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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端被誣為“反革命”
一九五九年夏季，我國不少地方旱情嚴重，四川也不例外，不少地方嚴重幹旱，包括重慶一些地方。市委為抗旱向重慶水輪廠訂購一批上千台三十馬力煤氣機，支援農村抗旱。廠方對湯仲明封鎖了這條消息，不讓他知道這回事，因為湯仲明曾在廠裏設計製造過這種機器，圖紙齊全、工藝俱備，工夾具全有，鑽母、量具、模型等等均巳齊全，工人對圖紙也熟悉，檢驗人員都是現成的，而且這種機器在重慶市郊早已有人使用，並得到農民朋友的好評，深受他們歡迎。如果將這種機器投入生產，就像輕車熟路，行雲流水一般順暢，能按規定時間完成任務。但有幾個嫉賢妒能的人，害怕功勞又歸於湯仲明，所以不這樣做，而異想天開另行設計一種能超過湯仲明研製的機器。可他們又沒這個本事，設計不出來，於是他們跑到成都找到一種類似的三十五馬力的柴油機來製造，他們沒有考慮或者說不想考慮這種機器在成都試製工作還未完成，圖紙殘缺不全，錯誤百出，工藝文件等一無所有，最大的問題是貿然從事，承擔風險，結果他們搞了很久，不能將圖紙整理出來，無法進行生產，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管生產的廠長才不得不將實情告訴湯仲明，叫他負責圖紙繪製工作。湯仲明沒有考慮任何得失，毅然負起責任進行工作，其中遇到不少困難，湯仲明幾次要求去成都了解原設計者的意圖，到原廠去弄清一些問題，但均遭到拒絕，僅能通過技術員去了解一些情況，但仍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湯仲明沒辦法，隻好大膽補充不足，修正錯誤，他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工作了幾天幾夜，終於很快完成了圖紙繪製任務。圖紙完成後就開始試製生產，試製工作也很順利，生產出第一台樣機，完全成功，各種指標均已達到標準，馬力還超過規定限額。但是由於延誤了時間，生產十分緊迫，在其它輔助工作都跟不上的情況下，不得不勉強大批投入生產，混亂情況可想而知。湯仲明見了很著急，他在金工車間看到一位工人在機身裝前蓋部位鑽許多孔時，且不用鑽母。湯對該車間主任說：“你這樣幹將來其它車間加工的前蓋如何能夠裝上去呢？”這位車間主任毫無顧忌地答：“我不管那些，我隻管我們車間完成任務。”其它車間也是類似情況。湯仲明巳不是昔日的湯總，說話沒人聽，他無可奈何，隻好將這嚴重不協調的情況向廠黨委書記和保衛科長反映。
待各車間製造好的部件集中到裝配車間後，總裝時發現很多都不能對號入座，不是大就是小，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不能一拍即合很好組裝到一起。當時湯仲明在車間隨班工作，看到這種情況，不得不照工人建議，將圖紙某些尺寸變動一下，以達到裝配時減少麻煩。而且這種尺寸變動是經過領導同意的，隻不過是口頭而沒有文字根據，改變某些尺寸也隻是杯水車薪，挽救不了整個混亂局麵，總裝時仍然不能順利進行，因而耽誤了時間，沒有能夠按計劃完成任務。在計劃經濟的時代，沒有完成計劃就等於犯了罪，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隻要你能按計劃完成，哪怕出的全廢品，都不合格也沒多大關係。產品不合格是整個技術水平低，沒有個人責任，在無數小型工廠中都是這個樣，這種弊端在中國延續了幾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初，由計劃經濟轉變成市場經濟才逐漸克服這些弊病。
沒有完成計劃這個責任要由誰來承擔呢？當然是廠裏的一、二把手的書記、廠長。那時書記是一把手，黨領導一切，有的書記、廠長各一個人，小一些的工廠是書記任廠長。當時的廠長是主張甩開湯仲明，另起爐灶的，現在失敗了，計劃落空了，他要負主要責任，他為了推卸責任，就千方百計找湯仲明的岔子，以便將責任推到湯仲明身上。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廠長說他在柴油機缸頭上故意改動尺寸，有意進行破壞，並整理材料，準備向公安部門報告。
一九六一年的一天，湯仲明正在車間勞動，被保衛科的人叫了出來，送進了離工廠不遠的李家沱看守所，他失去了人生自由。十多天後，湯仲明才拖著疲憊的身軀，懷著滿腹的冤屈回到了家，不久通過法院，他被定為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監外執行，交群眾管製勞動。廠領導對此也做賊心虛，不敢大張旗鼓的宣傳。在宣判時，廠裏領導無一人出麵，僅讓金工車間的主任王世鵬主持宣判會，讓車間幹部來處理廠的幹部正常嗎？欲置湯仲明於死地的廠領導並未就此罷休，因為湯仲明一直不服，四處申訴，廠領導自知理虧，害怕真相敗露，幹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湯仲明開除出廠，一腳踢了出去。
被開除廠籍的湯仲明交給了地段群眾管製勞動，進行改造。從此工廠不再發給他工資，連生活費也無分文，湯仲明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更有甚者，廠裏派人通知他限期搬家，要把他從廠裏的兩間小平房內趕出去。湯仲明此時已是走投無路，百般無奈，天大的冤屈此時已化為求生的欲望。第一件事是他要盡快找到一個可以遮風蔽雨的“窩”，當時的住房是非常緊張的，而且大都是單位分配，正式的住房是哪也找不到的。湯仲明幾天都在外麵奔波，四處察看和打聽，終於在長江邊上找到了兩間共十五平方左右的木、竹搭成的窩棚，這已使湯仲明高興了一陣，終於有了個“窩”，在廠裏的催促下，他很快地搬到了這裏——李家沱新建灣四號。
位於長江邊上的新建灣是李家沱的貧民窟，這裏沒有一間正式建築的房子，大概都是解放前逃荒要飯者無處安身，才到此用木塊、竹條等做的簡易窩棚。一條臭水溝從李家沱高處的工業區、居民區一直從建新灣貫穿而過到達長江，發臭的汙水散發著刺鼻的氣味從高處一泄而過，由於李家沱居民區與長江岸邊落差很大，因而終日發出轟轟嘩嘩的巨大響聲，晝夜不停，夜晚睡在屋內會誤聽為外麵正下著大暴雨。當然夏季的臭氣更濃，蚊蠅更多，如遇下雨，響聲猶如雷鳴。
湯仲明所住的新建灣四號離李家沱街上有十幾米的坡路，離李家沱渡口也是陡坡，約有三十多米遠。房子背後是陰濕的山坡，坡上長滿了雜草，房子的前麵隻有一條能走一個人的小路，如果兩人對麵走來，必須要有一人側著身子才可以行走。在湯仲明住房的門口，除了這條窄窄的小路外，小路的另一麵還有用亂石塊從下麵壘起上來的一個約一二個平方米的平地，然後就是很深的崖，那條日夜喧嘩奔流、散發臭氣的水溝從崖下穿過。住房有兩間，裏麵的一間稍大一點，約八個多平方，但有三分之一的屋頂已經爛完，見著天。牆上原來敷的泥土多處已經剝落，露著大大小小的窟窿。外麵的一間很小，屋頂和牆壁也好一些，但太小，對著門放了一個長的破舊的沙發和茶幾，左麵門角放了一個臉盆架和一個不大的水缸，右麵放了點雜物就什麽也放不下了。床擺在裏屋右邊，因為那裏的屋頂相對完整一些，床頭的牆上釘上三角架，又放上一塊條形木板，大大小小的用各種顏色的布包著的衣物就擱在木板上，用它代替衣櫃。因為後麵山坡有浸水，屋裏地下總是濕的，遇到刮風下雨，屋裏更是水淋淋的，所以床用了許多舊磚頭墊起很高，由於老人上下床不便，床前又放幾塊磚再擱一塊條形的木板作台階，供上下床時用。湯仲明就在這裏住了整整十八年。
1961年湯仲明被水輪機廠開除廠藉，趕出公房後就住在長江邊李家沱新建灣這山坡上用竹笆子牆，四麵透風的窩棚裏，一住十八年。
湯仲明被廠裏開除戴上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交給李家沱新建灣派出所和街道辦事處管製勞動，他的任務是白天打掃大街，晚上寫檢查，開始了他困苦而屈辱的生活。
新建灣是重慶市的邊緣，很偏僻的地方，衛生條件很差，到處又亂又髒，他天天不停地清掃，將垃圾一車一車的拉走，幾個月後，街道變得整潔了，並且能一直保持著。新建灣還有十幾個防火用的消防水池，由於多年沒有清理過，成了十幾個臭水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蒼蠅飛舞，臭味四散，成為藏汙納垢，蚊蟲繁殖的場所，湯仲明看在眼裏，記在心上，他沒有等上方下“命令”，就自己主動去清理這些消防池——臭水坑。他自己掏錢到舊貨店買了一根抽水用的皮管，先將池水抽幹，用自己家裏的臉盆將池中的汙泥一盆一盆地端出來，洗刷幹淨後再灌進幹淨水，幾天才能清理幹淨一個，幾個月時間將十幾個消防池全部清洗一遍，還消防池以本來麵目。
新建灣裏那一條道路，過去高低不平，很不好走，下雨泥濘，極易滑倒，湯仲明住到這裏後，利用空閑時間，修整這片的道路，經過他很長時間的努力，將這條無人過問的小路修得平坦了，窄處也加寬了，那一帶的居民都很滿意，還都以為是公家派他幹的，其實他是主動來修的。
新建灣在湯仲明的愛護和努力下，衛生麵貌大為改觀，連續多年被評為“衛生紅旗區”，這本是湯仲明的功勞，但他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誰也不敢把“衛生模範”這頂桂冠加在一個巳是右派“份子”者的頭上。隻能作為新建灣街道辦事處的集體榮譽。湯仲明對這個集體榮譽也很滿足，他深知自己處在這種地位，工作最好，有最大成績也不可能得到這種殊榮，不能有那奢想。他認為能為自己所在的街道爭來這一榮譽，他感到很愉快、知足。有同情他的人說：“到底是工程師，掃街也比別人高一籌。”其實湯仲明幹什麽都很認真，對任何事都不會馬虎。
湯仲明在無休無止的被批判中被逼著反複的檢查和認識自己的“罪行”，他什麽都可以接受，唯獨不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搞破壞，他確實沒有這樣的動機。他說：我承認了這些不是在欺騙組織嗎？然而這樣的結果是招來更多更嚴厲的批判，說他頑固不化，死不改悔……形成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
在這些日子裏，湯仲明從未停止過對自己的辯解，但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中，這種努力完全是徒勞的。一九六三年的一天，湯仲明被派出所叫去搞“認罪守法”學習，他在會上理直氣壯大膽誠懇地說：“我沒有什麽罪可認，而且一貫守法。”
新上任的派出所所長江兆桂說：“你說你沒有罪，又守法，那你為什麽會被判刑？”
湯仲明說：“我是被誣陷的，他們說我在生產柴油機時搞破壞，你們可以去調出圖紙出來審查，他們完不成生產計劃了，就把責任推到我身上。”
這位派出所所長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他真的聽了湯仲明的話，從重慶水輪機廠將圖紙調出來，請懂技術的人和他一起審查，審查的結果，和湯仲明說的一樣，就是沒有錯，後來他和公安局另一位同誌來找他談話，把他叫到一間房裏，就他們三個人。
“我們看過圖紙了，你改的地方是用紅筆改的，沒有錯，你說該怎麽辦吧？”江所長連說帶問。
“判我刑的時候，是水輪機廠、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共同搞的，現在你們不能共同搞清嗎？”湯仲明連解釋帶問地說。
“那不行，你的舊社會的曆史還沒有查清哩，也沒有你想的那麽容易。”江所長知道自己的權力有多大，不敢誇海口，而拒絕了。
“我舊社會的曆史很好查清，我去法國留學的目的，就是為了‘科技救國’，不參與政治。在法國留學期間，同鄉同學楊介人勸我加入共產黨，我沒有參加，回國後河南省主席寇英傑要我從政去省政府工作我沒去，我研究木炭汽車成功後，國民黨的官員範爭波幾次叫我加入國民黨我沒加入，實業部想留我在那裏工作我也沒有留，一心搞科技，沒有參加任何黨派。”湯仲明申辯說。
“查曆史不屬我們派出所的範圍。”江兆桂所長又把這個問題推開了。他主要怕惹火燒身，說他包庇壞人，在那個越左越好的年代也是可以理解的。
湯仲明知道再說也無用，隻好等待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三年刑期屆滿後，就解除了管製，但仍沒有摘掉他頭上戴的現行反革命帽子，隻是不再去打掃街道了。
解除管製後，湯仲明曾回重慶水輪機廠要求回廠工作，他要求並不高，隻要能回廠，哪怕打掃衛生、看大門都行，一方麵因他對廠裏有感情，另一方麵他知道他有一天還是要回廠裏來的，這場戲總會有散的時候，不可能冤到永遠。原來的廠長雖然後來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但領導越換越“左”，廠方不理解或者說不需理解他的感情，毫不考慮地回絕了他的要求。並說：一九六一年你就被開除出廠，你與廠裏已無任何關係，你有問題可找當地政府解決，可找所在的街道辦事處，不要再到廠裏來。
湯仲明找到街道辦事處，要求到街道辦的小廠去工作，街道辦事處也不敢給他安排，有人私下對湯仲明說：“你們廠裏有交待，不能再讓你搞技術工作，他們說：你以為你有技術哪裏都能幹，給你戴上右派加反革命帽子看誰敢用你。”好象湯仲明有技術是有罪，而且技術越高罪越大似的，在那“極左”思想橫行的年代，越“左”越“革命”，越“左”越“先進”，越“左”越“得勢”。就因為這個“左”給多少人帶來痛苦，給多少家庭帶來不幸，給黨和國家帶來多大損失，這種人為的災難，實在是國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待各車間製造好的部件集中到裝配車間後，總裝時發現很多都不能對號入座，不是大就是小，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不能一拍即合很好組裝到一起。當時湯仲明在車間隨班工作，看到這種情況，不得不照工人建議，將圖紙某些尺寸變動一下，以達到裝配時減少麻煩。而且這種尺寸變動是經過領導同意的，隻不過是口頭而沒有文字根據，改變某些尺寸也隻是杯水車薪，挽救不了整個混亂局麵，總裝時仍然不能順利進行，因而耽誤了時間，沒有能夠按計劃完成任務。在計劃經濟的時代，沒有完成計劃就等於犯了罪，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隻要你能按計劃完成，哪怕出的全廢品，都不合格也沒多大關係。產品不合格是整個技術水平低，沒有個人責任，在無數小型工廠中都是這個樣，這種弊端在中國延續了幾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初，由計劃經濟轉變成市場經濟才逐漸克服這些弊病。
沒有完成計劃這個責任要由誰來承擔呢？當然是廠裏的一、二把手的書記、廠長。那時書記是一把手，黨領導一切，有的書記、廠長各一個人，小一些的工廠是書記任廠長。當時的廠長是主張甩開湯仲明，另起爐灶的，現在失敗了，計劃落空了，他要負主要責任，他為了推卸責任，就千方百計找湯仲明的岔子，以便將責任推到湯仲明身上。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廠長說他在柴油機缸頭上故意改動尺寸，有意進行破壞，並整理材料，準備向公安部門報告。
一九六一年的一天，湯仲明正在車間勞動，被保衛科的人叫了出來，送進了離工廠不遠的李家沱看守所，他失去了人生自由。十多天後，湯仲明才拖著疲憊的身軀，懷著滿腹的冤屈回到了家，不久通過法院，他被定為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監外執行，交群眾管製勞動。廠領導對此也做賊心虛，不敢大張旗鼓的宣傳。在宣判時，廠裏領導無一人出麵，僅讓金工車間的主任王世鵬主持宣判會，讓車間幹部來處理廠的幹部正常嗎？欲置湯仲明於死地的廠領導並未就此罷休，因為湯仲明一直不服，四處申訴，廠領導自知理虧，害怕真相敗露，幹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湯仲明開除出廠，一腳踢了出去。
被開除廠籍的湯仲明交給了地段群眾管製勞動，進行改造。從此工廠不再發給他工資，連生活費也無分文，湯仲明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更有甚者，廠裏派人通知他限期搬家，要把他從廠裏的兩間小平房內趕出去。湯仲明此時已是走投無路，百般無奈，天大的冤屈此時已化為求生的欲望。第一件事是他要盡快找到一個可以遮風蔽雨的“窩”，當時的住房是非常緊張的，而且大都是單位分配，正式的住房是哪也找不到的。湯仲明幾天都在外麵奔波，四處察看和打聽，終於在長江邊上找到了兩間共十五平方左右的木、竹搭成的窩棚，這已使湯仲明高興了一陣，終於有了個“窩”，在廠裏的催促下，他很快地搬到了這裏——李家沱新建灣四號。
位於長江邊上的新建灣是李家沱的貧民窟，這裏沒有一間正式建築的房子，大概都是解放前逃荒要飯者無處安身，才到此用木塊、竹條等做的簡易窩棚。一條臭水溝從李家沱高處的工業區、居民區一直從建新灣貫穿而過到達長江，發臭的汙水散發著刺鼻的氣味從高處一泄而過，由於李家沱居民區與長江岸邊落差很大，因而終日發出轟轟嘩嘩的巨大響聲，晝夜不停，夜晚睡在屋內會誤聽為外麵正下著大暴雨。當然夏季的臭氣更濃，蚊蠅更多，如遇下雨，響聲猶如雷鳴。
湯仲明所住的新建灣四號離李家沱街上有十幾米的坡路，離李家沱渡口也是陡坡，約有三十多米遠。房子背後是陰濕的山坡，坡上長滿了雜草，房子的前麵隻有一條能走一個人的小路，如果兩人對麵走來，必須要有一人側著身子才可以行走。在湯仲明住房的門口，除了這條窄窄的小路外，小路的另一麵還有用亂石塊從下麵壘起上來的一個約一二個平方米的平地，然後就是很深的崖，那條日夜喧嘩奔流、散發臭氣的水溝從崖下穿過。住房有兩間，裏麵的一間稍大一點，約八個多平方，但有三分之一的屋頂已經爛完，見著天。牆上原來敷的泥土多處已經剝落，露著大大小小的窟窿。外麵的一間很小，屋頂和牆壁也好一些，但太小，對著門放了一個長的破舊的沙發和茶幾，左麵門角放了一個臉盆架和一個不大的水缸，右麵放了點雜物就什麽也放不下了。床擺在裏屋右邊，因為那裏的屋頂相對完整一些，床頭的牆上釘上三角架，又放上一塊條形木板，大大小小的用各種顏色的布包著的衣物就擱在木板上，用它代替衣櫃。因為後麵山坡有浸水，屋裏地下總是濕的，遇到刮風下雨，屋裏更是水淋淋的，所以床用了許多舊磚頭墊起很高，由於老人上下床不便，床前又放幾塊磚再擱一塊條形的木板作台階，供上下床時用。湯仲明就在這裏住了整整十八年。
1961年湯仲明被水輪機廠開除廠藉，趕出公房後就住在長江邊李家沱新建灣這山坡上用竹笆子牆，四麵透風的窩棚裏，一住十八年。
湯仲明被廠裏開除戴上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交給李家沱新建灣派出所和街道辦事處管製勞動，他的任務是白天打掃大街，晚上寫檢查，開始了他困苦而屈辱的生活。
新建灣是重慶市的邊緣，很偏僻的地方，衛生條件很差，到處又亂又髒，他天天不停地清掃，將垃圾一車一車的拉走，幾個月後，街道變得整潔了，並且能一直保持著。新建灣還有十幾個防火用的消防水池，由於多年沒有清理過，成了十幾個臭水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蒼蠅飛舞，臭味四散，成為藏汙納垢，蚊蟲繁殖的場所，湯仲明看在眼裏，記在心上，他沒有等上方下“命令”，就自己主動去清理這些消防池——臭水坑。他自己掏錢到舊貨店買了一根抽水用的皮管，先將池水抽幹，用自己家裏的臉盆將池中的汙泥一盆一盆地端出來，洗刷幹淨後再灌進幹淨水，幾天才能清理幹淨一個，幾個月時間將十幾個消防池全部清洗一遍，還消防池以本來麵目。
新建灣裏那一條道路，過去高低不平，很不好走，下雨泥濘，極易滑倒，湯仲明住到這裏後，利用空閑時間，修整這片的道路，經過他很長時間的努力，將這條無人過問的小路修得平坦了，窄處也加寬了，那一帶的居民都很滿意，還都以為是公家派他幹的，其實他是主動來修的。
新建灣在湯仲明的愛護和努力下，衛生麵貌大為改觀，連續多年被評為“衛生紅旗區”，這本是湯仲明的功勞，但他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誰也不敢把“衛生模範”這頂桂冠加在一個巳是右派“份子”者的頭上。隻能作為新建灣街道辦事處的集體榮譽。湯仲明對這個集體榮譽也很滿足，他深知自己處在這種地位，工作最好，有最大成績也不可能得到這種殊榮，不能有那奢想。他認為能為自己所在的街道爭來這一榮譽，他感到很愉快、知足。有同情他的人說：“到底是工程師，掃街也比別人高一籌。”其實湯仲明幹什麽都很認真，對任何事都不會馬虎。
湯仲明在無休無止的被批判中被逼著反複的檢查和認識自己的“罪行”，他什麽都可以接受，唯獨不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搞破壞，他確實沒有這樣的動機。他說：我承認了這些不是在欺騙組織嗎？然而這樣的結果是招來更多更嚴厲的批判，說他頑固不化，死不改悔……形成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
在這些日子裏，湯仲明從未停止過對自己的辯解，但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中，這種努力完全是徒勞的。一九六三年的一天，湯仲明被派出所叫去搞“認罪守法”學習，他在會上理直氣壯大膽誠懇地說：“我沒有什麽罪可認，而且一貫守法。”
新上任的派出所所長江兆桂說：“你說你沒有罪，又守法，那你為什麽會被判刑？”
湯仲明說：“我是被誣陷的，他們說我在生產柴油機時搞破壞，你們可以去調出圖紙出來審查，他們完不成生產計劃了，就把責任推到我身上。”
這位派出所所長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他真的聽了湯仲明的話，從重慶水輪機廠將圖紙調出來，請懂技術的人和他一起審查，審查的結果，和湯仲明說的一樣，就是沒有錯，後來他和公安局另一位同誌來找他談話，把他叫到一間房裏，就他們三個人。
“我們看過圖紙了，你改的地方是用紅筆改的，沒有錯，你說該怎麽辦吧？”江所長連說帶問。
“判我刑的時候，是水輪機廠、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共同搞的，現在你們不能共同搞清嗎？”湯仲明連解釋帶問地說。
“那不行，你的舊社會的曆史還沒有查清哩，也沒有你想的那麽容易。”江所長知道自己的權力有多大，不敢誇海口，而拒絕了。
“我舊社會的曆史很好查清，我去法國留學的目的，就是為了‘科技救國’，不參與政治。在法國留學期間，同鄉同學楊介人勸我加入共產黨，我沒有參加，回國後河南省主席寇英傑要我從政去省政府工作我沒去，我研究木炭汽車成功後，國民黨的官員範爭波幾次叫我加入國民黨我沒加入，實業部想留我在那裏工作我也沒有留，一心搞科技，沒有參加任何黨派。”湯仲明申辯說。
“查曆史不屬我們派出所的範圍。”江兆桂所長又把這個問題推開了。他主要怕惹火燒身，說他包庇壞人，在那個越左越好的年代也是可以理解的。
湯仲明知道再說也無用，隻好等待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三年刑期屆滿後，就解除了管製，但仍沒有摘掉他頭上戴的現行反革命帽子，隻是不再去打掃街道了。
解除管製後，湯仲明曾回重慶水輪機廠要求回廠工作，他要求並不高，隻要能回廠，哪怕打掃衛生、看大門都行，一方麵因他對廠裏有感情，另一方麵他知道他有一天還是要回廠裏來的，這場戲總會有散的時候，不可能冤到永遠。原來的廠長雖然後來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但領導越換越“左”，廠方不理解或者說不需理解他的感情，毫不考慮地回絕了他的要求。並說：一九六一年你就被開除出廠，你與廠裏已無任何關係，你有問題可找當地政府解決，可找所在的街道辦事處，不要再到廠裏來。
湯仲明找到街道辦事處，要求到街道辦的小廠去工作，街道辦事處也不敢給他安排，有人私下對湯仲明說：“你們廠裏有交待，不能再讓你搞技術工作，他們說：你以為你有技術哪裏都能幹，給你戴上右派加反革命帽子看誰敢用你。”好象湯仲明有技術是有罪，而且技術越高罪越大似的，在那“極左”思想橫行的年代，越“左”越“革命”，越“左”越“先進”，越“左”越“得勢”。就因為這個“左”給多少人帶來痛苦，給多少家庭帶來不幸，給黨和國家帶來多大損失，這種人為的災難，實在是國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