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兵 諫 篇(3)
驪山搜山的行動是緊張而有秩序的。王玉瓚回憶說，接到搜山的命令後，“我隨即帶人越過飛虹橋，跑出開陽門，同官兵們一起上山搜索。這時天色微明，驪山上下盡是搜山戰士。躲藏在距五間廳500多米半山腰大石頭後麵亂草叢中的蔣介石，可能是由於又怕又冷，不時伸出頭來，窺視周圍動靜，準備翻山逃走。恰被我營手槍排的班長劉允政、翟德俊兩人發現，連聲大喊：‘蔣委員長在這兒呢！在這兒呢！’我聞聲跑去，而孫銘九已先跑到蔣躲藏的大石處。”《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90頁。
臨潼扣蔣的參加者之一，當時任張學良衛隊二營代理營長職務的商同昌回憶說：“當搜到山半坳時，一個新兵看見蔣介石的一個衛士，腳趾受傷，躺在地上；離他二三十步遠的地方，有一個坑，坑裏有人在動。這個新兵向坑旁邊打了一槍，同時喊：‘站起來！’那人站了起來。班長陳至孝一看，是蔣介石，於是，一麵大聲喊：‘蔣委員長在這裏！’一麵跑上去，見蔣介石穿著睡衣褲，臉色煞白，手被荊棘劃破，正流著血。蔣介石問陳班長叫什麽名字？陳答：‘我叫陳至孝。’蔣介石用手指指著自己的頭說：‘陳同誌，你把我打死吧！’陳說：‘我們請委員長準許我們抗日，打回老家去，我們怎能打死委員長呢？’蔣聽了以後，閉口無言，這時孫銘九跑到蔣的跟前，給蔣介石磕了一個頭說：‘委員長，你可救了我(衛二營是擔任扣蔣任務的，如果扣押不到蔣，就無法向張學良交代)。’孫請蔣下山，蔣說：‘請張副司令來。’孫不再和他？嗦，把他背起來。行了一段路以後，換別人背蔣下了山。”《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05頁。
盡管王玉瓚和商同昌的回憶中，對究竟是衛隊一營還是衛隊二營的士兵首先發現了蔣介石的說法不盡相同，但最終將蔣介石扣獲的是孫銘九，卻是確定無疑的。據詹姆斯？貝特蘭在采訪孫銘九後所寫報道說：
孫銘九向他打了招呼，總司令的第一句話是，“你是同誌，就開槍把我打死算了。”孫回答說，“我們不開槍。我們隻要求你領導抗日。”
蔣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結結巴巴地說，“把張少帥叫來，我就下山。”
“張少帥不在這裏。城裏的部隊已起義，我們是來保護你的。”
總司令聞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馬送他下山。“這裏沒有馬，”孫銘九說，“不過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蔣介石前麵蹲下。蔣介石猶豫了一會兒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這個年輕軍官的寬闊的背上。他們就這樣在軍隊護衛下下了山，等仆人送來了他的鞋子，然後在山腳下上了汽車開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孫銘九對他說，“從今開始中國必須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麽辦？……中國的唯一緊急任務就是打日本。這是東北人民的特別要求。你為什麽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紅軍？”
“我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蔣介石大聲說，“我代表國家。我認為我的政策是正確的。”《西行漫記》，第365頁。
作為當事者的蔣介石也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了自己被扣的經過：“叛部乃四出搜索，經過餘所在之穴前後二次，均未為所發覺。急聞距餘二三丈外之地有與叛兵厲聲爭執者，察其聲，知為孝鎮。時叛部搜索益急，聞岩穴上叛兵相語曰：‘此間有一服便衣者或即為委員長也。’另一叛兵曰：‘姑先擊一槍再說。’又一叛兵嗬止之曰：‘不要胡鬧。’餘乃抗聲答曰：‘餘即蔣委員長，爾等不得無禮，如爾等以餘為俘虜，即可將餘立即槍殺，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稱不敢，向天空發槍者三，高呼‘蔣委員長在此矣。’旋孫銘九營長來前，向餘長跪而泣，連言，‘請委員長下山。’餘乃知圍攻行轅者，為張之衛隊第二營也。”《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72頁。
需要補記一筆的是，蔣介石被扣之處，後來成了國民黨一些黨政軍大員們為蔣介石“歌功頌德”之地。陳立夫、陳果夫、戴季陶、陳誠、胡宗南和衛立煌等人書寫的“民族複興紀念石”、“虎穀龍岩”、“天地正氣”、“仰之彌高”、“精誠為國，乃開金石”、“正氣浩然”等墨跡先後被刊刻在虎斑石周圍的山石上。1946年，時任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並代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西安辦公廳主任的胡宗南，命令桂永清重新在虎斑石前建立了一座鋼筋水泥結構的仿古建四角亭，並將原名“正氣亭”改名“蒙難亭”。1949年5月，西安城被解放後，將此亭改稱“捉蔣亭”。1986年12月，又改稱為“兵諫亭”。
張學良聽到蔣介石被扣的消息後，立即派他的親信、少將副官長譚海前往臨潼，接蔣介石回西安。出生於1895年的譚海，字恩波，遼寧省人。他畢業於東北陸軍講武堂第二期。曾任東北軍獨立第一？五師副師長，當時是張學良的副官長。12日上午9時許，接蔣介石回西安的車從臨潼出發。第一輛車和第四輛車上是全副武裝的東北軍官兵。第二輛小車上坐著白鳳翔和劉桂五。蔣介石坐在第三輛小車。據孫銘九在《臨潼扣蔣》一文中回憶說：
在車裏，我坐在蔣的左邊，唐君堯坐在右邊；前麵是副官長譚海和司機。蔣皺著眉頭剛說出“太擠了”一句話，隨即又把話咽了回去。
車子向著西安奔馳著，蔣不斷地用手撫摸胸前，緊閉雙目，口中噓噓地呼著長氣。我問道：“今天以前的事過去了，今天以後怎麽辦？”蔣說：“你們副司令有辦法了。”
“我們副司令擁護委員長抗日。”我說。
“我也沒有不抗日呀，”蔣小聲說，“打共產黨是國策，沒有錯，是我決定的。”蔣顯然是動氣了。
我據理反駁。
他說：“你！……我是國家領袖，我是國家的最高統帥，國策是由我決定的，國策沒有錯！你不懂！”蔣此時神態改變，怒形於色。並說：“你不要再和我說話，你不要再和我說話了。”遂閉上眼睛。《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99―200頁。
至此，華清池扣蔣戰鬥結束。在這一戰鬥中，東北軍有一人負傷。蔣介石的侍從中死傷17人。其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侍衛長錢大鈞在指揮衛士拚命抵抗時，在五間廳轉角處被亂槍流彈擊傷。蔣介石的衛士中死傷人員名單，據蔣介石在12月22日日記中所記宋美齡的匯報：“侍從人員及侍衛官在華清池殉難者，有組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區隊長毛裕禮、侍衛官蔣瑞昌，及湯根良、張華、洪家榮等諸人，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傷甚重，其餘尚待調查。”《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87頁。
其中蔣孝先之被處決，卻有著一番傳奇色彩。蔣孝先在事變發生時，尚在西安，他是在西安城東十裏鋪被東北軍衛隊二營代理營長商同昌俘虜的。據商同昌回憶，當他所帶的衛隊二營第八連所乘的卡車在十裏鋪加水後，準備向臨潼方向行進時，“從西安方麵來一輛小汽車，因為我們的大汽車和部隊擋住了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邊坐著兩個人(加司機共三人)。我問：‘你們哪裏的？從哪裏來？到哪裏去？幹什麽？’中間一個人說：‘我是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要緊事。這一位是蔣和昌(也是蔣介石侄兒，當時擔任侍從室會計――引者注)。’即掏出一張名片送給我。上邊印著兩個頭銜――一行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衛長，一行是憲兵第三團團長，下邊三個字是蔣孝先。我看了以後說；‘對不起，蔣團長！我們也是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緊要事，車馬上就開。’我同蔣孝先說話以後就把營政治指導員張某某(忘了名字)找來，我告訴他說：‘這車上坐的是蔣孝先，你帶兩個士兵坐在蔣的車上，別讓他跑了，跟著我的車後邊走，扣完蔣介石再處理他。’我又領著張指導員和兩個手槍兵向蔣孝先說：‘蔣團長，我們人多，車坐不下，叫三人坐在你的車上。’這時，蔣孝先和蔣和昌麵如土色，一聲也沒有吭。張指導員叫衛兵繳了他們的槍以後，就上了車。這時大汽車上已上好水，我乘兵車先行，張指導員押著蔣孝先後邊跟著走。”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03―204、181頁。
在被押到臨潼後，蔣孝先由白鳳翔所部看押。就在臨潼搜山行動開始之際，劉多荃命令將其他被俘的蔣介石衛隊和憲兵團人員送往西安，蔣孝先也乘機坐進小車裏。據白鳳翔的副官常國賓回憶說：“劉多荃對白(鳳翔)說，還把他(指蔣孝先)送進城裏幹什麽。白對我說：‘把他弄下來給拾掇了。’我便上去把蔣孝先叫下汽車來。當他走近貴妃池外院西北角上一個小門時，進門一低頭，我便向他後麵連打了四五槍，這個惡貫滿盈的劊子手，便一命歸陰了。”②西安城裏的戰鬥
與臨潼扣蔣行動發起的幾乎同一時間，戰鬥在西安城裏也打響了。擔任西安城防司令的警備第二旅旅長孔從洲和副旅長許權中指揮所部，迅速解除了憲兵一團、保安司令部、長駐省政府的憲兵和西郊飛機場的駐軍武裝，並占領了飛機場，扣留了作戰飛機。炮兵團負責西安火車站方麵的警戒任務，警備第三旅則奔襲鹹陽，解除了萬耀煌所部第二十五軍兩個團的武裝。
特務營營長宋文梅負責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花園飯店及西北飯店的國民黨軍政大員。其中以西京招待所為重點。宋文梅回憶說：“(西京)招待所是人字形建築，中間有一個客廳，建築相當堅固。我們迅速解決了衛隊的武裝，把招待所內所有的人包括一切旅客都集合在大客廳內，讓女眷仍留在自己的房內。……一直沒有找到陳誠、萬耀煌、邵元衝。後來在大廳後麵的燒火室裏找到馬夫，得知陳誠未跑掉，是個矮個。後來班長汪國鑫找到陳誠，一查體高，隻到汪的胸部，汪抓住陳誠的衣領，像抓小雞一樣緊迫地問我：‘營長！這是不是陳誠？’陳麵色蒼白，形容尷尬，因過分驚慌，軀體無力，俯首呆立……身體肥胖的邵元衝不聽指揮越牆逃跑中了流彈，倒臥在革命公園東麵，後抬至省醫院死去。”《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08頁。
當時正住在西京招待所203房間的美國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親眼目睹了這一事件的過程。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890―1950)，出生在美國密蘇裏州奧斯古德鎮一個工人家庭。1928年12月，經蘇聯西伯利亞到達中國，任德國《法蘭克福報》駐中國記者。1929年到達上海，認識了魯迅等人。1932年協助宋慶齡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先後出版了《中國人的命運》(1932年出版)、《中國紅軍在前進》(1934年出版)。1936年10月，史沫特萊應她曾經在上海保護過的中共地下黨員、當時在張學良處擔任中共駐東北軍聯絡代表的劉鼎邀請，從上海來到西安。在西安期間，史沫特萊曾和從西北蘇區采訪歸來的美國記者斯諾親切重逢，也曾為從國民黨監獄裏逃出的著名作家丁玲奔赴蘇區而欣喜餞行。
史沫特萊用生動而形象的語言記述了自己12月12日清晨在西京招待所的經曆：
這天夜裏我不能入睡，沒有脫衣服，通宵在房子裏走來走去。我站在窗前望著黎明前的破曉。晨光熹微，我聽到一陣機關槍噠噠聲和步槍的劈啪聲大作。“好家夥，真幹開了！”我想，“藍衣社特務分子按既定方針行事了！”聽到招待所裏一陣飛跑的腳步聲時，我的心髒幾乎停止了跳動。接著是喊聲叫聲大作，步槍射擊聲就在附近的地方，門窗破裂聲，玻璃嘩啦聲，大禍臨頭、臨死前的哀號慘叫聲，女人的尖叫聲，汽車引擎突然發動聲，混成一片。
門外麵有人在用槍托捅門。坐以待斃，我心不甘。我剛退到牆角裏，就飛進三顆子彈，破門穿窗而出，玻璃粉碎，門扇捅開了一個洞，我聽到幾聲“日本鬼子”的喊叫聲，使我恐怖異常。“我的上帝呀！他們借口我是日本鬼子來殺我了！”
一個士兵的頭從門洞裏出現，鼓著眼睛，東張西望。我拚命用中國話喊：“我不是日本鬼子，我是美國人！”
背後有人把他踉踉蹌蹌地推進室內。一群年輕士兵跟在他後麵，手裏揣著步槍蜂擁入室，有的衝進洗澡間，有的捅破更衣室的門。接著又一窩蜂似的走出房間去敲打隔壁經理住的那間房門。但有兩個兵留在房子裏不走。
留在室內的兩個兵開始在房裏轉來轉去，突然間一個兵用槍托頂住我的肚子，逼我後退，靠牆而立；另一個兵把梳妝台裏的東西都翻出來了，見啥拿啥，把我的眼鏡盒、手電筒、電池等直往口袋裏裝，手舞足蹈地收拾我的羊毛衫和毛線衣。
逼我靠牆而立的那個兵隨手掀開我床頭上的枕頭，我的錢包和所有的錢都在那裏，他們兩個欣喜若狂地撲過去抓住錢包就地分錢。一個兵拿我的水筆，一個兵拿我的鉛筆劃了一陣，之後把戰利品塞進口袋，各人又從床上拿了一條毛毯，飛跑下樓而去。
我相信他們隻是趁火打劫，一心在於搶東西，於是我搖搖晃晃地走進洗澡間擰開水龍頭洗臉，然後坐下來，聽到招待所裏和附近一帶不絕於耳的奇怪的吆喝聲。兵大爺逢人衝殺橫行霸道的事我在書本上念過，但在這一場西安事變中我才親身體驗了丘八胡來的滋味。這時，恐懼心理被好奇心戰勝的我，戰戰兢兢地向大廳偷偷地看了一眼，然後又到隔壁房門外看了一眼，房間裏兩口大皮箱開著，衣服扔了滿地。《曆史現場》，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53―154頁。
令史沫特萊感到十分震驚的是，她的一位朋友、德國牙醫博士馮海伯(也有譯作赫伯特？溫施)在西安街頭被警戒的士兵誤傷致死。馮海伯博士於1936年7月，經劉鼎介紹來到西安，在七賢莊一號院開設了德國牙科博士馮海伯牙科醫院。由於馮海伯在上海時曾為張學良將軍診治過牙疾，所以這所牙科醫院受到了張學良的關照。鄧中夏烈士的夫人李夏明從上海來到西安後，也在這所牙科醫院裏工作。李夏明回憶說：“我去七賢莊時已有牙醫，他住在前院，每天給外麵人治牙病，有兩個外國人作助手和買菜燒飯。”《西安七賢莊》，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62頁。
馮海伯的牙科醫院成為紅軍在西安的秘密交通站和物資轉運站。丁玲從上海來到西安，就在這裏落腳，並由此前往蘇區。斯諾由蘇區采訪歸來後，也曾在這裏和史沫特萊、丁玲等歡聚，慶賀采訪蘇區工作的圓滿成功。
馮海伯博士的死亡過程，據美國作家珍妮斯？麥金農、斯蒂芬？麥金農所著《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所述，12月12日清晨，“當射擊和搶劫平息下來時，德國牙科醫生溫施來到了(西京)招待所大門前。當年10月，史沫特萊是在他家裏與丁玲和埃德加？斯諾重逢的。溫施被阻，不許進入招待所。但他以八點鍾與人有約為理由，堅持要進入，強行擠過門口的士兵，推門而入。士兵向他開槍，當場把他打死。史沫特萊馬上與中共地下黨員、楊虎城的高級參謀王炳南取得聯係。王炳南立即趕到現場處理此事。”《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中華書局1991年6月第1版，第218頁。
12月19日，王炳南署名在新創刊的西安《解放日報》上刊登了一則題為《牙醫博士馮海伯的葬期》的啟事。全文是：“馮博士，德國猶太人，柏林大學畢業，1931年為德國法西斯政府驅逐來中國。今春來西安，任張學良將軍牙醫顧問。得張氏幫助在西安開設牙科診所。不幸於雙十二事變中為流彈所傷，不克醫治而亡。現蒙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撫協，弟等以同學關係除承辦善後外，特選於本月21日上午10時安葬馮博士。馮博士友頗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報聲明，凡來送葬者無任歡迎。”《西安七賢莊》，第6頁。
馮海伯被安葬在西安城南小南門外附近的一座小山崗上。
在西安城內的槍聲逐漸平息下來後，坐落在西安綏靖公署北門的一些警察還在負隅頑抗。趙壽山回憶說：“約到7點半鍾，已將大部分敵人解除武裝，槍聲也停了下來，隻有新城北門外警察大隊的一連武裝尚在頑抗。我即令李振西：‘限半小時內消滅新城北門外的據點。’李如限完成了任務。到8時，西安的軍事行動全部結束。”《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41頁。
西安城內的戰鬥全麵結束，這無疑令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感到欣慰。但是在戰鬥中發生的一些破壞紀律的現象，卻引起了張學良的憂慮。在19年之後，張學良在回首西安事變時，仍發出了“驚楊(虎城)部之無紀律”《張學良遺稿》，第169頁。
的慨歎。
張學良、楊虎城同舟共濟。
在臨潼扣蔣行動和西安城內的軍事行動結束之後，西安街頭出現了無數張剛剛印刷好的“號外”。這分編號為第一號的“號外”以《張副司令、楊主任暨西北各將領對蔣委員長實行兵諫》為題，其全文是：“(一)為停止內戰，已將蔣委員長妥為保護，促其省悟。(二)已通電全國並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國會議。(三)已請南京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四)此後國是完全決諸於民意，容納各黨各派人才，共負救國責任。”《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36頁。
12月12日上午，由張學良和楊虎城領銜，向國民黨中央、南京國民政府，各省主席、各綏靖公署主任、各地軍界領導人，各救國聯合會、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和各學校發表了《對時局宣言》。在宣言上署名的有：東北軍將領於學忠、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繆？流；有西北軍將領孫蔚如、馮欽哉；有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以及被扣的軍政大員朱紹良、馬占山、陳誠、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錢大鈞、陳繼承、萬耀煌等，共19人。《對時局宣言》全文如下：
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淩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於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於後。凡屬國人，無不痛心。近來國際形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於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立謀妥協，自上海愛國冤獄暴發，世界震驚，舉國痛憤，愛國獲罪，令人發指。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嗾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一致之救國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采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以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隻求於救亡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待命之至！《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45―446頁。
隨後發布的第二號“號外”，以《張副司令楊主任暨西北各將領救國主張》為題，印發了《對時局宣言》中所提出的八項救國主張。
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消息，和張、楊提出的“八項救國主張”傳開後，古城西安成了沸騰的海洋。西安軍民30餘萬人歡欣鼓舞地走上街頭，示威遊行。城中心所在的鍾樓牆體上懸掛起“八項救國主張”的標語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宣傳畫。抗日救亡的口號聲震撼著古城的上空。
張學良在簽署《對時局宣言》後，即致電時任東北軍第五十一軍中校參謀的解方，要解方和五十一軍在蘭州響應西安的行動。解方(1908―1984)，原名解沛然，曾用名解如川。吉林東平(今東豐)人。1930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同年回國。1931年任天津保安隊偵緝隊主任兼戒嚴司令部檢查處處長。1935年起任第五十一軍參謀、副旅長、師參謀長等職。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據解方在《蘭州事變及其他》一文中回憶，張學良來電的“電文大意是，軍事會議破裂，我與楊(虎城)主任合作，已將蔣介石及中央軍的諸將領扣押，發表了八項救國主張”。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13、213―214頁。
電文還“命我轉達立即在蘭州響應西安的行動，發表聲明擁護八項主張，並立即切斷朱紹良的綏靖公署和南京政府的聯係，把中央嫡係在蘭州的軍隊、黨部、公安部隊一律繳械，將其主要人員看管起來等等”。②。
當時，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和該軍第一一三師師長李振唐、第一一四師師長牟中珩、第一一八師師長周光烈均在西安。留在蘭州的隻有軍參謀長劉忠幹和第一一三師參謀長竇光殿、第一一四師參謀長渠金秀、第一一八師參謀長劉嘉幹。解方回憶說：“我急速把張學良發來的電文麵交參謀長劉忠幹，劉讀電文大為震驚，趕緊把參謀處長張熙光找來，他們麵麵相覷之後沉默片刻，問我怎麽辦？我說這是張副司令的命令，隻有堅決執行！張熙光說：‘於軍長和三個師長都不在家，怎麽辦？’我說：‘於軍長在西安參加了張副司令發起的行動，於軍長一向忠於張副司令，於軍長在家也一定會執行張副司令的命令的。三個師長雖然不在，但是三個師的參謀長都在，根據平素考察，應該信任他們。’這樣便決定立即把三個師的參謀長和張學良部駐蘭州的聯絡參謀姚蔭庭召來，開緊急會議。會上宣讀了張學良的電報，大家都表示擁護，接著研究了具體的行動部署，決定當日黃昏立即開始行動。因為當時軍長、師長等主官都不在，蘭州事變是由軍和師的參謀長發動的，所以後來有人把蘭州事變稱為‘參謀造反’。”《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14頁。
這次所謂的“參謀造反”的軍事行動進行得幹淨利索。解方回憶說，當天“傍晚把部隊調到蘭州城郊，天一黑開始行動，分頭抄了朱紹良的綏靖公署，繳了電台、密碼和警衛部隊的槍支；抄了甘肅省國民黨黨部、公安局及蘭州的特務組織，把它們所轄的武裝部隊以及駐在蘭州東郊的中央軍第七軍的炮兵團的武裝統統繳械；把綏靖公署、省黨部、勵誌社、軍訓委員會的頭目都抓了起來，軟禁在勵誌社裏麵，馬上發表擁護張、楊將軍八項主張聲明並將情況報告張學良，同時開始了宣傳活動和組織活動。”《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14頁。
楊虎城在西安事變的當日清晨，即親自打電話要求駐防大荔一帶的第十七路軍第七軍軍長兼第四十二師師長馮欽哉，要他迅速調動部隊，搶占關中的東大門潼關。但馮欽哉卻借故拖延，不服從調動，使國民黨中央軍第二十八師師長董釗率部搶先占領了潼關，從而使關中東大門洞開，形成了對西安的威脅。
在西安事變發動的當天上午，張學良、楊虎城致電中共中央，告知了事變發動的經過，並希望派負責人前來協助工作。張學良和楊虎城還分別致電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人和各地實力派領導人，說明了西安事變的原委、經過和主張，希望得到理解和響應。
臨潼扣蔣的參加者之一，當時任張學良衛隊二營代理營長職務的商同昌回憶說：“當搜到山半坳時，一個新兵看見蔣介石的一個衛士，腳趾受傷，躺在地上；離他二三十步遠的地方，有一個坑，坑裏有人在動。這個新兵向坑旁邊打了一槍，同時喊：‘站起來！’那人站了起來。班長陳至孝一看，是蔣介石，於是，一麵大聲喊：‘蔣委員長在這裏！’一麵跑上去，見蔣介石穿著睡衣褲，臉色煞白，手被荊棘劃破，正流著血。蔣介石問陳班長叫什麽名字？陳答：‘我叫陳至孝。’蔣介石用手指指著自己的頭說：‘陳同誌，你把我打死吧！’陳說：‘我們請委員長準許我們抗日，打回老家去，我們怎能打死委員長呢？’蔣聽了以後，閉口無言，這時孫銘九跑到蔣的跟前，給蔣介石磕了一個頭說：‘委員長，你可救了我(衛二營是擔任扣蔣任務的，如果扣押不到蔣，就無法向張學良交代)。’孫請蔣下山，蔣說：‘請張副司令來。’孫不再和他？嗦，把他背起來。行了一段路以後，換別人背蔣下了山。”《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05頁。
盡管王玉瓚和商同昌的回憶中，對究竟是衛隊一營還是衛隊二營的士兵首先發現了蔣介石的說法不盡相同，但最終將蔣介石扣獲的是孫銘九，卻是確定無疑的。據詹姆斯？貝特蘭在采訪孫銘九後所寫報道說：
孫銘九向他打了招呼，總司令的第一句話是，“你是同誌，就開槍把我打死算了。”孫回答說，“我們不開槍。我們隻要求你領導抗日。”
蔣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結結巴巴地說，“把張少帥叫來，我就下山。”
“張少帥不在這裏。城裏的部隊已起義，我們是來保護你的。”
總司令聞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馬送他下山。“這裏沒有馬，”孫銘九說，“不過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蔣介石前麵蹲下。蔣介石猶豫了一會兒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這個年輕軍官的寬闊的背上。他們就這樣在軍隊護衛下下了山，等仆人送來了他的鞋子，然後在山腳下上了汽車開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孫銘九對他說，“從今開始中國必須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麽辦？……中國的唯一緊急任務就是打日本。這是東北人民的特別要求。你為什麽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紅軍？”
“我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蔣介石大聲說，“我代表國家。我認為我的政策是正確的。”《西行漫記》，第365頁。
作為當事者的蔣介石也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了自己被扣的經過：“叛部乃四出搜索，經過餘所在之穴前後二次，均未為所發覺。急聞距餘二三丈外之地有與叛兵厲聲爭執者，察其聲，知為孝鎮。時叛部搜索益急，聞岩穴上叛兵相語曰：‘此間有一服便衣者或即為委員長也。’另一叛兵曰：‘姑先擊一槍再說。’又一叛兵嗬止之曰：‘不要胡鬧。’餘乃抗聲答曰：‘餘即蔣委員長，爾等不得無禮，如爾等以餘為俘虜，即可將餘立即槍殺，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稱不敢，向天空發槍者三，高呼‘蔣委員長在此矣。’旋孫銘九營長來前，向餘長跪而泣，連言，‘請委員長下山。’餘乃知圍攻行轅者，為張之衛隊第二營也。”《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72頁。
需要補記一筆的是，蔣介石被扣之處，後來成了國民黨一些黨政軍大員們為蔣介石“歌功頌德”之地。陳立夫、陳果夫、戴季陶、陳誠、胡宗南和衛立煌等人書寫的“民族複興紀念石”、“虎穀龍岩”、“天地正氣”、“仰之彌高”、“精誠為國，乃開金石”、“正氣浩然”等墨跡先後被刊刻在虎斑石周圍的山石上。1946年，時任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並代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西安辦公廳主任的胡宗南，命令桂永清重新在虎斑石前建立了一座鋼筋水泥結構的仿古建四角亭，並將原名“正氣亭”改名“蒙難亭”。1949年5月，西安城被解放後，將此亭改稱“捉蔣亭”。1986年12月，又改稱為“兵諫亭”。
張學良聽到蔣介石被扣的消息後，立即派他的親信、少將副官長譚海前往臨潼，接蔣介石回西安。出生於1895年的譚海，字恩波，遼寧省人。他畢業於東北陸軍講武堂第二期。曾任東北軍獨立第一？五師副師長，當時是張學良的副官長。12日上午9時許，接蔣介石回西安的車從臨潼出發。第一輛車和第四輛車上是全副武裝的東北軍官兵。第二輛小車上坐著白鳳翔和劉桂五。蔣介石坐在第三輛小車。據孫銘九在《臨潼扣蔣》一文中回憶說：
在車裏，我坐在蔣的左邊，唐君堯坐在右邊；前麵是副官長譚海和司機。蔣皺著眉頭剛說出“太擠了”一句話，隨即又把話咽了回去。
車子向著西安奔馳著，蔣不斷地用手撫摸胸前，緊閉雙目，口中噓噓地呼著長氣。我問道：“今天以前的事過去了，今天以後怎麽辦？”蔣說：“你們副司令有辦法了。”
“我們副司令擁護委員長抗日。”我說。
“我也沒有不抗日呀，”蔣小聲說，“打共產黨是國策，沒有錯，是我決定的。”蔣顯然是動氣了。
我據理反駁。
他說：“你！……我是國家領袖，我是國家的最高統帥，國策是由我決定的，國策沒有錯！你不懂！”蔣此時神態改變，怒形於色。並說：“你不要再和我說話，你不要再和我說話了。”遂閉上眼睛。《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99―200頁。
至此，華清池扣蔣戰鬥結束。在這一戰鬥中，東北軍有一人負傷。蔣介石的侍從中死傷17人。其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侍衛長錢大鈞在指揮衛士拚命抵抗時，在五間廳轉角處被亂槍流彈擊傷。蔣介石的衛士中死傷人員名單，據蔣介石在12月22日日記中所記宋美齡的匯報：“侍從人員及侍衛官在華清池殉難者，有組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區隊長毛裕禮、侍衛官蔣瑞昌，及湯根良、張華、洪家榮等諸人，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傷甚重，其餘尚待調查。”《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87頁。
其中蔣孝先之被處決，卻有著一番傳奇色彩。蔣孝先在事變發生時，尚在西安，他是在西安城東十裏鋪被東北軍衛隊二營代理營長商同昌俘虜的。據商同昌回憶，當他所帶的衛隊二營第八連所乘的卡車在十裏鋪加水後，準備向臨潼方向行進時，“從西安方麵來一輛小汽車，因為我們的大汽車和部隊擋住了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邊坐著兩個人(加司機共三人)。我問：‘你們哪裏的？從哪裏來？到哪裏去？幹什麽？’中間一個人說：‘我是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要緊事。這一位是蔣和昌(也是蔣介石侄兒，當時擔任侍從室會計――引者注)。’即掏出一張名片送給我。上邊印著兩個頭銜――一行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衛長，一行是憲兵第三團團長，下邊三個字是蔣孝先。我看了以後說；‘對不起，蔣團長！我們也是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緊要事，車馬上就開。’我同蔣孝先說話以後就把營政治指導員張某某(忘了名字)找來，我告訴他說：‘這車上坐的是蔣孝先，你帶兩個士兵坐在蔣的車上，別讓他跑了，跟著我的車後邊走，扣完蔣介石再處理他。’我又領著張指導員和兩個手槍兵向蔣孝先說：‘蔣團長，我們人多，車坐不下，叫三人坐在你的車上。’這時，蔣孝先和蔣和昌麵如土色，一聲也沒有吭。張指導員叫衛兵繳了他們的槍以後，就上了車。這時大汽車上已上好水，我乘兵車先行，張指導員押著蔣孝先後邊跟著走。”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03―204、181頁。
在被押到臨潼後，蔣孝先由白鳳翔所部看押。就在臨潼搜山行動開始之際，劉多荃命令將其他被俘的蔣介石衛隊和憲兵團人員送往西安，蔣孝先也乘機坐進小車裏。據白鳳翔的副官常國賓回憶說：“劉多荃對白(鳳翔)說，還把他(指蔣孝先)送進城裏幹什麽。白對我說：‘把他弄下來給拾掇了。’我便上去把蔣孝先叫下汽車來。當他走近貴妃池外院西北角上一個小門時，進門一低頭，我便向他後麵連打了四五槍，這個惡貫滿盈的劊子手，便一命歸陰了。”②西安城裏的戰鬥
與臨潼扣蔣行動發起的幾乎同一時間，戰鬥在西安城裏也打響了。擔任西安城防司令的警備第二旅旅長孔從洲和副旅長許權中指揮所部，迅速解除了憲兵一團、保安司令部、長駐省政府的憲兵和西郊飛機場的駐軍武裝，並占領了飛機場，扣留了作戰飛機。炮兵團負責西安火車站方麵的警戒任務，警備第三旅則奔襲鹹陽，解除了萬耀煌所部第二十五軍兩個團的武裝。
特務營營長宋文梅負責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花園飯店及西北飯店的國民黨軍政大員。其中以西京招待所為重點。宋文梅回憶說：“(西京)招待所是人字形建築，中間有一個客廳，建築相當堅固。我們迅速解決了衛隊的武裝，把招待所內所有的人包括一切旅客都集合在大客廳內，讓女眷仍留在自己的房內。……一直沒有找到陳誠、萬耀煌、邵元衝。後來在大廳後麵的燒火室裏找到馬夫，得知陳誠未跑掉，是個矮個。後來班長汪國鑫找到陳誠，一查體高，隻到汪的胸部，汪抓住陳誠的衣領，像抓小雞一樣緊迫地問我：‘營長！這是不是陳誠？’陳麵色蒼白，形容尷尬，因過分驚慌，軀體無力，俯首呆立……身體肥胖的邵元衝不聽指揮越牆逃跑中了流彈，倒臥在革命公園東麵，後抬至省醫院死去。”《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08頁。
當時正住在西京招待所203房間的美國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親眼目睹了這一事件的過程。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890―1950)，出生在美國密蘇裏州奧斯古德鎮一個工人家庭。1928年12月，經蘇聯西伯利亞到達中國，任德國《法蘭克福報》駐中國記者。1929年到達上海，認識了魯迅等人。1932年協助宋慶齡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先後出版了《中國人的命運》(1932年出版)、《中國紅軍在前進》(1934年出版)。1936年10月，史沫特萊應她曾經在上海保護過的中共地下黨員、當時在張學良處擔任中共駐東北軍聯絡代表的劉鼎邀請，從上海來到西安。在西安期間，史沫特萊曾和從西北蘇區采訪歸來的美國記者斯諾親切重逢，也曾為從國民黨監獄裏逃出的著名作家丁玲奔赴蘇區而欣喜餞行。
史沫特萊用生動而形象的語言記述了自己12月12日清晨在西京招待所的經曆：
這天夜裏我不能入睡，沒有脫衣服，通宵在房子裏走來走去。我站在窗前望著黎明前的破曉。晨光熹微，我聽到一陣機關槍噠噠聲和步槍的劈啪聲大作。“好家夥，真幹開了！”我想，“藍衣社特務分子按既定方針行事了！”聽到招待所裏一陣飛跑的腳步聲時，我的心髒幾乎停止了跳動。接著是喊聲叫聲大作，步槍射擊聲就在附近的地方，門窗破裂聲，玻璃嘩啦聲，大禍臨頭、臨死前的哀號慘叫聲，女人的尖叫聲，汽車引擎突然發動聲，混成一片。
門外麵有人在用槍托捅門。坐以待斃，我心不甘。我剛退到牆角裏，就飛進三顆子彈，破門穿窗而出，玻璃粉碎，門扇捅開了一個洞，我聽到幾聲“日本鬼子”的喊叫聲，使我恐怖異常。“我的上帝呀！他們借口我是日本鬼子來殺我了！”
一個士兵的頭從門洞裏出現，鼓著眼睛，東張西望。我拚命用中國話喊：“我不是日本鬼子，我是美國人！”
背後有人把他踉踉蹌蹌地推進室內。一群年輕士兵跟在他後麵，手裏揣著步槍蜂擁入室，有的衝進洗澡間，有的捅破更衣室的門。接著又一窩蜂似的走出房間去敲打隔壁經理住的那間房門。但有兩個兵留在房子裏不走。
留在室內的兩個兵開始在房裏轉來轉去，突然間一個兵用槍托頂住我的肚子，逼我後退，靠牆而立；另一個兵把梳妝台裏的東西都翻出來了，見啥拿啥，把我的眼鏡盒、手電筒、電池等直往口袋裏裝，手舞足蹈地收拾我的羊毛衫和毛線衣。
逼我靠牆而立的那個兵隨手掀開我床頭上的枕頭，我的錢包和所有的錢都在那裏，他們兩個欣喜若狂地撲過去抓住錢包就地分錢。一個兵拿我的水筆，一個兵拿我的鉛筆劃了一陣，之後把戰利品塞進口袋，各人又從床上拿了一條毛毯，飛跑下樓而去。
我相信他們隻是趁火打劫，一心在於搶東西，於是我搖搖晃晃地走進洗澡間擰開水龍頭洗臉，然後坐下來，聽到招待所裏和附近一帶不絕於耳的奇怪的吆喝聲。兵大爺逢人衝殺橫行霸道的事我在書本上念過，但在這一場西安事變中我才親身體驗了丘八胡來的滋味。這時，恐懼心理被好奇心戰勝的我，戰戰兢兢地向大廳偷偷地看了一眼，然後又到隔壁房門外看了一眼，房間裏兩口大皮箱開著，衣服扔了滿地。《曆史現場》，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53―154頁。
令史沫特萊感到十分震驚的是，她的一位朋友、德國牙醫博士馮海伯(也有譯作赫伯特？溫施)在西安街頭被警戒的士兵誤傷致死。馮海伯博士於1936年7月，經劉鼎介紹來到西安，在七賢莊一號院開設了德國牙科博士馮海伯牙科醫院。由於馮海伯在上海時曾為張學良將軍診治過牙疾，所以這所牙科醫院受到了張學良的關照。鄧中夏烈士的夫人李夏明從上海來到西安後，也在這所牙科醫院裏工作。李夏明回憶說：“我去七賢莊時已有牙醫，他住在前院，每天給外麵人治牙病，有兩個外國人作助手和買菜燒飯。”《西安七賢莊》，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62頁。
馮海伯的牙科醫院成為紅軍在西安的秘密交通站和物資轉運站。丁玲從上海來到西安，就在這裏落腳，並由此前往蘇區。斯諾由蘇區采訪歸來後，也曾在這裏和史沫特萊、丁玲等歡聚，慶賀采訪蘇區工作的圓滿成功。
馮海伯博士的死亡過程，據美國作家珍妮斯？麥金農、斯蒂芬？麥金農所著《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所述，12月12日清晨，“當射擊和搶劫平息下來時，德國牙科醫生溫施來到了(西京)招待所大門前。當年10月，史沫特萊是在他家裏與丁玲和埃德加？斯諾重逢的。溫施被阻，不許進入招待所。但他以八點鍾與人有約為理由，堅持要進入，強行擠過門口的士兵，推門而入。士兵向他開槍，當場把他打死。史沫特萊馬上與中共地下黨員、楊虎城的高級參謀王炳南取得聯係。王炳南立即趕到現場處理此事。”《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中華書局1991年6月第1版，第218頁。
12月19日，王炳南署名在新創刊的西安《解放日報》上刊登了一則題為《牙醫博士馮海伯的葬期》的啟事。全文是：“馮博士，德國猶太人，柏林大學畢業，1931年為德國法西斯政府驅逐來中國。今春來西安，任張學良將軍牙醫顧問。得張氏幫助在西安開設牙科診所。不幸於雙十二事變中為流彈所傷，不克醫治而亡。現蒙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撫協，弟等以同學關係除承辦善後外，特選於本月21日上午10時安葬馮博士。馮博士友頗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報聲明，凡來送葬者無任歡迎。”《西安七賢莊》，第6頁。
馮海伯被安葬在西安城南小南門外附近的一座小山崗上。
在西安城內的槍聲逐漸平息下來後，坐落在西安綏靖公署北門的一些警察還在負隅頑抗。趙壽山回憶說：“約到7點半鍾，已將大部分敵人解除武裝，槍聲也停了下來，隻有新城北門外警察大隊的一連武裝尚在頑抗。我即令李振西：‘限半小時內消滅新城北門外的據點。’李如限完成了任務。到8時，西安的軍事行動全部結束。”《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41頁。
西安城內的戰鬥全麵結束，這無疑令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感到欣慰。但是在戰鬥中發生的一些破壞紀律的現象，卻引起了張學良的憂慮。在19年之後，張學良在回首西安事變時，仍發出了“驚楊(虎城)部之無紀律”《張學良遺稿》，第169頁。
的慨歎。
張學良、楊虎城同舟共濟。
在臨潼扣蔣行動和西安城內的軍事行動結束之後，西安街頭出現了無數張剛剛印刷好的“號外”。這分編號為第一號的“號外”以《張副司令、楊主任暨西北各將領對蔣委員長實行兵諫》為題，其全文是：“(一)為停止內戰，已將蔣委員長妥為保護，促其省悟。(二)已通電全國並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國會議。(三)已請南京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四)此後國是完全決諸於民意，容納各黨各派人才，共負救國責任。”《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36頁。
12月12日上午，由張學良和楊虎城領銜，向國民黨中央、南京國民政府，各省主席、各綏靖公署主任、各地軍界領導人，各救國聯合會、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和各學校發表了《對時局宣言》。在宣言上署名的有：東北軍將領於學忠、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繆？流；有西北軍將領孫蔚如、馮欽哉；有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以及被扣的軍政大員朱紹良、馬占山、陳誠、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錢大鈞、陳繼承、萬耀煌等，共19人。《對時局宣言》全文如下：
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淩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於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於後。凡屬國人，無不痛心。近來國際形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於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立謀妥協，自上海愛國冤獄暴發，世界震驚，舉國痛憤，愛國獲罪，令人發指。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嗾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一致之救國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采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以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隻求於救亡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待命之至！《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45―446頁。
隨後發布的第二號“號外”，以《張副司令楊主任暨西北各將領救國主張》為題，印發了《對時局宣言》中所提出的八項救國主張。
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消息，和張、楊提出的“八項救國主張”傳開後，古城西安成了沸騰的海洋。西安軍民30餘萬人歡欣鼓舞地走上街頭，示威遊行。城中心所在的鍾樓牆體上懸掛起“八項救國主張”的標語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宣傳畫。抗日救亡的口號聲震撼著古城的上空。
張學良在簽署《對時局宣言》後，即致電時任東北軍第五十一軍中校參謀的解方，要解方和五十一軍在蘭州響應西安的行動。解方(1908―1984)，原名解沛然，曾用名解如川。吉林東平(今東豐)人。1930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同年回國。1931年任天津保安隊偵緝隊主任兼戒嚴司令部檢查處處長。1935年起任第五十一軍參謀、副旅長、師參謀長等職。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據解方在《蘭州事變及其他》一文中回憶，張學良來電的“電文大意是，軍事會議破裂，我與楊(虎城)主任合作，已將蔣介石及中央軍的諸將領扣押，發表了八項救國主張”。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13、213―214頁。
電文還“命我轉達立即在蘭州響應西安的行動，發表聲明擁護八項主張，並立即切斷朱紹良的綏靖公署和南京政府的聯係，把中央嫡係在蘭州的軍隊、黨部、公安部隊一律繳械，將其主要人員看管起來等等”。②。
當時，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和該軍第一一三師師長李振唐、第一一四師師長牟中珩、第一一八師師長周光烈均在西安。留在蘭州的隻有軍參謀長劉忠幹和第一一三師參謀長竇光殿、第一一四師參謀長渠金秀、第一一八師參謀長劉嘉幹。解方回憶說：“我急速把張學良發來的電文麵交參謀長劉忠幹，劉讀電文大為震驚，趕緊把參謀處長張熙光找來，他們麵麵相覷之後沉默片刻，問我怎麽辦？我說這是張副司令的命令，隻有堅決執行！張熙光說：‘於軍長和三個師長都不在家，怎麽辦？’我說：‘於軍長在西安參加了張副司令發起的行動，於軍長一向忠於張副司令，於軍長在家也一定會執行張副司令的命令的。三個師長雖然不在，但是三個師的參謀長都在，根據平素考察，應該信任他們。’這樣便決定立即把三個師的參謀長和張學良部駐蘭州的聯絡參謀姚蔭庭召來，開緊急會議。會上宣讀了張學良的電報，大家都表示擁護，接著研究了具體的行動部署，決定當日黃昏立即開始行動。因為當時軍長、師長等主官都不在，蘭州事變是由軍和師的參謀長發動的，所以後來有人把蘭州事變稱為‘參謀造反’。”《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14頁。
這次所謂的“參謀造反”的軍事行動進行得幹淨利索。解方回憶說，當天“傍晚把部隊調到蘭州城郊，天一黑開始行動，分頭抄了朱紹良的綏靖公署，繳了電台、密碼和警衛部隊的槍支；抄了甘肅省國民黨黨部、公安局及蘭州的特務組織，把它們所轄的武裝部隊以及駐在蘭州東郊的中央軍第七軍的炮兵團的武裝統統繳械；把綏靖公署、省黨部、勵誌社、軍訓委員會的頭目都抓了起來，軟禁在勵誌社裏麵，馬上發表擁護張、楊將軍八項主張聲明並將情況報告張學良，同時開始了宣傳活動和組織活動。”《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14頁。
楊虎城在西安事變的當日清晨，即親自打電話要求駐防大荔一帶的第十七路軍第七軍軍長兼第四十二師師長馮欽哉，要他迅速調動部隊，搶占關中的東大門潼關。但馮欽哉卻借故拖延，不服從調動，使國民黨中央軍第二十八師師長董釗率部搶先占領了潼關，從而使關中東大門洞開，形成了對西安的威脅。
在西安事變發動的當天上午，張學良、楊虎城致電中共中央，告知了事變發動的經過，並希望派負責人前來協助工作。張學良和楊虎城還分別致電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人和各地實力派領導人，說明了西安事變的原委、經過和主張，希望得到理解和響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