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求 索 篇(3)
一個星期之後，楊虎城在新城西安綏靖公署駐地會見了汪鋒。據汪鋒回憶說，楊虎城當時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十七路軍許多人認為紅軍不講信用。他(楊虎城)說：我部孫蔚如駐防漢中，一度和紅四方麵軍有過來往。但是紅四方麵軍無故地攻擊漢中地區，我部許多人至今還有不滿情緒。第二個問題：十七路軍警(三)旅旅長張漢民是共產黨員，(國民黨)中央一再指責我，陳立夫對我也親自談過。我認為張(漢民)有魄力、能幹，沒有理他們的指責。但是紅二十五軍徐海東部在柞水(時屬藍田縣)九間房設伏襲擊，並把張漢民殺害了，這是我們很不滿的。第三個問題：你們紅軍主力北上抗日，主張聯合一切抗日部隊，這個主張很好，但是如何幫助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呢？”②③《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42―643、644、645頁。
汪鋒分別回答了這些問題，並提出了紅軍同第十七路軍互不進攻，聯合抗日的談判內容。汪鋒回憶說：“楊虎城先生在談話中多次暗示十七路軍上下官兵都是齊心的，能夠聽他的話。但對談判的具體內容沒有表示明確態度。從楊(虎城)的語氣和神態看來，他對聯合抗日，互不進攻是讚成的，對這次談話也是滿意的。”②在會談結束時，楊虎城向汪鋒表示，將指定時任他的機要秘書的王菊人和軍法處處長張依中繼續與汪鋒談。
此後，汪鋒到西安南門內大湘子廟街杜斌丞的寓所拜會了杜斌丞。汪鋒從杜斌丞處得知，他交給楊虎城的毛澤東致杜斌丞先生的親筆信並沒有轉到杜斌丞手上。杜斌丞估計可能是被楊(虎城)先生扣了。③在談話中，杜斌丞提出了張漢民被錯殺一事，並說朋友們都很關心這件事的真相。《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45頁。
汪鋒向杜斌丞進行了解釋。但是，這些解釋並沒有能最後拂去杜斌丞心頭的疑慮。八個多月之後，杜斌丞在和毛澤東派往第十七路軍的聯絡代表張文彬談話時，仍然提出了這個問題。據張文彬1936年9月8日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我已與杜(斌丞)見過一麵，他表現很好，除願向楊(虎城)方推動外，並可向孫(蔚如)等盡力推動。”③《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03―104頁。
張文彬寫道：“據杜(斌丞)談，張漢明(民)原是十七路(軍)內認為最‘左’傾的分子，終為紅軍所殺。又曾一次，渠(指杜斌丞)又派一學生到漢中與張(國燾)、徐(向前)交涉，亦被殺等事，在十七路(軍)中有很不好印象，楊(虎城)、孫(蔚如)等現在猶恐我方不能遵守信義，深望我方注意。”③。
根據時任楊虎城機要秘書王菊人的回憶：“楊(虎城)與汪(鋒)談過後，曾和某幾個人商量過。他對汪(鋒)的來曆不敢相信，毛澤東的信會不會是蔣介石方麵為了偵察楊(虎城)的態度的假信？為此，他通知在天津的南漢宸，請他派一個中共黨員到陝北問一下汪鋒的真實情況。”陝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回憶楊虎城將軍》，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191頁。
南漢宸(1895―1967)，山西省洪洞縣人。1910年加入同盟會，次年參加了辛亥革命太原起義。192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皖北特委書記，其公開身份是國民革命軍第十軍軍事政治學校校長。1930年10月，隨楊虎城部入陝，任陝西省政府秘書長。1932年冬，因遭到國民黨政府通緝，逃到日本。1933年8月回國。曾任吉鴻昌等組織的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委員會秘書長。1935年7月，由上海返回天津，在中共北方局聯絡局工作，主持情報和兵暴運動等方麵的工作。早在汪鋒前來西安之前，南漢宸就約自己的好友、時任第十七路軍交際處處長的申伯純來天津，希望申伯純向楊虎城提出紅軍與第十七路軍溝通的辦法。
申伯純(1898―1973)，北京豐台人。早年參加西北軍。1931年出任陝西省政府民政廳秘書主任。1933年任楊虎城駐北平代表。1935年任西安綏靖公署、第十七路軍交際處處長。申伯純於11月前往南京，向正在出席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楊虎城轉達了南漢宸提出的六條建議：雙方停戰，互不侵犯，互派代表，開放交通，購買物資，建立秘密交通站。《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74頁。
楊虎城派往天津與南漢宸進行聯絡的是時任陝西省政府科長的崔孟博。崔孟博(1903―1955)，陝西西安人。1920年考入天津南開中學。1922年參加陝西旅京學生進步團體共進社。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共青團天津地委委員。1927年赴廣州，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敗後回到陝西，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負責宣傳工作。1928年12月被捕入獄。出獄後，任職於《中山日報》和陝西省政府。崔孟博到天津後，適逢南漢宸不在天津，中共北方局便派擔任中共北方局情報部部長的王世英與崔孟博一同前往西安。
王世英(1905―1968)，山西省洪洞縣人。1921年考入太原國民師範學校。1925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1926年11月畢業後，擔任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第三中隊分隊長和黨支部委員。次年3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教導師第一團黨代表辦公室主任。同年冬，任中共皖北特委委員、亳州特分委委員。1931年2月，曾在楊虎城部任副營長。同年10月到達上海。1935年10月到達天津，任中共北方局情報部部長。王世英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親自和楊虎城商談聯合抗日的具體辦法；二是取道西安赴陝北，向黨中央匯報幾年來白區工作的情況。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陝西省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主編：《中共陝西曆史人物傳》第4卷，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19頁。
王世英隨崔孟博於1936年2月間到達西安。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在請示楊虎城後，將王世英秘密安置在楊虎城的九府街(今為青年路)的公館。
止園的中心建築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三層小樓。1930年，楊虎城以3000元銀洋買下此地，並建成官邸，取名“紫園”，以應“紫氣東來”之意。紫園坐北麵南，樓前為花園，正門兩側有小片響竹林，環境幽雅。1933年5月，楊虎城被免去陝西省政府主席一職後，為排泄心中的憤懣之情，遂改“紫園”之名為“止園”，以表“僅止於斯”之意。楊虎城還讓蒲城同鄉、著名書法家寇遐為“止園”題額，懸掛於止園正門上方。
根據與楊虎城商量好的辦法，王菊人將王世英安置在止園會客廳東側的一間房子裏，將門反鎖。王菊人又到新城西安綏靖公署駐地，將鑰匙交給楊虎城。中午，楊虎城返回止園休息。待警衛人員離開後，遂將王世英所在房間的房門打開，開始了與王世英的秘密會談。
關於這次秘密會談，據王菊人回憶說：“王世英等到陝西後，楊(虎城)向他表明了願同紅軍合作抗日的願望，請王(世英)問明汪鋒的來曆，約王(世英)回來後再次見麵。”《回憶楊虎城將軍》，第191頁。
在王世英與楊虎城秘密會談的幾天之後，王世英作為“第十七路軍高參”，被送往西安北門之外。而汪鋒則以“中央大員”趙仲遠的化名，與王世英在北關一間房屋內會麵了。楊虎城送給他們兩人500元作為路費，並對沿途的安全進行了周密的安排。王世英和汪鋒於2月中旬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
就在此後不久，共產黨人王炳南也回到了西安。王炳南(1906―1988)，陝西乾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楊虎城資助下，赴日本留學。1931年前往德國留學，曾任中共旅德支部負責人，國際反帝大同盟東方部主任。九一八事變後，在德國創辦並主編《明星》雜誌，宣傳抗日救國主張，並任旅歐華僑反帝同盟主席。1935年，在英國倫敦與獲得柏林大學哲學博士的王安娜(1907―1989)結婚。1936年1月，根據共產國際的安排，王炳南攜妻子王安娜離開柏林回國，於2月到達西安，在楊虎城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
王世英到達瓦窯堡後，遂前往紅軍東征前線。3月中旬，王世英在山西隰縣大麥郊地區(今屬交口縣)，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等匯報了中共北方局同南京國民黨方麵接觸的情況，以及北方局做十七路軍工作的情況。王世英還匯報了2月份他同楊虎城達成的四項協定：
(一)在共同抗日原則下，紅軍與十七路軍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協定，雙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時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槍，打假仗，以應付環境。
(二)雙方互派代表，設立電台，互通情況。
(三)十七路軍在適當地點設立交通站，幫助紅軍運輸必要的物資和掩護中共人員的往來。
(四)雙方同時做抗日準備工作，先從對部隊進行抗日教育開始。②③⑤⑥《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8、308、310、310、310頁。
在聽取王世英的匯報後，中共中央同意王世英和楊虎城商定的各項原則。②。
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瓦窯堡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張浩、李維漢等。會議主要討論了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問題。周恩來介紹了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情況，說楊虎城過去和我們有關係，這兩支軍隊不僅有可能聯合反蔣，而且可能聯合陝甘其他部隊及孫殿英、宋哲元等。③張聞天在會議上指出，楊虎城能在其內部保存我們的同誌，這在國民黨軍閥中“是很少的”。我們可以誠懇地同他談判，“困難可設法同他解決，表示對他好意”，“他受威脅時可配合行動。”《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10頁。
會議認為楊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應真誠地同他談判。會議決定加強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這兩支部隊的工作。⑤。
會後，王世英來到西安，將中共中央的意見轉告楊虎城，並請楊虎城注意搞好和東北軍的關係。⑥據王菊人回憶：“王世英自紅區回到西安後，再次和楊(虎城)見了麵。經過幾次商量，共同的意見是：十七路軍為了同紅軍合作抗日，要訓練骨幹力量；雙方維持原防，互不侵犯；給予紅軍在十七路軍防區的人員來往、物資運輸以便利；紅軍應多方麵對各雜牌軍(當時指的是陝北綏德的八十四師和榆林的八十六師――原注)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等等。王世英證明了汪鋒的身份。”《回憶楊虎城將軍》，第191頁。
在此前後，受共產國際指示在楊虎城部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王炳南，也通過各種方式向楊虎城進行共同抗日的宣傳，使楊虎城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正確主張的認識和理解。
經過多方麵的努力，中國共產黨與第十七路軍的關係已初步得到了確定，紅軍與第十七路軍接觸地帶，也在無形之中形成了停戰和互不侵犯的狀態。
紅一方麵軍出師東征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於1935年12月23日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第二天，毛澤東和周恩來即致電彭德懷、楊尚昆、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左權，下達了關於東征的行動計劃，指出：中央討論了戰略方針，作戰原則及行動計劃，通過了軍委的報告。關於行動方向，如(在富縣)東村時所定。要求以40天為期，完成渡黃河東征的準備工作。②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9、504―505、506頁。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了東征山西的方針和準備工作。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了敵我力量對比情況。毛澤東在作結論時強調首先要打勝仗，才能創造蘇區；還對新兵的補充和訓練，幹部的訓練和配備，槍支彈藥的修造，被服、食鹽的供應等各項準備工作，提出具體任務和要求。②。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舉行常委會議，討論行動方針和組織分工問題。會議決定：彭德懷、林育英(張浩)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林育英、何凱豐(何克全)隨紅軍主力行動；周恩來、秦邦憲、鄧發組成中央局，周恩來任書記，主持後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後可參加會議。③。
1月19日，西北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簽署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東進抗日及討伐叛國賊閻錫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前進道路，同日本直接開火；命令陝甘蘇區的抗日紅軍和遊擊隊、赤衛軍、少先隊，堅決保衛陝甘蘇區，擴大陝甘蘇區這個抗日戰爭的根據地；命令黃河兩岸的抗日紅軍、遊擊隊和民眾，奮勇過河東去，在河東發展抗日根據地，配合紅軍主力打大勝仗。《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07頁。
在這一命令簽署後，為嚴守行動秘密，直至2月12日紅一方麵軍主力東渡黃河以前才予以公布。
在中共中央和西北軍委領導人為東征進行周密安排和部署的同時，中共中央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聯絡與談判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開展著。為了加強對這兩支部隊和一切願意或可能與紅軍聯合抗日的其他地方實力派的工作，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博古(秦邦憲)，於1月26日署名頒發了西北辦事處《關於成立外交部的命令》，命令全文是：“為加強對外連(聯)絡、宣傳、外交等事宜，以貫徹及實現本政府最近主張之組織抗戰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起見，特在西北辦事處下設立外交部，並以博古同誌兼任外交部長。此令！”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36頁。
西北辦事處外交部的成立，為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實施，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證。
在秦邦憲簽署《關於成立外交部的命令》的當天，也就是1月26日，毛澤東離開瓦窯堡，前往延長縣城。這一天，是農曆丙子年正月初三日。
毛澤東離開瓦窯堡後，經馮家坪、文安驛(均屬延川縣)、後段家河(屬延長縣)，於1月29日到達延長城。1月31日，毛澤東在延長城主持召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彭德懷、楊尚昆、葉劍英、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等。會議進一步討論了戰略方針和東征戰役問題。毛澤東在發言中反複說明東征討伐閻錫山，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對我們有利，指出：我們執行的是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希望通過東征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陝北根據地連接，也解決紅軍的給養和擴大等問題。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08―509頁。
毛澤東在補充發言中說：一定要保證黃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進退有據。②。
在這次會議上，正式宣布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總司令彭德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總參謀長葉劍英、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組織部長黃克誠、敵軍工作部部長李濤、民運部長劉曉、宣傳部長陸定一、後勤部長楊立三。
2月4日，毛澤東和彭德懷離開延長縣城，經延川縣境，前往清澗袁家溝。在此前後，張聞天由瓦窯堡啟程，趕到清澗，與毛澤東等匯合。
毛澤東在袁家溝偵察渡口情況，督促渡河準備工作期間，適逢大雪。毛澤東詩興遄發，寫下了千古名篇《沁園春？雪》。
汪鋒分別回答了這些問題，並提出了紅軍同第十七路軍互不進攻，聯合抗日的談判內容。汪鋒回憶說：“楊虎城先生在談話中多次暗示十七路軍上下官兵都是齊心的，能夠聽他的話。但對談判的具體內容沒有表示明確態度。從楊(虎城)的語氣和神態看來，他對聯合抗日，互不進攻是讚成的，對這次談話也是滿意的。”②在會談結束時，楊虎城向汪鋒表示，將指定時任他的機要秘書的王菊人和軍法處處長張依中繼續與汪鋒談。
此後，汪鋒到西安南門內大湘子廟街杜斌丞的寓所拜會了杜斌丞。汪鋒從杜斌丞處得知，他交給楊虎城的毛澤東致杜斌丞先生的親筆信並沒有轉到杜斌丞手上。杜斌丞估計可能是被楊(虎城)先生扣了。③在談話中，杜斌丞提出了張漢民被錯殺一事，並說朋友們都很關心這件事的真相。《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45頁。
汪鋒向杜斌丞進行了解釋。但是，這些解釋並沒有能最後拂去杜斌丞心頭的疑慮。八個多月之後，杜斌丞在和毛澤東派往第十七路軍的聯絡代表張文彬談話時，仍然提出了這個問題。據張文彬1936年9月8日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我已與杜(斌丞)見過一麵，他表現很好，除願向楊(虎城)方推動外，並可向孫(蔚如)等盡力推動。”③《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03―104頁。
張文彬寫道：“據杜(斌丞)談，張漢明(民)原是十七路(軍)內認為最‘左’傾的分子，終為紅軍所殺。又曾一次，渠(指杜斌丞)又派一學生到漢中與張(國燾)、徐(向前)交涉，亦被殺等事，在十七路(軍)中有很不好印象，楊(虎城)、孫(蔚如)等現在猶恐我方不能遵守信義，深望我方注意。”③。
根據時任楊虎城機要秘書王菊人的回憶：“楊(虎城)與汪(鋒)談過後，曾和某幾個人商量過。他對汪(鋒)的來曆不敢相信，毛澤東的信會不會是蔣介石方麵為了偵察楊(虎城)的態度的假信？為此，他通知在天津的南漢宸，請他派一個中共黨員到陝北問一下汪鋒的真實情況。”陝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回憶楊虎城將軍》，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191頁。
南漢宸(1895―1967)，山西省洪洞縣人。1910年加入同盟會，次年參加了辛亥革命太原起義。192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皖北特委書記，其公開身份是國民革命軍第十軍軍事政治學校校長。1930年10月，隨楊虎城部入陝，任陝西省政府秘書長。1932年冬，因遭到國民黨政府通緝，逃到日本。1933年8月回國。曾任吉鴻昌等組織的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委員會秘書長。1935年7月，由上海返回天津，在中共北方局聯絡局工作，主持情報和兵暴運動等方麵的工作。早在汪鋒前來西安之前，南漢宸就約自己的好友、時任第十七路軍交際處處長的申伯純來天津，希望申伯純向楊虎城提出紅軍與第十七路軍溝通的辦法。
申伯純(1898―1973)，北京豐台人。早年參加西北軍。1931年出任陝西省政府民政廳秘書主任。1933年任楊虎城駐北平代表。1935年任西安綏靖公署、第十七路軍交際處處長。申伯純於11月前往南京，向正在出席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楊虎城轉達了南漢宸提出的六條建議：雙方停戰，互不侵犯，互派代表，開放交通，購買物資，建立秘密交通站。《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74頁。
楊虎城派往天津與南漢宸進行聯絡的是時任陝西省政府科長的崔孟博。崔孟博(1903―1955)，陝西西安人。1920年考入天津南開中學。1922年參加陝西旅京學生進步團體共進社。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共青團天津地委委員。1927年赴廣州，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敗後回到陝西，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負責宣傳工作。1928年12月被捕入獄。出獄後，任職於《中山日報》和陝西省政府。崔孟博到天津後，適逢南漢宸不在天津，中共北方局便派擔任中共北方局情報部部長的王世英與崔孟博一同前往西安。
王世英(1905―1968)，山西省洪洞縣人。1921年考入太原國民師範學校。1925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1926年11月畢業後，擔任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第三中隊分隊長和黨支部委員。次年3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教導師第一團黨代表辦公室主任。同年冬，任中共皖北特委委員、亳州特分委委員。1931年2月，曾在楊虎城部任副營長。同年10月到達上海。1935年10月到達天津，任中共北方局情報部部長。王世英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親自和楊虎城商談聯合抗日的具體辦法；二是取道西安赴陝北，向黨中央匯報幾年來白區工作的情況。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陝西省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主編：《中共陝西曆史人物傳》第4卷，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19頁。
王世英隨崔孟博於1936年2月間到達西安。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在請示楊虎城後，將王世英秘密安置在楊虎城的九府街(今為青年路)的公館。
止園的中心建築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三層小樓。1930年，楊虎城以3000元銀洋買下此地，並建成官邸，取名“紫園”，以應“紫氣東來”之意。紫園坐北麵南，樓前為花園，正門兩側有小片響竹林，環境幽雅。1933年5月，楊虎城被免去陝西省政府主席一職後，為排泄心中的憤懣之情，遂改“紫園”之名為“止園”，以表“僅止於斯”之意。楊虎城還讓蒲城同鄉、著名書法家寇遐為“止園”題額，懸掛於止園正門上方。
根據與楊虎城商量好的辦法，王菊人將王世英安置在止園會客廳東側的一間房子裏，將門反鎖。王菊人又到新城西安綏靖公署駐地，將鑰匙交給楊虎城。中午，楊虎城返回止園休息。待警衛人員離開後，遂將王世英所在房間的房門打開，開始了與王世英的秘密會談。
關於這次秘密會談，據王菊人回憶說：“王世英等到陝西後，楊(虎城)向他表明了願同紅軍合作抗日的願望，請王(世英)問明汪鋒的來曆，約王(世英)回來後再次見麵。”《回憶楊虎城將軍》，第191頁。
在王世英與楊虎城秘密會談的幾天之後，王世英作為“第十七路軍高參”，被送往西安北門之外。而汪鋒則以“中央大員”趙仲遠的化名，與王世英在北關一間房屋內會麵了。楊虎城送給他們兩人500元作為路費，並對沿途的安全進行了周密的安排。王世英和汪鋒於2月中旬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
就在此後不久，共產黨人王炳南也回到了西安。王炳南(1906―1988)，陝西乾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楊虎城資助下，赴日本留學。1931年前往德國留學，曾任中共旅德支部負責人，國際反帝大同盟東方部主任。九一八事變後，在德國創辦並主編《明星》雜誌，宣傳抗日救國主張，並任旅歐華僑反帝同盟主席。1935年，在英國倫敦與獲得柏林大學哲學博士的王安娜(1907―1989)結婚。1936年1月，根據共產國際的安排，王炳南攜妻子王安娜離開柏林回國，於2月到達西安，在楊虎城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
王世英到達瓦窯堡後，遂前往紅軍東征前線。3月中旬，王世英在山西隰縣大麥郊地區(今屬交口縣)，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等匯報了中共北方局同南京國民黨方麵接觸的情況，以及北方局做十七路軍工作的情況。王世英還匯報了2月份他同楊虎城達成的四項協定：
(一)在共同抗日原則下，紅軍與十七路軍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協定，雙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時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槍，打假仗，以應付環境。
(二)雙方互派代表，設立電台，互通情況。
(三)十七路軍在適當地點設立交通站，幫助紅軍運輸必要的物資和掩護中共人員的往來。
(四)雙方同時做抗日準備工作，先從對部隊進行抗日教育開始。②③⑤⑥《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8、308、310、310、310頁。
在聽取王世英的匯報後，中共中央同意王世英和楊虎城商定的各項原則。②。
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瓦窯堡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張浩、李維漢等。會議主要討論了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問題。周恩來介紹了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情況，說楊虎城過去和我們有關係，這兩支軍隊不僅有可能聯合反蔣，而且可能聯合陝甘其他部隊及孫殿英、宋哲元等。③張聞天在會議上指出，楊虎城能在其內部保存我們的同誌，這在國民黨軍閥中“是很少的”。我們可以誠懇地同他談判，“困難可設法同他解決，表示對他好意”，“他受威脅時可配合行動。”《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10頁。
會議認為楊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應真誠地同他談判。會議決定加強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這兩支部隊的工作。⑤。
會後，王世英來到西安，將中共中央的意見轉告楊虎城，並請楊虎城注意搞好和東北軍的關係。⑥據王菊人回憶：“王世英自紅區回到西安後，再次和楊(虎城)見了麵。經過幾次商量，共同的意見是：十七路軍為了同紅軍合作抗日，要訓練骨幹力量；雙方維持原防，互不侵犯；給予紅軍在十七路軍防區的人員來往、物資運輸以便利；紅軍應多方麵對各雜牌軍(當時指的是陝北綏德的八十四師和榆林的八十六師――原注)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等等。王世英證明了汪鋒的身份。”《回憶楊虎城將軍》，第191頁。
在此前後，受共產國際指示在楊虎城部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王炳南，也通過各種方式向楊虎城進行共同抗日的宣傳，使楊虎城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正確主張的認識和理解。
經過多方麵的努力，中國共產黨與第十七路軍的關係已初步得到了確定，紅軍與第十七路軍接觸地帶，也在無形之中形成了停戰和互不侵犯的狀態。
紅一方麵軍出師東征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於1935年12月23日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第二天，毛澤東和周恩來即致電彭德懷、楊尚昆、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左權，下達了關於東征的行動計劃，指出：中央討論了戰略方針，作戰原則及行動計劃，通過了軍委的報告。關於行動方向，如(在富縣)東村時所定。要求以40天為期，完成渡黃河東征的準備工作。②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9、504―505、506頁。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了東征山西的方針和準備工作。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了敵我力量對比情況。毛澤東在作結論時強調首先要打勝仗，才能創造蘇區；還對新兵的補充和訓練，幹部的訓練和配備，槍支彈藥的修造，被服、食鹽的供應等各項準備工作，提出具體任務和要求。②。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舉行常委會議，討論行動方針和組織分工問題。會議決定：彭德懷、林育英(張浩)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林育英、何凱豐(何克全)隨紅軍主力行動；周恩來、秦邦憲、鄧發組成中央局，周恩來任書記，主持後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後可參加會議。③。
1月19日，西北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簽署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東進抗日及討伐叛國賊閻錫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前進道路，同日本直接開火；命令陝甘蘇區的抗日紅軍和遊擊隊、赤衛軍、少先隊，堅決保衛陝甘蘇區，擴大陝甘蘇區這個抗日戰爭的根據地；命令黃河兩岸的抗日紅軍、遊擊隊和民眾，奮勇過河東去，在河東發展抗日根據地，配合紅軍主力打大勝仗。《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07頁。
在這一命令簽署後，為嚴守行動秘密，直至2月12日紅一方麵軍主力東渡黃河以前才予以公布。
在中共中央和西北軍委領導人為東征進行周密安排和部署的同時，中共中央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聯絡與談判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開展著。為了加強對這兩支部隊和一切願意或可能與紅軍聯合抗日的其他地方實力派的工作，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博古(秦邦憲)，於1月26日署名頒發了西北辦事處《關於成立外交部的命令》，命令全文是：“為加強對外連(聯)絡、宣傳、外交等事宜，以貫徹及實現本政府最近主張之組織抗戰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起見，特在西北辦事處下設立外交部，並以博古同誌兼任外交部長。此令！”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36頁。
西北辦事處外交部的成立，為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實施，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證。
在秦邦憲簽署《關於成立外交部的命令》的當天，也就是1月26日，毛澤東離開瓦窯堡，前往延長縣城。這一天，是農曆丙子年正月初三日。
毛澤東離開瓦窯堡後，經馮家坪、文安驛(均屬延川縣)、後段家河(屬延長縣)，於1月29日到達延長城。1月31日，毛澤東在延長城主持召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彭德懷、楊尚昆、葉劍英、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等。會議進一步討論了戰略方針和東征戰役問題。毛澤東在發言中反複說明東征討伐閻錫山，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對我們有利，指出：我們執行的是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希望通過東征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陝北根據地連接，也解決紅軍的給養和擴大等問題。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08―509頁。
毛澤東在補充發言中說：一定要保證黃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進退有據。②。
在這次會議上，正式宣布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總司令彭德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總參謀長葉劍英、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組織部長黃克誠、敵軍工作部部長李濤、民運部長劉曉、宣傳部長陸定一、後勤部長楊立三。
2月4日，毛澤東和彭德懷離開延長縣城，經延川縣境，前往清澗袁家溝。在此前後，張聞天由瓦窯堡啟程，趕到清澗，與毛澤東等匯合。
毛澤東在袁家溝偵察渡口情況，督促渡河準備工作期間，適逢大雪。毛澤東詩興遄發，寫下了千古名篇《沁園春？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