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新注

第9節三傳以事解經之比較

　　《春秋》三傳，注意之重點有所不同。《公羊》、《穀梁》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

　　較為重視詮釋經文字句，推闡《春秋》的“微言大義”，而於相關史實，記載不夠詳備。《左傳》雖然也重視闡發經義，但與《公羊》、《穀梁》相比，它更偏重於補充史實。後人對三傳敘事之差別時有論及，並多以此來判定其是否傳經，但對三傳敘事的具體情況卻很少予以剖析。這裏試圖在這方麵作一些探討。

　　一、三傳以事解經之數量及其異同

　　（一）數量

　　《左傳》與《春秋》記載對應的條目，大約有1300條，其中絕大多數主要是通過補充事實來幫助人們理解《春秋》。《公羊傳》共約570條，《穀梁傳》共約750條，兩書多數條目涉及史實或與史實相關。兩傳比較具體地敘述事件以資解經者，《公羊傳》有50餘條，《穀梁傳》有30餘條。為了便於比照按核，茲將有關條目列舉如次。

　　《公羊傳》：隱公三年，宋莊公弑與夷；四年，魯公子翬弑隱公；桓公十一年，宋執祭仲，使之出忽立突；莊公元年，齊侯殺桓公；四年，齊滅紀；六年，齊侯歸衛寶之言；十二年，宋萬弑閔公；十三年，柯之盟；二十四年，曹羈出奔；二十七年，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諸人關係；三十二年，季友殺公子牙；閔公元年，鄧扈樂殺子般；二年，鄭棄其師；僖公元年，齊桓公殺薑氏；季友、公子慶父事；二年，晉師滅夏陽；三年，陽穀之會誓言；四年，齊人執袁濤途；九年，葵丘之會；十年，晉裏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晉殺其大夫裏克；十八年，宋公伐齊；二十一年，楚人執宋公；二十二年，楚、宋戰於泓；二十八年，晉侯伐衛，晉人執衛侯；三十三年，蹇叔諫秦穆公及弦高犒師事；文公十一年，長狄之事；十四年，晉人納接菑；宣公六年，晉趙盾弑其君；十二年，晉、楚邲之戰；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成公二年，逢醜父免齊侯；八年，晉侯使魯歸汶陽之田於齊；十五年，仲嬰齊事；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十七年，公孫嬰齊事；襄公元年，宋華元圍彭城；七年，鄭伯被弑；二十七年，衛殺寧喜；二十九年，吳季劄讓國事；三十年，宋伯姬之死，澶淵之盟；昭公四年，楚執齊慶封；十三年，楚公子比弑靈王；二十年，曹公子喜時讓國事；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三十一年，叔術事；定公四年，吳伐楚；八年，陽虎、季氏事；哀公三年，石曼姑事；六年，齊陳乞立公子陽生。

　　《穀梁傳》：莊公九年，小白入齊；十七年，齊人殲於遂；僖公元年，公子友獲莒挐；二年，晉假道滅夏陽滅虢舉虞；三年，陽穀之會；九年，葵丘之盟；十年，晉殺裏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九年，梁亡；二十二年，泓之戰；三十三年，殽之戰；文公六年，晉殺陽處父；十一年，長狄事；十四年，晉人納捷菑；宣公二年，晉趙盾弑其君；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成公元年，晉郤克等聘於齊；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五年，梁山崩；襄公七年，鄭伯被弑；二十三年，臧孫紇出奔；二十五年，吳子門於巢而卒；二十七年，衛侯之弟出奔；三十年，伯姬之死；昭公四年，楚子殺齊慶封；十八年，鄭災；十九年，許世子弑其君；二十九年，叔倪卒；三十一年，晉侯使荀櫟唁公於乾侯；定公四年，伍子胥及蔡昭侯事；十年，頰穀之會；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

　　以上所舉《公羊》、《穀梁》敘述史實解經之例，已經初步證明了兩書對曆史事實的關注。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兩書未能像《左傳》那樣廣泛係統地采用史實來解經，根本的原因並非《公羊》、《穀梁》的作者主觀上不願意那樣做，而是因為客觀條件的限製：他們未能準確充分地占有史料。關於此點，後文將詳細分析論述。

　　（二）異同

　　嚴格地說，《左傳》以事解經的條目，所述事實與《公羊》、《穀梁》完全相同的幾乎沒有。如作大致的劃分，三傳所載相關事件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左傳》與《公羊》、《穀梁》記載基本相同，或敘述事件的角度不盡相同而主要內容並無明顯矛盾，可以相通。第二類，《左傳》與《公羊》、《穀梁》存在明顯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左傳》與《公羊》、《穀梁》基本相同或可以相通的條目有：《公羊傳》、《穀梁傳》載晉假道伐虢（僖公二年），泓之戰（僖公二十二年），晉敗秦於殽（僖公三十三年）、宋伯姬事（襄公三十年）。《公羊傳》載鄭棄其師（閔公二年），公子慶父事（僖公元年），晉裏克殺奚齊、卓子、荀息（僖公十年），取濟西田（僖公三十一年），晉趙盾弑其君（宣公六年），晉侯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成公八年），衛侯之弟奔晉（襄公二十七年）。《穀梁傳》載齊人殲於遂（莊公十七年），陳殺泄冶事（宣公九年），梁山崩（成公五年），楚子殺齊慶封（昭公四年）。

　　《左傳》與兩傳存在明顯差異且難以調和者如：《公羊傳》、《穀梁傳》載晉人納接菑（文公十四年），弑鄭伯事（襄公七年）。《公羊傳》載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齊人執陳袁濤途（僖公四年），晉侯侵曹伐衛（僖公二十八年），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五年），曹伯歸自京師（成公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成公十六年），公孫嬰齊卒（成公十七年），欒盈複入於晉（襄公二十三年）。《穀梁傳》載公子友獲莒挐（僖公元年），蔡侯東出奔楚（昭公二十一年）。

　　《左傳》與《公羊》、《穀梁》在輕重詳略上也存在差異。一般說來，《左傳》以事解經的方法運用較廣，因此，經文的許多條目隻有《左傳》補充史實，而《公羊》、《穀梁》則不見相應的記載，也有的《公羊》、《穀梁》雖有補充而不如《左傳》詳贍。但也有少數條目正好相反：或者《公》、《穀》涉及有關事件而《左傳》無之，或者《公》、《穀》敘述詳於《左傳》。兩傳補充史實而《左傳》無相應條目者如：《公羊傳》、《穀梁傳》載陽穀之會（僖公三年），伍子胥事（定公四年）。《公羊傳》載曹羈出奔（莊公二十四年），仲嬰齊事（成公十五年）。《穀梁傳》載叔倪卒（昭公二十九年），晉侯使荀櫟來唁公（昭公三十一年）。兩傳敘事詳於《左傳》者如：《公羊傳》、《穀梁傳》載晉假道伐虢（僖公二年），宋伯姬事（襄公三十年）。《公羊傳》載柯之盟（莊公十三年），楚人來獻捷（僖公二十一年）。《穀梁傳》載齊人殲於遂（莊公十七年），楚人滅黃（僖公十二年），泓之戰（僖公二十二年），梁山崩（成公五年），黃池之會（哀公十三年）。

　　《公羊》、《穀梁》直接敘事解經者共80餘條。這些條目從十幾字、幾十字至數百字不等（最多者達600餘字），與《左傳》以事解經性質完全相同。此外，在更多的條目中，《公羊》、《穀梁》雖然沒有敘述具體事件，但同樣是以史實為依據來闡釋經義的。此類條文觸目皆是，無須列舉。

　　二、三傳以事解經之優劣

　　以事解經是三傳共同采用的方法。三傳許多條目對經文的闡釋都以事實為基礎，它們對史料的把握是否準確，運用是否恰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有關條目可信與否。

　　從總體上說，《公羊》、《穀梁》以事解經明顯不如《左傳》，這不僅表現在運用史料的數量方麵，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史料的質量和運用史料所取得的客觀效果方麵。這裏擬舉出最主要的幾點來加以論述。

　　（一）《公》、《穀》敘事多誤

　　《公羊》、《穀梁》對史實的記述及理解多有謬誤失實之處。如：

　　例一：

　　隱公元年《經》：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

　　《公羊》、《穀梁》都認為公叔段為鄭伯所殺。而《左傳》載此事最終結局雲：“五月辛醜，大叔出奔共。”《左傳》隱公十一年載鄭伯入許，謂許叔雲：“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史記·衛康叔世家》雲：“衛）桓公二年，弟州籲驕奢，桓公絀之，州籲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籲求與之友。……州籲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籲。”《左傳》隱公元年雲：“武薑）生莊公及共叔段。”杜預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相關事實及“共叔”之稱呼都可證叔段並未被殺。據此知《公羊》、《穀梁》訓“克”為“殺”、“能殺”，實因不明事實而曲解經文。

　　例二：

　　僖公十七年《經》：夏，滅項。

　　《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嚐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嚐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宋黃仲炎曰：“十七年）夏，滅項。魯滅之也。案《左氏》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故聲薑以公故會齊侯於卞。據《經》書：‘夏，滅項。’猶言‘夏，取邿；秋，取根牟’。則《左氏》之說信矣。二傳謂齊滅之而《經》為之諱者妄也。若齊實滅項而《經》為之諱，遂以魯滅之辭書，則魯何罪哉？”考之史實，揆諸情理，參以《春秋》行文之例，滅項者應為魯國而非齊國。

　　例三：

　　僖公十九年《經》：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公羊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黃仲炎：《春秋通說》卷六“僖公下”。

　　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傳》：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據《左傳》，“用之”指將鄫子用於祭祀。其文雲：“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左傳》載主使者為宋襄公，並說明用鄫子於何處及其目的，聯係前後經傳應屬可信。司馬子魚的話，則更確鑿無疑地說明了“用”的具體含義。“用”指殺人以祭，經傳不乏其例。如，昭公十一年《經》雲：“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穀梁傳》雲：“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左傳》雲：“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穀梁傳》解釋同類事物前後參差，實由不明事實所致。

　　例四：

　　文公十四年《經》：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公羊傳》：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

　　《穀梁傳》：私罪也。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叔姬同罪也。

　　昭公十一年《公羊傳》雲：“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解說迂曲而措辭閃爍，未可信從。

　　《公羊》、《穀梁》的理解，與事實相去甚遠。《左傳》雲：“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傅隸樸雲：“叔姬歸齊昭公，生舍，昭公死，舍立，商人弑舍而自立，齊人不討其弑君之罪，一心擁戴他，於是襄仲請求天王遣使代向齊國求讓叔姬回魯。齊人遷怒於王使，使執單伯以抗王命，並執子叔姬以辱魯。據此事實，王室之微，魯國之弱，齊之無道，均不言而喻。此左氏舉事見義的筆法。……趙鵬飛斥二傳道：‘《公》、《穀》以淫目之，不達經文，不探事實，妄疵人矣！’”例五：

　　成公元年《經》：秋，王師敗績於貿戎。

　　《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左傳》雲：“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周與戎存有嫌隙，由來已久。《左傳》文公十七年雲：“秋，周甘歜敗戎於邥垂，乘其飲酒也。”杜預注：“為成元年晉侯平戎於王張本。”文公十七年至成公元年曆二十年，而周與戎積怨未消，故由晉國出麵調停。其事已成，不料又旁生枝傅隸樸：《春秋三傳比義·文公十四年》。

　　節，致使王師敗績。《左傳》敘述事件因果、時間、地點、過程翔實可信，足證《公》、《穀》之謬。

　　此外，《公羊傳》、《穀梁傳》敘事失實或對史實理解有誤者隨處可見。其明顯者，如：《公羊》、《穀梁》隱公二年分別以夫人子氏為隱公之母、隱公之妻，隱公三年以尹氏（《左傳》作“君氏”）為天子之大夫，桓公五年釋陳侯鮑卒之日期有二，桓公十二年載鄭師伐宋戰於宋，莊公三年葬桓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僖公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文公十二年子叔姬事，文公十四年納接菑事，文公十五年以子叔姬為有罪。《公羊傳》襄公二十三年載欒盈入於晉，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用之，昭公十二年釋伯於陽為公子陽生，昭公十九年許世子事，昭公二十五年秋再雩。《穀梁傳》隱公元年以惠公仲子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桓公六年子同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禦寇事，僖公二十五年納頓子事，襄公六年莒人滅繒，昭公二十一年蔡侯事，定公十二年墮郈事。

　　《公羊傳》、《穀梁傳》記述事件，多半與闡發《春秋》之義聯係在一起。事實一旦搞錯，在此基礎上推衍的所謂“微言大義”，自不免破綻百出。

　　（二）《公》、《穀》含混空泛

　　《公羊》、《穀梁》涉及事件往往失之含混浮泛。如：

　　例一：

　　隱公元年《經》：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地。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誌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己探先君之邪誌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例二：

　　桓公二年《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

　　例三：

　　莊公十八年《經》：夏，公追戎於濟西。

　　《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於濟西何？大之也。

　　《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於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例四：

　　閔公二年《經》：秋八月辛醜，公薨。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例五：

　　僖公五年《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傳》：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如上所舉，在例一中，《公羊傳》反複申說隱長而卑，桓幼而貴，且雲桓之所以貴，乃因其母貴，又雲隱、桓“其為尊卑也微”。但桓公與他的母親到底是什麽身份，桓公與隱公關係究竟如何，卻始終未能說清。《穀梁傳》以為隱公讓桓不正，又雲先君欲傳位於桓公是“邪心”，說法與《公羊傳》不同，也同樣沒有講出所以然來。例二，《公羊傳》以為《春秋》賢孔父，又雲孔父義形於色，《穀梁傳》與《公羊傳》一樣，謂“及”有“累”的意思，指從君而死，然兩傳不能詳知事件過程，這些說法也顯得空泛。例三，《公羊》、《穀梁》兩傳不知戎有伐魯之事，而煞費苦心地解釋公追戎於濟西這後一半事實，同樣浮泛不著邊際。例四、例五，一為閔公被弑，一為晉侯殺其太子，《公羊》、《穀梁》對其事實均予確認，並據此加以發揮，解說《春秋》之義，但事件過程既付闕如，說理也就顯得空洞。這類例子，《公羊》、《穀梁》都略於事實，因此解經往往不得要領，甚至含糊其辭。《左傳》據事直書，或在敘述史實的基礎上稍加點撥，主要以事實說話，效果就好得多。《左傳》解經勝於《公羊》、《穀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公》、《穀》針對性不強

　　《公羊》、《穀梁》以事解經的條目，在對應經文方麵多不及《左傳》，敘事輕重失當，甚至完全沒有必要的條目時有所見。如：隱公三年，《經》書“宋公和卒”，《公羊》無傳，而於“葬宋繆公”條下詳載宣公臨終（在魯惠公四十年）謂繆公之言，並及莊公弑與夷（桓公二年）事；隱公四年，《經》書“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羊》載弑隱公事，而隱公十一年《經》書“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羊》不及其事；桓公十八年，《經》書“公薨於齊”，《公羊》無傳，而於莊公元年“夫人孫於齊”條下載夫人與弑桓公之事；莊公三十二年，《經》書“子般卒”，《公羊》無傳，而於閔公元年載子般之弑；閔公二年，《經》書“公子慶父出奔莒”，《公羊》無傳，而於僖公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犁”條下載公子慶父出奔及自殺事；僖公二年，《經》書“虞師、晉師滅夏陽”，《公羊》、《穀梁》兼載取虢滅虞，而僖公五年《經》書“晉人執虞公”，《公》、《穀》不傳其事；僖公二十一年，《經》書“楚子）執宋公以伐宋”，又書“釋宋公”，《公羊》不傳其事，而於“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條下載此二事；僖公二十一年，《經》書楚子執宋公，二十三年，《經》書“宋公茲父卒”，《穀梁》不傳其事，而於二十二年泓之戰兼載此二事；宣公二年，《經》書“晉趙盾弑其君夷獆”，《公羊》無傳，而於宣公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條下詳載趙盾弑君事；成公十三年，《經》書“曹伯廬卒於師”，《公羊》無傳，而於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載曹公子喜時讓國事；定公四年，《經》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公羊》、《穀梁》述伍子胥幹闔閭及楚拘蔡昭公事。

　　《公羊傳》、《穀梁傳》的這些條目，都未能做到與《春秋》相對應（《左傳》相關條目則沒有這個問題）。而且，由於《公羊》、《穀梁》將一些史料運用於說明與此關係並不緊密的經文，因而這些條目敘事的必要性也令人懷疑。如《公羊傳》隱公四年敘公子翬弑隱公事，以為《春秋》不稱翬為公子，是因其弑君而加貶；《公羊傳》莊公二十七年敘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三人事，意在解釋此年經文為何出現葬陳大夫的記載；《公羊傳》僖公元年敘公子慶父事，是為了說明此年《春秋》何以稱莒大夫之名；《公羊傳》宣公六年載趙盾弑君事，是為了說明趙盾既有弑君之名，此年何得複見；《公羊傳》昭公二十年敘曹公子喜時讓國事，是為了說明《春秋》“為賢者諱”的書法；《公羊傳》昭公三十一年敘叔術事，試圖說明“賢者子孫宜有地”；《公羊傳》、《穀梁傳》定公四年敘伍子胥及蔡昭公事，則是為了說明“吳何以稱子”。這類條目，由於兩傳對《春秋》的理解失之牽強，所述事件也隨之而失去意義。

　　三、三傳以事解經差別之成因

　　三傳以事解經的條目多寡有別，質量也有高下之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

　　（一）占有資料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言雲：“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誌》載：“左氏傳》三十卷。”自注雲：“左丘明，魯太史。”

　　《史通》謂《左氏》之義有三長，其文雲：“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禦書，其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群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誌》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睹。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采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從《左傳》敘事的實際情況看，作者顯然有係統的曆史資料作為依據。

　　《史通·申左》。

　　沈玉成雲：“左傳》全文，其中絕大部分的內容與經文完全對應，或解釋經義，或補充史實。”杜預曾將《左傳》與《竹書紀年》作過對比，指出“竹書紀年》）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

　　劉知幾雲：“然自丘明之後，迄於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塚獲書，全同《左氏》。故束皙雲：‘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傑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幹寶藉為師範。由是世稱實錄，不複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左傳》針對經文，係統記載二百餘年間各國之事，且能言之鑿鑿，事必有據，足證《史記》所雲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之為可信。

　　在史料把握方麵，《公羊》、《穀梁》兩傳明顯不如《左傳》。這從兩傳的行文即可窺見其大略。

　　有時，《公羊》、《穀梁》明言某些史料未能掌握，隻能不知為不知。如：

　　例一：

　　隱公二年《經》：紀子伯莒子盟於密。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例二：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第四章第一節“左傳》的流傳及其有關問題”。

　　《春秋左傳正義》卷六十“左傳後序”。《史通·申左》。

　　隱公八年《經》：冬十有二月，無侅卒。《穀梁傳》：無侅之名，未有聞焉。

　　例三：

　　桓公九年《經》：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

　　例四：

　　桓公十四年《經》：夏五。

　　《公羊傳》：夏五者何？未聞焉爾。

　　例五：

　　文公十四年《經》：宋子哀來奔。

　　《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

　　另外，《公羊傳》、《穀梁傳》文公十一年敘長狄事，《公羊傳》襄公二年載葬我小君齊薑、昭公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也都明言有“未知”者。

　　有時，因不能確認有關內容是否屬實，《公羊》、《穀梁》行文往往著一“蓋”字，以示傳疑。如：

　　例一：

　　莊公三年《經》：五月，葬桓王。

　　《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例二：

　　僖公元年《經》：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範寧注雲：“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

　　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

　　例三：

　　僖公二十五年《經》：秋，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

　　《穀梁傳》：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

　　例四：

　　定公四年《經》：庚辰，吳入楚。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例五：

　　哀公十二年《經》：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上文所列之外，兩傳行文中用“蓋”字的條目還有許多。《公羊傳》有：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莊公二十四年赤歸於曹；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僖公二年城楚丘；八年鄭伯乞盟；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十四年城緣陵；襄公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十一年諸侯會蕭魚；昭公八年蒐於紅；十一年大蒐於比蒲、楚師滅蔡執蔡世子用之；哀公四年蒲社災。《穀梁傳》有：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六年大閱；莊公二十四年郭公；僖公八年鄭伯乞盟；定公十年頰穀之會。這些條目，兩傳都在有關內容前著一“蓋”字，明示傳疑。

　　與此相類似，《公羊傳》有時用“其諸”一詞，表示存疑。如：

　　例一：

　　桓公六年《經》：九月丁卯，子同生。

　　《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例二：

　　閔公元年《經》：冬，齊仲孫來。

　　《公羊傳》：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例三：

　　宣公五年《經》：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穀梁傳》也有以“或者”表示存疑之例。

　　文公四年《經》雲：“夏，逆婦薑於齊。”《穀梁傳》雲：“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

　　有時因傳聞異辭，疑莫能明，《公羊》、《穀梁》幹脆不加取舍，諸說並存。如：

　　例一：

　　隱公二年《經》：紀子伯莒子盟於密。

　　《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例二：

　　莊公元年《經》：齊師遷紀郱、鄑、郚。

　　《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於郱、鄑、郚。

　　例三：

　　僖公元年《經》：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穀梁傳》：其不言薑，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例四：

　　成公元年《經》：秋，王師敗績於貿戎。

　　《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

　　例五：

　　襄公十九年《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於祝阿。晉人執邾婁子。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除上文所列，兩傳諸說並存的例子還有不少。如兩傳稱“或曰”的條目有：《公羊傳》閔公二年齊高子來盟；僖公三十三年殽之戰；成公十七年用郊。《穀梁傳》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八年祭公來；莊公三十一年築台於秦；文公三年王子虎卒；成公二年鞌之戰；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二十五年有茲鵒來巢；定公六年城中城；九年得寶玉大弓。其他如，《穀梁傳》隱公八年“無侅卒”條稱“或曰”、“或說曰”，莊公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條稱“其一曰”，三年“桓王崩”條稱“傳曰”、“或曰”，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卒”條稱“其一傳曰”，十八年“夫人薑氏歸於齊”條稱“一曰”。

　　劉師培雲：“觀《左傳》記事無蓋詞，《穀梁》於郭公諸條始著蓋詞，《公羊》所著則以十餘計。蓋詞而外，《公》、《穀》兼用或詞。《公羊》所雲‘其諸’與‘或者’同，亦有直言‘無聞’者。又宣夫人、公子喜時諸條，《左傳》所載至詳，《公羊》則均言‘未知’。宣二年勇士，《左傳》明言靈輒，《公羊》則言勇士某，此即劉歆所謂傳聞與親見不同也。《穀梁傳》莊公七年雲：《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這裏講“疑以傳疑”實際上正可用來說明《公羊》、《穀梁》對某些史料未能把握的無奈。《公羊》、《穀梁》所謂“無聞未聞未有聞未知”是承認不了解有關事實，蓋或曰一曰其一曰其一傳曰或說曰之類，表明它們對某種判斷沒有把握。這類條目是如此之多，足以證明兩傳在占有史料方麵存在缺憾。《春秋》文辭簡約，記載史實，許多條目不詳過程，隻錄結果，如法官之終審判決。而其原始資料，則如同辦案之卷宗。想要說明法官判決的旨意及依據，當然不能信口開河，而應根據相關事實資料。文獻不足，闕疑傳疑，對於解經者來說，實屬無可奈何之事。如果憑借想象，甚或任意歪曲、編造，其結果必然造成謬誤。《公羊》、《穀梁》解經出現的一些失誤，與不明事實有很大的關係。

　　（二）成書背景與流傳形式

　　1.成書背景

　　《漢書·藝文誌》雲：“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劉師培：《左盦集》卷二”春秋三傳先後考。

　　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孔子作《春秋》”約其辭文“又雲：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據此，知孔子修《春秋》，弟子傳《春秋》，為免時難，不能無所顧忌，都有意回避了詳盡的事實材料。左丘明作傳，情況卻大不相同。《十二諸侯年表》雲：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離開事實，以空言說經，難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左氏有感於孔門弟子退而異言，懼失《春秋》之旨，故依據史實，”具論其語而成《左氏春秋》。《公羊》、《穀梁》偏重義理，《左傳》詳於史實，與它們的成書背景不同有關。三傳運用史實的諸多不同，也與此有關。

　　2.流傳形式

　　《左傳》成書，即著竹帛，定型較早。《公羊》、《穀梁》在早期則以口說流行。《漢書·藝文誌》雲：“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又雲：“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十口相傳，難免失真。《公羊》、《穀梁》口耳相傳，情況也是如此。一方麵，由於以口說流行，沒有一個定本，經師在講授時發揮餘地較大，容易摻進一些增飾附會的東西；另一方麵，原本正確的東西也容易在流傳中漸漸失真。特別是在舊史散佚、沒有相關文獻可資參考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桓譚《新論》雲：“左氏傳》遭戰國寢廢。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這一看法，應當符合實情。

　　現在兩傳以“公羊”、“穀梁”命名，實際上它們在流傳過程中都綜合了各家之說。《公羊傳》稱“子沈子”、“魯子”、“司馬子”、“子女子”、“高子”、“公扈子”、“子公羊子”、“北宮子”，《穀梁傳》稱“穀梁子”、“屍子”、“沈子”，兩傳諸說並列的條文至少有數十條（已詳前文），對諸家之說加以取舍而未明言的當更多。兼綜各家之說，加以比較、取舍，在某些具體的條目上可能會後來居上。但兩傳以口說流行，總的趨勢是漸離本真。葉夢得曰：“公羊》、《穀梁》，吾不知其所從受，然其書《穀梁》間有稱屍子、沈子，《公羊》稱子沈子、子北宮子、子司馬子、子女子、魯子、高子等，必皆其所受學者也。是其淵源皆出孔子者邪，抑各以其所聞而自相傳受者耶？然而《穀梁》載屍子言初獻六羽曰始厲樂矣，則非經意也。而《公羊》載魯子言晉文公會溫為溫近而踐土遠，故不言狩，高子言逆婦薑於齊為聚乎大夫故略之，北宮子言晉執戎蠻子為辟伯晉而京師楚，司馬子言齊人伐山戎為操之急，子女子言齊仲孫為吾仲孫，其去經意皆遠甚，則二氏其亦多門而莫知所從歟？使數子皆出乎孔子或孔子門人，必不如是駁矣。”葉氏還認為《公羊》、《穀梁》因“不得見魯史，不知事之實，徒以義傳之，以求合於事”，故解經多有“乖違”。孔子根據魯史記作《春秋》，約其文辭，去其繁重，隱其“不可以書見”之內容，雖語焉不詳，但當時典冊俱在，七十子之徒生當其時，親接夫子，了解有關史實，應非難事。史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十四。

　　葉夢得：《春秋考》卷三：“統論”。

　　記·孔子世家雲：“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親授《春秋》，基本事實當不至有大誤。孔門弟子對孔子筆削之意雖不敢輕易評論，而對其筆削的依據似無不知之理。即或疏於按核，退而異辭，也不致背離事實太多。後來魯史散佚，情形就不一樣了。《公羊》、《穀梁》流傳至今，史實謬誤隨處可見，上文已擇其顯者略加舉證。古今學者談及於此者，更是不可殫舉。史實既失，解經基礎便不可靠，闡釋經義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偏差。宋張洽雲：“啖、趙[以]為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事失所本，義離其真，兩者互相影響，更陷入惡性循環之中。顧頡剛認為“公》、《穀》之義，誠多牽強”，他在列舉大量例證之後指出：“凡此皆據一二字各逞私臆妄為解說，或無中生有，或顛倒史實，要皆為憑空撰語自圓其說者。《公羊》誕矣，《穀梁》尤甚焉。”四、結語劉知幾將《左傳》與《公羊》、《穀梁》進行比較，以為“二傳之義有五短”，有雲：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張洽：《春秋集注·綱領》。

　　顧頡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四“春秋三傳論”。

　　國典，時號正書。既而《先賢》、《耆舊》、《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冊府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同時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於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稿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璅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征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雲‘楚子麇卒’，而《左傳》雲公子圍所殺。及《公》、《穀》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劉氏論三傳長短及其原因，語多中肯，可資參考。《左傳》與《公羊》、《穀梁》以事解經的區別，如數量多寡不一，敘事準確性有別，主要原因在於：《左傳》依據簡冊，充分地占有了資料，故能得心應手，遊刃有餘，《公羊》、《穀梁》則因史料匱乏，顯得力不從心；《左傳》早著竹帛，成書於魯史散佚之前，故能敘事從容，如形目前，《公羊》、《穀梁》始以口說流傳，曆久而漸失其真，又於魯史既亡之後方始寫定，因此不免捉襟見肘。由此可以判斷，《公羊》、《穀梁》未能更多地補充史實，有關記載多有謬誤，實出無奈。

　　劉知幾：《史通·申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