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沉浮

第9章

　　十

　　曆史往往是在不經意中創造的，一九七八年，當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二十一戶農民，為了吃飽肚子，冒著莫大風險，將土地承包下去的時候，誰也沒想到這是在創造曆史，更沒想到這些農民同誌實際上已為一場前無古人的偉大改革破了題。

　　經過兩年的爭論和試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全國推行了，文山是一九八一年具體落實的。當時的政策是，土地承包合同一簽五年。趙安邦作為文山古龍縣劉集公社黨委書記，參預了大包幹的實施過程，深切體會到了一代農民心靈的顫動。錢惠人的父親三老爹簽過合同後，蹲在自家承包的八畝六分地裏，一夜沒回家，回家後就對錢惠人說：“黨的政策好哇，到底把地包給咱了，莊稼人看見亮了！”

　　錢惠人時任公社黨委副書記，分管民兵訓練和治安，工作一直幹得很不錯，可家裏包了八畝六分地後，立馬變了個樣，公社院裏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白日黑夜和他父親三老爹泡在自家的承包地裏，氣得趙安邦幾次在黨委會上批小農思想。在趙安邦看來，錢惠人骨子裏就是個隻注意眼前利益的農民，和那些農民們一樣，都把這五年承包期當成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致富機遇，似乎這種機遇是天上掉餡餅，一旦抓不住，餡餅就沒了。這種心態也不奇怪，當時畢竟還是八十年代初，一切都在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未來的路到底怎麽走，誰心裏也沒有數。但錢惠人畢竟不是一般農民，到底在自家的八畝六分地上發現了真理，他第一個提出：把土地分給農民！

　　這是一九八五年發生的事。這年五月，趙安邦由時任縣委書記，其後升任地委副書記的白天明提名推薦，出任了古龍縣主管農業的副縣長，錢惠人繼任劉集鄉黨委書記。也正是那一年，土地的第一輪承包到期，第二輪承包即將開始。

　　就在這節骨眼上，錢惠人坐著鄉政府的破吉普，跑到縣城招待所，向主管副縣長趙安邦做了個匯報，先大談了一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怎麽發生了巨大威力，鄉裏的農業形勢如何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繼而，試探著提出，“趙縣長，這……這地還繼續包下去嗎？咱……咱們能不能思想解放些，幹脆把地分給農民算了！”

　　趙安邦大吃一驚，“把土地分給農民？錢胖子，你該不是喝多了吧？把土地承包給農民和分給農民，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這連想都不能想，知道不？”

　　錢惠人不服氣，“怎麽就不能想呢？中央說了，現在就是要解放思想！”

　　趙安邦根本聽不進去，手直擺，“這和解放思想無關，地委、縣委都不會考慮的！你在我這兒說說也就算了，和別人這麽四處胡說，小心縣委擼了你的烏紗帽！”

　　如果錢惠人就此被嚇回去，如果沒有一個多月後縣委關於承包年限的爭執，沒有白天明大膽解放思想的指示，也許就沒有那場分地風波了，新來的省委書記劉煥章也不會注意到他。可那天錢惠人沒被嚇回去，仍堅持要試著搞“二次土改”。

　　錢惠人說了許多理由，“趙縣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吧？既然實踐證明地在農民手上年年大豐收，為啥就不能分呢？咱們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時，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為號召的！現在隻把地包給農民，農民都不放心，擔心政策會變！隨著承包到期，都不往地上下力了。劉集鄉去年和今年雖然都豐收，產量可不如頭三年了！不是自己的地，都不愛惜，連我爹都不用農家肥，隻用化肥。有些人家做得更絕，從去年開始就用鹽水澆地了。這麽下去不得了啊，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全板結了，變成鹽堿地了，咱們又是個農業大國，總得有個長遠的打算是不是？”

　　這些情況，趙安邦實際上都清楚，過去他是公社黨委書記，如今是管農業的副縣長，怎麽可能不知道這種情況呢？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裏召開的一次農業會議上提出，希望第二輪承包的期限能適當延長。可話還沒說完，就挨了主管副省長的好一頓批評。因此，他便把這情況如實和錢惠人說了：“……惠人，你想想，省裏連延長承包期都不同意，怎麽能允許分地呢？你不想讓我幹這副縣長了？”

　　錢惠人當即譏諷說：“趙縣長，過去你還說我小農意識，你呢？什麽意識？是當官意識吧？就怕省委、地委擼了你的烏紗帽，你都不如安徽小崗村的農民！”

　　趙安邦火了，“錢胖子，你別說我，說你：你狗東西是不是想當地主了？”

　　錢惠人的回答不無精彩，“想當地主的不是我，是我老爹他們，是劉集鄉的那些農民，他們個個都想當地主，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不信，你們一個個去問吧！”

　　這次談話雖說不歡而散，卻給趙安邦很大的觸動：錢惠人說得不錯，幾千年來，哪個中國農民不想成為土地的主人？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農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無關？如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嚐不是一件好事，可誰敢這麽做啊？

　　趙安邦再也沒想到，地委副書記白天明就敢這麽做，這個土改工作隊隊長的後代，竟和錢惠人想到一起去了，於是，便有了震驚全省的那場古龍縣分地風波。

　　分地風波肇始於春節前夕的一次縣長、縣委書記聯合辦公會。這個記憶應該不會錯。那時他隻是農業副縣長，還不是縣委常委，如果開的是縣委常委會，他就沒有出席的資格了。還有兩個細節他也記得很清楚：其一，調任地委副書記沒多久的白天明專程趕到縣裏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前，大家還一人出了五塊錢，集體請白天明吃了頓飯。其二，主持會議的不是時任縣委書記的劉壯夫，劉壯夫正在省委黨校學習。主持會議的是縣長於華北。於華北從地委組織部副部長的位置上下來沒多久，同誌們私下裏都再傳，說於華北隻是下來鍍鍍金，以後還要回地委當組織部長的。

　　那天的議題是討論落實第二輪土地承包，省裏的文件規定得很明確，再續訂五年承包合同。然而，身為地委領導的白天明卻在會議一開始就定調子說：“文件歸文件，各縣有各縣的情況，我看也不必拘泥於上麵的規定，思想可以解放一點，隻要有利於將來農業的發展，有利於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能突破的東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這麽一說，趙安邦心裏又活動了，隻字不提省農業會議上那位副省長的批評，明確提出了延長承包期，“白書記的意見我讚成，上麵規定的承包期看來是短了點！為什麽就不能簽個十年、二十年呢？這陣子我一直在下麵跑，錢惠人和許多鄉村幹部向我反映，我們農民同誌普遍擔心政策會變，都在搞短期行為！”

　　於華北證實說：“是的，是的，安邦說的這種擔心是客觀存在的，農民還是心有餘悸啊，被過去的政治運動搞怕了，有人就當著我的麵說，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看來，我們還是要利用這次二輪承包多做解釋工作哩！”

　　趙安邦衝著於華北搖頭苦笑，“於縣長，怎麽解釋？誰相信咱們的解釋啊？農民是注重實際的，最好的解釋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麵前！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大一點，就搞個第二次土改，幹脆把土地一次性地風給他們算了！”

　　分地的話頭幾乎沒經過大腦的思索，就這麽鬼使神差地脫口而出了。

　　於華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鄭重提醒說：“哎，哎，安邦，這種場合，你這同誌別胡說八道啊！搞大包幹人家就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了，什麽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直吵到今天，你還想分地？這不是授人以柄嗎？再說，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質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應該說，於華北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趙安邦和於華北在文山頭一次共事，二人一個縣長，一個副縣長，住在同一個縣委招待所，公私兩方麵的關係都很好，分地風波發生前，趙安邦和於華北的關係遠遠超過和白天明的關係。多年過後，有件事趙安邦仍記憶猶新：於華北那時煙癮很大，一天要抽兩盒煙，可卻出於謹慎，從不收受下麵送的煙。趙安邦不抽煙，卻老有人給他敬煙，趙安邦便收集起來，一次次集中送給於華北，什麽牌子的都有。搞到後來，幹脆是趙安邦搞不正之風，每月收熟人兩三條煙，送給於華北，讓於華北既有煙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於華北謹慎持重，卻並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過趙安邦後，又說：“一包五年的政策規定，按說不好隨便突破，但是，白書記和安邦說得都有道理，我們的思想還是要解放一點，我個人的意見，可以考慮一包十年，我們也少一點折騰！”

　　白天明和與會的縣長、書記、常委們都沒再說啥。趙安邦也沒再提分地的事，分地隻是發言時的一時衝動，誰都知道不可能實行，於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會之後，白天明卻把趙安邦悄悄叫到了縣委招待所，繃著臉問：“我說安邦同誌啊，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還是劉集鄉黨委書記錢惠人的主意啊？”

　　趙安邦那當兒還不摸白天明的底，擔心害了錢惠人，打哈哈說：“這事和錢惠人沒啥關係，我也就是在會上隨便說說——白書記，你不說要解放思想嘛！”

　　白天明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別替錢惠人打掩護了，實話告訴你：錢惠人找過我了，還給我拿來了個材料，我仔細看了，有些說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從安定民心和保護耕地，以及將來農業的持續發展考慮，應該把土地還給農民！”他思索著，又說，“但是，有些問題錢惠人沒想到，一個鄉黨委書記，總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說：把地分下去，農田水利以後怎麽辦？誰還給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會不會出現土地兼並的情況，重新出現兩極分化啊？還有，農業遲早有一天要進入現代化，使用大機械，搞產業化，這又怎麽辦呢？要全麵考慮啊！”

　　這是趙安邦再也沒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這麽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趙安邦好好搞個調查，拿出個切實可行的方案來，“搞方案時要實事求是，一定不要有什麽顧忌，小崗村的農民同誌當年如果有顧忌，就不會有今天的大包幹！第一關闖過了，這第二關，我看也可以試著闖一下！當然，也得學學小崗村的農民同誌，隻做不說，錢惠人積極性那麽高，可以先在劉集鄉搞個試點嘛！”

　　那次談話無疑是曆史性的，白天明作為一個押上身家性命闖關的改革者，就此如山一般聳立在趙安邦麵前，而且從那以後，就再沒減低過高度。事過多年之後，趙安邦還認為，在他從政生涯的初始階段，是白天明讓他的思想第一次衝破了牢籠。

　　自由的思想開始飛翔，作為主管農業的副縣長，趙安邦開始了大膽的闖關。

　　事過多年之後，劉煥章提起這件事，還當麵和趙安邦說過：“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因為那年在文山分地！當時的文山地委瞻前顧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拖到最後才搞，怎麽冒出你這麽個主？你膽子不小啊，連土地和生產資料歸集體的前提都不堅持了？省委不處理行嗎？怎麽向中央交待？當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許失誤，所以，處理歸處理，該怎麽用還要怎麽用，否則，以後誰還敢探索！”

　　十一

　　錢惠人又怎能忘記生命曆程中的一九八六年呢？一九八六年在中國改革的曆史上也許是個平常年頭，而對文山地區的古龍縣來說，卻很不平常，劉集鄉的分地事件石破天驚，把他推到了一場政治風暴的中心。在風暴中心，趙安邦和白天明真正認識了一個叫錢惠人的鄉黨委書記，他呢，也義無返顧地選擇了這兩位思想開明的好領導。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一九八六年他在文山的選擇，決定了他嗣後的仕途。

　　事過多年之後，錢惠人還記得很清楚：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個夜晚，趙安邦頂著早春的寒風，騎著自行車，獨自一人趕到劉集鄉他家來了，說是找他喝酒。酒是好酒，瀘州老窖，兩瓶，是趙安邦裝在挎包裏帶來的，挎包裏還裝著一份賣地試行方案。是賣地，不是他設想的無償分地，按方案設計，每畝地根據好壞，以三百至五百元的價，向簽過承包合同的農民出賣。錢惠人不太理解，就著花生米、炒雞蛋和趙安邦對酌時，不滿地向趙安邦抱怨說：“不是分地嗎？咋搞成賣地了？”

　　趙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興奮，呷著酒，拍著他的手背，親昵地說：“你這個笨胖子，也不想想，不收點錢行嗎？以後你這個鄉黨委書記還怎麽當？農田水利用什麽錢搞？每畝三五百元並不算多，從農民這方麵說，應該能夠負擔得起。而從你們鄉政府這邊說呢，就是筆大資金啊，十幾萬畝地賣了，就是五六千萬元啊，可以考慮建立一個農業基金，存在銀行裏有利息，搞投資滾動發展有利潤，搞農田水利建設就有錢了，將來還可以作為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基金嘛！”

　　錢惠人一下子被說服了，“好，好，趙縣長，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全麵啊！”

　　趙安邦說：“這也不是我想到的，是天明書記想到的，天明書記出題目，我做作業嘛！聽著，還有呢！為防止出現土地兼並，造成新的兩極分化，賣出的承包地五十年內不許轉讓，至於五十年後是不是能自由轉讓，我們五十年以後再說！”

　　錢惠人直笑，“行，五十年後還不知道怎麽著呢，咱就這麽先試起來吧！”

　　趙安邦笑道：“要我看，五十年後這些賣出去的地也許還得集中起來！小農經濟肯定不行嘛，大農業才是發展方向，但土地怎麽個集中法可就不好說了。所以，你錢胖子心裏要有數，目光要放遠點，別以為把地這麽一分，就把農業問題解決了！這個方案你先好好看看，和鄉黨委其他同誌小範圍地研究一下，有問題就提出來！”

　　錢惠人酒杯一放，當場就把問題提了出來，“趙縣長，每畝地賣三至五百元不算多，可很多農民還是買不起啊！就拿我家來說吧，八畝六分地，得三千多塊！我一月的工資三十六塊，想結個婚都沒錢，一下子哪拿得出三千多？更何況農民了！”

　　趙安邦說：“這個問題我和天明書記已經想到了，胖子，你看這樣行不行？地款分三年或者五年交清，另外，信用社也可以搞抵押貸款，把土地證押給信用社貸款！一次性交款給些優惠，再加上分期付款和貸款，我看完全能啟動！”

　　錢惠人樂了，“趙縣長，這麽說，試點方案天明書記、地委縣委批準了？”

　　趙安邦怔了一下，數落道：“胖子，你豬腦子啊？問這話！也不想想這是什麽事？這是違反政策的，隻能悄悄試！你怕丟烏紗帽可以不試，要不怕就闖一下，你狗東西主持搞，我負領導責任，天明書記和地委縣委都不知道，聽明白了嗎？！”

　　錢惠人這才知道，地委副書記的白天明雖然暗中支持分地試點，卻不能公開出麵，也就是說，真搞出問題，責任在他，最多賠上個管農業的副縣長趙安邦。

　　要命的選擇就這樣擺在了麵前，那晚，在昏暗的燈光下，麵對趙安邦嚴峻的麵容，他不是沒有退路，他完全可以不冒這個風險。然而，作為一個對土地有著深厚感情的中國農民的兒子，一個深知農村現狀的基層黨委書記，這個險他還是決定冒了。天理良心，做出這個決定時，他真沒想到日後會成為白天明、趙安邦的什麽親信骨幹，會在仕途上得到這兩位領導的什麽重用，後來那些風言風語均屬無稽。

　　然而，事實證明，在中國有些高壓線是不能碰的，有些關是不能胡亂闖的。

　　劉集鄉的賣地方案試行了不到兩個月，全鄉十幾萬畝地隻賣了一小半，風聲便傳到了縣長兼縣委副書記於華北的耳朵裏。於華北極為震驚，一邊親自出麵，跑到劉集鄉緊急叫停，一邊向文山地委書記陳同和匯報，把趙安邦和白天明都給賣了。

　　陳同和書記開始還不相信，以為於華北謊報軍情，要管農業的趙安邦來匯報。

　　趙安邦去了，匯報說：“陳書記，劉集鄉這隻是個試點，不行就停下來……”

　　陳同和火透了，當場拍了桌子，“這種事能試嗎？這不但違反目前的土地政策，還是犯法，違犯了憲法！憲法上說得很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歸國家所有，劉集鄉的那個姓錢的鄉黨委書記不知道嗎？你這個副縣長還跟著摻和？是誰在後麵支持你們？據說我們地委也有個別領導卷進去了，是不是這個情況？！”

　　趙安邦當時就保了白天明，“陳書記，這我可得匯報清楚：賣地試點，和縣委、地委任何一個領導都沒關係，是劉集鄉的同誌最先提出來，我同意搞的！”

　　陳同和根本不相信，當天就發文停了趙安邦的職，並親自帶著調查組下來了。

　　趙安邦在劫難逃，他錢惠人也大難臨頭了，地委調查組下來的第三天，陳同和書記出麵和他談了話，還帶著兩個年輕人做記錄。陳同和衝著趙安邦拍桌子，卻沒衝他拍桌子，態度挺和氣，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不斷地給他遞煙，是雲煙。那時的雲煙叫得挺響。還有個細節，錢惠人也記得很清楚，就是陳同和書記老上廁所，談話進行了三個小時，他老人家最少上了七八趟廁所。後來才知道，陳同和書記的身體一直不太好，前列腺有毛病，毛病還不小，退休後終於因為前列腺癌去世。錢惠人那時已在寧川做了副市長，聽說這一消息後，還托人給陳同和送了個花圈。

　　地委書記對他態度很好，並不說明就會對這事網開一麵，一九八六年不是一九九六年，一九八六年的幹部作風，尤其是老幹部們的作風是令人敬佩的。地方保護主義沒那麽盛行，像陳同和這種觀念正統的領導還沒學會對上應付、對下死保的那一套。分地事件一出，陳同和就以地委的名義及時向省委做了匯報，自己還主動做了檢討，承擔了領導責任。接下來，陳同和和文山地委按省委的指示精神查明事實真相，抓住白天明和趙安邦這兩個領導不放也在情理之中，絕不存在別的意思。

　　因此，陳同和在談話一開始就說：“錢惠人同誌啊，我和文山地委決不相信劉集鄉分地隻是你們鄉黨委研究決定的！我們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要講紀律，要對組織忠誠老實，今天我是代表地委和你談話，希望你實事求是！請你說清楚，地委副書記白天明同誌和副縣長趙安邦同誌在這件事上到底參與到了什麽程度？”

　　錢惠人心裏一片灰暗，覺得反正自己完了，沒必要把白天明和趙安邦再搭進去，再說，趙安邦也打過招呼，不能牽涉縣委、地委，於是，便說：“陳書記，這事和白書記、趙縣長可真沒關係，就是我自作主張嘛！第一輪土地承包中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我是向白書記、趙縣長匯報過，但分地的事我提都沒敢提，真的！”

　　陳同和拉下了臉，“你在趙安邦麵前也沒提過嗎？不但提了，還得到了趙安邦的支持，連那個分地試行方案都是趙安邦搞出來的，趙安邦同誌自己都承認了！”

　　錢惠人知道，趙安邦已被停了職，所以，聽了這話並不意外，明知保不下趙安邦，卻還硬挺著，“陳書記，你這麽一說，我倒記起來了：分地的事我好像和趙縣長提過一次，當時就挨了趙縣長的批評，趙縣長說我喝多了，讓我想都不要想！哦，對了，對了，我全想起來了：趙縣長還罵我小農意識，說我想當地主……”

　　這場談話把陳同和氣得夠嗆，據調查組的同誌後來告訴錢惠人，陳同和對他有個評價，說他睜著眼睛說瞎話，政治品質惡劣，要開除他的黨籍。錢惠人當時也覺得黨籍可能保不住了，甚至連公職都保不住，就更不怕了，在嗣後和調查組成員的一次次談話中，竟然堅持錯誤立場，繼續大談把承包地分給農民的種種好處。趙安邦得知這一情況後，既感動，又著急，讓新婚的老婆劉豔帶了句話過來，“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一聽就明白了，這才開始轉彎子，寫起了“深刻檢查”。

　　沒想到，搞到後來，黨籍還是保住了，省委書記劉煥章親自做了批示，對他“留黨察看，以觀後效”。公職也保住了，雖說劉集鄉的黨委書記不讓當了，粥還是給喝的，當年九月，便到縣計劃生育辦公室做了喝茶看報的副主任。兩位領導也調離了，白天明帶著個嚴重警告處分，離開文山，到寧川做了地委副書記。那時的寧川和文山不好比，文山是北部重鎮，寧川是南部不起眼的小市，幹部使用上一直比文山低半格。趙安邦則給了個行政記大過處分，安排到文山最窮的白山子縣做了分管工業的副縣長。當時白山子的工業隻有一個編織廠、三家小飯店和十幾個鄉村合作社。白山子鄉鎮企業的崛起還是後來的事，也是在趙安邦手上起來的。

　　對錢惠人來說，分地風波的最大打擊，還不是組織處理，組織上已經夠寬大的了，真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啊，雖說不用你了，總還給你碗粥喝。最大的打擊來自生活方麵：談了好幾年，已要談婚論嫁的未婚妻孫萍萍離他而去了。這倒不怪孫萍萍，得怪孫萍萍在縣裏當組織部長的爹。人家部長同誌高瞻遠矚，有政治眼光啊，和自己的女兒說了，小錢這輩子算是死定了，仕途上根本沒希望了，對犯這種政治錯誤的人，組織上永遠不會重用了，當然，這位部長同誌後來悔清了腸子……

　　到計劃生育辦公室喝茶看報，和於華北見麵的機會就多了。這場風波讓於華北成了最大的贏家，人家於縣長政治上堅定啊，成了地委陳同和書記欣賞的幹部，後來就一步步上去了，從於縣長變成了於副市長，又變成了於市長。未來的於市長對他挺關心，在縣委大院見了麵，有時會拍拍他的肩頭說：“小錢哪，不要發牢騷，不要埋怨組織，還得好好幹啊，你還是有希望的！”他臉上笑著，嘴上應著，心裏卻罵，“日你媽，有你這樣的組織，老子還有啥希望？不是你向上打小報告，白書記、趙縣長能被處理嗎？我一個沒結婚的大齡青年能來到這裏發避孕藥具嗎！”

　　那當兒，錢惠人就看清楚了：所謂組織都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他的組織就是白天明、趙安邦，隻有跟著這兩位領導幹，他才會有出路。於是，次年三月，通過趙安邦的協調，他調到了白山子縣的工業辦公室，又追隨趙安邦振興鄉鎮企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