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兵 諫 篇(4)
張學良和楊虎城深知輿論宣傳的重要。他們除利用由楊虎城控製的《西北文化日報》印發號外，進行宣傳外，還於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接收了國民黨在西北地區的機關報《西京日報》，創辦《解放日報》，並於當天出版了《解放日報》第一期。解放日報從12月14日起，由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下設的宣傳委員會具體領導。報社社址在西安小南門內的五味什字。總編先後為叢德滋和張兆鱗，陝西地下黨組織派遣魏文伯、韓進等共產黨員擔任編輯。14日出版的《解放日報》第二期在頭版的顯著位置刊登了兩則重要啟事。一則是西京日報社啟事：“本社自(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三日起停刊。所有本社一切社務及債權等，均完全負責交由解放日報接收。特此通知。”另一則是解放日報社啟事：“由(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起，所有西京日報社一切社務及債權等，均由本社完全接收。特此通知。”《解放日報》從1936年12月13日創刊，到1937年2月10日停刊，共出版55期。
為了向國際社會和國內各界說明西安事變的真相，張學良於12月14日在西安電台發表了廣播講話。這一講話的要點是：(一)整個中國眼見就要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蔣介石仍膠執內戰式的“剿匪”主張，逮捕大批愛國分子，查禁救國刊物，以武力彈壓愛國青年，幾次苦諫均被申斥、拒絕，絕無改變其主張的希望，不得不實行兵諫，望蔣能有最大的反省；(二)絕不是反對蔣介石個人，而是反對他的主張和辦法；(三)這次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絕非造成內亂；(四)向國人提出八項主張，要求共同抗日救亡。《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8頁。
就在張學良發表廣播講話的當天，張學良、楊虎城決定撤銷西北“剿總”，改設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主持西北軍政事務。張學良、楊虎城分任正、副委員長，董英斌任參謀長，並通電全國。臨時軍委設計委員會主任高崇民、宣傳委員會主任郭維城。臨時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洪舫、政治設計委員會主任高崇民、宣傳委員會主任郭維城。臨時軍委會下設有參謀處(處長鄧玉琢)、黨務處(處長盧廣績)、政訓處(處長應德田)、交通處(處長陳先舟)、軍警督察處(處長孫銘九)、糧秣處(處長張政枋)等機構。
臨時西北軍委會成立後，即於當天決定重組陝西省政府，由原西安綏靖公署總參議王一山暫時代理陝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廳長，任命續式甫任財政廳廳長，任命李壽亭為教育廳廳長，原建設廳廳長雷葆華留任，並任命杜斌丞為陝西省政府秘書長。楊虎城隨後向陝西省政府職員發表了講話，介紹了西安事變發生的原委、經過及重要意義。臨時西北軍委會還於成立的當天，即12月14日，決定成立陝西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由王炳南等五人組織成立。民運指導委員會在當天召開第一次會議，推薦王炳南為召集人(主任)，蘇資深為組織部部長、敖明遠任訓練部部長、王子安任宣傳部部長，宋黎任民眾武裝部部長。
張學良和楊虎城在12日發表的《對時局宣言》中，明確提出了“釋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張。兩位將軍率先垂範，於13日即發布手諭，將西北“剿總”、西安綏靖公署軍法處和陝西省各級法院，及其他各軍事政治機關所押之政治犯，一律開釋。《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47頁。
三天之後，即12月16日，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發出《釋放政治犯的通令》，要求釋放政治犯，《通令》全文如下：
查年來愛國誌士青年，因激於救亡熱忱，思想言行歧異之故，致身遭縲？、坐陷囹圄者，不可勝數。略跡原情，殊深痛惜。現值外侮日亟，國亡無日，自應容納各黨各派，集中一切人才，群策群力，共赴國難。茲特規定釋放政治人犯辦法於下：
(一)凡政治人犯，一律釋放，但有叛國行為之漢奸，不在此限。
(二)政治犯兼犯有其他罪名者，其他罪名，仍依法辦理。
(三)凡應予釋放之政治犯，未經發覺，或曾被通緝，未經緝獲者，一律免予追緝；已經獲案者，不論已否起訴，與已否判決，經訊明後，概予開釋。
(四)凡經緩刑、假釋、保外候訊，或送院反省之政治犯，一律予以開釋。
(五)關於開釋政治犯，應由原偵查或審判機關辦理，但有不得已情形時，即由現在之羈押機關或監所辦理。
(六)關於開釋政治犯，如有疑義，應呈由本會核示。
(七)各機關、部隊、法院、感化院、收容所，統限於令到十日內，辦理完竣，並列表具報本會備查。合亟令仰該□□遵照辦理，轉飭所屬，一體遵照，並仰將奉文日期具報備查為要。此令。抄錄自西安《解放日報》1936年12月16日第1版。
張學良、楊虎城關於釋放政治犯的《通令》下發後，一大批被關押的共產黨人被釋放。其中有曾任中共三原中心縣委書記的趙伯平，出獄後他擔任了重新建立的中共陝西省委下屬的民眾運動委員會主任兼省委黨員訓練班主任。曾任中共三原縣武字區委組織委員的包森出獄後，任楊虎城部特務營第二連指導員。四年後，包森在冀東地區任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兼第十三團團長時，與日本侵略軍和偽軍展開了神出鬼沒的遊擊戰，威震敵膽。在國內幾乎無人不知的電影《平原遊擊隊》中的李向陽，就主要是以包森的事跡為原型而塑造的。
經張學良、楊虎城通令釋放的共產黨員，僅西安一地，就達180餘人。據《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53頁。
12月16日，為了響應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在《對時局宣言》中提出的八項救國主張，由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和東北民眾救亡總會等抗日救亡組織發起的西安各界民眾大會，在革命公園召開。會場的主席台上方，醒目的懸掛著寫有八項救國主張的橫幅，會議由中共地下黨員，時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宣傳部副部長，西北文化日報社副社長兼總編輯的宋綺雲主持。張學良和楊虎城應邀出席會議，並在會議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會後，又組織進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活動。
12月17日，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宣布組成抗日援綏第一軍團，以孫蔚如為軍團長，王以哲為副軍團長，馬占山為抗日援綏騎兵集團軍總指揮，郭錫鵬為第一軍團騎兵指揮官，何誌遠為第一軍團炮兵指揮官。臨時西北軍委會並將這一決定通電全國。
由於西安事變發生後，國內外輿論沸騰，反應不一。為了說明真相，張學良於12月19日從西安向英國《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弗雷澤發出一份聲明。張學良並且希望弗雷澤將這份聲明散發給其他外國駐華記者。這份聲明的主要內容如下：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麵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采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誌。
我因此打電報歡迎南京方麵派任何人來聽總司令的意見，並與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內戰的發展。總司令自然強烈要求釋放他回南京，我個人雖然完全相信總司令會履行諾言，但不能貿然讓他在回南京後被勸說繼續內戰……他同意這一看法，此後他即與我們一樣等待南京派有權處理此事(即提供適當保證)的人員前來，以便總司令能回京，但迄今並無結果。
情況就是如此。如此貽誤，實在令人奇怪。若派員前來，他幾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張學良轉引自《西行漫記》，第378頁。
遺憾的是，張學良發給弗雷澤的這一聲明，卻被南京政府的新聞檢察官員無理扣壓，無法和公眾見麵。前文所引的聲明，是出自張學良交給端納的一份抄件，又由端納交給斯諾的。但是，當這份聲明的英文本與讀者見麵時，卻是在10個月之後的1937年10月。又過了三個月，這份聲明的中文本才隨著《西行漫記》中文版在上海的出版而呈現在國內讀者的麵前。
12月20日，張學良、楊虎城發表《告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將士書》(以下簡稱《告將士書》)。《告將士書》開章明義地指出：“雙十二抗日救國運動，醞釀了許久，現在已經揭開了七八天了。我們為什麽發動這樣的運動？為爭地盤嗎？不是。為泄憤嗎？也不是。我們反對政府的屈辱外交，國家都要亡了，還在這裏出死力自相殘殺。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國運動，八項主張。我們主張的核心是集合全國各黨各派的力量，以民眾的總動員，去抗日救國。”《告將士書》坦蕩磊落地表示：“我們的希望，隻是集合全國的力量去抗日救國，是絕對純潔的，是絕對發自內心的，無一毫私心，無一點背景。凡是同情我們主張的，不管他是哪黨哪派我們均願竭誠歡迎。我們的目的在對外，絕對不造成內戰，並且極力避免內戰。但是如果有違反民意的漢奸，用武力壓迫我們，使我們不得貫徹主張，那我們為掃除誤國誤民的分子，爭取民族的最後生存，當然我們要起而自衛，並且要粉碎這種惡勢力。這不是我們造成內戰，而是實行抗日救國的清道工作。”《告將士書》旗幟鮮明地向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將士發出號召：“親愛的將士們！事實已經擺在我們麵前，我們的國家，已到了生死關頭，真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我們必須鞏固我們抗日救國的戰線，去與一切破壞我們的惡勢力相拚，才能實現我們的主張，才能收複我們的失地，才能湔雪我們的一切國恥。這是我們由理論而實行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團結，我們需要奮鬥，我們必須不辭一切光榮勝利的犧牲。我們的基礎是民眾，必須用盡我們的智慮愛護他們。我們所要貫徹的是我們的主張，所以必須確信我們的基本理論。我們需要以不顧一切的精神來衝破我們的一切困難，這才是我們抗日救國戰線上忠實同誌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氣。”“親愛的將士們！我們具有堅強的民族意識的親愛的將士們，這是我們起來的時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湯湯，我們光榮的勝利，就在目前，我們一定要到黃龍痛飲的。”“親愛的將士們！我們熱血沸騰的將士們，我們一定要不辭一切艱險犧牲，去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與自由，去達到我們最後的勝利。”《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48―450頁。
由於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的患難與共，同舟共濟，使事變發生後的西安迅速穩定了局勢。在這一階段中，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地下組織，也為西安局勢的迅速穩定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劉瀾波出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黨政處科長、設計委員會委員；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宋黎出任陝西省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民眾武裝部部長；擔任東北軍學兵隊中共黨總支委員的任誌遠則在事變發生後，帶領學兵隊學員前往西京招待所了解被扣留的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的情況。
在事變期間為指揮西安城內的軍事行動做出重要貢獻的中共地下黨員許權中，在事變後被楊虎城任命為第十七路軍獨立旅旅長。與許權中一起被派赴獨立旅的還有中共地下黨員方仲如。方仲如（1901―1983），陝西鹹陽人。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8月，受中共北方區委派遣，任馮玉祥部國民聯軍第五路軍政治處處長。1927年9月赴蘇聯莫斯科，先後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30年10月回國後，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從事機要交通工作。同年12月被捕入獄。1936年出獄後返回西安。經地下黨組織的安排，方仲如於西安事變發生後，被楊虎城任命為獨立旅政訓處處長。
曾長期和共產黨保持著聯係的楊虎城在事變發生後，更感到需要共產黨員的幫助。他在周恩來到達西安後，提出讓曾在第十七路軍和陝西工作過的共產黨員南漢宸回西安工作的願望。當時，南漢宸正在天津從事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在接到周恩來的報告後，於12月23日致電南漢宸，指出：“因十七路軍不鞏固，極須大力進行政治工作，楊虎城極望兄回幫助。”“兄至十七路軍，應堅定其軍政幹部抗日救國、聯紅聯共、不怕犧牲、直幹到底之決心，並發展黨的組織，爭取十七路軍變為真正的人民抗日軍。”《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9頁。
接到指示後，南漢宸於12月25日離開天津，啟程趕往西安。到西安後，他參加了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下設的政治設計委員會。他和王炳南一起，成為楊虎城處理公務的重要助手。
國際國內“輿論沸騰”。
西安事變發生後，第一個發出消息的外國記者是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局局長杜本重治。杜本重治在12月12日下午從正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的秘書喬輔三處得到了西安事變發生的消息，即於當晚向東京發回報道。第二天，日本報紙即在顯著位置上刊登了這一“上海特訊”。《朝日新聞》以《支那政局全麵陷入混亂》為題刊發了“號外”，並以《蔣介石氏突然被監禁》為主標題，以《張學良氏指揮兵變》，《對日宣戰，並通電宣布容共》為副標題發出報道。《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37頁。
日本《日日新聞》更是聳人聽聞地宣稱，張學良“組織了一個得到蘇聯支持的自治政府”，“已與蘇聯訂立了一個攻守同盟”。 ③楊瑞廣、雷雲峰著：《中共中央與八年抗戰》，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40頁。
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以《中國發生事變》為題發表社論，稱：“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衛的名字同陝西省發生的事變緊密相聯，這也絕非偶然。”“汪精衛利用張學良部隊中的抗日情緒，挑動這支部隊反對中央政府。”③蘇聯《消息報》12月15日發表的社論則稱：“張學良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包括對日宣戰及聯共等項，此類要求，僅屬發動之煙幕，實際上為中國人民陣線之打擊，及中國對外抵禦之破壞。”“張學良之反動，足以破壞中國反日力量之團結，不獨為南京政府之危險，抑且威脅全中國。雖假借反日口號，適以便利日本帝國主義，夫反日本陣線，乃係與南京合作之陣線。”《毛澤東在曆史轉折關頭》，第155―156頁。
國際輿論沸沸揚揚，國內各界也反應強烈。
張學良在12日發給閻錫山的電報中稱：“蔣公蒞陝之時，學良等一再諫請，使其派軍，揮戈北上抗日。然蔣公一意孤行，不予批準，故學良被迫請蔣公暫留西安。采取此舉，隻為救國，學良決心保證蔣公人身安全。同時提出八點主張，其中致力於結束同胞萁豆之爭，改組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合作，與蘇俄聯合。學良敬盼得到閻公支持。茲事甚急，事先不及與公商謀，在此一並向公表達學良的歉意。”胡全福著：《張學良與閻錫山秘聞錄》，東方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300頁。
第二天，張學良又致電閻錫山：“西安12日之變，數電報告，諒以均悉。我公有何見教，盼賜複。”《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7頁。
在張學良連電催促之下，閻錫山於14日複電張學良、楊虎城、電報中稱：“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抑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不保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前在洛陽時漢卿兄曾涕泣而道，以為介公有救國之決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國之熱心，成危國之行為。記曾勸漢兄雲：今日國家危險極矣，不洽之爭，與國不利，當徐圖商洽。不洽之爭尚且不利國家，今兄等斷然之行為，增加國人之憂慮，弟為國家，為民族，為兄等，抱無限之悲痛，請兄等諒察，擅自圖之。”②《張學良與閻錫山秘聞錄》，第305頁、第306頁。
閻錫山隔岸觀火的態度，使張學良、楊虎城不免有些失望。15日，張學良和楊虎城致電閻錫山，義正辭嚴地表示：“日偽攻寇綏東，舉國憤慨，各將士在閻公、傅主席指導之下，效命前線，為國忠勤，曷勝佩仰。此間文日(12日)諫請蔣公積極抗日，未蒙采納，因請暫留西安，隻為貫徹抗日救國主張，既非內爭，亦不赤化，與各將士目標一致，甚足加強抗戰力量。各將士愛國心切，當荷同情，此後共赴國難，殺敵致果，民族前途實多利賴。”②
針對閻錫山14日來電中提出的四個問題，張學良與楊虎城於17日致電閻錫山，逐一回答說：
第一，良等此舉，係對事絕非對人，對人則善後似不易，對事則善後亦非難。如介公實行積極抗日，對良等自仍竭誠擁護，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終不積極抗日，而外力所迫，民意所趨，全國亦必發動抗日，則對介公個人，仍當極力愛護，不成問題。
第二，增加及減少抗戰力量，良等之愚，以為須從根本上著想，實有力量而不用，或用而不能發揮最大效能，均不能謂之增加。如使軍隊與民眾真正覺悟，從內心上發出與敵勢不兩立的抗戰精神，則力之增加，實不可以限量。良等此舉，意在促成全國真正覺悟，全體動員。蓋對日作戰，必須軍民並用，僅恃徒知服從之軍隊，決不足以濟事也。
第三，良等此舉，純為抗日，絕無造成內亂之意，且盡其所能，避免內戰。如中央不顧民意，肆行壓迫，則是中央自造內亂。中央如不自造內亂，尚有對外作戰之心，表示中央積極出師抗日，則良等謹必立時踐言，擔負最前線之任務。
第四，是否演成國內殘殺，須視大眾之覺悟如何。如大眾徹底覺悟，則必共趨對外，而殘殺可免，否則即無國內殘殺，亦豈有不亡之理？據良等觀察，我國軍民覺悟，已達相當程度，如政府拂乎民意，壓迫群情，必難存在？《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7頁。
張學良與楊虎城在電報中表示：“總之，國家存亡，已到最後關頭，各方麵須求徹底。若狃於沒有準備，或一時妥協之見，必至立國精神與實力兩俱淪喪，萬劫不複，故欲死裏求生，似不得不采用較異尋常之辦法。”“良等激於愛國熱忱，行動或涉魯莽，然此心無他，可質天日。”《張學良與閻錫山秘聞錄》，第307頁。
時任滇黔綏靖公署主任的陸軍二級上將龍雲在12月14日給張學良的複電中，對西安事變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電報稱：“邇來事變，自屬謀國，具有苦衷；略跡原心，亦所深諒。惟是對外國策，所關至大。既經多數負責當事，熟籌利害，審慎決定，自難率爾變更。尊處此舉，影響國家前途，至深且巨；言念前途，實堪憂慮。務盼再假思索，為國家保一線生機，為環境留相當餘地。”《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61―462頁。
12月16日，桂係軍閥首領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聯名發出通電，通電的要點是：(一)西安事件主張用政治解決；(二)統一抗日戰線，立即對日宣戰；(三)反對獨裁政治，確立舉國一致之政府；(四)出動攻擊西安之中央軍，從速移開綏遠前線；(五)廣西軍一部北上援綏。《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50頁。
在南京政府於12月16日明令討伐張學良之後，時任廣東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的餘漢謀和任湘鄂川黔邊區“剿匪”軍第一路軍總司令的何鍵公開表態，擁護國民政府“討伐”張學良。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兼山東省保安司令的韓複榘則表示，南京政府現在辦法不能解決西安問題。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於12月15日發表《緊急宣言》，稱：“張學良、楊虎城諸將軍提出的主張是聯合各黨各派，實行民主政治，團結全國力量出兵收複失地；而所用的手段卻是扣留蔣介石先生，實行武力諍諫，這種不合常規的辦法，當然不能為全國民眾所讚同。”“對於當前的局勢，我們隻有迫切地希望全國各方實力派、各軍政領袖，在抗敵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棄前嫌，和衷共濟，為全國抗戰而努力，為收複失地而奮鬥。我們尤其希望政府當局對於陝事，能謀迅速和平的解決，實行抗日救亡的主張；希望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一麵恢複蔣先生的自由，一麵率領東北和陝中健兒，馳赴綏遠，援助我晉綏將士，用事實來表示收複失地的主張。”“我們要求停止一切現存的內戰，反對一切可能的新內戰！”“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日本帝國主義！”②《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9頁。
第二天，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又致電南京政府，表示：“當茲寇氛日亟，抗戰緊張之秋，任何內爭，均足消耗國力，授敵以可乘之機。萬懇督勵將士，繼續抗戰，而對陝事鄭重處理，務期避免內戰，庶幾各方實力，得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②。
在國民黨當局的操縱下，國內大多數媒體對西安事變發出譴責之聲。《中央日報》12月16日發表了傅斯年的署名文章《論張學良之叛亂》。《大公報》則於12月18日刊登了張季鸞撰寫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隨後，又於12月20日刊發了胡適署名的評論《張學良的叛國》。中聯社和14個省、市的報紙、新聞的機構在12月16日發表聯合聲明，稱：“在扣押蔣介石的問題上，張學良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所以全國人民應啟發他的良知，使他釋放委員長……這一問題的解決必須簡單而明確，符合正義和中國的傳統的法律，也要與孫中山先生的精神和教誨互相一致。”《張學良與閻錫山秘聞錄》，第293頁。
國際國內的強烈反響，譴責之聲多於頌揚之聲，這也是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始料不及的。張學良在1957年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曾用了10個字來形容當時全國各界的反響：“全國人心惶惶，輿論沸騰。”《張學良遺稿》，第112頁。
這種局勢的形成，固然有蔣介石個人威望的作用，但主要原因卻是由於國民黨當局蒙蔽視聽、混淆是非造成的。美國記者斯諾曾記述了西安事變發生後的情形：“南京切斷了與西北的一切通訊和交通，西北的報紙宣言都被檢察官燒了。西安整天廣播，一再聲明不向政府軍進攻，解釋他們的行動，呼籲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強有力的廣播電台進行震耳的幹擾，淹沒了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在中國，獨裁政權對於一切公共言論工具的令人吃驚的威力，從來沒有這樣有力地表現過。”《西行漫記》，第368頁。
為了向國際社會和國內各界說明西安事變的真相，張學良於12月14日在西安電台發表了廣播講話。這一講話的要點是：(一)整個中國眼見就要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蔣介石仍膠執內戰式的“剿匪”主張，逮捕大批愛國分子，查禁救國刊物，以武力彈壓愛國青年，幾次苦諫均被申斥、拒絕，絕無改變其主張的希望，不得不實行兵諫，望蔣能有最大的反省；(二)絕不是反對蔣介石個人，而是反對他的主張和辦法；(三)這次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絕非造成內亂；(四)向國人提出八項主張，要求共同抗日救亡。《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8頁。
就在張學良發表廣播講話的當天，張學良、楊虎城決定撤銷西北“剿總”，改設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主持西北軍政事務。張學良、楊虎城分任正、副委員長，董英斌任參謀長，並通電全國。臨時軍委設計委員會主任高崇民、宣傳委員會主任郭維城。臨時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洪舫、政治設計委員會主任高崇民、宣傳委員會主任郭維城。臨時軍委會下設有參謀處(處長鄧玉琢)、黨務處(處長盧廣績)、政訓處(處長應德田)、交通處(處長陳先舟)、軍警督察處(處長孫銘九)、糧秣處(處長張政枋)等機構。
臨時西北軍委會成立後，即於當天決定重組陝西省政府，由原西安綏靖公署總參議王一山暫時代理陝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廳長，任命續式甫任財政廳廳長，任命李壽亭為教育廳廳長，原建設廳廳長雷葆華留任，並任命杜斌丞為陝西省政府秘書長。楊虎城隨後向陝西省政府職員發表了講話，介紹了西安事變發生的原委、經過及重要意義。臨時西北軍委會還於成立的當天，即12月14日，決定成立陝西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由王炳南等五人組織成立。民運指導委員會在當天召開第一次會議，推薦王炳南為召集人(主任)，蘇資深為組織部部長、敖明遠任訓練部部長、王子安任宣傳部部長，宋黎任民眾武裝部部長。
張學良和楊虎城在12日發表的《對時局宣言》中，明確提出了“釋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張。兩位將軍率先垂範，於13日即發布手諭，將西北“剿總”、西安綏靖公署軍法處和陝西省各級法院，及其他各軍事政治機關所押之政治犯，一律開釋。《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47頁。
三天之後，即12月16日，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發出《釋放政治犯的通令》，要求釋放政治犯，《通令》全文如下：
查年來愛國誌士青年，因激於救亡熱忱，思想言行歧異之故，致身遭縲？、坐陷囹圄者，不可勝數。略跡原情，殊深痛惜。現值外侮日亟，國亡無日，自應容納各黨各派，集中一切人才，群策群力，共赴國難。茲特規定釋放政治人犯辦法於下：
(一)凡政治人犯，一律釋放，但有叛國行為之漢奸，不在此限。
(二)政治犯兼犯有其他罪名者，其他罪名，仍依法辦理。
(三)凡應予釋放之政治犯，未經發覺，或曾被通緝，未經緝獲者，一律免予追緝；已經獲案者，不論已否起訴，與已否判決，經訊明後，概予開釋。
(四)凡經緩刑、假釋、保外候訊，或送院反省之政治犯，一律予以開釋。
(五)關於開釋政治犯，應由原偵查或審判機關辦理，但有不得已情形時，即由現在之羈押機關或監所辦理。
(六)關於開釋政治犯，如有疑義，應呈由本會核示。
(七)各機關、部隊、法院、感化院、收容所，統限於令到十日內，辦理完竣，並列表具報本會備查。合亟令仰該□□遵照辦理，轉飭所屬，一體遵照，並仰將奉文日期具報備查為要。此令。抄錄自西安《解放日報》1936年12月16日第1版。
張學良、楊虎城關於釋放政治犯的《通令》下發後，一大批被關押的共產黨人被釋放。其中有曾任中共三原中心縣委書記的趙伯平，出獄後他擔任了重新建立的中共陝西省委下屬的民眾運動委員會主任兼省委黨員訓練班主任。曾任中共三原縣武字區委組織委員的包森出獄後，任楊虎城部特務營第二連指導員。四年後，包森在冀東地區任冀東軍分區副司令員兼第十三團團長時，與日本侵略軍和偽軍展開了神出鬼沒的遊擊戰，威震敵膽。在國內幾乎無人不知的電影《平原遊擊隊》中的李向陽，就主要是以包森的事跡為原型而塑造的。
經張學良、楊虎城通令釋放的共產黨員，僅西安一地，就達180餘人。據《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53頁。
12月16日，為了響應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在《對時局宣言》中提出的八項救國主張，由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和東北民眾救亡總會等抗日救亡組織發起的西安各界民眾大會，在革命公園召開。會場的主席台上方，醒目的懸掛著寫有八項救國主張的橫幅，會議由中共地下黨員，時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宣傳部副部長，西北文化日報社副社長兼總編輯的宋綺雲主持。張學良和楊虎城應邀出席會議，並在會議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會後，又組織進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活動。
12月17日，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宣布組成抗日援綏第一軍團，以孫蔚如為軍團長，王以哲為副軍團長，馬占山為抗日援綏騎兵集團軍總指揮，郭錫鵬為第一軍團騎兵指揮官，何誌遠為第一軍團炮兵指揮官。臨時西北軍委會並將這一決定通電全國。
由於西安事變發生後，國內外輿論沸騰，反應不一。為了說明真相，張學良於12月19日從西安向英國《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弗雷澤發出一份聲明。張學良並且希望弗雷澤將這份聲明散發給其他外國駐華記者。這份聲明的主要內容如下：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麵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采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誌。
我因此打電報歡迎南京方麵派任何人來聽總司令的意見，並與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內戰的發展。總司令自然強烈要求釋放他回南京，我個人雖然完全相信總司令會履行諾言，但不能貿然讓他在回南京後被勸說繼續內戰……他同意這一看法，此後他即與我們一樣等待南京派有權處理此事(即提供適當保證)的人員前來，以便總司令能回京，但迄今並無結果。
情況就是如此。如此貽誤，實在令人奇怪。若派員前來，他幾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張學良轉引自《西行漫記》，第378頁。
遺憾的是，張學良發給弗雷澤的這一聲明，卻被南京政府的新聞檢察官員無理扣壓，無法和公眾見麵。前文所引的聲明，是出自張學良交給端納的一份抄件，又由端納交給斯諾的。但是，當這份聲明的英文本與讀者見麵時，卻是在10個月之後的1937年10月。又過了三個月，這份聲明的中文本才隨著《西行漫記》中文版在上海的出版而呈現在國內讀者的麵前。
12月20日，張學良、楊虎城發表《告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將士書》(以下簡稱《告將士書》)。《告將士書》開章明義地指出：“雙十二抗日救國運動，醞釀了許久，現在已經揭開了七八天了。我們為什麽發動這樣的運動？為爭地盤嗎？不是。為泄憤嗎？也不是。我們反對政府的屈辱外交，國家都要亡了，還在這裏出死力自相殘殺。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國運動，八項主張。我們主張的核心是集合全國各黨各派的力量，以民眾的總動員，去抗日救國。”《告將士書》坦蕩磊落地表示：“我們的希望，隻是集合全國的力量去抗日救國，是絕對純潔的，是絕對發自內心的，無一毫私心，無一點背景。凡是同情我們主張的，不管他是哪黨哪派我們均願竭誠歡迎。我們的目的在對外，絕對不造成內戰，並且極力避免內戰。但是如果有違反民意的漢奸，用武力壓迫我們，使我們不得貫徹主張，那我們為掃除誤國誤民的分子，爭取民族的最後生存，當然我們要起而自衛，並且要粉碎這種惡勢力。這不是我們造成內戰，而是實行抗日救國的清道工作。”《告將士書》旗幟鮮明地向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將士發出號召：“親愛的將士們！事實已經擺在我們麵前，我們的國家，已到了生死關頭，真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我們必須鞏固我們抗日救國的戰線，去與一切破壞我們的惡勢力相拚，才能實現我們的主張，才能收複我們的失地，才能湔雪我們的一切國恥。這是我們由理論而實行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團結，我們需要奮鬥，我們必須不辭一切光榮勝利的犧牲。我們的基礎是民眾，必須用盡我們的智慮愛護他們。我們所要貫徹的是我們的主張，所以必須確信我們的基本理論。我們需要以不顧一切的精神來衝破我們的一切困難，這才是我們抗日救國戰線上忠實同誌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氣。”“親愛的將士們！我們具有堅強的民族意識的親愛的將士們，這是我們起來的時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湯湯，我們光榮的勝利，就在目前，我們一定要到黃龍痛飲的。”“親愛的將士們！我們熱血沸騰的將士們，我們一定要不辭一切艱險犧牲，去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與自由，去達到我們最後的勝利。”《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48―450頁。
由於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的患難與共，同舟共濟，使事變發生後的西安迅速穩定了局勢。在這一階段中，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地下組織，也為西安局勢的迅速穩定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劉瀾波出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黨政處科長、設計委員會委員；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宋黎出任陝西省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民眾武裝部部長；擔任東北軍學兵隊中共黨總支委員的任誌遠則在事變發生後，帶領學兵隊學員前往西京招待所了解被扣留的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的情況。
在事變期間為指揮西安城內的軍事行動做出重要貢獻的中共地下黨員許權中，在事變後被楊虎城任命為第十七路軍獨立旅旅長。與許權中一起被派赴獨立旅的還有中共地下黨員方仲如。方仲如（1901―1983），陝西鹹陽人。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8月，受中共北方區委派遣，任馮玉祥部國民聯軍第五路軍政治處處長。1927年9月赴蘇聯莫斯科，先後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30年10月回國後，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從事機要交通工作。同年12月被捕入獄。1936年出獄後返回西安。經地下黨組織的安排，方仲如於西安事變發生後，被楊虎城任命為獨立旅政訓處處長。
曾長期和共產黨保持著聯係的楊虎城在事變發生後，更感到需要共產黨員的幫助。他在周恩來到達西安後，提出讓曾在第十七路軍和陝西工作過的共產黨員南漢宸回西安工作的願望。當時，南漢宸正在天津從事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在接到周恩來的報告後，於12月23日致電南漢宸，指出：“因十七路軍不鞏固，極須大力進行政治工作，楊虎城極望兄回幫助。”“兄至十七路軍，應堅定其軍政幹部抗日救國、聯紅聯共、不怕犧牲、直幹到底之決心，並發展黨的組織，爭取十七路軍變為真正的人民抗日軍。”《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9頁。
接到指示後，南漢宸於12月25日離開天津，啟程趕往西安。到西安後，他參加了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下設的政治設計委員會。他和王炳南一起，成為楊虎城處理公務的重要助手。
國際國內“輿論沸騰”。
西安事變發生後，第一個發出消息的外國記者是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局局長杜本重治。杜本重治在12月12日下午從正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的秘書喬輔三處得到了西安事變發生的消息，即於當晚向東京發回報道。第二天，日本報紙即在顯著位置上刊登了這一“上海特訊”。《朝日新聞》以《支那政局全麵陷入混亂》為題刊發了“號外”，並以《蔣介石氏突然被監禁》為主標題，以《張學良氏指揮兵變》，《對日宣戰，並通電宣布容共》為副標題發出報道。《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37頁。
日本《日日新聞》更是聳人聽聞地宣稱，張學良“組織了一個得到蘇聯支持的自治政府”，“已與蘇聯訂立了一個攻守同盟”。 ③楊瑞廣、雷雲峰著：《中共中央與八年抗戰》，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40頁。
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以《中國發生事變》為題發表社論，稱：“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衛的名字同陝西省發生的事變緊密相聯，這也絕非偶然。”“汪精衛利用張學良部隊中的抗日情緒，挑動這支部隊反對中央政府。”③蘇聯《消息報》12月15日發表的社論則稱：“張學良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包括對日宣戰及聯共等項，此類要求，僅屬發動之煙幕，實際上為中國人民陣線之打擊，及中國對外抵禦之破壞。”“張學良之反動，足以破壞中國反日力量之團結，不獨為南京政府之危險，抑且威脅全中國。雖假借反日口號，適以便利日本帝國主義，夫反日本陣線，乃係與南京合作之陣線。”《毛澤東在曆史轉折關頭》，第155―156頁。
國際輿論沸沸揚揚，國內各界也反應強烈。
張學良在12日發給閻錫山的電報中稱：“蔣公蒞陝之時，學良等一再諫請，使其派軍，揮戈北上抗日。然蔣公一意孤行，不予批準，故學良被迫請蔣公暫留西安。采取此舉，隻為救國，學良決心保證蔣公人身安全。同時提出八點主張，其中致力於結束同胞萁豆之爭，改組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合作，與蘇俄聯合。學良敬盼得到閻公支持。茲事甚急，事先不及與公商謀，在此一並向公表達學良的歉意。”胡全福著：《張學良與閻錫山秘聞錄》，東方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300頁。
第二天，張學良又致電閻錫山：“西安12日之變，數電報告，諒以均悉。我公有何見教，盼賜複。”《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7頁。
在張學良連電催促之下，閻錫山於14日複電張學良、楊虎城、電報中稱：“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抑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不保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前在洛陽時漢卿兄曾涕泣而道，以為介公有救國之決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國之熱心，成危國之行為。記曾勸漢兄雲：今日國家危險極矣，不洽之爭，與國不利，當徐圖商洽。不洽之爭尚且不利國家，今兄等斷然之行為，增加國人之憂慮，弟為國家，為民族，為兄等，抱無限之悲痛，請兄等諒察，擅自圖之。”②《張學良與閻錫山秘聞錄》，第305頁、第306頁。
閻錫山隔岸觀火的態度，使張學良、楊虎城不免有些失望。15日，張學良和楊虎城致電閻錫山，義正辭嚴地表示：“日偽攻寇綏東，舉國憤慨，各將士在閻公、傅主席指導之下，效命前線，為國忠勤，曷勝佩仰。此間文日(12日)諫請蔣公積極抗日，未蒙采納，因請暫留西安，隻為貫徹抗日救國主張，既非內爭，亦不赤化，與各將士目標一致，甚足加強抗戰力量。各將士愛國心切，當荷同情，此後共赴國難，殺敵致果，民族前途實多利賴。”②
針對閻錫山14日來電中提出的四個問題，張學良與楊虎城於17日致電閻錫山，逐一回答說：
第一，良等此舉，係對事絕非對人，對人則善後似不易，對事則善後亦非難。如介公實行積極抗日，對良等自仍竭誠擁護，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終不積極抗日，而外力所迫，民意所趨，全國亦必發動抗日，則對介公個人，仍當極力愛護，不成問題。
第二，增加及減少抗戰力量，良等之愚，以為須從根本上著想，實有力量而不用，或用而不能發揮最大效能，均不能謂之增加。如使軍隊與民眾真正覺悟，從內心上發出與敵勢不兩立的抗戰精神，則力之增加，實不可以限量。良等此舉，意在促成全國真正覺悟，全體動員。蓋對日作戰，必須軍民並用，僅恃徒知服從之軍隊，決不足以濟事也。
第三，良等此舉，純為抗日，絕無造成內亂之意，且盡其所能，避免內戰。如中央不顧民意，肆行壓迫，則是中央自造內亂。中央如不自造內亂，尚有對外作戰之心，表示中央積極出師抗日，則良等謹必立時踐言，擔負最前線之任務。
第四，是否演成國內殘殺，須視大眾之覺悟如何。如大眾徹底覺悟，則必共趨對外，而殘殺可免，否則即無國內殘殺，亦豈有不亡之理？據良等觀察，我國軍民覺悟，已達相當程度，如政府拂乎民意，壓迫群情，必難存在？《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7頁。
張學良與楊虎城在電報中表示：“總之，國家存亡，已到最後關頭，各方麵須求徹底。若狃於沒有準備，或一時妥協之見，必至立國精神與實力兩俱淪喪，萬劫不複，故欲死裏求生，似不得不采用較異尋常之辦法。”“良等激於愛國熱忱，行動或涉魯莽，然此心無他，可質天日。”《張學良與閻錫山秘聞錄》，第307頁。
時任滇黔綏靖公署主任的陸軍二級上將龍雲在12月14日給張學良的複電中，對西安事變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電報稱：“邇來事變，自屬謀國，具有苦衷；略跡原心，亦所深諒。惟是對外國策，所關至大。既經多數負責當事，熟籌利害，審慎決定，自難率爾變更。尊處此舉，影響國家前途，至深且巨；言念前途，實堪憂慮。務盼再假思索，為國家保一線生機，為環境留相當餘地。”《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61―462頁。
12月16日，桂係軍閥首領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聯名發出通電，通電的要點是：(一)西安事件主張用政治解決；(二)統一抗日戰線，立即對日宣戰；(三)反對獨裁政治，確立舉國一致之政府；(四)出動攻擊西安之中央軍，從速移開綏遠前線；(五)廣西軍一部北上援綏。《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50頁。
在南京政府於12月16日明令討伐張學良之後，時任廣東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的餘漢謀和任湘鄂川黔邊區“剿匪”軍第一路軍總司令的何鍵公開表態，擁護國民政府“討伐”張學良。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兼山東省保安司令的韓複榘則表示，南京政府現在辦法不能解決西安問題。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於12月15日發表《緊急宣言》，稱：“張學良、楊虎城諸將軍提出的主張是聯合各黨各派，實行民主政治，團結全國力量出兵收複失地；而所用的手段卻是扣留蔣介石先生，實行武力諍諫，這種不合常規的辦法，當然不能為全國民眾所讚同。”“對於當前的局勢，我們隻有迫切地希望全國各方實力派、各軍政領袖，在抗敵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棄前嫌，和衷共濟，為全國抗戰而努力，為收複失地而奮鬥。我們尤其希望政府當局對於陝事，能謀迅速和平的解決，實行抗日救亡的主張；希望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一麵恢複蔣先生的自由，一麵率領東北和陝中健兒，馳赴綏遠，援助我晉綏將士，用事實來表示收複失地的主張。”“我們要求停止一切現存的內戰，反對一切可能的新內戰！”“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日本帝國主義！”②《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9頁。
第二天，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又致電南京政府，表示：“當茲寇氛日亟，抗戰緊張之秋，任何內爭，均足消耗國力，授敵以可乘之機。萬懇督勵將士，繼續抗戰，而對陝事鄭重處理，務期避免內戰，庶幾各方實力，得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②。
在國民黨當局的操縱下，國內大多數媒體對西安事變發出譴責之聲。《中央日報》12月16日發表了傅斯年的署名文章《論張學良之叛亂》。《大公報》則於12月18日刊登了張季鸞撰寫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隨後，又於12月20日刊發了胡適署名的評論《張學良的叛國》。中聯社和14個省、市的報紙、新聞的機構在12月16日發表聯合聲明，稱：“在扣押蔣介石的問題上，張學良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所以全國人民應啟發他的良知，使他釋放委員長……這一問題的解決必須簡單而明確，符合正義和中國的傳統的法律，也要與孫中山先生的精神和教誨互相一致。”《張學良與閻錫山秘聞錄》，第293頁。
國際國內的強烈反響，譴責之聲多於頌揚之聲，這也是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始料不及的。張學良在1957年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曾用了10個字來形容當時全國各界的反響：“全國人心惶惶，輿論沸騰。”《張學良遺稿》，第112頁。
這種局勢的形成，固然有蔣介石個人威望的作用，但主要原因卻是由於國民黨當局蒙蔽視聽、混淆是非造成的。美國記者斯諾曾記述了西安事變發生後的情形：“南京切斷了與西北的一切通訊和交通，西北的報紙宣言都被檢察官燒了。西安整天廣播，一再聲明不向政府軍進攻，解釋他們的行動，呼籲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強有力的廣播電台進行震耳的幹擾，淹沒了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在中國，獨裁政權對於一切公共言論工具的令人吃驚的威力，從來沒有這樣有力地表現過。”《西行漫記》，第36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