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新注

第2節《左傳》與《春秋》的關係

　　《左傳》是否為《春秋》之傳？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在《左傳》剛開始流行時就已經存在。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當時博士“謂《左氏》為不傳《春秋》”。後漢範升以為“左氏》不主孔子，而出於丘明”。晉王接雲：“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唐宋以後，其說寖多，至於近代，學者大多認為《左傳》非解經之書，而是一部獨立的史學著作。但是，將《左傳》與《春秋》細加對照分析，我們就會發現：這一結論並不符合事實，而恰恰相反，枟左《論語·述而》。

　　《史記·太史公自序》。

　　《漢書·劉歆傳》。

　　《後漢書·範升傳》。

　　《晉書·王接傳》。

　　傳枠實為《春秋》之傳。

　　一、《左傳》依經立傳

　　（一）《左傳》的起訖時間

　　《左傳》上限起自隱公元年，與《春秋》完全一致，這是《左傳》依經立傳的一個重要證據。隱公元年《傳》稱：“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這段記載交代了隱公、桓公的出生及其相互關係，說明了隱公元年不稱即位的原因，也為桓公弑君代立作了必要的補敘。這一史實發生在惠公時代，作者之所以將它編入隱公元年，原因就在於左氏是為《春秋》作傳，釋經之傳必須附屬於經文。

　　今本《左傳》終於悼公十三年。《左傳》哀公十四年杜預注雲：“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係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他認為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條之後的若幹傳文也是出於《左傳》作者之手，這可能是事實。但哀公十四年前後《左傳》傳文的差異也不容抹煞。第一，如杜預所說，哀公十四年之後“經無傳者多”，且此後沒有出現過解釋經文書法凡例的文字，行文也不同於前麵傳文的解經口吻。第二，哀公十四年後記時頗為隨便，春、夏、秋、冬四時多不完備。如哀公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都有夏而無春。第三，哀公十七年至悼公四年共十五年，而傳文總共隻有三十六條，平均每年隻有兩條多一點，與前麵傳文也有很大差異。第四，傳文記載到魯哀公二十七年，似乎是想終哀公之事，《傳》雲：“哀公二十七）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史記·魯周公世家》載：“哀公二十七年）八月，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複歸，卒於有山氏。”《左傳》載二十七年八月哀公如公孫有陘氏，而不載同年複歸及卒於有山氏，不僅記一事有頭無尾，且對哀公一生的記載也是功虧一簣，這說明續傳者記事漫無章法。第五，悼公元年、二年、三年事，續傳均無記載，傳文最後一條記事開頭載明為“悼之四年”，而終於三家滅知伯事，知伯之滅在悼公十三年，與悼公四年相差近十年，傳文未作任何說明而載入一條，非但不能顧及春夏秋冬四時，甚至連編年也置之腦後，顯然出於後人隨手附記。第六，孔子絕筆前後《左傳》記載很明顯有割裂的痕跡。獲麟前《春秋》書諸侯之大夫以地來奔者有三：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合此三條而釋之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誌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左傳》通計《春秋》所載他國之大夫以地來奔者共三人，故在此一並加以評論，以明《春秋》之義。但《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條後載“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杜預注：“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孔穎達《正義》雲：“此文與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文同，知射是小邾大夫，以句繹之地來奔魯也。其事既同，其罪亦等，傳稱庶其等為三叛人，不通數此為四叛人者，以《春秋》之經終於獲麟，獲麟以上褒貶是仲尼之意，此雖文與彼同而事非孔意，故不數也。”射以句繹來奔，《左傳》不計入叛人之數，有三種可能。1.即如杜預、孔穎達所說，因為這一事件發生在獲麟之後，雖然《左傳》也隨手作傳，但因非出自孔子手筆，左氏還是將它與《春秋》本經嚴格分開。2.左氏對獲麟後事本無傳，此下傳文為後人續補，《左傳》獲麟前後非出一人之手，故射不與三叛人等列。3.《左傳》作者所見經文止於獲麟條，此後當然也就談不上依經立傳了。不管事實上屬於上述三種情況的哪一種，都說明《左傳》是為解釋孔子《春秋》而作。合上六端，可知哀公十六年以後的無經之傳，有可能是《左傳》後經以終義，以卒前事，也有的可能出於後人附益，而且，這些傳文的存在，在總體上並不影響《左傳》與《春秋》的對應關係，不得據此謂《左傳》不傳《春秋》。

　　（二）《左傳》的行文語氣

　　《左傳》雖以敘述史實為主，但它的行文卻大多是解經口氣。試看莊公元年至三年的傳文。

　　莊公元年：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薑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於齊。不稱薑氏，絕不為親，禮也。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為外禮也。

　　莊公二年：

　　二年冬，夫人薑氏會齊侯於禚。書，奸也。

　　莊公三年：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秋，紀季以酅入於齊，紀於是乎始判。

　　冬，公次於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這些條目，就其內容而言，或說明《春秋》經文的含義，或補充事件的前因後果，或總結《春秋》凡例，完全是針對經文而發。就形式而論，也分明體現出《左傳》解經的特點：作者在複述經文之後，常常附上“也”這樣的判斷句式，這表明《左傳》不是在述史而隻能是依經立傳。類似的情況在《左傳》中非常普遍，若是對這樣一種普遍存在的事實視而不見，而硬要否定《左傳》為《春秋》之傳，實難令人信服。

　　（三）《左傳》的針對性

　　筆者曾將《春秋》與《左傳》逐條加以對照統計，結果發現：截止於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條，《左傳》中直接解經的條目大約有1300條，與經文關係密切的有一百幾十條，同解經關係不很直接的隻有300條左右（《春秋》分為數條的，《左傳》往往合而釋之，也有《春秋》為一條而《左傳》分成幾條解釋的，為了統計方便，這裏計算條目以經文為準）。這就是說，《左傳》中補充、解釋經文的內容占了全書條目的五分之四以上。

　　《左傳》中有兩處地方直接提到《春秋》：一是成公十四年，一是昭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一年談到《春秋》記載的四件事，即《春秋》書齊豹曰“盜”及前文所舉“三叛人”之事，《左傳》對此加以評論說：“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左傳》成公十四年雲：“九月，僑如以夫人婦薑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這兩段文字，都是對《春秋》總的評價，由此可見，《左傳》全書著眼點全在於解釋《春秋》。

　　這裏有兩種情況需要略作說明。

　　曆來否定《左傳》為《春秋》之傳的人，都抓住《左傳》中有經無傳和有傳無經兩種情況作為立論的主要依據。如趙光賢說：“如果《左傳》本來是解釋《春秋》的書，那麽《春秋》所有的記事，《左傳》也應該都有；反之，《春秋》所無的，《左傳》也應該無。”對於這兩種情況，應該如何看待呢？讓我們先來看有經無傳的情況。《春秋》雖然簡略，但有些條目頗為明了，《左傳》意在解經，對經文中那些不需要補充說明的，自然也就無須贅言了。事實上，有經無傳的情況在《公羊》、《穀梁》兩傳文中更為普遍。截止於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經文的總數為1870條。《左傳》依經作傳的條目在1300條以上，無傳者約550條；《公羊傳》全書共570條，有經無傳的條目約有1300條；《穀梁傳》全書共約750條，有經無傳的條目也在1100條以上。

　　《春秋》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公羊傳》全年無傳的有三十八年，它們是：桓公十七年，莊公趙光賢：《枙左傳枛編撰考》（上），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古史考辨》。

　　十五年、二十一年，僖公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三十二年，文公十年，宣公二年、七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成公四年、七年、十一年、十四年，襄公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昭公三年、六年、七年、十年、十四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三十年，定公三年、七年、十一年，哀公元年、十年、十一年。《穀梁傳》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全年無傳的也有十八年，它們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十七年，宣公十三年、十四年，成公四年、十一年，襄公四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二年、二十八年，昭公六年、十年、十六年，定公三年，哀公十年、十一年。而相比之下，《左傳》隻有莊公二十年與二十六年沒有解經的文字。

　　既然《公羊》、《穀梁》兩傳中“有經無傳”的現象更為突出，我們自然也就沒有必要獨獨苛求《左傳》對每條經文都作出解釋。

　　至於《左傳》中存在“無經之傳”，其實也不奇怪。《左傳》的特點，是通過對《春秋》所載史實的補充來幫助人們理解經文。曆史事件的發生總有一個過程，而《春秋》隻是簡單地記載了事情的結果，由於經文記載過於簡略，人們往往無從了解某一事件出現的前因後果，也就無從判斷其是非曲直。既然如此，《左傳》就有必要交代一事的來龍去脈，對其中的某些細節作出補充說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孔子作《春秋》，有筆有削，抑揚褒貶，自出心裁，這是《春秋》精髓之所在。有些內容雖不見於經文，但並非與經義無關，恰恰相反，它們是把握《春秋》微旨之關鍵。因此，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將《春秋》所“約”所“去”特別是“不可以書見”者編次羅列，以便讀者通過參照比較，理解《春秋》之義，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這與“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本質上完全一樣。《左傳》釋經有“不書”“不言”等例，作者意在說明孔子刪削曆史的意圖，這實際上是左氏解釋《春秋》的一種特殊形式。

　　杜預雲：“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左傳》解釋《春秋》的形式生動多變，不能看得過於拘泥。

　　（四）《左傳》解經文字非後人所加

　　清人劉逢祿認為《左傳》中講“書法”、“凡例”的文字都是出於劉歆偽造，而鄭興“亦有所附益”，他甚至“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於大義、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清人皮錫瑞、今人胡念貽、趙光賢等也都認為《左傳》中解經的文字為後人所增。

　　筆者以為，《左傳》中解經的文字並非後人所加。古文《左傳》雖然到劉歆才開始爭立學官，但在這以前治《左傳》杜預：《春秋序》。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

　　劉逢祿：《箴膏肓評》。

　　者卻是大有人在。近人劉師培作《左氏學行於西漢考》，敘《左傳》師承甚詳，此不贅。《漢書·儒林傳》謂：“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並敘述了《左傳》的傳授係統，謂賈誼為“左氏》立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授其子長卿，長卿授清河張禹（非成帝師張禹），張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鹹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護授陳欽，陳欽授王莽，而劉歆從尹氏及翟方進受。其後“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可見，在劉歆以前和劉歆之後，治《左傳》之學者皆非止一家，劉歆治《左傳》雖然後來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他並沒有壟斷《左傳》，因此他不可能肆無忌憚地增飾《左傳》。

　　《楚元王傳》雲：“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傳》稱劉向、劉歆“父子俱好古，博見強誌，過絕於人”。《論衡·案書篇》雲：“劉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劉向編《說苑》、《新序》，事實也有取於《左傳》者。可見劉向雖好《穀梁》而並非不知《左傳》。劉歆果作偽而欲欺其父，恐非易事。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指《左傳》、《逸禮》、《古文尚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劉師培：《左盦集》卷二。

　　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這段文字明確告訴我們：劉歆校理秘書時，古文《左傳》俱在，民間亦有治《左傳》之學者，且國家曾以《左傳》等書考學官所傳之經傳，反對立《左傳》於學官者”以《左氏》為不傳《春秋》也證明他們對《左傳》不是一無所知。假如劉歆大膽作偽，又如何能瞞得過他們？書中又稱：此數家之事（指《左傳》等），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征驗，外內相應。如劉歆偽造、增益《左傳》，恐難逃欺君罔上的罪名！

　　關於劉歆偽造、竄改《左傳》之說，今人辨之已詳，茲不贅述。

　　《左傳》中講書法凡例的文字，並非後人所加，而恰恰是《左傳》釋經的重要標誌。

　　從形式上來說，《左傳》解經與《公羊》、《穀梁》有所不同。《公》、《穀》兩傳往往逐字逐句地闡釋《春秋》文義，而《左傳》則偏重於補充《春秋》所載的史實，這與《公》、《穀》的解經方式相比，似乎稍隔一層，但換一個角度看，《左傳》對人們了解《春秋》卻比《公》、《穀》更為有用。《四庫全書》著錄《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永瑢等所著《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雲：“左傳》）所述事跡則皆征國史。不明事跡之始末，而臆斷是非，雖聖人不能也。故說《春秋》者，必以是書為根柢。”不僅《左傳》所載史實對後人了解《春秋》幫助極大，《左傳》中還有大量歸納《春秋》書法凡例的文字更是直接闡發經義的。最明顯的如“五十凡”、“君子曰”、“書”、“書曰”、“故書曰”、“先書”、“故先書”、“後書”、“追書”、“不書”、“未書”、“不先書”、“稱”、“不稱”、“言”、“不言”之類，都表明《左傳》是針對經文而發。《左傳》歸納《春秋》凡例，情況較為複雜，研究者也代不乏人，這裏不想全麵討論它的得失，而隻想舉例說明《左傳》書法凡例非後人附益。《左傳》中出現“書”、“書曰”、“故書曰”、“先書”、“後書”共有一百七十次左右，發“不書”之例者也大約有二十多次。這些文字，或冠於一條之首，或殿諸一節之末，或插入一事之中，有些條目則幹脆全是解釋《春秋》凡例。它們隨文而發，不拘一格，大多各得其宜。如《左傳》隱公元年共有十三條，而稱“書”、“書曰”、“故名”、“故曰”、“不書”、“不言”、“故不言”的，竟達十一條之多，現根據原文次序編號排列如下：

　　1.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2.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3.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4.（略鄭伯克段事）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誌。不言出奔，難之也。

　　5.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屍，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6.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7.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8.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始通也。

　　9.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死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10.（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

　　11.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12.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13.眾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如上所舉，可知這一年的傳文重點在於歸納《春秋》凡例。

　　皮錫瑞雲：

　　左氏於敘事中攙入書法，或首尾橫決，文理難通。如“鄭伯克段於鄢”傳文“大叔出奔共”下接“書曰：‘鄭伯克段於鄢’”，至“不言出奔，難之也”雲雲，乃曰：“遂置薑氏於城潁。”“遂”字上無所承，文理鶻突，若刪去“書曰”十句，但雲：“大叔出奔共，遂置薑氏於城潁”，則一氣相承矣。其他“書曰”、“君子曰”亦多類此，為後人攙入無疑也。皮氏此論，初看似覺有理，實則似是而非。鄭伯與大叔的矛盾，《左傳》載至叔段出奔而了結，莊公置薑氏於城潁雲雲，不過是這一事件的餘波，《左傳》於兩者之間安排解經的文字，我們實在找不出比這更合適的位置。皮氏從今文家的立場出發，先有《左傳》不解經的定見，隨手抓住個別條目，指為後人攙入，又就此推而衍之，斷定《左傳》解經的文字都是後人所加，這樣的論證是缺乏說服力的。

　　在《左傳》隱公元年的記載中，特別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皮錫瑞：《經學通論四·春秋》：“論公穀傳義左氏傳事其事亦有不可據者不得以親見國史而盡信之”。

　　的是它解釋《春秋》“不書”之例的文字，後人對此多所非難。蔣伯潛雲：“若必舉《經》所不書之事，而一一說明其所以不書之意，則傳《尚書》者當釋黃帝何以無典，傳《詩》者當釋吳、楚何以無風矣。”筆者以為，《左傳》解經確有它的特殊之處，不能與它書作簡單的類比。隱公元年《傳》說明經文所以“不書”的情況共有十次，對此不能輕易否定：隱公為《春秋》之始，而隱公元年也是《左傳》之始年，《左傳》一向為儒者所注目，要想在眾目睽睽之下塞進如此眾多的解經文字，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五）《春秋》與《左傳》的分合

　　《春秋》與《左傳》原本各自別行，至杜預作注，始將兩者合並。杜氏《春秋序》自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

　　《左傳》在形式上與《春秋》相分離，很容易使人產生《左氏》不解經的聯想。

　　胡念貽雲：“在漢代，《春秋經》與《左傳》是分開的。杜預‘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合在一起加以解釋。”他顯然認為《左傳》作為三傳之一地位的確定與杜預將《春秋》與《左傳》人為地合並有關。

　　其實，《左傳》與《春秋》是別本單行還是合二而一，都不過是一種形式，問題的關鍵在於《左傳》作者下筆時胸中有無一部《春秋》。

　　蔣伯潛：《十三經概論·春秋經傳概論·左傳與經有出入》。

　　胡念貽：《枙左傳枛的真偽和寫作時代問題考辨》，載《文史》第十一輯。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考《漢誌》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複雲‘經十一卷’（原注：《公羊》、《穀梁》二家）。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為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又雲：“左傳》又自有經。”事實正是如此。考《漢書·五行誌》，《公羊》、《穀梁》、《左傳》三傳所依據的經文時有異同。如僖公十年《左氏》、《穀梁經》雲：“冬，大雨雪。”《漢誌》稱：“公羊經》曰‘大雨雹’。”又如文公十三年《左氏經》雲：“大室屋壞。”《漢誌》稱：“穀梁》、《公羊經》曰‘世室’。”又如宣公十六年《公羊》、《穀梁經》雲：“夏，成周宣謝（榭）災。”《漢誌》稱：“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再如昭公九年《公羊》、《穀梁經》雲：“夏四月，陳火。”《漢誌》稱：“左氏經》曰‘陳災’。”這些都是《左傳》另有經文與之相配的鐵證。

　　孔穎達雲：“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為《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皮錫瑞亦雲：案漢《熹平石經》，《公羊》隱公一段，直載傳文而無經文，是《公羊》經傳亦自別行。……《公羊》、《穀梁》、《左氏》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類·春秋左傳正義》。孔穎達：《春秋序》疏。

　　經傳，皆自別行。《左氏》經傳，至杜預始合之，《公》、《穀》經傳，不知何人始合之也。《漢誌》所列古經，即是《左氏》之經。事實證明，傳文與《春秋》相分，三家所同，不獨《左氏》為然；而三傳與經文之分合，也不足以說明它們是否解經。

　　二、《左傳》成書因傳經而非作史

　　劉逢祿雲：“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嚐求附於《春秋》之義。”皮錫瑞亦雲：《左氏》敘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論，亦當在司馬遷、班固之上，不必依傍聖經，可以獨有千古。“胡念貽講得更為明確：如果從《公羊傳》和《穀梁傳》中把說經的部分抽出來，餘下的敘事部分就無法獨立了。《左傳》則不然。《左傳》本來是一部敘事較詳的史書，是公元前五世紀的一部私家著作。”自來否定《左傳》解經的學者，大多要強調《左傳》是一部獨立的曆史著作。但是，當我們真正用“史”的標準來衡量它時，就會發現這種說法漏洞百出。《春秋》為編年的大事記，已對魯史記作了大量的刪削，而《春秋》所載的許多皮錫瑞：《經學通論四·春秋》：論漢誌春秋古經即左氏經左氏經長於二傳亦有當分別觀之者。

　　劉逢祿：《箴膏肓評》。

　　皮錫瑞：《經學通論四·春秋》：“論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必欲強合為一反致信傳疑經”。

　　胡念貽：《枙左傳枛的真偽和寫作時代問題考辨》，載《文史》第十一輯。

　　重大事件，在《左傳》中甚至隻字未提。下麵我們就《左傳》的具體情況來檢驗《左傳》一書的性質，看它究竟是傳還是史。

　　（一）史實的記載

　　1.君舉必書

　　《左傳》莊公二十三年載：“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製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舉謂出行）。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觀社小事而必加載錄，可見“君舉必書”是史官記事不可更改的一條原則。毫無疑問，國君的一切重大活動，史書都理應加以記載。但魯公事跡見於《春秋》而《左傳》不加記敘的就有一百多例。

　　魯隱公攝位，《春秋》不書即位，莊公、閔公、僖公因國內動亂，經文也都不稱即位，《左傳》對上述諸公一一說明不稱即位的原因，以發明《春秋》“不書”之例，定公因即位時間不在正月，《左傳》也詳載其事，以說明定公於六月即位的原因。在魯國正常即位的七位君主中，《左傳》除載桓公即位以示例外，其他文、宣、成、襄、昭、哀六位君主即位都不加記載。

　　桓公、宣公二君之葬，明見於《春秋》，《左傳》也不載其事，隱公之葬不見於《經》，《左傳》不補載其事而釋《春秋》所以不書葬。

　　《國語·魯語上》亦載其事，文與此略同。

　　所有這些，假如我們用史的眼光來看待《左傳》，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的。

　　在魯公舉動見於《春秋》而不載於《左傳》的一百多例中，有二十餘例是魯公至自盟會的記載。《左傳》桓公二年雲：“公及戎盟於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魯公參加盟會前後如此鄭重其事，遠非觀社、觀魚之類的小事可比，《左傳》之所以舍大而錄細，原因在於凡例已舉，如沒有特別需要補充的地方就不必再重複經文，這是《左傳》為傳體而非史法的一個明證。

　　2.諸侯盟會

　　《左傳》僖公七年載管仲之言稱：“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奸，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諸侯盟會是春秋時期各國外交上的重要事件，參與盟會的國家理應載錄其事。但《左傳》對盟會之事卻多付闕如。

　　以莊公時代為例，《春秋》記載：莊公十九年，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二十二年，魯及齊高傒盟於防；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扈；二十七年，公會齊侯於城濮。這些都不見於《左傳》。左氏即使記錄諸侯會盟之事，也大多不載與會之人（這類例子極多，詳後文），相反，卻往往詳細交代會盟的前因後果，這也說明《左傳》著眼於解經。

　　3.行人往來

　　春秋時代，行人往還為列國所重。《春秋》定公十四年載：“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穀梁傳》曰：“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複正也。”石尚欲書春秋，便請求出使行脤，可見周王使者所至，史書必加載錄，而《左傳》竟不載這一條，說明它不是以記事為目的。

　　類似的情況有隱公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桓公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莊公元年天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等，《左傳》都沒有記載。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叔侯之言稱：“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可知列國大夫相互聘問也在史書應該記載的範圍之內，但《左傳》對這類事也往往不載，甚至連諸侯朝會魯公也略而不書。如莊公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荊人來聘、蕭叔朝公，僖公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定公十五年邾子來奔喪、滕子來會葬等等，《左傳》都一字不提。

　　4.祀與戎

　　《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劉子之言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人對祭祀與戰爭二事極為重視。

　　郊、雩、烝、嚐是一年之中通常要進行的祭祀活動。《春秋》“常事不書”，所以對這方麵的記載頗為簡略，而《左傳》對《春秋》所記的又往往刪削不載，偶爾加以記載也全都是以解經的形式出現的。

　　大雩在經文中共出現二十一次，最早的一次在桓公五年，《春秋》載：“秋）大雩。”《左傳》雲：“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嚐，閉蟄而烝。過則書。”《左傳》在此闡明了“過則書”之例。《春秋》記載的其他二十次大雩，《左傳》有十一次無傳，它們是：僖公十一年、十三年，成公三年、七年，襄公十六年、十七年，昭公八年，定公元年、七年（兩次）、十二年。這些條目，當都在《左傳》所謂“過則書”之列。另外九次大雩，分別見於襄公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公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兩次），《左傳》都以“旱也”、“旱甚也”來解釋經文，以區別於“書不時”的條例。昭公二十五年經文載：“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傳》雲：“秋，書再雩，旱甚也。”傳文不載兩次大雩的時間，卻解釋《經》書再雩的原因，這是《左傳》重點不在記事而在解經的又一顯證。

　　烝在《春秋》中隻有桓公八年出現兩次：“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醜，烝。”這兩次烝祭都符合桓公五年傳所說“過則書”的條例，所以《左傳》不再重複經文。

　　嚐在《春秋》文中隻桓公十四年出現一次：“秋八月壬申，禦廩災。乙亥，嚐。”《左傳》稱：“秋八月壬申，禦廩災。乙亥，嚐。書不害也。”

　　《春秋》載魯郊祀的情況共有九次，其中隻三次有傳。僖公三十一年《經》：“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傳》：“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宣公三年《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左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另外，襄公七年《經》載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傳》引孟獻子之言釋卜郊所以不從。此外成公七年《經》載不郊三望，成公十年、襄公十一年兩次載不郊，《左傳》因凡例已舉無須再補充說明而都不加記載。前麵提到，《春秋》記載過時的祭祀（包括郊、雩、烝、嚐），《左傳》概括為“過則書”，而對經文同類情況的具體記載，一般都不重複經文，因此《春秋》所載成公十七年九月用郊，定公十五年載夏五月郊，哀公元年夏四月郊，《左傳》都沒有重複記載。這些都說明《左傳》是在解經而非述史。

　　我們再來看《左傳》對軍事行動的記載。

　　魯君親赴戎行之舉，是重大的軍事行動，按照“君舉必書”的記事原則，也理當錄入史冊，而《左傳》卻往往略而不載。如莊公二十六年《春秋》載，“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傳文都沒有載錄。

　　《左傳》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魯國軍事行動非公命者《春秋》不書，這已非一般的史筆，見於《春秋》而《左傳》不載的卻又有不少。帥師築城、大狩之類且置之不論，魯大夫（有時經文不書為首之人）帥師與他國直接發生對抗性軍事行動而《左傳》不錄者就有十二次（分別見於桓公八年，莊公二年、三十年，僖公十八年，宣公十一年，襄公十四年、十六年，哀公元年、三年、六年），其中襄公十四年魯國有兩次軍事行動，一是叔孫豹會諸侯伐秦，一是莒人侵魯東鄙，《左傳》載前者而略後者；更為明顯的例子是襄公十六年齊侯率師伐魯北鄙，秋，齊侯複興師伐魯，《左傳》載後者而略前者。且不論戎事應在史官載錄範圍之內，隻說一年之中，同是重大戰事，《左傳》或載或缺，我們用史的眼光來看待它也無法理解。

　　5.其他

　　春秋時期周王崩者共十有二人，《左傳》書其崩者有六：平、惠、襄、頃、靈、景。不書其崩者亦有桓、莊、僖、匡、定、簡六王（其中成公五年《左傳》載：“十一月己酉，定王崩。”杜預注：“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眾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據傳不空載經文之例，此為衍文無疑）。十二王之葬，則幾乎不見於《左傳》。《左傳》書天王崩，也是為了解經。隱公三年經文雲：“三月庚戌，天王崩。”傳雲：“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周惠王崩於僖公七年，《春秋》從告，書於八年，稱“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傳》釋之曰：“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文公八年《經》：“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傳》不書月日，但雲：“秋，襄王崩。”杜注：“為公孫敖如周吊傳。”文公十四年，頃王崩，因周室有亂，不赴，故經文不書。《左傳》載之，以發明《春秋》不赴不書之例。襄公二十八年《經》雲：“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傳》雲：“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又雲：“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征過也。”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因王室有亂，故傳文作詳細補充。最有意思的是桓公十五年《左傳》釋《春秋》載“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用意，而不載桓王之崩、葬。

　　《春秋》所載諸侯之卒，《左傳》加以補充說明的共八十七條，見於經文而左氏不錄的也有五十八條，《春秋》所載諸侯之葬，《左傳》有傳者二十三條，無傳者六十五條。有不少情況是同在一年之中諸侯之卒、葬不止一起，《左傳》有的作出補充，有的則闕而不錄。

　　魯公子、卿大夫之卒見於《春秋》者，左氏也有傳與不傳之分，傳者共十七條，不傳者十三條。《春秋》定公五年載：“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又載：“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左傳》傳前者而不錄後者。

　　它如魯夫人出國往還，公族女子歸於他國及其卒葬等，《左傳》也往往不載。

　　關於自然方麵的情況，如有年、大有年、饑、大饑、無冰、不雨、雨木冰、大雨雹、大無麥禾、火災、地震、日食、螟、螽、多麋等，這些事都與國計民生有著重大關係，而《左傳》大多不載，這一切都說明《左傳》用傳法而非史筆。

　　（二）《左傳》性質與編年形式之由來

　　以上我們根據史書著述的幾條標準論證了《左傳》是傳而不是史，這一點，從《左傳》內容及其編年形式之由來同樣可以得到證明。

　　目前學術界對《左傳》性質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甲：認為它是一部獨立的史學著作，這在前麵已經提到。

　　乙：謂史、傳參半。法國馬伯樂說：“左傳》者，由二書參合以成者也。其一為史，其一為傳。二者各有殘缺，而缺處不同，其別甚顯。”他把《左傳》分為兩半，一部分為傳，一部分為史，他還具體指出《左傳》中有“傳缺者”和“史缺者”兩種情況。

　　丙：《左傳》為《春秋》之傳。蔣伯潛說：“三傳皆《春秋》之傳，皆所以釋經者也。而其所以釋經者異：《公羊》、《穀梁》重在義例，《左傳》重在事實。”第一種意見完全否定《左傳》為《春秋》作傳，與實際情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引。

　　蔣伯潛：《十三經概論·春秋經傳概論·三傳之釋經》。

　　況距離較遠，事實上無法成立。第二種說法看到了傳和史這兩種成分在《左傳》中都不容忽視，但將兩者完全分開則不可取，因為《左傳》畢竟是一個整體。第三種觀點講清了《左傳》以史解經的特點，最符合實際情況：《左傳》所述在史而其用意仍在解經。用這一觀點來看《左傳》，全書無不豁然貫通。《左傳》之編年形式與《春秋》完全一致，實為作者排比史料以逐年解經之重要證據。

　　前麵已經提到，《左傳》中完全解經的有1300條，與經文關係密切的100餘條，與經文聯係不很直接的隻有300條左右。如果將《左傳》中解經的部分去掉，那麽，全書五分之四以上的條目將不複存在。

　　《左傳》一年之中所有條目完全解經的情況有五十一年（一年內傳文其他條目都解經，有個別條目雖與經文有關，但不是直接解釋本年之經的情況不計在內，傳中有解釋《春秋》“不書”之例的也不計入，如果這兩種情況計算在內，則將遠遠超過此數），他們分別是：隱公二年、四年，桓公五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莊公元年、二年、三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二年、十五年、十七年、三十一年，僖公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文公二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宣公元年、五年、九年、十年、十八年，襄公元年、六年、八年、十六年、十八年，昭公十年、十七年、三十年，定公元年、四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哀公二年、七年、十二年。《春秋》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屬辭比事全係解經的達五十一年，共占《春秋》時間跨度的五分之一以上。如莊公元年至十年中，《左傳》完全解經的竟占了八年，如果將這些文字全部刪去，《左傳》編年的形式亦將不複存在。

　　當然，我們這裏討論《左傳》與《春秋》的關係，隻是為了說明《左傳》成書之原因乃是傳經而非作史，絲毫沒有貶低它本身價值的意思。相反，我們認為，《左傳》除在經學中當有一席之地外，在史學和文學兩個領域也都應有它重要的地位。三、《春秋》、《左傳》不能割裂桓譚雲：“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胡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章太炎先生亦嚐雲：“信哉，《經》之與《傳》，猶衣服表裏相持，去《傳》則《經》為虎豹之鞹，與犬羊無異矣。”《左傳》根據史實對《春秋》作了大量的補充，不僅可以使人們獲得對《春秋》所載曆史事件更加切實具體的了解，而且對讀者加深理解《春秋》設辭之苦心、褒貶之寓意亦大有裨益；而一部孤立的《春秋》卻隻能貽人以“斷爛朝報”之譏。

　　《經》不能離《傳》，這一點不難理解。而為了進一步搞清《左傳》與《春秋》的關係，明確《左傳》的性質，我們還必須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傳》不能離《經》。

　　左氏解經，不外乎兩個大的方麵：一是發凡起例，一是綜嚴可均：《全後漢文》輯桓譚《新論》。《春秋傳說匯纂》卷首“綱領”。

　　章太炎：《章氏叢書續編·春秋疑義答問》卷一。

　　述其事。《左傳》凡例部分無法離開經文而獨立存在，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而《左傳》敘事部分同樣必須附麗於經，卻很少有人論及。

　　這裏先舉兩個例子。

　　《左傳》宣公五年：“冬，來，反馬也。”

　　誰來？從哪國來？離開經文我們不得而知。

　　《左傳》桓公五年：“仍叔之子，弱也。”

　　離開經文，我們簡直不知所雲。

　　《左傳》有很多省略的現象，都是蒙經文而省，與《春秋》合看無不曉暢明白，離開經文則百思不得其解。《左傳》記事省略的情況非常普遍，這裏無法一一列舉，隻能以諸侯會盟為例加以說明。

　　《春秋》載諸侯會盟之事甚多，對與會的國家及會盟的人物、時間記載都比較詳細，而對會盟的過程則略而不載。《左傳》正好相反：它對會盟的前因後果及經過始末載之甚詳，而對參與會盟的人物、時間卻大多省去不錄。

　　楊伯峻先生曾舉出《左傳》省略二例，並指出：“桓譚說，《經》不能離開《左傳》，其實，《左傳》也不能離開《春秋經》。”這是很有價值的見解。會盟見於《春秋》而《左傳》記載有省略的情況，至少在一百五十例以上，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不同的類型。

　　（一）省月日

　　例一：

　　隱公二年《經》：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

　　《傳》：戎請盟。秋，盟於唐。複修戎好也。例二：

　　隱公三年《經》：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

　　《傳》：冬，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

　　例三：

　　隱公六年《經》：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

　　《傳》：夏，盟於艾，始平於齊也。

　　例四：

　　隱公八年《經》：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

　　《傳》：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例五：

　　隱公八年《經》：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

　　《傳》：公及莒人盟於浮來，以成紀好也。

　　（二）省會盟之人

　　例一：

　　僖公三年《經》：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

　　《傳》：秋，會於陽穀，謀伐楚也。

　　例二：

　　僖公五年《經》：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

　　《傳》：會於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例三：

　　僖公八年《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鄭伯乞盟。

　　《傳》：八年春，盟於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例四：

　　僖公十三年《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

　　《傳》：夏，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例五：

　　僖公二十八年《經》：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於溫。

　　《傳》：冬，會於溫，討不服也。

　　（三）會盟之人略稱“諸侯”

　　例一：

　　僖公六年《經》：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例二：

　　文公三年《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例三：

　　宣公十年《經》：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例四：

　　成公十七年《經》：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例五：

　　襄公五年《經》：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傳》：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

　　（四）會盟之人部分省略

　　例一：

　　桓公十二年《經》：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

　　《傳》：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即穀丘也）。

　　例二：

　　僖公二十一年《經》：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例三：

　　文公二年《經》：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於垂隴。

　　《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於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例四：

　　宣公七年《經》：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於黑壤。

　　《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例五：

　　成公十八年《經》：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於虛朾。

　　《傳》：十二月，孟獻子會於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五）省月日及會盟之人

　　例一：

　　隱公六年《經》：夏五月辛酉，公及齊侯盟於艾。

　　《傳》：夏，盟於艾，始平於齊也。

　　例二：

　　桓公三年《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於嬴。

　　《傳》：會於嬴，成昏於齊也。

　　例三：

　　桓公十二年《經》：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傳》：十二年夏，盟於曲池，平杞、莒也。

　　例四：

　　莊公十六年《經》：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

　　《傳》：冬，同盟於幽，鄭成也。

　　例五：

　　襄公二十年《經》：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於澶淵。

　　《傳》：夏，盟於澶淵，齊成故也。

　　另外，《左傳》對經文無須補充的部分，常常全部略而不錄。如《經》載桓公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公會宋公於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於闞”等等，《左傳》都不著一言。

　　諸侯之會，“無國不記”（《左傳》僖公七年），而參與會盟的人物和時間，又是這類事件的主要內容，《左傳》記載多所闕略，說明它不能離開《春秋》而獨立存在。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在指責《左傳》的缺陷，恰恰相反，這正是左氏解經的高明之處。《左傳》釋經，或省略，或補充，都極有針對性，下麵我們再舉幾個《左傳》對《春秋》簡略部分作出補充的例子。

　　例一：

　　文公七年《經》：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

　　《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於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例二：

　　文公十五年《經》：冬十有一月，諸侯盟於扈。

　　《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書曰：“諸侯盟於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例三：

　　成公六年《經》：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寧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例四：

　　昭公九年《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於陳。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遊吉、衛趙黶會楚子於陳。

　　例五：

　　哀公十年《經》：公會吳伐齊。

　　《傳》：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鄎。

　　略《春秋》之所詳而詳其所略，是《左傳》敘事的一大特點，這兩個方麵有時在一條傳文中同時體現出來。如：

　　例一：

　　成公二年《經》：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於蜀。

　　《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蜀。卿不書，匱盟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例二：

　　成公十三年《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例三：

　　成公十六年《經》：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例四：

　　昭公四年《經》：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例五：

　　昭公五年《經》：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左傳》對《春秋》記載簡略的部分作出大量的補充，是為了使人們更好地理解經文，而對經文記載較詳的部分多所省略，則是為了避免重複，這一切都說明《左傳》之目的在於解經而敘事不過是一種手段。

　　《經》、《傳》合璧，正好互相補充，相得益彰。反之，如《經》離開《傳》，固然有許多地方難於了解；而《傳》離開《經》，同樣也有很多地方令人困惑不解，至於那些發明《春秋》書法義理的部分，就更是無的放矢了。皮錫瑞雲：“春秋》是經，《左氏》是傳，離之雙美，合之兩傷。”梁啟超也有類似的說法。我們說，這幾句話正可反其意而用之：《春秋》、《左傳》兩書，合之雙美，離則兩傷。

　　四、關於《左傳》作者

　　討論《左傳》作者問題，似乎與《左傳》是否解經關係不大，但事實上這兩個問題是不能分開的。四庫全書總目提皮錫瑞：《經學通論四·春秋》：“論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必欲強合為一反致信傳疑經”。

　　要雲：“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左傳》為左丘明所作，司馬遷、劉向、劉歆、桓譚、班固以及魏晉學者都深信不疑，甚至對《左傳》有微辭的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如後漢範升就說：“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唐宋以後，有些學者看到《左傳》記載了戰國時期的一些史實，趙匡、程頤、朱熹、鄭樵等先後對左丘明作《左傳》這一傳統說法提出懷疑。他們的論據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今本《左傳》哀公十四年之後還有若幹條傳文，特別是悼公四年後記三家共滅知伯，稱趙襄子之諡，襄子卒在獲麟之後七十八年，因此不可能出自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之手。

　　第二，《左傳》中有“庶長”、“不更”、“臘”、“乘馬”等詞語，要到戰國時才出現。

　　第三，《左傳》有些預言要到戰國時才應驗。

　　第四，瑞典學者高本漢認為《左傳》采用的不是魯語。

　　在這四點中，前三條實際上可歸結為對《左傳》有些材料的理解問題。《左傳》中有極少數文字為後人摻入，痕跡頗為明顯，這一點為很多學者所公認。事實上，《公羊》、《穀梁》兩傳中也有後人增益的文字，我們不能根據少量後人附益的文字來判定作者生活的年代。而除此以外的大部分證據都在兩可之間，很難有什麽大的說服力。關於這四條論據，胡念《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類·春秋左傳正義》。

　　貽先生作《枙左傳枛的真偽和寫作時代問題考辨》，用兩萬多字的篇幅逐條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探討，最後論定“左傳》作於春秋末年”。筆者基本同意他的論述，完全讚成他所作的結論。這裏再作幾點補充。

　　1.《左傳》作者是魯國人

　　《左傳》敘事與《春秋》一樣，對魯君都省稱“公”，在魯大夫、夫人名字前也不冠以國名，寫到魯國常用“我”作代稱，記他國之人至魯皆曰“來”。這些特點有的前人已經提到，但不具體。《左傳》中以“我”代稱魯國的情況共有47次，其中隱公時3次，桓公1次，莊公3次（閔公無），僖公4次，文公6次，宣公1次，成公6次，襄公17次（昭公無），定公2次，哀公4次。《左傳》稱他國之人至魯曰“來”共182次，其中隱公12次，桓公10次，莊公11次，閔公2次，僖公13次，文公29次，宣公7次，成公29次，襄公34次，昭公23次，定公3次，哀公9次。魯君省稱“公”，魯人姓氏前不冠以國名的情況更多，這裏不再列舉。這些材料都表明作者是魯國人，他寫書時的立足點在魯國。高本漢用了很大的力氣研究《左傳》中出現的助詞，指出有幾種助詞的用法與《論語》、《孟子》不同，試圖以此來證明作者不是魯國人。且不說他的結論正確與否，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有兩點不太可取：第一，《論語》、《孟子》是口語，《左傳》多敘事之文，兩者有一定的距離，不能作簡單的比較。第二，《左傳》載列國之事，記晉、楚諸國事尤詳，它記言、記事都不可能純用魯胡念貽：《枙左傳枛的真偽和寫作時代問題考辨》，載《文史》第十一輯。

　　語。

　　2.作者是魯史官

　　左氏非常熟悉曆史，《左傳》不僅對經文作了大量的補充，還修正了《春秋》記事的一些失誤，這不需多舉例子（參見下文）。

　　3.《左傳》作者為左丘明

　　《論語·公冶長》稱：“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唐代趙匡說：“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雲：‘我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也。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耳。”趙氏此論，頗多臆測，未足信從。《論語·述而》雲：“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與孔子稱道左丘明的情形頗相類似。

　　從《春秋》、《左傳》的實際情況來看，兩書的作者也隻能是同時並且關係非常密切的人。《左傳》總結《春秋》書法凡例的地方很多，這裏先從《左傳》發明《春秋》“不書”之例的角度來探討兩書作者之間的關係。《春秋》“不書”的事件，內容相當廣泛，有魯公即位，魯大夫帥師築城，築城門，諸侯互相攻伐，魯國發生自然災害，改葬魯公，其他國家君主至魯會葬，魯大夫參與盟會（以上所舉，均見《左傳》隱公元年）等。同屬《春秋》“不書”之列的同類事件，情況也相當複雜：魯國參與盟會而《春秋》不加載錄，有的是因為陸淳：《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一“趙氏損益義”。

　　“非公命”（隱公元年），有的是因為“公不與”（文公十五年），魯公參與盟會而不書，則是因為“後”（文公十五年）。從時間上看，《左傳》最早也較多闡釋《春秋》“不書”之例是在隱公元年，它距離《左傳》作者生活的年代有兩百多年。作者麵對時間古今懸隔而又千頭萬緒、錯綜複雜的曆史事件，卻能一一指出那些事件是當時曾經發生過而《春秋》作者沒有采錄的，並能對《春秋》不載的這些曆史事件作出補充說明，甚至還能分別各種不同的具體情況一一揭示《春秋》所以不書的原因，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左傳》的作者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手中握有孔子作《春秋》時所用的藍本，了解《春秋》史料的取舍範圍，另外，還必須對《春秋》的體例了如指掌。這兩個條件，如果不是與孔子同時並且關係親密的人是很難具備的。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雲：“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漢書·藝文誌》亦雲，孔子“與左丘明觀其史記”而作《春秋》。《論語》中孔子與左丘明同恥的言論，正好證明了他們兩人誌同道合，關係異常密切，宜乎劉歆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諸儒莫能置對也。

　　《左傳》作者深通《春秋》書例，書中歸納《春秋》凡例之處數以百計，而這些凡例的準確性，甚至遠遠超過了公孔穎達：《春秋序》疏引沈文阿《義疏》。文又見《經典釋文序錄》、《太平禦覽》卷六百十。嚴氏名彭祖，宣帝時博士，以治《公羊春秋》名家，見《漢書·儒林傳》。所引《觀周篇》之文，出《孔子家語》，不可能出自王肅的偽撰。

　　羊、《穀梁》。楊伯峻先生說，講《春秋》體例，“公羊》、《穀梁》兩傳也偶有說得對的”，而“左傳》直接解釋經文的話”，則“基本上是必要的”。《公》、《穀》兩傳出自孔門傳授，《左傳》居然能與它們鼎足而三，甚至超越於兩傳之上，這絕非出於偶然。《左傳》中有五十次提及孔子，其中約有三十次引用孔子的話補充、解釋經文。如僖公二十八年《經》書“天王狩於河陽”。《左傳》稱：“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其他如文公二年論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宣公二年論趙盾、董狐，九年論泄冶諫陳靈公，成公二年論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十七年論鮑莊子不能衛其足，襄公二十三年論臧武仲不容於魯，二十五年論文辭之功用，昭公五年論叔孫昭子，七年論補過，十二年論叔向、論楚靈王，十三年論子產相鄭伯會盟，十七年論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二十年論齊豹之盜、論虞人守官、論為政寬猛相濟並稱子產為古之遺愛，二十八年論魏子之忠義，二十九年論晉先亡，定公九年論趙氏世有亂，十年載夾穀之會孔子之言論，十五年論賜之多言，哀公十一年論汪錡可以無殤、論冉有用矛入齊師、論胡簋甲兵之事、論田賦，十二年論十二月螽，十四年論麟。孔子的這些言論都不見於《公羊》、《穀梁》兩傳，它們有的被用來直接解釋經文，有的可補經文之不足，從比較多的角度反映了孔子對曆史人物、曆史事件的評價和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