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在中國現代曆史上，具有傳奇色彩的西安事變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曆史事件。西安事變的發生，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現代曆史的發展軌跡，也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大政黨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正因為如此，對這一曆史事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給予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僅僅兩個多月後，毛澤東就指出：“西安事變爆發，國家處於重大危險麵前，其危險性就在日本必然乘機進攻，其得和平解決，實是如天之福。”《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1頁。
又過了八年多的時間，在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全麵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論述說：“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內部主張抗日的兩派愛國分子――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合起來，勇敢地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對日妥協和對內屠殺的反動政策，舉行了有名的西安事變。同時，國民黨內的其他愛國分子，也不滿意國民黨當局的當時政策。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當局被迫地放棄了內戰政策，承認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37頁。
蔣介石在1937年2月為《西安半月記》所寫的《引言》中說：“去年12月12日西安之變，事起倉促，震驚中樞，幾搖國本。”“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墜於一旦。”遠方編：《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270頁。
12年之後，當風雨飄搖之中的蔣介石集團在大陸的統治行將崩潰之際，“下野”之後隱居浙江奉化溪口的蔣介石，於1949年1月下旬對前來請示關於李宗仁代總統命令國防部保密局釋放張學良、楊虎城事宜的毛人鳳說：“如果張（學良）、楊（虎城）當年聽我的話，不鬧西安事變，那我軍早就把共產黨消滅了。”羅元錚主編：《中華民國實錄》第4卷《鍾山風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4045―4046頁。
曆史不能假設。已經發生了的曆史事件，是一定曆史背景下的產物。西安事變也概莫能外。盡管這一事件有其突發性和偶然性，但卻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國際國內政治軍事“大氣候”的孕育並催生下的必然結果。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和蔣介石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使東北大片國土迅速淪喪於侵略者之鐵蹄下。全國各階層愛國人士對此無不痛心疾首，義憤填膺，一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迅速在全國各地興起。1935年的華北事變，更使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在這種情況下，1935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盡管已經開始提出抗日的問題，但是仍然遮遮掩掩，不願下最後之決心。日本對中國的武力侵略，也引起了美國、英國和蘇聯等國的高度關注，並采取措施，以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擴張相抗衡。
日本帝國主義無止境的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為主要矛盾，促使中國國內政治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也使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迅速形成了高潮。在這一曆史背景下，經過長征到達西北根據地的中共中央適時地對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進行了認真地分析，製定出適合新形勢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下，具有愛國民主思想的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響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從而初步實現了西北地區抗日力量聯合的局麵。西北地區紅軍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三位一體”聯合局麵的初步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發生。
而與此同時，蔣介石集團一方麵通過各種途徑和中國共產黨進行接觸和談判，另一方麵又頑固堅持最後以武力“剿滅”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使國共兩黨的秘密接觸和初步談判進展遲緩。而蔣介石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采取的利用與脅迫兩手並舉的政策，既危及到了這兩支部隊的生存，又直接促使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不得不以“兵諫”的方式，發動了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後，在國際國內引起了強烈而複雜的反響。麵對著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的嚴重局麵，中國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為重，獨立自主地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在張學良將軍、楊虎城將軍和國民黨內有識之士的配合下，中國共產黨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並在隨後的善後事宜上，及時解決了一係列的棘手問題，基本上保持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成果。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從此之後，十年內戰的局麵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一洗百年屈辱。
西安事變這一曆史事件發生在70年前。70年來，關於這一曆史事件的專著、論文、回憶錄，以至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可謂汗牛充棟。但是，由於研究者和著作者所處的立場、角度不同，因之互相？牾之處在所難免。而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大量檔案資料的逐步公開，又為研究者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野，也使我們重新審視和回眸這一曆史事件成為可能。
本書力求真實、客觀、公正地再現這一曆史事件，並以資料性、嚴肅性、科學性和可讀性為目標。而我們是否達到了動機與效果的統一，還有待廣大讀者的品評。目錄目錄
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僅僅兩個多月後，毛澤東就指出：“西安事變爆發，國家處於重大危險麵前，其危險性就在日本必然乘機進攻，其得和平解決，實是如天之福。”《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1頁。
又過了八年多的時間，在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全麵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論述說：“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內部主張抗日的兩派愛國分子――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合起來，勇敢地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對日妥協和對內屠殺的反動政策，舉行了有名的西安事變。同時，國民黨內的其他愛國分子，也不滿意國民黨當局的當時政策。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當局被迫地放棄了內戰政策，承認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37頁。
蔣介石在1937年2月為《西安半月記》所寫的《引言》中說：“去年12月12日西安之變，事起倉促，震驚中樞，幾搖國本。”“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墜於一旦。”遠方編：《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270頁。
12年之後，當風雨飄搖之中的蔣介石集團在大陸的統治行將崩潰之際，“下野”之後隱居浙江奉化溪口的蔣介石，於1949年1月下旬對前來請示關於李宗仁代總統命令國防部保密局釋放張學良、楊虎城事宜的毛人鳳說：“如果張（學良）、楊（虎城）當年聽我的話，不鬧西安事變，那我軍早就把共產黨消滅了。”羅元錚主編：《中華民國實錄》第4卷《鍾山風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4045―4046頁。
曆史不能假設。已經發生了的曆史事件，是一定曆史背景下的產物。西安事變也概莫能外。盡管這一事件有其突發性和偶然性，但卻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國際國內政治軍事“大氣候”的孕育並催生下的必然結果。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和蔣介石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使東北大片國土迅速淪喪於侵略者之鐵蹄下。全國各階層愛國人士對此無不痛心疾首，義憤填膺，一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迅速在全國各地興起。1935年的華北事變，更使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在這種情況下，1935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盡管已經開始提出抗日的問題，但是仍然遮遮掩掩，不願下最後之決心。日本對中國的武力侵略，也引起了美國、英國和蘇聯等國的高度關注，並采取措施，以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擴張相抗衡。
日本帝國主義無止境的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為主要矛盾，促使中國國內政治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也使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迅速形成了高潮。在這一曆史背景下，經過長征到達西北根據地的中共中央適時地對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進行了認真地分析，製定出適合新形勢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下，具有愛國民主思想的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響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從而初步實現了西北地區抗日力量聯合的局麵。西北地區紅軍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三位一體”聯合局麵的初步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發生。
而與此同時，蔣介石集團一方麵通過各種途徑和中國共產黨進行接觸和談判，另一方麵又頑固堅持最後以武力“剿滅”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使國共兩黨的秘密接觸和初步談判進展遲緩。而蔣介石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采取的利用與脅迫兩手並舉的政策，既危及到了這兩支部隊的生存，又直接促使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不得不以“兵諫”的方式，發動了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後，在國際國內引起了強烈而複雜的反響。麵對著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的嚴重局麵，中國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為重，獨立自主地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在張學良將軍、楊虎城將軍和國民黨內有識之士的配合下，中國共產黨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並在隨後的善後事宜上，及時解決了一係列的棘手問題，基本上保持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成果。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從此之後，十年內戰的局麵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一洗百年屈辱。
西安事變這一曆史事件發生在70年前。70年來，關於這一曆史事件的專著、論文、回憶錄，以至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可謂汗牛充棟。但是，由於研究者和著作者所處的立場、角度不同，因之互相？牾之處在所難免。而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大量檔案資料的逐步公開，又為研究者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野，也使我們重新審視和回眸這一曆史事件成為可能。
本書力求真實、客觀、公正地再現這一曆史事件，並以資料性、嚴肅性、科學性和可讀性為目標。而我們是否達到了動機與效果的統一，還有待廣大讀者的品評。目錄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