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和”“戰”篇(2)
從16日上午起，國民黨中央軍的飛機開始轟炸渭南、華縣等地。同時，國民黨中央軍與楊虎城所部在華縣也處於對峙狀態中。當天晚上，張學良偕西安事變中被扣留的蔣方震來見蔣介石。蔣方震(1882―1938)，字百裏。浙江海寧人。1901年入日本東京成城學校學習。後升入士官學校步兵科第三期學習。1905年以步兵科第三期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次年回國，先後任北京南苑禁衛軍管帶、東三省總督督練公署總參議。辛亥起義後，出任浙江都督府總參議。1912年12月，蔣方震被袁世凱任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次年6月，因對學校前途感到擔憂而自戕殉職，後經搶救而脫離生命危險。1915年12月，袁世凱宣布恢複帝製。次年2月，蔣方震由北京秘密到達上海。後又前往廣州，任兩廣護國軍司令部出師計劃股股長。此後，蔣方震曾先後供職於北洋軍閥政府和吳佩孚所部。1927年4月，蔣方震多次拒絕了蔣介石要他出任軍職的要求。1929年10月，又因參與唐生智反對蔣介石的活動，被軟禁在杭州西湖的一個孤島上。後被解往南京，關押獄中達20個月之久。1935年，蔣方震出任國民政府高等軍事顧問。同年冬赴歐洲考察。1936年12月11日，由美國考察返回的蔣方震來到西安向蔣介石匯報。次日晨被扣留於西京招待所。
蔣介石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記述了他和蔣方震的談話內容。蔣介石寫道：蔣方震“為餘言，‘此間事已有轉機，但中央軍如急攻，則又將促之中變，委員長固不辭為國犧牲，然西北民困乍蘇，至可憫念，宜稍留回旋餘地，為國家保持元氣。’再四婉請餘致函中央軍事當局，告以不久即可出陝，囑勿遽進攻，且先停轟炸。餘謂：‘此殊不易做到，如確有一最短期限可送餘回京，則餘可自動去函囑暫停轟炸三天。然不能由張要求停戰，則中央或能見信；如照彼等所言須停止七天，則為緩兵之計，不特中央必不能見信，餘亦決不受其欺也。’百裏先生謂：‘當再商之，總須派一人去傳述消息。’”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83、284頁。
12月17日上午，張學良約蔣方震再次來見蔣介石。蔣方震對蔣介石說：“張(學良)意即照委員長之意，致函中央，令軍事當局，在三日內停止進攻，並請派蔣銘山攜函飛洛陽。”②。
蔣介石遂向何應欽寫了一封停戰手令，原文如下：
敬之吾見：
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觀察，中正於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順頌戎祉。
中正手啟
十二月十七日據《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63頁所刊手跡抄錄。
當天中午，蔣介石將停戰手令和給宋美齡的信(即12月15日所寫之信)，交給蔣鼎文。蔣鼎文，(1895―1974)，字銘山(三)，浙江諸暨人。1914年畢業於浙江陸軍講武堂。1921年5月起，先後任孫中山元帥府參謀部中校副官，廣東軍政府兵站總監部參謀等職。1924年後，入黃埔軍校一期學習，任學生隊中尉區隊長、教官、教導營副營長。後任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第一軍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第二軍軍長兼第九師師長、隴海西段警備司令、駐閩綏靖公署主任等職。1935年4月，授予陸軍二級上將，並在同年11月當選為國民黨五屆中央執行委員。
蔣鼎文離開西安後，於當天下午飛抵洛陽。次日上午飛抵南京。在此形勢下，何應欽的“討伐”行動被迫中止。
宋氏兄妹竭力斡旋。
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宋美齡正在上海。據宋美齡在1937年2月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所述：“餘初聞餘夫蔣委員長為西安叛兵劫持之訊，不啻晴天霹靂，震駭莫名。時適在滬寓開會，討論改組‘全國航空建設會’事，財政部長孔祥熙得息，攜此噩耗來餘寓，謂：‘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餘雖飽經憂患，聞孔氏言亦感惶急，時西安有線電線電報交通皆已斷絕，越數小時仍不能得正確消息，然讕語浮言，已傳播於全球。駭人者有之，不經者有之；群眾承知之心切，頗有信以為真者，世界報紙竟據之而作大字之標題矣。”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0、279頁。
宋美齡和孔祥熙於當晚乘火車離開上海，13日早晨7時到達南京，與宋美齡同行的還有端納。端納(1875―1947)，其先祖為蘇格蘭後裔，出生在澳大利亞。1903年中學畢業後經香港進入中國。結識孫中山，同情中國革命，並參與辛亥革命。後曾在南京參與謀殺張勳的活動。後任北洋政府顧問。1928年後出任張學良的外籍顧問。曾隨張學良赴歐考察。張學良回國後，將端納介紹給蔣介石、宋美齡夫婦，端納遂成為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的顧問。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曾這樣記述自己和端納的關係：“端納者，外間常誤以為政府所聘之顧問，實則彼始終以私人朋友資格，常在餘處，其地位在賓友之間，而堅不欲居客卿或顧問之名義。”②張學良在《雜憶隨感漫錄》中評價端納等外國朋友時，曾這樣寫道：“他們對我是相當的認識，我也引為他們是知己，這裏也許是有個原因――是我的性情，有些跟他們相似。”《張學良遺稿》，第115頁。
由於蔣介石和張學良均與端納有著良好的私人交情，端納便成為宋美齡首選的赴西安使者。宋美齡在返回南京後，初步了解了南京當局諸要人對事變的措置後，即於當天早晨8時前，“即電張學良告以端納擬即日飛西安，端納也同時去電，盼其即複。”《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1頁。
宋美齡回憶說：“是日(13日)晨得張學良來電二通：一致孔(祥熙)部長，一致餘者，皆經中途阻礙，延擱已久，讀其致餘之電，涉及委員長語多不遜。餘初憤甚，繼念：安知此電果為張所親筆簽發者，安知張非與其部下有隔閡者。即此電確為張所親發，又安知張非在激昂情緒下措辭失檢耶？時端納西安之行待張學良複電尚未至，為節省時間計，端納決於午後先飛洛陽，餘恐或有需譯員處，派黃仁霖偕行。餘複請端納攜一函致委員長，函中述餘深信吾夫一切措施以民族利益為本。餘日夕為彼祈禱上帝。願彼寬懷餘複以長函致張學良，告以彼等此舉，將使國家前途受嚴重之打擊，餘深信其魯莽滅裂之舉動，初無斷送國脈陷害領袖之惡意，應及時自拔，勿貽噬臍之悔。端納夜間由洛陽來長途電話稱，於日落時抵洛，彼處離西安雖隻餘一小時半之飛行，然消息之沉寂，不減於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飛機30餘架在西安上空飛行示威，目的欲告諭叛軍：洛陽飛機場仍在中央之手，以張學良預令其駐洛直接指揮之炮隊占領機場之命令，其部下實未遵也。端納複稱，彼不問張學良有否複電，決於明晨飛赴西安。餘於是夜卒得張學良致端納電，歡迎其入陝。於是端納所乘飛機中途被擊之顧慮，如得釋然矣。”《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2頁。
與端納一起前往西安的黃仁霖是南京勵誌社總幹事、新生活運動會總幹事。
12月14日上午，端納從洛陽飛抵西安。張學良派自己的私人管家、美國人傑米？愛爾德前往機場迎接。當天下午5時，端納隨張學良前往新城，見到了蔣介石。端納將宋美齡寫給蔣介石的信交給了蔣介石。信的全文如下：
夫君愛鑒：
昨日聞西安之變，焦急萬分。竊思吾兄平生以身許國，大公無私，凡所作為，無絲毫為自己個人權利著想。即此一點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係吾兄平日主張。唯兄以整個國家為前提，故年來竭力整頓軍備，團結國力，以求貫徹抗日主張。此公忠為國之心，必為全國人民所諒解。目下吾兄所處境況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禱上帝，賜福吾兄早日脫離惡境。請兄亦祈求主宰，賜予安慰，為國珍重為禱。臨書神往，不盡欲言，專此奉達。
敬祝。
康健！
妻：美齡(簽字)。
廾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據《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67頁所刊信件手跡抄錄。
端納來到西安，使蔣介石從被扣之時起就已形成的與張學良緊張、敵視的關係得到緩解。宋美齡回憶說：“12月14日(星期一)，始發現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確證餘主張之未誤。蓋端納自西安來電報告，委員長平安，居處甚適，彼正隨侍在側。該電複稱，張學良亟盼孔部長赴西安，尤盼餘偕行。後又得張學良直接致餘電，邀餘赴西安，並保證無危害委員長之意。”《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5頁。
端納來到西安，也引起國內各界的廣泛關注。毛澤東於12月15日致電張學良：聞兄之前顧問英人端納有來陝說，如宜經過端納停止南京正在發動的內戰，並爭取英國同情，乘端納返寧派人同去，與何應欽、孔祥熙、陳立夫三人接洽。《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3頁。
端納於15日下午由西安飛抵洛陽，即用長途電話向宋美齡報告了西安之行的所見所聞。宋美齡回憶說：“餘於星期二(12月15日)下午，突得端納由洛陽打來長途電話，誠令餘驚喜若狂。蓋端納於是晨冒惡劣氣候之危險，飛抵洛陽，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簡短之言詞，敘述全局，謂委員長並未受苛刻待遇。端納到達後，委員長已允遷入較舒適之房屋，斯時委員長始初次與張學良談話，惟怒氣仍未息，張表示決隨委員長入京。蓋彼自承舉動雖錯誤，然動機確係純潔；張盼餘入西安，亦盼孔部長同行，彼與其部下對餘推崇備至雲雲。然最後又言，委員長堅囑餘切勿赴西安。餘請端納明日來京，端納稱，彼已允委員長及張當日返西安。惟氣候惡劣，不利飛行，決於明晨返西安，京行勢難辦到。餘因告以軍事長官已決定立即進攻西安，彼西安或有危險。並囑其以真相設法轉告委員長。”《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6頁。
端納於12月16日由洛陽飛抵西安，再次入陝。
西安事變發生時，宋子文正在香港。12月13日上午，正當宋子文欲由香港啟程飛回上海前，收到了一封上海來電，告訴他“西安發生了兵變，(蔣)委員長生死未卜。”《西安事變日誌》，見楊天石主編：《史事探幽》(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89頁。
宋子文返回上海後，見到了張學良的西安來電，這封電報係發給宋子文、孔祥熙並轉王曉籟、錢新元、林康侯、陳光甫、貝淞蓀等人的。電文稱：“日寇深入，凜念覆亡，此間所有舉措，皆為增加抗戰力量，絕非從事內爭。”電文中還提出：“上海係全國金融樞紐，未容紊亂。請公關切邦國，尤其金融界之眾望，希力予維持，並轉向金融界同人詳切說明此間舉動，決無肇啟糾紛之意。務使安定照常，不稍恐慌。誠恐外問謠傳，不明真相，特電奉達。”②《宋子文政治生涯編年》，第317頁。
12月14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國銀行召開新聞發布會，就西安事變發表談話稱，西安事變“乃係國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須用有效方法，於最短期內解決。”宋子文表示：“如有任何可能之解決之辦法，本人極願在政府領導之下，盡最大之努力。”宋子文還宣稱：“本人受孔(祥熙)財長之囑托留滬，對於金融方麵加以照料，目前市場尚稱平穩，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對於外匯，照常無限製買賣。”②次日出版的《中央日報》，刊發了宋子文的這一談話。
蔣介石在12月16日的日記中記述了他和蔣方震的談話內容。蔣介石寫道：蔣方震“為餘言，‘此間事已有轉機，但中央軍如急攻，則又將促之中變，委員長固不辭為國犧牲，然西北民困乍蘇，至可憫念，宜稍留回旋餘地，為國家保持元氣。’再四婉請餘致函中央軍事當局，告以不久即可出陝，囑勿遽進攻，且先停轟炸。餘謂：‘此殊不易做到，如確有一最短期限可送餘回京，則餘可自動去函囑暫停轟炸三天。然不能由張要求停戰，則中央或能見信；如照彼等所言須停止七天，則為緩兵之計，不特中央必不能見信，餘亦決不受其欺也。’百裏先生謂：‘當再商之，總須派一人去傳述消息。’”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83、284頁。
12月17日上午，張學良約蔣方震再次來見蔣介石。蔣方震對蔣介石說：“張(學良)意即照委員長之意，致函中央，令軍事當局，在三日內停止進攻，並請派蔣銘山攜函飛洛陽。”②。
蔣介石遂向何應欽寫了一封停戰手令，原文如下：
敬之吾見：
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觀察，中正於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順頌戎祉。
中正手啟
十二月十七日據《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63頁所刊手跡抄錄。
當天中午，蔣介石將停戰手令和給宋美齡的信(即12月15日所寫之信)，交給蔣鼎文。蔣鼎文，(1895―1974)，字銘山(三)，浙江諸暨人。1914年畢業於浙江陸軍講武堂。1921年5月起，先後任孫中山元帥府參謀部中校副官，廣東軍政府兵站總監部參謀等職。1924年後，入黃埔軍校一期學習，任學生隊中尉區隊長、教官、教導營副營長。後任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第一軍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第二軍軍長兼第九師師長、隴海西段警備司令、駐閩綏靖公署主任等職。1935年4月，授予陸軍二級上將，並在同年11月當選為國民黨五屆中央執行委員。
蔣鼎文離開西安後，於當天下午飛抵洛陽。次日上午飛抵南京。在此形勢下，何應欽的“討伐”行動被迫中止。
宋氏兄妹竭力斡旋。
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宋美齡正在上海。據宋美齡在1937年2月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所述：“餘初聞餘夫蔣委員長為西安叛兵劫持之訊，不啻晴天霹靂，震駭莫名。時適在滬寓開會，討論改組‘全國航空建設會’事，財政部長孔祥熙得息，攜此噩耗來餘寓，謂：‘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餘雖飽經憂患，聞孔氏言亦感惶急，時西安有線電線電報交通皆已斷絕，越數小時仍不能得正確消息，然讕語浮言，已傳播於全球。駭人者有之，不經者有之；群眾承知之心切，頗有信以為真者，世界報紙竟據之而作大字之標題矣。”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0、279頁。
宋美齡和孔祥熙於當晚乘火車離開上海，13日早晨7時到達南京，與宋美齡同行的還有端納。端納(1875―1947)，其先祖為蘇格蘭後裔，出生在澳大利亞。1903年中學畢業後經香港進入中國。結識孫中山，同情中國革命，並參與辛亥革命。後曾在南京參與謀殺張勳的活動。後任北洋政府顧問。1928年後出任張學良的外籍顧問。曾隨張學良赴歐考察。張學良回國後，將端納介紹給蔣介石、宋美齡夫婦，端納遂成為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的顧問。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曾這樣記述自己和端納的關係：“端納者，外間常誤以為政府所聘之顧問，實則彼始終以私人朋友資格，常在餘處，其地位在賓友之間，而堅不欲居客卿或顧問之名義。”②張學良在《雜憶隨感漫錄》中評價端納等外國朋友時，曾這樣寫道：“他們對我是相當的認識，我也引為他們是知己，這裏也許是有個原因――是我的性情，有些跟他們相似。”《張學良遺稿》，第115頁。
由於蔣介石和張學良均與端納有著良好的私人交情，端納便成為宋美齡首選的赴西安使者。宋美齡在返回南京後，初步了解了南京當局諸要人對事變的措置後，即於當天早晨8時前，“即電張學良告以端納擬即日飛西安，端納也同時去電，盼其即複。”《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1頁。
宋美齡回憶說：“是日(13日)晨得張學良來電二通：一致孔(祥熙)部長，一致餘者，皆經中途阻礙，延擱已久，讀其致餘之電，涉及委員長語多不遜。餘初憤甚，繼念：安知此電果為張所親筆簽發者，安知張非與其部下有隔閡者。即此電確為張所親發，又安知張非在激昂情緒下措辭失檢耶？時端納西安之行待張學良複電尚未至，為節省時間計，端納決於午後先飛洛陽，餘恐或有需譯員處，派黃仁霖偕行。餘複請端納攜一函致委員長，函中述餘深信吾夫一切措施以民族利益為本。餘日夕為彼祈禱上帝。願彼寬懷餘複以長函致張學良，告以彼等此舉，將使國家前途受嚴重之打擊，餘深信其魯莽滅裂之舉動，初無斷送國脈陷害領袖之惡意，應及時自拔，勿貽噬臍之悔。端納夜間由洛陽來長途電話稱，於日落時抵洛，彼處離西安雖隻餘一小時半之飛行，然消息之沉寂，不減於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飛機30餘架在西安上空飛行示威，目的欲告諭叛軍：洛陽飛機場仍在中央之手，以張學良預令其駐洛直接指揮之炮隊占領機場之命令，其部下實未遵也。端納複稱，彼不問張學良有否複電，決於明晨飛赴西安。餘於是夜卒得張學良致端納電，歡迎其入陝。於是端納所乘飛機中途被擊之顧慮，如得釋然矣。”《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2頁。
與端納一起前往西安的黃仁霖是南京勵誌社總幹事、新生活運動會總幹事。
12月14日上午，端納從洛陽飛抵西安。張學良派自己的私人管家、美國人傑米？愛爾德前往機場迎接。當天下午5時，端納隨張學良前往新城，見到了蔣介石。端納將宋美齡寫給蔣介石的信交給了蔣介石。信的全文如下：
夫君愛鑒：
昨日聞西安之變，焦急萬分。竊思吾兄平生以身許國，大公無私，凡所作為，無絲毫為自己個人權利著想。即此一點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係吾兄平日主張。唯兄以整個國家為前提，故年來竭力整頓軍備，團結國力，以求貫徹抗日主張。此公忠為國之心，必為全國人民所諒解。目下吾兄所處境況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禱上帝，賜福吾兄早日脫離惡境。請兄亦祈求主宰，賜予安慰，為國珍重為禱。臨書神往，不盡欲言，專此奉達。
敬祝。
康健！
妻：美齡(簽字)。
廾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據《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67頁所刊信件手跡抄錄。
端納來到西安，使蔣介石從被扣之時起就已形成的與張學良緊張、敵視的關係得到緩解。宋美齡回憶說：“12月14日(星期一)，始發現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確證餘主張之未誤。蓋端納自西安來電報告，委員長平安，居處甚適，彼正隨侍在側。該電複稱，張學良亟盼孔部長赴西安，尤盼餘偕行。後又得張學良直接致餘電，邀餘赴西安，並保證無危害委員長之意。”《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5頁。
端納來到西安，也引起國內各界的廣泛關注。毛澤東於12月15日致電張學良：聞兄之前顧問英人端納有來陝說，如宜經過端納停止南京正在發動的內戰，並爭取英國同情，乘端納返寧派人同去，與何應欽、孔祥熙、陳立夫三人接洽。《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3頁。
端納於15日下午由西安飛抵洛陽，即用長途電話向宋美齡報告了西安之行的所見所聞。宋美齡回憶說：“餘於星期二(12月15日)下午，突得端納由洛陽打來長途電話，誠令餘驚喜若狂。蓋端納於是晨冒惡劣氣候之危險，飛抵洛陽，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簡短之言詞，敘述全局，謂委員長並未受苛刻待遇。端納到達後，委員長已允遷入較舒適之房屋，斯時委員長始初次與張學良談話，惟怒氣仍未息，張表示決隨委員長入京。蓋彼自承舉動雖錯誤，然動機確係純潔；張盼餘入西安，亦盼孔部長同行，彼與其部下對餘推崇備至雲雲。然最後又言，委員長堅囑餘切勿赴西安。餘請端納明日來京，端納稱，彼已允委員長及張當日返西安。惟氣候惡劣，不利飛行，決於明晨返西安，京行勢難辦到。餘因告以軍事長官已決定立即進攻西安，彼西安或有危險。並囑其以真相設法轉告委員長。”《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6頁。
端納於12月16日由洛陽飛抵西安，再次入陝。
西安事變發生時，宋子文正在香港。12月13日上午，正當宋子文欲由香港啟程飛回上海前，收到了一封上海來電，告訴他“西安發生了兵變，(蔣)委員長生死未卜。”《西安事變日誌》，見楊天石主編：《史事探幽》(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89頁。
宋子文返回上海後，見到了張學良的西安來電，這封電報係發給宋子文、孔祥熙並轉王曉籟、錢新元、林康侯、陳光甫、貝淞蓀等人的。電文稱：“日寇深入，凜念覆亡，此間所有舉措，皆為增加抗戰力量，絕非從事內爭。”電文中還提出：“上海係全國金融樞紐，未容紊亂。請公關切邦國，尤其金融界之眾望，希力予維持，並轉向金融界同人詳切說明此間舉動，決無肇啟糾紛之意。務使安定照常，不稍恐慌。誠恐外問謠傳，不明真相，特電奉達。”②《宋子文政治生涯編年》，第317頁。
12月14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國銀行召開新聞發布會，就西安事變發表談話稱，西安事變“乃係國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須用有效方法，於最短期內解決。”宋子文表示：“如有任何可能之解決之辦法，本人極願在政府領導之下，盡最大之努力。”宋子文還宣稱：“本人受孔(祥熙)財長之囑托留滬，對於金融方麵加以照料，目前市場尚稱平穩，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對於外匯，照常無限製買賣。”②次日出版的《中央日報》，刊發了宋子文的這一談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