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成了“黑五類”
1960年代初期“階級鬥爭”的口號被提到了重要地位，與此相呼應，學校裏開始重視“家庭成份”和家庭出身。
大約從小學五、六年級開始，學校裏經常布置填一張標明“家庭成份”的表格。爸爸讓我們填寫“自由職業”，說這是我家1949年以前的經濟來源，我就這樣填了，但我不知道自由職業是什麽意思，因為在我成長的年代這是一個被消滅了的職業，怎麽能自由找職業呢？國家是要統一安排一切的，而且“自由”不是一個好詞，一篇“反對自由主義”是我最早學到的著作，它讓我們心甘情願的放棄了爭取一切“自由”。
文革中我因為死保老師成了被關注的目標，整天謹言慎行，不想再被抓住任何把柄，我又懷疑紅衛兵們也不懂什麽是自由職業，所以再填寫家庭成份的時候，我就填寫了“地主”，這是我從爸爸寫的材料上看到的。這樣，我就跟爸爸的成份一樣了，況且，這是“地、富、反、壞、右”組成的黑五類中最罪大惡極的一種成份了，我自覺地把自己劃入了最劣質的一類，那些盯著我的紅衛兵還能把我怎麽樣。
這樣填寫，我和姐姐的家庭成份就不一樣了。這樣填寫，我的麻煩就來了。第一次去北京回來沒幾天，紅衛兵就纏住了我，要我交出乘火車的車票錢，我氣極了，憑什麽？原因很簡單，因為我的家庭出身，還因為我是自己跑到北京，不是學校統一組織去的，被認為沒有資格享受國家給予大中學生的待遇。可就算我是一個初中生，我也知道，如果我要交買車票的錢，也輪不到交給我的同學啊。賣車票的是車站售票處，剪票的有檢票口，查票的還有列車員呢，而我上火車時，一切放行，什麽時候國家把這個工作交給我的同學了呢？
我想不明白，晚上對媽媽講了這件事。媽媽說，乘火車沒買票，如果都這樣做，國家損失就大了，等於我們占了國家的便宜，所以補上票錢也是應該的,不過學校是不是有這個權利來收票錢，還是鐵路局有什麽要求我們都不知道。我告訴媽媽，這根本就跟學校無關，我不相信這些要車票錢的學生是受學校委派的，明明就是因為我跟他們觀點不同，利用此事來打擊我。
媽媽跟爸爸商量後決定給鐵道部有關部門寫一封信，說明我乘火車去北京沒買票的事，作為家長有責任幫孩子把票補上，但不知該把錢交到哪裏，所以就隨信寄去23元錢,這是往返北京的火車票價。媽媽寄走了信，我的心安定下來。紅衛兵還是來找我要錢，我置之不理，既不和他們爭論，也不提寄錢的事，我想鐵道部收到媽媽的匯款一定會寄回收據的，那時再叫他們看，否則說什麽都沒用，他們不會聽的，他們隻會胡攪蠻纏。
想不到的是，媽媽很快收到了鐵道部的回信，信寫在一張紅色標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信箋”上，大意是說，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大中學生赴京串聯一律免費乘車的通知精神，你的孩子屬於這一範疇，所以現在隨信退回您寄來的23元錢，希望鼓勵您的孩子繼續關心國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落款是鐵道部辦公室。
第二天一早，我帶著這封信去了學校，紅衛兵照例過來向我索要車票錢，我一聲不響，走出教室，徑直走到“文革委員會”的辦公室，找到任“文革會”主任的原書記趙貴忱，向他說出了事情的原委，並把那封信遞給了他，告訴他，向我要錢的紅衛兵還等在門外呢。趙書記看了信，對我說，有這封信太好了，這件事由我來處理，你放心吧，他們不會再找你了。當我走出辦公室的時候，我班的一個紅衛兵又追上來要錢，我對她說:“找趙書記要去吧，我交給他了。”她找沒找趙書記我沒看到，但從此這件事就告一段落，沒有人再向我討要車票款了。
幾十年後，早已退休了的趙書記生病住院，我去看他。躺在病床上的趙書記還記得當年的那件事，他笑著對我說:“當時我就想，這個小丫頭膽子還挺大呢。”其實，我的膽子一點也不大，隻是弄不懂，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讓每個人都有一個平等的機會，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權利嗎？為什麽總是有一部分人要壓迫另一部分人呢？如果是這樣，那麽當初為什麽要革命呢？難道就是為了把騎在別人身上的壓迫者揪下來，自己再騎上去嗎？這也是我一直都秉持的觀點，我討厭不可一世的特權者，反感那種“打江山坐天下”的流氓口氣。
紅衛兵大行其道的時候，一個名叫譚力夫的北京大學生發表了一篇講話，被到處轉抄，他大力宣揚的一副對聯寫的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本來如此”。這個蠻橫、霸道的對聯把家庭出身的問題推到了極點。我理所當然地不認同這個觀點。那時候，我們看到一個人首先想到的是，他是“紅五類”還是“黑五類”，而不是這個人是什麽樣的人，有什麽樣的品質和什麽能力。甚至明明是平時很熟悉的人，也完全拋開所有的印象，隻看到一個標誌：紅還是黑。雖然“黑五類”的臉上沒有被刻上“紅字”，但看他的人眼睛裏自有色彩。
有一次我從走廊進入教室時，班裏一個“紅五類”擋在第一排的書桌前，手裏拿著一疊紙，在我前麵進去的同學得到了一張，然後一聲不響地低著頭走到教室後麵坐下了，我走過“紅五類”身邊時，又遞了一張給我，我接過來看，是一張傳單，標題是“給黑五類子女的一封信”,開頭就是：“黑五類的狗崽子們，隻許你們老老實實，不許你們亂說亂動。”我隻看了這一句話，就把傳單甩過去，扔在了“紅五類”身上，說：“我不是狗崽子！”“那你是什麽？”他驚訝地問。我大聲說：“你是什麽，我就是什麽，我和你一樣，是人。”他楞在那裏，說不出話。我昂著頭從他身邊走過去，坐在座位上。我很氣憤，這個同學的母親和我的媽媽在一個單位工作，前幾天因為被單位的同事貼了大字報，指斥她為“官太太”搞特殊化，而跑到我家向媽媽訴說，我放學後，她還沒走，媽媽正在安慰她，而今天，她的兒子這樣對待我。
沒過多久，這個剛剛當了沒多長時間的“紅五類”同學也因為父親被指為“叛徒”而成了“狗崽子”，從此成了沉默的人。我沒有興災樂禍，我隻感到悲哀，因為我們都是受害者,但我和他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如果我們換一個位置，我不會整他，因為平等的理念是我從小就懂得的事情，而他不懂。
但是悲哀的事情數不勝數。1967年的春天，我曾看過北京《中學文革報》登載的《出身論》，一遍又一遍地讀著，為在《血統論》盛行的時代還會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文章而慶幸。直到八十年代初我才知道，這篇文章的作者遇羅克已經在1970年就被處以死刑了。當時他隻有二十七歲。他的死，僅僅是因為他寫了《出身論》
《出身論》提示的不是什麽高深的理論，而隻是一個常識。
