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決 策 篇(1)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保安。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是何時得到這一消息的？一些權威著作對此記載頗不相同。楊瑞廣、雷雲峰合著的《中共中央與八年抗戰》中這樣記述說：“中共中央是在12日晨得到西安兵諫消息的。”《中共中央與八年抗戰》，第141頁。
這一說法的根據是童小鵬所著《風雨四十年》中的記述。查2006年1月出版的童小鵬所著《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當時在中革軍委機要科工作的童小鵬記述說：“12日淩晨，保安軍委機要科接連收到劉鼎從西安發來的幾個十萬火急電報，說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逮捕了蔣介石和陳誠等高級軍官。譯電員朱誌良立即叫醒機要科長葉子龍，葉(子龍)將來電送給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童小鵬著：《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華文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7頁。
這一記述有名有姓，似乎言之鑿鑿。但我們來看一看劉鼎本人的回憶，就能對其中的誤記看個清清楚楚。劉鼎回憶說：“12月12日零時，張學良告訴我緊急行動的消息，我一分鍾都不敢耽誤，趕快向中央發報，但此時停電了，我就從金家巷走到南院門電料行買電池；電池買回時，蔣(介石)已被抓到了，我即把這個消息發報出去。”《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3―4頁。
關於蔣介石被抓的具體時間，前文已述及，茲不贅述。那麽劉鼎本人所說發報的時間是在抓到蔣介石之後，又從何而來保安能在當天淩晨收到劉鼎電報一事呢？
許多研究者從張學良致毛澤東、周恩來電報中落款時間為“文寅”而推測，電報當在12日晨3時至5時發出。其實這也是靠不住的。試想，12日晨3至5時之間，臨潼和西安的戰鬥並未打響，張學良又怎麽會向保安發出“文寅”之電呢？其最大的可能就是12日淩晨寅時許，電文已擬好，但未發出。待到把蔣介石抓到後，才將此電發出，但落款時間沒有改動。因此之故，才為後世史學家留下一個曆史之謎。
關於張學良“文寅”電報發到保安的時間，張國燾回憶說：“1936年12月12日近午，我們閱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其內容大致是：他曾向蔣(介石)痛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蔣(介石)則一味拒絕。他不得已實行兵諫，已將蔣氏及其親信隨員妥善看管，促其接納抗日主張，不達目的不止。電報並說即派機飛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來等來西安共商大計，又說他和楊虎城的部隊向西安潼關線集結，希望紅軍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銜接前進，以防不測”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一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30頁。
李德也回憶說：“1936年12月12日上午，保安出現了不尋常的活躍情景。毛(澤東)的住地同黨政軍最高領導人進行聯係的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著。就連習慣於夜間工作，次日睡到中午的毛澤東也一大早就出來了，周恩來來到這裏，過了一會兒，洛甫、博古和其他幾個人也來了。”李德著：《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229頁。
張學良在發給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中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介石)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複。”④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15頁。
稍後，張學良、楊虎城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派人來西安共商大計。④。
中共中央在接到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電報後，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朱德、張國燾等立即聚集在毛澤東住的石窯洞裏開會，商量具體處理辦法。當天，毛澤東、周恩來複電張學良：立即將東北主力軍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帶僅留少數紅軍，決不進占寸土。紅軍擔任鉗製胡宗南、曾萬鍾、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赴兄處協商大計。《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1頁。
在這封電報中，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建議張學良：要把蔣介石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裏，以防其收買屬員，尤其是不能交給其他部隊看管。③張士義著：《毛澤東在曆史轉折關頭》，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0、150―151頁。
從當天中午至午夜，中共中央還三次致電共產國際。在午夜24時發出的電報中，中共中央說明：“張學良確已將蔣介石扣留西安”，“葉劍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來亦立即前去。”③電報還報告了中共中央初步議定的應變計劃：由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三人組成專門委員會主持大計；半個月內在西安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南京政府暫由林森、孫科、孔祥熙、馮玉祥、宋子文、於右任、陳立夫等主持，等待國防政府成立，並防止親日派勾結日軍進犯滬寧；爭取蔣軍全部抗日；以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和晉綏軍為主組成抗日聯軍，爭取在晉綏的國民黨中央軍參加，以防禦日本進攻華北。電報提出：“請你們支持我們的上述行動，特別是：(一)在世界輿論上讚助我們；(二)爭取英、法、美三國讚助中國革命政府與革命軍；(三)蘇聯用大力援助中國。”張士義著：《毛澤東在曆史轉折關頭》，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0―151頁。
李德回憶說：“這一天(12月12日)或第二天晚上，在露天舉行了一個大會，實際上是保安和附近地區所有黨員、部隊戰士和蘇維埃工作人員參加的公開集會，幾乎看不到老百姓，因為在保安可以說沒有什麽老百姓。我也參加了這個集會，毛澤東首先在會上講話，在他之後，就我回憶有朱德和周恩來講話。”《中國紀事》，第230頁。
關於保安舉行群眾慶祝大會的情況，我們還可以從斯諾的記載中得到映證。斯諾在1957年所寫的《紅色中華散記》第一篇《關於西安事變的新材料》中，以《保安寄來的明信片》為題，記述說：“總司令(蔣介石――譯注)於1936年12月被張學良逮捕監禁不久，我接到從延安付郵來自陝西保安的一張明信片。它通過正常的郵路送到北京我的手中，寫信人是我迄未獲準披露其姓名的某醫生。他後來在抗日戰爭中在國際和平醫院擔任領導工作。他在明信片中栩栩如生地並滿懷激情地記述了在收到關於蔣介石已在西安被抓了起來的消息之後，保安立即舉行群眾慶祝大會的情況。”斯諾著：《紅色中華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頁。
斯諾所說的“某醫生”，就是1936年7月和他一起進入西北蘇區，並留在蘇區工作的喬治？海德姆，他當時已改名為馬海德。斯諾繼續寫道：“這位醫生在信中說，毛澤東等人在這次大會上講了話。大會通過決議，要求把蔣介石作為叛國賊交付‘群眾公審’。當時全城欣喜若狂。我手頭已經沒有這張明信片，但我想是在總司令還在扣押或者剛剛獲釋的時候收到的。”《紅色中華散記》，第1頁。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朱德、張國燾、林彪、馮文彬、郭洪濤、吳亮平、林伯渠、歐陽欽。據當時參加會議的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郭洪濤在1996年12月回憶，會議是在張聞天居住的石窯洞裏召開的。
毛澤東在會上首先發言指出：這次事變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叛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意義。它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對“剿匪”的立場上。它的影響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製的局麵，有可能使蔣介石的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麵來。我們對這次事變，應明白表示擁護。同時，也要估計到蔣介石的部下，如劉峙等可能進攻潼關，威脅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動。在蘭州、漢中這些戰略要點，我們應即部署。我們在政治上的步驟，應使張學良、楊虎城這些人物在行動上和組織上與我們一致，要派重要的同誌去做工作。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以西北為抗日前線，來影響和領導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圍繞這一環，我們要向人民揭露蔣介石的罪惡，穩定黃埔係、CC派，推動元老派、歐美派以及其他雜派讚助西安事變。對英美應很好聯絡，使它們對西安事變在輿論上表示讚助。我們的政治口號是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的。中共中央暫不發表宣言，但在實際行動上應積極去做。《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1頁。
張聞天在大會上發言指出：“張學良這次行動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他預計隨著這一形勢的發展，“黨要轉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眾抗日更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更分化”。關於對事變的方針問題，他對會上“審蔣”、“除蔣”，以及“以西安為中心”，成立“一個實質的政府”的意見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對妥協派應盡量爭取，與分化、孤立，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緊，發動群眾威逼南京。改組南京政府口號並不壞。”他還特別強調：“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係隊伍。”“把抗日為最高旗幟。”“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而對這一突發事件造成的複雜形勢，他提醒大家：“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難。”在“新的矛盾”麵前，“需要我們慎重考慮”，“依靠我們黨的策略正確”，“領導走到順利的方向”。《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4―395頁。
周恩來在發言中提出要推動、爭取國民黨的黃埔係、CC派、元老派和歐美派積極抗日；鞏固西北三方的聯合；還要在抗日援綏的原則下與山西閻錫山、四川劉湘、西南桂係聯合；向全國各派解釋清楚，西北這一行動是為了抗日，而不是針對南京政府。由於中央軍已逼近潼關，戰爭一觸即發，周恩來提議：在軍事上我們要準備打，但在政治上不與南京政府對立。要在實際工作中起領導作用，深入發動群眾，以群眾團體名義歡迎各方代表來西安參加救國會議。中共要公開走上政治舞台，但仍應注意地下黨的艱苦工作，要有正確的組織工作。《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39頁。
張國燾發言說：“我隻說關於西安建立政權問題。我們要以西安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為政權中心的意見。”“在西安事件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內亂問題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隻是大小的問題。”“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路海江著：《張國燾傳記和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65頁。
在與會者發言後，毛澤東作結論說：現在處在一個曆史事變新的階段，前麵擺著很多道路，也有許多困難。為了爭取群眾，我們對西安事變不輕易發言。我們不是正麵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不把反蔣抗日並列。應該把抗日援綏的旗幟突出起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1―622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的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學良，電報全文如下：
文寅電悉。
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務，在全國者已見致(潘)漢年電，昨已奉達，並祈轉滬，在西北者略陳如次，敬祈酌奪。
(甲)重兵置於潼關、鳳翔、平涼，潼關尤要，嚴拒樊崧甫。
(乙)號召西安及西北民眾起來擁護義舉，對全國亦然。弟等認為，隻有將全部行動基礎置於民眾之上，西安起義才能確定的發展其勝利。
(丙)宜即逮捕或驅逐部隊中法西斯分子，對全軍奉行廣大深入的政治動員，向全體官兵宣布蔣氏叛國殘民罪狀，政治上團結全軍，此著是最緊急任務之一。
(丁)胡(宗南)、曾(萬鍾)、關(麟征)等軍向南壓迫時，紅軍決從其側後配合兄部堅決消滅之，如何部署，請隨時電知。此外，國際方麵弟等已有所布置，詳容後告。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後大計，擬請派飛機赴延安來接，並求楊虎城兄電知延安駐軍密為保護，如何？盼複。請令電台時刻聯絡。②《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08―109、107頁。
當天出版的《紅色中華》報在二版頭條，以《西安抗日起義，蔣介石被扣留――張學良、楊虎臣堅決的革命行動》為題，報道了西安事變的消息。這篇消息全文如下：
西安昨日爆發抗日起義，張學良、楊虎臣已將禍國罪魁蔣介石及蔣鼎文、陳誠、陳繼承、萬耀煌、衛立煌、錢大鈞等七人拘留。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意圖反抗，當被槍決。
張學良已提出呼號全國抗日的通電，各方及全國民眾正紛起讚助此革命的起義。全國人民要求將漢奸蔣介石交付人民審判。
蘇區抗日民眾們：緊急動員起來！聯合全國所有抗日力量，誓死為收複失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實現中華民主共和國而鬥爭！
當天淩晨2時，中華軍委主席團向紅軍各部隊發出電報，通報了西安事變的詳情，並要求全軍加緊準備，待命行動。②
12月14日，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賀龍、蕭克、林彪、徐海東、徐向前10名紅軍將領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提出了西安事變後的行動方針。電報全文如下：
(甲)文日舉義，元凶就逮，抗日救亡，舉國同情，弟等率領全部紅軍與全蘇區人民堅決讚助二將軍領導之革命事業，謹就所見略陳如次。
(乙)日本決定壓迫南京擴大內戰，俾遂其滅亡我國之謀。南京一部分親日分子接受日本指示，繼續發展蔣氏對外和平對內戰爭之政策，準備向西北大舉壓迫。然而全國民眾、國民黨之大多數、各省有力軍人無不渴望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熱烈歡迎西安之抗日起義，反對日本與中國漢奸之陰謀。
(丙)我們行動方針似應立即進行如次各項，應急變；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綏聯軍之組成，以張學良為西北抗日援綏聯軍總司令；東北軍編為西北抗日援綏聯軍第一集團軍，張學良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十七路軍編為第二集團軍，楊虎臣(城)為總司令；紅軍編為第三集團軍，朱德為總司令。設立西北抗日援綏軍事政治委員會，以三個集團軍高級將領為委員，每集團軍三人至五人，以張學良、楊虎臣(城)、朱德三人為主席團，張為主席、楊、朱為副，統一軍事政治領導。以上組織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聯席會議名義向全軍全國宣布。此外，極力爭取閻錫山先生及全國其他愛國將領加入，推閻錫山先生為全國抗日援綏聯軍總司令。
(二)目前軍事步驟：抗日援綏聯軍三部主力集中於以西安、平涼為中心之地區，發揚士氣，鞏固團結，與敵決戰，各個擊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內，由楊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張兄所部及弟部擔任野戰。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於一星期內到達西峰鎮，爾後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況決定；弟軍一部則在定、鹽、環鉗製胡(宗南)敵，另一部則在膚、甘鉗製湯(恩伯)敵。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禦胡敵，於學忠部仍守蘭州。隻要打得幾個勝仗，即可大大開展戰局，即有若幹失利，亦於大局無礙。以上第一個步驟實現之後，依情況再決第二步。
(三)目前第一要務是鞏固內部，戰勝敵人，提議：
(子)在聯軍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十個口號：東北軍、十七路軍、紅軍聯合起來；抗日軍隊同抗日人民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叛國賊；召集救國會議，建立救國政府；爭取人民自由；反對日本滅亡中國，反對漢奸擴大內戰；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保衛中國而戰，為援助綏遠而戰，為收複東北而戰；抗日聯軍萬歲！中華民族獨立解放萬歲！
(醜)在部隊中進行熱烈的政治鼓動。
(寅)肅清部隊中之親蔣分子。
(卯)鼓動全軍戰鬥勇氣，造成至死不屈精神。
以上各項作為弟等之提議，敬祈需擇，時機迫切，稍縱即逝，倘承英斷采納，合作幸甚，革命幸甚，並乞電複。《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10―112頁。
同一天，中革軍委主席團發出關於西安事變的指示電，指出：西安的抗日起義，開始了中國革命形式的又一新階段。我們要從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東北軍、十七路軍和西北民眾今後的聯合；爭取全國民眾、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蔣係軍隊中一切可能參加抗日的力量到我們方麵來；爭取英法的同情讚助，在反對內戰的旗幟下堅決擊破親日派的進攻，鞏固西北抗日局麵；暫不公開反對南京政府，以便爭取可能抗日的部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2頁。
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在天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指出：“西安事變後，南京在親日派影響之下，已下令討伐張學良。”“日本方麵更公開宣傳張(學良)之赤化，以擴大滅亡中國的防共戰線。”在此情況下，“我即應發動民眾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張學良之八項抗日要求，停止內戰的軍事行動，把全部軍隊開赴晉綏前線抗戰，保衛晉綏，並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解決救亡大計。”電報指示：“在各地可組織停止內戰促進會議、全國救國會議促進會之類的團體，以擴大運動。在運動中，我們還不要同南京處於對立地位，仍應采取督促與推動他們中的抗日派及中間派走向抗日的方針。”“必須多方麵的活動住華北名人及各實力派，特別是閻錫山、傅作義等起來響應張、楊等的抗日主張。此電速轉上海。”《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5―396頁。
當天，張聞天還致電劉少奇，通報了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的具體內容。
12月15日早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率羅瑞卿、杜理卿等離開保安，踏上了經延安前往西安的路程。就在當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林伯渠、 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懷，賀龍、葉劍英、任弼時、林彪、徐向前、陳昌浩、徐海東聯名致電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呼籲他們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電報全文如下：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是何時得到這一消息的？一些權威著作對此記載頗不相同。楊瑞廣、雷雲峰合著的《中共中央與八年抗戰》中這樣記述說：“中共中央是在12日晨得到西安兵諫消息的。”《中共中央與八年抗戰》，第141頁。
這一說法的根據是童小鵬所著《風雨四十年》中的記述。查2006年1月出版的童小鵬所著《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當時在中革軍委機要科工作的童小鵬記述說：“12日淩晨，保安軍委機要科接連收到劉鼎從西安發來的幾個十萬火急電報，說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逮捕了蔣介石和陳誠等高級軍官。譯電員朱誌良立即叫醒機要科長葉子龍，葉(子龍)將來電送給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童小鵬著：《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華文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7頁。
這一記述有名有姓，似乎言之鑿鑿。但我們來看一看劉鼎本人的回憶，就能對其中的誤記看個清清楚楚。劉鼎回憶說：“12月12日零時，張學良告訴我緊急行動的消息，我一分鍾都不敢耽誤，趕快向中央發報，但此時停電了，我就從金家巷走到南院門電料行買電池；電池買回時，蔣(介石)已被抓到了，我即把這個消息發報出去。”《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3―4頁。
關於蔣介石被抓的具體時間，前文已述及，茲不贅述。那麽劉鼎本人所說發報的時間是在抓到蔣介石之後，又從何而來保安能在當天淩晨收到劉鼎電報一事呢？
許多研究者從張學良致毛澤東、周恩來電報中落款時間為“文寅”而推測，電報當在12日晨3時至5時發出。其實這也是靠不住的。試想，12日晨3至5時之間，臨潼和西安的戰鬥並未打響，張學良又怎麽會向保安發出“文寅”之電呢？其最大的可能就是12日淩晨寅時許，電文已擬好，但未發出。待到把蔣介石抓到後，才將此電發出，但落款時間沒有改動。因此之故，才為後世史學家留下一個曆史之謎。
關於張學良“文寅”電報發到保安的時間，張國燾回憶說：“1936年12月12日近午，我們閱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其內容大致是：他曾向蔣(介石)痛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蔣(介石)則一味拒絕。他不得已實行兵諫，已將蔣氏及其親信隨員妥善看管，促其接納抗日主張，不達目的不止。電報並說即派機飛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來等來西安共商大計，又說他和楊虎城的部隊向西安潼關線集結，希望紅軍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銜接前進，以防不測”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一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30頁。
李德也回憶說：“1936年12月12日上午，保安出現了不尋常的活躍情景。毛(澤東)的住地同黨政軍最高領導人進行聯係的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著。就連習慣於夜間工作，次日睡到中午的毛澤東也一大早就出來了，周恩來來到這裏，過了一會兒，洛甫、博古和其他幾個人也來了。”李德著：《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229頁。
張學良在發給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中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介石)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複。”④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15頁。
稍後，張學良、楊虎城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派人來西安共商大計。④。
中共中央在接到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電報後，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朱德、張國燾等立即聚集在毛澤東住的石窯洞裏開會，商量具體處理辦法。當天，毛澤東、周恩來複電張學良：立即將東北主力軍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帶僅留少數紅軍，決不進占寸土。紅軍擔任鉗製胡宗南、曾萬鍾、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赴兄處協商大計。《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1頁。
在這封電報中，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建議張學良：要把蔣介石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裏，以防其收買屬員，尤其是不能交給其他部隊看管。③張士義著：《毛澤東在曆史轉折關頭》，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0、150―151頁。
從當天中午至午夜，中共中央還三次致電共產國際。在午夜24時發出的電報中，中共中央說明：“張學良確已將蔣介石扣留西安”，“葉劍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來亦立即前去。”③電報還報告了中共中央初步議定的應變計劃：由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三人組成專門委員會主持大計；半個月內在西安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南京政府暫由林森、孫科、孔祥熙、馮玉祥、宋子文、於右任、陳立夫等主持，等待國防政府成立，並防止親日派勾結日軍進犯滬寧；爭取蔣軍全部抗日；以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和晉綏軍為主組成抗日聯軍，爭取在晉綏的國民黨中央軍參加，以防禦日本進攻華北。電報提出：“請你們支持我們的上述行動，特別是：(一)在世界輿論上讚助我們；(二)爭取英、法、美三國讚助中國革命政府與革命軍；(三)蘇聯用大力援助中國。”張士義著：《毛澤東在曆史轉折關頭》，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0―151頁。
李德回憶說：“這一天(12月12日)或第二天晚上，在露天舉行了一個大會，實際上是保安和附近地區所有黨員、部隊戰士和蘇維埃工作人員參加的公開集會，幾乎看不到老百姓，因為在保安可以說沒有什麽老百姓。我也參加了這個集會，毛澤東首先在會上講話，在他之後，就我回憶有朱德和周恩來講話。”《中國紀事》，第230頁。
關於保安舉行群眾慶祝大會的情況，我們還可以從斯諾的記載中得到映證。斯諾在1957年所寫的《紅色中華散記》第一篇《關於西安事變的新材料》中，以《保安寄來的明信片》為題，記述說：“總司令(蔣介石――譯注)於1936年12月被張學良逮捕監禁不久，我接到從延安付郵來自陝西保安的一張明信片。它通過正常的郵路送到北京我的手中，寫信人是我迄未獲準披露其姓名的某醫生。他後來在抗日戰爭中在國際和平醫院擔任領導工作。他在明信片中栩栩如生地並滿懷激情地記述了在收到關於蔣介石已在西安被抓了起來的消息之後，保安立即舉行群眾慶祝大會的情況。”斯諾著：《紅色中華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頁。
斯諾所說的“某醫生”，就是1936年7月和他一起進入西北蘇區，並留在蘇區工作的喬治？海德姆，他當時已改名為馬海德。斯諾繼續寫道：“這位醫生在信中說，毛澤東等人在這次大會上講了話。大會通過決議，要求把蔣介石作為叛國賊交付‘群眾公審’。當時全城欣喜若狂。我手頭已經沒有這張明信片，但我想是在總司令還在扣押或者剛剛獲釋的時候收到的。”《紅色中華散記》，第1頁。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朱德、張國燾、林彪、馮文彬、郭洪濤、吳亮平、林伯渠、歐陽欽。據當時參加會議的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郭洪濤在1996年12月回憶，會議是在張聞天居住的石窯洞裏召開的。
毛澤東在會上首先發言指出：這次事變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叛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意義。它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對“剿匪”的立場上。它的影響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製的局麵，有可能使蔣介石的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麵來。我們對這次事變，應明白表示擁護。同時，也要估計到蔣介石的部下，如劉峙等可能進攻潼關，威脅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動。在蘭州、漢中這些戰略要點，我們應即部署。我們在政治上的步驟，應使張學良、楊虎城這些人物在行動上和組織上與我們一致，要派重要的同誌去做工作。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以西北為抗日前線，來影響和領導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圍繞這一環，我們要向人民揭露蔣介石的罪惡，穩定黃埔係、CC派，推動元老派、歐美派以及其他雜派讚助西安事變。對英美應很好聯絡，使它們對西安事變在輿論上表示讚助。我們的政治口號是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的。中共中央暫不發表宣言，但在實際行動上應積極去做。《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1頁。
張聞天在大會上發言指出：“張學良這次行動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他預計隨著這一形勢的發展，“黨要轉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眾抗日更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更分化”。關於對事變的方針問題，他對會上“審蔣”、“除蔣”，以及“以西安為中心”，成立“一個實質的政府”的意見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對妥協派應盡量爭取，與分化、孤立，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緊，發動群眾威逼南京。改組南京政府口號並不壞。”他還特別強調：“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係隊伍。”“把抗日為最高旗幟。”“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而對這一突發事件造成的複雜形勢，他提醒大家：“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難。”在“新的矛盾”麵前，“需要我們慎重考慮”，“依靠我們黨的策略正確”，“領導走到順利的方向”。《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4―395頁。
周恩來在發言中提出要推動、爭取國民黨的黃埔係、CC派、元老派和歐美派積極抗日；鞏固西北三方的聯合；還要在抗日援綏的原則下與山西閻錫山、四川劉湘、西南桂係聯合；向全國各派解釋清楚，西北這一行動是為了抗日，而不是針對南京政府。由於中央軍已逼近潼關，戰爭一觸即發，周恩來提議：在軍事上我們要準備打，但在政治上不與南京政府對立。要在實際工作中起領導作用，深入發動群眾，以群眾團體名義歡迎各方代表來西安參加救國會議。中共要公開走上政治舞台，但仍應注意地下黨的艱苦工作，要有正確的組織工作。《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39頁。
張國燾發言說：“我隻說關於西安建立政權問題。我們要以西安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為政權中心的意見。”“在西安事件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內亂問題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隻是大小的問題。”“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路海江著：《張國燾傳記和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65頁。
在與會者發言後，毛澤東作結論說：現在處在一個曆史事變新的階段，前麵擺著很多道路，也有許多困難。為了爭取群眾，我們對西安事變不輕易發言。我們不是正麵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不把反蔣抗日並列。應該把抗日援綏的旗幟突出起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1―622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的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學良，電報全文如下：
文寅電悉。
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務，在全國者已見致(潘)漢年電，昨已奉達，並祈轉滬，在西北者略陳如次，敬祈酌奪。
(甲)重兵置於潼關、鳳翔、平涼，潼關尤要，嚴拒樊崧甫。
(乙)號召西安及西北民眾起來擁護義舉，對全國亦然。弟等認為，隻有將全部行動基礎置於民眾之上，西安起義才能確定的發展其勝利。
(丙)宜即逮捕或驅逐部隊中法西斯分子，對全軍奉行廣大深入的政治動員，向全體官兵宣布蔣氏叛國殘民罪狀，政治上團結全軍，此著是最緊急任務之一。
(丁)胡(宗南)、曾(萬鍾)、關(麟征)等軍向南壓迫時，紅軍決從其側後配合兄部堅決消滅之，如何部署，請隨時電知。此外，國際方麵弟等已有所布置，詳容後告。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後大計，擬請派飛機赴延安來接，並求楊虎城兄電知延安駐軍密為保護，如何？盼複。請令電台時刻聯絡。②《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08―109、107頁。
當天出版的《紅色中華》報在二版頭條，以《西安抗日起義，蔣介石被扣留――張學良、楊虎臣堅決的革命行動》為題，報道了西安事變的消息。這篇消息全文如下：
西安昨日爆發抗日起義，張學良、楊虎臣已將禍國罪魁蔣介石及蔣鼎文、陳誠、陳繼承、萬耀煌、衛立煌、錢大鈞等七人拘留。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意圖反抗，當被槍決。
張學良已提出呼號全國抗日的通電，各方及全國民眾正紛起讚助此革命的起義。全國人民要求將漢奸蔣介石交付人民審判。
蘇區抗日民眾們：緊急動員起來！聯合全國所有抗日力量，誓死為收複失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實現中華民主共和國而鬥爭！
當天淩晨2時，中華軍委主席團向紅軍各部隊發出電報，通報了西安事變的詳情，並要求全軍加緊準備，待命行動。②
12月14日，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賀龍、蕭克、林彪、徐海東、徐向前10名紅軍將領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提出了西安事變後的行動方針。電報全文如下：
(甲)文日舉義，元凶就逮，抗日救亡，舉國同情，弟等率領全部紅軍與全蘇區人民堅決讚助二將軍領導之革命事業，謹就所見略陳如次。
(乙)日本決定壓迫南京擴大內戰，俾遂其滅亡我國之謀。南京一部分親日分子接受日本指示，繼續發展蔣氏對外和平對內戰爭之政策，準備向西北大舉壓迫。然而全國民眾、國民黨之大多數、各省有力軍人無不渴望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熱烈歡迎西安之抗日起義，反對日本與中國漢奸之陰謀。
(丙)我們行動方針似應立即進行如次各項，應急變；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綏聯軍之組成，以張學良為西北抗日援綏聯軍總司令；東北軍編為西北抗日援綏聯軍第一集團軍，張學良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十七路軍編為第二集團軍，楊虎臣(城)為總司令；紅軍編為第三集團軍，朱德為總司令。設立西北抗日援綏軍事政治委員會，以三個集團軍高級將領為委員，每集團軍三人至五人，以張學良、楊虎臣(城)、朱德三人為主席團，張為主席、楊、朱為副，統一軍事政治領導。以上組織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聯席會議名義向全軍全國宣布。此外，極力爭取閻錫山先生及全國其他愛國將領加入，推閻錫山先生為全國抗日援綏聯軍總司令。
(二)目前軍事步驟：抗日援綏聯軍三部主力集中於以西安、平涼為中心之地區，發揚士氣，鞏固團結，與敵決戰，各個擊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內，由楊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張兄所部及弟部擔任野戰。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於一星期內到達西峰鎮，爾後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況決定；弟軍一部則在定、鹽、環鉗製胡(宗南)敵，另一部則在膚、甘鉗製湯(恩伯)敵。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禦胡敵，於學忠部仍守蘭州。隻要打得幾個勝仗，即可大大開展戰局，即有若幹失利，亦於大局無礙。以上第一個步驟實現之後，依情況再決第二步。
(三)目前第一要務是鞏固內部，戰勝敵人，提議：
(子)在聯軍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十個口號：東北軍、十七路軍、紅軍聯合起來；抗日軍隊同抗日人民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叛國賊；召集救國會議，建立救國政府；爭取人民自由；反對日本滅亡中國，反對漢奸擴大內戰；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保衛中國而戰，為援助綏遠而戰，為收複東北而戰；抗日聯軍萬歲！中華民族獨立解放萬歲！
(醜)在部隊中進行熱烈的政治鼓動。
(寅)肅清部隊中之親蔣分子。
(卯)鼓動全軍戰鬥勇氣，造成至死不屈精神。
以上各項作為弟等之提議，敬祈需擇，時機迫切，稍縱即逝，倘承英斷采納，合作幸甚，革命幸甚，並乞電複。《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10―112頁。
同一天，中革軍委主席團發出關於西安事變的指示電，指出：西安的抗日起義，開始了中國革命形式的又一新階段。我們要從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東北軍、十七路軍和西北民眾今後的聯合；爭取全國民眾、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蔣係軍隊中一切可能參加抗日的力量到我們方麵來；爭取英法的同情讚助，在反對內戰的旗幟下堅決擊破親日派的進攻，鞏固西北抗日局麵；暫不公開反對南京政府，以便爭取可能抗日的部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2頁。
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在天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指出：“西安事變後，南京在親日派影響之下，已下令討伐張學良。”“日本方麵更公開宣傳張(學良)之赤化，以擴大滅亡中國的防共戰線。”在此情況下，“我即應發動民眾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張學良之八項抗日要求，停止內戰的軍事行動，把全部軍隊開赴晉綏前線抗戰，保衛晉綏，並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解決救亡大計。”電報指示：“在各地可組織停止內戰促進會議、全國救國會議促進會之類的團體，以擴大運動。在運動中，我們還不要同南京處於對立地位，仍應采取督促與推動他們中的抗日派及中間派走向抗日的方針。”“必須多方麵的活動住華北名人及各實力派，特別是閻錫山、傅作義等起來響應張、楊等的抗日主張。此電速轉上海。”《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5―396頁。
當天，張聞天還致電劉少奇，通報了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的具體內容。
12月15日早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率羅瑞卿、杜理卿等離開保安，踏上了經延安前往西安的路程。就在當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林伯渠、 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懷，賀龍、葉劍英、任弼時、林彪、徐向前、陳昌浩、徐海東聯名致電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呼籲他們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電報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