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建文 799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過去五年半我一直未能踏上歸途。對我這樣一個在海外生活近四十年的人來說，這段空白顯得格外漫長。今年五月，我終於回國探親，並借此機會參加了一直心心念念的河西走廊“絲綢之路”旅行團——從烏魯木齊啟程，至西安圓滿落幕。
這篇文章主要記錄了我在河西走廊尤其是敦煌的見聞點滴，同時也融入了我對中國絲綢之路曆史的思索與感悟。
作者在烏魯木齊參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兩千多年前，河西走廊的原住民是匈奴，他們逐水草而居，以遊牧為生，憑借騎兵的機動優勢頻繁侵擾中原，對當時坐落於西部的漢朝都城長安（今西安）構成長期威脅。為徹底解除這一邊患，漢武帝舉全國之力，先後發動三次大規模戰爭，最終將匈奴逐出河西走廊。這段曆史的餘影，至今仍可從漢代流傳下來的《匈奴歌》中依稀窺見。
失我焉之山，令我婦女無顏色。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敦煌，這顆鑲嵌在河西走廊上的璀璨明珠，地處中國西部，甘肅、青海和新疆的交匯處，位於連接中國與西域、中亞、歐洲的絲綢之路要道上。敦煌見證了輝煌與風沙交織的歲月，也承載著曆史中悲涼的滄桑變遷。由於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這裏反複成為各方勢力爭奪的焦點，隨著中原王朝的周期性衰落，兩千多年來戰亂從未停息過，人口和建築遭到過反複“清洗”。 單從敦煌一郡的興衰，就可窺見其悲涼的曆史變遷。
佛教創建之初並非以宗教形式出現，釋迦牟尼把自己定義為一個覺悟者而非神。後人把他立為神後，形成各種五花八門的宗派和說法。為尋找佛教的真諦，唐代初期（約公元七世紀）一位癡迷佛學的僧人陳禕、法號玄奘，決定獨自往印度求學。
過所
但是，當年開明如唐太宗也不準老百姓離開皇權管轄範圍之內，如上圖的《過所》所示，通過必須持通行證，玄奘隻能從玉門關偷渡出境。幾經艱險在印度生活十多年後學業有成，通過其超強的領悟力和語言能力成為名鎮佛學界的高僧。
成名後玄奘在唐貞觀十九年經河西走廊帶著數百部佛經回到長安，馬上成為皇帝的上賓，以他主持翻譯成漢語的這些經書從此成為了整個亞洲佛教的經典。然而，後人把玄奘的故事包裝成了一個成功學，把他的孤身出境演繹成唐太宗的高瞻遠矚，更虛構出唐僧與皇帝結拜兄弟、奉旨取經的橋段，以弘揚佛法並促進文化交流。後人賦予他傳奇色彩，也讓曆史蒙上一層神話般的光環。現在這些旅遊景點則直接把小說當成了曆史，誤導遊客。
敦煌石窟中的壁畫和雕塑製作精美，其藝術表達不亞於在古埃及神廟和歐洲中世紀教堂所看到的，再一次證明宗教信仰是藝術家創作靈感的重要源泉。不同的是，古埃及和歐洲都是由祭司或教會這種大機構主導的建設。一個神廟或教會的興建可能持續數百年，藝術家的創作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疊加或相互呼應，使得他們的作品更宏偉和震撼人心。而敦煌製作中各洞穴之間似乎沒看到有疊加、都是分散的個體藝術表達。
上世紀初藏經洞內五萬多份文獻的發現是一個震驚世界的大事。文獻中包括有佛經，景教聖經和波斯的摩尼教經文，另有大量畫作和唐宋時期的詩詞歌賦，相信是在佛寺中作為圖書館使用。當時的紙張昂貴，為省錢，僧人們把隻用了一麵的官府文件、個人書信、商業合同廢物利用，在紙的另一麵抄寫佛經。使得現在我們能看到當年平民社會運作的第一手資料，其曆史價值無法用金錢衡量。
在公元11至13世紀西夏統治時期，河西走廊的經濟發展達到頂峰。後來蒙古人征服西夏的戰爭打得極為慘烈，成吉思汗也死於其中。蒙古人取勝後對西夏國進行了種族滅絕式的屠殺和破壞，這是敦煌人口繼匈奴人被趕走後的第二次徹底洗牌。下圖是當年被蒙古大軍完全摧毀並屠殺殆盡的交河故城。
藏經洞可能就是那個時候被封存起來的，人口的消失使它的存在被遺忘了，洞穴也被數百年的風沙覆蓋。到1900年，道士王圓籙清理出黃沙後發現藏經洞內的文獻並上報給朝廷但不被理采。而探險家、英籍猶太人斯坦恩是個識貨的大行家，他用二百両銀買走了大批文獻。王道士就用這筆錢為洞穴修建了門樓（下圖）。目前大部份文獻都散居國外，萬幸還都保持完。
下圖是建於酒泉郡旁的嘉裕關，位於敦煌東麵四百公裏。明朝開國之時，大將軍馮勝率軍至此，看到這裏為何西走廊最狹窄之處，在南北兩座高山之間隻有15公裏闊的一條通道，就建議在一眼天然泉水處建立關口、作為對西域防守的第一道要塞，也就是說此關以西的地方都被中原王朝放棄了。明朝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使得地處關外的敦煌與中原隔絕來往二百多年，加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早已在南宋朝時期改由海上進行，居民生計斷絕被迫遷往他鄉，這是敦煌曆史上第三次有記錄的人口清洗。滿清建國後重新開通與西域的交往，新的人口才再次在此聚集。
嘉峪關雄姿
從13世紀到17世紀的兩次大規模人口清洗，使得佛教在此地趨於式微。新移入的回教人口徹底改變了當地的文化和信仰。
下圖是在吐魯番附近的柏牧克裏克千佛洞，始建於南北朝時期（約公元五世紀）。洞內精美的塑像和壁畫記錄著各類佛教的經典故事。可惜隨著人口的清冼，回教取代佛教成為當地居民的主要信仰後，洞內的塑像和壁畫被當作邪靈和偶像遭到大規模破壞，破壞的部位都集中在眼睛和麵孔。上世紀初外國探險家在廢墟中發現這些洞穴，把所有剩下的塑像和壁畫挖走，現在這裏隻剩下空空的山洞和那些沒有眼睛的壁畫。
下圖是在蓮花渡口上的炳靈寺遺跡。蓮花渡口位於甘肅省首府蘭州市西南部一百多公裏處，曾是黃河上遊的一處重要渡口，是西進青海、新疆及南入西藏的必經之路。
作為古絲綢之路的一個交匯點，從西晉時期起（約公元三世紀）人們就在此興建佛窟為自己積累功德，石窟的大小和佛像的精美程度也是按捐資者的經濟能力而定。這樣就慢慢形成了一個石窟群，佛寺就從唐代起建立在這些石窟上。石窟群前本來有精美的牌樓和棧道作為佛寺的主體，可惜在十九世紀大清國和回族人的戰爭中這些木製建築被回人認為是拜異教偶像而燒毀，連一張照片都沒能留下。
第一個感悟：親身遊曆能讓人更接近真正的曆史。中國自商周以來，曆代王朝更迭頻繁，前朝的曆史通常由勝利者書寫。為了證明權力的合法性，勝利者往往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敘事，使後人隻能從經過嚴苛篩選的文字中了解曆史。然而，隨著近代考古學的興起以及親身遊曆，讓我有機會重新審視書本中的曆史觀念並進行獨立思考。
第二個感悟：讓我重新認識河西走廊及敦煌的曆史變遷。從古至今，人們對商品和宗教信仰的需求一直存在。作為商業貿易的重要通道，河西走廊本應是一個開放、多元、富足的地區，古絲綢之路縱橫六千餘公裏，跨越無數國家、部落和荒野。若這些國家和部落僅需提供安全的環境、可執行的出入境管理和可預測的稅收製度，民間的商業與思想交流自然會發生，從而帶來共同的繁榮與文化飛躍。可惜，這種富足往往吸引貪婪與掠奪。一旦強權試圖掌控這條網絡，主導交流秩序，就往往引發無休止的爭奪。曆史證明，這種控製非但無法帶來長久的和平與發展，反而造成了人口、財富與文化的毀滅——敦煌兩千年的曆史，正是這一過程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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