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和 平 篇(2)
宋子文在當天下午向蔣介石匯報了與西安方麵談判的情況。據宋子文在當天的日記中所述，蔣介石對此表示了以下意見：
一、他(指蔣介石)將不再擔任行政院院長，擬命孔(祥熙)博士擔任，新內閣絕不會再有親日派。
二、返回南京後，他將釋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設立西北行營主任，由張(學良)負責。
2？同意將中央軍調離陝、甘。
3？中共軍隊應當易幟，改編為正規軍某師之番號。
4？中日一旦爆發戰爭，所有軍隊一視同仁。
四、1？派蔣鼎文將軍去命令中央軍停止進軍。
2？將與(張)漢卿討論雙方共同撤軍，在離開西安後，他將發布手令。《史事探幽》上卷，第86頁。
宋子文隨之將上述答複交給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
當天晚上，周恩來會見了宋美齡。周恩來在談話中表示，隻要蔣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並且表示除蔣介石外，全國沒有第二個合適的人。《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413―414頁。
周恩來還談到國防、經濟上的問題，並對抗日的長期準備作了分析。
宋美齡對她與周恩來的這次談話諱莫如深。在她事後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甚至不願公開周恩來的名字，而稱之為“一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306頁。
。
12月24日，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齡在張學良公館繼續進行談判，並達成了協議。據周恩來、秦邦憲在12月25日給黨中央的電報中關於同宋子文、宋美齡談判結果的匯報：
子、孔(祥熙)、宋(子文)組行政院，宋(子文)負絕對責任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
醜、撤兵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兩宋負絕對責任。蔣鼎文已攜蔣手令停戰撤兵(現前線已退)。
寅、蔣允許歸後釋放愛國領袖，我們可先發表，宋負責釋放。
卯、目前蘇維埃、紅軍仍舊。兩宋擔保蔣確停止剿共，並可經張手接濟(宋擔保我與張商定多少即給多少)。三個月後抗戰發動，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
辰、宋表示不開國民大會，先開國民黨會，開放政權，然後再召集各黨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三個月後改組國民黨。
巳、宋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法。
午、抗戰發動，共產黨公開。
未、外交政策：聯俄，與英、美、法聯絡。
申、蔣回後發表通電自責，辭行政院長。《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2頁。
當天下午，周恩來與宋子文進行了談判。宋子文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親日派的後盾，並派專人駐滬與他秘密接洽；提出暫不開國民代表大會，先開國民黨的會議，改組國民黨，開放政權；說回去後與孫夫人商量釋放政治犯的辦法；並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給紅軍、蘇區50萬元的經費。《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6頁。
就在這天上午，張學良和楊虎城召集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高級將領，討論釋放蔣介石回南京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引起了“軒然大波”。據參加會議的宋子文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與會的“多數人堅稱，在委員長離開西安前，若非全部，至少亦應履行部分條款。我解釋道，在目前南京已知局勢下，委員長返抵南京前，將不能有任何作為。他們如欲支持委員長作為國民領袖，以捍衛國家，則他們必須對他施以絕對信任，不能損害其威信。我甚為了解，無論如何，在其返回之前，他寧願去死，亦不會采取其中任何一項措施。席間更有謂舉行二次革命者，反對張(學良)，指其過於猶豫不決，為我輕易勸服。”《史事探幽》上卷，第86頁。
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在與宋子文商議後，決定召集“其中態度最激烈者予以訓話”。宋子文在日記中寫道，張學良“謂盡管他們必須承認方法錯誤，然動機善良。難道他們不想由委員長領導去打日本嗎？若否，則他們早在11日就應將他開槍打死。若是，則他們就應付出風險，僅以口頭承諾，放委員長走。而且，他們發動兵變之時，他已明言，他們在冒掉腦袋的危險，任何人任願退出，難道他們尚有其他辦法以疏解時局？”《史事探幽》上卷，第86―87頁。
曾親身參加了會議的盧廣績在《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回憶說：
記得在決定送蔣回京的前一天，張召集東北軍高級將領開會，在會上他向大家說：“我為什麽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蔣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為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假如我們拖延不決，不把蔣盡快送回南京，中國將出現比今天更大的內亂，假如因我而造成國家內亂，那我張學良真是萬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這樣，我一定自殺，以謝國人。”說這番話時，他的感情異常激動。因此，會場一片寂靜，鴉雀無聲，無人不被他真摯的感情所感動。
張學良的這番講話，使大家對送蔣回南京都無異議，而對於保證條件也無更多爭執。《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04頁。
西安方麵與二宋的談判盡管取得了成果，蔣介石也信誓旦旦地作出了保證和承諾。但是，西安方麵在何時釋放蔣介石的問題上卻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宋子文在24日的日記中寫道：“晚上，張告訴我，他與楊發生激烈爭吵。(楊指責稱)你發動了政變，在未獲任何保證下，而你竟允委員長離去，他定會讓你我人頭落地。張說，他個人對政變負完全責任，如果他們接受他的領導，一切均會好轉，若否，則盡可開槍將他打死。對其行動方針，難道還有其他選擇？難道他們不想結束此等局麵？楊大為不滿地離去。”《史事探幽》上卷，第87頁。
就在這天晚上，周恩來在張學良和宋子文、宋美齡兄妹的陪同下，會見了蔣介石。關於這次會見時所談的內容，周恩來和秦邦憲在12月25日19時致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匯報說：“蔣(介石)已病，我見蔣，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原注)。(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③《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3、192頁。
周恩來在九年之後向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論統一戰線》的長篇發言時，也介紹了當時會談的一些情況。周恩來說：“在西安事變時，我曾經問蔣介石：‘我們要求停止內戰，為什麽不停止？’他說：‘我等你們到西北來。’我說：‘我們已經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沒有話說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滅我們。”③
張國燾回憶說：“周恩來曾致電保安，報告他與蔣氏長談的經過。首由張學良說項引見，張(學良)對蔣(介石)說，委員長的一位舊屬求見，請委員長予以接見。蔣氏未置可否。周恩來當即步入蔣氏的住室內，向蔣(介石)嚴肅敬禮，並仍依黃埔時習慣，稱蔣氏為‘校長’。蔣氏最初板起麵孔不予理會，周(恩來)即坐下來慷慨陳詞，蔣氏則留心靜聽。周(恩來)首先說明中共決無不利於蔣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並希望一切和平解決，中共願擁護蔣氏做全國領袖，實行抗日。周(恩來)也乘勢說明中共政策改變的始末，力證化除陳見，團結禦侮的必要。”②③《我的回憶》第三冊，第337―338、338、338頁。
張國燾還寫道，周恩來“在氣氛輕鬆的時候，請求蔣氏有些指示，並與蔣氏略敘家常，說到其子蔣經國氏在蘇聯頗受優待，蔣氏微露思子之意，周(恩來)即滿口答應將幫助他父子團聚。”②張國燾寫道，周恩來在報告中“也說到蔣氏態度甚為得體，他隻提及他的兒子，似是屬於私人範圍的事，但也微露國共和解之意”③。
周恩來與蔣介石的這次會見，促成了蔣經國的回國。
蔣經國(1910―1988)，蔣介石的長子。1925年10月，經擔任國民黨政治顧問的蘇聯政府代表鮑羅廷的推薦，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年12月，15歲的蔣經國在中山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消息傳到莫斯科，蔣經國發表了一份書麵聲明。4月24日出版的漢口《人民論壇》刊登了聲明全文：“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開始叛變革命，迫切盼望與張作霖、孫傳芳謀求妥協。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蔣經國大傳》，團結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59頁。
蔣經國的這一聲明使17歲的他聲名遠播。他於1928年夏，經共產國際推薦，進入設在列寧格勒涅瓦河畔的工農紅軍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學習。1930年2月，他被接收為蘇聯共產黨候補黨員。同年6月，蔣經國從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畢業後，被派到位於莫斯科郊外的狄納莫電氣廠當學徒工。1931年冬，他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郊區的石可夫農村，並當選為村蘇維埃的副主席。
一年之後，蔣經國又被流放到烏拉爾山脈東側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在這裏，他當過火車站的搬運工人。之後，又被送往阿爾泰金礦當礦工。1933年春，蔣經國又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在烏拉爾重型機器製造廠當技工，後成為技師，並擔任車間行政管理副主任。此後，他又被提升為一個分廠的副廠長，他還兼任著廠裏辦的一份《重工業報》的主編。1936年12月7日，蔣經國被批準轉為蘇聯共產黨正式黨員。
在蔣經國轉為蘇聯共產黨員正式黨員的五天之後，西安事變爆發。聽到他父親被扣西安的消息，蔣經國非常著急，他向國內寫信，希望能與家人取得聯係，並致信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和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斯大林，希望能準予回國。
經過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聯係，以及當時的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斡旋，1937年3月25日，蔣經國與蘇聯妻子芬娜(後改名蔣方良)，以及兩歲的兒子蔣孝文，離開莫斯科，啟程回國。4月19日，蔣經國一家乘坐蘇聯輪船抵達上海，不久之後，蔣經國在杭州與蔣介石父子重逢，並逐漸開始在中國政壇上嶄露頭角。
蔣經國的回國，成為西安事變發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餘波。
就在西安方麵與宋子文、宋美齡頻繁談判期間，周恩來與前來西安的英國駐華武官斯卡特進行了會晤。周恩來在回答斯卡特提問時指出：這次事變完全是蔣介石對日本帝國主義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造成的。中共認為必須和平解決，迫使蔣介石聯共抗日，否則內戰再起，日本帝國主義必乘機侵占中國。現在中國人民要求政府必須是抵抗外侮的、民主的、發展經濟減輕人民生活痛苦的。中共已向國民黨二中全會宣布讚成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當民主政府建立時，紅色區域可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中共主張信教自由，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②《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5、346頁。
在西安方麵與宋子文、宋美齡的談判取得重要成果後，周恩來、秦邦憲於12月24日晚19時30分向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電報。電報首先匯報說，秦邦憲、葉劍英已到西安。電報還匯報了蔣介石向張學良表示同意的六項承諾：“(一)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外，中央軍決定離開西北。(二)委任孔祥熙、宋子文為行政院正副院長，要孔、宋與張學良商組政府名單。決定令何應欽出洋，朱紹良及中央人員離開陝甘。(三)回南京後釋放愛國七領袖。(四)聯紅容共，現在紅軍、蘇區不變，經過張學良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合行動，改番號。(五)立即召開國民黨會。(六)聯俄聯英美。”②
蔣介石被釋返回南京。
對於信奉基督教的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來說，12月24日的聖誕平安夜，是在希望與失望交織之中度過的。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大部分高級將領對釋放蔣介石一事所表現出的強烈抵觸情緒不能不使蔣介石本人感到擔心。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西安諸人中，對昨日與子文所談，忽有提異議者，聲明中央軍未撤退潼關以前，決仍留餘在西安，子文甚不懌，餘坦然置之，不以為意，以本不作脫險之想，亦無安危得失之念存於此心也。旋彼方所謂‘西北委員會’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條件囑子文轉達，子文決然退還之。謂：‘此何能示蔣先生？’已而張漢卿果出麵調停，謂‘不能再弄手段，否則張某將獨行其是。’遂又將所謂條件者自動撤回。一日之間變化數起，至夜間，又聞楊虎城堅決不主張送餘回京，與張爭執幾決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87、307、210頁。
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也寫道：“聖誕夜轉瞬至矣，是一日間前後形勢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②。
就在這天晚上，當時擔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政治設計委員會主任的高崇民給張學良寫了一封信，其中提出釋放蔣介石的最低條件：“第一，‘中央軍’必須先退出西北，其次是釋放‘七君子’。”③據高崇民回憶說，張學良第二天早晨在新城西安綏靖公署見到高崇民時對他說：“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們要大仁大義到底，況且外邊情況並不好，我們要自己請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件事情隻要於國家有利益，犧牲我個人或犧牲東北軍團體都在所不計。’並說：‘周恩來是同意放蔣的，隻是楊虎城還猶豫不決，我就去說服虎城。’”④《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10、309―310頁。
關於楊虎城在釋放蔣介石問題上的分歧，張學良在1955年12月回憶說：“因蔣公離陝問題，良與楊虎城發生歧見，……在此爭論上，良言語急躁，幾乎同楊決裂，乃係由周恩來在座解圍，勸良小加休息，容他會議商討商討，被周(恩來)將楊(虎城)說服。”《張學良遺稿》，第170頁。
就在12月25日這天早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一些高級將領聯名寫信給宋子文，口氣強硬地表示：商定的條件必須有人簽字，中央軍必須先退到潼關以東，才能放蔣，否則雖然張、楊兩將軍答應，我們也誓死反對。《周恩來傳(1898―1949)》，第210頁。
關於這一情況，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寫道：“聖誕陽光，挾希望與快樂而俱來，然在上午，疑雲未去，叛變者仍要求釋放委員長前必得親筆簽字之令，而委員長堅持不願落一字，且亦不願發一言。餘為助長勇氣計，開始整理行裝，希望於日落之前，飛達南京。為以此作標準，則必於11時半啟行。及至10時，結果杳然，俄頃12時半過矣，張來言：‘飛機已準備，然一切仍未決定。’至1時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願放棄。”④
就在這天上午，周恩來又一次會見了蔣介石，據宋子文在當天的日記中所記：“我與蔣夫人見了周(恩來)，他再次要求見委員長，我力促此事，因為中共手中掌握著開啟時局之鑰匙。”《史事探幽》上卷，第87頁。
一、他(指蔣介石)將不再擔任行政院院長，擬命孔(祥熙)博士擔任，新內閣絕不會再有親日派。
二、返回南京後，他將釋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設立西北行營主任，由張(學良)負責。
2？同意將中央軍調離陝、甘。
3？中共軍隊應當易幟，改編為正規軍某師之番號。
4？中日一旦爆發戰爭，所有軍隊一視同仁。
四、1？派蔣鼎文將軍去命令中央軍停止進軍。
2？將與(張)漢卿討論雙方共同撤軍，在離開西安後，他將發布手令。《史事探幽》上卷，第86頁。
宋子文隨之將上述答複交給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
當天晚上，周恩來會見了宋美齡。周恩來在談話中表示，隻要蔣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並且表示除蔣介石外，全國沒有第二個合適的人。《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413―414頁。
周恩來還談到國防、經濟上的問題，並對抗日的長期準備作了分析。
宋美齡對她與周恩來的這次談話諱莫如深。在她事後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甚至不願公開周恩來的名字，而稱之為“一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3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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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齡在張學良公館繼續進行談判，並達成了協議。據周恩來、秦邦憲在12月25日給黨中央的電報中關於同宋子文、宋美齡談判結果的匯報：
子、孔(祥熙)、宋(子文)組行政院，宋(子文)負絕對責任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
醜、撤兵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兩宋負絕對責任。蔣鼎文已攜蔣手令停戰撤兵(現前線已退)。
寅、蔣允許歸後釋放愛國領袖，我們可先發表，宋負責釋放。
卯、目前蘇維埃、紅軍仍舊。兩宋擔保蔣確停止剿共，並可經張手接濟(宋擔保我與張商定多少即給多少)。三個月後抗戰發動，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
辰、宋表示不開國民大會，先開國民黨會，開放政權，然後再召集各黨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三個月後改組國民黨。
巳、宋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法。
午、抗戰發動，共產黨公開。
未、外交政策：聯俄，與英、美、法聯絡。
申、蔣回後發表通電自責，辭行政院長。《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2頁。
當天下午，周恩來與宋子文進行了談判。宋子文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親日派的後盾，並派專人駐滬與他秘密接洽；提出暫不開國民代表大會，先開國民黨的會議，改組國民黨，開放政權；說回去後與孫夫人商量釋放政治犯的辦法；並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給紅軍、蘇區50萬元的經費。《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6頁。
就在這天上午，張學良和楊虎城召集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高級將領，討論釋放蔣介石回南京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引起了“軒然大波”。據參加會議的宋子文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與會的“多數人堅稱，在委員長離開西安前，若非全部，至少亦應履行部分條款。我解釋道，在目前南京已知局勢下，委員長返抵南京前，將不能有任何作為。他們如欲支持委員長作為國民領袖，以捍衛國家，則他們必須對他施以絕對信任，不能損害其威信。我甚為了解，無論如何，在其返回之前，他寧願去死，亦不會采取其中任何一項措施。席間更有謂舉行二次革命者，反對張(學良)，指其過於猶豫不決，為我輕易勸服。”《史事探幽》上卷，第86頁。
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在與宋子文商議後，決定召集“其中態度最激烈者予以訓話”。宋子文在日記中寫道，張學良“謂盡管他們必須承認方法錯誤，然動機善良。難道他們不想由委員長領導去打日本嗎？若否，則他們早在11日就應將他開槍打死。若是，則他們就應付出風險，僅以口頭承諾，放委員長走。而且，他們發動兵變之時，他已明言，他們在冒掉腦袋的危險，任何人任願退出，難道他們尚有其他辦法以疏解時局？”《史事探幽》上卷，第86―87頁。
曾親身參加了會議的盧廣績在《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回憶說：
記得在決定送蔣回京的前一天，張召集東北軍高級將領開會，在會上他向大家說：“我為什麽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蔣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為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假如我們拖延不決，不把蔣盡快送回南京，中國將出現比今天更大的內亂，假如因我而造成國家內亂，那我張學良真是萬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這樣，我一定自殺，以謝國人。”說這番話時，他的感情異常激動。因此，會場一片寂靜，鴉雀無聲，無人不被他真摯的感情所感動。
張學良的這番講話，使大家對送蔣回南京都無異議，而對於保證條件也無更多爭執。《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04頁。
西安方麵與二宋的談判盡管取得了成果，蔣介石也信誓旦旦地作出了保證和承諾。但是，西安方麵在何時釋放蔣介石的問題上卻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宋子文在24日的日記中寫道：“晚上，張告訴我，他與楊發生激烈爭吵。(楊指責稱)你發動了政變，在未獲任何保證下，而你竟允委員長離去，他定會讓你我人頭落地。張說，他個人對政變負完全責任，如果他們接受他的領導，一切均會好轉，若否，則盡可開槍將他打死。對其行動方針，難道還有其他選擇？難道他們不想結束此等局麵？楊大為不滿地離去。”《史事探幽》上卷，第87頁。
就在這天晚上，周恩來在張學良和宋子文、宋美齡兄妹的陪同下，會見了蔣介石。關於這次會見時所談的內容，周恩來和秦邦憲在12月25日19時致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匯報說：“蔣(介石)已病，我見蔣，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原注)。(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③《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3、192頁。
周恩來在九年之後向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論統一戰線》的長篇發言時，也介紹了當時會談的一些情況。周恩來說：“在西安事變時，我曾經問蔣介石：‘我們要求停止內戰，為什麽不停止？’他說：‘我等你們到西北來。’我說：‘我們已經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沒有話說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滅我們。”③
張國燾回憶說：“周恩來曾致電保安，報告他與蔣氏長談的經過。首由張學良說項引見，張(學良)對蔣(介石)說，委員長的一位舊屬求見，請委員長予以接見。蔣氏未置可否。周恩來當即步入蔣氏的住室內，向蔣(介石)嚴肅敬禮，並仍依黃埔時習慣，稱蔣氏為‘校長’。蔣氏最初板起麵孔不予理會，周(恩來)即坐下來慷慨陳詞，蔣氏則留心靜聽。周(恩來)首先說明中共決無不利於蔣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並希望一切和平解決，中共願擁護蔣氏做全國領袖，實行抗日。周(恩來)也乘勢說明中共政策改變的始末，力證化除陳見，團結禦侮的必要。”②③《我的回憶》第三冊，第337―338、338、338頁。
張國燾還寫道，周恩來“在氣氛輕鬆的時候，請求蔣氏有些指示，並與蔣氏略敘家常，說到其子蔣經國氏在蘇聯頗受優待，蔣氏微露思子之意，周(恩來)即滿口答應將幫助他父子團聚。”②張國燾寫道，周恩來在報告中“也說到蔣氏態度甚為得體，他隻提及他的兒子，似是屬於私人範圍的事，但也微露國共和解之意”③。
周恩來與蔣介石的這次會見，促成了蔣經國的回國。
蔣經國(1910―1988)，蔣介石的長子。1925年10月，經擔任國民黨政治顧問的蘇聯政府代表鮑羅廷的推薦，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年12月，15歲的蔣經國在中山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消息傳到莫斯科，蔣經國發表了一份書麵聲明。4月24日出版的漢口《人民論壇》刊登了聲明全文：“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開始叛變革命，迫切盼望與張作霖、孫傳芳謀求妥協。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蔣經國大傳》，團結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59頁。
蔣經國的這一聲明使17歲的他聲名遠播。他於1928年夏，經共產國際推薦，進入設在列寧格勒涅瓦河畔的工農紅軍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學習。1930年2月，他被接收為蘇聯共產黨候補黨員。同年6月，蔣經國從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畢業後，被派到位於莫斯科郊外的狄納莫電氣廠當學徒工。1931年冬，他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郊區的石可夫農村，並當選為村蘇維埃的副主席。
一年之後，蔣經國又被流放到烏拉爾山脈東側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在這裏，他當過火車站的搬運工人。之後，又被送往阿爾泰金礦當礦工。1933年春，蔣經國又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在烏拉爾重型機器製造廠當技工，後成為技師，並擔任車間行政管理副主任。此後，他又被提升為一個分廠的副廠長，他還兼任著廠裏辦的一份《重工業報》的主編。1936年12月7日，蔣經國被批準轉為蘇聯共產黨正式黨員。
在蔣經國轉為蘇聯共產黨員正式黨員的五天之後，西安事變爆發。聽到他父親被扣西安的消息，蔣經國非常著急，他向國內寫信，希望能與家人取得聯係，並致信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和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斯大林，希望能準予回國。
經過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聯係，以及當時的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斡旋，1937年3月25日，蔣經國與蘇聯妻子芬娜(後改名蔣方良)，以及兩歲的兒子蔣孝文，離開莫斯科，啟程回國。4月19日，蔣經國一家乘坐蘇聯輪船抵達上海，不久之後，蔣經國在杭州與蔣介石父子重逢，並逐漸開始在中國政壇上嶄露頭角。
蔣經國的回國，成為西安事變發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餘波。
就在西安方麵與宋子文、宋美齡頻繁談判期間，周恩來與前來西安的英國駐華武官斯卡特進行了會晤。周恩來在回答斯卡特提問時指出：這次事變完全是蔣介石對日本帝國主義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造成的。中共認為必須和平解決，迫使蔣介石聯共抗日，否則內戰再起，日本帝國主義必乘機侵占中國。現在中國人民要求政府必須是抵抗外侮的、民主的、發展經濟減輕人民生活痛苦的。中共已向國民黨二中全會宣布讚成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當民主政府建立時，紅色區域可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中共主張信教自由，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②《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5、346頁。
在西安方麵與宋子文、宋美齡的談判取得重要成果後，周恩來、秦邦憲於12月24日晚19時30分向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電報。電報首先匯報說，秦邦憲、葉劍英已到西安。電報還匯報了蔣介石向張學良表示同意的六項承諾：“(一)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外，中央軍決定離開西北。(二)委任孔祥熙、宋子文為行政院正副院長，要孔、宋與張學良商組政府名單。決定令何應欽出洋，朱紹良及中央人員離開陝甘。(三)回南京後釋放愛國七領袖。(四)聯紅容共，現在紅軍、蘇區不變，經過張學良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合行動，改番號。(五)立即召開國民黨會。(六)聯俄聯英美。”②
蔣介石被釋返回南京。
對於信奉基督教的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來說，12月24日的聖誕平安夜，是在希望與失望交織之中度過的。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大部分高級將領對釋放蔣介石一事所表現出的強烈抵觸情緒不能不使蔣介石本人感到擔心。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西安諸人中，對昨日與子文所談，忽有提異議者，聲明中央軍未撤退潼關以前，決仍留餘在西安，子文甚不懌，餘坦然置之，不以為意，以本不作脫險之想，亦無安危得失之念存於此心也。旋彼方所謂‘西北委員會’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條件囑子文轉達，子文決然退還之。謂：‘此何能示蔣先生？’已而張漢卿果出麵調停，謂‘不能再弄手段，否則張某將獨行其是。’遂又將所謂條件者自動撤回。一日之間變化數起，至夜間，又聞楊虎城堅決不主張送餘回京，與張爭執幾決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87、307、210頁。
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也寫道：“聖誕夜轉瞬至矣，是一日間前後形勢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②。
就在這天晚上，當時擔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政治設計委員會主任的高崇民給張學良寫了一封信，其中提出釋放蔣介石的最低條件：“第一，‘中央軍’必須先退出西北，其次是釋放‘七君子’。”③據高崇民回憶說，張學良第二天早晨在新城西安綏靖公署見到高崇民時對他說：“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們要大仁大義到底，況且外邊情況並不好，我們要自己請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件事情隻要於國家有利益，犧牲我個人或犧牲東北軍團體都在所不計。’並說：‘周恩來是同意放蔣的，隻是楊虎城還猶豫不決，我就去說服虎城。’”④《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10、309―310頁。
關於楊虎城在釋放蔣介石問題上的分歧，張學良在1955年12月回憶說：“因蔣公離陝問題，良與楊虎城發生歧見，……在此爭論上，良言語急躁，幾乎同楊決裂，乃係由周恩來在座解圍，勸良小加休息，容他會議商討商討，被周(恩來)將楊(虎城)說服。”《張學良遺稿》，第170頁。
就在12月25日這天早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一些高級將領聯名寫信給宋子文，口氣強硬地表示：商定的條件必須有人簽字，中央軍必須先退到潼關以東，才能放蔣，否則雖然張、楊兩將軍答應，我們也誓死反對。《周恩來傳(1898―1949)》，第210頁。
關於這一情況，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寫道：“聖誕陽光，挾希望與快樂而俱來，然在上午，疑雲未去，叛變者仍要求釋放委員長前必得親筆簽字之令，而委員長堅持不願落一字，且亦不願發一言。餘為助長勇氣計，開始整理行裝，希望於日落之前，飛達南京。為以此作標準，則必於11時半啟行。及至10時，結果杳然，俄頃12時半過矣，張來言：‘飛機已準備，然一切仍未決定。’至1時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願放棄。”④
就在這天上午，周恩來又一次會見了蔣介石，據宋子文在當天的日記中所記：“我與蔣夫人見了周(恩來)，他再次要求見委員長，我力促此事，因為中共手中掌握著開啟時局之鑰匙。”《史事探幽》上卷，第8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