑起內戰，不僅西北糜爛，全國亦將波及無疑，而垂成之統一局麵又複歸於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數親日分子稱快外，不特為全國同胞所反對，想亦先生所不忍見不願為也。
來承召談，隻以大兵未撤，漢卿先生未返，暫難抽身。一俟大局定，當即入都應約。如先生認為事宜速決，請先生以手書見示，保證撤兵釋張，則來為促進和平，讚助統一，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至一切西北赤化謊言，先生及漢卿先生均知之，審必能辨其誣。凡來為先生及夫人與張(學良)、宋(子文)諸先生言者，我方均絕對保證實踐。且為外交計，來及黨人在此遵先生約，均守秘密，更無向外廣播之可能。蓋凡能為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盡力者，我方願舉全力為先生助也！專此奉達，佇候回教，並頌
起居佳勝！不一。
蔣夫人均此不另。
周恩來。
一月十一日午《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46―147頁。
就在此時，由中共中央指定，即將前往南京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潘漢年秘密來到西安，周恩來當麵向他布置了談判事宜。而在此前，蔣介石和張學良指派的王化一、吳瀚濤也到了西安，並提出了和談的甲乙兩案。周恩來也和他們進行了會談。1月12日上午，周恩來致電毛澤東轉中共中央並告彭德懷、任弼時，電報說：“我已麵見南京派來之吳(瀚濤)、王(化一)，告其有和平希望，即再來。”“(潘)漢年已麵，各事均妥告。”③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84頁。
根據毛澤東1月8日在致周恩來、秦邦憲電報中指出的解放社昨日(即1月7日――引者注)廣播過於尖銳，在沒有開火以前，要著重要求南京撤兵釋張(學良)，和平解決，攻擊的鋒芒放在少數親日派身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0―641頁。
的指示，以及1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關於要“改正其‘左’的宣傳”的指示，周恩來在電報中匯報說：“宣傳工作仍未統一，且時出亂子，正糾正中。”③電報還表示：“來電所述方針正努力執行，惟因兩方一怕蔣，一缺政治鬥爭經驗，故不敢放手做，同時了解差，且欠活潑，致外強內荏的事常見。”④。
在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已於1月16日宣布就職和國民黨決定召開五屆三中全會的情況下，毛澤東和張聞天於1月18日致電周恩來、秦邦憲：“(甲)對(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正由上海、華北兩方策動一大的左派運動，西安方麵望注意策動寧、綏、川、桂，我們亦準備提出建議書。(乙)南京已宣傳陝變即可告一段落，汪(精衛)入京後左右派鬥爭當更趨激烈，內戰對蔣係已處不利，和平解決之趨勢已漸明顯。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就職，應與要求張(學良)回、要求陝甘防區不變二事同時進行，對後二事目前不應讓步，在力求和平的總方針下爭此二著之實現，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4―415頁。
中共中央和中央代表團在竭力穩定西安局勢的同時，還努力促進與國民黨的直接談判。1月2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為避免內戰一致對外，我們原則上不反對蔣(介石)之方針，並應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蔣(介石)宜給張(學良)、楊(虎城)以寬大，以安其心。”《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4頁。
電報還指出：堅決要求蔣(介石)同意下列各點：保證和平解決不再有戰爭，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的給養，暫時容許一部紅軍在陝南駐紮，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走廊的)紅軍；為使紅軍幹部確信蔣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與發給經費，要求蔣(介石)親筆答複周恩來一信。
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再次聯名致電潘漢年，要他向蔣介石提出：第一，“給我們以親筆信，信內說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則指定駐地與允許按月發給經費。”第二，同意紅軍一部駐在陝南柞水、鎮安、旬陽、安康、漢陰、紫陽、石泉、鎮巴等八縣(這八縣原來大部是蘇區)，紅軍主力則駐慶陽、合水、正寧、寧縣、西峰、？邑(今旬邑)、淳化、中部(今黃陵)、洛川、甘泉、膚施(今延安)、清澗、宜川、瓦窯堡(今子長縣城)、安邊(今屬定邊)、豫旺(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等縣鎮。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4頁。
電報還指示潘漢年向蔣介石說明下列觀點：“我們是革命政黨，自己確定的政策決不動搖，我們的政策是與蔣一道團結全國(即反對分裂與內戰)共同對日，以後許多事情均願與蔣商量，一切有利於日本與漢奸而有損國力與兩黨合作之事，均當與蔣一道堅決反對之。”②。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善後工作在艱難和曲折當中向前推進，從而也進一步穩定了西安方麵的局勢。
楊虎城撐持危局。
麵對著國民黨中央軍向西安方向逐步逼近的危難局麵，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馮欽哉、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繆？流、劉多荃這九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將領於1月5日向全國發出《通電》，抗議南京當局扣押張學良挑動新內戰。因5日以韻目代日為“歌日”，故此電被稱為“歌電”。氣壯如山的“歌電”開章明義地指出：“客歲雙十二之舉，純出於愛國赤誠，毫無私意，迭經電達，諒邀洞察。當蔣委員長在陝時，虎城等追隨張副司令之後，以文電所舉八項抗日救國主張，反複陳情，深蒙虛懷采聽，允於返京後分別實行。”②《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57―458頁。
“歌電”指出：“正當蔣委員長休沐還鄉，張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際，中央軍隊非惟未遵令東還，而反大量西進，計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三、第八十三各師暨教導總隊等集結推進至潼關華陰華縣一帶，築壘布陣，積極作挑戰之形勢，更複時時截斷電話始終阻礙通車，以致群情憤激，萬眾猶疑，是始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內戰，而以封鎖作慢性之迫脅。”②“歌電”表示：“國危至此，總不應再有萁豆相煎之爭。有可以促成舉國一致，槍口對外之策，虎城等無不樂於聽令。若不問土地主權喪失幾何，西北軍民之誠意如何，全國輿論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錢購得之武器，施於對內自相殘殺，則虎城等欲求對內和平而不得，欲求對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張副司令既領罪於都門，虎城等以救亡為職誌，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於兵爭，則誰肇內亂之端？誰召亡國之禍？舉世縱然不評，青史自有直筆也。血淚陳詞，非敢聳聽，舉國上下，幸鑒愚衷，遠錫教言，尤所企盼。”《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58頁。
1月6日出版的西安《解放日報》第1版以《在潼關、華縣一帶中央軍積極作挑戰行動》為主標題、以《西北將領求和平而不得求抗日而不能，如中央再事壓迫先發戰端決與周旋》為副標題，刊登了楊虎城等人的“歌電”全文。兩天之後，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126名軍官聯名發出通電，表示堅決擁護楊虎城等在“歌電”中所表示的決心和立場。
楊虎城在領銜發出“歌電”的當天，還直接致電蔣介石，請求恢複張學良公權並令其返陝，電文稱：“張副司令以仇恥百倍之身，愛國家，愛領袖，愛紀綱，愛信義，證以其毅然歸罪之舉，益見其舍身愛國之誠。鈞座矜其苦心，呈請特赦，並請責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贖，為國惜才，仁言利溥，(虎)城等聞之，曷勝感戴。今張副司令雖已躬邀赦典，尚未恢複公權，雖欲圖功，安由自效。始殆法令尚有所拘，因牽製鈞座愛才之本意，尚懇鈞座始終愛護，續請國府恢複張副司令之公權。……務懇促令早日返陝，主持一切。”《楊虎城將軍言論選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134頁。
在楊虎城等發出“歌電”的同一天，南京政府行政院議定了陝甘善後辦法，決定將楊虎城、於學忠撤職留任，並將馮欽哉所部另編為第二十七路軍，由馮欽哉任總指揮。自此之後，馮欽哉部第七軍脫離了第十七路軍係統。就在此前後，南京方麵對第十七路軍的分化瓦解工作也緊鑼密鼓地展開了。據王菊人回憶說：“楊渠統(子恒)運動王勁哉(十七師四十九旅旅長)的部隊叛變，張鴻遠運動沈璽亭、唐得楹兩團(此兩團為警備二旅所屬――引者注)投蔣，還有人運動宋文梅(第十七路軍特務營營長，曾在新城黃樓負責看守蔣介石――引者注)脫離十七路軍，並運動警一旅王俊、教導團李振西、獨立旅韓子文團等，對十七路軍楊(虎城)以下的高級將領，蔣(介石)以脫離楊(虎城)為條件，以高官厚祿為誘餌，進行離間拉攏。”②《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25頁。
王菊人還回憶說：“在東北軍方麵，於學忠名義上是負責人，實際上不能指揮全軍。其他某些軍、師長，在張(學良)被扣後，據報分別派代表向蔣(介石)輸誠。內部新舊之間，也在營救張回陝與其他個人利害關係上，發生了重大矛盾。”②。
在這種情況下，楊虎城仍然努力撐持著局勢，對南京當局的倒行逆施，不斷進行公開的申述和揭露。
1月7日，楊虎城、於學忠等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將領致電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義正辭嚴地提出：“此間主張，自始至終，惟在積極抗日。張副司令前所以不辭魯莽而留委座者，在抗日，繼所以不避罪刑而送委座者，亦在抗日。委座在陝確曾容納積極抗日之主張，知者甚多，絕非虛語。抗日主張，一日不實現，虎城等即一日不放棄其要求。耿耿此心，可質天日。軍委會歌電所示人事辦法及部隊部署，首雲為準備對外起見，然考其內容，遠非委座在陝容納抗日主張之本意，且有陷委座於不信不義之嫌。以此而言抗日，直不啻南轅而北轍。兄試平心一想，或亦為然。此間全體官兵，以(張)漢(卿)公被留、軍隊進迫，均已憤激萬分。中央如始終不肯開誠，則此間亦殊難為中央維持威信也。”轉引自《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63頁所刊楊虎城致龍雲電文。
龍雲在1月8日致楊虎城並轉於學忠等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將領的電文中對中央軍重兵入陝之事，尚存疑惑，以至有“至兵壓西安一層，恐係傳聞失實。中央必不為此，可以斷定”之語。《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64―465頁。
針對龍雲的這一疑惑，楊虎城於次日複電龍雲，介紹了國民黨中央軍“大軍西進，挑撥內戰”的兵力調動情況：“綜合近日中央軍行動如下：一、華縣附近有第二十八師、第二十三師及教導總隊及炮兵一團；二、在華縣以東華陰之間到有第六十一師及第二師；三、渭河北岸有第六、第十四、第七十九各師；四、第十師有向洛南前進模樣，第九十五師在商南、西平一帶有進攻商縣之說；五、第八十三、新編第五師及第五十八師亦將開進臨潼。”②《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64―465頁。
電文中還表示：“此間將士對於以上各軍壓迫挑戰之行動，實深憤慨。現已部署妥協，嚴陣以待。如對方實行進攻時，決起而自衛，並予以打擊，以求抗日救國主張之貫徹。”②。
在楊虎城致電何應欽的當天，也就是1月7日這一天，蔣介石從浙江奉化致函尚被幽禁在南京孔祥熙官邸的張學良，信中寫道：“關於陝甘善後辦法，中(正)意：(一)東北軍應集中甘肅，其統帥人選可由兄推薦一人往率領，使免分散，以備為國效命。(二)虎城可酌留部分軍隊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綏靖職權。請兄手諭告虎城及各將領，勉以切實服從中央命令，不可再錯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則即為抗命。國家對抗命者之製裁，決不能比附內戰。而中央此次處置，全在於政治，而不在於軍事。兄如有所見，並請酌為補充為荷。”《張學良遺稿》，第157頁。
蔣介石給張學良的信於1月8日由複興社特務處處長戴笠交給張學良。張學良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說：“(戴)雨農由奉化返，交來蔣先生一函，今親函虎城及各軍友，要遵中央令。”②③《張學良遺稿》，第290、128、132頁。
張學良給楊虎城的信落款為“(一月)七日”。信中寫道：“委座返奉化為其老兄之喪，南京之處置，有多不合其意，茲由奉化七日早之函，委座也十分難辦，但此事仍有轉寰辦法，切盼勿發生戰爭，在此星期容弟在此間設法。委座另囑，彼決不負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達，但時間問題耳。請兄稍忍一時，勿興亂國之機也，仍能本我等救國之苦心，全始全終為禱！”②。
在致函楊虎城的同時，張學良還致函於學忠及東北軍其他將領，信中寫道：“中央之處置已見公令，委座為兄喪去奉化，七日由奉化來書，已見另函。委座對中央之處置，似亦不滿意，但為中央威信計，諒亦有難處，弟已在此設法運用，使勿生戰事，保東北僅有實力，而留為抗日之最先鋒。我們的血是為灑在日敵身上者，不是為內戰而流的，切盼諸兄在此短期間設法勿發生內戰，弟亦要求委座勿操之過急，兄等務安靜一時，使弟有機運用，一本我等救國救亡之苦心，有始有終，而對得起東北三千萬父老，對得起國人也。”③。
張學良還複函蔣介石，落款仍為“(一月)七日”。信中寫道：“雨農同誌交來手示，已遵囑派人持良親筆函去西安矣。良有不得已而欲言者，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陝甘問題，良十分憂心，非隻慮於陝甘，所慮者大局形勢以及內亂延長，對外問題耳。冒死上陳，俯乞鑒宥。職蒙下問，願述其詳。”《張學良遺稿》，第158頁。
張學良給楊虎城的信及給予學忠等東北軍將領的信，由王化一和吳瀚濤帶往西安，麵交楊虎城等。同時，王化一和吳瀚濤還攜帶著一封蔣介石給楊虎城的信。王化一、吳瀚濤於1月9日由南京飛抵西安。隨後，他們由下榻的西京招待所來到新城楊虎城公館，拜見了楊虎城，並麵交了蔣介石和張學良給他的信。第二天，王化一和吳瀚濤再次麵見了楊虎城。王化一回憶說：“(1月)10日早晨，我同吳瀚濤再見楊虎城將軍。楊談蔣的信要楊和各將領息兵聽命，不要為共產黨所利用，許以改編後的種種優越待遇。張的信主要講應以抗日救國為前提，為了達到事變之初衷，應當雙方和解。認為引起內戰，誰勝誰敗，都要損失抗日力量。楊說：‘我不同意張副司令親身送蔣，自投羅網，但抗日救國的主張，我和張副司令始終是一致的。昨夜已同東北軍將領和有關各方交換過意見，遵照張副司令意見，停止軍事行動。關於張副司令恢複自由，軍隊改編、待遇、善後諸問題，須雙方協商，然後決定。’楊並表示：個人去留毫無成見，一俟局勢穩定，能夠全國一致抗日，他可以無條件地犧牲一切幹下去，否則可以出國考察雲雲。”《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67頁。
1月11日上午，王化一和吳瀚濤離開西安，飛返南京。在王化一等1月9日由南京飛西安前已征得戴笠同意的情況下，張學良的私人秘書趙一荻小姐同機前往南京。楊虎城還讓王化一轉交他給張學良的一封信。
在王化一、吳翰濤由南京飛抵西安的當天，也就是1月9日，由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和西安學生救國聯合會等抗日救亡團體發起，西安10餘萬軍民在革命公園舉行全市農、工、商、學、兵大會。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為大會擬定了20條標語口號，其中包括“為和平而抗戰”、“歡迎南京軍共同抗日”、“用武力保障張(學良)主任委員安全返陝主持抗日大計”、“擁護楊(虎城)主任委員領導抗日”等。會後，舉行了規模盛大的武裝遊行示威活動。這次遊行示威活動反映了西安軍民反對南京當局挑動新的內戰，堅決要求聯合抗日的堅定信念。
1月13日，張學良由米春霖陪同，於上午11時由南京起飛，下午13時到達浙江奉化。宋子文在機場迎接。張學良是在12日晚接到蔣介石邀請他去奉化的信函後，飛往奉化的。但是，張學良當天並沒有見到蔣介石。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蔣(介石)先生不爽，(戴)雨農代會”，“談有數策，亦皆認非十分妙策，呈委座(即蔣介石――引者注)，由委座定有兩條，由米春霖帶交西安。蔣先生親書一函，餘加一函”。②③《張學良遺稿》，第294、294、133頁。
張學良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這兩種方案：“一、東北軍駐甘(肅)，楊(虎城)可留若幹(部隊)駐西安，或駐三原。中央軍駐潼關、西安、鹹陽。二、楊(虎城)駐甘，東北軍駐皖、豫。於(學忠)調皖綏(靖公署主任)，皖(省政府)主(席)由餘推薦人(選)。”②。
在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的當天，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張國燾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任弼時：紅軍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聯合作戰必須注意一般地應避免在同一戰場作戰，紅軍宜擔任單獨的一方麵；在不違背(抗日)聯軍戰略意圖下保持紅軍的單獨指揮係統；紅軍仍用紅旗，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用國民黨旗幟，但番號統稱抗日聯軍。《任弼時年譜》，第320頁。
同一天，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如敵決心開戰，紅軍主力應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平)漢路為上策。如此方能改變整個局勢，分化南京，迫蔣就範。第二方麵軍在渭北策應友軍在內線作戰。爾後內線之紅軍與友軍同外線之紅軍主力互相策應為戰略上之配合作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0頁。
1月9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抵達涇陽縣安吳堡，紅二方麵軍總部則抵達涇陽縣雲陽鎮。
1月11日上午，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在安吳堡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專程從西安趕來的秦邦憲在會上作西安事變前後的經過及我們當前的任務的報告，內容包括：(一)西安事變的產生；(二)事變中我黨的路線方針及勝利；(三)放蔣後國內政治上的變動及趨向；(四)我們當前任務。李烈主編：《賀龍年譜》，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225―226頁。
當天下午，彭德懷召集軍以上幹部召開談話會，部署軍事訓練、管理及軍風紀等問題。秦邦憲在會上補充介紹了西安的內部情形。《賀龍年譜》，第225―226頁。
1月13日，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就在這一天，周恩來和彭德懷、賀龍同楊虎城在西安進行會談。次日，商定隻要中央軍一發布進攻令，紅軍即向富平、蒲城開進，支援關中。②《周恩來年譜(1893―1949)》修訂本，第352、362頁。
1月16日，周恩來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將領召開三方會議。會議決定：堅持和平方針；聯絡川、桂、粵、晉、綏及南京抗日派在國民黨三中全會期間共同提出改變國策，改組政府；防區分配與營救張學良同時進行。②會後，周恩來、秦邦憲以“萬萬火急”電報告中共中央書記處，匯報了西安當時的情況。電報說：“此間左派堅主強硬，但少具體辦法，對軍事又少了解。”電報還說，三方會談商定，要“加緊政治解釋、作戰準備，並應計算到西安不守時的作戰計劃。”電報還提出建議：“請中央電告津滬並轉晉、綏、直(隸)、魯、川、桂，進行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案運動，提案內容請擬一大綱電告，一致步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53―154頁。
1月20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任弼時，指出：北路的蒲城，中路的藍田，“兩處防禦應特別增強”，以防陳誠向富平、耀州和西安進攻。紅軍“在準備作戰中心任務下，一方麵軍主要注重擴大，二、四方麵軍主要整理與轉變作風”《任弼時年譜》，第321頁。
。就在當天，彭德懷和任弼時致電毛澤東並告周恩來、秦邦憲：紅軍主力自去年12月下旬南下以來，已擴大二千人。現地區窄小，兵源不多。擬將紅二方麵軍移至富平地區，紅一軍團移至藍田或鹹陽地區擴紅。《任弼時年譜》，第321頁。
1月21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並告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無論和戰，紅軍主力應按前定計劃出至陝南，處在川陝之間。除二方麵軍留渭南外，其餘應準備在數日內向南出動。請即調查山陽、柞水、鎮安、旬陽、安康、紫水(陽)、漢陰、石泉等城駐軍情形，並要求楊(虎城)同意讓出各該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57頁。
此後，由鹹陽南越秦嶺進入商洛地區的紅一方麵軍第十五軍團在商縣和紅七十四師勝利會師。1月25日，紅二方麵軍總部進駐富平縣西北的莊裏鎮，該部則移駐富平至蒲城間地區，以“威脅渭河、洛河間敵人，鞏固友軍”《賀龍年譜》，第226頁。
。1月26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由涇陽縣安吳堡移駐該縣的雲陽鎮。
而在此之前的1月中旬，彭德懷和任弼時還親自前往三原縣，在駐防這裏的第十七路軍渭北警備司令趙壽山處，做趙壽山的思想工作。趙壽山在彭德懷和任弼時的啟發教導下，認識了釋放蔣介石的必要性，解除了疑慮，擁護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政策。《彭德懷年譜》，第170頁。
趙壽山在《西安事變前後的回憶》一文中寫道：“紅軍開到三原西北的雲陽鎮和富平縣的莊裏鎮一帶。我與紅軍中的負責同誌經常互有來往，我的司令部也成了紅軍的聯絡站。為對南京的‘討伐軍’作戰，我請紅軍將領給十七路軍講解和演習遊擊戰，左權同誌也請我們給紅軍演習平原河川戰。當時，陝北糧食奇缺，我們就派軍需人員協助紅軍在渭北各縣購糧，並派了150多輛大車送往陝北，彼此關係十分密切。在與紅軍的長期來往中，使我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啟示，進一步認識到紅軍是革命的、人民的軍隊，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43頁。
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指揮下，彭德懷和任弼時馳騁沙場，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結成三角聯盟，以軍事行動保障著西安方麵與南京方麵政治談判的進行，使西安事變之後的善後行動得以穩步進行。
中共代表團力挽狂瀾。
在南京方麵大軍壓境的危急關頭，西安方麵的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內部出現了不穩的跡象。作為西安事變當局者請來的客人，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同誌無疑麵臨著巨大的考驗和壓力。進入1937年以後，周恩來等經常徹夜不眠，分析形勢，研究對策，冷靜地處理著麵臨的各種各樣的複雜問題，並將西安的情況隨時電告中共中央，以采取正確的果斷的方針，妥善處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善後事宜，從而實現了全民族萬眾一心，團結抗日的偉大目標。
1月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就同即將前來西安的國民黨代表張衝進行談判時的原則問題作出指示，要求向張衝作出以下表示：“(甲)南京在蔣(介石)回後重新宣布‘剿共’方針，重新向西北進兵，並扣留張學良，破壞協定與破壞信義。”“(乙)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決西北善後問題，但須在下列條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釋放張學良回陝；(三)保證西安協定(即1936年12月24日，西安方麵與宋子文、宋美齡議定的關於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協定――引者注)之實行。”“(丙)兩黨關係，三大綱領已與蔣(介石)、宋(子文)磋商，並已明白為蔣、宋所承認，細目委潘漢年全權接洽，恩來無去南京之必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8―639頁。
1月9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提出了潘漢年去南京談判和周恩來致蔣介石信的內容。電報指示：“(甲)應痛陳和平，萬不可戰爭，要蔣(介石)抑製一部分主戰人物的不顧大局，客觀上徒利日本大損中國。(乙)張(學良)回才能妥善解決西北問題，請蔣(介石)注意此點。(丙)撤兵組(織政)府，請蔣(介石)另主持，不為旁人。(丁)周(恩來)暫難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見蔣(介石)。(戊)共產黨在對內和平對外抗戰基礎上用全力讚助蔣(介石)。”《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1頁。
就在同一天，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張聞天，提出我們應力主和平解決。《周恩來年譜(1893―1949)》修訂本，第351頁。
當天，毛澤東、張聞天複電周恩來：“(甲) 力主和平，拉攏蔣(介石)、宋(子文)，策動國內各派各界輿論，策動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麵，非不得已不開火，乃目前基本方針。此方針應使楊(虎城)、何(柱國)、孫(蔚如)、王(以哲)、繆(？流)、劉(多荃)、杜(斌丞)、黃(顯聲)及宣傳委員會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傳，但軍事方麵，仍極力備戰，絕不放鬆。(乙)紅軍即在三原、鹹陽集結待機，不可輕動。商縣方麵加派楊(虎城)部一團固守。十五軍團仍準備休息，三天後開至商縣待機。”《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2頁。
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團成員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堅持黨的基本方針，繼續通過各種途徑，逼迫蔣介石實踐他所作出的抗日救國的承諾。
1月10日，周恩來寫信給身陷不自由之境的張學良將軍，信中寫道：
自兄伴送蔣先生入京後，此間一切安然，靜候蔣先生實踐諾言，由兄歸來主持大計。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發表，愈是使大家認識蔣先生信義和寬宏。乃事未及周，蔣先生休假歸裏，中央大軍竟重複壓境，特赦令轉為扣留，致群情惶惑憤懣不可終日。尤以整理西北部令，直視西北如無物。楊先生雖力持慎重，但一般將士之義憤填胸，兼之以中央軍著著進逼，戰機危迫已在眼前。弟居此仍本蔣先生及兄在此時所談之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的一貫方針，盡力調處。隻要中央軍不向此間部隊進攻，紅軍決不參加作戰。若進入潼關之中央軍必欲逼此間部隊為自衛而戰，則紅軍義難坐視。時機危迫，兄雖處不自由之地，然一係西北安危，請即商量蔣先生乃依前令撤入陝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計，則和平可堅，內戰可弭，一切人事組織都好商量。弟縱處客位，亦當盡力之所及，為讚助蔣先生完成好抗日統一大計，而首先讚助兄及楊先生完成西北和平偉業也。至一切西北赤化謊言，蔣先生及兄均知之，必能辨其誣。弟敢保證，凡弟為蔣先生及有關諸先生言者，我方均絕對實踐。隻有蔣先生依預定方針逐步實現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大業可立就也。非者，任令大兵進逼，挑起內戰，不僅西北糜爛，全國亦將波及無疑，而垂成之統一局麵又複歸於破碎。此事之至痛者，徒供日寇及少數親日分子所稱快。吾望蔣先生及兄有以製止挽救之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44―145頁。
第二天，周恩來致函蔣介石，希望他實現其承諾，完成和平、統一、撤兵，並釋放張學良將軍。信的全文如下：
蔣先生：
自漢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後，此間一切安然，靜候先生實踐諾言，完成和平統一大計。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發表，愈使大家認識先生顧全大局之心，欽佩無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請假歸裏，中央軍竟重複開入陝境，特赦令轉為扣留，致群情憤激不可終日。尤以處置西北善後之部令與先生意圖完全相違，虎城先生雖力持慎重，但一般將士實已憤慨萬分。來居此仍本共產黨紅軍曆來主張之對內和平、對外抗戰之一貫方針，盡力調處。來敢保證，隻要中央軍不向此間部隊進攻，紅軍決不參加內戰。但默察現狀，中央軍進入潼關者已達十二師，正向西安邁進，窺敬之部長意圖似有非逼成內戰不止之勢。現先生雖假中，但戰機危迫，先生以一係全國安危，待先生力排眾議，堅持前令，盡撤入陝甘之兵，立釋漢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則內戰可弭，和平可堅，一切人事組織、政府主張、抗戰籌備均將循先生預定方針前進，統一禦侮之大業必可速就。雖然者，一部分主戰之士將不顧大局，挑起內戰，不僅西北糜爛，全國亦將波及無疑，而垂成之統一局麵又複歸於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數親日分子稱快外，不特為全國同胞所反對，想亦先生所不忍見不願為也。
來承召談，隻以大兵未撤，漢卿先生未返，暫難抽身。一俟大局定，當即入都應約。如先生認為事宜速決，請先生以手書見示，保證撤兵釋張，則來為促進和平，讚助統一，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至一切西北赤化謊言，先生及漢卿先生均知之，審必能辨其誣。凡來為先生及夫人與張(學良)、宋(子文)諸先生言者，我方均絕對保證實踐。且為外交計，來及黨人在此遵先生約，均守秘密，更無向外廣播之可能。蓋凡能為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盡力者，我方願舉全力為先生助也！專此奉達，佇候回教，並頌
起居佳勝！不一。
蔣夫人均此不另。
周恩來。
一月十一日午《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46―147頁。
就在此時，由中共中央指定，即將前往南京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潘漢年秘密來到西安，周恩來當麵向他布置了談判事宜。而在此前，蔣介石和張學良指派的王化一、吳瀚濤也到了西安，並提出了和談的甲乙兩案。周恩來也和他們進行了會談。1月12日上午，周恩來致電毛澤東轉中共中央並告彭德懷、任弼時，電報說：“我已麵見南京派來之吳(瀚濤)、王(化一)，告其有和平希望，即再來。”“(潘)漢年已麵，各事均妥告。”③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84頁。
根據毛澤東1月8日在致周恩來、秦邦憲電報中指出的解放社昨日(即1月7日――引者注)廣播過於尖銳，在沒有開火以前，要著重要求南京撤兵釋張(學良)，和平解決，攻擊的鋒芒放在少數親日派身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0―641頁。
的指示，以及1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關於要“改正其‘左’的宣傳”的指示，周恩來在電報中匯報說：“宣傳工作仍未統一，且時出亂子，正糾正中。”③電報還表示：“來電所述方針正努力執行，惟因兩方一怕蔣，一缺政治鬥爭經驗，故不敢放手做，同時了解差，且欠活潑，致外強內荏的事常見。”④。
在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已於1月16日宣布就職和國民黨決定召開五屆三中全會的情況下，毛澤東和張聞天於1月18日致電周恩來、秦邦憲：“(甲)對(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正由上海、華北兩方策動一大的左派運動，西安方麵望注意策動寧、綏、川、桂，我們亦準備提出建議書。(乙)南京已宣傳陝變即可告一段落，汪(精衛)入京後左右派鬥爭當更趨激烈，內戰對蔣係已處不利，和平解決之趨勢已漸明顯。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就職，應與要求張(學良)回、要求陝甘防區不變二事同時進行，對後二事目前不應讓步，在力求和平的總方針下爭此二著之實現，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4―415頁。
中共中央和中央代表團在竭力穩定西安局勢的同時，還努力促進與國民黨的直接談判。1月2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為避免內戰一致對外，我們原則上不反對蔣(介石)之方針，並應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蔣(介石)宜給張(學良)、楊(虎城)以寬大，以安其心。”《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4頁。
電報還指出：堅決要求蔣(介石)同意下列各點：保證和平解決不再有戰爭，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的給養，暫時容許一部紅軍在陝南駐紮，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走廊的)紅軍；為使紅軍幹部確信蔣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與發給經費，要求蔣(介石)親筆答複周恩來一信。
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再次聯名致電潘漢年，要他向蔣介石提出：第一，“給我們以親筆信，信內說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則指定駐地與允許按月發給經費。”第二，同意紅軍一部駐在陝南柞水、鎮安、旬陽、安康、漢陰、紫陽、石泉、鎮巴等八縣(這八縣原來大部是蘇區)，紅軍主力則駐慶陽、合水、正寧、寧縣、西峰、？邑(今旬邑)、淳化、中部(今黃陵)、洛川、甘泉、膚施(今延安)、清澗、宜川、瓦窯堡(今子長縣城)、安邊(今屬定邊)、豫旺(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等縣鎮。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4頁。
電報還指示潘漢年向蔣介石說明下列觀點：“我們是革命政黨，自己確定的政策決不動搖，我們的政策是與蔣一道團結全國(即反對分裂與內戰)共同對日，以後許多事情均願與蔣商量，一切有利於日本與漢奸而有損國力與兩黨合作之事，均當與蔣一道堅決反對之。”②。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善後工作在艱難和曲折當中向前推進，從而也進一步穩定了西安方麵的局勢。
楊虎城撐持危局。
麵對著國民黨中央軍向西安方向逐步逼近的危難局麵，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馮欽哉、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繆？流、劉多荃這九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將領於1月5日向全國發出《通電》，抗議南京當局扣押張學良挑動新內戰。因5日以韻目代日為“歌日”，故此電被稱為“歌電”。氣壯如山的“歌電”開章明義地指出：“客歲雙十二之舉，純出於愛國赤誠，毫無私意，迭經電達，諒邀洞察。當蔣委員長在陝時，虎城等追隨張副司令之後，以文電所舉八項抗日救國主張，反複陳情，深蒙虛懷采聽，允於返京後分別實行。”②《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57―458頁。
“歌電”指出：“正當蔣委員長休沐還鄉，張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際，中央軍隊非惟未遵令東還，而反大量西進，計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三、第八十三各師暨教導總隊等集結推進至潼關華陰華縣一帶，築壘布陣，積極作挑戰之形勢，更複時時截斷電話始終阻礙通車，以致群情憤激，萬眾猶疑，是始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內戰，而以封鎖作慢性之迫脅。”②“歌電”表示：“國危至此，總不應再有萁豆相煎之爭。有可以促成舉國一致，槍口對外之策，虎城等無不樂於聽令。若不問土地主權喪失幾何，西北軍民之誠意如何，全國輿論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錢購得之武器，施於對內自相殘殺，則虎城等欲求對內和平而不得，欲求對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張副司令既領罪於都門，虎城等以救亡為職誌，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於兵爭，則誰肇內亂之端？誰召亡國之禍？舉世縱然不評，青史自有直筆也。血淚陳詞，非敢聳聽，舉國上下，幸鑒愚衷，遠錫教言，尤所企盼。”《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58頁。
1月6日出版的西安《解放日報》第1版以《在潼關、華縣一帶中央軍積極作挑戰行動》為主標題、以《西北將領求和平而不得求抗日而不能，如中央再事壓迫先發戰端決與周旋》為副標題，刊登了楊虎城等人的“歌電”全文。兩天之後，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126名軍官聯名發出通電，表示堅決擁護楊虎城等在“歌電”中所表示的決心和立場。
楊虎城在領銜發出“歌電”的當天，還直接致電蔣介石，請求恢複張學良公權並令其返陝，電文稱：“張副司令以仇恥百倍之身，愛國家，愛領袖，愛紀綱，愛信義，證以其毅然歸罪之舉，益見其舍身愛國之誠。鈞座矜其苦心，呈請特赦，並請責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贖，為國惜才，仁言利溥，(虎)城等聞之，曷勝感戴。今張副司令雖已躬邀赦典，尚未恢複公權，雖欲圖功，安由自效。始殆法令尚有所拘，因牽製鈞座愛才之本意，尚懇鈞座始終愛護，續請國府恢複張副司令之公權。……務懇促令早日返陝，主持一切。”《楊虎城將軍言論選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134頁。
在楊虎城等發出“歌電”的同一天，南京政府行政院議定了陝甘善後辦法，決定將楊虎城、於學忠撤職留任，並將馮欽哉所部另編為第二十七路軍，由馮欽哉任總指揮。自此之後，馮欽哉部第七軍脫離了第十七路軍係統。就在此前後，南京方麵對第十七路軍的分化瓦解工作也緊鑼密鼓地展開了。據王菊人回憶說：“楊渠統(子恒)運動王勁哉(十七師四十九旅旅長)的部隊叛變，張鴻遠運動沈璽亭、唐得楹兩團(此兩團為警備二旅所屬――引者注)投蔣，還有人運動宋文梅(第十七路軍特務營營長，曾在新城黃樓負責看守蔣介石――引者注)脫離十七路軍，並運動警一旅王俊、教導團李振西、獨立旅韓子文團等，對十七路軍楊(虎城)以下的高級將領，蔣(介石)以脫離楊(虎城)為條件，以高官厚祿為誘餌，進行離間拉攏。”②《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25頁。
王菊人還回憶說：“在東北軍方麵，於學忠名義上是負責人，實際上不能指揮全軍。其他某些軍、師長，在張(學良)被扣後，據報分別派代表向蔣(介石)輸誠。內部新舊之間，也在營救張回陝與其他個人利害關係上，發生了重大矛盾。”②。
在這種情況下，楊虎城仍然努力撐持著局勢，對南京當局的倒行逆施，不斷進行公開的申述和揭露。
1月7日，楊虎城、於學忠等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將領致電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義正辭嚴地提出：“此間主張，自始至終，惟在積極抗日。張副司令前所以不辭魯莽而留委座者，在抗日，繼所以不避罪刑而送委座者，亦在抗日。委座在陝確曾容納積極抗日之主張，知者甚多，絕非虛語。抗日主張，一日不實現，虎城等即一日不放棄其要求。耿耿此心，可質天日。軍委會歌電所示人事辦法及部隊部署，首雲為準備對外起見，然考其內容，遠非委座在陝容納抗日主張之本意，且有陷委座於不信不義之嫌。以此而言抗日，直不啻南轅而北轍。兄試平心一想，或亦為然。此間全體官兵，以(張)漢(卿)公被留、軍隊進迫，均已憤激萬分。中央如始終不肯開誠，則此間亦殊難為中央維持威信也。”轉引自《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63頁所刊楊虎城致龍雲電文。
龍雲在1月8日致楊虎城並轉於學忠等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將領的電文中對中央軍重兵入陝之事，尚存疑惑，以至有“至兵壓西安一層，恐係傳聞失實。中央必不為此，可以斷定”之語。《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64―465頁。
針對龍雲的這一疑惑，楊虎城於次日複電龍雲，介紹了國民黨中央軍“大軍西進，挑撥內戰”的兵力調動情況：“綜合近日中央軍行動如下：一、華縣附近有第二十八師、第二十三師及教導總隊及炮兵一團；二、在華縣以東華陰之間到有第六十一師及第二師；三、渭河北岸有第六、第十四、第七十九各師；四、第十師有向洛南前進模樣，第九十五師在商南、西平一帶有進攻商縣之說；五、第八十三、新編第五師及第五十八師亦將開進臨潼。”②《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64―465頁。
電文中還表示：“此間將士對於以上各軍壓迫挑戰之行動，實深憤慨。現已部署妥協，嚴陣以待。如對方實行進攻時，決起而自衛，並予以打擊，以求抗日救國主張之貫徹。”②。
在楊虎城致電何應欽的當天，也就是1月7日這一天，蔣介石從浙江奉化致函尚被幽禁在南京孔祥熙官邸的張學良，信中寫道：“關於陝甘善後辦法，中(正)意：(一)東北軍應集中甘肅，其統帥人選可由兄推薦一人往率領，使免分散，以備為國效命。(二)虎城可酌留部分軍隊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綏靖職權。請兄手諭告虎城及各將領，勉以切實服從中央命令，不可再錯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則即為抗命。國家對抗命者之製裁，決不能比附內戰。而中央此次處置，全在於政治，而不在於軍事。兄如有所見，並請酌為補充為荷。”《張學良遺稿》，第157頁。
蔣介石給張學良的信於1月8日由複興社特務處處長戴笠交給張學良。張學良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說：“(戴)雨農由奉化返，交來蔣先生一函，今親函虎城及各軍友，要遵中央令。”②③《張學良遺稿》，第290、128、132頁。
張學良給楊虎城的信落款為“(一月)七日”。信中寫道：“委座返奉化為其老兄之喪，南京之處置，有多不合其意，茲由奉化七日早之函，委座也十分難辦，但此事仍有轉寰辦法，切盼勿發生戰爭，在此星期容弟在此間設法。委座另囑，彼決不負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達，但時間問題耳。請兄稍忍一時，勿興亂國之機也，仍能本我等救國之苦心，全始全終為禱！”②。
在致函楊虎城的同時，張學良還致函於學忠及東北軍其他將領，信中寫道：“中央之處置已見公令，委座為兄喪去奉化，七日由奉化來書，已見另函。委座對中央之處置，似亦不滿意，但為中央威信計，諒亦有難處，弟已在此設法運用，使勿生戰事，保東北僅有實力，而留為抗日之最先鋒。我們的血是為灑在日敵身上者，不是為內戰而流的，切盼諸兄在此短期間設法勿發生內戰，弟亦要求委座勿操之過急，兄等務安靜一時，使弟有機運用，一本我等救國救亡之苦心，有始有終，而對得起東北三千萬父老，對得起國人也。”③。
張學良還複函蔣介石，落款仍為“(一月)七日”。信中寫道：“雨農同誌交來手示，已遵囑派人持良親筆函去西安矣。良有不得已而欲言者，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陝甘問題，良十分憂心，非隻慮於陝甘，所慮者大局形勢以及內亂延長，對外問題耳。冒死上陳，俯乞鑒宥。職蒙下問，願述其詳。”《張學良遺稿》，第158頁。
張學良給楊虎城的信及給予學忠等東北軍將領的信，由王化一和吳瀚濤帶往西安，麵交楊虎城等。同時，王化一和吳瀚濤還攜帶著一封蔣介石給楊虎城的信。王化一、吳瀚濤於1月9日由南京飛抵西安。隨後，他們由下榻的西京招待所來到新城楊虎城公館，拜見了楊虎城，並麵交了蔣介石和張學良給他的信。第二天，王化一和吳瀚濤再次麵見了楊虎城。王化一回憶說：“(1月)10日早晨，我同吳瀚濤再見楊虎城將軍。楊談蔣的信要楊和各將領息兵聽命，不要為共產黨所利用，許以改編後的種種優越待遇。張的信主要講應以抗日救國為前提，為了達到事變之初衷，應當雙方和解。認為引起內戰，誰勝誰敗，都要損失抗日力量。楊說：‘我不同意張副司令親身送蔣，自投羅網，但抗日救國的主張，我和張副司令始終是一致的。昨夜已同東北軍將領和有關各方交換過意見，遵照張副司令意見，停止軍事行動。關於張副司令恢複自由，軍隊改編、待遇、善後諸問題，須雙方協商，然後決定。’楊並表示：個人去留毫無成見，一俟局勢穩定，能夠全國一致抗日，他可以無條件地犧牲一切幹下去，否則可以出國考察雲雲。”《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67頁。
1月11日上午，王化一和吳瀚濤離開西安，飛返南京。在王化一等1月9日由南京飛西安前已征得戴笠同意的情況下，張學良的私人秘書趙一荻小姐同機前往南京。楊虎城還讓王化一轉交他給張學良的一封信。
在王化一、吳翰濤由南京飛抵西安的當天，也就是1月9日，由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和西安學生救國聯合會等抗日救亡團體發起，西安10餘萬軍民在革命公園舉行全市農、工、商、學、兵大會。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宣傳委員會為大會擬定了20條標語口號，其中包括“為和平而抗戰”、“歡迎南京軍共同抗日”、“用武力保障張(學良)主任委員安全返陝主持抗日大計”、“擁護楊(虎城)主任委員領導抗日”等。會後，舉行了規模盛大的武裝遊行示威活動。這次遊行示威活動反映了西安軍民反對南京當局挑動新的內戰，堅決要求聯合抗日的堅定信念。
1月13日，張學良由米春霖陪同，於上午11時由南京起飛，下午13時到達浙江奉化。宋子文在機場迎接。張學良是在12日晚接到蔣介石邀請他去奉化的信函後，飛往奉化的。但是，張學良當天並沒有見到蔣介石。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蔣(介石)先生不爽，(戴)雨農代會”，“談有數策，亦皆認非十分妙策，呈委座(即蔣介石――引者注)，由委座定有兩條，由米春霖帶交西安。蔣先生親書一函，餘加一函”。②③《張學良遺稿》，第294、294、133頁。
張學良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這兩種方案：“一、東北軍駐甘(肅)，楊(虎城)可留若幹(部隊)駐西安，或駐三原。中央軍駐潼關、西安、鹹陽。二、楊(虎城)駐甘，東北軍駐皖、豫。於(學忠)調皖綏(靖公署主任)，皖(省政府)主(席)由餘推薦人(選)。”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