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學者亞曆山大·潘佐夫通過研究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封存的絕密級卷宗，出版了《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提供了另一視角的蔣介石。
4·12事變有其必然性，蔣是後發製人。當時中共支持的過火的工農運動已經危及到社會正常秩序，國民軍軍官們對國民黨在前方打天下，而共產黨在後方坐天下的前景憂心忡忡。蔣介石部隊與工農武裝的衝突越來越頻繁。蘇聯代表鮑羅廷說“1927年1月3日，我們已經走向和蔣介石的決裂之路。”3月3日，蘇共指令中共，“必須動員群眾去揭穿國民黨右派……必須堅持武裝工農，把各地農民委員會變成擁有自衛武裝的實際權力機關等方針。”鮑羅廷讓武漢政府，向程潛將軍發出秘密命令，一有機會就立刻逮捕蔣介石。為了削弱蔣介石的權力，武漢國民政府在三中全會上撤消了蔣在黨中的所有最高職位，包括中執委政治會議主席之職。武漢剝奪了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改任蔣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鮑羅廷還計劃奪取南京，煽動革命軍內變。於是蔣介石針鋒相對，決定清黨。
宋慶齡為共產國際支持的一個左翼組織的反帝聯盟工作，被吸收進秘密的共產國際網絡中。她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回國，在上海稍作停留，以蘇西夫人與莉亞夫人的代號，開始秘密地提供資料給蘇聯間諜與共產國際的特務，她還把大筆共產國際的資金轉交給中共。
早在1929年10月，蔣介石就已通過了《工會法》，允許工人加入工會，“保障和改善工作條件與生活”；同年12月，通過《工廠法》，規定每天八小時的工時製並禁止童工。這些工作都是在中國戰亂年代完成的。當時國民黨的多數成員是工人，占29％。知識分子25.7％，軍人占23％，學生占10.5％，而農民和商人分別占7.5％和4.3％。當時的中共則絕大多數是農民：他們占80％，工人隻占2％到7％。
1926年，現代公路隻有1300英裏，但在1930年，已有31700英裏。而且是在80-85％的年度預算用於軍事開支的情況下發生的！1932年，政府廢除了國內關稅。
蔣介石的侍衛長德國人施太乃斯，自1939年3月，開始向蘇聯情報部門提供服務，俄國人給他的代號為“朋友”。
1946年杜魯門總統，承認了波茨坦協議的錯誤，坦言他的政府“後來發現在對日作戰上，並不需要蘇聯，並且蘇聯此後成為我們的頭痛問題。”
中共贏得天下，依靠的是所謂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按照斯大林指示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是一個蓄意的欺騙。他宣稱中國不需要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要爭取自由民主革命。毛澤東申明，革命後的中國，將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是多黨製度的聯合政府，實行民主自由。毛承諾會充分尊重私人財產的權利，鼓勵民族企業，並在國家管控下吸引外國投資者。
新民主主義為中共贏得了中國農民、自由主義者和中間階級的支持，也騙取了世界輿論，特別是美國的輿論。許多美國政界的中國通們，真心相信毛澤東和中共是民主主義者，而不是共產主義的信仰者。許多傾向於自由主義和左翼觀點的記者，相信了中共的宣傳，故意散布有關蔣及其政權的負麵資訊，相當程度地影響了美國的領導階層，也同樣大大地影響了整體美國人。如白修德、愛金生、斯諾、畢恩來、貝爾登、伊羅生、馬爾羅、厄特利、維安特、艾爾索普、史沫特萊等人的反蔣作品，及有關蔣介石政權的無能和貪腐、中國民眾可怕的生活狀況。美國輿論和左傾中國通的影響，讓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持遊移不定。
早在1937年11月，斯大林就向毛澤東建議用新民主主義作為策略。1944年，史達林對美國駐蘇聯大使哈裏曼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人造奶油共產主義者”。1944年9月，莫洛托夫對專程去莫斯科澄清“俄國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的羅斯福的代表說“這些可憐的中國人，自稱為共產主義者，但他們與共產主義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這個宣稱，毛澤東從一開始就不打算付諸實施。他的目標是把蔣介石貼上獨裁者的標簽，把自己打扮成民主分子。毛澤東的理論在本質上是策略性的，其目的在欺騙。取得並鞏固政權之後，毛立刻拋棄了所謂新民主主義，收回分給農民的土地，剝奪資本家的財產，一黨專政，大搞社會主義，比蘇俄還布爾什維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