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別樣媽媽
5、行醫鄉下
爸爸對媽媽的唯一稱呼是“王大夫”，人前人後，家裏家外，都是如此，從沒有改變過。別人都叫媽媽“王老師”，為什麽隻有爸爸一個人這麽稱呼她？隻要有人發問，爸爸就一定會提起崇慈往事，那是我小時候聽不進去的話題，凡是有關“舊社會”的話題我一概聽不進去，我知道的隻有兩個字：“黑暗”。
媽媽會看病。我們姐弟三人發燒感冒，媽媽會用體溫計給我們量體溫，用聽診器凝神細聽我們的心、肺。要是有問題就由爸爸帶我們去醫院進一步檢查確診,如果是小毛病就找出常備藥給我們吃。鄰居家的大人、孩子有了毛病也找媽媽配藥、打針，老家的親戚們來看病都是先由爸爸媽媽檢查。但是除了在年輕時的照片上,我們從沒有看過生活中穿白大褂的媽媽，有些遺憾。
想不到有一天，媽媽重新成了大夫，讓我們真真切切的領略了爸爸無數次深情描述過的天使的光彩，不過是沒有白衣的天使，是被稱為“赤腳”的醫生。
1970年，爸爸媽媽被下放到了農村，名曰“五七大軍”，實則勞動改造。按照當時當權者的規定，隻能參加農業勞動，不能從事其它工作。他們落戶在生產隊裏，每天和社員一樣出工，爸爸拿著鋤頭和我們一起鏟地，媽媽被分派去生產隊的花生地裏看雞。媽媽幹的是個輕活，算是對她的照顧，因為農村裏沒有和她一樣年紀的婦女下地幹農活。幾個月後，公社召開的“五七大軍”會議上，宣布了縣革委會的決定：派爸爸去縣醫院當工作隊長，也宣布了公社革委會的決定：媽媽參加大隊組建合作醫療站的工作。媽媽的任務是給全大隊的社員看病，培訓大隊赤腳醫生，籌集藥品及所需設備。合作醫療站要設在我們家裏。媽媽接受了這個工作，在當時一無所有的農村合作醫療站成了一名地道的“赤腳醫生”。爸爸很開心，說：“你媽媽終於要重操舊業了。”我們跟爸爸開玩笑：“你叫了這麽多年的’王大夫’又回來了。”
爸爸要離開我們，去縣醫院上班了。臨走之前，他幫媽媽把家裏的書櫃騰空，裝進了下鄉時帶來的所有藥瓶、藥盒、消毒液和脫脂棉；騰出了寫字台，擺上了能找到的所有“器材”：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計、注射器，都是爸爸媽媽開辦的崇慈醫院的遺留物品。她和爸爸的房間裏,除了一鋪睡覺的火炕，其它的空間都歸了公。不，就連他們住的火炕也成了診察床，每個需要身體檢查的老鄉，都可以躺上去。最後，連姐姐和我住的屋子裏的單人木床，也成了媽媽為婦女看病和檢查婦科疾病的診床。
媽媽一次次去縣裏采購藥品，充實高大的“藥櫃”。媽媽不掌握任何撥款、經費，用的是她和爸爸的工資錢。這並不是上麵的要求，而是媽媽自己的選擇。在這個被“世界革命”所遺忘的貧困村莊裏，媽媽又找到了“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感覺。她沒有猶豫彷徨，也沒有時間感傷和歎息，每天都精神飽滿地奔走在鄉間小道，背著藥箱，帶著她收下的學生、名正言順的赤腳醫生劉桂柱。媽媽在看病之餘和往診的路上，有計劃有係統地給他講課，聯係一個個現實的病例，從理論到實踐對他進行培訓，很短的時間內，劉桂柱由一個沒有受過任何專業教育的初中畢業生，成為了全公社水平突出的赤腳醫生。媽媽評價他聰明、勤奮，他說:“最幸運的是遇到了王老師。”媽媽返城後，他被安排到公社衛生院工作，後來成為了衛生院的院長。
媽媽培訓的第二個學生劉賀鵬，也是一個初中生。媽媽身體力行，言傳身教，使他從一個對醫療衛生知識一無所知的人成為了大隊的正式赤腳醫生。
我們剛剛安下的家，成了全大隊最熱鬧的地方，因為城裏來了“大醫生”，因為農民看病不花錢了。小病小災的社員來拿藥，久病成疾的婦女來問診,突發病症、婦女臨產都來找媽媽。不管我們全家人在吃飯，還是已經睡覺,隨時都可能有病人上門。隨著媽媽的名聲日益遠揚，周邊公社、十裏八村的農民也來求醫了，甚至常因病人情況緊急，家屬會在深更半夜跑來請求往診。每次出診，我和姐姐都是媽媽理所當然的“隨從”。
夜深人靜，每當一陣急促的敲窗聲伴著“王大夫，王大夫”的低沉呼聲響起的時候，媽媽應聲起床，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我和姐姐也緊跟上來，背起藥箱，隨媽媽出診。有時運氣好，有大車坐，多數的時候要步行幾裏路甚至更遠。在風雨交加的黑夜我們出過診，在大雪封門的淩晨我們也出過診。我和姐姐一左一右伴著媽媽，聽她講課，聽她唱歌。母女三人有時摔得一身泥水，也有時凍得全身冰涼，但不管怎樣，都會及時趕到病者家中，使他們最及時地得到檢查和處置，轉危為安，化險為夷。
媽媽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做了多少事情，治了多少病人，沒有記錄。讓我難以忘記的是一個姓謝的孤身老人的病例。他是生產隊的飼養員，五十多歲了，因為貧窮終生未婚，無兒無女，一個人住在隊部裏。一次他高燒不退，赤腳醫生根據症狀給他打了退燒針,服了藥，以為他會好了，可是老人一直渾身無力，整整一天滴水未進。當天夜裏，老人發燒說胡話，被去隊部巡視的生產隊長發現後，立即派人找到媽媽。當我們跟著媽媽趕到三裏地外他的住處時，他已經神誌不清了。媽媽很快對他進行了全麵檢查,了解了他的日常起居,得出診斷：鉤端螺旋體病。因為是傳染病，要送縣醫院隔離治療。
在隊長去找人找大車的間隙，媽媽發現老人因高燒造成的大便秘結已十分嚴重，表情很痛苦，便決定先幫他排出便來。可是，既沒有灌腸器，又沒有開塞露，連一點熱水都沒有，情急之中，媽媽毫不猶豫地用手指一點點兒地摳出了幹結得像小石塊一樣的一堆糞便。媽媽跪在老人身旁，沒戴口罩，沒戴手套，不顧沾滿手上的糞便，頭也不抬，一下一下的摳著。
我和姐姐緊盯著媽媽，想去幫她，可又不知怎麽做，隻能傻傻地站在媽媽身邊。環視老人居住的地方，牆皮脫落，被燒成褐色的一小塊炕席和大部分露著泥土的炕，一堆破爛的舊棉絮堆在老人蜷縮著的身體旁邊，我們心裏沉甸甸的，說不出話來。車來了，天也快亮了，媽媽讓我和姐姐先回家，她跟著大車去了縣醫院。
直到晚上，媽媽才風塵仆仆的趕回了家，一進門就告訴我們，縣醫院的檢查結果支持了媽媽的診斷，老人正在接受對症治療，很快就會好起來的。那時候，鉤端螺旋體病是一個我從沒聽過的病名，更不知道媽媽在沒有任何檢驗手段的情況下是怎麽診斷出來的。
幾年後，我進了護校，學習的幾年裏，沒有聽到過這個病名。到防疫站工作後，在進修流行病學的時候，老師講到了這種以動物為傳染源的傳染病，我不由想起了生產隊隊部炕上那個孤苦的老人，真為他慶幸。因為媽媽的準確診斷，使他得到及時治療，不僅挽救了他的生命，也避免了更多人的災難，因為那是傳染病啊。我問媽媽，當時是根據什麽判斷為傳染病的。媽媽說，是根據他的臨床症狀和有與動物接觸史確診的。我領教了媽媽的厲害，因為我知道媽媽做過婦產科、眼科、內科和外科大夫，並沒有專門研究過傳染病。
一次，跟我在隊裏一起幹活的叫高淑華的女孩，突然鼻子出血了，止不住。當時我們在太陽暴曬下的高粱地裏割高粱，我以為是天熱曬的，或者是活太累造成的，她卻說，她過一段就會這樣，沒有什麽原因。我說流鼻血怎麽會沒有原因，讓她去我家找媽媽查一查，她說曾去縣裏看過，沒有查出結果來，所以也就不管它了。
我下工後把她帶到家裏，媽媽隻問了她每次流鼻血的量和持續時間，也沒檢查身體，便問她經期準不準。我奇怪的說，這跟鼻子有什麽關係？媽媽說，她的狀況叫代償性月經，經血周期性由鼻腔流出，是精神因素或激素分泌失衡造成的。這又是一個我聞所未聞的病名。媽媽告訴她目前隻能用冷毛巾做一下外敷止住血，再服些激素類藥物調節，注意飲食，心情要愉快。我不懂這跟鼻子出血有什麽關係。從此，這個女孩就成了我家的常客，對媽媽的話極為信服，媽媽也專為她的病查找了中草藥配方，並利用去縣裏開會的機會親自買來送給她吃，治好了糾纏了她幾年的被當地人稱為“倒經”的毛病。
一個曾任職錦州市建設局付局長的人，名叫付力菲，在文革中，不知被扣上了什麽帽子，和妻子一起被下放到和我們相鄰的第四生產隊。他連“五.七戰士”的名義都沒有，被當作“階級敵人”，和生產隊裏的地主富農一起被監督勞動。他像一個失語者,天天起早貪晚幹著重活，總是沉默著。我每次在路上遇見他，心裏都很沉重。他的妻子李阿姨常常和媽媽一起去公社開會，平時也來我家跟媽媽聊天。大約是下鄉一年左右的時候，一天早上,媽媽正在做飯，李阿姨驚慌地跑了進來，說，老付病了，昏迷不醒，怎麽喊都不答應，推也不動。媽媽聽了，馬上熄滅灶火，連屋子也沒進，就和李阿姨急急地走了。我和姐姐出早工回來,看媽媽不在，飯也沒熟，聽房東大嬸說媽媽去了李阿姨家，不知發生了什麽事，便趕緊跑了過去。
媽媽正俯身給付伯伯檢查呼吸、脈搏，又看他的瞳孔，然後果斷地對李阿姨說，付局長是服了過量的安眠藥了，一定是昨天晚上睡前服的，藥已經被吸收，催吐沒有效了，隻能靜脈注射些葡萄糖液，促使他排尿。李阿姨落淚了，說不出話。媽媽讓姐姐和我趕快去大隊打電話，請縣醫院的救護車火速趕來。當付伯伯被抬上縣醫院的救護車後，媽媽扶著李阿姨一起坐了上去，她餓著肚子隨車走了。晚上回來的隻有媽媽和李阿姨，付伯伯真的服安眠藥自殺了。因為發現時已錯過最佳搶救時間，回天無力了。縣醫院對媽媽在這起事件中的準確診斷，搶救措施及處置方法給予了高度評價。媽媽的醫德醫風有目共睹，媽媽出名了。
後來,發生了姐姐和我用針灸治療外公社小兒麻痹患者的事情。由於麻痹症患兒的痊愈，從未涉足過中醫中藥的媽媽開始向我們學習針灸，研究中草藥基本知識，並讓爸爸借到了當年難得一見的“本草綱目”。媽媽在自己身上練習針灸手法，體驗針感。媽媽很快掌握了全身經絡走向和所有的重點穴位，並且應用於實踐，對於農村常見的牙痛、頭痛、胃痛、腰腿痛、過敏性哮喘、神經官能症等病症用針刺方法補充了藥物治療。
畢業於英國人創立的盛京醫大的媽媽，在四十年代就是一個優秀的婦科、內科、外科、眼科醫生，但是媽為了更好地為農民治病，不僅努力學針灸，還學會了識別中草藥，使用中草藥，在缺醫少藥的年代，用中醫療法治愈了很多人的疾病。
1970年秋季，媽媽建議大隊成立了采藥隊，每個生產隊抽調一名青年社員，我也被抽到了。媽媽用她自學的中草藥知識給我們講授識別、采摘、炮製中草藥的方法。媽媽還發起了一個涉及全大隊社員的"驅蛔工程"。針對當時農村的多發病蛔蟲症，用我們采集的生藥，按照當地的土方驗方經成功的試驗後，連續多天起早貪黑配製了大量的“驅蛔湯”，給全大隊的成人和兒童分別情況全麵投藥。“驅蛔湯”效果顯著，服藥後排出蛔蟲數量最多的一個社員，共排出300多條蛔蟲。“驅蛔湯”的應用使全大隊蛔蟲症發病率從80%一90%降低到了10%－20%，到1971年末，全大隊患膽道蛔蟲症的隻有一人。
1971年春天，媽媽向大隊申請了兩畝地作為中草藥田，她自己帶著赤腳醫生種植管理。在爸爸安排我到沙後所公社醫院學習用蒸餾技術提取中草藥製劑的技術後，我演示給媽媽，媽媽很快采購了蒸餾器材並用自產的藥材自配藥方製作成功了“三黃注射液”，用來代替青黴素防治一般性炎症，效果十分顯著。媽媽還用藥酒、穴位埋藏等土方治愈了多例風濕症、關節炎、多發性哮喘等病症，媽媽成了深受社員喜愛的醫生。
1972年的春節前夕，爸爸媽媽離開團山子的時候，醫學院的卡車像送他們來的時候一樣來接他們。送行的人們擠滿了院子，有的人將裝著雞蛋、花生的籃子塞到我們手裏，有的人拎著裝滿粘米、紅豆的口袋直接放進車裏，還有的人將凍得硬邦邦的豬蹄、肘子直接扔在車上。爸爸媽媽一遍遍地向大家告別，但人們不肯散去，很多婦女抽抽嗒嗒地抹起了眼淚，直到車開出好遠了，我們回頭還望見依依不舍的人們站在原地。現在想起這些，我才明白，其實那時候，和我們朝夕相處整整兩年的社員們已經知道，他們在送別那裏有史以來最好的一位鄉村醫生。
別樣媽媽 (5): 行醫鄉下
旭子 (2026-03-11 07:52:31) 評論 (8)
第一章 別樣媽媽
5、行醫鄉下
爸爸對媽媽的唯一稱呼是“王大夫”，人前人後，家裏家外，都是如此，從沒有改變過。別人都叫媽媽“王老師”，為什麽隻有爸爸一個人這麽稱呼她？隻要有人發問，爸爸就一定會提起崇慈往事，那是我小時候聽不進去的話題，凡是有關“舊社會”的話題我一概聽不進去，我知道的隻有兩個字：“黑暗”。
媽媽會看病。我們姐弟三人發燒感冒，媽媽會用體溫計給我們量體溫，用聽診器凝神細聽我們的心、肺。要是有問題就由爸爸帶我們去醫院進一步檢查確診,如果是小毛病就找出常備藥給我們吃。鄰居家的大人、孩子有了毛病也找媽媽配藥、打針，老家的親戚們來看病都是先由爸爸媽媽檢查。但是除了在年輕時的照片上,我們從沒有看過生活中穿白大褂的媽媽，有些遺憾。
想不到有一天，媽媽重新成了大夫，讓我們真真切切的領略了爸爸無數次深情描述過的天使的光彩，不過是沒有白衣的天使，是被稱為“赤腳”的醫生。
1970年，爸爸媽媽被下放到了農村，名曰“五七大軍”，實則勞動改造。按照當時當權者的規定，隻能參加農業勞動，不能從事其它工作。他們落戶在生產隊裏，每天和社員一樣出工，爸爸拿著鋤頭和我們一起鏟地，媽媽被分派去生產隊的花生地裏看雞。媽媽幹的是個輕活，算是對她的照顧，因為農村裏沒有和她一樣年紀的婦女下地幹農活。幾個月後，公社召開的“五七大軍”會議上，宣布了縣革委會的決定：派爸爸去縣醫院當工作隊長，也宣布了公社革委會的決定：媽媽參加大隊組建合作醫療站的工作。媽媽的任務是給全大隊的社員看病，培訓大隊赤腳醫生，籌集藥品及所需設備。合作醫療站要設在我們家裏。媽媽接受了這個工作，在當時一無所有的農村合作醫療站成了一名地道的“赤腳醫生”。爸爸很開心，說：“你媽媽終於要重操舊業了。”我們跟爸爸開玩笑：“你叫了這麽多年的’王大夫’又回來了。”
爸爸要離開我們，去縣醫院上班了。臨走之前，他幫媽媽把家裏的書櫃騰空，裝進了下鄉時帶來的所有藥瓶、藥盒、消毒液和脫脂棉；騰出了寫字台，擺上了能找到的所有“器材”：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計、注射器，都是爸爸媽媽開辦的崇慈醫院的遺留物品。她和爸爸的房間裏,除了一鋪睡覺的火炕，其它的空間都歸了公。不，就連他們住的火炕也成了診察床，每個需要身體檢查的老鄉，都可以躺上去。最後，連姐姐和我住的屋子裏的單人木床，也成了媽媽為婦女看病和檢查婦科疾病的診床。
媽媽一次次去縣裏采購藥品，充實高大的“藥櫃”。媽媽不掌握任何撥款、經費，用的是她和爸爸的工資錢。這並不是上麵的要求，而是媽媽自己的選擇。在這個被“世界革命”所遺忘的貧困村莊裏，媽媽又找到了“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感覺。她沒有猶豫彷徨，也沒有時間感傷和歎息，每天都精神飽滿地奔走在鄉間小道，背著藥箱，帶著她收下的學生、名正言順的赤腳醫生劉桂柱。媽媽在看病之餘和往診的路上，有計劃有係統地給他講課，聯係一個個現實的病例，從理論到實踐對他進行培訓，很短的時間內，劉桂柱由一個沒有受過任何專業教育的初中畢業生，成為了全公社水平突出的赤腳醫生。媽媽評價他聰明、勤奮，他說:“最幸運的是遇到了王老師。”媽媽返城後，他被安排到公社衛生院工作，後來成為了衛生院的院長。
媽媽培訓的第二個學生劉賀鵬，也是一個初中生。媽媽身體力行，言傳身教，使他從一個對醫療衛生知識一無所知的人成為了大隊的正式赤腳醫生。
我們剛剛安下的家，成了全大隊最熱鬧的地方，因為城裏來了“大醫生”，因為農民看病不花錢了。小病小災的社員來拿藥，久病成疾的婦女來問診,突發病症、婦女臨產都來找媽媽。不管我們全家人在吃飯，還是已經睡覺,隨時都可能有病人上門。隨著媽媽的名聲日益遠揚，周邊公社、十裏八村的農民也來求醫了，甚至常因病人情況緊急，家屬會在深更半夜跑來請求往診。每次出診，我和姐姐都是媽媽理所當然的“隨從”。
夜深人靜，每當一陣急促的敲窗聲伴著“王大夫，王大夫”的低沉呼聲響起的時候，媽媽應聲起床，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我和姐姐也緊跟上來，背起藥箱，隨媽媽出診。有時運氣好，有大車坐，多數的時候要步行幾裏路甚至更遠。在風雨交加的黑夜我們出過診，在大雪封門的淩晨我們也出過診。我和姐姐一左一右伴著媽媽，聽她講課，聽她唱歌。母女三人有時摔得一身泥水，也有時凍得全身冰涼，但不管怎樣，都會及時趕到病者家中，使他們最及時地得到檢查和處置，轉危為安，化險為夷。
媽媽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做了多少事情，治了多少病人，沒有記錄。讓我難以忘記的是一個姓謝的孤身老人的病例。他是生產隊的飼養員，五十多歲了，因為貧窮終生未婚，無兒無女，一個人住在隊部裏。一次他高燒不退，赤腳醫生根據症狀給他打了退燒針,服了藥，以為他會好了，可是老人一直渾身無力，整整一天滴水未進。當天夜裏，老人發燒說胡話，被去隊部巡視的生產隊長發現後，立即派人找到媽媽。當我們跟著媽媽趕到三裏地外他的住處時，他已經神誌不清了。媽媽很快對他進行了全麵檢查,了解了他的日常起居,得出診斷：鉤端螺旋體病。因為是傳染病，要送縣醫院隔離治療。
在隊長去找人找大車的間隙，媽媽發現老人因高燒造成的大便秘結已十分嚴重，表情很痛苦，便決定先幫他排出便來。可是，既沒有灌腸器，又沒有開塞露，連一點熱水都沒有，情急之中，媽媽毫不猶豫地用手指一點點兒地摳出了幹結得像小石塊一樣的一堆糞便。媽媽跪在老人身旁，沒戴口罩，沒戴手套，不顧沾滿手上的糞便，頭也不抬，一下一下的摳著。
我和姐姐緊盯著媽媽，想去幫她，可又不知怎麽做，隻能傻傻地站在媽媽身邊。環視老人居住的地方，牆皮脫落，被燒成褐色的一小塊炕席和大部分露著泥土的炕，一堆破爛的舊棉絮堆在老人蜷縮著的身體旁邊，我們心裏沉甸甸的，說不出話來。車來了，天也快亮了，媽媽讓我和姐姐先回家，她跟著大車去了縣醫院。
直到晚上，媽媽才風塵仆仆的趕回了家，一進門就告訴我們，縣醫院的檢查結果支持了媽媽的診斷，老人正在接受對症治療，很快就會好起來的。那時候，鉤端螺旋體病是一個我從沒聽過的病名，更不知道媽媽在沒有任何檢驗手段的情況下是怎麽診斷出來的。
幾年後，我進了護校，學習的幾年裏，沒有聽到過這個病名。到防疫站工作後，在進修流行病學的時候，老師講到了這種以動物為傳染源的傳染病，我不由想起了生產隊隊部炕上那個孤苦的老人，真為他慶幸。因為媽媽的準確診斷，使他得到及時治療，不僅挽救了他的生命，也避免了更多人的災難，因為那是傳染病啊。我問媽媽，當時是根據什麽判斷為傳染病的。媽媽說，是根據他的臨床症狀和有與動物接觸史確診的。我領教了媽媽的厲害，因為我知道媽媽做過婦產科、眼科、內科和外科大夫，並沒有專門研究過傳染病。
一次，跟我在隊裏一起幹活的叫高淑華的女孩，突然鼻子出血了，止不住。當時我們在太陽暴曬下的高粱地裏割高粱，我以為是天熱曬的，或者是活太累造成的，她卻說，她過一段就會這樣，沒有什麽原因。我說流鼻血怎麽會沒有原因，讓她去我家找媽媽查一查，她說曾去縣裏看過，沒有查出結果來，所以也就不管它了。
我下工後把她帶到家裏，媽媽隻問了她每次流鼻血的量和持續時間，也沒檢查身體，便問她經期準不準。我奇怪的說，這跟鼻子有什麽關係？媽媽說，她的狀況叫代償性月經，經血周期性由鼻腔流出，是精神因素或激素分泌失衡造成的。這又是一個我聞所未聞的病名。媽媽告訴她目前隻能用冷毛巾做一下外敷止住血，再服些激素類藥物調節，注意飲食，心情要愉快。我不懂這跟鼻子出血有什麽關係。從此，這個女孩就成了我家的常客，對媽媽的話極為信服，媽媽也專為她的病查找了中草藥配方，並利用去縣裏開會的機會親自買來送給她吃，治好了糾纏了她幾年的被當地人稱為“倒經”的毛病。
一個曾任職錦州市建設局付局長的人，名叫付力菲，在文革中，不知被扣上了什麽帽子，和妻子一起被下放到和我們相鄰的第四生產隊。他連“五.七戰士”的名義都沒有，被當作“階級敵人”，和生產隊裏的地主富農一起被監督勞動。他像一個失語者,天天起早貪晚幹著重活，總是沉默著。我每次在路上遇見他，心裏都很沉重。他的妻子李阿姨常常和媽媽一起去公社開會，平時也來我家跟媽媽聊天。大約是下鄉一年左右的時候，一天早上,媽媽正在做飯，李阿姨驚慌地跑了進來，說，老付病了，昏迷不醒，怎麽喊都不答應，推也不動。媽媽聽了，馬上熄滅灶火，連屋子也沒進，就和李阿姨急急地走了。我和姐姐出早工回來,看媽媽不在，飯也沒熟，聽房東大嬸說媽媽去了李阿姨家，不知發生了什麽事，便趕緊跑了過去。
媽媽正俯身給付伯伯檢查呼吸、脈搏，又看他的瞳孔，然後果斷地對李阿姨說，付局長是服了過量的安眠藥了，一定是昨天晚上睡前服的，藥已經被吸收，催吐沒有效了，隻能靜脈注射些葡萄糖液，促使他排尿。李阿姨落淚了，說不出話。媽媽讓姐姐和我趕快去大隊打電話，請縣醫院的救護車火速趕來。當付伯伯被抬上縣醫院的救護車後，媽媽扶著李阿姨一起坐了上去，她餓著肚子隨車走了。晚上回來的隻有媽媽和李阿姨，付伯伯真的服安眠藥自殺了。因為發現時已錯過最佳搶救時間，回天無力了。縣醫院對媽媽在這起事件中的準確診斷，搶救措施及處置方法給予了高度評價。媽媽的醫德醫風有目共睹，媽媽出名了。
後來,發生了姐姐和我用針灸治療外公社小兒麻痹患者的事情。由於麻痹症患兒的痊愈，從未涉足過中醫中藥的媽媽開始向我們學習針灸，研究中草藥基本知識，並讓爸爸借到了當年難得一見的“本草綱目”。媽媽在自己身上練習針灸手法，體驗針感。媽媽很快掌握了全身經絡走向和所有的重點穴位，並且應用於實踐，對於農村常見的牙痛、頭痛、胃痛、腰腿痛、過敏性哮喘、神經官能症等病症用針刺方法補充了藥物治療。
畢業於英國人創立的盛京醫大的媽媽，在四十年代就是一個優秀的婦科、內科、外科、眼科醫生，但是媽為了更好地為農民治病，不僅努力學針灸，還學會了識別中草藥，使用中草藥，在缺醫少藥的年代，用中醫療法治愈了很多人的疾病。
1970年秋季，媽媽建議大隊成立了采藥隊，每個生產隊抽調一名青年社員，我也被抽到了。媽媽用她自學的中草藥知識給我們講授識別、采摘、炮製中草藥的方法。媽媽還發起了一個涉及全大隊社員的"驅蛔工程"。針對當時農村的多發病蛔蟲症，用我們采集的生藥，按照當地的土方驗方經成功的試驗後，連續多天起早貪黑配製了大量的“驅蛔湯”，給全大隊的成人和兒童分別情況全麵投藥。“驅蛔湯”效果顯著，服藥後排出蛔蟲數量最多的一個社員，共排出300多條蛔蟲。“驅蛔湯”的應用使全大隊蛔蟲症發病率從80%一90%降低到了10%－20%，到1971年末，全大隊患膽道蛔蟲症的隻有一人。
1971年春天，媽媽向大隊申請了兩畝地作為中草藥田，她自己帶著赤腳醫生種植管理。在爸爸安排我到沙後所公社醫院學習用蒸餾技術提取中草藥製劑的技術後，我演示給媽媽，媽媽很快采購了蒸餾器材並用自產的藥材自配藥方製作成功了“三黃注射液”，用來代替青黴素防治一般性炎症，效果十分顯著。媽媽還用藥酒、穴位埋藏等土方治愈了多例風濕症、關節炎、多發性哮喘等病症，媽媽成了深受社員喜愛的醫生。
1972年的春節前夕，爸爸媽媽離開團山子的時候，醫學院的卡車像送他們來的時候一樣來接他們。送行的人們擠滿了院子，有的人將裝著雞蛋、花生的籃子塞到我們手裏，有的人拎著裝滿粘米、紅豆的口袋直接放進車裏，還有的人將凍得硬邦邦的豬蹄、肘子直接扔在車上。爸爸媽媽一遍遍地向大家告別，但人們不肯散去，很多婦女抽抽嗒嗒地抹起了眼淚，直到車開出好遠了，我們回頭還望見依依不舍的人們站在原地。現在想起這些，我才明白，其實那時候，和我們朝夕相處整整兩年的社員們已經知道，他們在送別那裏有史以來最好的一位鄉村醫生。
5、行醫鄉下
爸爸對媽媽的唯一稱呼是“王大夫”，人前人後，家裏家外，都是如此，從沒有改變過。別人都叫媽媽“王老師”，為什麽隻有爸爸一個人這麽稱呼她？隻要有人發問，爸爸就一定會提起崇慈往事，那是我小時候聽不進去的話題，凡是有關“舊社會”的話題我一概聽不進去，我知道的隻有兩個字：“黑暗”。
媽媽會看病。我們姐弟三人發燒感冒，媽媽會用體溫計給我們量體溫，用聽診器凝神細聽我們的心、肺。要是有問題就由爸爸帶我們去醫院進一步檢查確診,如果是小毛病就找出常備藥給我們吃。鄰居家的大人、孩子有了毛病也找媽媽配藥、打針，老家的親戚們來看病都是先由爸爸媽媽檢查。但是除了在年輕時的照片上,我們從沒有看過生活中穿白大褂的媽媽，有些遺憾。
想不到有一天，媽媽重新成了大夫，讓我們真真切切的領略了爸爸無數次深情描述過的天使的光彩，不過是沒有白衣的天使，是被稱為“赤腳”的醫生。
1970年，爸爸媽媽被下放到了農村，名曰“五七大軍”，實則勞動改造。按照當時當權者的規定，隻能參加農業勞動，不能從事其它工作。他們落戶在生產隊裏，每天和社員一樣出工，爸爸拿著鋤頭和我們一起鏟地，媽媽被分派去生產隊的花生地裏看雞。媽媽幹的是個輕活，算是對她的照顧，因為農村裏沒有和她一樣年紀的婦女下地幹農活。幾個月後，公社召開的“五七大軍”會議上，宣布了縣革委會的決定：派爸爸去縣醫院當工作隊長，也宣布了公社革委會的決定：媽媽參加大隊組建合作醫療站的工作。媽媽的任務是給全大隊的社員看病，培訓大隊赤腳醫生，籌集藥品及所需設備。合作醫療站要設在我們家裏。媽媽接受了這個工作，在當時一無所有的農村合作醫療站成了一名地道的“赤腳醫生”。爸爸很開心，說：“你媽媽終於要重操舊業了。”我們跟爸爸開玩笑：“你叫了這麽多年的’王大夫’又回來了。”
爸爸要離開我們，去縣醫院上班了。臨走之前，他幫媽媽把家裏的書櫃騰空，裝進了下鄉時帶來的所有藥瓶、藥盒、消毒液和脫脂棉；騰出了寫字台，擺上了能找到的所有“器材”：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計、注射器，都是爸爸媽媽開辦的崇慈醫院的遺留物品。她和爸爸的房間裏,除了一鋪睡覺的火炕，其它的空間都歸了公。不，就連他們住的火炕也成了診察床，每個需要身體檢查的老鄉，都可以躺上去。最後，連姐姐和我住的屋子裏的單人木床，也成了媽媽為婦女看病和檢查婦科疾病的診床。
媽媽一次次去縣裏采購藥品，充實高大的“藥櫃”。媽媽不掌握任何撥款、經費，用的是她和爸爸的工資錢。這並不是上麵的要求，而是媽媽自己的選擇。在這個被“世界革命”所遺忘的貧困村莊裏，媽媽又找到了“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感覺。她沒有猶豫彷徨，也沒有時間感傷和歎息，每天都精神飽滿地奔走在鄉間小道，背著藥箱，帶著她收下的學生、名正言順的赤腳醫生劉桂柱。媽媽在看病之餘和往診的路上，有計劃有係統地給他講課，聯係一個個現實的病例，從理論到實踐對他進行培訓，很短的時間內，劉桂柱由一個沒有受過任何專業教育的初中畢業生，成為了全公社水平突出的赤腳醫生。媽媽評價他聰明、勤奮，他說:“最幸運的是遇到了王老師。”媽媽返城後，他被安排到公社衛生院工作，後來成為了衛生院的院長。
媽媽培訓的第二個學生劉賀鵬，也是一個初中生。媽媽身體力行，言傳身教，使他從一個對醫療衛生知識一無所知的人成為了大隊的正式赤腳醫生。
我們剛剛安下的家，成了全大隊最熱鬧的地方，因為城裏來了“大醫生”，因為農民看病不花錢了。小病小災的社員來拿藥，久病成疾的婦女來問診,突發病症、婦女臨產都來找媽媽。不管我們全家人在吃飯，還是已經睡覺,隨時都可能有病人上門。隨著媽媽的名聲日益遠揚，周邊公社、十裏八村的農民也來求醫了，甚至常因病人情況緊急，家屬會在深更半夜跑來請求往診。每次出診，我和姐姐都是媽媽理所當然的“隨從”。
夜深人靜，每當一陣急促的敲窗聲伴著“王大夫，王大夫”的低沉呼聲響起的時候，媽媽應聲起床，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我和姐姐也緊跟上來，背起藥箱，隨媽媽出診。有時運氣好，有大車坐，多數的時候要步行幾裏路甚至更遠。在風雨交加的黑夜我們出過診，在大雪封門的淩晨我們也出過診。我和姐姐一左一右伴著媽媽，聽她講課，聽她唱歌。母女三人有時摔得一身泥水，也有時凍得全身冰涼，但不管怎樣，都會及時趕到病者家中，使他們最及時地得到檢查和處置，轉危為安，化險為夷。
媽媽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做了多少事情，治了多少病人，沒有記錄。讓我難以忘記的是一個姓謝的孤身老人的病例。他是生產隊的飼養員，五十多歲了，因為貧窮終生未婚，無兒無女，一個人住在隊部裏。一次他高燒不退，赤腳醫生根據症狀給他打了退燒針,服了藥，以為他會好了，可是老人一直渾身無力，整整一天滴水未進。當天夜裏，老人發燒說胡話，被去隊部巡視的生產隊長發現後，立即派人找到媽媽。當我們跟著媽媽趕到三裏地外他的住處時，他已經神誌不清了。媽媽很快對他進行了全麵檢查,了解了他的日常起居,得出診斷：鉤端螺旋體病。因為是傳染病，要送縣醫院隔離治療。
在隊長去找人找大車的間隙，媽媽發現老人因高燒造成的大便秘結已十分嚴重，表情很痛苦，便決定先幫他排出便來。可是，既沒有灌腸器，又沒有開塞露，連一點熱水都沒有，情急之中，媽媽毫不猶豫地用手指一點點兒地摳出了幹結得像小石塊一樣的一堆糞便。媽媽跪在老人身旁，沒戴口罩，沒戴手套，不顧沾滿手上的糞便，頭也不抬，一下一下的摳著。
我和姐姐緊盯著媽媽，想去幫她，可又不知怎麽做，隻能傻傻地站在媽媽身邊。環視老人居住的地方，牆皮脫落，被燒成褐色的一小塊炕席和大部分露著泥土的炕，一堆破爛的舊棉絮堆在老人蜷縮著的身體旁邊，我們心裏沉甸甸的，說不出話來。車來了，天也快亮了，媽媽讓我和姐姐先回家，她跟著大車去了縣醫院。
直到晚上，媽媽才風塵仆仆的趕回了家，一進門就告訴我們，縣醫院的檢查結果支持了媽媽的診斷，老人正在接受對症治療，很快就會好起來的。那時候，鉤端螺旋體病是一個我從沒聽過的病名，更不知道媽媽在沒有任何檢驗手段的情況下是怎麽診斷出來的。
幾年後，我進了護校，學習的幾年裏，沒有聽到過這個病名。到防疫站工作後，在進修流行病學的時候，老師講到了這種以動物為傳染源的傳染病，我不由想起了生產隊隊部炕上那個孤苦的老人，真為他慶幸。因為媽媽的準確診斷，使他得到及時治療，不僅挽救了他的生命，也避免了更多人的災難，因為那是傳染病啊。我問媽媽，當時是根據什麽判斷為傳染病的。媽媽說，是根據他的臨床症狀和有與動物接觸史確診的。我領教了媽媽的厲害，因為我知道媽媽做過婦產科、眼科、內科和外科大夫，並沒有專門研究過傳染病。
一次，跟我在隊裏一起幹活的叫高淑華的女孩，突然鼻子出血了，止不住。當時我們在太陽暴曬下的高粱地裏割高粱，我以為是天熱曬的，或者是活太累造成的，她卻說，她過一段就會這樣，沒有什麽原因。我說流鼻血怎麽會沒有原因，讓她去我家找媽媽查一查，她說曾去縣裏看過，沒有查出結果來，所以也就不管它了。
我下工後把她帶到家裏，媽媽隻問了她每次流鼻血的量和持續時間，也沒檢查身體，便問她經期準不準。我奇怪的說，這跟鼻子有什麽關係？媽媽說，她的狀況叫代償性月經，經血周期性由鼻腔流出，是精神因素或激素分泌失衡造成的。這又是一個我聞所未聞的病名。媽媽告訴她目前隻能用冷毛巾做一下外敷止住血，再服些激素類藥物調節，注意飲食，心情要愉快。我不懂這跟鼻子出血有什麽關係。從此，這個女孩就成了我家的常客，對媽媽的話極為信服，媽媽也專為她的病查找了中草藥配方，並利用去縣裏開會的機會親自買來送給她吃，治好了糾纏了她幾年的被當地人稱為“倒經”的毛病。
一個曾任職錦州市建設局付局長的人，名叫付力菲，在文革中，不知被扣上了什麽帽子，和妻子一起被下放到和我們相鄰的第四生產隊。他連“五.七戰士”的名義都沒有，被當作“階級敵人”，和生產隊裏的地主富農一起被監督勞動。他像一個失語者,天天起早貪晚幹著重活，總是沉默著。我每次在路上遇見他，心裏都很沉重。他的妻子李阿姨常常和媽媽一起去公社開會，平時也來我家跟媽媽聊天。大約是下鄉一年左右的時候，一天早上,媽媽正在做飯，李阿姨驚慌地跑了進來，說，老付病了，昏迷不醒，怎麽喊都不答應，推也不動。媽媽聽了，馬上熄滅灶火，連屋子也沒進，就和李阿姨急急地走了。我和姐姐出早工回來,看媽媽不在，飯也沒熟，聽房東大嬸說媽媽去了李阿姨家，不知發生了什麽事，便趕緊跑了過去。
媽媽正俯身給付伯伯檢查呼吸、脈搏，又看他的瞳孔，然後果斷地對李阿姨說，付局長是服了過量的安眠藥了，一定是昨天晚上睡前服的，藥已經被吸收，催吐沒有效了，隻能靜脈注射些葡萄糖液，促使他排尿。李阿姨落淚了，說不出話。媽媽讓姐姐和我趕快去大隊打電話，請縣醫院的救護車火速趕來。當付伯伯被抬上縣醫院的救護車後，媽媽扶著李阿姨一起坐了上去，她餓著肚子隨車走了。晚上回來的隻有媽媽和李阿姨，付伯伯真的服安眠藥自殺了。因為發現時已錯過最佳搶救時間，回天無力了。縣醫院對媽媽在這起事件中的準確診斷，搶救措施及處置方法給予了高度評價。媽媽的醫德醫風有目共睹，媽媽出名了。
後來,發生了姐姐和我用針灸治療外公社小兒麻痹患者的事情。由於麻痹症患兒的痊愈，從未涉足過中醫中藥的媽媽開始向我們學習針灸，研究中草藥基本知識，並讓爸爸借到了當年難得一見的“本草綱目”。媽媽在自己身上練習針灸手法，體驗針感。媽媽很快掌握了全身經絡走向和所有的重點穴位，並且應用於實踐，對於農村常見的牙痛、頭痛、胃痛、腰腿痛、過敏性哮喘、神經官能症等病症用針刺方法補充了藥物治療。
畢業於英國人創立的盛京醫大的媽媽，在四十年代就是一個優秀的婦科、內科、外科、眼科醫生，但是媽為了更好地為農民治病，不僅努力學針灸，還學會了識別中草藥，使用中草藥，在缺醫少藥的年代，用中醫療法治愈了很多人的疾病。
1970年秋季，媽媽建議大隊成立了采藥隊，每個生產隊抽調一名青年社員，我也被抽到了。媽媽用她自學的中草藥知識給我們講授識別、采摘、炮製中草藥的方法。媽媽還發起了一個涉及全大隊社員的"驅蛔工程"。針對當時農村的多發病蛔蟲症，用我們采集的生藥，按照當地的土方驗方經成功的試驗後，連續多天起早貪黑配製了大量的“驅蛔湯”，給全大隊的成人和兒童分別情況全麵投藥。“驅蛔湯”效果顯著，服藥後排出蛔蟲數量最多的一個社員，共排出300多條蛔蟲。“驅蛔湯”的應用使全大隊蛔蟲症發病率從80%一90%降低到了10%－20%，到1971年末，全大隊患膽道蛔蟲症的隻有一人。
1971年春天，媽媽向大隊申請了兩畝地作為中草藥田，她自己帶著赤腳醫生種植管理。在爸爸安排我到沙後所公社醫院學習用蒸餾技術提取中草藥製劑的技術後，我演示給媽媽，媽媽很快采購了蒸餾器材並用自產的藥材自配藥方製作成功了“三黃注射液”，用來代替青黴素防治一般性炎症，效果十分顯著。媽媽還用藥酒、穴位埋藏等土方治愈了多例風濕症、關節炎、多發性哮喘等病症，媽媽成了深受社員喜愛的醫生。
1972年的春節前夕，爸爸媽媽離開團山子的時候，醫學院的卡車像送他們來的時候一樣來接他們。送行的人們擠滿了院子，有的人將裝著雞蛋、花生的籃子塞到我們手裏，有的人拎著裝滿粘米、紅豆的口袋直接放進車裏，還有的人將凍得硬邦邦的豬蹄、肘子直接扔在車上。爸爸媽媽一遍遍地向大家告別，但人們不肯散去，很多婦女抽抽嗒嗒地抹起了眼淚，直到車開出好遠了，我們回頭還望見依依不舍的人們站在原地。現在想起這些，我才明白，其實那時候，和我們朝夕相處整整兩年的社員們已經知道，他們在送別那裏有史以來最好的一位鄉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