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新注

第8節《春秋》大義存乎事實

　　《史記·太史公自序》雲：“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裏。’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這段話，是司馬遷對《春秋》宗旨的概括。君弑國亡，諸侯奔走，為國家重大變故，《春秋》對此極為重視。本文試就這些方麵作一綜合分析，以說明事實對於理解經義的重要性。

　　一、弑君亡國之數字

　　《春秋繁露·盟會要》雲：“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董仲舒的話，代表了《公羊》家言。《漢書·楚元王傳》載劉向《封事》，亦稱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劉向篤好《穀梁》，見於本傳。據此知《公羊》、《穀梁》兩家之說相同。

　　然案諸《春秋》，孔子書弑君止有25事：1.隱公四年，衛州籲弑其君完；2.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3.莊公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4.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5.僖公十年，晉裏克弑其君卓；6.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輓；7.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8.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9.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10.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11.宣公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獆；12.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13.十年，陳夏征舒弑其君平國；14.成公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15.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16.二十六年，衛寧喜弑其君剽；17.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18.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19.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20.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於乾溪；21.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22.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23.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24.哀公四年，盜弑蔡侯原本作“三十一”，梁玉繩等已指其謬。《說苑·建本》載公扈子之言雲：“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眾，未有不先見而後隨之者也。”此與《太史公自序》蓋同本於《公羊》家言。

　　申；25.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

　　《春秋》所謂“亡國五十二”，情況也與“弑君三十六”相類似。諸侯亡國，《春秋》書“滅”“亡”者止有27事：1.莊公十年，齊師滅譚；2.十三年，齊人滅遂；3.僖公五年，楚人滅弦；4.十二年，楚人滅黃；5.十七年，滅項；6.十九年，梁亡；7.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8.二十六年，楚人滅夔；9.文公四年，楚人滅江；10.五年，楚人滅六；11.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12.宣公八年，楚人滅舒蓼；13.十二年，楚子滅蕭；14.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15.成公十七年，楚人滅舒庸；16.襄公六年，莒人滅鄫；17.六年，齊侯滅萊；18.十年，諸侯之師滅偪陽；19.二十五年，楚滅舒鳩；20.昭公四年，楚滅賴；21.十三年，吳滅州來；22.十七年，晉滅陸渾之戎；23.三十年，吳滅徐；24.定公四年，蔡滅沈；25.六年，鄭滅許；26.十四年，楚滅頓；27.十五年，楚子滅胡。

　　很顯然，如果僅是根據《春秋》的記載，就連“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基本事實都無法說清楚，遑論其餘？

　　二、其他事實之確定

　　其他弑君亡國事件的認定，必須聯係傳文所載事實。試分別言之。

　　（一）弑君

　　《春秋》國君為臣子所弑，有書“薨”者。如：

　　例一：

　　依《公羊》、《穀梁》所據經文。

　　隱公十一年《經》：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洩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洩氏，立桓公而討洩氏，有死者。

　　例二：

　　閔公二年《經》：秋八月辛醜，公薨。

　　《左傳》：初，公傅奪卜軏田，公不禁。秋八月辛醜，共仲使卜軏賊公於武闈。

　　《春秋》有君弑而稱“卒”者。

　　例一：

　　莊公三十二年《經》：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初，公築台臨黨氏，見孟任，從之。徬，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

　　例二：

　　文公十八年《經》：冬十月，子卒。

　　《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例三：

　　襄公七年《經》：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

　　《左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訴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於釦，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

　　例四：

　　昭公元年《經》：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左傳》：冬，楚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

　　例五：

　　哀公十年《經》：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鄎。齊人弑悼公，赴於師。

　　杜注：以說吳。

　　《春秋》有君弑而不加載錄者。

　　例一：

　　《左傳》桓公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例二：

　　《左傳》桓公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

　　例三：

　　《左傳》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杜注：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諡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

　　例四：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晉公子重耳），不書，不告入也。……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以上所舉君弑而《春秋》書薨者二，書卒者五，不書者四，加上書弑者二十五事，合之正得三十六。（二）亡國《春秋》所書諸侯亡國，與“五十二”之數相去甚遠。顏師古注《漢書》，列五十二國之名，而不能盡確。梁玉繩《史記誌疑》通《春秋》與《左傳》數之，亦不足五十二。但無論如何，他們通經、傳計數這一方法是正確的。即使是《春秋》所涉及的事件，要確認其“亡國”之性質，有時也有賴於傳文所提供的事實。《春秋》載諸國之滅，有雲“入”者，有雲“取”者，有雲其君大去其國者，有雲執其君者。如果不了解事實原委，很難將《春秋》的記載與亡國聯係起來。

　　《春秋》有滅國而雲“入”者如：

　　例一：

　　閔公二年《經》：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餘焉能戰！”，……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例二：

　　僖公三十三年《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有將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十八年齊公子彭生殺魯君計入弑君之數者，實誤。《春秋》所謂“弑”，專指“臣弑君、子弑父”而言，經文載諸侯執殺之事甚多，均不在弑君之列。

　　《左傳》：三十三年春，……（秦師）滅滑而還。例三：

　　哀公八年《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強以歸，殺之。

　　《春秋》書入人國邑凡二十五例，絕大多數與滅國無關。如隱公二年雲“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十年雲“秋，宋人、衛人入鄭”，“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等等，都僅僅是指侵入對方國邑。而狄入衛、秦人入滑、宋公入曹，則與一般意義上的“入”完全不同。要說清這三次“入”即“滅”，唯一的辦法是講清事實。故《左傳》閔公二年稱狄人“遂滅衛”，僖公三十三年載秦襲鄭事，雲秦師“滅滑而還”，哀公八年雲“遂滅曹”。

　　《春秋》有滅國而雲“取”者，如：

　　例一：

　　文公七年《經》：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置文公子焉，非禮也。例二：

　　襄公十三年《經》：夏，取邿。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雲：“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二十二年雲：“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左傳》：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

　　《春秋》書“取”，凡十餘例，多指取邑。如：昭公元年，三月，取鄆；四年，九月，取邿。《春秋》言取，或取其邑，或滅其國，既無定例，那麽，要確定何者為取邑，何者為滅國，也隻能根據事實。

　　《春秋》有國滅而雲其君大去其國者，如：

　　莊公三年《經》：秋，紀季以酅入於齊。

　　《左傳》：秋，紀季以酅入於齊，紀於是乎始判。

　　莊公四年《經》：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春秋》有滅國而雲執其君者，如：

　　僖公五年《經》：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複假道於虞以伐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春秋》書執諸侯之君十有二，絕大多數與亡國無關。如：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成公九年，晉人執鄭伯；十五年，晉侯執曹伯；襄公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哀公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春秋》言“執”既非滅國之同義語，執虞公為滅虞，也需賴事實而明。

　　以上所舉，都是亡國而《春秋》不書“滅”、“亡”的例子。《春秋》中也有與此相反的情況。如：

　　例一：

　　僖公二年《經》：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傳》：夏，晉裏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例二：

　　昭公二十四年《經》：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左傳》文公十五年解釋《春秋》書法雲：“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而襄公十三年又雲：“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杜預注：“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春秋》言“滅”，多指滅國，但也可以是滅邑；書“入”，一般指入其邑，而有時也指勝其國，一般指勝其國邑而不有其地，有時也可能是滅其國而有其地；言“取”，可以是取邑，但也不排除取國。這樣，言滅而實非滅，不言滅而實滅，交互錯雜，離開事實，必然令人無所適從。

　　三、事實與經文大義

　　《春秋》有辭異而事同者，也有辭同而事異者。同類事件之間，情況也是千差萬別。這些，都直接影響到對於經文含義的理解。《春秋》所書弑君亡國之事，情況也是如此。事實對於理解此類條目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彰明懲戒

　　《左傳》宣公四年雲：“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春秋》所書弑君二十五例，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類唯被弑之君稱名，而不著弑者之名。另一類既稱被弑君主之名，同時書弑者之名。第一類中，主要有以下兩種情況：一是稱人以弑，一是稱國以弑。茲各舉一例。

　　先看稱人以弑的例子：

　　襄公三十一年《經》：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汙。”言罪之在也。

　　此外，文公十六年《經》書“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書“齊人弑其君商人”，也都是稱人以弑的例子。

　　再看稱國以弑的例子：

　　成公十八年《經》：晉弑其君州蒲。

　　《公羊傳》：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

　　《左傳》成公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

　　十八年雲：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公羊傳》解釋《春秋》書法之文，可與《左傳》所載史實互相發明。此外，文公十八年，《經》書“莒弑其君庶其”，昭公二十七年書“吳弑其君僚”，定公十三年書“薛弑其君比”，也都是稱國以弑的例子。

　　被弑君主稱名而不稱弑者之名，也有較為特殊的例子。如：

　　例一：

　　襄公二十九年《經》：閽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杜注：言以刀，明近刑人。

　　例二：

　　哀公四年《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左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

　　杜注：賤者，故稱盜。不言殺其君，賤盜也。

　　《春秋》或僅稱被弑君主之名，或弑君與賊臣俱名，書法不同，罪罰之意向亦異。《左傳》敘述事實，兼明書法，給人以切實明確之感。

　　《春秋》書弑，君臣同書名者，共有十六例，文辭及格式基本相同，都雲“某國某人弑其君某人”，隻有昭公十三年稱“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於乾溪”，標舉地名，與其他各例小異。十六例中，晉趙盾、鄭公子歸生、楚公子比、許世子止、齊陳乞弑君五事，與史實出入較大，後文將作較為詳盡的論析。即使是較為相似的其他十一起弑君事件，也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宋殤公怒華父督殺孔父而娶其妻，因而被弑；齊襄公殞命，因其不守瓜代之諾言；宋閔公以戲言致禍；齊君舍無威寡助，終致喪生；衛侯剽遇弑，為寧喜欲掩其父出君之名；楚成王先立太子，後欲廢之而又舉棋不定，而遭逼宮；晉獻公廢嫡立庶，禍及其子。同是淫亂亡身，原因也不盡相同：陳靈公通於夏征舒之母而宣淫於朝；齊莊公私崔杼之妻而驟如崔氏；蔡景侯為子娶婦而通之。禍患之起因，種種不一，成敗得失之理，內涵豐富，彼此不能完全替代。況且，活動於此類事件中的人物，既有弑君犯上的亂臣賊子，也有殺身成仁的忠臣義士，其他各色人等，不一而足。《春秋》褒貶善惡之義，絕非“某國某人弑其君某人”這樣簡單的表述所能窮盡。

　　《春秋》所書亡國之事，情況也不完全相同。這裏先以僖公時期為限略舉數例。

　　例一：

　　僖公五年《經》：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楚鬥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例二：

　　僖公十二年《經》：夏，楚人滅黃。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裏，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例三：

　　僖公十九年《經》：梁亡。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例四：

　　僖公二十五年《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例五：

　　僖公二十六年《經》：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鬥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如上所舉，諸國之亡，原因不盡相同，《春秋》懲戒之意也有不同：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不共楚職；弦子恃姻親小國之睦於齊，不事楚，又不設備；夔子不祀先祖又從而為之辭；梁伯亟城疲民，自取滅亡；衛侯燬滅邢，為同姓相滅，故《春秋》稱名以罪之。

　　其他滅國之事，如：齊侯出，過譚而譚不禮，入又不賀；諸侯會於北杏，而遂人不至；諸侯之會未退而魯滅項；六人叛楚而即東夷；庸人因楚大饑，帥群蠻叛楚；眾舒叛楚，楚滅舒蓼；赤狄潞氏之臣酆舒殺晉景公之姊；舒人道吳圍巢，遂恃吳而不設備；鄫人恃賂；萊人恃謀；晉人欲封向戌而滅偪陽；鳩舒反覆無信；陸渾戎睦於楚，晉人托言祭祀而滅之；徐人不為吳子執二公子；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而滅之；鄭因楚敗滅許；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吳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不事楚。這些國家之所以滅亡，原因、背景有別，成敗得失，可供借鑒之處實多。《公羊》、《穀梁》兩傳於有關事實多不能置辭，這不能不說是個缺憾。

　　（二）闡發幽微

　　有時，《春秋》所載與史實並不一致。而且，這種不一致，並非作者無心之失，而是有意為之。《春秋》的“微言大義”恰恰隱含其中。在此種情況下，揭示事實真相顯得尤為重要。試舉例以明之。

　　例一：

　　宣公二年《經》：秋九月乙醜，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置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略去趙盾驟諫，靈公欲殺趙盾，趙盾自亡）乙醜，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複。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趙盾為古之良大夫，實不弑君，而《春秋》書其弑君之罪，隻因其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為《春秋》特筆而非實錄。要說清蘊涵其中的複雜的含義，必須說清事實。《穀梁傳》宣公二年雲：“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誌同，誌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公羊傳》宣公六年雲：“趙盾弑君，此其複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獆。’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複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複國奈何？……（略晉靈公彈人而觀避丸、肢解宰夫、趙盾進諫、靈公使勇士刺盾、伏甲攻盾諸事）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靈公之無道，趙盾之無辜而為法受惡，俱賴事實而後明。《春秋》加盾弑君之名而又不將他與一般亂臣賊子同等看待，舍事實尤為難知。《春秋繁露·玉杯》發揮《春秋》大義，也不離於事實：“春秋》之好微與其貴誌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誌，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複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複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複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複見？’……今案盾事，而觀其心，願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案盾辭號呼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馴其終始，無弑之誌，掛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係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係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籲！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鬥筲之民，何足數哉！弗係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春秋》“視人所惑為立說”，是為了別嫌疑，明大義，如果撇開事實，隻能是事與願違，更加令人困惑。

　　例二：

　　宣公四年《經》：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嚐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嚐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鄭靈公之弑，公子宋主謀，而公子歸生為脅從。《春秋》不書公子宋之名而獨書公子歸生弑其君，意在分辨疑似，而不是一般史筆。《左傳》詳述其事，在此基礎上解釋《春秋》書法，必要性顯而易見。《公羊》、《穀梁》於事實、書法均無其說，蓋因不明史實所致。

　　例三：

　　昭公十三年《經》：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溪。

　　《左傳》：（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幹、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幹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

　　根據經文，公子比歸楚而弑其君，事實似乎很清楚。其實事情並不那麽簡單。《公羊傳》雲：“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溪之台，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溪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複其田裏。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穀梁傳》雲：“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三傳都認定靈王之弑別有隱情而不是一般的弑君之事：《穀梁傳》更多的是猜測，《公羊傳》指出公子比脅立，《左傳》則將脅立之經過及整個事件的過程和盤托出。董仲舒以公子比事為別嫌疑之例（見後文），而嫌疑得以辨明，正得益於事實與《春秋》書法的對比。

　　例四：

　　昭公十九年《經》：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許太子止進藥，意在療父之疾，而《春秋》加之以弑君之名。與其他各例相比較，此例與事實之間距離更大。孔子的本意，主要是為了使人們在某個方麵知所警戒，而不是讓許太子空受惡名。昭公十九年《經》：“冬，葬許悼公。”《公羊傳》雲：“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弑也。曷為不成於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穀梁傳》雲：“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許世子止不知嚐藥，累及許君也。”《春秋繁露·玉杯》更為明確地揭示了《春秋》書法的內涵：“臣之宜兩傳之文均見昭公十九年”冬，葬許悼公條。

　　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嚐藥也。子不嚐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

　　例五：

　　哀公六年《經》：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複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主謀弑君者為公子陽生，《春秋》何以書陳乞？齊君荼非當立之人，三傳均有說明。而且陳乞反對弑荼，至於泣下，似無弑君之嫌。然而齊君之弑，實由陳乞立陽生而起。《春秋》書陳乞弑君，意在懲戒違先君之命而擅行廢立之臣。杜預雲：“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起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杜預的話，合於《春秋》之義。《穀梁傳》肯定“陽生入而弑其君”，又雲：“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公羊傳》載陳乞迎陽生，致諸大夫於其家，下雲：

　　《左傳》之文見哀公五年。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哀公六年》。

　　“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麵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穀梁傳》所載事實略同於《左傳》，而解釋經義猶繳繞不清。《公羊傳》直以《經》書陳乞弑君為實錄，《春秋》之義更無從談起。

　　以上諸例，《春秋》所書弑君之臣，都未親行弑君之事，有的所謂弑君，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春秋》別出心裁的書法，蘊涵著異乎尋常的“微言大義”。《春秋繁露·玉杯》雲：“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趙盾等五起弑君之事，《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立法誅討，煞費苦心。想要把握《春秋》特殊書法所包含的深刻含義，必須聯係事實，離開史實，則所謂書法，就純然是歪曲曆史的無謂之舉。

　　《春秋》所書有關亡國之事，有的因其書法獨特，如果撇開史實，也很難了解其確切含義，甚至增加認識上的混亂。茲舉數例：例一：

　　莊公三年《經》：秋，紀季以酅入於齊。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

　　《穀梁傳》：酅，紀之邑也。入於齊者，以酅事齊也。

　　莊公四年《經》：紀侯大去其國。

　　因《左傳》有關事實前文多已列出，為避免重複，這裏主要以《公羊》、《穀梁》的資料來作說明。

　　《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複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

　　《穀梁傳》：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公羊》、《穀梁》兩傳都確認紀滅這一事實，並且認為《春秋》不書其滅含有深意。但它們對經義的理解很不一致：《公羊》以為賢襄公而諱言齊滅，《穀梁》則以為紀侯賢，不言滅是“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問題的症結最後還是在事實，即：在孔子的心目中，紀侯與齊侯到底誰是賢者？到底誰是“君子”，誰是“小人”？《春秋繁露》的有關論述極具啟發性。《繁露·玉英》雲：“難者）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托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誌，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誌，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以酅入於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複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誌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謂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春秋繁露》不僅以具體事實說明了《春秋》賢紀侯且為之諱滅的理由，而且指出了理解《春秋》的一個重要方法：《春秋》有所避，又有所諱，故其書事“時詭其實”，書人“時易其名”，說《春秋》者必須察其“詭辭”而“隨其委曲”，也就是要了解事實，把握《春秋》的真正用意。

　　例二：

　　閔公二年《經》：十有二月，狄入衛。

　　僖公二年《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

　　《穀梁傳》：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

　　《公羊傳》認為不言衛滅，是為桓公諱，不書城者為不與諸侯專封，都能言之成理。但它解釋經義的基礎卻不牢靠。“蓋狄滅之”為揣測之辭，幸好所言時中，不至於產生大的謬誤。《穀梁傳》釋義與《公羊傳》相似，而竟隻字不提滅衛的事實，說理更顯得空洞。閔公二年《經》雲：“狄入衛。”《左傳》雲：“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侯）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於曹。”又雲：“僖公）二年，封衛於楚丘。……衛國忘亡。”據《左傳》，則閔公二年狄入衛即滅衛，僖公二年城楚丘實封衛，確然無疑，與《公羊》、《穀梁》之釋義可以互相印證。兩傳苦於不能確知史實，故於《經》書狄入衛均無一言，而釋城楚丘，或語氣遊移，或閃爍其辭，令人對其可靠性產生懷疑。

　　例三：

　　僖公五年《經》：冬，晉人執虞公。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

　　兩傳釋《春秋》書“執”之義，均未得要領。虞之亡，因虞公貪財，不聽宮之奇“唇亡齒寒”的忠告，兩次假道與晉伐虢。《左傳》雲：“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傳》僖公二年雲：“虞公）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穀梁傳》亦雲：“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據《左傳》，晉滅虢滅虞同在僖公五年十二月，晉人一舉而滅兩國，這是理解經書執虞公的關鍵。《公羊》、《穀梁》誤認為滅虢在僖公二年，不明晉順道滅虞的事實，故解說經義亦多隔膜。

　　例四：

　　僖公十七年《經》：夏，滅項。

　　《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嚐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嚐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左傳》雲：“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薑以公故，會齊侯於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由於經文“滅項”無主詞，導致三傳理解迥異。考之史實，揆諸情理，參以《春秋》行文之例，滅項者應為魯國而非齊國。《公羊》、《穀梁》主名既誤，所作解說也就失去了依托。兩傳不能揭示《經》書“夫人薑氏會齊侯於卞”“公至自會”與“滅項”之間的因果關係以及書法大義，也是因為不了解事實真相。

　　例五：

　　襄公十三年《經》：夏，取詩。

　　《公羊傳》：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係於邾婁？諱亟也。

　　《左傳》雲：“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公羊傳》以詩為邾婁之邑，而《左傳》則認為是國。由於了解史實的程度存在差異，它們甚至對基本事實的定性都無法統一。而對於《春秋》書法及其含義的理解，更是判然有別。不管它們誰對誰錯，都足以證明事實對於解經的重要性。昭公四年《經》雲：“九月，取鄫。”《公羊傳》雲：“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左傳》則雲：“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此例《公羊傳》以鄫為國，而《左傳》認為是邑，情況正好與襄公十三年之例相反，而事實為解經之根本，其理則一。

　　（三）揭舉隱諱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春秋》多不可書見之文辭，而隱諱為其中之一。《公羊傳》閔公元年雲：“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穀梁傳》成公九年雲：“春秋》）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春秋》隱諱，在弑君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隱諱作為《春秋》重要書法，對於體現作者的“微言大義”起著重要的作用。隱諱之目的，並不是將某些事件完全抹去或者加以歪曲，而是經過某種獨特的處理，在更深的層次表現作者的思想與見解。後人探求《春秋》書法及其微旨，必須聯係本事。

　　例一：

　　隱公十一年《經》：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

　　《公羊》、《穀梁》確認隱公被弑的事實而未作具體說明。《左傳》雲：“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洩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洩氏，立桓公而討洩氏，有死者。”《左傳》的記載，可為隱公被弑和《春秋》之有所“隱”及“不地”之立論依據。

　　例二：

　　莊公三十二年《經》：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公羊傳》：子卒雲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逾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此年經文書法最重要的一點是諱弑書卒，《公羊》、《穀梁》均未言及。《左傳》雲：“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其事既具，則《春秋》隱諱之義，自不待明言。

　　例三：

　　閔公二年《經》：秋八月辛醜，公薨。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左傳》雲：“秋八月辛醜，共仲使卜軏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閔公之死也，哀薑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屍歸。僖公請而葬之。”《左傳》所載史實，對於理解《春秋》，為必不可少之依據。《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共仲、哀薑既伏其辜，閔公仍不書葬，顯然不能用“賊不討”來解釋。《公羊傳》以為共仲不誅，體現了“逸賊緩追”的“親親之道”，正因不明事實而昧於大義。《穀梁傳》認為“不以討母葬子”，其義頗精，但也必須參考《左傳》所載史實方始明了。

　　例四：

　　文公十八年《經》：冬十月，子卒。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

　　《公羊》、《穀梁》都從“日”與“不日”來推測卒者是壽終正寢還是非正常死亡，說甚迂闊。《左傳》雲：“冬十月，（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事實與書法都很清楚。

　　有關弑君的基本事實，對《春秋》書法具有多方麵的影響。被弑而書“薨”、“卒”，是經文有所隱諱；弑君之後，作亂之人是否受到誅討，關係到被弑之君是否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閔公之賊已討而亦不書葬，是因為哀薑身份特殊。這些，都有賴於事實而後明。《左傳》於隱公等四人之弑均詳其過程，並非多餘。

　　國君是遇弑還是自然死亡，還關係到《春秋》對新君繼位的記載。一般情況下，國君正常死亡，則新君書即位；如果國君被弑，新君一般不書即位。但《春秋》書法的獨特之處，正在於它往往打破常規，以表達作者的獨至之見。《春秋》對桓公等四人繼位的記載不同，即是其例。

　　《春秋》閔公、僖公元年都書“元年春王正月”，而不書公即位。《公羊傳》閔公元年雲：“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莊公存之時，（鄧扈）樂曾淫於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穀梁傳》雲：“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公羊傳》僖公元年雲：“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穀梁傳》雲：“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同樣是繼弑君，《春秋》桓公、宣公元年卻均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與閔、僖二君情況截然不同，其間區別何在？《公羊傳》桓公元年雲：“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傳》雲：“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公羊傳》宣公元年雲：“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穀梁傳》雲：“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羊》、《穀梁》兩傳分別認為桓、宣二君書即位，是因二人“與聞”弑君之事、有“意”爭君位，這是正確的。那麽，何以見得二人與弑君之事有牽連且有爭位之意呢？《左傳》隱公十一年雲：“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羽父使賊弑公於洩氏，立桓公。”文公十八年雲：“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隱公有讓桓之誌而桓公殺之，宣公與嫡子爭位而篡立，不正是桓、宣與聞其事、有意爭立的最好說明嗎？如果不將有關事實揭出，則《春秋》前君書“薨”、“卒”，而新君書即位，極易被誤認為是正常死亡和正常即位，《春秋》大義將湮滅不彰。

　　四、事實與孔門說經

　　前人論述事實與經義關係，亦時有可觀者，茲擇要略述如下，以供參證。

　　張高評曰：“孟子》述孔子作《春秋》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事者，曆史發生之本體，經文字或非文字之征存以傳後者也。文者，曆史發生之客觀記述，文字之考訂，史事之考證皆屬之。若夫義，則是史家主觀心識中所懷之哲理，乃撰史時去取之圭臬。以《春秋》言之：《春秋》為一霸史，蓋桓、文之伯事，《春秋》所以終始者，此其事也。魯史策所記，一依成法，不可益損，此其文也。而或史之所無有而筆削之，以見孔子之特識，致遊、夏之徒不能讚一辭，此其義也，此所謂《春秋》之書法義例也。《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即比例，此孔子自發其作《春秋》之旨，為有義例也。《孟子》述孔子作《春秋》之原委，亦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傳》亦謂《春秋》曰：‘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雖變義為詞，但謂丘有罪，即可謂孔子之作《春秋》，有存心於其間，有義例於其中。故合《禮記》、《孟子》、《公羊》三家之說觀之，《春秋》之作，必有義例，非苟作也。有事有文而若無義例，斯即王安石所謂之斷爛朝報矣，又何價值之可言乎？知《春秋》之必有義例，又知《春秋》之價值，端在義例，然後可以言《春秋》。”元黃澤曰：“說《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據經文也。若專據經文，而不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又曰：“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意脈絡，則盡在《左傳》。”明湛若水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存乎義，聖人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經》識乎大者，《傳》識其小者。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跡，則《左氏》之事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射覆矣。”薑炳璋曰：“若州蒲之弑，自成四年伐鄭之後，欒書並不見《經》，至十八年，忽書晉人弑君，微《傳》，安知弑君之為書也？鄭伯卒於鄵，微《傳》，安知為釭弑也？楚子麇以疾卒，微《傳》，安知其圍弑也？他如莊公七年齊人執鄭詹，微《傳》，則相傳為佞人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微《傳》，則或以為自媒也。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微張高評：《左傳導讀》第五章”論《左傳》之解經與緣飾增續。

　　見趙汸：《春秋師說·論魯史策書遺法》。趙汸：《春秋左氏傳補注·序》。

　　湛若水：《春秋正傳·自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類一·序》。

　　《傳》，則且以為導淫也。定四年，吳入郢，微《傳》，則以為掘文王之墓，鞭之三百，左右踐腹，右手抉目，且以為辱及昭王之母也。“文史通義·易教上》：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葉瑛注：蓋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離器而言道，猶離形而求影，此天下所必無者，故雲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綜合以上各家之說可知，《春秋》大義與《左傳》事實的關係，確實有類於道之於器，形之於影。離開事實，《春秋》之義將無所依托，晦而不明。

　　運用曆史事實，是孔子及其後學解說《春秋》的法寶。

　　《春秋繁露·俞序》雲：“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玉杯》雲：“春秋》之好微與其貴誌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誌，遂人道之極者也。”《精華》雲：“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誌。”據《繁露》之說，《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通過對人事的判斷，表達自己的主觀理想。《春秋》之所書，如同法官之最後裁決，而其裁決的方法是“本其事而原其誌”，即依據客觀事實。同樣地，要判定孔子的裁斷是否正確公正，也應以事實為根據。《春秋繁露·精華》雲：“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孔子作《春秋》的終極目標是述往事，思來者，為後人提供借鑒。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對曆史事件有具體的了解。《韓非子·外儲說右上》雲：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薑炳璋：《讀左補義》。

　　葉瑛：《文史通義校注》卷一。

　　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又雲：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奸萌。”孟子·離婁下》雲：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洪業曰：孔門《春秋》之教，有文，有義，文則舊史之陳篇，義則孔子之新裁。文則屬辭比事，有時而失之亂，學者習之深，然後可免。義則君人者將持勢蚤絕奸萌，雖亂臣賊子聞之而亦懼也。孟子謂孔子‘作《春秋》’‘成《春秋》’者，其意在此而不在彼歟？”春秋》之文，據舊史筆削而成，《春秋》之義，賴舊史所載史實而明。子夏說《春秋》重視事之漸萌，目的就是依據史實，從事物發展的終始本末中引申出成敗得失之理，借鑒往事，著眼現實，杜漸銷萌，防患於未然。這正是孔子筆削精義之所在，也是《春秋》價值的最高體現。

　　《漢書·藝文誌》雲：“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孔門弟子退而異言，是因為不明事實；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正是針對這一弊端而采取的補救措施，同時也是為了表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此理既明，以事解經的合理性也就毋庸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