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如流,鬥轉星移,轉瞬到了六十年代中葉,神州大地又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這是一個極不平常的日子,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席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也是中國十年動亂的開始,又是中國與世界隔絕的十年的開始。
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又討論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明確規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是鬥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把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運用“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毛澤東主席還把八月五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作為全會文件,這無疑是可以燎原的火。
從《炮打司令部》開始,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熊熊地在全國各地燃燒起來了。
“文化大革命”革什麽人的命?革這麽幾種人的命,一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全國最有名的“頭號走資派”,就是國家主席劉少奇。省、地、市、縣,一直到鄉鎮、基層單位主要領導,大都當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一個一個地揪出來批鬥,當時的一二把手恐怕沒有一個能幸免的;二是揪“反動學術權威”這主要是針對技術領導幹部來的,湯仲明自然而然在列;三是所謂的“牛鬼蛇神”,實際是指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湯仲明是“右派”、“反革命”,又加上“反動學術權威”就成了三料貨,在劫難逃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以《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和評論員文章《歡呼第一張大字報》。“造反派”首戰告捷,不可一世。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學師生員工對全校所謂的牛鬼蛇神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鬥爭,鬥爭形式也是史無前例的,抹黑臉、戴高帽、掛名牌、男的掛夜壺,女的掛破鞋,還剃陰陽頭或剃光頭發遊街示眾,開會鬥爭時彎腰、“坐飛機”、罰跪、還拳打腳踢……極盡侮辱人格之能事。有的還大打出手,象土地改革時農民鬥地主那樣,失去了理智。
首都幾乎所有高等院校都效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方法,轟轟烈烈亂糟糟地展開了,首都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學生還到全國各地串連,實際是煽風點火。八月,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開始接見來自全國外地串連的紅衛兵,一次接見上百萬紅衛兵,將“文化大革命”運動推向了狂熱的最高潮。
重慶也和全國其它地方一樣,紅衛兵好威風,他們把湯仲明當作反動技術權威揪了出來,首先抄了他的家,將他多年積蓄購買的大批技術書籍統統抄走了,說這些都是封資修13的東西,還把他多年購買的一千二百多元公債也抄走充了公(也許是少數人中飽私囊了,因後來退賠時沒有這個項目)。湯仲明一生沒有什麽積蓄,他賺的錢都用到研究製造機器和木炭汽車上去了,他也沒置什麽高檔的家俱和高級服裝,隻有一些普通衣物和普通日用品,紅衛兵翻過一遍後,該抄走的抄走了,剩下的不分清紅皂白統統貼上紙條子封存起來了。對於“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少數東西和書籍當時就弄走了,大多數東西如衣物等裝在箱裏的就被封存,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期才搬走。當時住房條件差,經風吹雨打,有的封條自動脫落,每見掉了,湯仲明就仔細地把它粘好,抄家封存時並沒有都看內容和點數,封條掉了,完全可以拿出一些來用。湯仲明卻非常認真,不準家裏人動貼了封條的東西。還有更不能令人理解的是,一九六O年湯仲明被開除公職後,斷了經濟來源,兒子曉明怕母親跟著受屈,想接她到西安住一段時間,曉明到重慶看望父母走時隨便帶走兩箱換洗衣服,後來母親不願離開父親始終沒有去。湯仲明就主動給兒子去信,叫他將那兩箱衣服寄回,托運到九龍坡火車站後,他親自提出,並請一個人幫忙運到李家沱派出所,說明這是抄家時沒有抄到的。當時很多人說他太傻,這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轉移的東西,完全可以不交,為什麽要交,家裏人也沒有想通,大概他就是對什麽都認真的原因吧。
文化大革命中的湯仲明,被當作“牛鬼蛇神”一類的人,除了每天仍舊掃大街外,各種批鬥會都得到會挨鬥,低頭認罪。凡造反派,不論是頭目還是一般成員,無論是成年人還是乳臭未幹的“小闖將”,都可以對他吆三喝四,喝令他幹最重最髒甚至最危險的活,稍有不慎,便會對他大打出手。
一天下午,湯三生下班後帶著二個女兒趕到李家沱看望父母,到家後發現父親還沒有回家,一個鄰居告訴三生說他看見湯仲明在李家沱廣場勞動。三生急忙帶著兩個女兒趕到廣場,見一輛裝有石灰的汽車停在那裏,幾個人正在忙著從車上往車下運石灰,石灰有許多幹的白粉,下石灰的幾個人周身上下都蒙著白灰,看不見衣服和頭發的顏色,汽車周圍蒸騰著白霧,三生仔細辨認也看不清父親。石灰下完後,湯仲明從“白霧”中走出來,天哪!三生看見父親從頭到腳裹著厚厚的白灰,沒有戴口罩,除了眼睛在轉動以外,嘴裏、鼻孔裏都是白灰。三生的兩個女兒年齡小,二女兒吳靜還不到三歲,看見外公的模樣,嚇得大哭起來,吳靜邊哭邊問媽媽:“外公怎麽啦?外公怎麽啦?……”湯仲明看著嚇壞了的外甥女,故作輕鬆地說:“不要緊,不要緊,洗一洗就好了。”三生心裏十分難過,和父親一塊回到那四壁透風的家,沒有洗澡的條件,三生趕緊在煤炭爐子上燒了一鍋熱水讓父親洗,湯仲明洗了頭,擦了全身,笑著對兩個外甥女兒說:“你們看外公不是挺好的嗎?”
還有一天,湯仲明的小女兒湯三生來看父母,天上正下著雨,直到天快黑了,湯仲明才回到家,他走得很慢,顯得十分疲勞。三生趕緊到門口迎著他。在父親轉身的時候,三生吃驚地看到他的背上有一個十分明顯的泥腳印,三生連忙問:“這是怎麽啦?”湯仲明慘然地一笑說:“沒什麽。”禁不住三生追問,湯仲明才說出了原因:在被批鬥時,造反派喝斥他跪下,他因年紀大,動作稍慢,被人從背後猛踢一腳,他一下撲伏倒地,頭在地上重重地一碰,又立即被人揪起來跪在地上……三生聽後無比心痛和心酸,但當時作為“黑五類”的子女,三生又有什麽辦法呢?三生一麵趕忙給父親端水舀飯,安排休息,一麵暗自抹淚。其實,類似這樣的遭遇,對於湯仲明已是家常便飯。
最讓他難受的是,造反派們已多次叫他去背死人。文革中,重慶是武鬥的重災區,造反派分成了勢不兩立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兩派都打著“保衛毛主席”的旗號,卻都把對方視為敵人。武鬥開始用拳頭棍棒,後用鋼釺、鐵鏟,最後升級為槍炮。當時重慶的上空不時地傳來隆隆的炮聲和砰砰的槍聲。兩派中都有因武鬥而死亡的人。這些死亡的人被本派稱為“烈士”。一有了“烈士”,造反派司令部的高音喇叭裏就會播出由毛主席詩詞譜寫的歌曲“我失驕楊君失柳……”借以渲染悲壯的氣氛。在重慶的夏天,最高溫度達40度,這些“烈士”的屍體很快腐爛發臭,造反派們便叫那些被視為“牛鬼蛇神”的人把死屍背進防空洞裏,或從防空洞裏背出來放到車上拉到所謂的“烈士墓”掩埋,湯仲明不得不佝僂著身子,馱著令人作嘔的死屍,周身爬滿嗡嗡作響的蚊蠅。他難受極了,大口大口地喘著氣,汗如雨下地一步一步地走著。這是人生最難捱的步子。隻是他從不向家裏人訴說,怕親人為自己難過,為自己擔憂。
他知道也許有一天自己會被“造反派”拳打腳踢,擊中身體要害處而喪命,他也想過結束這苦難的生活,反正自己也活了六七十歲了,腳下有滾滾長江,屋前就是懸崖,一死不就一了百了嗎?然而他沒有走這條路,他割舍不下自己的親人,不願把不盡的痛苦留給親人。更讓他決心活下去的信念是:他還想用自己一生苦學苦鑽所獲得的知識,幾十年來從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報效國家。在最困難的時期他始終堅信共產黨最後會搞清他的問題,他相信今後一定會有這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