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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求 索 篇(2)

  第二天,毛澤東又致電彭德懷,提出去洛川同東北軍進行談判的代表從前方選派,要彭德懷即刻印刷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政治決議案,由高福源、伍修權去洛川帶給王以哲等人。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05、505―506頁。

  當天,彭德懷複電毛澤東,談判人選改派李克農,由他帶發電密碼本同高福源去洛川。②擔任紅軍與東北軍談判的代表李克農(1899―1962)是安徽巢縣人。192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上海市滬中區委宣傳委員。1930年春調入中共中央特科,從事秘密工作。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曆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紅一方麵軍政治保衛局局長。李克農是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長征途中,任中央縱隊駐地的衛戍司令。到達陝北後,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

  1月19日,李克農與高福源到達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部駐地洛川縣城。

  當天,毛澤東同彭德懷聯名致電王以哲轉張學良,電文指出:華北五省危機加深,“日本滅亡中國之行動均得到南京政府蔣介石之讚助與擁護”。電文希望張學良和王以哲“不為奸人謠言所動,脅利所屈,堅持聯合抗日之立場”。《彭德懷年譜》,第137頁。

  第二天,毛澤東就同東北軍談判問題致電彭德懷即轉李克農,電報指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我方願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於成。”電報還要求李克農“向彼方指出,東北軍如不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求出路,則前途是很危險的”。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07頁。

  電報還指出,彼方誠意抗日反蔣,我方可暗示許諾幫助在西北建立穩定局麵。④《彭德懷年譜》,第137頁。

  在收到毛澤東這份“萬萬火急”之電文後,彭德懷立即將電報轉發給李克農。

  當天晚上,李克農與張學良在洛川舉行了會談。③。

  1月21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提出李克農與東北軍談判時應注意的幾項原則:凡對抗日表示誠意,不問其黨派、軍隊、團體以及個人過去行為如何,均表示歡迎;目前共產黨在政治上領導著中國民族革命,以求得民族獨立、領土完整,而不是在政權機關的專政,抗日聯軍總司令誠推張學良將軍負責;凡阻礙友軍抗日行動者,紅軍須以實力幫助解決。④。

  當天,李克農從洛川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報告了同張學良談判中了解到的情況。電報說:張學良表示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東北軍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張者不乏其人,對“剿共”態度消沉,願意目前各守原防,恢複通商。《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4―305頁。

  此後,李克農離開洛川,返回甘泉紅一方麵軍司令部駐地。

  為了進一步推動東北軍與紅軍聯合抗日,1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和彭德懷等20位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為紅軍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指出:“中國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是願意與任何抗日的武裝隊伍聯合起來,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去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我們願意首先同東北軍共同實現這一主張,為全中國人民抗日的先鋒。”《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08頁。

  這一書信還提出了關於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具體辦法,建議互派代表共同協商。

  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精心部署下,經過多方努力,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與東北軍終於建立起了互相溝通的聯係渠道,為最終停止內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致函楊虎城:“既達三秦,願求同誌”。

  中共中央在積極爭取與張學良的東北軍取得聯係的同時,還進一步加強了與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和共產黨有過聯係的楊虎城將軍的聯係工作。

  楊虎城(1893―1949),原名?、虎臣,號虎城。陝西蒲城縣人。15歲時即在家鄉組織以打富濟貧為宗旨的中秋會。辛亥革命時,曾率會眾參加陝西民軍,與清軍作戰。1915年參加陝西護國軍。次年任陝西陸軍第三混成團第一營營長。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先後任陝西靖國軍左翼軍第五遊擊隊司令、第三路第一支隊司令。1924年1月加入中國國民黨。次年起先後任陝北國民軍前敵總指揮、國民軍第三軍第三師師長。1926年4月起,與國民軍第二軍李虎臣聯合堅守西安城達八個月之久,粉碎了劉鎮華率領的鎮嵩軍的圍困,被譽之為“二虎守長安”。直至馮玉祥派國民聯軍解圍。1927年起,先後任國民聯軍第十路軍總司令、第二集團軍第十軍軍長、第二集團軍暫編第二十一師師長等職。1929年夏,楊虎城棄馮玉祥而宣布擁護蔣介石,被任命為新編第十四師師長。1930年3月,其部改編為陸軍第十七師,楊虎城仍任師長。中原大戰後,任第七軍軍長。同年9月,任討逆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10月起,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7月,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軍總指揮。1933年5月,蔣介石免去楊虎城所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一職,委任原甘肅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為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仍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並兼任陝西省保衛委員會主任。陝西各縣民團均為陝西省保衛委員會指揮。為了削弱楊虎城的力量,蔣介石於1934年10月,將楊部第十七師四十九旅改編為新編第五師,調往河南,脫離第十七路軍的建製。從1934年12月起,楊虎城奉命堵截“圍剿”長征北上的紅二十五軍,但屢遭敗仗。紅二十五軍先後打敗了楊虎城所部陝西警備第一旅和警備第三旅。為此蔣介石曾多次嚴厲責備楊虎城。1935年4月,楊虎城被授予陸軍二級上將。張學良到陝後,其部屢遭紅軍重創,更使楊虎城感到苦悶和彷徨。但當時楊虎城部下中還保留了一批革命分子,如共產黨員閻揆要、童陸生等。楊虎城和南漢宸等共產黨員也保持著聯係。就連楊虎城的夫人謝葆真,也是一名共產黨員。謝葆真(1913―1947),原名謝寶珍。陝西西安人。1927年考入西安中山學院婦女運動班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楊虎城部從事政治宣傳工作。1928年與楊虎城結婚。

  為了建立與楊虎城的聯係,毛澤東決定將曾在第十七路軍中從事過軍運工作的汪鋒由瓦窯堡調來紅一方麵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富縣北道德塬上的東村。

  汪鋒(1910―1998),陝西省藍田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冬任藍田縣學聯主席、團委書記。參加了渭華暴動。1932年8月起,任中共陝西省委軍委書記,負責在楊虎城所部第十七路軍及陝西地方保安團隊中黨的秘密工作。後任紅二十六軍代理政治委員兼第二團黨委書記、代理政治委員,中共陝西省委特派員兼陝南特委書記。1934年7月,調往上海中央局軍委工作。1935年春,奉上海中央局委派返回陝南,聯係楊虎城部隊中的共產黨員及紅軍第二十五軍。但被紅二十五軍政治保衛局錯誤拘禁。同年9月,隨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陝北,被錯誤關押。11月30日,張聞天在瓦窯堡主持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會議宣讀了中央《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會後,汪鋒離開瓦窯堡,前往富縣東村。汪鋒在題為《爭取楊虎城十七路軍聯合抗日的談判經過》的回憶文章中寫道:“在我到達前總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約我談話。我懷著極其興奮的心情去見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個群眾住的土窯裏。毛主席見到我先問了陝北許多同誌的情況,然後談到了將要分配我去做的工作。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紅軍同十七路軍談判,爭取他們同紅軍互不進攻,聯合抗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638頁。

  在談話中,汪鋒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所了解的第十七路軍和楊虎城將軍等人的情況。

  12月5日,毛澤東在富縣東村一孔簡陋的土窯洞裏,揮毫寫下了以毛澤東、彭德懷署名的致楊虎城的信函。信函的主要內容如下:

  乃聞閣下之孫(蔚如)、馮(欽哉)兩師,亦由陝南向陝北開進,誠不識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則敝軍並無問鼎長安之謀。如言進攻紅軍,則不計何立中、劉翰東、牛元峰、沈克等之慘敗,寧不計唐嗣桐、張漢民之覆轍?如言陝西,則閣下臥榻之側,眈眈者究是何人?蔣介石40餘團久已深入陝甘,張學良主力近更陸續入陝。邵力子手無寸鐵,閣下已為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國或張學良手下任何一人,則閣下之綏靖主任、地方權力,當有存乎?馮欽哉已為蔣介石拉去,孫蔚如能保其不為馮欽哉第二乎?如言國家,則今日者,乃亡國滅種之日也。凡屬愛國誌士、革命軍人,應如何泣血椎心,一致奮起,為抗日討蔣而戰。蓋日本帝國主義實我民族國家之世仇,而蔣介石則通國人民之公敵。日本而無蔣介石,則吞並華北滅亡中國之詭計不得售,蔣介石而無日本,則其叛國家戮民眾禍軍隊排異己之奸謀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蔣,勢無偏廢。建義旗於國中,申天討於禹域,驅除強寇,四萬萬具有同心,誅戮神奸,千百年同茲快舉。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俱奮,行程二萬,所為何來,既達三秦,願求同誌。倘得閣下一軍,聯鑣並進,則河山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前軍之力。鄙人等更願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隻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與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此政府應有適合民心統一意誌之十大綱領,具見12月1日蘇維埃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所發宣言。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來蘇區商洽一切。重關百二,誰雲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雲在望。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風雨同舟,願聞明教。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84―85頁。

  毛澤東和彭德懷在信中提到的唐嗣桐是楊虎城所部陝西警備第一旅旅長,畢業於黃埔軍校,是一個頑固的反共分子。1935年7月2日,紅二十五軍主力在山陽縣袁家溝口與陝西警備第一旅發生激戰,將警備一旅全部殲滅,斃傷官兵300餘人,旅長唐嗣桐以下1400餘人被俘,繳獲各種槍支1600餘枝。唐嗣桐後被處死。

  而毛澤東和彭德懷信中提到的張漢民卻是一名共產黨員。張漢民(1903―1935),山西稷山人。1924年到陝北安邊(今屬定邊縣)楊虎城創辦的教導隊學習,先後任楊虎城部教導營副隊長、炮兵營副營長。1925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任楊虎城軍事政治隊隊長、西安中山軍事學校總隊長。1928年春,在三原縣被以“共黨疑”罪名逮捕。後經中共黨組織和友人營救獲釋,返回原籍。1929年春重返楊虎城部,先後任楊虎城的隨從副官、連長、教導大隊中隊長、衛士營長、警衛團長。1932年被中共中央軍委任命為陝甘特派員,負責搜集陝甘地區的軍事情報。張漢民還在自己的部隊中主持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紅軍之友社。1935年2月,警衛團擴編為警備第三旅,張漢民任旅長。3月23日,張漢民收到西安綏靖公署急電,要他堵擊紅二十五軍於寧陝以東地區。當時警三旅所部第八團駐西安、旅部僅帶第七團和第九團,即由鎮安東進,“尾隨”紅二十五軍。4月9日,警備第三旅在藍田縣九間房(今屬柞水縣九間房鄉)遭到紅二十五軍伏擊,大部被殲,張漢民等幾十名中共黨員被俘。一個多月後,紅二十五軍“在處理九間房戰鬥的俘虜時,錯將我黨地下黨員張漢民(警三旅旅長)等同誌當作反革命分子處決,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1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113頁。

  10年之後,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追認張漢民為革命烈士。

  楊虎城對張漢民的共產黨員身份是了解的,但卻給了他以很大的信任。由於警備第三旅的被殲,特別是張漢民的被殺,使楊虎城對紅軍和共產黨產生了戒懼心理。

  由於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同誌初到陝北,對這一情況尚不完全了解,因此在致楊虎城信中出現了將反共分子唐嗣桐和共產黨員張漢民相提並論的“寧不計唐嗣桐、張漢民之覆轍”之句。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信杜斌丞先生,希望他為組成聯合戰線“挺身而幹”。杜斌丞(1888―1947),原名丕功,字斌丞,後以字行。陝西米脂人。1917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回到陝西。次年擔任榆林中學校長。1926年任陝西省政府清鄉局局長。1930年11月,出任楊虎城的高級參議和陝西省政府參議。後任甘肅省政府秘書長。當時擔任第十七路軍總參議。

  毛澤東在致杜斌丞先生的信中寫道:“從汪鋒同誌知先生不忘情於革命,甚感事也。時至今日,論全國,論西北,論陝西,均舍抗日反蔣無第二條出路。”“為公之計,誠宜急與敝方取一致行動,組成聯合戰線,敝方願在互不攻擊的初步條件下,與(楊)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圖存之根本大計。”“如得先生居中策劃,以共同作戰對付公敵為目標,則敝軍甚願與(楊)虎城先生成立諒解,逐漸進到共組抗日聯軍、國防政府之步驟。先生為西北領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幹,是在今日。”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5頁。

  毛澤東在致杜斌丞先生的信中還特別寫道:“甘肅鄧君寶珊,亦為絕無出路之人,敝軍亦願與發生關係。”②鄧寶珊(1891―1968),名瑜,字寶珊,以字行。甘肅天水人。1910年7月加入中國同盟會。後參與組建陝西靖國軍。後任國民軍第二軍第七師師長、國民聯軍駐陝司令部副總司令、第八方麵軍總司令等職。1932年2月任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肅行署主任。當時任陸軍新編第一軍軍長。

  毛澤東還寫了一封致鄧寶珊的信函。

  12月6日,毛澤東離開富縣東村,前往瓦窯堡。在此之後,汪鋒帶著毛澤東分別致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的親筆信,離開東村,經張村驛等地,於12月中旬到達西安。

  汪鋒的西安之行並不順利。據汪鋒回憶說:“楊虎城見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後,讓十七路軍軍法處處長張依中接待我。此人曾參加過革命,渭華暴動時,我們曾經認識。後來,他消極了,但還認識我,表現特別親熱。他們把我安置在西華門軍法處看守所住。張依中向(看守所)所長吳懷仁介紹,我係十七路軍的特情人員,是被紅軍俘虜後逃回來的,需要審查以後才能複職。看守所所長(吳懷仁)是一個年近六十的老獄吏,習慣於逢迎。他看到我同他的長官平出平入,便盡量向我獻殷勤,安排我住在一個較好的房間裏,每天單獨開飯,極表關懷。我名義上雖然是‘犯人’,實際上卻是比較自由的,可以到張依中、吳懷仁的辦公室裏去閑談,了解情況。”《從國內戰爭到共同抗日》,第6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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