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佛經翻譯,幾乎隨著佛教傳入的同時,就開始了。據說是從東漢時,來中國的印度僧人迦摩騰、竺法蘭,翻譯《四十二章經》開頭的。但從東漢至西晉,所譯的佛經,多限於零星小品,可說隻是草創時期。但從東晉到隋末,由於統治階級的崇信和支持,佛經翻譯有了很大的發展。如在後秦君主姚興支持下,印度僧人鳩摩羅什在長安逍遙園,主持佛經譯場。校譯梵文經典九十七部、計四百二十七卷。這一時期譯經事業雖迅速發展,但譯場多由外域來的僧人主持。由於他們不懂或粗通漢語,故多采取意譯的方法,難免有失原意;有的則過於直譯,而語義晦澀,多為人們所難理解。由於佛經譯本不善,而造成佛學上許多岐異和紛爭,莫衷一是。故此時譯經事業仍未臻完善。在我國佛經翻譯史上,稱為“舊譯”時期。
玄奘不惜身命,曆盡艱辛,而西行求法的目的在於到佛教的發源地去探索究竟,衡量岐異的諸說,以解決中土的疑難。所以他回國後把餘生全部投入翻譯事業,以達其糾正舊失和傳播新知的宿願。首先,玄奘對整個譯經工作,作了全麵的安排。對浩如煙海的佛教經論,采取有重點、有先後的翻譯步驟。對一些重要學派的著述,在翻譯時,則注意保持它們體係的完整性,並酌譯一些持不同觀點的撰述,使學者也能了解其對立的觀點。這些作法,都是頗有見地,符合學術研究要求的。他還注意校勘諸本的異同,選擇善本。又建立了“五種不翻”的翻譯理論等,以極嚴謹的治學態度對待工作。由於玄奘在梵文和漢語上都造詣精深,對大小乘各宗經論,都有廣泛而精深的研究,所以他主持的譯經工作,采取直譯的方法,又配合著意譯,譯文既忠實原意,又文采斐然。在翻譯的質量方麵,遠遠超過前人,開創了我國佛經翻譯史上的“新譯”時期。實際上他把佛經的翻譯,推上了頂峰,以後再也沒有佛經翻譯家,有超過他的。玄奘主持譯經時,注意吸取我國曆代佛經翻譯的經驗。而廣泛邀集全國各地寺院中的碩學名僧,發揮集體力量、分工合作,因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十九年間,他主持翻譯出佛經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計一千三百餘萬言。從翻譯的數量看,玄奘超過了其他並稱為我國佛經翻譯史上四大家的鳩摩羅什、真諦、不空三家的總和,也是令人驚異和欽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