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其實沒看懂過足球,就像沒看懂過它背後的英式自由

sandstone2 (2026-06-18 05:09:42) 評論 (0)

本屆世界杯,還能看球,而不是看個球,這真好

1、足球是一個窗口

各位好,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下班擠漫長的電車回住處,才後知後覺的知道這屆世界杯剛剛進行的小組賽中,日本隊居然2:2逼平了奪冠熱門荷蘭隊。

對於逼平這個從來在正規賽中絕殺亞洲球隊的對手,感覺日本媒體的報道挺平淡的——畢竟日本隊這屆世界杯喊出了“目標是奪冠”的豪言——甭管是不是吹牛,小組賽出線總是個前置任務,雖然日本隊本屆倒黴,分到了死亡之組,但有什麽慶祝,怕也得等到小組出線了以後再說——如今的日本和韓國足球,已經過了為絕平乃至戰勝一場豪門列強就舉國歡騰的時代了。

我想起若幹年前,在報社的時候,我這個初中二年級就掛靴的偽球迷,曾經被領導臨時拉去寫了好長一段時間球評。那個時候,“中國足球為什麽不行”,還是一個可以在報紙上聊,並且聊了有人看的話題。我就借在這個話題聊了很多挺想介紹給讀者的東西。

我當時說,足球看似是一種運動,但其實一麵窗戶,從這種真正的世界運動裏,中國人可以看到世界,並且從中理解那些我們平素沒有心情或者沒有機會理解的東西。

當代中國人第一次親近世界杯,是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那時候電視機還是極少數家庭才有的奢侈品,絕大多數中國人,是在夏夜裏圍坐在收音機旁,聽著宋世雄的解說,第一次聽到了遠在大洋彼岸的狂歡。

那是一個剛剛打開國門的時代,人們對物質和精神都充滿了極度的饑渴。電波裏傳來的不僅是比賽的勝負,更是“外麵的世界”最初的聲響。當聽到阿根廷賽場上鋪天蓋地的紙屑、聽到南美球迷如海嘯般的歡呼、聽到肯佩斯的長發在風中飛揚時,那一輩中國人感受到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強烈震撼——原來日子還可以這樣過,原來生命還可以這樣充滿激情與自由。

後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每一屆世界杯都會給中國人帶來一點不同的新東西。也是在中國男足一次又一次“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失敗的過程中,我們漸漸知道了我們與當時世界的差距到底在哪兒。

比如原先我們的體工隊製度的不行,看到足球先進國家都在搞職業聯賽,於是我們也試著搞了起來(這方麵其實要給中國足球正個名,在所有體育項目中,其實足球是第一個——甚至可能是唯一一個可以依靠市場自負盈虧的運動),但是搞來搞去發現我們這個足協領導下的聯賽好像總跟人家國外的職業聯賽差點意思,畫虎畫皮難畫骨,為什麽呢?

再繼續研究討論,才知道,哦原來人家的聯賽是俱樂部主導起來的,足球俱樂部絕大多數不是由國家、政府或軍隊出資建立的,而是由社區居民、教堂、工廠工人、學校校友自發“玩”起來的。

這些俱樂部(如阿森納起源於兵工廠工人,曼聯起源於鐵路工人)是純粹的民間自願組織。這種“純民間、自下而上”的發展模式,正是現代足球運動能從英國走向世界的根源。

而這種俱樂部為主的發展體製,其實內涵著一種我們陌生、英國人卻熟悉的邏輯,就是把民間組織尤其是企業,看做主導社會發展的動力源。

再比如咱從搞職業聯賽最初開始,什麽黑哨、假球、舞弊麻煩總是一堆,這些問題怎麽解決呢?我們為此再去翻看足球從英國起源的曆史。發現,在1863年英格蘭足球總會(FA)成立之前,英國各地的足球比賽確實也是處於民間野蠻生長“叢林狀態”,沒有統一標準,甚至是允許鬥毆的。那個時候足球踢得比咱們還黑。

但是19世紀中葉,隨著英國各個大學的學生也開始喜歡上這項運動,足球逐漸從底層民間走向精英。1863年《劍橋規則》的確立和FA的誕生,標誌著足球正式走入了“成文法”時代。比賽雙方基於自願原則,簽署一份共同遵守的“契約”(即比賽規則)。這種“在法治框架內自由競爭”的模式。

甚至,早期足球在劍橋、牛津、伊頓、哈羅等英國頂尖學校裏,是沒有裁判的。因為英國當時的社會精英相信“理性人”的自律——如果發生犯規,隊長們會通過理性協商解決。

後來隨著足球的商業化、利益化日趨重要,程序正義才逐漸跟上。

所以你看,俱樂部主導,這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約束惡意犯規、黑哨和假球的比賽規則,這是法治社會的縮影。

自由與法治,近代社會賴以存續的兩大規則,咱沒學好之前踢不好、至少搞不好職業聯賽,也算理所應當吧。

當然我知道這麽說肯定有人會說——停停停,你別一張口又滿嘴公知味兒了,當今足球踢得最好的國家是誰啊,是巴西、是阿根廷(當然好像巴西本屆小組賽剛也被逼平了)!

巴西、阿根廷這些南美國家的自由、法治就比咱學的好麽?非洲的黑兄弟學了麽!還有你看美國足球也不行……總而言之,什麽“自由人的紳士運動”啊,什麽“法治下的公平競爭”啊,假的!都是假的!

話每次說到這一步,我隻能放棄爭辯,就像當我討論別的時也在某些時候要放棄見微知著一樣——不是因為我說不過這些人,是說深了太累、太險,而且我漸漸明白,他們如此打定主意,是早已不想被說服。

所以我們還是講點輕鬆的段子吧,講完了你會發現,一百多年了,咱對足球的理解也沒比古人進步多少。

2、“紳士們為啥自己踢球”

先說“自由紳士運動”這事兒,李鴻章在這方麵鬧過一個著名的笑話。

1896年李鴻章訪問英國,英方熱情地邀請他觀看一場足球賽。李鴻章坐在看台上,看到場上22個人滿頭大汗、激烈地爭奪一個皮球。

他看了半天覺得莫名其妙,便轉頭問陪同的英國官員:“這些漢子,把一隻球踢來踢去,是何意思?”

英國官員解釋說:“這是足球比賽。而且他們不是普通漢子,大多是富有和有地位的紳士。”

李鴻章聽完大惑不解,連連搖頭說:“謬矣哉!既然他們都是紳士,紳士為什麽不雇幾個仆人去替他們踢,非要自己跑得滿頭大汗呢?”

我看過一些考證,說這個流傳甚廣的段子有人懷疑是假的,理由是李鴻章在當時的中國已經是相當“開眼看世界”的人物,足球比賽這種東西,他沒吃過豬肉,總應該見過豬跑,不可能當庭說出這麽不得體的話來。

但是我看過一本名叫《維特伯爵回憶錄》的書,裏麵有個沙俄宰相維特伯爵同期與李鴻章交往的段子,應該是真的。

說當時俄羅斯發生了一場騷亂,死了千把來人。

當李鴻章得知這個消息後,問維特伯爵:是真的麽?維特沉重地回答:“是的,中堂大人,確實發生了這樣的不幸,這是一場災難。”

李鴻章追問:“那你們打算把這件事稟報給皇上(沙皇)嗎?”

維特理所當然地回答:“當然要稟報,這是極其重大的事件,必須讓皇上知道。”

李鴻章聽完居然教育起維特來:“哎呀,您真是太年輕了,太不會當官了!如果在我們大清國,發生了這種事情,做下屬的是絕對不會讓皇上知道的。你為什麽要用這些無用的煩惱去打擾聖聽呢?做大臣的責任,就是把這些倒黴事自己按下去瞞住,隻報喜不報憂。”

維特在回憶錄中回憶了這一段之後,評價說:“李鴻章在他們的國家無疑是富有智慧和見識的……但從這次談話中,我才意識到,我們畢竟還是比中國人先進的。”

我覺得這話從一個歐洲最守舊的沙俄人嘴裏說出來,多少有些涉嫌辱華了。

但這段史料多少證明了一點那個段子的可信度——我有些相信李鴻章本質上是不理解“紳士老爺們”為什麽要自己下場踢球,而不是靠錢靠勢擺平的。他可能也不太理解足球場上這十一個人到底是一種什麽關係——什麽叫“自由人的自由聯合”?它又到底比一切行動聽指揮好在哪裏?——這個問題恐怕至今能答上來的人也不太多。

3、 “痛打落水狗”vs“費厄潑賴”

我們再說另外一個例子,關於“法治下的公平競爭”,關於足球推崇的這個原則,剛傳到中國來的時候也有段子。

說來挺有意思的,“公平競爭”(fair play)這個詞匯,剛剛傳到中國的時候居然沒有對應的漢語翻譯,可能是因為咱曆史上看慣了太多的“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了,人們隻能將這個純粹西方概念,硬翻譯成“費厄潑賴”——聽上去一點都不公平,反倒有種撒潑甩賴的感覺。

而且尤為無奈的是,最早使用這個翻譯的人裏,還有大翻譯家林語堂。

林語堂留學英國的時候可能沒有太多閑心去看足球比賽,他是在圍觀英國議會政治的時候,從打伊頓、哈羅的綠茵場踢球出來的那幫議員先生們的嘴裏知道什麽叫“費厄潑賴”的。

林語堂觀察到,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輪流執政,輸掉選舉的一方認輸下台(落水),贏的一方居然不對其進行人身清算和趕盡殺絕,必須尊重對方作為“忠誠的反對黨”的地位。這就是政治上的“費厄潑賴”——就跟足球場上,踢球是踢球,但不會踢人,一場比賽踢完雙方還握手換球衣一樣。

林語堂對此大發感慨,因為那會兒正是民國初年,政壇輪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和平下野的政治家,比如章士釗、段祺瑞之類的,林語堂就提倡說,中國人也應該學習英國人,發揚“費厄潑賴”的精神,“對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不搞“下井投石”。

所以林語堂在《插論〈語絲〉的文體》中明確寫道:“我們所攻擊的在於思想非在人,以今日的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人。”

這個“費厄潑賴”的倡議隨後得到了一些人的附和,比如周作人、胡適等等。一時間中國文壇掀起了“費厄潑賴”大討論。但是隨後該倡議就惹惱了一個人,那就是魯迅先生。

我們說,魯迅先生是偉大的,偉大於戰鬥性,但他戰鬥性這次實在是太足了一點。

魯迅可能覺得,像段祺瑞這種人,怎麽能因為他失勢下野就輕易繞過他呢?他手上還沾著人民的血呢!我的《記念劉和珍君》白寫了麽?!

尤其是,你胡適居然還讚同費厄潑賴?林語堂和我弟倡議也就罷了。你胡適居然讚同?!

魯迅先生這輩子最放不下的心結之一,大約就是跟胡適先生掐架了。

大約是這些原因,魯迅就寫了那篇著名的《論“費爾潑賴”應該緩行》。

在這篇文章中,魯迅的核心觀點是:在黑暗的舊中國,麵對殘暴、虛偽、不講規矩的惡人,絕不能盲目的先講究什麽“公平競爭”;相反,必須堅持“痛打落水狗”的精神。

是的,魯迅先生招牌式的“痛打落水狗”這話,就是出自這篇雜文。所謂“落水狗”最初指的就是段祺瑞,而這篇文章夾槍帶棒一通好罵的“正人君子們”,就是林語堂、他弟、還有胡適。

而這篇文章對中國的後續影響,咱們也知道——我們淡忘了剛起頭的“費厄潑賴”,而更加記住和弘揚了“痛打落水狗”。

但百年後再會看,魯迅這篇文章說的有道理麽?

我覺得先生也有他的道理。魯迅看穿了在當年的中國,當時的中國還根本沒有真正的“法治”與“契約”。曆代王朝更替哪個不是把對手滿門抄斬才爬上權力寶座的?惡人得勢時踐踏規則,失勢時才假惺惺地利用規則來保護自己。所以火氣大的魯迅先生覺得絕對不能饒了這幫人。

而英國人能玩轉“費爾潑賴”,是因為他們有一套神聖不可侵犯的底層規則,犯規者會受到真正的懲罰。

所以魯迅主張“費爾潑賴”要“緩行”——不是“不行”,而是“緩行”。緩到什麽時候呢?緩到舊“落水狗”都被痛打,新“費爾潑賴”就可以建立了。

這個想法挺符合大多數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可這裏麵有個問題,那就是如果每一次我們都執著於痛打“落水狗”,到底要到哪一次為止,我們才能建立“費厄潑賴”呢?

我們知道,英國杜絕政治迫害的《人身保護法》頒布於1679年,從此王權隨意殺人、整人在英國徹底違法了。

而簽署它的恰恰是被砍頭的英王查理一世的親兒子查理二世國王。

若問:查理二世不想給他親爹報仇,把當初發動資產階級革命的那幫“落水狗”都給痛打了麽?

答曰:他肯定想,克倫威爾的腦袋還在高塔上掛著麽!但在英國當時的環境下,形格勢禁,手握王權的他最後還是邁出了這人類政治史上最關鍵的一步。

就像足球比賽的若幹規則,其實就是那樣慢慢演進出來,最終某一天被寫進成文法裏一樣,英國政治中的“費厄潑賴”原則,也是這樣一點點演進出來的。

魯迅先生說,“應當緩行”,這當然沒錯,法治就是一步步積累的,但從哪一步,什麽時候開始走起呢?他沒說。魯迅的筆,長於批判、而非創造。

可是,他厭惡段祺瑞這樣的人,卻不知他“痛打落水狗”的號召,因為斷絕了後世段祺瑞們的退路,隻會讓後來人在大權在握時更加冷血無情,因為他們都退路已斷。

於是那段祺瑞,也就被襯托的和藹可親了起來。

當然,後來他也沒被怎麽痛打……畢竟當時天津有租借地麽。

所以我覺得林語堂的“費厄潑賴”號召還是值得聽一聽的。

而誕生這個詞匯的那片綠茵場,也還是值得看一看的——一百多年了,我們其實還是沒有真正看懂足球,就像我們其實並不真的弄懂了英式自由主義一樣。

看到一條世界杯的新聞,就隨筆寫了這麽多,謝謝您讀到這裏。

文末我突然想到,前段時間因為世界杯轉播權的購買風波,央視差點就放棄播出本屆世界杯了。

當時好多自媒體起哄說,不看就不看,有什麽好看的!力挺央視拒絕FIFA的訛詐!

可是我在想,還好,世界杯的轉播權還是談下來了,若是不然,我們關上了一個多麽好的從1978年開始通過足球了解世界的窗口啊。

今年世界杯,還能看,這真好。

作者: 海邊的西塞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