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帥（1896 — 1974）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核心軍事統帥，是扭轉蘇德戰局的關鍵人物。1941年德軍大舉入侵蘇聯，蘇軍全線潰敗、局勢危急。朱可夫臨危受命，多次臨危救火、穩定戰線。1941年秋冬，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朱可夫全權負責莫斯科保衛戰。他重新整合殘破部隊，構築多層防禦陣地，頂住德軍最猛烈的進攻，並在寒冬發起大規模反攻，成功粉碎希特勒閃電戰計劃，打破了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此後朱可夫轉戰各大決定性戰役，包括統籌指揮斯大林格勒會戰、坐鎮庫爾斯克會戰，指揮史上最大坦克決戰、擔任白俄羅斯方麵軍總司令，一路西進收複失地、橫掃東歐。1945年，他率軍強攻柏林，攻克納粹首都，最終接受德國無條件投降。憑借出色的戰略指揮能力，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方麵最功勳卓著的軍事統帥之一。
1945年5月8日深夜，朱可夫元帥代表蘇聯最高統帥部，正式接受了納粹德國的無條件投降。兩個月後，在紅場舉行的勝利大閱兵中，朱可夫騎著白馬跨過廣場，接受全場雷鳴般的歡呼。那是他軍旅生涯的巔峰時刻，也是他作為“勝利象征”永載史冊的一幕。
然而 正是由於朱可夫在國際國內無與倫比的威望，深深觸動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經。斯大林無法容忍任何人的威望“淩駕於黨和國家之上“ （其實是他自己之上）。1946年在最高軍事委員會會議上，朱可夫被指責“居功自傲”、“企圖貶低斯大林的軍事天才”等，被解除了陸軍總司令的職務，並被貶往遠離權力核心的敖德薩軍區擔任司令員。不久後，他又被進一步貶到環境更為惡劣的烏拉爾軍區。在被流放邊遠軍區的日子裏，朱可夫經曆了人生第一段低穀。克格勃對他進行了嚴密的監視，甚至搜查了他的住宅，指控他“非法侵吞戰利品”。麵對政治上的羞辱與精神上的巨大壓力，朱可夫一度突發心髒病。 但他展現出了軍人特有的堅韌，在烏拉爾軍區依然嚴抓部隊訓練，默默等待時局的轉機。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蘇聯政局發生巨變。赫魯曉夫等高級領導人為了鞏固權力，急需借助朱可夫在軍隊中的崇高威望。朱可夫隨即被召回莫斯科，出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同年6月，在赫魯曉夫清除貝利亞的過程中，朱可夫親率高級將領挺身而出，在政治局會議上親手逮捕了這位令人聞風喪膽的內務部首腦，為維護政局穩定立下了汗馬功勞。1955年，朱可夫正式出任蘇聯國防部長。在任期間，他積極推動蘇聯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重視核武器在現代戰爭中的應用，並於1954年成功指揮了震驚世界的托茨科耶核軍事演習。1957年6月，當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在蘇共中央政治局試圖罷免赫魯曉夫時，朱可夫再次站了出來。他動用軍用飛機將全國各地的中央委員緊急接到莫斯科，並在中央全會上拋出重話：“如果沒有我的命令，哪一輛坦克也別想開動！”這句話徹底扭轉了局勢，幫助赫魯曉夫挫敗了“反黨集團”，朱可夫也因此晉升為政治局委員。
然而，權力的頂峰往往伴隨著無盡的危險。穩住政權後的赫魯曉夫同樣對朱可夫那句“坦克開不動”的宣言感到了巨大的恐懼，意識到這位手握兵權的元帥已經對“黨的領導“ （其實是他的領導）構成了潛在威脅。1957年10月，就在朱可夫出訪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歸來時，便在機場被直接帶到中央全會現場。等待他的是無情的批判，他被指責企圖“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培植個人崇拜”等等。 朱可夫隨即被解除了國防部長職務，並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強製退役。這一年，他61歲，再次被推向了政治深淵。
第二次賦閑在家的朱可夫，被徹底剝奪了參與公共活動的權利，生活在無形的隔離之中。他的電話被監聽，住宅周圍布滿了便衣探員。麵對第二次更為殘酷的政治背叛，朱可夫一度陷入了極大的痛苦與絕望中。但他很快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撰寫回憶錄。他要用文字記錄下那場偉大的戰爭，為無數犧牲的紅軍戰士立傳，同時也為自己洗刷不白之冤。撰寫回憶錄的過程充滿了艱難。由於當局的百般阻撓和嚴苛的審查製度，朱可夫不得不反複修改書稿，甚至被迫加入一些違心的政治辭令。在這段艱難的歲月裏，他的妻子加林娜給予了他莫大的安慰。
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雖然朱可夫的政治處境略有改善，獲準出席了一些紀念二戰的公開活動，但當局依然對他保持著高度警惕。1969年，曆經重重磨難的《回憶與思考》終於正式出版。這部書在蘇聯國內及國際上引發了巨大轟動，數百萬冊瞬間售罄。人們通過文字重新喚醒了對這位“勝利元帥”的記憶。然而，長期的精神壓抑與病痛折磨開始無情地摧毀他的身體。1973年，他的愛妻加林娜因癌症不幸去世，這一沉重打擊徹底擊垮了朱可夫。1974年6月18日，這位曾指揮千軍萬馬、橫掃第三帝國的偉大統帥，在莫斯科醫院的病床去世，享年78歲。
朱可夫逝世後，引發了一場家屬遺願與蘇聯最高當局意誌之間的激烈政治博弈，爭議的核心在於“土葬還是火葬”以及“葬在何處”。朱可夫在臨終前的遺願是希望死後采用傳統的土葬，並安葬在莫斯科的新聖女公墓，長眠在同年早些時候去世的妻子加利娜身旁。但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和蘇共中央拒絕了家屬的請求。他們認為，作為蘇聯“二戰軍神”和四次“蘇聯英雄”獲得者，朱可夫必須享受蘇聯國家功勳人物的最高規格國葬——即在火化後安葬於克裏姆林宮紅牆公墓。在此時的蘇共最高層看來，將朱可夫葬在紅牆，對外維持了蘇聯政權尊崇二戰功臣的形象；對內也不會在民間（特別是新聖女公墓）擁有一個獨立的、容易引發大規模公眾聚集悼念的土葬實體墓碑。
我在紅場公墓的牆上找到了朱可夫的墓牌：ГЕОРГ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ЖУКОВ（朱可夫）1896 · 1974。
二戰時期盟國湧現出了好幾位傑出的軍事將領，他們在戰後的命運各異：英國名將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 — 1976）在戰後長期活躍於歐美軍事與外交舞台。他先出任英國駐德占領軍總司令，主導戰後德國西區的秩序重建。1946年，蒙哥馬利升任大英帝國陸軍總參謀長，統籌英國戰後軍事改革與軍隊整編工作。此後他接連擔任西歐聯盟防務主席、北約歐洲盟軍副司令，深度參與冷戰初期歐洲防務體係搭建，任職長達七年。1958年，蒙哥馬利正式結束長達五十年的軍旅生涯，光榮退役。此後他潛心整理軍旅生涯，撰寫多部戰爭回憶錄，留存珍貴二戰史料。1976年3月，蒙哥馬利在英國漢普郡逝世，享年89歲。蒙哥馬利一生功名利祿安穩落幕，是二戰名將中晚年境遇最為平和的元帥之一。
二戰期間的法軍統帥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1890 –1970）憑借領導自由法國抗戰的崇高威望，出任法國臨時政府首腦，全力開展戰後重建、恢複國家秩序與國際地位。但由於與多黨議會體製理念衝突，他於1946年主動辭職，退居鄉間隱居十餘年。在野期間，戴高樂堅持發表政治主張，批判第四共和國政局動蕩、國力衰弱；同時潛心撰寫回憶錄，始終保持政治影響力。1958年，法國深陷阿爾及利亞戰爭危機，政局瀕臨崩潰。戴高樂重新出山創立強勢的第五共和國並出任首任總統。任內他果斷結束殖民戰爭、穩定國內局勢，推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體係，堅持法國大國獨立地位。1969年，因改革公投失利，戴高樂再度辭職歸隱。1970年，戴高樂病逝，為波瀾壯闊的政治生涯畫上落幕。
二戰期間美軍駐歐洲的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 年 — 1969）在戰後擔任美國陸軍參謀長，負責戰後美軍的整編、複員與軍事體係重建，推動美軍從戰時狀態平穩轉向和平建設。此後他出任北約首任最高司令，主導構建冷戰初期歐洲集體防禦體係，奠定了北約的軍事基礎。1952年，艾森豪威爾退役參選並成功當選總統，還在1956年順利連任。執政期間，他性格穩健、行事克製，果斷結束朝鮮戰爭，維持和平局麵；同時大力發展美國公路、航天與國防科技，推動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在冷戰對峙加劇的背景下，他堅持理性製衡的外交策略，穩定了美蘇緊張局勢。兩屆任期結束後，艾森豪威爾退出政壇，回歸平民生活，專注撰寫回憶錄、總結軍政經驗。1969年，艾森豪威爾因病逝世。相較於其他二戰名將的晚年，他軍政雙成、聲望始終穩固，是戰後生涯最為圓滿的盟軍統帥。
美軍的另一位軍事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 — 1964）在戰後出任駐日盟軍最高總司令，全權負責日本戰後重建與改造工作。他主導廢除日本軍國主義體製，推行民主改革、土地改革與婦女平權，製定和平憲法，徹底重塑了戰後日本的國家製度與社會秩序，對東亞格局影響深遠。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麥克阿瑟出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率軍登陸仁川扭轉戰局，一度逼近中朝邊境。但他主張擴大戰爭、轟炸中國本土，與美國政府的戰略決策嚴重衝突。因屢次違抗總統指令、公開發表爭議言論，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51年將其撤職，麥克阿瑟黯然退出軍界。回國後的麥克阿瑟受到民眾盛大歡迎，一度聲望極高，還在國會發表著名的“老兵永不死”演說。此後他嚐試涉足政壇，卻未能獲得足夠支持，逐漸淡出公眾視野。晚年的麥克阿瑟隱居寫作回憶錄，告別軍旅與政治舞台。1964年，麥克阿瑟在美國病逝，走完極具傳奇而遺憾的一生。
與朱可夫元帥戰後的遭遇相比較，盟軍的其他幾位統帥，盡管在戰後的經曆各異，但沒有一位在退至平民後，還遭受批判，甚至受到國家情報機關的嚴密監視。這就是由於各國體製不同所致。其他盟國的軍事統帥無論有多高的聲望，都無法決定該國領導人的上台和垮台。而在蘇聯的體製下，正是由於朱可夫在兩次關鍵時刻運用軍人的影響力，才維護了赫魯曉夫政權的穩定。但基於同樣的原因，赫魯曉夫在此後也必須將朱可夫打入冷宮並嚴加看管。 這就是本文標題所言的“朱可夫元帥的困境”。這當然不是朱可夫個人造成的困境，而是體製所然。
蘇聯時期受政治環境影響，從未為朱可夫元帥修建大型紀念雕像。蘇聯解體之後的1995 年，正逢衛國戰爭勝利五十周年。 朱可夫元帥的騎馬青銅紀念碑在莫斯科紅場北側落成。紀念碑由雕塑家克雷科夫創作，整座青銅雕塑重達百噸，矗立在厚重的花崗岩基座之上。雕像複刻了 1945 年 6 月 24 日紅場勝利大閱兵的經典一幕：朱可夫一身元帥戎裝，騎於戰馬之上，神態威嚴，仿佛正在檢閱凱旋的紅軍部隊。戰馬的馬蹄下踐踏納粹軍旗與鷹徽，象征蘇聯擊敗法西斯的偉大勝利。
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親自出席了朱可夫紀念碑的揭幕儀式，以國家名義肯定了他的不朽戰功。 俄羅斯政府還設立了朱可夫勳章，作為國家級的軍事榮譽。當年扣在朱可夫頭上 “居功自傲、波拿巴主義” 的政治指控被否定，他被正式確立為俄羅斯民族英雄，與蘇沃洛夫、庫圖佐夫等曆史名將並列。雕像前常年擺放民眾敬獻的鮮花，寄托後人對這位衛國戰爭統帥的緬懷之情。
注：部分照片取自網絡
朱可夫元帥的困境
長島退休客 (2026-08-28 07:40:20) 評論 (4) 朱可夫元帥（1896 — 1974）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核心軍事統帥，是扭轉蘇德戰局的關鍵人物。1941年德軍大舉入侵蘇聯，蘇軍全線潰敗、局勢危急。朱可夫臨危受命，多次臨危救火、穩定戰線。1941年秋冬，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朱可夫全權負責莫斯科保衛戰。他重新整合殘破部隊，構築多層防禦陣地，頂住德軍最猛烈的進攻，並在寒冬發起大規模反攻，成功粉碎希特勒閃電戰計劃，打破了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此後朱可夫轉戰各大決定性戰役，包括統籌指揮斯大林格勒會戰、坐鎮庫爾斯克會戰，指揮史上最大坦克決戰、擔任白俄羅斯方麵軍總司令，一路西進收複失地、橫掃東歐。1945年，他率軍強攻柏林，攻克納粹首都，最終接受德國無條件投降。憑借出色的戰略指揮能力，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方麵最功勳卓著的軍事統帥之一。
1945年5月8日深夜，朱可夫元帥代表蘇聯最高統帥部，正式接受了納粹德國的無條件投降。兩個月後，在紅場舉行的勝利大閱兵中，朱可夫騎著白馬跨過廣場，接受全場雷鳴般的歡呼。那是他軍旅生涯的巔峰時刻，也是他作為“勝利象征”永載史冊的一幕。
然而 正是由於朱可夫在國際國內無與倫比的威望，深深觸動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經。斯大林無法容忍任何人的威望“淩駕於黨和國家之上“ （其實是他自己之上）。1946年在最高軍事委員會會議上，朱可夫被指責“居功自傲”、“企圖貶低斯大林的軍事天才”等，被解除了陸軍總司令的職務，並被貶往遠離權力核心的敖德薩軍區擔任司令員。不久後，他又被進一步貶到環境更為惡劣的烏拉爾軍區。在被流放邊遠軍區的日子裏，朱可夫經曆了人生第一段低穀。克格勃對他進行了嚴密的監視，甚至搜查了他的住宅，指控他“非法侵吞戰利品”。麵對政治上的羞辱與精神上的巨大壓力，朱可夫一度突發心髒病。 但他展現出了軍人特有的堅韌，在烏拉爾軍區依然嚴抓部隊訓練，默默等待時局的轉機。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蘇聯政局發生巨變。赫魯曉夫等高級領導人為了鞏固權力，急需借助朱可夫在軍隊中的崇高威望。朱可夫隨即被召回莫斯科，出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同年6月，在赫魯曉夫清除貝利亞的過程中，朱可夫親率高級將領挺身而出，在政治局會議上親手逮捕了這位令人聞風喪膽的內務部首腦，為維護政局穩定立下了汗馬功勞。1955年，朱可夫正式出任蘇聯國防部長。在任期間，他積極推動蘇聯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重視核武器在現代戰爭中的應用，並於1954年成功指揮了震驚世界的托茨科耶核軍事演習。1957年6月，當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在蘇共中央政治局試圖罷免赫魯曉夫時，朱可夫再次站了出來。他動用軍用飛機將全國各地的中央委員緊急接到莫斯科，並在中央全會上拋出重話：“如果沒有我的命令，哪一輛坦克也別想開動！”這句話徹底扭轉了局勢，幫助赫魯曉夫挫敗了“反黨集團”，朱可夫也因此晉升為政治局委員。
然而，權力的頂峰往往伴隨著無盡的危險。穩住政權後的赫魯曉夫同樣對朱可夫那句“坦克開不動”的宣言感到了巨大的恐懼，意識到這位手握兵權的元帥已經對“黨的領導“ （其實是他的領導）構成了潛在威脅。1957年10月，就在朱可夫出訪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歸來時，便在機場被直接帶到中央全會現場。等待他的是無情的批判，他被指責企圖“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培植個人崇拜”等等。 朱可夫隨即被解除了國防部長職務，並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強製退役。這一年，他61歲，再次被推向了政治深淵。
第二次賦閑在家的朱可夫，被徹底剝奪了參與公共活動的權利，生活在無形的隔離之中。他的電話被監聽，住宅周圍布滿了便衣探員。麵對第二次更為殘酷的政治背叛，朱可夫一度陷入了極大的痛苦與絕望中。但他很快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撰寫回憶錄。他要用文字記錄下那場偉大的戰爭，為無數犧牲的紅軍戰士立傳，同時也為自己洗刷不白之冤。撰寫回憶錄的過程充滿了艱難。由於當局的百般阻撓和嚴苛的審查製度，朱可夫不得不反複修改書稿，甚至被迫加入一些違心的政治辭令。在這段艱難的歲月裏，他的妻子加林娜給予了他莫大的安慰。
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雖然朱可夫的政治處境略有改善，獲準出席了一些紀念二戰的公開活動，但當局依然對他保持著高度警惕。1969年，曆經重重磨難的《回憶與思考》終於正式出版。這部書在蘇聯國內及國際上引發了巨大轟動，數百萬冊瞬間售罄。人們通過文字重新喚醒了對這位“勝利元帥”的記憶。然而，長期的精神壓抑與病痛折磨開始無情地摧毀他的身體。1973年，他的愛妻加林娜因癌症不幸去世，這一沉重打擊徹底擊垮了朱可夫。1974年6月18日，這位曾指揮千軍萬馬、橫掃第三帝國的偉大統帥，在莫斯科醫院的病床去世，享年78歲。
朱可夫逝世後，引發了一場家屬遺願與蘇聯最高當局意誌之間的激烈政治博弈，爭議的核心在於“土葬還是火葬”以及“葬在何處”。朱可夫在臨終前的遺願是希望死後采用傳統的土葬，並安葬在莫斯科的新聖女公墓，長眠在同年早些時候去世的妻子加利娜身旁。但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和蘇共中央拒絕了家屬的請求。他們認為，作為蘇聯“二戰軍神”和四次“蘇聯英雄”獲得者，朱可夫必須享受蘇聯國家功勳人物的最高規格國葬——即在火化後安葬於克裏姆林宮紅牆公墓。在此時的蘇共最高層看來，將朱可夫葬在紅牆，對外維持了蘇聯政權尊崇二戰功臣的形象；對內也不會在民間（特別是新聖女公墓）擁有一個獨立的、容易引發大規模公眾聚集悼念的土葬實體墓碑。
我在紅場公墓的牆上找到了朱可夫的墓牌：ГЕОРГ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ЖУКОВ（朱可夫）1896 · 1974。
二戰時期盟國湧現出了好幾位傑出的軍事將領，他們在戰後的命運各異：英國名將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 — 1976）在戰後長期活躍於歐美軍事與外交舞台。他先出任英國駐德占領軍總司令，主導戰後德國西區的秩序重建。1946年，蒙哥馬利升任大英帝國陸軍總參謀長，統籌英國戰後軍事改革與軍隊整編工作。此後他接連擔任西歐聯盟防務主席、北約歐洲盟軍副司令，深度參與冷戰初期歐洲防務體係搭建，任職長達七年。1958年，蒙哥馬利正式結束長達五十年的軍旅生涯，光榮退役。此後他潛心整理軍旅生涯，撰寫多部戰爭回憶錄，留存珍貴二戰史料。1976年3月，蒙哥馬利在英國漢普郡逝世，享年89歲。蒙哥馬利一生功名利祿安穩落幕，是二戰名將中晚年境遇最為平和的元帥之一。
二戰期間的法軍統帥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1890 –1970）憑借領導自由法國抗戰的崇高威望，出任法國臨時政府首腦，全力開展戰後重建、恢複國家秩序與國際地位。但由於與多黨議會體製理念衝突，他於1946年主動辭職，退居鄉間隱居十餘年。在野期間，戴高樂堅持發表政治主張，批判第四共和國政局動蕩、國力衰弱；同時潛心撰寫回憶錄，始終保持政治影響力。1958年，法國深陷阿爾及利亞戰爭危機，政局瀕臨崩潰。戴高樂重新出山創立強勢的第五共和國並出任首任總統。任內他果斷結束殖民戰爭、穩定國內局勢，推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體係，堅持法國大國獨立地位。1969年，因改革公投失利，戴高樂再度辭職歸隱。1970年，戴高樂病逝，為波瀾壯闊的政治生涯畫上落幕。
二戰期間美軍駐歐洲的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 年 — 1969）在戰後擔任美國陸軍參謀長，負責戰後美軍的整編、複員與軍事體係重建，推動美軍從戰時狀態平穩轉向和平建設。此後他出任北約首任最高司令，主導構建冷戰初期歐洲集體防禦體係，奠定了北約的軍事基礎。1952年，艾森豪威爾退役參選並成功當選總統，還在1956年順利連任。執政期間，他性格穩健、行事克製，果斷結束朝鮮戰爭，維持和平局麵；同時大力發展美國公路、航天與國防科技，推動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在冷戰對峙加劇的背景下，他堅持理性製衡的外交策略，穩定了美蘇緊張局勢。兩屆任期結束後，艾森豪威爾退出政壇，回歸平民生活，專注撰寫回憶錄、總結軍政經驗。1969年，艾森豪威爾因病逝世。相較於其他二戰名將的晚年，他軍政雙成、聲望始終穩固，是戰後生涯最為圓滿的盟軍統帥。
美軍的另一位軍事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 — 1964）在戰後出任駐日盟軍最高總司令，全權負責日本戰後重建與改造工作。他主導廢除日本軍國主義體製，推行民主改革、土地改革與婦女平權，製定和平憲法，徹底重塑了戰後日本的國家製度與社會秩序，對東亞格局影響深遠。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麥克阿瑟出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率軍登陸仁川扭轉戰局，一度逼近中朝邊境。但他主張擴大戰爭、轟炸中國本土，與美國政府的戰略決策嚴重衝突。因屢次違抗總統指令、公開發表爭議言論，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51年將其撤職，麥克阿瑟黯然退出軍界。回國後的麥克阿瑟受到民眾盛大歡迎，一度聲望極高，還在國會發表著名的“老兵永不死”演說。此後他嚐試涉足政壇，卻未能獲得足夠支持，逐漸淡出公眾視野。晚年的麥克阿瑟隱居寫作回憶錄，告別軍旅與政治舞台。1964年，麥克阿瑟在美國病逝，走完極具傳奇而遺憾的一生。
與朱可夫元帥戰後的遭遇相比較，盟軍的其他幾位統帥，盡管在戰後的經曆各異，但沒有一位在退至平民後，還遭受批判，甚至受到國家情報機關的嚴密監視。這就是由於各國體製不同所致。其他盟國的軍事統帥無論有多高的聲望，都無法決定該國領導人的上台和垮台。而在蘇聯的體製下，正是由於朱可夫在兩次關鍵時刻運用軍人的影響力，才維護了赫魯曉夫政權的穩定。但基於同樣的原因，赫魯曉夫在此後也必須將朱可夫打入冷宮並嚴加看管。 這就是本文標題所言的“朱可夫元帥的困境”。這當然不是朱可夫個人造成的困境，而是體製所然。
蘇聯時期受政治環境影響，從未為朱可夫元帥修建大型紀念雕像。蘇聯解體之後的1995 年，正逢衛國戰爭勝利五十周年。 朱可夫元帥的騎馬青銅紀念碑在莫斯科紅場北側落成。紀念碑由雕塑家克雷科夫創作，整座青銅雕塑重達百噸，矗立在厚重的花崗岩基座之上。雕像複刻了 1945 年 6 月 24 日紅場勝利大閱兵的經典一幕：朱可夫一身元帥戎裝，騎於戰馬之上，神態威嚴，仿佛正在檢閱凱旋的紅軍部隊。戰馬的馬蹄下踐踏納粹軍旗與鷹徽，象征蘇聯擊敗法西斯的偉大勝利。
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親自出席了朱可夫紀念碑的揭幕儀式，以國家名義肯定了他的不朽戰功。 俄羅斯政府還設立了朱可夫勳章，作為國家級的軍事榮譽。當年扣在朱可夫頭上 “居功自傲、波拿巴主義” 的政治指控被否定，他被正式確立為俄羅斯民族英雄，與蘇沃洛夫、庫圖佐夫等曆史名將並列。雕像前常年擺放民眾敬獻的鮮花，寄托後人對這位衛國戰爭統帥的緬懷之情。
注：部分照片取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